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的建国规模
（一）文帝的政绩
隋自统一后，国势直线上升，声威远播，府库的充裕为亘古所未有；直到炀帝（文帝子）初年，富强达于极点。其后因炀帝的纵欲，使国家走上乱亡之途，总计隋的盛世，前后不过二十余年。但在此短暂的时间内，其政治及建设的各项成就，却极有光辉，后来唐代三百年的统一基础，也可说是隋替它奠定的。隋的富强，原因甚多，文帝的节俭务实，注意吏治，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史载文帝平居所食不过一肉，生活的俭素，可以想见。又如平陈之后，朝野都主张封禅，但他不允。自西魏以降，北朝君臣，大体尚知道注意吏治，文帝也承袭了这种习惯，处理政事，异常勤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国统一，政治步入正轨，人民的生产建设不再遭受战争的阻碍和破坏。而魏晋以来的门阀，至此已不再是政治上的特权阶级，中央政府可以令行禁止，行政效率自然大为提高。这些都可以说是统一的赐与。
文帝的政绩，可称述者甚多。例如他听从苏威（苏绰子）的建议，减轻赋役；于开皇元年（581）及三年（583）两度改定刑法，废除若干前代的酷刑；又于三年解除盐酒专卖之禁，以利民生；这些都是政治上的进步之处。此外文帝还有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整理户口，一是设仓贮粮；均与当时的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整理户口也是开皇三年实施的，主要的实施地区为关东地区。当时关东地区的百姓，习于北齐时代的腐败政风，丁壮之避役游惰者占十之六七，其他地区的人丁，也有诈老诈小，以规免租赋的。因此文帝下令举行户口普查，大索逃户；并鼓励检举，凡调查不实者，办事人员须受严重处分。结果查获没有户籍的百姓达一百六十四万余口，其中丁壮占四十四万三千人。这对政府的税收，自然大有增益。
隋文帝杨坚，唐阎立本绘。
文帝时所设的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隋时，关中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以及重兵的屯驻区，食粮的消耗极大，因而需要关东的接济。设置官仓的目的，即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也就是把原来关东各州对京师个别直接的输粮办法，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的办法。开皇三年，文帝下诏命黄河及其若干支流如洛、汴、伊等水沿岸的关东十三州，设置专服运米任务的“运米丁”。并在黄河沿岸设置米仓，如卫州（今河南淇县）设黎阳仓，洛州（今河南洛阳市）设河阳仓，陕州（今河南陕县）设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县）设广通仓等，先把关东各州的食粮集中在这些仓里，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运到京师。因此时间及人力物力，都节省不少。其后至炀帝大业二年（606），又在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东南设洛口仓，洛阳以北七里设回洛仓。洛口仓城周围二十余里，共穿三千窖；回洛仓城周围十里，有三百窖；每窖可容食粮八千石，总计仅两仓的容量即达二千六百余万石。至于规模较小的仓，更不知凡几。据唐人的估计，文帝末年诸仓所存的食粮，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这样富裕的政府，真是史所罕见。
义仓又称社仓，设置于乡间，其储粮由人民捐纳，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文帝于开皇五年（585）采纳工部尚书长孙平的建议，设置义仓。命诸州的百姓军人，到农作物收获时，以贫富为比例，捐出若干粟或麦，最高限度为一石。捐出的粮食，存入当地的社仓里，由“社司”专管账目和储存等事宜。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其后因社仓发生浪费现象，文帝曾命若干边州将社仓食粮交纳本州，或将社仓移设在县里，以便集中管理。至十六年（596），并规定民户捐粮于社仓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
据史书说，炀帝大业五年（609）是隋帝国富强的顶点。但隋的富强基础，全由文帝一代所奠定，炀帝不过是坐享其成。文帝初年，民户不满四百万，平陈之后也只有四百六十万，但此时人口竟达八百九十余万户，四千六百余万口。文帝开皇九年（589），全国田地共有一千九百四十余万顷，也大致在此时增至五千五百八十五万余顷。这时隋帝国的版图，共有一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个县，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代人口田地及郡县数目，见《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文献通考》卷二，《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但自此以后，隋就开始走上衰运。
隋的所以迅速乱亡，与文帝也颇有关系，他虽然励精图治，但因学识过差，行事有许多不达大体之处。例如开皇初年，遇有水旱凶饥，文帝常以官仓的储粮放赈。但后来他日渐吝啬，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大旱，人民饥困，当时仓储充溢，竟不许赈。他对政治，本无多大理想，而又轻视教育，因此当时的政治精神，仍是彻底的功利主义，并无宏远的建国规模。加以他资性刻薄，猜忌臣下，以致奸佞用事，终于被奸臣劣子所愚弄，变易储位，覆其宗社。他生前所辛勤聚集的财富，结果只是供给他的继承者恣意挥霍；其所挥霍不完的剩余财富，最后也变成隋末若干起兵者扩充实力的资本。
（二）政府的组织
隋虽然继承北周的政权，但在文物制度方面，却主要承袭北齐和梁陈，仅有一小部分采自北周。南朝文物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北齐文物则是北魏文物的一脉相传。北魏文物是指孝文帝汉化后所创制的文物，其渊源一部分来自前期南朝，一部分来自“五胡乱华”时代河西区域（即诸凉国）所保存的汉族旧有文化。至于西魏北周的一支文物，实际上仍是鲜卑人的习俗和制度，不过缘饰以汉族制度的名目；本是取给一时的措施，并没有长久存在的价值。因此北周在灭北齐以后不久，便已采用北齐的制度。隋文帝即位后，最初也是采取北齐的制度，其后因不敷应用，又兼采后期南朝（梁陈）的文物。举凡隋的礼仪、职官、刑律、财政的各项制度，其来源大率如此，只有兵制是大体承袭北周的。［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叙论”］
中央官制，隋承袭了北齐的三省制。三省指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同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种制度本是自秦汉下至魏晋经长期演变而成的，南朝是其直接承袭者；北朝则自魏孝文汉化以后开始采用，直传到北齐；隋代周后，便直接采用北齐的这种制度。尚书自东汉灵帝时成为独立机关，称尚书台或中台，掌握政治实权，但名义上仍属少府。至魏，尚书台脱离少府，渐变为最高行政机关；尚书令便是宰相，其下的仆射便是副相。其后尚书台一直是政治的中枢，南朝至梁时开始称省，北朝则从北齐开始。尚书于魏时既成为国家行政机关，但皇帝不能没有私人秘书，于是产生了中书。
东汉时并无中书，到曹操秉政，专以尚书令参决国家大计，而另设秘书令起草诏令。到魏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用以出纳王命，敷奏万机，自此中书与尚书并置，而称中书省。魏时的中书之于尚书，颇像东汉的尚书之于三公，前者渐次夺取后者的职权，而成为政治中枢。至西晋时，政治中心由尚书移至中书，中书省长官中书监和中书令成为实际的宰相和副相，决定政令，尚书不过是听命受事而已。东晋时，中书省又成为国家的行政机关而非皇帝的私人秘书，因而又有门下省的成立。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侍中一职，始建于秦代，本是皇帝侍从之臣，但以其职司顾问应对，又有参与国家机密的机会，因此汉魏以降，地位渐重。门下省成立后，侍中权任益隆。到南北朝，侍中又成为掌握实权的宰相，中书不过秉承侍中意旨，起草诏令。但尚书令及中书监令虽无实权，名义上仍是宰相之职。
隋建国后，对三省的内部组织曾加以整理，但三省的职权及其相互关系，尚没有明白厘定。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为尚书令，正二品；其下有左右仆射各一人，从二品；再下有六曹（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每曹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若干人，正四品。门下省最高长官为纳言（依北周制），共二人，正三品；其下有散骑常侍（从三品）、黄门侍郎（正四品）、谏议大夫（从四品）、散骑侍郎（正五品）等官。中书省隋时改称内史省，最高长官为内史令，共二人，正三品；其下有内史侍郎四人，正四品；再下有内史舍人（正六品）、通事舍人（从六品）等多名。炀帝时，职官的名称及员额颇多更改，兹不备载。官品创始于曹魏，用以区别政府官吏阶级的高下，共分九品，其法采自九品中正制。至北魏时，每品又分正从，凡十八品。同品则正高于从，不同品则从高于其次品之正。隋初，每品又分上下阶，炀帝时废除。
隋代掌握实权的官，官品并不最高，三省长官阶级最高的尚书令，不过正二品。品位最高的官，则用以优礼元老重臣，并无实权。如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位皆正一品，但皆虚衔而不掌实政，其制则沿袭自汉。三省以外的重要机关又有九寺、诸监及御史台等。九寺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每寺置卿（正三品）及少卿（正四品）各一人，其职掌类似汉的九卿。诸监有将作、少府、都水及国子等监，分掌营建、内府器物、水利及学校等事务。九寺诸监为六部的下级机关，均秉承六部的政令，加以执行。御史台为专门谏诤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从三品，掌纠察弹劾。其属官有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各若干人。至于专掌皇帝各种供奉和典辞翰备顾问的机关，则有殿内（炀帝时设）及秘书二省。
地方政区，自东汉末年州郡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域后，原来的郡县二级制，遂成为州郡县三级制。其后直至南北朝时代，皆为三级制。魏晋以来，国内分裂，胡汉政权的版图，均远较统一时代为小，但为维持体面，州郡数目仍力求其多，因此州郡范围，愈分愈小。此外东晋南朝又有侨州侨郡的设置，即是某州或某郡的实有领土业已丧失，但政府仍保留其政区名称，并设置官吏，而借其他州郡的地方办公。这办法最初不外用以绥怀当时南渡的流民，但日子一久，寄寓者渐成土著，而州郡侨实相错，发生许多统属上的问题。这种陋习，一直沿习到陈。增设州郡的结果，南朝末期的州，其范围尚不及汉代的郡。北朝的州郡数目，虽也越来越多，但不像南朝那样错综复杂。
隋文帝代周后，鉴于州郡数目过多，于开皇三年（583）罢全国诸郡，以州统县，成为州县二级制。平陈后，又罢南方诸都，南北遂趋一致。文帝又采北周之制，于重要的州设总管府，以刺史兼总管，统督其邻近数州，所以实际上仍是三级制。文帝时前后置总管府五十二个，平陈后经常不废的约有三十个。炀帝大业元年（605），废总管府。三年（607），改州称郡，改刺史为太守。但仍置十四刺史，专司巡察各地吏治，不理民事。文帝初分州县为九等（上上至下下），后改为四等（上、中、中下、下）；炀帝时则分郡县为上、中、下三等。
（三）田赋与兵刑
隋的田赋制度，大体采北魏的授田制。授田制又称均田制，即由政府将定数的田授予人民耕种，而课以租赋。这种制度本是儒家的传统经济理想，孟子所说的“井田”便是一种理想的均田制。汉儒董仲舒曾力主均田，王莽曾加以实施而失败，直至北魏孝文帝以胡人行之，始告成功。孝文于太和九年（南齐永明三年，485）开始行均田之法，当时北方经大乱之后，地旷人稀，田籍户口容易调查，遂能顺利成功。当时规定男丁年十五以上，受露田（种植五谷）四十亩，妇人二十亩，身死还田于政府；另给桑田（植桑及果树）每丁二十亩，不必归还。北齐、北周和隋均大体承北魏之制，仅若干小节略有出入。隋时规定男丁年十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身死还田；外给桑田每丁二十亩，不须归还。
至于租赋的征收，自曹操时于田租外加收绢绵后，历代因之。两晋、南朝均于田租之外，增收绢绵之类，以户为单位，称为“户调”。北魏租调，每户年征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及粟二十石；另征帛一匹二丈，入于州库。孝文时，复增课粟帛。北齐、北周虽承魏制，但征课数额颇有损益。至隋，规定每丁夫妇，每年向政府输纳田租粟三石；产丝之区户调绢一匹（四丈，后改为二丈）加绵三两；产麻之区则调布一端（五丈）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未受地者不课。并规定民年二十一为成丁，每年须服力役二十日。
隋代兵制，大体依据西魏宇文泰所创的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种区域征兵制，只有政府指定的府兵区中的百姓，才有服兵役的义务。办法是以财产多寡为标准，把指定地区中的胡族百姓（至少都是胡姓），分为九等，在九等中的前六等（上上至中下）人家而家中有三丁的，选其最强健的一人，免其租调，充当府兵，衣食则须自备。这样组成一百府，每府由一郎将统领。这一百府分属于二十四军，每军的领袖为开府，二开府由一大将军统领，二大将军由一柱国大将军（以下简称“柱国”）统领；因此有十二大将军、六柱国。其实西魏时有八柱国，仅六柱国领军，六柱国表面是比附周官六军的制度，实际却是由鲜卑八部制度演变而来。府兵是一种特殊组织，有独立的统率系统，其分子自有兵籍而不属民户。他们每月值班十五日，司警卫巡逻，其余十五日则练武习战。至于武器，每个府兵只须自办弓、刀各一具，其他如甲、槊、戈、弩等皆由公家供给。总之，府兵是一个专司战斗的团体，在当时是与农民分离的。
宇文泰时的府兵，尚有浓厚的部落思想，自认为直接隶属于他们的军事领袖（柱国）而非君主。同时府兵的数目也甚少，其总额尚不到五万人。到周武帝，对府兵制作了两种改革：一是湔洗鲜卑人的部落思想。他把府兵军士改名为“侍官”，意思是“侍卫天子”，使府兵在观念上发生直属于皇帝的感觉。二是扩充府兵的名额，他把国内的若干汉人征为府兵，把他们的民籍改为兵籍。一方面把府兵扩大化，一方面把府兵平民化，自此周境内的汉人有一半做了府兵。武帝便凭了这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庞大战斗组织，东灭北齐，南覆陈师。隋文帝辅周政时，也同样凭了它迅速的讨平反对势力。
隋文帝代周后，把府兵制作进一步的变革，由征调扩大化进而为兵农合一化。开皇十年（590），文帝下诏命军人的户籍，属于州县；受田办法，也与百姓相同，于是兵民合一。但这仍是局部的，只有兵府区中才实行这个办法，不设府的地方，根本没有正规的兵。至于府兵的组织，大体也是承袭周制，只是名目上略有改变。全国的府兵，分统于十二卫，即翊卫、骁骑卫、武卫、屯卫、御卫、候卫，每卫又分左右。每卫置将军一人，以统诸府之兵，每府的正副首长为郎将和副郎将。至于战时的指挥系统，最高的是行军元帅，如元帅有数人，则由其中的一人为节度，乃最高统帅。元帅以下为行军总管，每个行军总管是一个独立战斗单位。以平陈之役为例，当时隋军凡出动五十一万八千人，共有九十个行军总管，三个行军元帅，晋王广则以行军元帅为全军节度。从北周到唐朝中叶，武力重心一直在关中地区，唐中叶以前多次对内或对外战争的成败，都与这种形势有关。
隋代刑律承自北魏、北齐，北魏刑律则主要采用南朝所承袭的西晋旧律。东汉以后，曹魏用法甚严。至晋武帝平吴后，命贾充、杜预等定律令，轻平简易，颇具儒家精神，而为南朝所承用。北魏道武、太武二帝之世，曾先后命崔宏崔浩父子及高允等定律令。崔氏通汉律，高允亦当时通儒，因此他们参酌《晋律》而制成的刑律，甚为精当，但其中也颇注入胡族刑法的残酷精神。孝文帝时，又命高允及河西士族李冲等改定刑律，使从轻典，而《魏律》益称宏备。北齐承《魏律》而又加演进，至隋再加整顿。但《隋律》仍嫌过严，不足为法，例如文帝时曾订有“盗一钱以上弃市”的律条，其严酷可知。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以高颎、李德林、裴政等共定律令，并置“十恶”之条。十恶多采北齐之制，而加以损益，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恶罪处分极重，例如谋大逆、谋反叛罪的惩处是“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三年（583），文帝以旧律过严，命苏威、牛弘更定新律。凡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仅五百条，共十二卷，炀帝即位后，以文帝禁网深刻，又命牛弘制新律。至末年，复尚苛法。
隋时刑罚可分四类，即徒刑、身体刑、流刑、死刑。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五种。身体刑分二种：一曰杖刑，分五等，自五十至一百；二曰笞刑，分五等，自十至五十。流刑分三种，即一千里（居作二）、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三流俱加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其上一等加三十。死刑则分绞斩二种。此外又有减刑办法，分议贵（官吏的减刑）和赎罪（以铜赎刑）二种。文帝时曾废除前代酷刑如枭首、轘身及鞭刑等，但隋律犹称严厉。炀帝初虽改从轻典，但末年刑罚益酷，不但恢复枭首、轘裂之刑，对反叛者更诛及九族，甚至命朝臣啖叛者之肉，结果只有加速其政权的崩溃。
（四）运河的开凿
隋代所开的运河，共有五条，即广通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永济渠。广通渠是文帝时开凿的，其他四条都于炀帝时完成。其实这些运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浚前代业已干枯的旧沟，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开凿的。总之，隋的开河，只是将若干自然河或旧沟连成一气，以延伸水上的交通线。这与秦代的修筑长城，情形有些相似。
隋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文帝开河的目的，是在便利关东诸州食粮向关内的输送。当时关中地区的农产物虽甚丰饶，但尚不能充分供应政府军公人员俸食之用，平时即须自关东地区输入食粮，如遇天灾，皇帝尚须移居关东。如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大旱，文帝便曾率户口就食于洛阳，次年始返。当时关东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交通，甚不方便。陆路要经过潼关以东和以西的山地区，水路虽有渭水经京师以北东入黄河，但水力大小无常，同时由于泥沙淤积，水又甚浅，不能负担大型的船只。因此文帝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督率水工，在渭水以南开一条渠，引渭水入渠内，从首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市）东流至潼关而入黄河，全长三百余里，与渭水南北平行，成为渭水的支流，名广通渠。它大体循着汉代所开的漕渠故道，而非完全以人力凿成。自广通渠完成后，关中的交通大为改进，大兴城的重要性益见增加，直到唐代，还利赖这条运河。
炀帝时所开的运河，大部分动机是为了游乐，并且还遗留下些悲惨的开河故事；但至少在无意之中，使后世得到不少便利。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开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引谷洛二水绕洛阳城南，东到洛口（今河南巩义市北）入黄河；然后沿黄河东到坂渚（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东），从那里引黄河经荥泽（今河南郑县西北）以北入汴水；再从濬仪（今河南开封县）之东，引汴水经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和彭城郡南境（今安徽宿县一带），至盱眙（今江苏盱眙县）入淮水（旧说引汴水入泗水，然后入淮）。这段工程，前后征用河南、淮北诸郡民夫达百余万。
同年，炀帝又征发淮南百姓十余万，把旧日沟通江淮的邗沟加以疏浚。此沟原为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自秦汉至南北朝，一向为江淮要道。文帝时曾加工疏治，名山阳渎。炀帝时再加修浚，其水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南流，经江都（今江苏江都市）附近入长江。这样一来，把谷洛水、黄河、汴水、淮水、邗沟、长江连成一线，对南北交通的增进，自不待言。炀帝时所开的几条运河，以通济渠和邗沟两段最费工力，这两条河的标准宽度是四十步，沿河筑有御道，并栽种柳树，其壮美可以想见。
大业四年（608），炀帝又征发黄河以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其工程纯然是几条自然河的连贯疏浚。一面疏浚沁水下流，使与黄河畅通（沁水发源于今山西沁源县，经太行山谷，于今河南武陟县以东入河，但因沙多水浅，必须加以修治）；一面引沁水上流东北向，经获嘉（今河南获嘉县）、新乡（今河南新乡市）以北入卫水。再将卫水加以疏浚，北流经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北）、长河（今山东陵县）、东光（今河北东光县）、长芦（今河北沧县）等地至今天津一带的沽河，然后沿沽河至涿郡（今北京）。总之，永济渠是把黄河、沁水、卫水和沽河连成一线。炀帝开这条河的目的，是以它作为远征高丽的运输线。其后炀帝征高丽凡出动军队及民夫达三百万人以上，他们的粮械被服，大都由永济渠输送；当时的涿郡，便是东征大军的集中地。
大业六年（610），隋又开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共长八百里，其大部分仍是沿着古时的渠道加以疏凿。这条河的宽度达十余丈，以便通行龙舟，沿河并设立驿宫及粮秣站，这些都是为炀帝东巡会稽而准备的。隋代五条运河开凿成功后，使帝国内部南北东西的交通都大为增进，南方人可以从余杭乘船北行直达涿郡，西行直达洛阳和大兴。而运河所贯穿的地带，又皆是经济文化发达之区。南北朝以来南北横断的地形，至此打破，它们对统一基础的奠定，无疑有帮助。隋以后，它们更成为唐帝国的经济命脉。
二、隋的对外关系
（一）突厥
突厥锻奴图，古纸牌水彩画。图中两个锻奴正在打制铁器。突厥人入居金山（今阿尔泰山）时，曾臣服于柔然，充当锻奴，由于掌握铁器的锻炼技术，突厥人因此而迅速强大。
突厥是隋帝国的北邻，也是隋的所有邻国中幅员最大、势力最强的一个。中国旧史说它是匈奴的一支，确否虽不可考，但两者的习俗，则颇有相似的地方。东晋末年，突厥只是一个处于北凉匈奴、沮渠氏势力范围（今甘肃张掖市一带）之内的小部落。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魏灭北凉，突厥首领阿史那率部族五百家投奔当时的大国柔然，定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下。据说“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见《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就突厥的文化水准看来，它还不能算是野蛮民族，因为突厥人至少已使用一种类似文字的符号；在政治组织方面，他们共有二十八等的官阶；同时他们擅长铁工，他们最初便以这种技术为柔然服役。
突厥第二汗国创立者骨咄禄可汗纪功碑《翁金碑》拓片，蒙古翁金河流域阔顺鄂尔浑之南发现。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铁勒欲攻柔然，为突厥酋长土门（即伊利可汗）所邀击，铁勒降者五万人，突厥实力大增。此后五年，突厥脱离柔然而独立。至梁敬帝绍泰元年（555），突厥木杆可汗攻灭柔然，并击败和并吞了若干邻国。它的领土，西到里海以东的乌浒河（oxus）上，东到辽海（当指今渤海北部），北至今贝加尔湖，南至今内蒙古沙漠。当突厥开始强大，与中国也发生往来，那时正值魏分东西，内战不已，给予突厥一个有利的南进机会。其后齐周二国成立，双方都不惜出极大代价来争取这个强大外援。突厥曾于周武帝初助周攻齐，但其后即依违于两者之间，坐收渔利。到周灭齐，突厥竟立齐宗室范阳王绍义为帝，与周抗衡。周武帝欲亲伐之，因病死而未果。其后周又修筑长城，以资防守。突厥见周不可侮，乃与周亲善，周以宗女千金公主嫁给当时的突厥可汗沙钵略（木杆可汗兄子），突厥则把高绍义送回，从此突厥对中国失去控制力量。
隋文帝时，开始采用一种离间政策对付突厥，用以促成其内部的分裂和不安。这个政策的主持人是鲜卑人长孙晟，他曾于周宣帝时，护送千金公主赴突厥，与突厥可汗诸子弟及贵人往还甚密，因而熟悉突厥的内部情形。当时突厥帝国的政治，尚没有达到中央集权的地步，只是分邦自治。其最高领袖可汗（大可汗）之下，尚有若干可汗（小可汗），他们各统有一定的地盘和武力，只是名义上服从大可汗，实际上是独立的。大可汗沙钵略以外，尚有三个重要势力：一是西面可汗达头，为沙钵略从父，自其父室点密起，即为西面可汗，与大可汗分庭抗礼，在诸小可汗中势力最强。一是阿波可汗，为木杆可汗之子，据突厥西北部。一是处罗侯，为沙钵略之弟，据突厥东部。三人均与沙钵略不协，因此长孙晟于开皇元年（581）上书文帝，献离间突厥之策。
文帝采纳长孙晟的建议，首先拉拢达头，派太仆元晖赐他“狼头纛”，那是一种突厥大可汗才可使用的旗帜。其后又于某次宴会中，故意把达头使者的席次，排在沙钵略使者之上。自此沙钵略与达头发生嫌隙。继而长孙晟又设计离间阿波与沙钵略的情感，结果阿波于开皇三年（583）西奔达头，达头以兵助阿波攻沙钵略，自此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二国。西突厥的地盘主要为今伊犁河流域及其附近之地，东至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的一部），西至雷翥海（今咸海或里海），南至疏勒（今新疆疏勒县）、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北至瀚海（今蒙古沙漠西北部），并役属西域诸国。东突厥则掩有都斤山以东之地，双方不时发生战争。
突厥内乱既起，隋乃乘机进攻东突厥。东突厥两面受敌，屡次失利，遂于开皇五年（585）向隋屈服，愿为藩附；并遣子入朝，岁时贡献不绝。七年（587），沙钵略死，处罗侯继其位，击擒阿波。八年（588），处罗侯死，传位于沙钵略之子，是为都蓝可汗。长孙晟又设计离间都蓝可汗与其弟突利可汗，十七年（597），隋以宗女安义公主下嫁突利，都蓝怒与隋绝。既而长孙晟又劝突利率众南下，监视都蓝，为隋作耳目。十九年（599），都蓝与达头合兵攻突利，突利军败，只身随长孙晟入朝。隋封突利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在黄河南岸胜、夏二州（今内蒙古东南部）之间，划出四五百里的地方，作其部落的畜牧地。此时安义公主已死，隋又妻以宗女义成公主。同年，都蓝为部下所杀，隋遣启民部下分道招慰都蓝部众，降者甚多。接着隋室对东西突厥同时作大规模的进攻，混战四五年，把东突厥逐出内蒙古沙漠；西突厥也发生内乱，达头出奔吐谷浑。仁寿三年（603），长孙晟迁启民可汗于塞外，接收达头的残部，正式成为突厥的大可汗。启民的地位，由隋一手造成，自然对隋惟命是从。
炀帝大业五年（609），启民可汗死，其子继立，是为始毕可汗，对隋仍表忠顺。后来隋用朝臣裴矩之策，以宗女嫁始毕之弟叱吉设，叱吉设不敢受；始毕怨隋，又恨裴矩擅杀其臣下，乃于十一年（615）开始叛乱。其年八月，始毕率骑十余万，乘炀帝北巡，围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当时情势危殆，幸义成公主（那时她已顺从胡俗，改嫁始毕）遣使诈称北边有警，促始毕回师。九月，雁门之围始解。其时隋内部乱象毕呈，两三年后，便告覆灭。
西突厥则自达头奔吐谷浑后，又分为两个势力：一是最高可汗泥橛处罗，居伊犁河流域；一是射匮可汗（达头之孙，处罗之叔），据西突厥西部。隋室以婚姻为诱饵，劝射匮背叛处罗。大业七年（611），射匮击败处罗，处罗率数千人奔隋，炀帝赐号为曷萨那可汗，射匮遂取得西突厥的领袖地位。到隋灭亡，东西突厥均趋于极盛，在隋末唐初的十余年中，它们变成东亚大部民族的主人。
（二）西域与吐谷浑
前面已说过，北周对西域虽维持着交通，但并未积极经营。隋代周后，文帝也没有经略西域的意思，当时中国对西域内部的情形，相当隔阂，仅知那里有二十个左右的国家。至炀帝时，西域诸国胡人，有不少到张掖（今甘肃张掖市）作生意的。炀帝命裴矩加以管理，矩便引诱他们说出西域各国的山川风俗以及其国人的仪形服饰，根据这些资料，写成《西域图记》三卷，所记凡四十四国。并另制西域地图，将西域各国的要害，尽行画出，图中所包括的地区，有二万里之广。书中说，从敦煌出发，共有三条通路贯穿西域，直达西域西界的“西海”（今地中海或里海）。裴矩的书，引起了炀帝的兴趣，于是派矩利诱西域人入朝。从此西域人来隋京朝谒观光的，络绎不绝；所经过的郡县，迎来送往，靡费极大，竟至于民不聊生。
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燕支山（在今甘肃武威市），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县）王麹伯雅、伊吾（今新疆哈密市）王吐屯设和西域二十七国的使者，都迎谒道左，伊吾王并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炀帝也派遣使者韦节、杜行满宣慰西域，在各国取得玛瑙杯、佛经、舞女、狮子皮、火鼠毛等物而还。次年春天，炀帝于洛阳盛陈百戏，招待来京的西域诸国酋长和使节。剧场周围五千步，仅奏乐的便有一万八千人，演戏的时间，长达一月之久，其后年年如此。西域普通人来隋的，有时也可得到免费酒食的招待。这些都是炀帝为夸示富强而做的。
西域人侍马图，佚名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西域文化在隋时仍照旧输入中国，西域人除擅长音乐歌舞外，并有他们独特的工艺技术，他们的这种奇技，对中国中古时代工艺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隋代的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都含有西域人的血统，隋代许多宏丽精妙的制作，都是他们以西域的奇技来附合中国的规制造成的。宇文恺曾于文帝时筑大兴城，开广通渠，修仁寿宫；又于炀帝时筑洛阳城，穷极壮丽。炀帝北巡塞外，命他做大帐，下可坐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数百人，下施轮轴，可以推移。阎毗曾主持开凿永济渠，何稠则曾设计炀帝及皇后的车舆仪仗及百官仪服。炀帝伐高丽时，命稠造辽水桥，二日而成，又造“六合城”，周围八里，高十仞，可以牵引而行。至于西域人在隋作大官的，也颇不乏人，例如隋末群雄之一的王世充便是西域人，他于炀帝时曾作过江都通守等大官。
灰陶武士俑，陕西省北部唐墓出土，似为唐代吐谷浑人形象。
吐谷浑于北魏末年，日渐强大，其酋长夷吕，自称可汗，定都于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北周时，其可汗夸吕，屡次寇掠边境。隋时，吐谷浑已沾染深度的汉化，其政府官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等称号，器械衣服，也与中国略同。文帝初年，曾派兵击败之，夸吕远遁。其名王十三人，均率部落投降，文帝以其中的高宁王移兹裒为大将军，封河南王以统降众。但夸吕仍寇掠不绝，直至平陈以后，始不敢寇边。不久，夸吕死，子伏立，向隋室上表称藩，隋妻以宗女光化公主。但伏接着死于内乱中，部下共立其弟伏允为可汗，隋依其俗，仍以光化公主妻之。自此伏允年年朝贡，暗中访察中国内部的情形，文帝对之甚为厌恶，但始终未采取行动。
炀帝时，派裴矩劝说铁勒部落击吐谷浑，铁勒果出兵攻之，隋又伏兵掩袭，结果伏允兵败，南窜入山谷中。隋军获得吐谷浑降人十余万口，六畜三十余万，并把吐谷浑的地盘接收过来。这块地盘东西约四千里，南北约二千里，隋于其地增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前二郡大致辖有今青海湖以西和以南地区，后二郡则辖有今新疆的东南部。并发全国轻罪犯人，徙居其地。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燕支山，本想对吐谷浑作再度的讨伐，但因中伏允之计，未能成功。炀帝又命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今青海省兴海县西），大开屯田，防御吐谷浑，以保障通往西域的道路。
伏允败走后，率数千骑作客于今青海湖东南的羌族部落党项。当吐谷浑尚对隋称藩时，伏允曾遣其子顺入朝，为炀帝所留；至此隋室送顺返吐谷浑，统其余众，但因其内部不协，未能成功。到炀帝末年，中国大乱，伏允乘机恢复失地，并且重新开始他的寇边生活。
（三）海外及南方诸国
这里所说的海外和南方诸国，包括倭、流求、赤土、林邑四国。
倭奴国（以下简称“倭国”）自东汉对中国三度通使，至三国时，魏因控制朝鲜半岛之便，依旧与诸倭往来。魏时，倭国女王卑弥呼遣使入贡，魏封之为“亲魏倭王”，并派官吏前往其国答聘。中国的文字和古书（《论语》等），也于汉魏之交由百济传入倭国。其后因中国内乱，双方隔绝甚久，但倭曾与南朝的宋有往来，并受过宋的册封。至南北朝末叶（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百济传入倭国；但同时中国的北方，周武帝正有灭佛之举。隋时，今日本诸岛列国并立，大都附庸于倭，新罗、百济，也奉之为上国。开皇二十年（600），倭女王阿每多利思北孤（即“推古天皇”）遣使来朝，据倭使说，其国“气候温暖，草木冬青”。又说：“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文帝认为“太无义理，训令改之”。［见《隋书》卷八十一《倭国传》］炀帝时，倭女王闻炀帝重兴佛法，于大业三年（607）再遣使者小野妹子（华名苏因高）朝隋，并以沙门数十人随行来学佛法。倭王在国书中有这样的话：“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对这种称呼甚不高兴，但他为经营海外的浓厚兴趣所驱使，仍于次年派裴世清出使倭国。倭王甚表欢迎，并遣使随世清入朝，从此开始中倭通交的新页。倭国对中国文化不特作更大量而且开始作直接的吸收，自此以后，倭国不再完全依赖朝鲜半岛作输入中国文化的桥梁，而可以遣人向中国直接学习。
再说流求。据近世学者的考证，隋代的流求，就是现在的台湾；也有人反对这个说法，认为是现在的琉球群岛。根据中国旧史有关隋代流求国的记载，从它的位置、风土、气候和隋室对流求的进兵路线看来，隋代流求即现在台湾的说法，是大体可以成立的。在隋以前，流求与中国从没有交通。炀帝时，海师何蛮曾隐约瞭望到这片土地。大业三年（607），炀帝命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告诉他这件事，于是相偕前往。二人到流求后，因语言不通，便掠了一个流求人回来。据说当时的流求，盛产木材，种类与中国江南地带所产的相同；风土气候，则与岭南相似。次年，又命朱宽前往抚慰，流求不从。六年（610），炀帝派陈稜、张镇周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市）率兵渡海进攻，费时月余始达流求；其王欢斯渴剌兜派兵迎战失败，隋兵攻入流求都城，杀渴剌兜，俘其人民数千而回。经过这一次突然降临的浩劫后，流求在中国史书里，淹没了一个长久时期，直到南宋，才又出现。当朱宽二度赴流求时，曾携回一种流求布甲，据当时来朝的倭国使者说，这种布甲是“夷邪久国”人所用之物。由此可知，隋时倭国和流求之间，当已有直接或间接的交通。
林邑自经宋文帝讨伐，国势顿衰。梁陈之时，与中国信使往来，颇少入寇。隋文帝平陈后，林邑曾遣使朝贡，但不久又告断绝。文帝末年，听说林邑出产奇宝，因而命刘方率师经略林邑，既而文帝去世，军事乃告停顿。炀帝即位后，仍命刘督师前往。大业元年（605），隋军从海口登陆，林邑王范梵志派兵堵险，隋军败之；遂渡阇黎江（当在今越南顺化附近），并设计击破林邑的象阵，攻入其都城，梵志逃入海中。其后隋军回师，刘方死于道中，士兵也以患脚肿病死去一半。梵志遣使谢罪，炀帝许其自新，从此朝贡不绝。林邑初定时，隋室以其地设三郡，即比景（今越南顺化一带）、林邑（今越南中部一带）和海阴（今越南金兰湾一带）。林邑王以余众建国于中南半岛的南端，隋兵退后，林邑收复一部分土地。直至唐高祖时（那时林邑已改名占婆），才完全恢复它旧有的疆域。
赤土是隋时“南海”中的一国，从中国前往，须航行一百余日，始可到达。因为在它境中的土壤多为赤色，故而称为赤土。至于它的地理位置，则说法不一，有的以为当在今马来半岛中部（今吉打kedah以北一带），有的以为当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炀帝时，召募通使绝域之人，常骏、王君政等应募。大业三年（607），炀帝命他们携带大批物品，出使赤土。他们从南海郡（今广东广州市）乘船出发，沿着现在的越南海岸南驶，过金瓯岬（camau），驶入暹罗湾，共行二十余日，抵达赤土国界。赤土王派船三十艘迎接，又行月余，到达赤土首都。据说赤土王的宫室器用，极其华丽，对使者也甚为优礼。次年，赤土王派王子那迦邪随常骏等返国，于六年（610）谒见炀帝，炀帝对骏等及那迦邪均加官赏。
（四）契丹与高丽
契丹是中国东北草原上一个游牧的部落民族，它是东胡鲜卑的别支。“契丹”这个名词，始见于北魏时代的记载中，至于它的由来和涵义，因文献无征，至今尚不能十分确定。隋时，契丹的根据地在今辽河上游一带，东面受逼于高丽，西面见迫于突厥。文帝开皇四年（584），契丹因受突厥侵逼，投靠隋室，请求内属，隋室命他们仍居留于旧地。既而契丹各部相互攻击，许久不止，并与突厥抗衡。当时突厥因内部分裂战乱，不能以全力相敌，以是契丹日强。炀帝大业元年（605），契丹入寇营州（今辽宁义县与辽宁朝阳市间一带地），隋遣韦云起率领突厥启民可汗所属骑兵二万人讨之，击败契丹，虏获甚多。隋以所获契丹妇女及畜类的一半送给突厥，一半载回。经此一战，契丹的势力大衰，直到唐初才渐有起色。
高丽即高句骊，它于东汉后期及曹魏时，屡次入寇，为东北大患。魏帝芳时，魏将毌丘俭大破之，陷其都城丸都（今吉林省集安市西北）。至西晋末年，又为前燕所破，其王钊（朱蒙十世孙）降，迁都平壤（今韩国平壤）。北魏时，魏人简称之为高丽（一说在北齐时）。其时中国内部因长期分裂战争，无暇对外，高丽乃乘时扩张势力，把领土推进至辽水一带。至隋初，它的领土，除朝鲜半岛北部外，还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的一部。
契丹人引马图，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壁画。
隋文帝初年，高丽王汤（或作阳）屡次遣使来朝，但一方面又与陈通好。到陈灭亡，汤恐隋督责其过，乃治兵积谷，作拒守之计。开皇十七年（597），汤病死，子元嗣立，于次年领靺鞨之众万余骑入寇辽水以西地区，为隋所败。文帝乃命汉王谅和王世积同为行军元帅，统水陆军三十万进讨高丽。陆军出临渝关（今河北山海关），水军由周罗睺率领，从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渡海击平壤。陆军出关后，因遇水潦，粮秣运输困难，军食缺乏，加以发生疾疫，士气不振；水军也因遇风，船只漂没不少。元见大军将至，惶恐谢罪，隋乃回师，隋军因疾疫饥困而死者十之八九。此后终文帝之世，未再东征。
南北朝时期高丽人生活图，吉林省集安市洞沟舞踴墓主室后壁壁画。图中为墓主夫妇在宴饮。
炀帝初年，正值隋帝国极盛之时，帝命高丽王元入朝，元迁延不来，暗于辽水沿岸布防，炀帝乃于大业七年（611）下诏伐高丽。次年正月，大军集中涿郡（今北京市），分左右各十二军，共有士兵一百一十二万人，司运输的人夫更多一倍。继而诸军分道并出，强渡辽水，高丽拒战大败，隋军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老城区东北）。高丽自陈国灭亡，即开始增修守备，至此已二十余年，在辽东城布防，也有四五年的历史，因此防务坚强，隋军久攻不下。六月，炀帝亲临前线督师，亦无克获。这时由来护儿率领的江淮水军由海道至高丽，在距离平壤六十里处破高丽兵，乘胜入城；但因遇伏大败，逃回登陆的地方。另一支隋军约三十万五千人，由宇文述等率领，越鸭绿江，进迫平壤。高丽军诈降，宇文述因士卒疲弊，又见平壤城险固，不易攻下，乃许和退兵。七月，隋军退至萨水（今朝鲜清川江），于半渡时为高丽所袭，诸军溃逃，将士逃回辽东的仅二千七百人，于是炀帝只得退师。此役隋的收获，只是取得辽水西面高丽的一个小据点武厉逻（今辽宁新民市一带）。
大业九年（613），炀帝再度亲征高丽，仍以宇文述主持军务，炀帝渡辽水，一面派宇文述等分道进击平壤，一面自统大军进攻辽东城，并下令诸将一切可以便宜从事。隋军四面围攻辽城，昼夜不息，高丽兵坚守，相拒二十余日，终攻不下，双方死伤均重。这时国内传来杨玄感造反、东都危殆的消息，炀帝只得回师，军资器械，完全丢弃。次年，炀帝又征全国的兵讨伐高丽。这时国内已显出乱象，所征的兵多不能按时集合，已征集的也逃亡不少；高丽亦因战争关系，甚为困弊。七月，隋大军至怀远镇（今辽宁朝阳市西）。来护儿领兵由海道至毕奢城（即卑沙城，约在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一带），败高丽兵，直指平壤。高丽王元惧而乞降，炀帝乃遣使召来护儿退兵，他本人也自怀远回京，仍征高丽王元入朝，元终不肯来。炀帝本想再加挞伐，但结果未行。
炀帝的征高丽，目的不过是命高元入朝，实无若何重大意义。据他的自白，征高丽只是由于他偶然的兴会，但这几次军事的失败，却直接促成隋帝国的乱亡。以隋帝国的富强，败于一个“蕞尔小邦”，其原因实不简单。从三次战役看，高丽的准备充足、苦战不屈以及战术运用的灵活（如设伏和诈降等），固然都是致胜的原因；但隋军的战斗力也决不弱，且以压倒的优势前来，何以总是战不数月，便急遽退师？这一点与气候有极大关系。原来中国东北部即今辽东半岛一带，在旧历六七月间是雨季，从八九月到次年二三月又是寒冻的时期；雨潦与冰雪对作战和运输都有极大阻碍，所以在这个区域中适宜于作战的时间很短，只有冻期已过雨季未到的二三个月的时间。因此必须速战速决，不能获胜便只好退兵，否则结果更不堪设想。综观炀帝的三次东征，除第二次因内乱而退兵外，其余两次撤兵都在七月，便显然可知与雨水有关。此外隋帝国的武力重心距离前线过远，关中地区与高丽，相距至少在三千华里以上，士兵长途跋涉，自然会影响士气；宇文述望见平壤而不敢攻，便可想见士卒的劳顿。以上两点，也是隋军不能获胜的重要原因。
三、隋帝国的乱亡
（一）炀帝的纵欲
文帝晚年，曾发生过一件极不愉快的家庭事件，就是他于开皇二十年（600）废黜长子太子勇而立次子晋王广为太子的事。文帝共有五子，即太子勇、晋王广、秦王俊、蜀王秀和汉王谅，五人都是皇后独孤氏所生。后为北周重臣鲜卑人独孤信之女，性格奇妒，不但文帝的私生活受其约束，据说她对臣下纳妾生子的都怀恨意。文帝曾以他的五子同母而自豪，认为不会有嫡庶之争。勇于文帝代周后以嫡长资格立为皇太子，并得参决国政；其他诸子，也都分据大镇，掌握重兵。
太子勇颇好学，性宽仁和厚，但率意任情，不好矫饰。他性喜奢华，并有不少内宠，致使尚俭的文帝和善妒的独孤后对之都表不满。晋王广美姿仪而有文才，曾出镇大藩，并作过平陈之役的统帅，他因太子勇的失宠，暗生夺嫡的企图。他竭力矫饰，屏除声色，以示无改于父母之道。对朝中用事的大臣和帝后左右，更尽力结纳，因此名誉鹊起，而以“仁孝”著称。他与朝中大臣杨素、宇文述、张衡等相互勾结，筹划夺嫡，并联络独孤后，对太子勇发动种种诬篾陷害。长期的积毁，竟使多疑的文帝对太子发生疑惧，终于开皇二十年（600）废勇为庶人，而立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文帝死，太子广嗣位，是为炀帝。史书曾隐约指出文帝为张衡所害，主使者自然是炀帝。至于炀帝几个兄弟的结局是：秦王俊于文帝时病死，故太子勇于炀帝嗣位时被害；蜀王秀于文帝时为杨素所谮废，汉王谅则于炀帝时谋反失败，两人都被幽禁以终其身。
隋炀帝杨广，唐阎立本绘。
文帝的易储，不但造成家庭的惨变，同时更促进隋帝国的迅速瓦解。炀帝觊觎已久的皇位既已到手，便完全暴露出本来面目；他父亲所遗留下的这么一大笔财产，正好供他恣意的挥霍。他兼有南朝昏主和北朝暴君的特性，一方面博学能文，奢侈放荡；另一方面又猜忌凶忍，果于杀戮。像建有大勋的高颎、贺若弼，为他筹划夺嫡的张衡，都先后被他处死，杨素也是仅保首领以终。甚至有人作一两句他认为好的诗，也会遭到他的敌视。朝臣薛道衡因事被处死，死后他还愤愤地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他不听信任何人的劝谏，时时表露自己的聪明，他是永无谬误的。至于他的奢侈，则又非南北朝君主所能企及，他的大兴土木、到处巡幸以及屡次的用兵，场面的伟大可算得上前无古人。这里说他几件关于营建和巡幸的盛况。
炀帝嗣位后不久，因术士的劝告，迁居洛阳。为了巩固洛阳的防务，他征调民夫数十万人，在洛阳外围挖了一条将近两千华里的壕沟，围绕着洛阳的北、东、南三面，沿线设置关防。大业元年（605），他命宇文恺等主持修筑洛阳城，参与此役的民夫，每月有二百万人。这座新洛阳城便是隋帝国的东都，周围七十余里，位于汉魏洛阳城以西十八里。它的规制与文帝初所建的大兴城大致相同，宫城和皇城都在城的北半部，宫城在北，皇城在南；此外城中又有东、南、北三个市场，和一百零三个平民住宅区的“里”。炀帝为繁荣市面，把旧洛阳城的居民和各州的富商大贾数万家迁入东都。同时又命宇文恺等在洛水上造显仁宫（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南），征发长江以南和南岭以北的奇材异石，以及各地珍异的花木禽兽，以充实苑囿。
同年，又修筑西苑，面积广达二百里。苑中有海，周围十余里；海中有人工修造的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山上广置台观宫殿。炀帝好在月明之夜与宫女数千人骑马在苑中漫游，他并且作了一首“清夜游曲”，游览时教人在马上吹奏。这时运河（通济渠与邗沟）已开凿完成，长安到江都，沿途设置离宫四十余所，于是炀帝开始了他的南游。他从洛口乘龙舟沿黄河及运河南下，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其他各式各样的船也有数千艘，仅挽船士即有八万人。这个伟大行列长达二百里，两岸并有骑兵夹辅着前进。凡距离所经路线五百里以内的地方政府，都得献食，所献的都是水陆珍奇的食物。
大业二年（606），炀帝命何稠设计他与皇后的仪仗以及百官的礼服，一切力求华丽，所用的工匠有十万多人。他并命州县奉献鸟兽的羽毛，以作羽仪，因此水陆鸟兽凡生有合乎制造羽仪的羽毛的，都被捕捉干净。他每次出外巡幸，仪仗队长达二十余里。同年，因突厥启民可汗行将入朝，他为夸示中国的富乐，下令征集旧日周、齐、梁、陈的乐家子弟，一律充当乐户；六品以下的官吏和平民有擅长音乐的，也可以赴太常报名；因此四方的音乐，都集中于京师。后来太常所辖的乐工，达三万余人。
虽然他在两京和江都的宫室已非常之多，但日子一久便感觉厌倦。因此他搜集了全国山川名胜的地图，亲自披阅，选择胜地以设置宫苑。大业四年（608），他又在汾水上源建汾阳宫（在今山西静乐县）。六年（610），因江南河的开凿，他又命从京口到余杭沿途设置驿馆，以备东巡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直到十二年（616），他还在毗陵郡（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东南部以士兵数万人起造宫苑，大致模仿东都西苑的规制，但奇丽又胜一筹。此后他又想在会稽筑宫，但因战乱关系使他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他的后宫，估计至少在万人以上；而他本人的淫乱行为，更是不一而足。
他自大业元年（605）首次游幸江都后，次年返东都；从此江都的繁华美丽引起他的无限依恋，变成他梦寐以思的佳境。其后他于六年和十二年又两幸江都，最后一次有不少朝臣谏阻他，其中的好几位因而丧命，但他到江都后便没有回来。
（二）群雄的起兵
前面已说过，炀帝大业五年（609）是隋帝国富强的顶点。但也就从这年起，帝国内部开始发生不安的现象，因为炀帝经营西域过分浪费，帝国西部的人民首先感到失业与饥饿的痛苦。其后因筹备征伐高丽，调兵集饷，弄得全国骚动，结果大败而回。人民不特被徭役冻馁逼迫得无路可走，中央政府的威信，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大为低落，当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依赖俱归乌有的时候，他们所能做的事便只有造反。
大规模叛乱的开始在大业七年（611）到九年（613）两次讨伐高丽的期间，叛乱的地区是今山东、河北二省一带，也正是东征大军行军路线所经或其附近之地。乱众分许多股，多者十余万人，少者数万人。因为国家安定了一个颇长的时期，人不习兵，郡县官兵与叛军作战，总是望风而逃。到九年（613），更大规模的叛乱发生，领导者是当时的礼部尚书楚公杨玄感（素子）。这年炀帝东征，命他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督运军粮，他乘中枢无主，以解救黎元为号召，起兵于黎阳，响应他的有十余万人。继而他率兵围迫东都，炀帝立即从高丽回师，派宇文述等统兵平乱。玄感见大军将至，麾军西走，准备夺取关中，但未到潼关就被隋军消灭。乱平后，炀帝并没有丝毫悔改，仍以杀人为对付叛乱的惟一手段，因此叛乱的范围益形扩大，至于帝国的每一部分，都有人起兵，据说叛乱先后有一百二十多起。
帝国东部最初倡乱的叛众，至大业十二年（616），大部为贼帅窦建德所并吞，他成为这个区域中的最大势力。次年，建德自称长乐王，定都乐寿（今河北献县），国号夏，黄河以北的郡县，多降附他。此外有鲁郡贼帅徐圆朗，盘据今山东省南部和西部一带地。中部地区即今河南省境中的起兵者有许多起，而以盘据瓦岗（在今河南滑县）的翟让为最强。有李密者，为北周元勋李弼的曾孙，曾从杨玄感造反，失败亡命。至大业十二年，密投翟让，为其划策。同年，翟让等南渡黄河，攻陷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次年，攻破兴洛仓（在今河南巩义市），开仓赈民，其势益炽。李密素以家世才略为群盗所敬服，至是，翟让推他为领袖，上号魏公。黄河南岸的郡县，大部为李密所得，他一面牵制住东都的隋室军力，一面梗阻炀帝的北归之路。
在南方最早的起兵者，要算余杭人刘元进，他于大业九年（613）占据吴郡（今江苏苏州市），自称天子。同年年底，隋以王世充讨灭之。从十二年（616）起，南方的起兵者渐多，其重要者有：李子通据海陵（今江苏泰州市）；杜伏威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林士弘据虔州（今江西赣州市），最盛时掩有北到九江（今江西九江市）南到番禺（今广东广州市）之间的地盘，萧铣（后梁宗室）据巴陵（今湖南岳阳市），自称梁王，掩有今两湖的长江沿岸地区。关中地区大规模的叛乱，从大业十年（614）初开始，这一年关内的起兵者有扶风贼帅唐弼，延安贼帅刘迦论等。其后叛乱扩展至整个北方和西北方的边地，在边地起兵的以十三年（617）为最多，计有刘武周据马邑（今山西朔州市），自称太守；梁师都据朔方（今陕西榆林市西北），自称皇帝，国号梁；郭子和据榆林（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达拉特旗、准喀尔旗），自称永乐王。李轨据武威（今甘肃武威市），自称河西大凉王；薛举据天水（今甘肃天水市），自称秦帝。刘、梁、郭都臣附于突厥。
唐高祖李渊，据南薰殿《历代帝王像》复制。
至此要叙述一支最重要的起兵者，就是十三年五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起兵的唐公李渊，他也就是后来唐帝国的建立者。旧史说他的祖先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西南）人，东晋末年割据陇西的西凉国主李暠，便是他的远祖。但据近人考证，李氏的祖籍则是东部的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渊的祖父李虎，与宇文泰等同仕西魏，贵为八柱国之一，赐胡姓大野氏；直到杨坚相周时，李氏才恢复本姓。北周受禅，虎被追封为唐国公。父亲李昞，也曾任显官。渊七岁袭唐国公爵，其后隋室代周，文帝的独孤皇后是他的姨母，因此特见亲爱，历任内外要职。李氏因累代与胡人共处，显然沾染了相当深度的胡化，同时李氏的女系母统也杂有胡族的血胤，例如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妻窦氏和次媳长孙氏，都源出于鲜卑。
大业十二年（616）炀帝南游江都时，李渊正任太原留守。他的次子世民，素具雄心，见国家大乱，乃与晋阳令刘文静结纳，图谋大举，并厚结李渊的老友裴寂，劝渊起兵。次年，突厥来侵，李渊遣军拒之，未能取胜，深恐获罪。于是世民等乘机劝渊举事，经过屡次的催促，他才决心采取行动。这是李渊起兵最通行的说法，但从若干史事的迹象看来，李渊本人可能是这次起兵的发动者，他富于才略，久蓄叛志，世民只是为其效力建功而已。［参看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罗香林《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载罗著《唐代文化史研究》），李树桐《李唐太原起义考实》（载《大陆杂志》六卷十期及十一期）］当时突厥雄踞塞外，北方群雄多恃为外援，李渊也于举兵后不久，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称臣于始毕可汗，以结盟好。突厥本想立他为帝，但他不从。他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而立当时居守长安（即大兴）的代王侑（炀帝孙）为帝，并移檄各郡县，说明尊立代王之意。其年七月，他命四子元吉留守晋阳，亲与长子建成、次子世民率甲士三万人西行，以夺取隋帝国兵粮重心的关中。
李渊进军关中示意图。隋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自晋阳南下，其时当道隋军有霍邑宋老生与河东屈突通二部。八月初，李渊到达霍邑，先以轻兵挑诱宋老生出迎，李渊与其正面交锋，世民、建成以精骑迂回攻其侧翼，斩宋老生于城下，进据霍邑。李渊军乘胜南下，克临汾、绛郡，部队一分为三：李世民北上，自壶口渡黄河；李渊自率主力自西行，自龙门渡黄河；一部攻打河东屈突通军。李渊渡河后，以李建成部南下，经朝邑，进占永丰粮仓，切断长安、洛阳的联系，自领大军自潼关西行，从东面压迫长安。李世民渡河后，迅疾南下，自郃阳、澄城、蒲城进至泾阳，自北面进逼长安，并派刘弘基西进，进占扶风，随即东返，南渡渭水，占领长安故城；李渊在关中的亲属、女儿李氏在雩县起兵，占住武功，并与自泾阳进至司竹园的世民会合；段纶亦在蓝田起兵，均属世民指挥。此时，李建成部亦进至灞上，长安合围，十一月，攻克长安。
李渊西行后，并与黄河以南的李密联络，遥相呼应。他致书于密，备加推许，因此密专意与洛阳方面的隋军对抗，而不阻挠他的西进。他率军西南下，渡过黄河，向关中推进，沿途并未遭遇重大挫折。到关中后，他一面命建成、刘文静等屯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县），守潼关以备御东方；一面以世民底定渭水以北地区。李渊的女儿（柴绍妻）和从弟神通，也在鄠县（今陕西户县）起兵响应，他们对长安的隋军，颇具有牵制作用。十月，李渊到达长安附近，部下已增至二十余万人。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尊代王侑为皇帝（后谥恭帝），改元义宁，而自为大丞相，封唐王。继而又派世民底定巴蜀之地。既陷，隋室也就注定了覆灭的命运。
（三）唐室的建立
炀帝自大业十二年（616）到江都后，较前更为荒淫。他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于是下令修治丹阳宫，准备徙都丹阳（今南京市）。但他的卫队“骁果”，大部是关中人，都想还乡，因此逃亡者甚众。十四年（义宁二年，618）三月，也就是李渊打下长安后的第五个月，江都的骁果将领司马德戡、元礼等与朝臣宇文智及（宇文述子）共谋叛变，推智及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主；德戡等率兵入宫，缢死炀帝于寝殿上。政变告成后，化及立秦王浩（秦王俊子）为帝，其余宗室外戚，被叛军一起杀光，化及自称大丞相，他接收了十余万的隋军和炀帝的六宫粉黛，自奉一如炀帝。既而他命陈稜留守江都，自行率众北返。
四月间，炀帝遇害的消息传到长安。五月，代王侑“禅位”于李渊。渊即位后，改元武德，国号唐，是为唐高祖。同月，东都隋室官员奉炀帝孙越王侗为帝，改元皇泰，朝政由王世充等掌理。这时宇文化及率军西进，取得李密的地盘黎阳，但不久被李密的部将徐世击败，化及率残部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县）。九月，化及鸩杀秦王浩而自立，国号许。武德二年（619）正月，化及因受唐兵的攻击，从魏县逃往聊城（今山东聊城市）。二月，为窦建德所灭。四月，王世充废越王侗自立，国号郑。世充于前一年十月击破李密，密投降唐室，不久以谋反被诛。黄河以南的大敌既除，世充因而称帝自娱，至此隋室乃正式结束，国祚凡三十九年。
当隋朝在名实两方面均告终了后，与唐室并立的群雄，还有多处。当时唐室所有的地盘，是现在山西、陕西二省的中南部和四川省之地，隋帝国时代兵粮重心的关中地区，便在这个范围内。因此唐的实力，要较群雄中的任何一个为强大。同时唐室辖区内政治比较清明，群雄中虽也有一二人颇行善政（如杜伏威），但绝大多数不是不脱盗匪本色，便是承袭了隋室腐败残暴的作风，这也是唐室能够统一的重要原因。但这个统一工作，相当艰巨，是经过唐高祖和太宗世民十年来的征伐才完成的；直到太宗贞观二年（628），群雄才完全消灭。
群雄中最先被唐室消灭的，是薛举和李轨。当李渊父子入长安时，薛举的势力已接近长安西面的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南）。武德元年（618），薛举大败唐师，谋取长安，但因病死而未果。其子仁杲继位，因与诸将不协，兵势渐弱。唐乘机以秦王世民进讨，围仁杲于折墌城（今甘肃泾川县东北），仁杲投降，薛氏的秦至此灭亡。李轨起兵后，继而称帝，占有河西五郡之地，不从唐命。次年，轨为部将所擒，送往长安，他的凉也于此告终。
秦、凉消灭后，唐室开始经略东方，第一个用兵的对象是刘武周。刘于武德二年（619）命将南侵，并引突厥同进，连取并州（今山西太原市）、浍州（今山西翼城县），关中大震。唐以秦王世民拒之，次年，世民大破武周军于介休（今山西介休县），遂复并州。武周逃奔突厥，不久为突厥所害。继而唐大举进攻王世充，世充自立后，其势力范围，北至黄河，东至今鲁南、苏北一带，南至豫西、鄂北一带。但他为人残虐，众心乖离，又因洛阳食粮缺少，死者甚众。唐以世民讨之，河南州县，多相率降唐。四年（621），唐军围洛阳，世充求救于窦建德，建德亲率大军赴援，为唐军生擒，世充亦降，黄河南北两个最大势力，至此为唐室一鼓荡平。
窦王被灭的同一年，萧铣也为唐讨平。铣于武德元年（618）称帝，徙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势力日张。当时他的地盘，东到九江，西到三峡，南到交趾，北到汉水，拥兵四十万，在南方群雄中算是最强大的。但他性情褊狭，猜忌部下，大臣被诛者甚多。四年（621），唐以赵郡王李孝恭与李靖自夔州（今重庆奉节县）顺流而下，击破道经各郡县，进围江陵，萧铣投降，其地也入于唐。次年，唐平林士弘，东南亦告底定。
当武德四年（621）窦建德被灭后不久，建德旧部刘黑闼起兵据漳南（今山东恩县西北），半年之间，完全恢复建德的旧有地盘。五年（622），黑闼自称汉东王，建都洺州（今河北永年县）。唐以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讨之，黑闼败奔突厥，既而又引突厥南寇，尽复故土。唐又以太子建成讨之，双方相持于昌乐（今河北南乐县西北）。次年，黑闼以食尽北逃，为部下擒送建成，斩于洺州。先是唐以淮安王李神通和李（即徐世）率兵攻徐圆朗，及黑闼灭亡，圆朗亦败逃被杀。至此北方的残余割据势力，只剩下朔方的梁师都和燕州（今河北顺仪县）的高开道，高是于武德元年（618）起兵的。
唐军于洛阳、虎牢败王世充、窦建德军之战示意图。唐高祖武德元年（620）七月，李世民在消天刘武周后，率军东进，志在东都。于二十一日进至新安。二十九日，前军进至慈涧。李世民命各军向洛阳逼迫：史万宝自宜阳东进攻占龙门，断洛阳南面联系；刘德威自太行山南下，围攻河内，断洛阳北面交通；王君廓自洛口断王世充军粮道；黄君汉自河阳渡河，攻取回洛；李世民自率主力屯于北邙；至九月，洛阳外围要点尽被袭占。次年二月，攻城开始。王世充困守，向窦建德乞援。窦建德于是率军西进，连下管州、荥阳、阳翟，屯于虎牢以东的东原，欲解洛阳之围。二月三十日夜，唐军袭占虎牢。李世民命留兵一部围困洛阳，自率军进驻虎牢，与窦建德军相持。不久，唐军以军马诱窦建德全军出动，随后乘敌疲惫时，精骑发动，全歼其军，窦建德亦落马被俘。虎牢得胜后，主力回师洛阳，王世充外援尽失，城内粮草皆尽，被迫出降，洛阳被克。当初窦军与唐军在虎牢相持之际，曾有部下凌敬建议窦建德率主力北渡黄河，向东攻取怀州、河阳，与洛阳相呼应。再派大军向西北越太行，入上党，进占汾、晋等地，震骇关中，洛阳之围自解。但窦建德终于未能采用，不能逃脱与王世充军齐败的命运。
江淮地区的割据者，全为杜伏威所并吞，他的势力并伸展至江南一带。武德五年（622），伏威降唐，并入居长安。次年，他的好友辅公祏起兵于丹阳（今南京市），并称帝，国号宋。唐以李孝恭、李靖及李等讨之，至七年（624），唐师克丹阳，公祏逃走被杀，叛乱遂定。在辅公祏被灭前不久，高开道也为部下所杀，其地归唐。只有梁师都，因恃突厥为援，尚能苟延岁月。直到太宗贞观二年（628），唐以柴绍等讨之，突厥颉利可汗（始毕弟）来救，为唐所败。既而师都的堂弟洛仁杀师都降唐，至此全国完全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