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著作

司马迁从公元前一○八年（元封三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公元前九三年（太始四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共经历了十六年。这是他的著述事业的主要阶段。在这十六年中间，他主持了改历工作，随后“遭李陵之祸”，虽然因此耽搁了一些时间，但实际上这种特殊的工作和不幸的遭遇却成为鼓舞和推动他写作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这之前，从公元前一二六年（元朔三年）到公元前一○九年（元封二年），由于漫游、扈从和奉使的缘故，他的读书时间好像很少，但实际上这种不断的漫游、扈从和奉使，却成为他后来写作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这之后，即在公元前九二年（征和元年）以后，他除了担任中书令一职，经常在皇帝和尚书中间传达事务外，在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于他的全部著作的修补或加工。司马迁生命的过程，就是他的著作事业的准备、创造与完成的过程。司马迁和他的著作事业是不可分的。

司马迁一生用血汗换来的著作，大家都知道，就是继《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书”，也就是汉末灵、献以后大家习惯称呼的“史记”[1]。

《史记》记事，开始于黄帝，终止于汉武帝太初（公元前一○四—前一○一年）年间，首尾上下，包含汉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2]它的全书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它是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不同体例，并通过它们之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而组成它的完整系统的。它就像一座伟大的建筑，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是科学和艺术的制成品。

《史记》这部伟大著作，是否是司马迁的独创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史记》的《大宛列传》赞引《禹本纪》、《三代世表叙》有“余读《谍记》”、《十二诸侯年表叙》有“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卫康叔世家》赞有“余读《世家》言”、《伯夷列传》又有“其传曰”云云，虽然《世本》一书，其中也有记、世家、传和谱，虽然古代典籍中早有所谓《尚书》，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只能说明《史记》的五种体例是有渊源的 [3]，并不足以减损《史记》这种完整系统的独创性。《史记》是一种历史著作，它不能凭空地创造起来，必须利用已有的资料，因此采用某些现成的体例，也是很自然的。司马迁的独创性在于他能够“网罗天下放失（佚）旧闻”，把三千年的历史，作一次通盘的清理，并使之纳入于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系统。这是大家共见的事实，不容否认的。

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

那么，司马迁是怎样创作《史记》的呢？首先，他掌握了极端丰富的资料，这是最基本的一点。过去有人认为：“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4]这是不符事实的。司马迁依据的资料，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封建王朝的藏书，即所谓“金匮石室之书”。这种藏书到汉武帝时代已经很丰富，而同搜罗保存这种藏书最有关系的两个人，就是司马谈、迁父子。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这一部分资料，在司马迁当时看来，数量可观，内容亦极复杂。他用“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两个简单的概念来加以概括。我们今天虽然不可能知道司马迁所依据的这一部分资料的全部的数量和内容，但单从《史记》一书里司马迁自己所提到的来看，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庞杂情况了。另一部分不是那种藏在“金匮石室”里的死资料，而是流传在广大地区、广大阶层的人们的口头上的活资料。这是那些讥笑司马迁“跼蹐于七八种书”的人们所绝对估计不到的。这一部分资料，有的是司马迁实地调查和亲身见闻的收获，有的是别人把他的亲身见闻告诉司马迁的。这些资料是真正原始的不可替代的珍贵的资料。司马迁所以成为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同这一部分活的资料的掌握与运用有极大的关系。顾炎武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5]这是很对的。司马迁所以能够叙述秦楚之际的战争了如指掌，胸中有一天下大势，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一部分活的资料。顾炎武指出的不过是秦楚之际的战争，其实秦楚之际以及汉以来近百年的社会历史的记录，司马迁所依据的主要也是这一部分活的资料。这是《史记》所以能放异彩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司马迁不仅能够掌握丰富的资料，而且也能够正确地处理那些资料。处理资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原则问题。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序论里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考信”是司马迁处理历史资料的原则，而“六艺”（即六经）则是他的标准。历史著作既然必须依据确实可信的资料，而无论古代和近代的资料又都有可信不可信的问题。显而易见，处理历史资料的这个“考信”的原则，对于一切历史著作来说是必须的，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科学原则。问题在于“考信”的标准。司马迁提出“考信于六艺”，这是否也是恰当的呢？从我们今天看来，“六艺”有真伪、时代、作者等纠缠不清的问题，如果不加鉴别地把它们作为信史的标准，诚然是不恰当的，有问题的。但在当时，司马迁以“六艺”为“考信”的标准，还是很有理由的。“六艺”之所以尊贵，不仅因为它是经过孔子传下来的儒家的经典，而且就其本身来看，也确乎是比较系统的可信的古史资料。司马迁以许由不见于“六艺”和儒家的记载，因而不为许由作传；又以“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因而不相信《禹本纪》和《山海经》。即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的处理也还是很恰当的。因为许由究竟是历史人物还是隐士们托古捏造的一个人物，《山海经》所言九州山川到底符合怎样的实际地理情况，直到今天，还是不容易搞清楚的。然而更可贵的是，司马迁虽然提出以“六艺”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作为考信的标准，可是他并不是腐儒式地拘守着这一标准。他的最后的依据，还是相信他所获得的那些活的资料。在《五帝本纪》的论赞里，司马迁说明他对于黄帝的历史资料的处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以为“百家 [6]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是他也以为“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7]，儒者或不传”。这就是说，司马迁对于“百家”所传的黄帝固然不敢相信，即使称为孔子所传的黄帝的某些资料，也不是一般地加以采用，而是有所鉴别的。他根据他自己“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的实地见闻，以为“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民间确有关于黄帝的传说，因而相信黄帝的存在，并结合古书上某些可信的记载，“著为本纪书首”。由此可见，司马迁确以他自己所获得的活资料作为最后考信的标准。同样地，在《刺客列传》、《大宛列传》等的论赞里，也可以见到司马迁在资料的考信问题上对于别人的见闻亦即活的资料的尊重。这种考信原则的坚持和运用，使他排除了异语杂说，而这正是科学的历史著作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原则。《史记》的科学性首先就是在这个原则上奠定基础的。不过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史记》里的一切记载都是信实的历史。因为限于当时可能掌握的历史资料和一般文化科学水平，或者因为如扬雄所云司马迁“爱奇”[8]，《史记》里非信史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司马迁在《苏秦列传》里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可见他写《苏秦列传》，对苏秦的各种传说，确实怀着好意，尽了一番考信的工夫。可是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了司马迁未见过的关于苏秦真实可信的资料，证明他写的《苏秦列传》是有很多问题的。[9]在《赵世家》里，他不惮其烦地叙述那些不可信的荒诞怪异的故事。

司马迁不仅审慎地鉴别史料，而且他也严肃地忠实于那些信实的史料，即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刘向、扬雄、班固等人曾经一致承认司马迁著作《史记》的最大特点是“实录”[10]，实录的意思，按照班固的解释是“不虚美，不隐恶”，即如实著录。这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对于一个严肃的、科学的历史家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历史著作既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不歪曲、不夸张地按照历史事实的固有情况著录，使那些历史事实固定下来，这才有可能成为信史。这个道理好像很平常，但在封建专制时代，坚持这种道理却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论赞里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显而易见，实录虽然不过是摘录现成的资料，但对待古代历史由于关系较远，可以无所忌讳；至于对待当世的历史就不能不有所忌讳。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坚持实录的态度，就是忠实于一切事实，忠实于客观存在，那结果就会不管封建统治阶级的愿望以及作者的历史观如何，必然反映了客观实际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因而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矛盾和斗争，即客观实际的真实的历史。这就是说，在那些实录里面，必然存在着彼此相反的东西，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有有利的东西，也有不利的东西。这种对封建统治者不利的东西当然为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忍受，当然要有所忌讳。古代史官秉笔直书因而惨遭杀戮的历史教训 [11]，司马迁是熟悉的。但是司马迁始终坚持了实录的态度。譬如他对于汉高帝刘邦，固然写了许多神奇体面的事情，可是也写了许多庸俗丑恶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绝对不是司马迁捏造出来的，而是当时的事实或传说。他忠实地记录了这些事情，结果就使这位篡夺秦末农民起义果实的无赖的本相完全毕露。这不但和汉代统治者的愿望相反，而且也和作者把刘邦歌颂为“受命而帝”的“大圣”矛盾。又如一九六八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河北满城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两座墓葬的发掘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司马迁在《五宗世家》里对刘胜骄奢淫佚的揭露确是实录。这种例子很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所以一方面被人们誉为“有良史之才”，一方面又被另一些人毁为“作谤书”[12]的原因，也就在于他的叙事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他的残酷的遭遇的根源，也许就在于此。[13]这种实录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不为封建统治者的偏见所囿，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复杂情况，因而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这种实录的精神，就是司马迁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史记》所以成为杰出的历史和文学结合的范例，其根本原因之一在此。

司马迁的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古代的和当世的）的精神，是和他著作《史记》的理想有密切联系的。司马迁著作《史记》的最高理想，是要使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使《史记》成为第二部《春秋》。《春秋》这部书，在我们现在看来，不过是片断的、类似新闻标题的从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前四八一年的列国大事记。但在司马迁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派春秋家的看法，却不是这样简单的。他们以为《春秋》是无所不包的，所谓“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14]。《春秋》的一字一句都有它的道理，所谓“文成数万，其指数千”[15]。孔子由于时运不好，不遇明君，晚年乃“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16]。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17]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8]。它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奉天而法古”[19]的。在公羊派春秋家看来，《春秋》这部书实在包含着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一切，所谓“天道”、“王道”、“人道”等等，无不应有尽有，万分完备。在汉代，《春秋》之义不止是封建学者理论上的空谈，而是封建王朝的法律理论上的根据，用《春秋》之义可以断狱，那实在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是人们不免要问：孔子的全部大道理为什么当时不讲出来，而只是“因史记作《春秋》”呢？他们以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0]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与其抽象地说道理，还不如通过具体的事实来表明道理比较切近明白。公羊派春秋家对《春秋》一般的看法，也就是司马迁对《春秋》的看法。因此，不难设想，司马迁继《春秋》而作《史记》，也是要通过具体的客观历史事实来表明封建社会的全部的思想体系的，包括天道观、历史观、道德观等。《史记》以叙事为主，各篇除极个别的外，都是叙事多而议论少，极端尊重历史事实，这显然是司马迁的这种著作理想的自然的结果。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知道，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完全被动地直录一切事实，而是有所选择地寓其理想于那些实录之间的。出乎司马迁意料之外的是，他考察了无数的历史事实反而发现封建社会的道理很难通了。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是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提出的问题。历史的事实是善人恶报，恶人善报；现实也是不轨犯法之徒享受安乐富贵，而纯洁公正的人遭到祸害。一切善恶、是非、祸福、穷达的道理到底怎样讲？作为“王道”的根据，所谓“天道”到底怎样讲？他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实录的结果，历史的客观事实使封建社会的所谓“天道”、“王道”以及是非、善恶等等观念破产。然而同样地从无数的历史事实当中，这些问题，司马迁是得到了解决的（参看本书《褒贬尺度的人民性》一节）。但由于具体历史时代的限制，这些问题，司马迁不可能彻底解决（参看本书《人民性的来源及其局限》一节）。

司马迁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并审慎地处理那些资料；忠实于客观的历史事实，并希望通过那些事实表明他对社会现实的种种理想：这些就是司马迁创造《史记》这一伟大著作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下面谈谈他写了什么和怎样写。

人物中心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史记》是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的。“八书”以叙事为主，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是全书叙事的单一集中的补充。它们叙述的是礼仪（《礼书》）、音乐（《乐书》）、军事（《律书》）、历法（《历书》）、星象（《天官书》）、宗教（《封禅书》）、水利（《河渠书》）、经济（《平准书》）等方面的事。“十表”是依朝代的顺序并把它们分为几个阶段而建立起来的，它们互相独立而又互相联系。以简单的记事为主，是历代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从一种历史著作来说，这“八书”、“十表”应是重要的成分。因为它们或者独立地叙述某些自然现象（即所谓天道）、文化现象、政治经济现象（即所谓人道）的始终变化，或者显示某一时期的历史现象（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的始终变化，它们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但在《史记》中，它们却处于次要的地位。至少在数量上就表明了这一点。《史记》的主要部分是“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这是全书的中心。“十二本纪”除《秦本纪》、《项羽本纪》外，叙述帝王政绩，是叙述自黄帝以来直到汉武帝为止的历朝、历代作为一个统一的最高统治者的政绩的。“三十世家”除《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叙述秦以前割据称雄的大小侯王和汉代侯王的历史。“七十列传”除《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外，叙述贵族公子、各种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土豪、医生、卜者、商人、俳优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类型人物活动的历史。上述除外的那些篇，只是由于情况的特殊而引起体例上的一些变异，它们叙述的有的是割据的世袭侯王的历史（《秦本纪》），有的是起义英雄的历史（《项羽本纪》、《陈涉世家》），有的实际上也还是思想家或教育家的活动的历史（《孔子世家》），有的是秦汉以来东南沿海新的割据侯王的历史（《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有的是国内少数族和国外各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由此可见，《史记》的中心部分所叙述的，是从古到汉的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物活动的历史，是历朝历代一系列的历史人物的塑像。

这种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新的史书体裁—纪传体，是司马迁对历史学创造性的发展，但这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的。春秋、战国以来，社会急遽变化，阶级斗争复杂激烈。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不同的阶级、阶层特别是他们中间的“士”，在社会上极为活跃。一时诸子蜂起，议论纷纭，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展开斗争，个人的作用显得突出起来了。这给司马迁以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提供了历史的前提。而《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的片断形象，这些对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传记，无疑也有所启发。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而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已经统治了一百年，产生了一代新的历史人物，更有及时记述的必要。司马谈在他的遗言中就说过：“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就是继承了父亲的这一遗志，而承担起著述《史记》的艰巨使命的 。

这种新的体例具体地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首先从主观上看，这是和司马迁的著作理想分不开的，也可以说，这是司马迁的著作理想的具体表现。我们研究《史记》，不能忘记一个事实：司马迁著作的不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所谓“客观”的“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著作，也不是近代无产阶级的科学的历史著作，而是“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书》。如我们上文所说，他企图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表明封建社会的政治、道德等等理想，因而构成封建社会的一部政治道德全书。这里姑且不论司马迁的历史观究竟怎样，各色各样的人物不但是社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而且也是一切社会历史事实的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来创造他的伟大著作，不但是完全忠实于他的伟大理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于历史的客观性的。

其次从客观效果上看，我们可分两层意思来说。第一，从纵的方面看，这种从古到汉的历代统治人物不断更替的历史，“原始察终，见盛观衰”[21]，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不是永久不变，而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司马迁认为秦应“世异变，成功大”；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22]是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司马迁承认陈涉几个月的政权，以为“天下之端，自涉发难”[23]；不承认楚怀王而承认项羽的政权，以为“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24]；不承认汉惠帝而承认吕后的政权，以为“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25]：显然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承认历史的客观实际的变化和发展的，实在打破了他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26]这一简单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的公式。第二，从横的方面看，这种极其广泛的、包含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社会地位和职业的人物活动的历史，具体地充实了我国三千年历史的丰富内容，生动地展开了我国三千年历史的广阔画面；同时也说明了司马迁对一定社会和历史的看法：社会不止是帝王将相等统治人物高高在上的单独的存在，而是有各种人物存在的人群的整体；历史也不止是帝王将相等统治人物的历史，而是包含各个阶层的全民的历史。而且还可注意的是，司马迁也写了外国君长统治的历史，这也说明了历史不止是中华民族单独存在，而是中外民族共同存在的历史。这一整体的、全民的社会历史的观念，是秦汉以来大一统的局面在文化上的反映。司马迁的伟大创造正是给他的时代以最充分的表现。

褒贬尺度的人民性

司马迁不仅写了大量的、各色各样的历史人物，而且更为要紧的是，他也表明了对那些人物的态度。这就是说，司马迁对他所写的一切历史人物，不是平列的、漠不关心的，而是有所褒贬、爱憎的。这是他著作《史记》的目的，在《太史公自序》以及那些人物传记的论赞里，都有或显或隐的说明。而最具体的说明还是那些人物传记的本身。这是人所共知、不成问题的。

问题在于：司马迁用什么尺度来褒贬他所写的各种人物呢？这里，我们举《游侠列传》来谈一下，因为这篇列传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司马迁对各种人物的看法。

《游侠列传》是一篇下层人物的传记。司马迁为什么给游侠这类人物作传记，在《太史公自序》和《游侠列传》的序论里是有肯定的回答的。司马迁以为那些“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这就是说，那些以“术”而上进的宰相、卿大夫们，辅佐帝王，功成名遂，载在国史，大家都知道，这是当然的，不必说的。相反，像季次、原宪一班隐士们，“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所以季次、原宪终身穷困，但他们自得其乐，虽不名著国史，而死了四百多年，多少后辈，还是称道不倦，季次、原宪也就成了名。显而易见，司马迁对于这两种人，都流露着讥刺不满之意。而对于“儒、墨皆排摈不载”的游侠却抱有特殊的见解。他以为游侠这一类的人物，既和贵族公子们如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等，“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这种慷慨好义不同，更和那些“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土豪恶霸们欺压人民有天壤的区别。他以为游侠是这样一种人：“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就是说，游侠这一类人的行为，虽不合乎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的“正义”，但实际上他们是很讲仁义，很有道德的。司马迁以为所谓仁义道德，本来是很难说的，历史上多少“所谓有道仁人”，还不是遭到祸害！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实：“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诵义无穷。”而且更有甚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由此可见：游侠这一类人，“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他进一步地说：“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当世，不同日而论矣！”[27]这就是司马迁对游侠的看法和所以要为游侠作传的原因。这种看法，不论司马迁的自觉意识如何，实际上包含着阶级对立的看法：他怀疑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的圣贤和仁义道德。而从实际出发，“已飨其利者为有德”，肯定了另一类人（游侠）的救人之急、牺牲自己的真正道德。

司马迁肯定的游侠这一类人，究竟是否应该肯定呢？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韩非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28]至少在韩非的时代即战国晚期，游侠这类人物已经大量存在。他们可能就是“墨者”的末流。[29]这是从封建社会的下层排挤出来的一个游民阶层。他们脱离劳动，不事生产，专门从事“犯法”的活动。他们重“义气”，可以为一个“知己”而死，也可以为公众“打不平”。大概战国时代，游侠这类人多为诸侯国统治者所利用，所谓“犯法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30]。这时兼并剧烈，斗争残酷，各国的统治者争取人才，而游侠就往往成为统治者的牺牲工具。但游侠无恒产，不怕死，容易被利用，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由于穷困流浪，受压迫，有正义感，有爱国心，也就往往激于义愤，为正义、为爱国而牺牲：因此，他们的慷慨就义，却是可歌可泣、为广大人民所赞叹和同情的。《史记》的《刺客列传》写的主要就是战国时代的游侠。“汉兴，海内一统”，游侠既失去为统治者争取利用的可能，他们的“犯法”行为又为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所不容，他们不是被统治者所收买，就是被统治者所杀害。在封建社会里，人民受压迫、受冤屈是无穷无尽的。人民经常希望得到“循吏”和“王法”的解救，然而这种希望经常是归于幻灭。因此，广大的受压迫、受冤屈的人民，在无处申诉的苦境之中，自然地就寄希望于代表正义的“乡曲之侠”。《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朱家、郭解等著名的游侠，得到广大人民的爱护，正说明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爱护游侠，把他们视为一种反抗强暴的人物。由此可见，司马迁大胆地歌颂游侠，是与广大人民有联系的，他实际上是歌颂了广大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的。因此，我们觉得，司马迁肯定的游侠这类人物是应该肯定的。

通过对《游侠列传》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地认识到司马迁褒贬人物的尺度。他并没有受统治阶级的传统的道德标准束缚，而直接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来看道德问题。这就是正统史家所以攻“其是非颇谬于圣人”的缘故。[31]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所提出的封建社会的是非、善恶的问题，显然是在《游侠列传》里得到了解决的。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流露的思想是突出的，但并不是孤立的。司马迁这种同情被压迫人民、反抗强暴统治的思想，还表现在对其他许多人物的态度上。在《刺客列传》里，他写了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政，赞叹地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32]这里，司马迁所以赞叹这些刺客的“义”，固然在于这些人真正说话算话，“已诺必诚”[33]，能为“知己”而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能以一个“匹夫”，敢于和那些强暴的统治者的代表进行誓死的反抗。在《赵世家》里，他写了有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许不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而是战国时代的民间传说。它在司马迁笔下的主要意义，同样地在于程婴和公孙杵臼的誓死精神对屠岸贾的强暴势力的最后战胜。家喻户晓的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司马迁的看法是：“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34]很明显，司马迁赞叹的蔺相如是一个不怕死、敢于奋气而起、威胁强暴的壮士！比较一下《鲁仲连传》和《田横传》的论赞，更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反抗强暴的人物，抱有何等的敬意。他论鲁仲连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屈）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35]而对田横则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36]鲁仲连抗秦，田横抗汉，事属相类，可谓无独有偶。但司马迁对鲁仲连则谓其“不合大义”，而对田横则极力称赞，谓之“高节”，谓之“至贤”。如果我们读一下他们的传记，就会知道司马迁对鲁仲连和田横的评论是很有分寸的。鲁仲连的抗秦只是说客一流的空谈，最后他“逃隐于海上”，做一个自甘贫贱、不屈于富贵的高士。相反，田横抗汉，是真正反抗到底的，他最后宁肯自杀，也不肯去见汉高帝刘邦一面。司马迁所以说鲁仲连“不合大义”，正是因为鲁仲连不能奋不顾身以死抗秦。但是，司马迁对鲁仲连还是很称赞的，因为他对当时的统治者到底也表现了不屈的、轻蔑的态度。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司马迁是给以极高的估价和荣誉的。他在《魏公子列传》这篇名文里，奇特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津津有味地叙述信陵君的故事。不难理解，司马迁所以特别歌颂信陵君，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和“从博徒卖浆者游”[37]，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信陵君能够这样做，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救赵存魏，抵抗暴秦，振奋诸侯。从上述这些例子看来，“刺客”是“游侠”一类人物。其他如公孙杵臼、蔺相如、信陵君等人物的故事，可以说都是战国时代在不同情况下侠义精神的表现；也可以说，这些人物的生动故事，都是与侠义精神相通的。这种侠义精神，强调救人之急，同情弱者，不怕牺牲，反抗强暴。这是广大人民在封建压迫下一种支持的力量和希望。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所以具有极大的感动力量，世世代代为人民传诵不绝，正是因为它们鼓舞了在长期的封建压迫下无数冤屈无告的人民的斗争情绪。一般说来，司马迁总是热情地叙述和赞颂这些侠义人物和侠义精神，他的衡量人物的尺度不是从传统的封建道德出发的，而是从广大的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出发的。

司马迁同情被压迫人民、反抗强暴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对许多人物的歌颂上，还直接表现在他对汉武帝刘彻的专制主义的暴力统治所流露出的极端悲愤和厌恶的情绪上。在汉武帝统治的几十年间，由于巡狩、封禅、求神仙和奢侈浪费，由于北击匈奴和不断地对外用兵，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因而汉武帝不断地加强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对人民实行极端严厉的法令统治。他表面上好像很讲“仁义”，实际上却是严刻寡恩的。“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38]憨直的汲黯曾经当面揭穿过汉武帝那种表面上假施仁义的一套。汉武帝最喜欢的是公孙弘这样的人：“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39]公孙弘是由狱吏出身的一个儒生，他外表讲儒术，而实际上却很懂得汉武帝那一套统治人民的法令制度。游侠郭解和游士主父偃都是他坚决主张杀掉的。司马迁对这样的现实，虽然不敢明显地反对，可是他在《循吏列传》里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他写了历史上孙叔敖、郑子产等对人民不加威严的“循吏”五人，而汉代的却一个也没有写。相反，他写了一篇《酷吏列传》，却统统是写汉代的人物。在这篇传记里，司马迁主要写了十人，其中除绰号“苍鹰”的郅都为汉景帝刘启时人外，其余都是汉武帝时代执行暴力统治的人物。张汤是汉武帝最为满意的一个。他和赵禹共同定了种种法令，有所谓“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40]，加强官吏对人民的监视，以及官吏上下之间的互相监视。张汤还因大农令颜异对新造白鹿皮币有意见不敢直说而“微反唇”，以为“不入言而腹诽”，处死颜异，从此有所谓“腹诽之法”[41]。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也善于揣摩汉武帝的意旨。这时汉武帝提倡“文学”（即经学），张汤就想附会“古义”以断狱，“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以便解决法令的疑难。而实际上他决疑的根据还是汉武帝的意旨。只要汉武帝认为对的，他就著为定谳，以为廷尉判决的法令。因此无论有罪无罪，他都揣摩了汉武帝的心思才作决定。这样，张汤就取得了汉武帝的尊宠。“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于是“百姓不安其生，骚动”了。后来张汤也因“怀诈面欺”，触怒了汉武帝，自杀。司马迁简单地说：“张汤死，而民不思！”[42]这是有力的、愤怒的、人民的语言。曾经做过张汤的廷尉史的王温舒，也是一个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他为御史和广平（今河北鸡泽县东南）都尉时，就杀过很多“盗贼”，后来为河内（郡名，治所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太守，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大肆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王朝惯例，春天不杀人，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但汉武帝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却以为温舒很能干，调升为掌京师治安的中尉。王温舒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对“有势者”很会奉承，虽犯法如山，也不去触犯；相反，对“无势者”他就视为奴隶。他想尽一切“理由”，专门打击“下户之猾”，以儆“大豪”。他手下的“爪牙吏”，都是一班戴帽子的老虎。所谓“奸猾”被拷问后，“大抵尽靡烂狱中”，论罪时已经没有活的了。于是“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这就是王温舒为中尉的治绩！后来汉武帝征发“豪吏”当兵，王温舒因为隐藏他的爪牙华成和受骑兵人员的贿赂被告发，罪该灭族，结果自杀。同时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妻家也各自犯罪而被灭族。司马迁在这里引用了光禄徐自为的话：“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这句话显然包含着无穷的愤慨，它固然表明王温舒罪有应得，而同时对武帝时的残酷刑法也流露着极为悲愤的情绪。另外有一个杜周，曾经做过张汤的廷尉史，后来他做了廷尉，完全模仿张汤，善于审察汉武帝的意图：“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这就是说，有罪无罪，完全看汉武帝的颜色来决定。当时有人责备杜周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老实地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就是说，专制主义者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法律，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杜周断狱很繁忙，案件每年在千件以上。大的牵连数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到朝廷来对案的远则数千里，近的也有数百里。他审判起来其实很简单，一律按状子上所控告的罪名定罪。这样，被告闻有逮捕的消息，往往就逃亡了，以致十多年成为悬案。这种案子大都被诬为“不道（罪名）以上”。有时廷尉和京师官府命捕六七万人，而胥吏能捕到十余万人。这样，杜周也就成为汉武帝重用的人，后由执金吾升官至御史大夫。司马迁的结语说：“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以上我们根据《酷吏列传》，择要地叙述了张汤、王温舒、杜周三人的“治绩”，可以看见汉武帝专制主义的统治的残酷和黑暗的一斑；同时也可以看见，司马迁对汉武帝这样的统治流露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和厌恶的情绪。要知道，《酷吏列传》所反映的是汉武帝时代的现实政治，这种现实政治是“王法”破产的铁证，是人民所以同情“游侠”的原因，也是司马迁所以歌颂“游侠”的原因。人民和司马迁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在这样的现实政治的压迫下，人民是要起来反抗的。据《酷吏列传》记载，自从王温舒极端酷烈地镇压人民以后，一般“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仿）温舒”，以致人民无法求生，越发不怕“犯法”，四处起来反抗：“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他们立名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显而易见，这是人民的，主要是农民的起义斗争，时在公元前九九年（天汉二年），即汉武帝命令李广利和李陵出征匈奴的一年，这同当时对外用兵频繁，加深了农民的贫困有直接关系。汉武帝派使者到郡县发兵攻打起义军，起义军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溃散的一部分仍能扼守山川，团结一起，汉王朝终于“无可奈何”。于是汉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43]。但是地方上从小吏以至县、郡长官，恐怕报告上去受到处罚，因此往往隐匿不报。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没有停止过。司马迁忠实地叙述了现实的另一面，旨在说明“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思想，他显然承认“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即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司马迁写了一篇《陈涉世家》，是这种同情心理最具体的表现。大家知道，陈涉是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最初的一个领袖，从起事到失败，不过半年。但是司马迁却给以极高的估价。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陈涉发难的意义，在于奋臂一呼，代表了人民的意志，“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司马迁的胸中没有什么“正统”偏见，他把陈涉起义比之为“汤、武作”和“《春秋》作”，好像是以“圣王”看待陈涉，而实质上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人民对暴力统治的起义反抗。在《陈涉世家》里，他详细地叙述了陈胜（即陈涉）、吴广发难的经过，正是这种热情的自然流露。同样地，他以非常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给项羽以极高的地位，固然因为项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而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44]，这一勇猛无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却是他崇敬项羽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由此可见，司马迁歌颂游侠、刺客以及公孙杵臼、蔺相如、鲁仲连、田横、信陵君等侠义人物，承认人民起义的合理性并歌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项羽等等英雄人物，歌颂“循吏”，反对“酷吏”、即反对汉武帝的残酷统治：都是从同情被压迫的人民，憎恶历史和现实的暴力统治这个基本思想出发的。这个基本思想，使他怀疑以至否定传统的是非善恶的旧标准，产生了自己的即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是非善恶的新尺度。因此，这个基本思想，也就决定他对待各种人物的态度。

为了更为充分地论证这一点起见，我们不妨再举一二例说明一下。譬如：秦将蒙恬为赵高、胡亥合谋处死，蒙恬自觉冤枉，以为将兵三十万人，起临洮至辽东筑长城万余里，自九原至甘泉通“直道”千八百里，对秦实有大功。司马迁在《蒙恬列传》的论赞里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可见司马迁以他自己的亲眼所见，觉得蒙恬不过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图办事，所谓“阿意兴功”，并未从被压迫的人民实际所能付出的劳役来考虑。照司马迁看来，当时天下未定，创伤未复，人民已不可能担负如此巨大的劳役，而蒙恬无视人民的痛苦，轻举妄动，最后不得好下场，实在罪有应得。这里，我们姑且不管蒙恬筑长城、通直道的客观效果如何，单看司马迁对蒙恬的评论，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是从被压迫的人民的观点来看蒙恬的事功的。又如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司马迁虽然叙述了卫青、霍去病这两位贵戚将军如何打击匈奴有功，如何不断受到汉武帝提拔、赏赐和爱重。但在最后则说：“然（霍去病）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霍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大将军（卫青）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显而易见，司马迁在这里是从广大的士兵群众的利益出发来揭露这些贵戚将军们的行军内幕和所谓“战功”的。和霍去病的“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这种贵戚将军的作法完全相反的李广，如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里所写的：“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这位勇敢善射、和士卒同甘苦、“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将军，一生未得封侯，最后且在卫青的褊私和压抑之下被迫自杀。“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司马迁对李广的赞颂是无以复加的。他觉得李广真正“仁爱士卒”，因而得到士卒的爱护和天下人的同情。总之，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几位将军的观点不是从他们和统治者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他们和士兵的关系出发的。这种由士兵群众的观点来表明对待将军们的好恶的态度，显然是和上述的基本思想相通的，有密切联系的。

人民性的来源及其局限

说到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司马迁为什么会有这种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呢？这大概有下述一些原因：司马迁早年“耕牧河山之阳”，受过农村环境的一些影响。后来他不断地游历各地，不但搜集了古代的许多轶事遗闻，印证了书本上的许多历史事实和传说，而且接触了当时祖国的各阶层人民，熟悉了丰富的、复杂的民情风俗，体验到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司马迁一生虽是汉王朝的官吏，但在他一生的主要时期之内，不过是一个“四百石”到“六百石”的下级官吏。“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他的职掌也是无权无势、卑不足道的 。司马迁的这种长期的、卑微的官吏生活（郎中和太史令）不但使他熟悉了汉王朝从“内廷”到“外廷”的贵族、官僚的内部情况，而且也使他认识到贵族、官僚的丑恶面目。又因为他职掌太史，掌握资料，也有充分可能了解到整个封建官僚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的压迫。而且自从遭了李陵之祸，就更具体地、更深刻地体验到封建压迫的残酷。司马迁一生丰富的生活实践和被压迫的亲身体验就是他的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最为直接的来源。例如：在《游侠列传》里，他写了鲁朱家、楚田仲、雒阳剧孟、符离王孟、济南氏、陈周庸、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儒、轵郭解、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等自汉以来遍布各地的游侠人物。这批人物，成分既很复杂，流品亦有高下。司马迁为他们作传，不是一般地加以赞扬，而是有所区别的。他一再赞扬的游侠，既不是“暴豪之徒”，也不是“盗跖居民间者”，而是“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的朱家式，或“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郭解式的真正的游侠。这种广泛的游侠故事的搜集和他们的流品的区分，是和司马迁深入民间，了解他们的活动、熟悉下层社会以及人民的痛苦和希望分不开的。他在遭了李陵之祸以后，就更亲切地体会到救人之急的游侠人物的可贵。实际上他奋不顾身地敢于在汉武帝的盛怒之下，为李陵讲话，就是一种侠义精神的表现。这篇《游侠列传》可能是在遭了李陵之祸以后写的。[45]又如在《酷吏列传》里，他无情地揭露汉武帝及其鹰犬的冷酷无情的嘴脸，痛惜广大的无辜人民所遭遇的莫测祸害，这显然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三年，这时杜周为御史大夫。他在《报任安书》里叙述受刑的原因说：“因为诬上，卒从吏议。”这个“吏”里面，当然有以“酷烈为声”的御史大夫杜周。那么司马迁是亲身遭到“酷吏”的毒手的。这篇《酷吏列传》肯定地是司马迁在受刑以后写的。[46]又如在《货殖列传》里，他写了全国各地的民情风俗、各种物产以及各行各业的发财致富的商人—从富商大贾以至卖浆小贩，这一叙述本身的广泛性就意味着人民性的内容，而这又是和他的广阔的生活实践密不可分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大胆地提出对于发财致富的看法。司马迁认为追逐财富是人的本性和目的，从“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以至贤人、隐者、战士、侠客、妓女、博徒、渔夫、猎户、文法吏士、“游闲公子”、“农、工、商、贾、畜长”等不同的阶层与职业的人们，无不害怕贫穷，百般地追求富有。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因为“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有些人“与千户侯等”，因为他富有；有些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也因为他富有。具体地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这就是所谓“素封”。那些“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的人，如果还不“惭耻”，那实在太难了！那些“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的人，也足够羞耻的了！司马迁的这种对于发财致富的看法是“正统”史家斥“其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又一证据：所谓“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47]。千百年以后，还有人认为司马迁罪不容诛，也就根据这一点。[48]司马迁的这种看法，好像歌颂富翁、鄙视穷人，实际是为广大的被压迫、被奴役的穷人鸣不平的，他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富人—统治者，有钱有势，有名有利；穷人—被统治者，什么也没有，除了被奴役和受耻辱。它反映了汉武帝统治时代封建地主阶级和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的尖锐矛盾。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49]，因而受了耻辱的腐刑，他也体会到封建统治者制定一套残酷的刑法，专门是为对付无钱无势的穷人的。这篇《货殖列传》，从它所反映的愤慨的情绪上来看，显然也是在受刑之后写成的。由此可见，司马迁思想的人民性的内容是和他一生的丰富的生活实践以及不幸的遭遇直接联系着的。

但司马迁思想的人民性的来源，还不止此。上文已经说过，司马迁作《史记》是抱有一定的理想的。这种理想主要是希望通过客观具体的事实来表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表明所谓“天道”、“王道”以及是非、善恶等等的。而结果《史记》所反映的却远出于作者的主观意图之外，发现了天道无凭，王道破产，以及另一种是非、善恶的观念，即与之相对立的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是非、善恶的观念。司马迁所以会发现另一种是非、善恶的观念，原因就在于他尊重客观事实、忠实地记录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总是广泛存在的，在封建社会里它必然包含着广大被压迫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绪。这是司马迁思想的人民性更为深广的来源。司马迁所以能够忠实地记录客观事实，而不是歪曲地记录客观事实，那就是因为现实存在的广大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使他不能不正视现实，不能不坚持实录这一基本的著述态度。而他一生的辛苦的实践和不幸的遭遇，就是他所以能够看到广大的被压迫人民、深刻地认识现实的一个直接原因。不可否认，这个直接原因对他坚持实录的著述态度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司马迁的人民性的思想，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这种限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即统治的思想影响的结果。

司马迁时代，汉王朝统治的最根本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呢？前面曾经说过，还在司马迁年轻的时候，汉武帝登位后，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已由黄老一派思想改变为儒家的思想。但以董仲舒的思想为代表的所谓儒家的思想，其实是战国晚期邹衍以来阴阳家思想进一步的发展。董仲舒等对于天道和历史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即天命的历史循环论。他们以为作为一个朝代第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帝王，非人力所能致，莫不由受命而来。“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50]。天是有意志和威权的，是帝王的唯一公平的选任者和罢免者。任何一个有“德”的人都必定有机会做帝王，但有一定的年数；到了一定的年数，天即选派有另一种德的人来继位，这是新圣人受命，现任者即无过失，亦无法延长这种运数，“虽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51]。历代帝王就是这样不得已地奉行天命来对人间实行统治的。一个新王在坐稳天下之后，一定要举行有历史意义的封禅典礼，告祭天地，以表示他统治的成功。而且也一定要改革旧制度，以表明他是重新受命的新王，并非继承前代。但人们不免要问，何以知道一个帝王是受天命而来的呢？他们说，符瑞的出现，就是证验。有什么样的德，天就相应地显示什么样的符瑞；或者掉转来说，天显示什么样的符瑞，就证明是什么样的德。帝王的本身奇怪的形象就是最切近的一种符瑞，所谓命相。德有不多的几种，由于天命安排，不断运行，不断循环。谁得到循环中的一德，谁就以该德而王。邹衍最初提出以土、木、金、火、水为次序的五德循环论，后来董仲舒又提出以黑、白、赤为次序的三统循环论。他们以为历史上的移朝换代就是根据这样的天命循环而来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愚民的、天命的历史循环论，由邹衍到董仲舒，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它有力地维护和巩固着汉王朝的封建统治。

司马迁是在这种统治思想之下生活过来的。他是董仲舒的“及门”弟子，是公羊派《春秋》的学习者；他是汉王朝的官吏，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他著作《史记》的最高理想和最后目的，当然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鉴戒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史记》里要反映上述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例如他在《东越列传》的论赞里说：“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这里司马迁企图以东越的祖先“有大功德于民”来解释东越统治的历史长久，固然含有积德报应的气味，但还是从人民的利益来看统治者的存亡的。而在《韩世家》的论赞里，却以“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之孤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为“天下之阴德”来解释韩国统治所以历十余世之久，这就不免是迷信了。又如：在《魏公子列传》的论赞里，他赞扬“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所起的救赵存魏的伟大作用，而在《魏世家》的论赞里，却以为魏之亡国是由于“天方令秦平海内”，魏国“虽得阿衡之佐”，也挽救不了灭亡的命运。这和他在《六国年表》的序里所说秦“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是完全一致的。又如：项羽最后灭亡，自谓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以为项羽之亡，实由于自恃武勇、专欲以力服人的错误，并斥责项羽“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52]为大谬，这是对的。但他对于刘邦建立汉王朝，却又热情地以为实由于天命，把刘邦歌颂为“受命而帝”的“大圣”[53]。这些阴德报应、兴亡由于天命的思想，即封建性的、非人民性的思想，都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愚民思想影响的结果。

司马迁时代，黄老一派思想在政治上的统治势力虽然已经过去了，但以《老子》那本书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还是起作用的。以发挥道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淮南子》，产生于汉武帝统治的初期。可见在司马迁年轻的时候，不但阴阳家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道家思想也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司马迁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就是一个道家思想的赞颂者。显然，司马迁除了受阴阳家思想的影响外，还要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把天道了解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不是天命安排的，而是自然本身的表现。但这个规律，在道家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无穷的发展，也是有限度的、循环的，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54]。这种自然规律的循环论，应用到社会上来，对一个最高统治者说，也只须顺其自然，“清净无为”，不必要积极地“有为”。因为无论怎样“有为”，对自然的规律是不起作用的，徒然扰乱其本来的秩序。司马迁受这种道家思想的影响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对于汉武帝的种种努力一概流露着不满的情绪。汉武帝努力抗击匈奴，并不断开拓边疆，打开东西交通的道路，使汉王朝成为繁荣昌盛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对中国历史发展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但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这些努力，大抵只从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上去看，只看见消极扰民的一面，看不见积极利民的一面。这就是道家的天道观和历史观影响的结果。

阴阳家的天命循环论和道家的自然循环论对司马迁的影响，就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对于司马迁的人民性的思想的限制。这些限制，阻止他更彻底地认识现实、认识历史发展中的人民的力量，因而他不免还要常常落于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圈套中。然而如我们上面所说，司马迁是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层层的思想圈套的，应该肯定，强烈的、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是司马迁思想突出的一面。

写作方法

现在谈一下司马迁的写作方法。司马迁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创造他的伟大著作的，他写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他的写作人物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极端复杂的，需要一个全面的、细密的研究。这里我们只能谈一下他的几个基本的写作方法。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里透露了这样一句话：“（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就是说，张良和汉高帝刘邦平日所谈论的天下事很多，那些和天下存亡没有大关系的就不写了。这应该被认为是司马迁写作人物传记的选择材料的方法。选材和上文谈过的“考信”不同：考信的目的在于解决历史材料的真伪问题；选材则更进一步，它的目的在于表现所写人物的特点。不必说张良这样一个对楚汉纷争的局面大有关系的人了，任何一个人的一生，总是说了许多话，作了许多事的，如果统统写在传记里，不但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因此，写作人物传记的首要方法，在于选择那些重要的、有代表意义的话和事，只要足以表现那个人物的特点就够了。司马迁提出的这种取舍材料的方法，可以认为是他写作人物传记的一个基本方法。

其次，在《留侯世家》里还有“语在淮阴事中”、“语在项籍事中”这样的话。在其他许多篇里，也常常出现这样的话。[55]这是司马迁惯用的、前人早已指出的所谓“互见法”。这一方法，司马迁用在许多篇内，有些注出来了，有些没有注出，用例极为复杂。它们的基本情况大致是这样：某些事件不载于或略载于本篇，而载于或详载于他篇。譬如刘邦过鲁祀孔子、朱家救季布二事，不载于《高祖本纪》和《游侠列传》的“朱家传”，而载于《孔子世家》和“季布传”。张良说汉王封韩信为齐王，允封韩信、彭越以土地二事，在《留侯世家》里略提一下，而详载于《淮阴侯列传》和《项羽本纪》。这些例子甚多，举不胜举。司马迁为什么这样写呢？避免重复是一个原因，某些事件既然载于或详载于彼，就不必再载于或详载于此。但单是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详此略彼的本身，还应该有更积极的意义。某些事件关系到两个人或更多的人，这些事件对于关系到的各个人，往往不是同样轻重，而是有不同轻重的。详此略彼的积极原因，正在于表示出某些事件对于关系到的各个人是有轻重的不同的。譬如刘邦过鲁祀孔子一事，对于刘邦是平常的，而对于孔子则是光荣的、很重要的事了。因此，它不必写于《高祖本纪》，而必须写于《孔子世家》。朱家收藏亡命的季布，对于收藏着许多亡命者的朱家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而对于亡命的季布则是关系生死的重要事件。因此，这事不必写于“朱家传”，而必须写于“季布传”。同样地，张良为刘邦筹划的对付韩信和项羽的计谋，对于张良本人没有多大关系，而对于韩信和项羽，则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因此，这事不必写于《留侯世家》，而必须分别写于《淮阴侯列传》和《项羽本纪》。由此可见，司马迁叙述人物事件的“互见法”，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事件的重复，而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塑造人物的形象而服务的。它的作用是集中事件，或补充事件以便人物形象的突出和完整。《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是两个显明的例子。前者是大力集中一切有关的重要事件，使一个勇猛无前、摧毁暴力统治，而粗豪自满、专欲以力服人，终于为人所制的失败英雄形象充分突出；后者则不是这样，它逐渐地从有关人物的传记里补充了许多事件，终于使汉王朝的“高祖”那样豁达大度而又机智、善变、狡诈多端以至流氓无赖的本色毕露出来。由此可见，这种互见法的运用，决定于作者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是司马迁褒贬人物的一种方法。为了显明地褒或贬，集中事件都是必要的；只是对于有些人物，不肯或不敢显明地贬，逐渐补充事件，就有其方便处。

再其次，就是故事化的方法。这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最为出色的一个方法。司马迁写战国、秦、汉的人物资料不少得之于传说和亲身调查，这是他的人物传记能够故事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人物传记是一种散文叙事，它容易陷于一般地梗概地叙述事件。故事化就是避免这种局面产生的重要方法。司马迁在人物叙事的故事化上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对某些事件不厌其详地描写细节场面，避免一般的、梗概的叙述。譬如《黥布列传》写英布被迫造反，起于贲赫告变的经过说：“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英布），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汝安从知之？’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这里具备了贲赫所以告英布谋反的一些必要的细节，因而就使这一事件增强了具体性，使它故事化了。又如：《张耳陈馀列传》写张耳、陈馀忍受里吏小辱以待起义的情形：“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两人相对。里吏尝有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而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馀然之。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又如《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少时忍辱袴下，《留侯世家》里张良亡匿下邳，为圯上老人进履等等，都是在一些小事件上给以细节的描写，因而加强了它们的故事性。这类例子，实在是很多的。至于《赵世家》写公孙杵臼收藏赵氏孤儿，《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自迎夷门监者侯生，《项羽本纪》写项羽鸿门之宴和垓下被围等等，都是著名的有细节、有场面的故事，为大家所熟知，这里连节录也不必要了。司马迁在人物叙事的故事化上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组织一系列的故事，集中地表现一个中心思想。这很像后世的写小说。譬如“郭解传”和“荆轲传”，都是以完整的故事形式集中地表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侠义人物。又如《魏公子列传》，前面既然详细地写了信陵君怎样卑恭地自迎夷门监者侯嬴和屠夫朱亥的故事，后面写的还是怎样卑恭地“从博徒卖浆者游”的事。至于信陵君的真正大事，如何救赵抗秦等，反而写得很简略。这样它就集中地表现了这位“不耻下交”的贵族公子。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田蚡这两个贵戚中间的矛盾怎样发生和发展以至于全归于尽，整篇写的只是两个贵戚的争权夺利的故事。除主角窦婴、田蚡外，其余牵连到的窦太后、王皇后、汉武帝、灌夫、韩安国等等人物，也都是为这一故事而服务的。我们可以说，《史记》里许多篇人物叙事的成功，大概都与这种单一集中的表现方法有关，上述各篇只是故事化最为完整、最为突出的代表作品。

根据对人物的一定的理解和认识，选取其可信的、重要的事件，加以详略不同、彼此互见的剪裁和安排，并使之故事化，这是司马迁写作人物传记的一些基本方法。由于运用了这些方法，司马迁就使他笔下的许多人物不仅富有个性，而且也富有典型性。司马迁写的是历史人物，他固然不能虚构事实，必须依据确实的事实。但是在选择事实、剪裁和安排事实，突出地描写某些事实这一系列的思考过程之中，显然包含着他对事实的认识、想象和体会，上述方法的运用过程实在也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因之，司马迁写的许多历史人物，不但是互相不同的、特殊的实有人物，而且一定也是各个实有人物的理想化。这就是《史记》人物的个性和典型性的由来。可以肯定，司马迁所特别歌颂或憎恨的各类人物，如项羽、陈涉、李广、信陵君、荆轲、郭解（以上是歌颂的）、田蚡、公孙弘、张汤（以上是憎恨的）等等，都是富有个性和典型性的人物。这种特殊人物的典型性的创造，不只是突出地反映了个别实有人物的某些重要方面，而且是广阔地概括了一定社会的某些重要方面，深入地发掘了一定社会的矛盾。信陵君是战国晚期贵族“养士”的一个典型，他那样的“不耻下交”的谦逊风度反映了战国晚期各国统治者争取、利用各种人才和互相兼并的尖锐矛盾。郭解是汉武帝时代下层社会的一个以复仇为快意的典型，他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而为广大被压迫人民所爱护，“郭解传”反映了汉武帝时代在酷吏和豪强的联合统治之下，广大的无辜的被压迫人民所受的灾祸的严重，因而也就反映了黑暗的、毫无正义的封建统治和广大被压迫人民的矛盾。《魏其武安侯列传》描写了更多的人物，或深或浅地刻画了他们的个性，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王朝内部以窦婴、田蚡为首的贵戚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不是堆砌或平列许多事实，而是有根据地、有标准地选择、剪裁和强调某些事实，因而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人物的个性和典型性，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广阔的面貌和深刻的本质—这就是司马迁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这也就是伟大的《史记》所以区别于其前后的无数历史著作，而成为历史和文学唯一互相结合的典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语言的运用

最后，再简单地谈谈司马迁运用语言的一些特点。

司马迁叙述古代历史，首先碰到的是古代语言的问题。他把那些僵化或涵义不明的词汇和句式，按照当时一般的理解改为通俗易懂的词汇和句式。所以他的整齐（规范化）古代历史的工作，实际也包含着整齐古代语言的工作。譬如他根据《尚书·尧典》叙述尧的历史，词句改动很多，就是这种努力的显明例证。试看下面两段话：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尚书·尧典》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载，功用不成。

——《史记·五帝本纪》

由此可见，司马迁是把《尧典》里那些含糊、拗口的古代语言，翻译为明白、流畅的通俗语言了。有的是字对字、句对句的直译，有的是变换句法或增添字句的意译。他的目的显然在于使人容易了解，使古代的历史和人物能够鲜明生动起来。至于他叙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往往根据《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整篇节录，词句很少更动 [56]，也正因为这些资料一般是容易为当时人了解的，这些时代的历史和人物，还是很鲜明生动的。可见司马迁处理他的写作语言的问题，不是从复古主义者的“颂古非今”出发，而是从现实的要求出发，是以能否鲜明生动地叙述历史和塑造人物为依据的。《史记》的语言，在我们今天看来，全部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是《史记》的文言，可以相信，是在当时的通俗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和当时的通俗语言是很接近的。这从它的一般叙述语和人物对话的谐和上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司马迁在运用语言方面，不仅仅是整齐古代语言，使之通俗化，更出色的是，他努力模拟或利用口语的自然语调来刻画人物的神情态度，从而增强人物的个性和典型性。譬如《陈涉世家》写陈涉旧时伙伴的土话：“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张丞相列传》写周昌口吃：“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些都是显明的模拟口语的例子，是大家熟知的。又如《李将军列传》写霸陵尉不放李广夜里通过霸陵亭：“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韩长孺列传》写蒙县狱吏田甲侮辱韩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袁盎晁错列传》写晁错父子口角：“（错父）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灌夫见丞相田蚡倨傲，很不高兴，就拿西宫卫尉程不识出气：“生平毁程不识不值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呫嗫耳语！”又写汉武帝见朝臣不敢当面争论田蚡、窦婴的是非，就拿内史郑当时出气：“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又写田蚡在罢朝后责备御史大夫韩安国世故，不敢公开站在自己一边：“与长孺（韩安国字）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显而易见，这些逼真的人物口吻的刻画，也都充分地流露着自然的口语情调。[57]这正是司马迁塑造人物的个性和典型性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条件。

司马迁运用语言的另一种努力，表现为采用歌谣、谚语、俗语等来叙事或论赞，从而丰富了语言，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譬如《曹相国世家》引百姓歌：“萧何为法，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李将军列传》赞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游侠列传》序论引“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其赞又引“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货殖列传》引“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又引“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又引“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佞幸列传》引“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白起王翦列传》赞引“鄙语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平原君虞卿列传》赞引“鄙语曰”：“利令智昏。”《郑世家》赞引“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孙子吴起列传》赞引“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春申君列传》赞引“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敬叔孙通列传》赞引“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袁盎晁错列传》赞引“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张释之冯唐列传》赞引“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大家知道，这些歌谣、谚语、俗语等等，都是不断产生、流传和修改的民间口头创作，它们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因而是特别富有战斗性和表现力的一种特殊的精粹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采用，是司马迁深入生活、留心生活的口头语言的自然结果。

整齐过时的、难懂的古代语言，使之通俗化；模拟或利用口语的自然语调来刻画人物；采用歌谣、谚语来叙事说理：这是司马迁运用语言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虽然不能概括司马迁运用语言的全部现象，但它们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也正是司马迁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反映。

历史和文学统一的范例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富有创造性和科学性的古典史学名著，它网罗了“六经异传”、“百家杂语”以及“天下放失旧闻”，并以“六经”和亲身调查见闻为标准，在“考信”和“实录”的基础上，使之纳入于一个包含五种体例，并由于它们的互相配合和补充而形成的完整的定型的系统。它第一次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全盘整理了中国历史。它是秦、汉以来伟大统一的封建国家在历史文化上的反映。

《史记》的“十表”，错综而复杂地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它的“八书”，独立而集中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历史；它的主要部分则是数量很多的包括各个阶层、各个类型的历史人物的传记，这些传记具体而生动地充实了历史的内容，扩大了历史的范围，因而奠定了它的人民性的基础。

司马迁写作这些人物传记的目的，不是无所谓的，相反，而是取法《春秋》，通过具体事实，来贯彻他的“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批判理想的。他的批判历史人物的标准，当然离不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但是由于著者忠实地记录客观事实，这就暴露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因而怀疑以至否定了传统的旧标准（虽然不是很彻底的），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标准。他歌颂起义反抗暴力统治的英雄人物，歌颂游侠、刺客那种激于公愤、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他讽刺或厌恶残暴的统治者及其凶恶的鹰犬。司马迁这种爱恶的界线，都是从同情被压迫的广大人民出发的。他自己的广阔丰富的生活实践和不幸的遭遇，使得这种爱恶和同情更为强烈、更为鲜明。这就是司马迁的也就是《史记》的人民性的具体表现。

作为古典文学作品看的《史记》，是和《史记》之为历史著作的特点分不开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形式；前者是科学的范畴，后者是艺术的范畴。而《史记》的人物纪传则是它们的巧妙的结合和统一。《史记》里的许多人物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都是实有其人和实有其事的（《史记》里是否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故事是另一问题），这是它所以区别于传奇小说而为历史著作的特点所规定的。《史记》的人物传记所以富有文学性，在于它根据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剪裁和强调，通过简洁明晰和通俗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个性和典型性，从而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复杂生活及其本质和面貌。这就是司马迁的现实主义。历史的“纪传”体也许“古已有之”，但使这种“纪传”体成为我们所谓传记文学，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空前独创。司马迁的许多人物传记是历史和文学统一的范例，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家和文学家。

* * *

[1]. 从近人杨明照说，详见杨氏《太史公书称史记考》一文，载《燕京学报》第二十六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2]. 《史记》记事的最晚年限，司马迁自谓止于“太初”，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整齐划一，太初以后的记事还是有的。班固认为“讫于天汉”，见《史记集解序》、《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集解》。近代王国维则谓“《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也”（《观堂集林》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由于司马迁的卒年不详，《史记》记事的最晚年限实在无法确定。《史记》记事有后人续补的诚然是事实；但太初以后下至天汉、征和年间的事，司马迁是有可能记的。因为司马迁至少活到征和年间，是可以相信的。至于说《史记》记事首尾包含三千年，乃是取晋人张辅旧谈（见《晋书·张辅传》），并非确数。

[3]. 可参见近人程金造《史记体例溯源》一文，载《燕京学报》第三十七

[4]. 郑樵《通志叙》。

[5].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条（黄汝成集释本）。

[6].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百家》百三十九卷，司马迁这里所谓“百家”，可能即指此类小说家言。

[7]. 今本《大戴礼记》有《五帝德》、《帝系》二篇，有《子张问》，无《宰予问》。

[8]. 《法言·君子篇》。

[9]. 参见《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版。

[10]. 参见《法言·重黎篇》、《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11].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2]. 《三国志》卷六《魏志·董卓传》注。

[13]. 东汉、魏、晋人有此看法，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著《汉旧仪注》、《三国志》卷十三《魏志·王肃传》。

[14].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5]. 同上。

[16].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序论》。

[17]. 《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篇》。

[18].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9]. 《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篇》。

[20].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1].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2]. 《史记》卷十五《六国表序》。钱大昕谓“史公著述，意主尊汉，近黜暴秦，远承三代”（《史记志疑序》），显然不合史公之意。

[23].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25]. 《史记》卷九《吕后本纪》。

[26].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27].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序论。

[28]. 《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篇。

[29]. 参见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30]. 《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篇。

[31].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32].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33].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34].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35]. 《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

[36]. 《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

[37]. 《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

[38]. 《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39]. 《史记》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

[40].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41].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42]. 同上。

[43].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4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45].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的序论中有一段话：“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这些话显然和《报任安书》里说的“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云云，有相似之处。因此，它可能是司马迁受腐刑以后的作品。

[46].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记杜周事止于“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按，杜周由执金吾继王卿为御史大夫，在公元前九八年（天汉三年）二月。司马迁入狱、受刑也就在这一年，月份虽不能确定，但有很大可能是在杜周为御史大夫以后。杜周死于公元前九四年（太始三年），《酷吏列传》未记其死，则此篇是司马迁出狱后两三年内写的无疑。

[47].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48]. 如元人王若虚说：“《货殖传》云：‘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贫贱而羞，固已甚谬；而好语仁义者，又可羞乎？迁之罪不容诛矣！”（《滹南遗老集》卷十二）可见一般封建文人对司马迁的痛恨。

[49]. 司马迁《报任安书》。

[50].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51]. 《汉书》卷七十五《眭弘传》。

[52].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53]. 《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

[54]. 《老子》第十六章。

[55]. 如《秦本纪》有“其事在商君语中”、“其语在《始皇本纪》中”，《吕后本纪》有“语在齐王语中”，《孝文本纪》有“事在吕后语中”，《礼书》有“事在袁盎语中”，《赵世家》有“语在晋事中”，《萧相国世家》有“语在淮阴侯事中”，《绛侯世家》有“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袁盎晁错列传》有“其语具在吴事中”，《郦生陆贾列传》有“语在南越语中”、“语在黥布语中”，《滑稽列传》有“语在《田完世家》中”，等等。

[56]. 如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渊妙处”条所举《魏世家》和苏秦、平原君、鲁仲连诸列传，除毛遂一事外，余均见《战国策》。

[57]. 宋人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一《读窦灌田蚡传》：“读窦灌田蚡传，想其使酒骂坐，口语历历，如在目前。”这并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