一、社会阶级

（一）世族阶级的形成

南北朝的社会，有着严格的阶级区划，大体说来，可分四个阶层：上者为士人，其次为平民，再次为部曲，最下为奴隶。士人阶级中又有世族（亦称“士族”）与寒门之分，世族是社会的最上层，也是政治权位的把持者；而世族本身，又分若干等级，高下分明，不容混淆。他们的地位，是经社会公认和政府承认的，有时虽君主也不能加以更易。至于寒门出身的士人，虽然也有参预政治的机会，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声望远较世族为低，宦达的机会也远较世族为少，同时他们也永远不能升为世族。平民也就是从事农工商业的大众，他们虽是政治上的被统治者，但各有其独立的生业。部曲是大族豪门所豢养的家丁庄客，他们是豪族的寄生者。此外南朝有所谓“兵户”，也就是被政府勒令当兵的人家，大半出身于奴隶和罪犯，他们的地位已与奴隶相差无几。东晋时人民的丁壮大都依附豪强，政府因需要兵员，时常有发奴为兵或以罪犯为兵的事。到宋时，更强逼这类士兵世袭，因此有所谓兵户。至于真正的奴隶，则更是绝无自由可言。

整个南北朝时代，世族阶级始终存在，对后世也有甚大的影响。这种阶级的产生，是从东汉起经过数百年演变而成的。中国的社会自春秋末年封建制度破坏后，下至秦汉，已没有固定的阶级存在。汉初的功臣集团，虽然在政治社会上有其特殊地位，但为时甚暂，至文景二帝时，这现象已逐渐消失。至于功臣后裔之封列侯者，不但数目不多，不能构成一个阶级，而他们与平民的不同，主要只是贫富上的差异。外戚虽也有世掌国政的，但为数极少，更不能算作阶级，同时他们大多是旋起旋灭。汉武帝以后，因为太学的建立以及选举制度的推行，平民仕进的机会大增，阶级的流动性也愈烈，除了皇帝巍然在上外（当国的外戚，实际上可以算作皇室的一环），政治社会上，可以说已没有什么特殊阶级。

汉代政府崇尚儒术，因而经学昌盛。当时的若干老师大儒，对经学的研究各具独特的见解，因此有所谓“家法”；习经的学子，也各有师承。当时的儒者，对于学术的授受，限制甚严，不愿把独得之秘轻易教人，所以又有传子的习惯。常有某家之学，累世相传，历数十百年而不坠的，如孔氏（孔子之后）、伏氏（伏生之后）、桓氏，都以累世经学著名。当时政府以经学取士，朝廷的征辟和郡国的推举，大都以经学赡富者为上选，因此由累世经学造成累世公卿。如孔氏自孔霸（昭宣时人）至其七世孙昱，一家为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桓氏自桓荣（明帝时人）起，一家三代，为五帝师。东汉中叶以后，累世公卿之家益多，如弘农杨氏自杨震起，四世为太尉，袁氏自袁安（和帝时人）起，四世有五人为三公。这种士大夫的传袭势力，造成所谓“门第”，在社会上有其特殊地位，已颇具南北朝世族的雏形。东汉末年，察举制度日坏，仕途也渐为此类权门所垄断，更加速特殊阶级的成长。虽然如此，东汉世族与寒门之分，尚不太严，寒士之作高官或显名于世的，仍不乏人。

汉献帝建安时代，曹操当政，他是宦官之后，为世所轻，因而仇视高门。他得志后，便肆意摧残望族，结果杨、袁、孔诸氏，都被他诛除，一时俱衰。但到魏文帝时，因推行九品中正制，却又造就出一批新世族。九品中正制为陈群所创，乃是一种政府选用人才的制度。其办法是政府于每郡设小中正，每州设大中正，各以在中央政府任职且才德充盛的当地人充任。先由小中正区别其辖区中的人物，定为上上至下下九等，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以上司徒；再由司徒核实，然后付尚书选用。此制最初的用意，是在谨慎选才，以矫汉末滥选之弊，但末流所及，仍为权门所把持。权贵子弟，依恃其家庭地位及社会关系，本易获致名誉，膺列上品，而若干不肖中正更逢迎权贵，徇私舞弊，以是权门在这种制度下占尽上风。此外魏时大臣子弟，不必由中正推举，即可任官，如钟毓（钟繇之子）十四岁即任散骑侍郎。而寒士的进身之阶，则完全操在中正手里，他们自然没有与权门抗衡的力量。这制度演变到最后，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世族复盛的另一原因，便是司马氏的维护门阀。司马氏系出望族，因此专魏政后，复重门阀，如晋室的佐命功臣贾充、王沈、裴秀等，都是贵族世胄。到晋篡魏后，世族乃渐成为政治社会上的特殊阶级。他们的势力，并未因中原的丧乱而受到多大挫折。晋元帝江左立国，有赖于世族的拥戴，世族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也照样在江南维持着。北方的故家大族大批南渡，借着晋室的名义，各自占地名田，封山锢泽，做南方的新主人翁。没有南迁的世族，则大都与外族政府合作，以保持其门第；外族政府也利用他们以笼络汉人。因此无论南方与北方的世族阶级，都没有因战乱而衰落。

南方的世族，有“侨姓”与“吴姓”之分。侨姓是指自北方南迁的诸姓，以王（琅玡）、谢（陈郡）、袁（陈郡）、萧（兰陵）为大；吴姓为吴地土著的诸姓，以朱、张、顾、陆为大；但吴姓的地位，远不如侨姓。大体说来，东晋及南朝政府对南士采排斥态度，南士也不肯与之合作，因此土著与侨民之间，隔阂甚深。南朝政府的重要首长如“仆射”等职，绝少由南士出任。甚至梁人所撰的氏族谱，吴姓次序，尚不能列入百家之内。北方的世族，则有“郡姓”及“国姓”（唐人称为“虏姓”）之分，郡姓是指汉人的阀阅，可分关东、关中二区，关东以崔、卢、郑、李为大，关中则以韦、裴、柳、薛、杨、杜等为大。国姓是指魏孝文帝汉化时鲜卑人所改的汉姓，如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等。南方世族等次的划分，系根据其族的传统地位及声望，为社会所公认，政府无法左右之。北方大姓的等次，除由社会公认外，朝廷并为之划定标准，以为选任的参考。北魏时即分世族为膏梁、华腴、甲、乙、丙、丁六等，各以其家累世官职的大小为准而分高下。此外魏室并提携若干胡人的勋贵，承认某些姓氏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因此也产生了若干胡人的世族。总之，南北朝时代，世族已发展成一种具体而完整的社会阶级，与其他阶级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二）世族与寒门的对立

世族与寒门，虽同属士人阶级，但两者之间，却有极森严的界限。寒士经常遭受世族的压制歧视，久怀郁愤，因此双方在政治上显然处于对立的地位，这种现象，尤以南朝为甚。南朝的君主，大都提携寒士，以抵制世族，但因世族的根深蒂固，其位望并没有受多大影响。

世族为了保持高门的地位，因而高自标置，不与寒门为伍。对于婚姻，必选择门户相当之家，如南朝的王谢二家，便经常联婚。世族与寒门通婚，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事。梁武帝时，侯景初降，武帝对他竭力笼络，所求从未拒绝。惟独对景的求婚王谢，无法答应，命他“于朱张以下访之”。这可看出南朝世族对婚姻的重视，即皇帝也不敢为寒门做月老。但并非绝无例外，有时富有的寒门，可以重聘娶得破落世族的小姐。不过这种行为，在南朝为清议所不容，甚至有的世族因此而遭到弹劾的。北朝则尺度较宽，但有一种陋习，高门与卑族结婚，必多索聘礼。魏齐之世，渐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俗，凡婚嫁无不以财币相尚。这种颓风，曾为魏室所严禁。有时寒门攀婚世族而不得，如能设法娶得一位世族出身的罪人之女，也引以为殊荣。此外世族即于日常社交中，也矜持异常，与人有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南朝的寒门，虽官高势大，在社交场合中，也不能与世族平等，甚至寒士与世族同坐，有时也会遭到羞辱。如果寒士想周旋于世族之间而不受排斥，则必先取得世族的同意，朝廷对之无能为力。

世族在政治社会上是特权阶级，南北是一致的。但两者的境遇不同，因此其作风也有显著的差异。南方世族，在拥戴王室的名义下，视南土为殖民地，常藉上凌下，压迫土著。对政治权利，采分占办法，各有独自的领域。同时他们环境优越，可以自由发展，没有外来压力的威胁，因此他们家族组织也趋向小家庭化，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的占十之六七。甚至同族之中，也分高下，例如王氏便有清溪王氏与乌衣王氏之分。南朝的世家子弟，少年即可充任显职，但世族之居官者，莫不视政事为俗务，决不亲自处理，一切交其低级的僚属去办，自身则只拥一个高官的虚名。对世务愈不关心，便愈显其雅量高致，因此造成所谓“胥吏政治”。他们日常所好的，只是文学艺术以及辩论玄理的“清谈”。南朝的世族子弟，擅长诗文书画的，代不乏人，清谈更蔚为当时的风气。这种舒适懒散的生活，使世族子弟们的体格日趋柔弱，精神日趋萎靡。

北方世族的境遇，与南方大不相同。他们处于胡族的压制之下，不得不厚结民众，藉以增强自己的地位，而博得外族统治者的重视。同时因为他们处境艰苦，对同族也常抱温恤之情，团结互助。当时北人极重同姓，称之为“骨肉”，有远来相投的，莫不竭力相助。因此北方世族的家族组织，趋向于大家庭制。当时的北方强族，二三千家聚居一地的，所在多有。这类大族在北朝的地位，颇似刘渊、石勒之在西晋，外族政府对他们时有戒心，不敢轻侮。此外北方世族，大都思勉立功业，以图存全，因此相率以经术政务是尚。由于以上的原因，北方的世族与寒门之间的仇视，远不如南方为烈。

南朝的君主，颇多出身寒族。刘裕出身“田舍翁”，少时尝以伐荻为生；萧道成、萧衍虽同为兰陵望族，但其族为后起的，较之王谢诸大姓，犹为寒素；陈霸先则出身小吏。他们初起时，世族对之并不输诚拥戴，例如刘裕北伐，除其旧属刘穆之外，朝中大臣，并无心腹可托，穆之一死，便须立即赶回，而不能从容经略北方。他们对世族也深感不满，颇思力返两晋积习，裁抑名门，因此内朝常任寒士，以掌机要。而世族对此辈擅权的寒士，率以“恩幸”目之，每加轻视，寒士也以其道与之对抗。梁武帝时，朱异轻傲朝贤，不避贵戚，有人劝他，他说：“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见《南史》卷六二《朱异传》］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南朝世族与寒士相互间的仇视。

南朝君主虽然提携寒门，以推翻旧日政治上世族的独占局面，但寒士的声望无法与世族比拟，因此寒士终不能完全取代世族的政治地位。南朝君主虽裁抑世族，但他们本身对政治并无新的理想和办法，而他们的家庭更未曾沾染到世族的家法门风，皇室子弟的教育不良，昏主迭出，使政治益趋恶化。昏主所亲信的，大都是寒门出身的近习，这类寒士，虽也不乏有才之人，但求一品格完善者，却甚难得。有时他们的玩法弄权，营私收贿，较世族尤有过之。因此他们不但不能革新政治，反而使政事益加败坏，这自然由于寒士阶级的学行素养平均不及世族所致。总之，南朝世族的政治权位，并没有因君主们的提携寒门而遭到多大顿挫。他们所遭遇的最大打击，乃是梁末的侯景之乱，自这场空前的灾难后，南朝的世族才日趋没落。

（三）世族的衰落

南朝君主的提携寒门，虽未能把世族的势力摧毁，但世族本身则日趋腐化。事实上，世族本没有多大力量，外不能驱逐胡虏，内不能防止篡窃，连维持一个小朝廷的局面都很勉强。他们所靠的只是他们先世的名望以及传统的社会地位，与皇室政府相互利用，而形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的从政只是为了保持门第，不是为报效国家，因此他们不以改朝易代为意。但两晋皇室，因出身高门，与当时的世族，尚能气类相合，休戚相关，世族对皇室，也还能尽力维护，如东晋时的王导、谢安，对晋室可谓忠心。但东晋灭亡后，新兴朝代的皇室与世族渊源不同，精神上难免发生隔阂。世族对皇帝既不能忠心翊戴，皇室对世族也不能推诚相亲，只是表面上相互应付。因此南朝的政局，甚不稳定，朝代的更迭，也大为加速。晋时，世族颇有长于政事者，知兵者也不乏人，谢氏一门便是其代表。但到南朝，世族的暮气益深，擅长政事的业已绝少，知兵者更不可得。因此军政实权都落入寒门之手，世族在政治上变成摆设。这现象到梁武帝时已非常显著，当时政权操于朱异等人，而统兵出镇的武将，更都出身寒门。因此最后世族所持以骄人的，便只剩下几片枯骨。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不使世族步入衰运。虽然如此，其优越的权利地位，都仍然保持着，直到侯景乱起，才遭遇致命的打击。

侯景在寿阳时，因请婚于王谢，梁武帝不许，景怒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似乎早已立意要对南方世族加以打击。到他南下攻陷建康后，便恣意摧残世族，掳掠杀戮，无所不至；世族倾家荡产，流离死亡者不可胜数。此外侯景并解放奴隶，优予官赏，往日的阶级次序，至此完全颠倒错杂。而南方土著大姓，平日对侨姓积怨已深，自此也乘机而起，到处聚众为乱。南朝的社会组织，经此严重的破坏，再也无法复原。侯景乱平后，旧有的世族已面目全非，冠冕旧家的子弟，沦落到以耕田养马为业的，比比皆是。到陈武帝兴起，他的部下，又大都是南方土著，因此侨姓世族的势力，益加不振。隋平陈后，南方的世族阶级，乃与南朝的政权同归消灭。

北方从“五胡乱华”起，到北朝时代，大体说来，胡族君主对汉人世族是始终笼络的，其主要目的是藉这批世族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以统治众多的汉人。北魏自开国之初，即信用清河崔氏。至太武帝时，曾以修国史事族诛崔浩，当时大姓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因与浩为姻亲而遭族灭，世族的声势，一时为之大挫。但其后不久，孝文帝倡导汉化，推崇门第，因此世族之势复炽。同时孝文又制造了一批鲜卑世族，从此胡汉都重阀阅，汉人世族，遂又多了一层保障。尔朱荣之乱，遭祸最烈的是居于洛阳的鲜卑贵人，汉人世族所遭的打击似不严重，因此他们仍有复起的能力。其后魏分东西，东西魏创建者的高氏和宇文氏，都起于胡化中心的北边，对汉化最初是仇视的。高氏对汉人世族的潜力，似乎并未十分注意，因此保持着较浓的胡化，篡东魏后，对汉人仍不亲任，而宠信西域人。宇文泰对汉人世族则加意联络，他曾利用出身望族的苏绰、卢辩为他草创官制，建立新的政治规模，其后终能击灭北齐，统一北方。由于关东是被征服的地区，而周政府更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因此关东世族的政治势力，较前大衰。

前面已说过，宇文泰新政的一项要目，即是把关东籍的有功汉将改为关中籍，或赐以胡姓，冒充鲜卑贵族的后裔。这些改籍的汉将中，其中也颇有出身于世族的，例如北周的佐命功臣李虎，其祖籍本为赵郡（今河北赵县），入关后改籍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东北），并改姓大野氏。［参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这种办法，使北方世族的谱牒，发生相当的紊乱。到周灭北齐，周人以战胜者的姿态君临关东，政治要津皆为关中的胡汉世家所盘据，关东世族自然无法与之抗衡。其后关中的胡族世家，也日渐衰落，终由汉人世家的杨氏取代了胡族宇文氏的政权。隋时，政权仍握在关中世族手里，但从隋起，整个北方的世族阶级，开始走下坡路。这与隋的废除九品中正，改行科举有莫大关系。因为在科举制度下，平民可以考试得官，寒门仕进的机会大增，世族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自然动摇。但世族具有数百年的传统力量，重门第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加以隋至唐初，科举制度尚不十分发达，因此世族仍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社会上重视门阀的风气，至唐代中叶依然存在，直至五代，世族的势力才完全消灭。

南朝世族对后世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们遗留的优美的文辞书法以及玄远的谈论，但也带给社会不少的恶风，诸如奢侈、贪污、萎靡等。由于他们对政治的不能胜任，把南朝的汉族政权几乎断送给胡人，假如不是隋室篡周，汉族势必要完全为外族所征服。至于北朝的世族，也同样遗给社会若干不良的风气，但他们在异族的统治下，能屹立不摇，始终具有强固的力量。由于他们的存在，使胡族政权在中国不能建立绝对的威信和稳固的基础，终致使胡族夺自汉人的政权，再潜移到汉人手里。从民族的观点看来，北朝世族的贡献，远较南朝为大。

二、民生状况

（一）士庶的生活

贫富的过度不均，是南北朝最显著的社会现象。田地山泽集中于贵族阶级之手，他们的生活骄奢淫逸，而一般平民的生活则甚为艰困。虽然这种现象在魏晋时代即已非常显著，但南北朝时代更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政治上则是贪污成风，政事的败坏自可想见。这些虽都是南北共有的现象，但比较上说，北朝的风气仍略为俭朴，政治也较上轨道，这是因为北朝政府有时还有办法和魄力来从事革新。例如魏孝文帝便曾推行过均田制，在南朝则绝无类似的措施。南朝一切操之于豪门大族，而政治宽缓，禁令如同具文。至梁武帝末年，南朝的政治已腐败不堪，人民的生活如何，不问可知。

当时人民虽处于政治黑暗、战争频仍的境地，所以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而不致全部崩溃者，则与当时粮食能充足的供应有关。当时南北双方虽不断作战，但只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中进行，北朝河北地区和南朝江南地区的秩序，大体还算安定；而这两个区域，又是南北朝主要的产粮地，因此对于粮食的供应，尚能不虞匮乏。大体说来，当时的粮价，无论南北，都还便宜。例如南齐时，荆湘诸州的谷价，每斛不到一百钱。南朝粮价最便宜的时候，要算梁武帝初年，史载天监四年（505），米一斛只值三十钱。东魏孝静帝元象、兴和时（538～542），北朝的谷价更便宜到每斛只值九钱。［南北朝粮价，分见《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王嶷传》，《梁书》卷二《武帝纪》及《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当时北方人的粮食以豆麦为主，多用以做饼；南方人则以米为主，用以做饭及粥。平民佐餐之物，大都以盐菜为主。中国古代，习惯上惟有官宦和老年人才可食肉，普通人则颇少能有此口福，南北朝时代仍保有这种习惯。至于肉食，则北方以牛羊为主，南方以鹅、鸭、鸡、彘、鱼等为主。贵族馐馔的丰腆精美，与平民饮食的粗劣，成为极显明的对照。梁武帝躬行节俭，日食菜蔬，但他的御厨能够“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可以想见其烹调之精。外国食法，也有若干传入中国。当时嗜酒之风也很盛，制酒多用黍米，有时杂以其他原料，制成佳酿，并有各种名目。北方胡人，至迟在东晋末年已会制葡萄酒。饮茶大约起于三国时代，南朝的贵族已颇有饮茶的习惯，北方胡族则以酪浆为主要饮料。此外，当时似乎还没有蔗糖，仅有蜜和米麦制成的糖。

衣服方面，大体说来，南方士大夫多尚长衣宽带，惟戎装始为短衣，这也是自古相沿的习惯。当时贵族如着短衣出入廛里，即为人所不齿。冠则仍承秦汉之制，凡十三种，但不完全施用。冠用于较正式的场合，此外有帽，较冠为简便。又有帻，是一种用以覆发的巾，多以缣制成。鞋类大体分履与屐两种，履是短筒鞋，屐是木屐。当时仍有席地而坐的习惯，登席者须先脱履，朝会和祭祀，更须赤足。北方的胡服，则为短衣，自然为的是便于骑射。胡服的另一特点是着靴，到唐代，靴渐变成中国的官服。衣料则以绢和布为主，绢以丝织成，布以麻织成。当时只有南边的交广地区种植棉花，但不普遍，其种法也还没有传至中土；同时交广输入的棉布，为数极少，莫不视为珍货。絮（丝绵）的价格极贵，普通人在冬天很难购置一套丝绵的卧具或衣服，因此北方人多用毡御寒。最奢侈的，要算锦绣一类的衣料，有“销金”、“织成”等名目。

当时的房舍，普通士大夫，大抵有屋数十间，且多附有园圃。豪贵之家的住宅和园池则极其宏丽，而且时常发生侵夺他人田宅的纠纷。营建的材料以土木为主，奢侈者常以琉璃为装饰。琉璃的制法，于北魏初年自大月氏传入，其后虽日见流行，但价值甚贵。此外尚有用香料涂壁的。平民住宅，则多用竹茅造成。也有凿石掘地为窟室的，北地因土质黏韧，窟室尤为普遍。北边胡族多住毡帐，毡帐之大者，可容千人。当时虽仍有席地而坐的习惯，但已普遍使用胡床，胡床亦即后世所谓的“交椅”，用后可以悬挂。这种床何时自胡地传入中国，不得而知，但至迟在西晋时代，便已风行。

行的方面，因南方少马，士大夫多乘用牛车，甚至皇帝的乘舆有时也以牛牵引。北方的牛车也很盛行，但北方产马，因此北人也常骑马或以之驾车。此外尚有驴、骡、骆驼之类，但驴骡多半为地位较低的人所乘用，而南方人对乘马则视为畏途。除利用畜牲外，还有用人力负担的交通工具，南朝士大夫常使用肩舆代步，最阔绰的肩舆须用八人来抬，称“八舆”，此外有篮舆、板舆等。又有辇，是一种以人力推挽的车，又称“步辇”或“步挽车”。又有“马舆”，是一种用马抬的轿，较马车为安稳。

贵族们除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享受外，对于赌博、弈棋、音乐一类的娱乐，也甚为好尚。南朝君臣，尤喜弈棋，甚至有时列为品第，以评定优劣。音乐方面，南北都竞尚淫靡之音，但南朝的清谈者，尚能不废古乐，颇有以弹琴著名的。北方则几乎成为胡乐世界，北朝晚年，西域的音乐歌舞，大为社会所欢迎，而胡族的乐器如羌笛、琵琶，也风行于全国。

（二）农商业与钱币

南朝的农业区域，以江南为主。自晋室南渡后，荆、扬二州的农业，大为兴盛，这自然与政府南迁人口增加有关。二州农业最盛的时期，要推晋安帝末年至宋文帝末年的四十年和梁武帝时代的四十余年间。当时主要的产粮区大致为今湖南、湖北两省的沼泽区，长江下游沿岸和太湖流域。江南是南朝的根本，南朝所以能维持长久的偏安局面，实有赖于江南的富庶。至于淮水南北地区，因接邻敌境，人少地荒，农业极为衰落。当时南朝淮水地区驻军的粮食，例须由江南运往。齐明帝时，朝臣徐孝嗣曾上表请政府辅助人民，垦荒于淮南，结果未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淮南地区的荒芜。至于淮北地区的情形，更可想见。

东晋时代，北方诸胡国能留心农事者甚少，惟前秦苻坚、前燕慕容皝和北燕冯跋等，稍知劝课。北魏道武帝，对农业也颇能留意，他初起时，曾命东平公仪垦辟河北（今套外地），以为屯田。及与后燕交兵，攻取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又移当地居民十余万家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其后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把平城及其附近数百里的地区，划为农业区，名为“畿内之田”，在这个区域中劝课农桑，从此连年丰收。但以战争频仍，收获仍不足以供消耗。明元帝时，以食粮不足，曾拟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太武帝因屡次亲征，委政于太子晃，晃颇注意农事，因之田地大为增辟，但也只限于畿内之田。直到孝文帝时，对农业才有全盘的改革。他于永明三年（485）开始行均田制，男丁及妇女，皆由政府授以定额的田地。并于建武元年（494）迁都洛阳，以利漕运。北魏分裂后，东魏政府勤力农务，因此孝静帝时，连年大穰，造成北朝谷价最低的纪录。至北齐末年，因政治不良，加以连年蝗旱，渐至民不聊生。而西魏及北周，则对农事始终注意。

关于商业，南北朝时，社会上仍抱有旧日重农轻商的观念。虽然如此，一般王公大臣以及重要地方官吏，仍有不少兼营商业的。这种风气，南北都很盛行，要人中颇有与商贾发生不解之缘的。例如北齐的奸佞和士开，便是一位官而商者，因此富商大贾在当时的社会上亦颇有势力。至于重要的商业地区，南朝以丹阳郡为盛，建康更是丹阳郡的商业中心，当时秦淮河为长江内港，沿河地区便是市场的集中地。此外广州、扬州，也都是著名的商业都市。北朝则以洛阳、长安、邺等地为最盛。

南北虽然对立，但双方商贾的交易，则通行无阻。北方所需南方的货物，主要为“羽毛齿革”之属；南方所需北方的货物，则为“漆腊竹木”等物；此外双方并常运米以通有无。而双方使节的往返，也大都趁机做笔生意。至于邻国或近塞外族部落之间的交易，也很通行，如库莫奚、突厥、吐谷浑等都与北魏有商务关系，而西域与北朝的商业往来，尤为频繁。当时河西诸郡，商贾云集，有时更通用西域的货币，可见贸易之盛。西域“商胡”留居中国经商的，为数亦多，甚至若干商胡，操纵北朝的政治，和士开便是西域商胡的后裔。南朝则与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发生过商业关系。

畜牧业北朝较南朝为盛，北朝畜类的产量极丰，例如北魏末年鲜卑豪帅尔朱荣所有的畜类，便多到“色别谷量”的地步。手工业的情形，记载甚为缺略。矿业则南北均极贫乏，齐武帝曾一度开采南广郡（今四川珙县一带）的蒙山铜矿，后因功费太大而止。北魏也曾派官开采长安骊山等处的银矿，此外汉中有金户约千余家，经常在汉水淘金，至魏末废除。

至于南北朝时代的货币，则以钱币为主。中国最早的货币，当属商代的贝；金属的币，可能起于东周初年。战国时的货币，列国并不一致，例如周秦用圆钱，三晋用铲形钱，齐用刀形钱。到秦国统一，一律采用方孔圆钱，文曰“半两”。汉高祖时，以铜量不足，改铸三铢钱。武帝时改铸五铢钱，铜质及铸工均佳。其后王莽改易货币，金融大乱，光武时，又复五铢钱。东汉末董卓在洛阳时，曾铸大量的小钱，以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曹操当政时期，复用五铢。魏文帝时曾废铜钱改用谷帛，流弊甚大，明帝时乃复铸五铢钱，此外吴蜀均曾铸大钱。东晋时，南方钱币缺乏，通用孙吴旧钱，民间也时有私铸。

到南北朝时，各代时有铸钱之举，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始铸四铢钱，重如其文，这是南朝铸钱之始。至孝武帝，又铸四铢钱。齐武帝时也曾派人入蜀铸钱，后以功费太大而止。梁武帝初年，改铸五铢钱，并别铸一种无周郭的“女钱”，二者并行，但历代古钱依然流通，无法禁绝。其后武帝尽罢铜钱，改铸铁钱。因铁钱易得，于是民间纷纷私铸，以致物价腾贵，紊乱不堪。陈时铁钱不行，至文帝，改铸五铢钱。宣帝又铸六铢钱。其后直至陈亡，仍行五铢。

北朝初期，交易以谷帛为主。魏孝文帝于建武二年（495），始铸五铢钱，但因工精质美，数量不多，故流行不广。宣武及孝庄之世，亦均铸钱，是为“永平五铢”及“永安五铢”。其后因私铸者多，渐又细薄。齐文宣时，废除永安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铸造甚精。文宣以后，渐多私铸，其风愈演愈甚，直至齐亡。北周最初仍用魏五铢钱，武帝时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其后更行“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既而又废布泉。宣帝时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并用。到隋文帝代周，更铸新钱，文曰五铢，重如其文，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但周齐旧铸之钱，仍许通用。至开皇五年（585），钱币始告统一。

总之，南北朝时代，因不能大规模铸钱，而致新旧钱并行，加以私铸，种类愈演愈杂。至于不能大量铸钱的原因，主要由于铜的产量不足，且铜矿多远在边疆，铸钱工本过大，而分裂战乱，使南北政府均无法胜任这项艰巨的工作。隋初，统一之势已成，加上文帝的决心与魄力，才把东汉末年以来四百年间紊乱的币制，加以廓清，而树立了一个坚固的币制基础。

（三）国内与国际交通

南北朝的交通，以水路为发达。南朝江湖航运的繁盛，自不必论，就是北朝的水上交通，也很便利。北朝政府对于水运，一向注意，时常加以整理。所以如此，基于两点原因：一是为便于军队的运输。北朝政府是无时不思南伐的，而庞大军队及军需的运输，须仰赖水路，北魏曾为此订过详细的运输计划。二是为便于粮食的运输，亦即所谓“漕运”。北朝的首都地方，以人口集中，当地粮食的产量不够供应，须赖外地粮食的输入，魏的洛阳，隋的大兴，莫不如是，因此漕运成为北朝的大事。当时北方的主要河流为黄河、洛水、汴水、清河及淮水等，政府对其河道均加以修浚，使之相互畅通，构成宽广数千里的水上交通网。至于南朝的北伐，也多半利用水路运输军队，如宋王玄谟、陈吴明彻的北伐，即曾利用黄河及淮、泗等水。

陆上交通，史载不详，史书所特别记录开辟道路的事，大半不为行军，便为巡幸。南朝的道路，以“驰道”为最著名。驰道是当时的御路，也是京城建康的主要道路，建于宋孝武帝时。驰道有二条：一自阊阖门（京城西门）至朱雀门（在京城南五里秦淮水北）；一自承明门（宫城北门）至玄武湖，可知并不甚长。至于其路面，不过较为平坦，仍有尘沙，须用水洒之，也可看出当时筑路技术的不佳。北朝于魏道武帝时开辟过几条道路，如为伐后燕而开的井陉路（在今河北井陉县一带）；伐燕后北还时又用兵力修建“直道”，自望都（今河北望都县西北）凿恒岭至代（今山西大同市东），长达五百里；又为校猎开“沙泉道”。其后文成帝曾修治“河西猎道”，孝文帝曾开灵丘道（在今山西灵丘县一带）。每次动用人工，自数千人以至数万人不等。至于地方官民因便利交通而修的路，简直没有记载，可见其事之少。

当时的海上交通，也很便利。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地区，与南朝的首都建康，均可由海道交通。今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高丽诸国，以及日本地区的倭国，皆向中国遣使入贡；百济、倭国且均受过刘宋的册封。南海诸国如林邑、扶南，及天竺（今印度）等，皆曾与南朝有外交或商务的关系。当时有所谓“昆仑奴”者，是南洋群岛土人被掠卖为奴的，其人肤色甚黑，到中国的颇多。又有所谓“昆仑舶”，是昆仑人所操的船舶，时来中国贸易。由此可见当时南海诸国与中国交通和商务的频繁。

北朝与西域诸国的交通，也很发达。魏晋以降，中国与西域，为羌人所阻绝。至前秦苻坚统一北方，西域诸国最初朝献者十余国，继而鄯善及车师国王入朝，葱岭以西的大宛、康居等国，也均遣使贡献，计先后遣使朝秦者六十三王。其后苻坚想效法汉之设立都护，把西域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因此他于淝水战前不久，派吕光率兵七万，出征西域。秦军连下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县）、焉耆（今新疆焉耆县）、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其余国家望风归附。吕光大搜西域珍宝，以骆驼二万头驮载而归，并带回奇技异戏，殊禽怪兽千余种，骏马万余匹。其后北方大乱，西域再度与中国隔绝。直到北魏太武帝时，始遣使通西域，诸国贡献相继。到魏灭北凉，鄯善断西域通路，诸国贡献历年不至。其后魏平鄯善、焉耆及龟兹等国，西域再通，自中国西行直至葱岭以外，均畅行无阻。西域高僧，相率来华，佛教遂愈演愈盛。魏曾于洛阳城南伊、洛二水之间，设“四夷馆”，以招待诸异族及南朝的归附者，四馆中的“崦磁馆”即用以款待西域人者。当时西域人归化北魏的达万余家，所居门巷修整，宝货填积。魏并立市于洛水南，名“四通市”，以为其贸易之所。北魏分裂后，寄居洛阳的西域人，大部为东魏、北齐所得，因此北齐的宫廷尤其在晚年最为西域化。北周虽未积极经营西域，但双方的商业交通，则一直在维持着。

汉代的亭传制度，到南北朝时代已等于废除。因旅客的需要，逆旅（即旅馆）之业乃大兴，但偏僻之区，旅馆仍不多见。旅馆纯为私人牟利而设，其设备颇为简陋，无法以之接待国家贵宾。而南朝的宾馆不修，士大夫又无馆客的习惯，因此使节往来，多寄居僧寺。南朝的贵人们有时也寓居僧寺，所以当时的僧寺即是变相的旅馆。至于货运，除了商人自营以外，尚没有专门为人运货的庞大运输机构。邮政也没有，信件多托人携带。至于政府文件的运送则仍恃驿传，驿道的设备，尚称完善。

三、宗教信仰与社会风气

（一）佛教的昌盛

佛教自东汉初年正式传入中国，但当时社会安定，佛教并没有多大的发展余地。到东汉末年魏晋时代，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精神上也缺乏寄托；而当时中国传统思想的儒学，久已变成没有灵魂的空架，因此佛教乘虚进入中国思想界。两晋南北朝的三百年间，佛教大盛。其发展虽曾遭遇若干顿挫，但其传布则始终未曾停止，佛教的若干重要宗派，也于此时萌芽。

汉时僧侣皆来自西域，多以译经为务，最初的译经大师，为桓灵二帝时的安世高（安息人）、支娄迦谶（月氏人）。魏文帝时，始准人民受戒为僧。其时南方的吴国境内，佛教也颇流行。西晋时有竺法护者，敦煌人，通晓多国语文，他是最早能自译梵文经典的中国人。西晋末年，西域僧人佛图澄来华，他善诵神咒，并精图谶先知之术，其后为石勒、石虎所崇信。至其弟子道安（常山人）起，始以传教为务。东晋南渡后，佛学开始影响中国的学术界，其时僧侣如竺法深、支道林等，与名士们辩论玄理，因此士流思想，沾染了不少佛家色彩。至东晋末年的慧远（361～443），尤为士大夫所崇奉。中国僧侣第一位入天竺求经的，则为法显，他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自长安西行，经三十余国，至中天竺（今印度北部），游学数年，于义熙十年（414）自海道返国。佛教教义有大小乘之别，小乘专修个人，大乘则兼度他人。最初传译至中国的佛经，多属小乘，至晋安帝时，天竺僧侣鸠摩罗什受后秦姚兴的敦聘，前来长安，才开始传译大乘经典，并校正旧译之误。一时译经之风大盛，佛教也自此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宗教。

到南北朝时代，佛教益盛，南北都弥漫着佞佛之风。当时的君主，不少是佛门弟子。南朝如宋明帝、齐明帝、梁武帝等皆笃信佛教，其中梁武帝迷信之深，更为旷世希有。即以陈武帝的英明，也乐此不疲，这自然是风气使然。北朝则自魏道武帝入中原，便开始信佛，并建筑寺院。至太武帝，因改信道教，并怀疑沙门谋反，遂有灭佛之举，摧毁佛寺，坑杀沙门，佛法被废弃者达七年之久。到文成帝，又恢复佛法。其后献文、孝文、宣武诸帝，莫不信佛，对佛事的靡费也越来越大。北齐的几位君主都信佛，北周则到武帝时，又有灭佛之举。至于士大夫和平民信佛的，也极普遍，因此寺庙的建立，遍于南北。史载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即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而北魏孝明帝末年，寺院竟多至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由于佛寺的兴建，建筑雕刻的技术也大为进步，尤以魏代对佛像的营建，工费极大。如文成帝时，曾铸释迦立像五座，各长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又如北魏累世在龙门山（即伊阙山，在洛阳城南）镌刻石佛，为数极多，高者达六七十尺，形态不一，备极工巧。据说其造像法传自师子国（今印度锡兰岛），具有崇高的艺术价值。

北魏佛像，敦煌莫高窟。

由于僧尼的众多，以及其素质的不齐，因此许多不良现象也随之发生，诸如僧尼与俗人间发生不道德的行为，僧尼的逃避赋役，以及建造佛寺佛像的靡费等。弊端既多，政府乃不得不对之加以限制。南朝宋文帝、孝武帝及齐武帝时，均曾屡申禁令，不准私建寺塔，并淘汰沙门。北朝也曾下过多次禁令，魏孝明帝初年，胡太后曾下令限制每州度僧的人数，但当时法禁宽弛，不能改肃。到孝明末年，国家多事，徭役繁兴，因此人民剃度者，更为踊跃，造成空前未有的数量。其后至周武帝时，以佛道靡费过多，欲革其弊害，乃于太建六年（574）禁断佛道二教，经像皆毁，沙门道士勒令还俗；寺观及其财货，均赏赐臣下。九年（577）灭齐后，关东佛教也遭遇同样的浩劫。总计武帝时寺庙被充公者四万所，僧尼还俗者三百万人。宣帝时，又复佛道二教。至隋，佛教乃恢复从前的盛况。

萧衍舍身佛寺，选自明刊本《帝鉴图说》。

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宗派，主要可分六宗，即成实、净土、三论、律、禅、天台六宗；其中除成实为小乘教义，其余皆为大乘。成实宗得名于《成实论》，它的作者诃梨跋摩，生于佛灭后九百年。鸠摩罗什来华后，把它译出。齐梁之世，研究成实之风甚盛，梁武帝即皈依此宗。净土宗以念佛求生净土为宗旨，其主要根据为《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及《往生论》。汉桓帝时，已渐行于中国。至东晋，慧远结社庐山，其宗风仪式因而大著。北魏中期，有昙鸾者，为此宗大师，与慧远成南北二派。三论宗依据天竺佛徒龙树（约为200～300年间之人）所创的《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提婆所创的《百论》而开宗派。鸠摩罗什为提婆三传弟子，他至长安后，尽译三论，遂成中国三论宗之祖。鸠摩罗什以后，三论宗渐衰，但尚流行于南朝。此宗主张破邪显正，归结于空，亦即破一切“有所得”之见，而以“无所得”为归。

律宗于东晋末年传入中国。佛教经典，统分经、律、论三部，佛的教法曰经，佛的教诫曰律，弟子学者研习经律而有所著述曰论；统谓之“三藏”。此宗以修持律藏为主，故名律宗。东晋末，中天竺人昙无谶来华，始译律宗经典。初入中国时，尚无中心准则，因而不盛，至唐基础始固。禅宗初祖为菩提达摩（天竺人），于梁武帝大通元年（527）至梁，后去北魏，曾于嵩山（在今河南省中部）少林寺面壁九年，其宗义的特点是屏弃仪式，不立文字，直本心，见性成佛。但南北朝时，其义不显，至唐才发扬光大。天台宗的宗师为智者（即智，538～597），南北朝末期的人，他栖身于天台山（在今浙江省东部），因以为宗名。此宗为中国诸佛宗内首先对佛教经典作系统之整理判释的一宗，并首创“止观”的法门，以为吾人普通对于宇宙人生的见解，皆是迷妄，烦恼由是而生。欲破除迷妄，则须用修行功夫，以现本心中的净性。因它以《法华经》（即《妙法莲华经》）为旨归，故又名法华宗。

总之，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虽日见盛行，但当时的佛学大师多着重于佛经的翻译和教义的传播；至于发挥佛理，推陈出新，则功效不宏。所以当时虽有宗派萌芽，但基础尚不稳固。直到唐朝，信仰的狂热已减，一二流的思想家群趋佛学的研究，宗派才大为兴盛。

（二）道教与旧有迷信

道教于晋时称“天师道”，士大夫信奉的甚多，例如东晋名族王氏，便世奉天师道。当时道家可分丹鼎、符录二派，丹鼎派以烧炼服食为事，符录派以经咒醮祷为务。同时因玄学盛行，道家者流，常窃取《易经》、《老子》的义理，以自文饰。晋初有葛洪者，著《抱朴子》，便是拿炼丹服药的理论，来附会易老。这类道书，甚合江左士大夫的脾胃。东晋东南沿海地区，道教尤为盛行，信徒极多，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都是以道教惑众而倡乱的。但道教在南方的势力，究不如佛教，南朝君主信道的也不多。梁武帝少年曾受道法，初即位时犹信道，崇道士陶弘景；陈武帝因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受当地风俗影响，也信道教，但二人后来均改信佛教。

北魏君主自道武帝起，开始奉佛。至太武帝，应崔浩之请，改信道教，并奉道士寇谦之为天师，于是道教盛行于北方。其时道教若干经典仪式，多取法于佛教，但其教义终不出符录丹鼎的范围，不如佛法的渊微。太武曾亲至道坛受符录，其后魏室每位君主即位时也必受符录，成为故事。东魏末年，高澄崇道，曾置馆宇于邺，使道者居之。北齐君主，多不信道。北周则崇信道教，但到周武帝时，与佛教同遭摧残。其后直到唐初，道教始再度得势。

道教与佛教在北方同时盛行，因此双方屡次发生冲突。魏太武帝、周武帝的两度灭佛，都与道教有关。崔浩世奉天师道，因劝太武帝信道，遂有灭佛之举，其后更演为剧烈的政治斗争。太武太子晃笃信佛法，师事沙门玄高，高为崔浩及寇谦之所谮杀，于是太子晃深怨崔浩。其后崔浩以修国史事，开罪鲜卑，为太武所族诛，太子晃颇有构陷的嫌疑。［参看牟润孙《崔浩与其政敌》（载《辅仁学志》十卷一、二期合刊）］周武帝的灭佛，则系利用道士张宾之说，因沙门争之，乃并罢道教。南朝因道教的势力不敌佛教，因此没有发生剧烈的冲突。

南北朝时代旧有的宗教，除佛教和道教外，尚有许多由来甚久传播甚广的迷信，花样繁多，主要的有淫祀、厌诅、图谶、卜筮、占梦、相术等。淫祀即滥祀各式各样的神，这种风气，魏晋时即已盛行，至南北朝仍不稍衰。南朝宋武帝曾下诏禁淫祀，但到孝武帝时又开始修建各种祠庙，此后一直不衰。南朝最著名的祠庙，要算建康城外钟山的蒋子文祠。子文，东汉广陵人，为秣陵尉，逐盗钟山下，伤额而死。据说他曾于孙权时显形于道，权追封他为都中侯，改钟山为蒋山，以表灵异。南朝皇帝，一遇困难问题，便要求助于他。此外如吴兴郡的项羽神，也甚受时人的崇奉。北朝也有淫祀的风气，对所祀的神也不大选择，如常山郡有董卓祠，邺城有石虎庙，其荒唐可想。

厌诅就是命巫觋咒诅所欲加害的人，使其受祸。这种巫术在两汉宫廷中最为风行，咒诅的对象，多半是皇帝。两汉的皇后、太子、诸王、大臣因犯厌诅的罪嫌而遭祸败的，为数甚多。其后一直流行，到南北朝，厌诅仍是政治斗争者所常使用的武器。宋明帝曾于泰始五年（469）下诏宣布庐江王袆厌诅的罪状，诏中对厌诅的方法，有详细的说明：“每觇天察宿，怀协左道；咒诅祷请，谨事邪巫。常被发跣足，稽首北极；遂图画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见《宋书》卷七九《庐江王袆传》］又如北齐后主时，河间王孝琬，因怨恨执政，做一象征的草人而射之，也是厌诅的一种。史载北魏制裁巫蛊的刑罚，极为严酷，也可看出这种迷信在北朝的盛行。

图谶的怪说，自汉朝以后，渐渐衰微。但到南北朝时，若干君主仍然拿它来骗人。尤其是开国的君主，在其决意篡夺之前，必然拿图谶来自抬身价；一般谄佞的臣下，更以为君主造作图谶为猎官的捷径，例如萧道成及萧衍篡位时，均有臣下陈献符谶，可见这种风气的弥漫。北朝也是如此，魏时所制作的若干图谶，荒谬处可令人喷饭。北齐文宣帝在篡东魏以前，也早已命应图谶。南北朝的若干君主既以图谶起家，一般对政权具有野心的人，也往往遵法炮制，以为号召，而求达成其政治阴谋。所以南北朝发生的若干叛乱或政变，也颇有利用图谶以壮声势的。此外还有人捏造类似歌谣的谶语，以求达到某种目的。如宋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贵盛，张永久经军旅，疑其将来难信，因而自造谣言道：“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对二人发动心理战。似这一类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卜筮在南北朝，有时仍用以决断军国大事。如梁元帝时，西魏师攻江陵，帝尚以筮卜判断自己的命运。又如齐文宣帝谋篡位，使人卜之，结果大吉。当时一般王公大臣，也多信卜筮，因而得祸的也不在少数。相术较有征验，因此士大夫信者较多。当时相术主要可分两种：一种是相外形，多半因袭古来旧说，因人而用之。一种是摸骨相，即揣其人之骨骼以断定其人的吉凶祸福。此外又有声相及器物像等。占梦是解释梦中所见的景象，以定吉凶，南北朝时亦甚流行。也有借梦征以惑人的，如南齐大将张敬儿，尝梦“社树直上至天”，以此诱说部曲，自云贵不可言。此外尚有望气、推命、借寿、代死一类的迷信，今不赘述。

（三）清谈及其他风习

“清谈”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流行于士大夫之间的一种风气，也就是一种抛开现实专尚理辩的谈论。这种风气初起于东汉末年及曹魏时代，其起因约有二端：一是因传统儒学的衰微。东汉时代的儒学，着重于烦碎的考据，已无义理可言，使思想界几乎变成真空状态；而儒者所讲究的名节礼法，也渐流于虚伪；都不足以餍学者之望。二是政治的黑暗。东汉末年，宦官军阀无恶不作，国事已到绝望地步，自然为有识者所不满。因此乃有两种反动思想发生，一是崇法务实的申韩思想，一是率性自然的老庄思想。曹操便是前派思想的代表，他一生始终以法术治国，摧抑豪强，整肃政风。而他的部下崔琰、毛玠之流，也都是法治的倡导者。后者在东汉末年虽然尚找不出一个标准的代表人物，但孔融、祢衡一般狂士的言论，已颇与儒家思想相背驰，例如孔融便曾否认父母与子女因血统关系而产生的情感。这种论调，已为魏晋人归依老庄的先导。至于正式提倡老庄思想的，则为魏正始时代（240～248）的王弼、何晏，二人立说均祖述老庄，并参以《周易》。《老》、《庄》、《周易》，号称“三玄”，便是清谈的主要内容。

由于魏晋政权的腐化黑暗，法治精神始终无法建立，申韩思想日趋衰落，相反的老庄思想却日益蔓延。一般学者，因灰心于现实政治，为免干犯忌讳，相率以谈论哲理为务，因而清谈之风大盛，事实上这也是对现实环境的一种消极反抗。王何二人虽为清谈的始祖，但何晏尚务实干，在政治上颇有成绩；王弼则因早死而无所表现。其后至嵇康、阮籍等人，正值魏晋易代之际，政风益坏，忌讳滋多，因而他们的清谈，渐变成纯务玄虚。同时清谈者在行为上也更流于放诞，他们通常的表现是纵酒和不遵礼节。例如阮籍曾一连沉醉六十日，母死尚与人弈棋；嵇康则“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甚至有的清谈者是经常裸体的。这类行为自然是对礼法的一种讽刺，而所谓礼法也正是当时的篡窃者及其佐命功臣们所加意提倡的。

清谈本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逃避，嵇阮等人在政治上均未负过实际责任。但到西晋时代，清谈之风竟蔓延到政治舞台上去，当时不少的达官贵人，一方面手握重权，一方面大谈玄理，把两种相反的事物糅合在一起，造成西晋政治上的种种怪相。从晋室南渡直到南朝时代，清谈竟与一般世族的日常生活无法分开，这种风气对政治的影响是苟且偷安，不务实际；对社会的影响是造成一种消极颓废的人生观。王羲之所作的《兰亭序》，充满人生哀乐相随的感慨，足可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东晋南朝的始终不能恢复故土，不能说与这种风气无关。

初期清谈的内容，以老庄为主，东晋以后，佛学也渗入清谈的范围中，与老庄相互发明，以求人生的理解。若干佛教僧侣，每每假借清谈，与士流周旋，如东晋中期的支道林，便以清谈著名于时，为胜流权贵所崇敬。至于对清谈不满的士大夫，也颇不乏人，西晋时的裴、江惇、范宁，东晋初年的应詹、卞壸等，都反对清谈；范宁甚至以为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但习尚已成，非少数人的力量所能挽回。宋文帝时，设立玄学馆，与史、文、儒并列为四学，清谈益盛。梁武帝始崇经学，儒术稍振；但当时的经学，也受清谈的影响，只充作谈辩之资。直到隋朝统一，清谈才趋衰落，但其流风余韵，却一直传到唐朝中叶。

南北朝时代的社会风气，显然受老庄和佛学思想的支配，清谈如此，其他风习也多如此。但两者之外，还有第三种力量影响着当时的社会，便是胡人的风俗。整个东晋南北朝二百七十余年间，中国北方始终沦于外族，其间北方胡人虽曾大规模的汉化，但胡人风俗也在无形中感染着汉人。胡人习俗再与佛老思想相混合，形成了这个时代中若干独特的社会风气，这些风气都是以往儒家社会中所罕见的。兹举主要几点，分述于后。

残杀是南北朝时代主要的风气之一。胡俗本好武嗜杀，这种风气自西晋末年传入中国。南北朝所有胡族或胡化的君主，除了少数倾慕汉化的，其余莫不好杀。魏太武帝和北齐诸帝，是其尤著者。南朝君主，虽不及胡族君主的凶狠，但骨肉屠戮的事也层出不穷，尤以宋代为甚。南朝帝室惨变之多，与佛教有相当关系。佛教的主张出家，便是背弃伦理，根本否认血统上的情感。另一方面，佛教虽然戒杀，但有超渡冤魂和赎罪的办法，为杀人者作护符；甚至有在杀人之前，先烧香火，以赎罪愆的，齐明帝便惯做这种事；似此自然无法止杀。

淫乱之风，也南北一致风行，这种风气的起因，北方主要受胡族影响，南方则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胡族的伦理观念比较薄弱，因此北朝的君主及贵族，大都荒淫无度。北朝帝室最淫乱的，以北齐为最，其烝报丑行，为历代所罕见，而后妃失德的，也所在多有。但胡族的男女地位比较平等，影响所及，汉人女权也为之提高，这可以当时的“妒风”之盛为证。史称北齐时代的妇女，莫不“以制夫为妇德，能妒为女工”，这与儒家社会妇女以三从四德为信条相较，不能说不是一种解放。南朝虽是当时中国文化的正统，因环境优裕，人情耽于逸乐，又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因而养成一种淫靡放荡的习气。当时的高门大家，虽犹知礼法，但内外的防闲，已较往昔为疏，名门妇女，有时也与士大夫接谈。帝室妇女，则多不讲礼法，行为淫乱者颇不乏人。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宋前废帝姊山阴公主，她公开拥有“面首”三十人。至于公主们的跋扈骄纵，凌制夫家，更为习见，以致当时士大夫以联姻帝室为畏途。

另一种风气是过度的功利主义。南北朝可以说是一个重功利轻仁义的时代，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当时的士大夫，大都不讲操守。南朝士大夫所最重视的，是门第和既得权位的保持，对改朝换代，则漠不关心；至于在位者的贪污好货，更属常事。北朝自魏孝文帝以后，风气渐坏，贵族们的贪污腐化，愈演愈烈，到北齐竟弄到官商不分的地步。社会上也弥漫着重利之风，所谓“财婚”，便是最好的例证。至于这段时间中杀父弑君的事特多，自然也是功利思想扩展到极致的结果。

总之，南北朝若干独特风气的形成，实与魏晋以来的思想潮流有关。从好的方面看，当时的思想界既已脱离儒家的束缚而得到解放，同时又注入胡族的勇敢进取精神，经数百年的揉塑混合，乃能下开隋唐的盛世，文治武功，均备极灿烂。但从坏的方面看，儒学究不失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较好办法，儒学既衰，由佛老与胡俗造成的社会政治秩序，始终动荡不安。后来的隋唐帝国，维持不久即告崩溃者，也正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