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汉王朝经历前此六七十年相对安定的局面，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文化灿烂，人才辈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这就是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1]的情况。

司马迁生长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以“近乎卜祝”的卑微的史官地位，出现于这些人才中间，岂但以“文章”著名而已。他实在兼有数家之长，而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伟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固然有其永久的、崇高的地位，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应有其一定的、不可磨灭的地位。他的伟大著作《史记》是这样一种优异的作品，以致二千年来成为无数的中国历史学家、文学家不断学习的榜样和追攀的峰顶，它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应是世界人民的文化宝库里光辉的一份。

司马迁的坚持实践和理想的精神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他的实践精神，表现在他的一生几乎游历了伟大祖国的广阔领土的全部，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现实知识和历史知识，以致成为他的伟大著作密不可分的构成部分。他的理想，表现在他坚持以生动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表明客观社会的变化发展和善恶是非，而当这一理想遭到严重的、致命的打击的时候，他拭去了耻辱的血泪，继续坚持他的理想。司马迁的实践精神和他的理想是统一的。他的理想，通过努力的实践，终于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史记》就是这种坚持实践和坚持理想的精神的结晶。

从《史记》所反映的复杂、丰富、深刻的思想来说，司马迁是在他的时代中的一个独特的思想家。司马迁时代的思想，一派以董仲舒为代表，他们的思想是儒家和阴阳家思想的混合物；一派以淮南王刘安的门客为代表，他们的《淮南子》是道家和阴阳家思想的混合物。司马迁是不可避免地要受这两派思想的影响的。但是司马迁和这些思想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这些思想家都是从玄学的概念出发，公式化地谈思想；司马迁则是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客观具体地说明自己的思想。因此，司马迁能从这些思想家层层的迷雾之中不断地冲出来，表现了某些独特的思想。他怀疑积德报应的“天道”；他的现实主义的历史记事，打破了历史循环论的公式；他否定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谓道德，而且能从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出发，看出那些反抗强暴、救人之急、不怕牺牲自己的另一类人的道德品质。这些思想，在司马迁的思想中，虽然还不能说占据了全部的地位，但至少也应该说是最为突出的一面，是富有人民性的一面。这是司马迁从无数的古今历史事实当中获得的进步的思想，也是司马迁所以区别于他的时代的一切从玄学概念出发的思想家的一些独特的思想。

从太史令的职守上看，司马迁也是一个星历专家。“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2]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司马迁在太初改历时和唐都同事，大概也直接请教过唐都。在星历这一方面，司马迁是经过专家传授的。《史记》的《天官书》叙述恒星，“以天极起，以织女结，五官部星，环天一周，起讫有序，观察至密”[3]。这正是一个星历专家的本领。汉武帝太初元年的改定历法，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司马迁是这件大事的直接负责人。从太初历建寅以后，“虽历术屡变，除魏明帝、伪周武氏外，无敢复用亥、子、丑三正者”[4]。在司马迁倡议和主持之下，“行夏之时”的理想不但实现了，而且长久地固定下来了。司马迁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天文学专家们来加以研究和发扬的。

两千年来，最为世人称颂不绝的，大家知道，是司马迁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真正是一个开山的人物。他对中国史学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了全面的、发展的历史观点，建立了一种有组织系统的、完备的历史方法，整理了中国自发展以来三千年的历史。《史记》记录了自然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的许多重要方面，它的内容的广泛性，表明了全面的历史观点；而对每一现象的记录，又都不是平列或堆积，而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表明了发展的历史观点。它的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例，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表明了完备的历史方法。伟大的《史记》，从内容到形式，反映了科学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它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目的，以后世所谓“纪传体”为形式，第一次整理了中国三千年的发展的历史。这是司马迁的伟大创作。

在司马迁以前，我们的历史著作，有《尚书》，它是虞、夏、商、周的统治者在个别事件上的宣誓或训诫的记录；有《春秋》，它是东周以后一个时期的列国新闻的简单摘要；有《国语》，它是周室和几个主要侯国的卿士大夫们的片段语录；有《左传》，它在《春秋》的基础上，补充和加详了《春秋》的叙事，特别是记述了某些历史大事（如战争）的曲折原委，也刻画了人物的口吻、活动，它比之《春秋》虽然是发展了一大步，但到底还只是春秋列国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历史；之后有今已残缺的《竹书纪年》，它记事的年代虽加长了，但还只是《春秋》一类的作品；有《战国策》，它是战国时代游士的片段说辞，是和《国语》一类的；有《世本》十五篇，从残存的篇目上看，它分门别类地叙述历史社会的某些方面，形式和上述诸书不同而和《史记》相似，但在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上，组织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上，恐怕还是不能和《史记》相提并论的；又后有《楚汉春秋》，其真相虽不得而知，但至多也只是楚汉之际的一段历史：总之，在司马迁以前的若干历史著作，虽不失为司马迁创造《史记》的榜样，但从《史记》所显示的观点、方法以及内容来看，它们都不免暴露了一定的原始历史资料的面貌。司马迁的卓越的劳绩，就在于他网罗了古今散碎的历史资料，并使之纳入于一个完整的系统，从而树立了自己的历史观点和历史方法，建设了规模宏大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使中国的历史学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史记》流布以后，影响是长远的、不可估计的。从西汉到东汉，一方面因为单篇流传，它本身已有所散失 [5]；一方面因为它启发了人们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兴趣，因此不断地有人来写它的续编，那结果就产生了班彪、班固父子的《汉书》。[6]《汉书》出现以后，从东汉到南北朝，中国历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就著录了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唐代历史学者刘知几把中国历史学分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7]这种形式的分类，实际上降低了《史记》的地位。如上文所说，《尚书》、《春秋》、《左传》和《国语》四家，显然不能和《史记》并列。《汉书》出现以后，人们《史》、《汉》并称，过高地估计了《汉书》，其实它也是不能和《史记》并列的。《汉书》在历史方法上完全模仿《史记》固不必说，而在历史观点上则又完全否定了《史记》。它把《史记》的《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一律降为列传，又给汉惠帝立本纪，这样就取消了司马迁承认客观现实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观点，建立了以西汉王朝为正统的历史观点。正是由于它以一个朝代为正统的历史观点，符合了两千年来不断改朝换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要求，因而它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和《史记》并列，成为刘知几所谓“六家”之一。《汉书》影响最坏的一面，就是它的正统的观点，使司马迁所规定的承认客观现实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学，变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一朝天子一朝臣”、陈陈相因的所谓正统的历史学。在这种正统的历史学统治之下，历代以来，虽然累积了大量的史学遗产，但其中在历史观点上继承并发展司马迁的，实在是非常之少的。一般只在历史方法上前后彼此模仿，虽然也有所改进，但总结起来却只有以人物为主的纪传体、以年代为主的编年体和以事件为主的纪事本末体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基本上仍然不出《史记》的五种体例之外。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肯定地讲，在中国新史学产生以前，《史记》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史家之绝唱”[8]，司马迁确实是古代杰出的伟大的历史家。

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的历史学，同时也创造了所谓传记文学。从中国文学史上看，文学家的司马迁是可以和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的身世遭遇有某些共同之处，重要的是他们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非常相似的。屈原作品以《离骚》为代表，他反复强调他的理想政治、理想人格和楚国贵族小集团昏庸腐朽的统治不可调和；司马迁在《史记》里不断流露出他对汉王朝的残暴、愚昧的封建统治的厌恶和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鲁迅先生又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9]，也是非常恰当的。

从散文的发展史上看，司马迁把中国的历史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史记》以前，历史的叙事散文而有文学性的是《左传》。它往往把《春秋》里一条简单的新闻记事，铺张成为有细节和场面的委曲描写，反映了历史事件发展的具体过程，增强了形象性，这是《左传》散文的一个发展。但《左传》的叙事为年月所分割，还不能充分发挥散文叙事连贯性的特质，因而限制了叙事的完整。尤其感觉不足的是，《左传》于叙事之中虽然也刻画了人物口吻，但毕竟还没有塑造出人物的生动、鲜明的形象。后来的《战国策》叙事，人物形象虽然比较生动了，但也还只是片段的、不完整的。《史记》的散文，恰恰弥补了《左传》和《战国策》这些主要的缺点。它的“八书”，大都是完整地反映事件的发展过程的。它的许多篇人物传记，不但个性显明，而且也富有典型性。它们反映了广阔的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内容。它们的文学性是可以和后来的某些现实主义的小说相提并论的。从散文的发展史上看，《史记》无疑是一个新的高峰。

由于西汉辞赋和散文的发展及其影响，东汉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为文章家的代表，文章家就是文学家。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著名的辞赋家；司马迁也写过辞赋，但他的著名的作品则是《史记》的传记散文。

《史记》对中国的文学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班固父子从封建统治者的观点出发，否定了司马迁思想中某些人民性的内容，所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但到底也不能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0]。从班氏父子的《汉书》起，一切所谓“正史”不仅在体裁形式上因袭《史记》，在散文叙事上也自然地要以《史记》为规范。《汉书》的人物传记还能显示某些特点，《汉书》而后，就不免有如章学诚所云：“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11]这里章氏指摘的是千年不变的历史方法，当然包括历史散文的叙事。那些“正史”里写了无数的历史人物，但能像《史记》里所写那样生动鲜明、有个性和典型性的，实在很不多见。

除历史散文以外，唐、宋以来所谓古文家的一般散文，也莫不以《史记》为学习模仿的一个最高的标准。但大多数也只是以模仿为能，很少有超越《史记》散文的规范之外的。这已是人所共知，不必说的了。

《史记》对后世的戏剧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唐代直到现在，《史记》里的若干故事人物，不断地为戏剧家搬上舞台。[12]对某些通俗演义小说，它自然也有一定的影响。[13]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卓越的；他的影响是广阔的，而且是长远的：在中国思想史、天文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其崇高的、光辉的、不可磨灭的地位，司马迁是中国的文化伟人，也是世界的文化伟人。[14]

司马迁所以能成为这样的文化伟人，原因当然在于他的才力、家学渊源以及他的坚持实践和坚持理想的精神，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具体的历史时代。秦汉以来统一国家的形势，结束了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也结束了思想上的百家论争。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成为秦汉以来新的历史时代即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现实要求。到了汉武帝时代，统一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于是这种要求就更为迫切了，条件也更为具备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书》，就是这种要求最充分的一种表现形式。伟大的司马迁的成就和他的具体历史时代即汉武帝时代是有血肉关系的，他是汉武帝时代文化上的真正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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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2].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

[3]. 朱文鑫《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商务印书馆版，第五五页。

[4].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5].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百三十篇，司马迁是写完了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附注说：“十篇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也说：“而十篇缺，有录无书。”注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史记》的这一缺和补的问题，古今学者意见不一，似难得到彻底的解决，这里也不用多加讨论。

[6]. 《汉书·艺文志》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注：“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师古曰：‘《七略》云：商……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又《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由此可见《史记》流传后，续书风气的一斑。《班彪传》又说：“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班彪《后传》也是《史记》续书的一种。《后汉书·班固传》：“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班固续父彪业，那结果就是《汉书》。显然《汉书》是在西汉以来《史记》续书的基础上产生的。

[7]. 《史通》卷一《六家篇》。

[8].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

[9].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

[10].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11]. 《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

[12]. 唐代歌舞戏中有《樊哙排君难》戏（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人杂剧和现代京剧里都有不少取材于《史记》的剧目。

[13]. 讲史小说如《西汉通俗演义》等，自然要以《史记》为重要的取材园地。

[14]. 可参见近人朱偰的《司马迁史学的新评价》一文，载《光明日报》副刊《史学》第三十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