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_司马迁(季镇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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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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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的——从“实录”到典型化

司马迁的《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为目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为形式，有组织有条理地叙述了我国古代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候约三千年的历史。这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前所未有，并世少见的创作。作为历史著作的《史记》，它的五种体例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主要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它们系统地叙述了历代各色各样的人物活动的历史，因而形成了以人物为中心的我国古代首尾约三千年的历史画廊。在这个画廊里面—特别是从战国到著者当世这一段，一系列的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复杂丰富的历史内容。因此，《史记》不仅是杰出的历史著作，其中的人物传记也是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史记》流布以后，多少年来，被人们传诵不绝，家喻户晓，影响了无数的历史家和文学家。显而易见，这是和那些历史的而又是文学的人物传记有莫大的关系的。

两汉之际，由于《史记》人物传记的美妙，引起学者们的爱好和模仿，就产生了《史记》的许多续编。班彪“作后传数十篇”，成为班固《汉书》的基础。他的《略论》一篇，比较具体详细地评论了《史记》，也成为《汉书·司马迁传》赞的直接来源。班彪父子严厉地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

刘向、扬雄和班彪父子们所一致承认的“实录”，就是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根本精神。

实录是历史著作的方法（著录事实），也是史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不虚美，不隐恶”）。它的根本精神在于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并忠实于那些事实，按照事实的原有情况固定下来，著录下来。这种精神，在《史记》里，特别是在那些人物传记里，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司马迁为帝王将相贵族士大夫一系列的上层统治人物作传，也为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商人、俳优等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人物作传；为汉族的统治者作传，也为其他民族的君长作传；为以才能立功的忠臣作传，也为“以色幸”的弄臣作传；为人民爱护的好人作传，也为人民憎恨的坏人作传：这一切都是实录精神的表现。又如清人徐时栋说：“天下号令在某人，则某人为本纪，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纪》之前，有《项羽本纪》；高祖以后，不立“孝惠皇帝本纪”，而独立《吕后本纪》，固以本纪为纪实，而非争名分之地也。此后无人能具此识力，亦无人敢循此史例矣。”[3]司马迁的识力和史例所以卓绝千古，高出于后来那些“正统”史家，道理原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从写作实践来看，即以《项羽本纪》言之，他固然给项羽以最高的历史地位，并以许多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塑造了这个勇往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但他对于项羽那种到处坑杀、以粗豪自满等严重弱点，也都据事直录，并没勉强地掩饰：

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4]

这个故事，实在揭穿了这位英雄人物思想庸俗、胸无大志、幼稚可笑的一面。同样地，在《高祖本纪》和其他某些有关人物的传记里，他固然给汉王朝的高祖刘邦写了许多神奇体面高出项羽的事情，却也写了不少庸俗丑恶甚于项羽的事情。所有那些事情当然是当时实有的事实或传说。可见在人物的写作实践中，司马迁也是坚持了实录精神的。

班彪父子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而批评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这是一个矛盾。他们不知道一个正直的史家的“实录”和圣人的“是非”永远要发生矛盾的。在封建时代，所谓圣人的是非代表着统治阶级的道德观点，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压迫广大阶层人民的一种圈套。它是从主观观念出发的，一和客观现实相碰，就会发生严重的矛盾，遭到有力的打击。在现实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被压迫人民之间经常发生着利益的冲突，经常存在着是非的矛盾和斗争。广大被压迫人民对圣人所谓是非的虚伪性、欺骗性从来看得很清楚。“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5]侯门“仁义”即封建统治阶级的“仁义”，是从窃国来的。“人富而仁义附焉”[6]，有钱有势的人就有“仁义”。因此乡下人说：“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7]广大被压迫人民从实际利益来看道德问题，他们是不管圣人口头上的“仁义”的。这是现实中广泛存在的矛盾，也就是真实的历史。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实录反映了客观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真实情况，必然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无数的矛盾和斗争，因而反映了客观实际的真实的历史。班彪父子斥他“是非颇谬于圣人”，正是司马迁严肃的实录精神的结果。

统治阶级对史家的实录，从来是很厌恶和害怕的。因为在实录里面虽然有许多对统治者有利的东西，但必然也有许多对统治者不利的东西。统治者对人民的严重压迫和残酷剥削以及人民的不平呼声和起义反抗，统治者的褊私愚蠢和奢侈荒惰等等，通过实录，不可避免地都要揭露出来。这种揭露对统治阶级是一种严重的打击，是很不利的，因而统治者就不能容忍。但统治阶级需要历史，原是希望从历史里取得足够的教训以便维持其长期剥削统治的。这样，统治阶级就不能绝对地排斥史家的实录，因为只有在实录里面才能看见客观事实发展的真相原委，才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8]，才能“通古今之变”，得到历史的鉴戒作用。统治阶级对史家实录那种无可奈何的矛盾的态度，就是司马迁历来遭到统治阶级及其士大夫种种毁誉的根源。他既被一些人毁为“作谤书”，“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该杀；又被另一些人誉为“有良史之才”，“有奇功于斯世”，只是“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9]这些人的争执都是由于对司马迁的实录所持不同的态度而起的。

还应指明，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无动于衷地、完全被动地直录事实，而是和他的著述理想有密切联系的。他的著作《史记》的最高理想在于取法《春秋》，继承孔子的述作事业。《春秋》“明是非”，“采善贬恶”[10]，他作《史记》也正是这样的。固然“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11]，但作者自觉地表明对那些事迹的态度，就能使是非善恶的本来面貌更加鲜明。《史记》的许多人物传记显示了作者的褒贬爱憎的态度，是和作者自觉地寓理想于实录之中有很重要的关系的。

这样，司马迁从根本的实录精神出发，他又是怎样具体地写那些人物传记的呢？

选择或识别人物是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司马迁写的是历史，一系列的王朝中央和地方的当权统治人物他必须写，没有选择的余地。除此以外，人物还是很多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他们个个都作传，他必须有选择地写。在《张丞相列传》里，他写了张苍等四个丞相后，就概括地说：“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这清楚地表明司马迁对那些“备员而已”的丞相，并不为他们一律作传。相反，对于那些没有地位的俳优，因为他们的“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他却写了一篇《滑稽列传》。有些下层人物，流品复杂，鱼目混珠，他也严格地加以区别。例如他作《游侠列传》，说明他所称道的朱家、郭解等“乡曲之侠”既和上层的那些慷慨好义的贵族公子有区别，也和下层的那些“侵凌孤弱”的土豪恶霸有区别。最后在传末又着重地说：“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对于那些严酷的官吏，他也不是一概唾弃，而是挑选一批有代表性的来写。他在《酷吏列传》里写了郅都、杜周等十人，并说这些“以酷烈为声”的人物，“虽惨酷，斯称其位矣”。又说，“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对于这些不足数的酷吏，他就这样一笔带过了。由此可见，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无论写丞相、倡优、好人或坏人，首先总要具体地考虑那个人物某些突出的、有代表意义的重要方面，因而形成那篇传记的中心思想或主要倾向。

随着具体人物的选择，当然要有具体事迹的选择。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2]孔子作《春秋》企图以具体的历史事实反映是非善恶，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传记也基于这种自觉。《管晏列传》赞：“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的。但一个人物的事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统统写在传记里，还必须适当地选择。而且从积极意义的褒贬来说，也有选择的必要。怎样选择呢？首先是那些可信的事。司马迁写的是历史，不是传奇小说，他必须这样做。例如他说：“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13]又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14]这就表明司马迁对许多世俗流言不甚可信的传说是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的，他所写的人物事迹是经过选择，取他自己以为可信的。除了“考信”之外，他还要进一步选择那些重要的事迹。所谓重要事迹当然指的是那些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的事。对于一个人物的塑造，这类事迹的选择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通过某些重要的事迹的叙述，才能突出这个人物的重要方面，因而使这个人物的特点显著起来。譬如为张良作传，他声明不写张良的那些与天下兴亡无关的话，这是很对的。因为不这样，这个在楚汉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著名人物的特点就不能表现。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说，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完全不写小故事。相反，他在许多篇传记里，不断地写些琐事，而且由于那些琐事的叙述，人物的基本特点往往更为显著。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万石君传》写石奋父子的恭谨道：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这个小故事，使我们知道，石奋父子日常那种伴君如伴虎、诚惶诚恐、唯恭唯谨的态度达到怎样可笑的程度。又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小时候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张汤这个儿时故事虽属游戏性质，但我们对于张汤后来善于揣摩汉武帝意旨，巧立法令名目的基本面貌，却由此早得到了初步的印象。司马迁写人物的小故事，不是随意点缀，而是基于对人物的理解，借以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的。

经过选择的步骤，一个人的事迹可能还是很多的。而且某些重要的事迹往往要关系到其他的人。司马迁处理这样的问题，依然是从对各个有关人物的基本认识出发，安排或剪裁某些事实材料，使它们服务于各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魏公子列传》主要要写出一个谦虚下士的贵族公子形象，因而他就集中地叙述了这位公子怎样“自迎夷门侯生”和“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至于信陵君还有因为不肯容纳亡命的虞卿和魏齐，既为侯嬴所指责，终至引起魏齐“怒而自刭”一事，又有说魏安釐王不杀范痤及不可亲秦伐韩等事，都没有写。显而易见，信陵君的这些事，如果都写于本传，就要破坏这篇传记的意图，模糊这位贵族公子的主要特征。相反，前者写于《范雎列传》，却使范雎终于报仇的故事得以完整；后者写于《魏世家》，也充实了昏庸的安釐王的历史。又如《项羽本纪》写的是一位勇猛无前、摧毁暴力统治的盖世英雄；《淮阴侯列传》写的是一位善于将兵、多多益善的神奇将军。淮阴侯论项羽的许多个人弱点和政治军事上的错误，不写于《项羽本纪》而写于《淮阴侯列传》，真正是两全其美的写法。这样写既显示了军事家的韩信的非凡才能，也掩护了项羽的英雄威望遭受内行的敌手的打击。拿鸿门之宴这件事说，司马迁重复地写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和《樊哙列传》，但详略不同，互为补充，也都是为各人物不同情况、不同特征决定的。司马迁这种安排和剪裁事实材料的方法，实质上也是一种褒贬的方法。《范雎列传》出信陵君不救魏齐一事，使我们恍然知道信陵君结交天下士还是有限度的。《淮阴侯列传》出韩信论项羽一事，也使我们看到项羽的作为不过尔尔。对于一般的历史人物，无论褒贬，他都要集中事实材料，以便突出那些人物的形象；但对于当代的统治者，如汉武帝及汉高帝，为了贬，他往往是分散事实材料的。

具体地描写历史事件，增强故事性，是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传记更为出色的一个方法。这种故事性的描写很多，以至我们可以无须举例。那些家喻户晓在文学艺术上发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的历史事件，固然和它们的历史意义有极大关系，但是不可否认也一定和它们的故事性有重要关系。因为通过那样的有细节有场面的具体描写，使那些历史事件鲜明起来，使某些人物形象生动起来，因而给人们以深刻的、难忘的印象。比较一下鸿门之宴的几处详略不同的记事，就知道简单的梗概叙述和具体的故事描写，它们的动人力量是不能相比的。司马迁的许多篇人物传记的成功是和他在许多事件上的具体描写分不开的。《廉颇蔺相如列传》着重写的是廉、蔺二人怎样从初不相关到齐心抗秦的故事；其中写蔺相如完璧归赵和秦赵渑池之会，都是有声有色的场面描写。《魏其武安侯列传》着重写的是窦婴、田蚡两代贵戚之间争权夺利的故事；它原原本本地写出了窦婴、田蚡怎样先后得势，明争暗斗，终于招致同归于尽的祸害。其中田蚡拜会窦婴、田蚡婚礼宴客和东朝廷辩论几个场面，也都是生动的描写。通过这些描写，封建统治者内部这一斗争诸有关人物的嘴脸，也都刻画得清楚了。其他如著名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也都是故事性很强的作品。

模拟或运用口语，在司马迁具体地描写事件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一般看来，《史记》的语言诚然是“文言”，不是“白话”，但它是接近口语的，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文言”。元人王若虚曾经收集了某些例句，证明司马迁在写作上存在着“字语冗复”的毛病。[15]例如：

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16]

王欲召信拜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17]

王若虚认为第一句里“无不人人”字意重；第二句里多“各自”字。如果依照王若虚的意见，把“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改为“诸侯军无不惴恐”或“诸侯军人人惴恐”或“诸侯军惴恐”，把“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改为“人人以为得大将”，虽然“简洁”些，但司马迁的通俗有力、接近口语的语言特点也就改掉了。王若虚所举的许多例子，恰恰证明司马迁的“文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些重复的词句是和口语习惯有关系的。许多事实证明，司马迁运用口语在描写人物上，是一种自觉的努力。他往往努力模拟人物的口吻，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形象。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8]

这里，洪迈盛赞“叠用七死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也”[19]。其实它们并没有什么奥妙，只是运用口语的自然语调，描写了农民起义的最初两个领袖下决心、鼓动“徒属”不要去送死而要起来反抗那种奋臂高呼的动人景况。司马迁写的许多人物，过了几千年，人们依然觉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和他的模拟或运用口语的努力有极大的关系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从根本的实录精神出发，首先他要选择或识别人物，从而选取其可信的和重要的事迹，适当地安排、剪裁，并加以一定的具体描写：这是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创造性的、典型化的过程。他给历史人物不是写履历表，而是塑造形象。他写的许多人物不仅是实有的、互不相同的个别人物，而且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他突出地写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了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由于他努力模拟或运用口语来描写人物，许多人物的个性和典型性更明显了，更加强了。因此，他的许多篇历史人物传记，不只是可信的、卓越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可欣赏的、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司马迁真正第一次把文史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原载《语文学习》一九五六年八月号

一九七九年二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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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迁《报任安书》，参见《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2].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3]. 《烟屿楼读书志》卷十二。

[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5].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序论，语本《庄子·胠箧篇》。

[6].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序论。

[7].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序论。

[8].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9]. 参见《三国志·魏志》卷六《董卓传》注、卷十三《王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