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xperiment
【§1.实验要旨】
实验所需之设备,已准备齐全。可以着手工作了。通常,我们藉助所读之书,评判人的文学趣味(literary taste)。我们的问题是,颠倒此一过程,藉助人们的阅读方式,来评判文学,不知是否会有一些好处?假如一切顺理成章,我们应最终得出定义:好的文学容许(permits)、约请(invites)甚至强迫(compel)好的阅读;坏的文学,则容许、约请甚至强迫坏的阅读。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简化,实际情形并不如此齐整,我们不得挑剔。然而现在,我想提出这一逆推(reversal)之可能效用。
【§2—11.我的实验与现行套路之差异】
【§2.利好一:防止空论】首先,它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阅读行动(act of reading)上面。无论文学有何价值,只有在好读者阅读的那时那地,价值才会成为现实。书架上的书,只是潜在的文学(potential literature)。我们不读,文学趣味只是一种潜能(potentiality)。潜能不会变为行动,除非在阅读这一短暂体验中。假如把文学研究及批评看作文学之辅助活动,那么其唯一功能就是,放大(multiply)、延长(prolong)并保护(safeguard)好的阅读。我们需要的理论体系是,藉专注于实际运转之文学(literature in operation),带领我们离开抽象(abstraction)。
【§3.利好二:置趣味评判于坚实大地】其次,我所提议的体系,置双足于坚实大地之上,而常用体系却置双足于流沙之上。你发现我喜欢兰姆[2]你认准兰姆糟糕,所以你说我之趣味糟糕。可是,你对兰姆的看法,要么是一种孤立的个人反应(isolated personal reaction),与我之看法无异;要么则基于文学界之流行看法。若是前者,你指责我的趣味,就是傲慢;出于礼貌,我不反唇相讥。你若立足“流行”看法,你以为它会流行多久?你知道,50年前,兰姆并非你可藉以攻击我的一个污点。你知道,30年代,丁尼生[3]比现在更遭诋毁:废黜与复位,几乎月月都有。他们之中,没一位声名经久不衰。蒲柏登场,退场,再回来。两三个有影响的批评家,曾吊起弥尔顿,拽绳,将他分尸——他们的弟子全都口说阿门——如今,弥尔顿仿佛又复活了。吉卜林[4]之股价(stock),一度很高,而后落至市场低谷,如今略有回升迹象。这一意义上的“趣味”,主要是一种历时现象(chronological phenomenon)。告诉我你的生日,我能猜中你偏爱霍普金斯还是豪斯曼,[5]偏爱哈代还是劳伦斯。告诉我某人鄙薄蒲柏却追慕莪相[6],我将一下猜中他的在世时期。对我的趣味,你其实只能说它已过时;你的趣味不久也免不了。
【§4.作品评价随时迁移,阅读方式之别则经久可赖】然而,假定你由大不相同的路径入手。假定你给我的绳索足够长,够我自缢。你可以鼓励我去谈兰姆,从而发现,我忽视了他真正拥有的某些东西,却读入(reading into him)大量子虚乌有的东西,发现我事实上很少阅读我褒赞有加的东西,发现我据以褒赞它的那些说辞,完全暴露了,它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自己奇思妄想(wistful-whimsical reveries)之兴奋剂。假定你接着用同一方法,四处侦查兰姆的其他追慕者,每一次都得出同一结果。倘若你如此做过,那么,尽管你永远不会达到一种数学意义上的确定性(mathematical certainty),但你还是有了坚实基础,让你日益确信兰姆之糟糕。你会辩称:“既然所有乐享兰姆者,都用最糟糕的阅读方式来读他,那么兰姆可能是个糟糕作者。”观察人们如何阅读,是评判他们之读物的雄厚基础;可是,评判读物,作为评判人们阅读方式之基础,却脆弱又无常。因为,对文学作品之公认评价,风尚一变就会随时迁移,但是,专注与用心不专、顺从与任性、超然与自我中心之别,阅读模式之别,则恒久不变;倘若曾经有效,将每时每地有效。
【§5.利好三:使批判不再容易】其三,它会使得批判(critical condemnation)变成艰难任务,我估计这是好事。批判如今太过容易。
【§6.评判须作两步区分】无论用何种方法,无论藉读者评判书籍,还是藉书籍评判读者,我们总要做双重区分。首先分开绵羊和山羊,其次再区分绵羊之好坏。[7]先把一些读者或书籍隔在围栏之外,接着才对围栏之内作出褒贬。因而,倘以书籍为起点,我们首先划一条线,一边是纯“商业垃圾”、惊悚故事(thrillers)、色情文学、女性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另一边可称之为“雅”文学、“成人”文学、“真正”文学或“严肃”文学。接着,我们称后者之中,一些好,一些坏。比如,最受称许的现代批评家,会称莫里斯[8]和豪斯曼不好,霍普金斯和里尔克[9]好。若评判读者,我们也这样做。我们先做一个大致的,几乎没有争议的划分,一边是这些人,他们读得很少、囫囵吞枣、稀里糊涂、丢三落四,只为消磨时间;在另一边,阅读对他们而言,则是一种艰辛而又重要的活动。接着,在后一类,我们区分趣味之“好”与“坏”。
【§7.第一重区分:现行方法势利自负,我的方法开诚布公】在做出第一重区分、圈出围栏之时,依照现行体系的批评家必定以评判书籍自命。然而事实上,划在围栏之外的绝大多数书籍,他从未读过。你读过几部“西部小说”(westerns)[10]?读过多少科幻小说?这类批评家之导向,若只取决于这些书籍之低廉价格和俗艳封面,那么,所站地面就极不牢靠。在后代眼中,他可能碰巧丢丑,因为一部作品,在这代专家眼中只是经济垃圾,在另一代专家眼中,则可能成为一部经典。另一方面,他之导向,若取决于他对此类书籍之读者不屑一顾,那么,他就在粗鲁且未经明言地使用我的体系。更为安全的是,容许用我的体系,并令他用得高明一点,这样更稳妥;只是要确保,他的不屑一顾之中,并未掺杂社会势利(social snobbery)或知识自负(intellectual priggery)。我所提出的体系,则开诚布公(works in the open)。假如我们不能观察西部小说购买者的阅读习惯,或者认为不值得花时间去尝试观察,那么,我们就对这些书籍无话可说。假如我们能够观察,那么,将这些习惯归为盲于文学类或敏于文学类,通常并无多大困难。假如我们发现,一部书通常以某一方式阅读,假如我们更进一步发现,此书从未以其他方式阅读,那么,我们就有初步理由认为,此书不好。另一方面,即便我们只找到一个读者,对他来说,双栏排印、封面俗艳的廉价小书是其终生乐趣,他一读再读,会注意到也会反对一字之差。那么,无论我们自己会如何小看它,无论我们的朋友或同事对它如何不屑,我们就不敢将它置于围栏之外。
【§8.第一重区分:现行方法会笼而统之】我知道现行方法之危险,颇有些根据。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曾是我经常光顾的文学省份;假如说我现在很少光顾,那不是因为我的文学趣味得到提升,而是因为这一省份发生变迁,现在盖满了新房子,其建筑风格非关我心。然而,在那些美好的旧时光里,我注意到,无论批评家就科幻小说说了些什么,他们都暴露出极端无知。他们谈起它,仿佛它是个同质文类(hemogeneous genre)。然而,它根本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文类(genre)。那些作者之间,毫无共通之处,除了都使用某种特定“机器”(machine)。有些作家,属于儒勒•凡尔纳[11]家族,主要兴趣在于技术。有些作家用此机器,只为文学奇幻(literary fantasy),从而生产童话或神话之作。绝大多数用它,则为了讽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最为尖刻的美国式批评,几乎全都使用这一形式,而且一旦冒险尝试其他形式,就立即有人声讨说它是“非美国式”。最终,眼看科幻小说之繁荣,大批打工仔“蜂拥而入”,把遥远星球甚至银河系用作侦探故事或爱情故事之背景。而这类故事之地点,要是置于伦敦白教堂区或纽约布朗克斯区,也会一样好,甚至更好。既然众多科幻故事种类不同(differ in kind),当然其读者也如此。假如你愿意,你可以把科幻小说归为一类;然而,这恰如将贝伦登[12]、康拉德[13]和雅各布斯[14]的作品,归为一类,名曰“海洋故事”(the sea-story),并就此展开批评,还仿佛很有洞察力似的。
【§9.第二重区分:现行体系法谈程度之别,我的体系谈种类之别】然而,正是进入第二重区分之时,正是在区分绵羊或区分围栏之内时,我的体系与现行体系反差最大。对现行体系(the established system)而言,围栏之内的区分,以及围栏内外这一首要区分,只能是程度之别。弥尔顿不好,而佩兴斯•斯特朗[15]更差;狄更斯(其大部分作品)不好,而埃德加•华莱士埃[16]更差。我趣味低下,是因为我喜欢司各特(scott)及史蒂文森(stevenson);喜欢e. r. 巴勒斯[17]的,趣味更低。而我提出的体系,区分阅读方式,则是种类之别,而非程度之别。“趣味”(taste)、“喜欢”(liking)、“乐享”(enjoyment),所有这些词用于盲于文学者身上与用在我身上,承荷着不同含义。没有证据显示,曾有人对埃德加•华莱士的反应(react),与我对史蒂文森的反应一样。这样来看,评判说某人盲于文学(unliterary),就像这一判断:“此人并未陷入爱河”;而评判说我的趣味低下,则更像是说:“这人陷入爱河,却爱上一个可怕女人。”一位有理智和教养的男士爱上了一个我们并不喜欢的女人,这一事实正当而又无可避免地使得我们对她作重作端详,在她身上寻找且时而发现我们此前未曾留意的东西。同理,在我的体系中,一本我们认为不好的书,人们抑或哪怕只有一人真正阅读,对之耳熟能详,一生钟爱——这一事实就会引起怀疑,怀疑此书其实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糟。诚然,有时候,我们朋友的爱人,在我们眼中依然如此平庸、愚钝、不招人爱,那么我们可以将他的爱,只归根于荷尔蒙的无可理喻而又神秘的作用。同理,他喜爱的那本书,有可能看上去依然如此之糟,以至于我们把他的喜爱归根于某些早年生活联想(early association),或其他心理创伤(psychological accident)。然而,我们必须且应该避免盖棺论定。通常,其中总有一些东西我们无法看到。任何书籍,有读者真正阅读且爱而不舍,其中必有某些优点。这一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压倒一切。因此,在我的体系中,谴责这样一本书,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我们的谴责从来就不是最终答案。问题通常可以重新讨论,一点也不荒唐。
【§10.我的体系属无罪推定】而且我认为,我所提体系在此更为现实(realistic)。因为,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清醒意识到,围栏之内的区分,比围栏本身的安放位置,更不确定(precarious);掩饰这一事实,将一无所得。吹着口哨,保持士气高昂,我们可以说,我们保准丁尼生之逊色于华兹华斯,恰如埃德加•华莱士之逊色于巴尔扎克。当你争得头脑发热,你可以说,我之喜爱弥尔顿,只是喜爱连环漫画那种趣味低下(badness)的温和事例。当我们说这些事时,头脑清晰的人不会全心相信它们。我们在围栏之内所作的高下(better and worse)之分,根本就不像“垃圾”文学与“真正”文学( ‘trash’ and ‘real’ literature)之分。它们全都依赖于不确定且可被驳回的评判(precarious and reversable judgements)。我提议的体系,坦然承认这一点。从一开始,它就承认,对于那些曾一度安处围栏之内的作者,决不可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拆穿”或“揭露”(totally and finally ‘debunking’ and ‘exposing’)。我们从这一假定开始,即无论何书,只要那些真正阅读的人发现它好,它就有可能是好书。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反对抨击者。抨击者有望去做的全部事情,只是说服人们,它没有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好;坦白地说,即便是这一估价,保不准不一会儿就被驳回。
【§11.我的体系可让拆穿家闭嘴】于是,我的体系的一个结果就是,让这样一类批评家闭嘴:对他们而言,英国文学中的所有伟大名字——受短命的批评“机构”保护的半打人除外——就像狗面前的诸多灯柱。[18]我想,这是件好事。这些废黜(dethronements),是精力的极大浪费。他们之刻薄(acrimony),产生了热,却以光为代价。他们并未提高任何人从事好的阅读的能力。改进人的趣味,其真正路径并非诋毁他之当前所爱,而是教他如何乐享更好的东西。[19]
【§12—16.可能遭遇的若干反对】
以上就是我所想到的,让对书籍之批评基于对阅读之批评,有望得到的一些利好(advantages)。然而,直至目前,我们只是勾画了在理想状态下运作的体系,而无视一些障碍。而在实践中,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些难堪。
【§13.反对一:好书也会用于坏的阅读】藉人们的阅读方式评判书籍,对此最为明显的反对就是这一事实,即同一本书可能会以不同方式阅读。我们都知道,好小说和好诗中的某些片段,被一些读者,主要是中学生,用作色情文学(pornography)。我们也知道,如今劳伦斯以平装本面世。其封面图片以及其在车站书报摊上的同伴,就清楚显示,书商预期的是何种销售,因而预期的是何种阅读。因而,我们必须说,令一本书声名扫地的,并非坏的阅读之存在(existence of bad reading),而是好的阅读之缺席(absence of good reading)。理想状态下,我们将乐意把好书界定为:“容许、约请甚至强迫”好的阅读。[20]可在现实中,我们将不得不以“容许和约请”将就。的确可能会有这样一些书,它们强迫(compel)这一意义上的好的阅读,即假如谁用错误方式阅读,谁就很有可能翻不了几页。假如你拿起《力士参孙》[21],金发燊先生译作《斗士参孙》。、《快乐王子雷斯勒斯》[22]或《瓮葬》[23]来消磨时间,或寻求刺激,或帮你做自我型白日梦,你很快就会放下它们。可是,那些能抵制坏的阅读的书籍,与那些不能抵制的书籍相比,并不必然更好一些。逻辑上讲,一些美能被滥用,一些则不能,这只是偶然(accident)。至于说“约请”(invites),其程度各异。因而,“容许”(permits)就成了我们的最后依靠。理想状态下,坏书就是不可能有好阅读的书。其中文字,禁不住密切注意,它们所传达的没有什么提供给你,除非你要么准备着只为刺激,要么准备着做自慰的白日梦。然而,在对好书的构想里,“约请”还是进入其中。假如我们足够努力,那么差不多就可能会有专注而又顺从之阅读(attentive and obedient reading)——这还不够。作者定不会把所有任务都留给我们。他必定显示,而且很快显示,他的书值得机敏而又规矩的阅读(alert and disciplined reading),因为它犒劳此类阅读。
【§14.反对二:书籍已知,阅读未知】还会有一种反对意见是,立足于阅读而非书籍,就是弃已知而就未知。毕竟,书籍可获致(obtainable),我们可以自行翻检;关于他人之阅读方式,我们又能真正知道什么?不过,这一反对并不像乍听上去那般强大。
【§15.第一重区分可以确知】我们已经说过,对阅读之评判,有两重。首先,我们把一些人作为盲于文学者,置于围栏之外;接着我们区分围栏之内趣味之好与坏。做第一重区分时,那些读者本人不会给我们以有意识之协助。他们并不讨论阅读。即便试图谈论,也拙于言辞。可是,就他们之情形而言,外部观察却极容易。在整个生活中,阅读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每本书在用过之后,都像旧报纸一般扔在一边,这时,我们可以确诊为盲于文学之阅读。对某书有着热烈而又持久的爱,一读再读,这时,无论我们认为此书如何糟糕,无论我们认为此读者如何之不成熟或没文化,也不能确诊为盲于文学之阅读。(当然,我用一读再读意指,出于自择的一读再读。处在没几本藏书的偌大房屋里的孤零零的孩子,或远航船只上的海员,可能被迫退而求其次,重读任何读物。)
【§16.第二重区分虽不可确知但也可大致不差】当我们做第二重区分——褒赞或指责那些显然是敏于文学之人的趣味——借助外部观察的检验,不再奏效。可是作为补偿,我们现在应对的是一群善于言辞的人。他们将会谈论他们心爱之书,甚至就心爱之书写东西。他们有时会明白告诉我们,当然更经常的是无意流露了,他们从中得到的快乐之种类,以及此种快乐所隐含的阅读种类。我们因而往往能够评判,不是确定无疑而是或然性很大(with great probability):谁因劳伦斯之文学成就接受他,谁则主要被反叛意象或穷孩子发迹的意象所吸引;谁把但丁当作一个诗人去爱,谁把他当作一个托马斯主义者去爱;谁在某作者那里寻求胸怀之扩充,谁则寻求自尊之扩充。当某作家的全部或者说大多数颂扬者,在他们的嗜好里流露出盲于文学(unliterary)、反文学(anti-literary)或超文学(extra-literary)之动机,那么,我们就可以正当怀疑此书。
【§17—20.阅读伦理:以善度人】
【§17.带着善意阅读】当然,我们不会刻意回避,拿亲身阅读做实验。只不过,我们的亲身实验,当另辟蹊径。若阅读某位如今失宠之作家(如雪莱或切斯特顿[24],只是为了确证我们对他所怀有的不利观点,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无启发了。其结果,乃一预知之结论。某人要与你谋面,假如你已不再信任他,那么,他所说所做的一切,看上去都会确证你的疑心。阅读某书,除非我们假定它可能或终究很好,否则我们无法发现此书之糟。我们必须倒空心灵,敞开心扉。诚心挑刺,作品将无一幸免;离开读者一方之初始善意(a preliminary act of good will),没有作品能获得成功。
【§18.评论须作无罪推定】你可能会问,对于一部几乎确定无疑的坏书,其中或许具有某些好处的几率,百不及一,我们为何要对它如此煞费苦心。并无理由要我们应当如此,可是,当我们打算对它做出评判,当然就应费心了。无人请你去听证法庭审理的每一案例。可是,假如你坐在法官席上,更不用说假如你志愿坐此职位,那么我想,你应当听取证词。无人强制我们去评价马丁•塔波尔[25]或阿曼达• 罗斯[26];可是,假如我打算评价,我就必须公正地阅读他们。
【§19.缘何遵无罪推定:否定命题比肯定命题更难成立】无可避免,所有这一切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件精心谋划的策略,以保护坏书免受其应受之申斥。甚至在一些人看来,这是我对自己或朋友们的心爱之书,网开一面。我不得不如此。我之所以想使人们相信,敌对评判(adverse judgements)通常是最最危险(hazardous),是因为我相信,它还真是这样。至于敌对评判缘何非常危险,应是显而易见。否定命题(negative proposition)之建立,难于肯定命题。瞥上一眼,我们就可以说屋里有个蜘蛛;要言之凿凿地说屋里没蜘蛛,恐怕就得(至少)来次春季大扫除了。宣布某书好,我们有自己的肯定性体验(positive experience),足以为凭。我们发现,自己被促使着(enabled)、约请着(invited)、强迫着(compelled)去从事我们心中彻头彻尾的好阅读;无论如何,就最好之阅读而言,我们有此能力。尽管对我等最好之阅读(our best)的品质,我们可能且应该心存谨慎之疑虑,但是我们几乎不会弄错,哪种阅读更好,哪种阅读更糟。反过来,宣布某书糟,发现它在我们身上引发的是不好的反应,就不足为凭,因为这可能要归咎于我们自身。称某书不好,我们并非是在宣称它引发坏的阅读,而是在宣称它无法引发好的阅读。这一否定命题,永远无法言之凿凿。我可以说:“我在此书中所得快乐,只能是转瞬即逝的颤栗,或者只是与作者观点同声相应。”可是,其他读者或许能够从中得到,我无法得到的快乐。
【§20.纯文人易捕风捉影】然而,由于某种不幸悖谬(paradox),最为文雅(refined)最为敏感(sensitive)之批评,也和任何其他批评一样,没有免却此一特殊危险。这类批评(很是正确地)思索每个文字,以颇不同于文风贩子(stylemonger)的方式,藉某一作者之文风评判该作者。它时时留意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藉此,某字或某词可能会泄露作者态度之失(faults of attitude)。一面之词,绝少公正。接着批评家需要确保,他侦查到的韵外之致(fine shades),在他自己的圈子之外也的确通行。一个批评家越是文雅(refined),他就越有可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文人圈(a very small circle of littérateurs),这个圈子经常碰头,相互阅读,发展出一种近乎私密的语言(private language)。假如这个作者本人并不在同一群落——他可以是个文人(a man of letters)和天才(a man of genius),却不知文人圈之存在——那么,对于这些批评家来说,此作者之文字有各色各样的弦外之音,而对于作者本人或与之交谈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新近,有人说我可笑,因为我把一个词置于引号之内。我这样做,因为我相信,这是美式口语用法,还未英国化。我用引号,恰如我用斜体标示法文片断;不用斜体,是因为怕读者会认为我在表示强调。假如批评家说,这很笨拙,他或许说对了。但是指控我可笑,那只显示了他和我走岔了(at cross purpose)。我来自这样一个地方,其中无人认为引号可笑;或许没必要,或许用错了,但并不可笑。我推测,我的批评家所从来之地,引号总被用来隐含某种嘲弄;我也推测,对我来说只是一点外国腔,或许对他来说却正是流行话。我猜想,这等事并不罕见。批评家假定,他们自己群落里的英文寻常用法,对于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也都寻常。实际上,这一用法只是圈内秘传(esoteric),通常很不方便(convenient),而且通常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他们所发现的作者暗含态度之征兆,其实只是他们自己之年纪或远离伦敦之征兆。他混迹于伦敦人中间,恰如大学或家庭餐桌上的陌生人,他天真无邪地说出来的某些东西,其实包含着他并不知道的一个段子(tale)——一个笑话(joke)或一个悲剧(tragedy)。“在无字句处读书”(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否则我们可能捕风捉影。
【§21—27.谨慎评价性批评】
【§21.马修•阿诺德论评价性批评】无可否认,我所提议的体系及其全部要旨(spirit),必然趋于让我们,对严格意义上的评价性批评(evaluative criticism)[27]之有用性的信念,保持节制。尤其是其中的指责(condemnation)。评价性批评家(evaluative critics),尽管从词源学来看,他们当得起批评家之名,但并非只有他们才叫作批评家。在阿诺德对批评的理解之中,评价(evaluation)只占很少份额。对他而言,批评“本质上”是好奇心之操演,他将之界定为“心灵对各项主题进行自由嬉戏”[28]。重要的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29]。更为紧要的是,去看看荷马到底是哪类诗人,而不是告知世人,应该如何热爱这类诗人。最好的价值判断是,“那种伴随新颖知识、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在一个美好清澈的心灵中生成的判断”[30]。假如阿诺德意义上的批评,在量和质两方面都已足够,那么,评价意义上的批评,将不再必要。更不用说,批评家之功能就是把自己的评价强加给别人了。“批评之伟大艺术在于,别让自己碍事,让人性决断。”[31]我们要向他人如其本然地展示,他们声称或褒或贬的作品;去描述,甚至去界定其特征,然后,让他们面对(现在更知情)自己的反应。在一个地方,阿诺德甚至警告批评家,不要持有一种不近人情的完美主义(ruthless perfectionism)。批评家“坚持他关于最好、关于完美的观念,与此同时,也乐于接受作品呈现出来的次好部分”[32]。一言以蔽之,批评家要具有这样的性格:“易于心喜,却难于满意”。麦克唐纳(macdonald)将此性格归于上帝,切斯特顿步其足迹,则归于批评家。[33]
【§22—24.评价性批评是否有益于读者?】阿诺德所理解的批评(无论我们对他的实践看法如何),我认为是非常有益的活动。问题关乎对书说长论短的批评;关乎赋值与贬值(evaluation and devaluation)。曾几何时,此类批评被认为对作者有用。如今,这一声称总体上被抛弃。现在人们假定,它对读者有用。我在此考量它,正是由于这一观点。对我而言,它是否立得住脚,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放大(multiply)、保护(safeguard)或延长(prolong)这些时刻,即,好读者好好阅读好书的时刻,文学之价值因而实际存在的时刻。
这驱使我问自己,最近几年才想到的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言之凿凿地说,任何评价性批评,曾切实有助于我理解并欣赏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或任一作品的一部分?
探寻在此事上我曾受益于谁,我似乎发现了某种意想不到的结果。评价性批评家,排名最低。
【§25.老学究于我最有助益】名列前茅的是老学究(dryasdust)。显然,我感激且必须深深感激编辑、校勘家(textual critics),注疏家(commentators),以及词典编纂者,远甚于其他任何人。你们找出作者原文,艰涩词汇之意谓,以及典故之出处。你们为我所做的,跟新解读和新评价相比,远胜百倍。
【§26.文学史家次之】我必须置于第二位的是受鄙视的一群,即文学史家。我是指真正的好文学史家,如w. p. 凯尔或奥利弗•埃尔顿。[34]这些人对我的首要帮助就是,告诉我什么作品存在。进言之,他们把这些作品置于其历史情境(setting);因而向我表明,它们旨在满足何种要求,它们假定其读者心灵中有何才具(furniture)。他们带我离开错误路径,教我去寻找什么,使我差不多能够置自身于作品对之说话的读者的心灵框架之内。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这些历史学家,总体上接受了阿诺德的建议,不让自己碍事。他们更关心描述书籍,而非评判书籍。
【§27.批评家位列第三】其三,说实在的,我们必须把形形色色的激情批评家(emotive critics)置于第三。到了一定年纪,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他们用自己的热情感染我,因而不仅将我送往他们赞赏的作家,而且使我带着一个好胃口(a good appetite)。虽然我现在不再乐于阅读绝大多数此类批评家,但是,他们曾一度有益。他们对我之理智贡献不大,对我之“勇气”却贡献良多。连麦凯尔[35]也是如此。
【§28—31.批评之价值】
【§28.批评家是否有助于欣赏?】然而,当我思及名列伟大批评家的那些人(我不谈生者)时,我陷于停顿。我是否有把握实打实地说,阅读亚里士多德、德莱顿[36]、约翰逊、莱辛[37]、柯勒律治、阿诺德本人(作为一个实用批评家)、佩特[38]或布拉德雷[39],曾经提升我对任何场幕、篇章、诗节或诗行之欣赏?我拿不准自己是否有把握。
【§29.作者有助于欣赏批评家,而非相反】既然评判一个批评家,我们总是根据他在何种程度上照亮(illuminates)我们业已从事的阅读,又怎会有别的答案?布吕纳介的“爱蒙田胜于爱自己”[40],在我看来,是我迄今读过的最深刻的一句评语(remark)。可是,我如何知道此评语之深刻?除非我看到布吕纳介正确点出,我对蒙田之乐享中的一个因素——此因素一经指出我便恍然大悟,而此前却未十分在意。因而,我对蒙田之乐享,居先。读布吕纳介无助于我乐享蒙田;正是我之阅读蒙田,使得我乐享布吕纳介。我可以乐享德莱顿之散文,无须知道约翰逊对它之描述;我无法乐享约翰逊之描述,如果不曾阅读德莱顿之散文。略加修正,这也适用于罗斯金在《过去》(praeterita)[41]一书中,对约翰逊本人散文的出色描述。除非我有能力说“对,那正是《俄狄浦斯》所产生的效果”,否则我如何知道,亚里士多德关于好的悲剧情节的看法是探本之论还是愚蠢?[42]真相(truth)并不是我们为了乐享作者而需要批评家,而是为了乐享批评家而需要作者。
【§30.批评之价值在于返照】批评通常给我们所读之书,投下一丝返照(a retrospective light)。有时候,它或许纠正我们此前阅读中过分强调或忽视之处,从而改进我们后来之重读。然而,对成熟又细致(mature and thoroughgoing)读者久已了然于胸的作品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假如他足够愚蠢,这些年一直误读它,那么很有可能,他会继续误读下去。我的体验是,一个好注疏家或好文学史家,不置褒贬,却更有可能纠正我们。快乐时日独自重读,也有此效。倘若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重读乔叟通常胜于阅读对他的新评论(criticism)。
【§31.返照之价值】我远非暗示,对我们已有文学体验之返照(retrospective light),没有价值。既然我们就是这种人,不仅想要拥有体验,而且想要分析、理解并表达自身体验;而且说到底,既然我们是人——作为人,作为社会动物——我们就想要“交换心得”(compare notes)[43]:不仅就文学交换心得,而且就饮食、风景、游戏抑或关乎共同景仰之熟人交换心得。对于我们的人生乐事,我们爱听他人到底如何乐享。自然而然而且理所应当的是,我们应该特别乐于听闻,一流头脑对特别伟大之作有何兴发感动(responds to)。我们兴致勃勃地阅读伟大批评家(并非每每一致同意),原因就在于此。它们是很好的读物;说它们有助于他人之阅读,我相信是估计过高。
【§32-37.警官派批评家为害最深】
【§32.警官派批评家】我担心,这事这么看,不会令那些可称之为“警官派”(vigilant school)的批评家满意。对他们而言,批评是社会卫生学或伦理卫生学(hygiene)的一种形式。他们看到,宣传、广告、影视,四面威胁着清晰思考、现实感和优雅生活。[44]米甸的主人们,“游荡来,游荡去”(prowl and prowl around)[45]。而在印刷文字之中游荡,最危险不过。印刷文字之危险,最难以捉摸,“倘若可能,连选民也就迷惑了”[46]。这一危险,并不在围栏之外的那些显见的文学垃圾之中,而在那些貌似(除非你知之甚深)“文人”且安处围栏之内的作者身上。巴勒斯和“西部小说”(westerns)[47],只会捕获乌合之众;更难以捉摸的毒药,则潜藏在弥尔顿、雪莱、兰姆[48]、狄更斯、梅瑞迪斯、[49]吉卜林和德拉•梅尔[50]之中。为防止毒害,警官派就是我们的警犬或侦探。有人指责他们苛刻(acrimony),指责他们如阿诺德所说,“顽固而又好走极端——我想是我们岛国凶暴之残余”[51]。然而,这一指责或许并不中允。他们诚实无欺,满腔热忱。他们相信,他们嗅出并探到一种大恶。他们蛮可以像圣保罗那样诚恳地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52]:若找不出庸俗、浅薄、虚情假意,并使之暴露无遗,我便有祸了。一个忠实的检察官或搜巫者(witch-finder),履行其所志愿的职责,不大可能温和。
【§33.警官派批评家分不清吉卜林与吉卜林现象】显然,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共通的文学基础(common literary ground),藉以裁决警官派到底有助于还是有妨于好的阅读。他们竭力推举某种自以为好的文学体验;但是他们对文学中“好”的理解,与他们对好的生活的整体理解,构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他们的整个价值体系(scheme),我相信,尽管从未得到系统阐述,却介入每次批评行为中。一切批评无疑都受批评家对文学之外事物看法的影响。不过,读到表述坏内容的好文字时,我们通常有某种自由(free play)、某种意愿(willingness)去搁置怀疑(或信赖),甚至搁置深恶痛绝。尽管我们讨厌色情文学本身,但我们依然可以赞美奥维德[53](ovid),因为他让其色情文学不再令人厌恶或令人窒息。尽管我们可以承认,豪斯曼的诗句“什么样的畜生和流氓创造了世界”[54],将某种反复出现的观点一语道尽;但与此同时,一经冷静,根据关于实际宇宙的任何假说(on any hypothesis about the actual universe),必会看出那一观点实在愚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乐享《儿子与情人》中的这一场景,因为它确实“撩人情愫”(get the feeling):其中年轻情侣林中媾和,感到他们自己乃巨大“生命浪潮”之“沧海一粟”。[55]与此同时却明确断定,此类伯格森式生命崇拜,以及由此场景得出的实践结论,非常糊涂甚至有害,仿佛是用心灵的另外部分在作断定。然而警官派,在每一表述中寻找作者态度之征兆,把接受或拒斥此态度当作生死攸关之事,不许自己有这种自由。对于他们,没有趣味好尚这回事(a matter of taste)。他们不承认审美体验之类的领域。对于他们,并无文学特有的好(good)。某作品,或某单独片段,除非揭示了美好生活本质所系的那些态度,否则,就不好。因而,倘若你打算接受他们的文学批评,你就必须接受他们(隐含的)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也就是说,只有你尊他们为圣人,你才能把他们当作批评家来景仰。可在我们尊他们为圣人之前,我们总该看到他们的整个价值体系得到阐述吧:不是把它当作文学批评的一种器具(instrument),而是让其自立,让其亮出资格证书——把它自己交付合适裁判,交付道德家、道德神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因为我们切莫原地打转,奉他们为圣人因他们是好批评家,相信他们是好批评家又因他们是圣人。
【§34.警官派和其敌人一样危险】同时,关于警官派能带来的好处,我们必须暂缓评判。不过,即便在此期间,总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带来坏处。我们从政治领域得知,公共安全委员会[56]、猎杀女巫者[57]、三k党[58]、奥兰治党[59]、麦卡锡主义者[60],诸如此类,可变得与他们所要抗击的敌人一样危险。使用断头台,会上瘾。职是之故,在警官派批评之下,几乎每月都有颗人头落地。被认可的作家之名单,逐渐小得出奇。无人高枕无忧。倘若警官派之人生哲学碰巧错了,那么,警官派就不知拆散好读者与好书的多少姻缘。即便其人生哲学是对的,我们仍可存疑:此类戒备、如此铁心拒不受骗、拒不受任何色诱——如此“金睛火眼虎视眈眈”[61]——与接受好作品所需要的顺服(surrender)是否相容?你不可能武装到牙齿,同时又顺服。
【§35.警官派批评无异于严刑逼供】迅速拘捕某人、勒令他自我辩解、你的提问扑朔迷离、紧揪不放每处前后不一,或许是揭露伪证或装病的好方式。不幸的是,假如某个腼腆或木讷之人恰有难言之隐相告,你的这一方式,无疑使你永远无由得知。令你免受糟糕作者蒙骗的这一全副武装或满腹狐疑,可能也会令你眼瞎或耳聋,无法闻见好作者之遮遮掩掩的优点,尤其是当这些优点不再时髦之时。
【§36.文学批评泛滥才是文化之大威胁】因而,我心存疑虑的,非关评价性批评之合法性或乐趣,而是关乎其必要性或益处。尤其是当今,我更怀疑。任何人,只要看过大学里英语专业荣誉生之作业,就会忧心忡忡地注意到一个日趋明显的趋势,他们看待书籍,全然透过其他书籍观看。论及每部戏剧、每首诗或每篇小说,他们生产出来的都是杰出评论家之观点。一方面是有关乔叟评论或莎士比亚评论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知识,一方面是对乔叟或莎士比亚极为欠缺的知识,二者并存不悖。我们越来越难碰到,个体之兴发感动(individual response)。至关重要的结合(读者邂逅文本)[62],看起来从未容许自发出现或自发展开。显然,年轻人因文学批评之灌输、蛊惑,昏头转向,以至于最基本的文学体验不再可能产生。在我看来,这一事态对我们的文化之威胁,远远大于警官派所防范的。
【§37.不妨暂时戒绝评价性文学批评】暴饮暴食文学批评(surfeit of criticism),很是危险,亟需治疗。暴饮暴食是斋戒之父。我建议,十年或二十年戒绝阅读或写作评价性评论,或许于我们大有裨益。
* * *
[1] 【译按】藉阅读方式评判书籍,相较于习惯思路,即藉书籍评判趣味高下,利好有三:防止空论,置趣味评判于坚实大地,使批判不再容易。依此实验,好的文学就是容许、约请甚至强迫好的阅读的文学。这一文学定义,意味着读者需带着善意阅读,度人以善;意味着批评家从事批评,需作无罪推定。准此,评价性批评,价值极为有限。至于警官派批评,更是为害至甚。当前,批评泛滥,十来年不读批评文章,或不失为良策。
[2] 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散文作家,评论家。笔名伊利亚,以《伊利亚随笔集》闻名。(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437页)。
[3] 阿佛烈•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诗人,常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1884年被封为贵族。在19世纪中叶,他的地位相当于蒲柏在18世纪的地位。同时代人认为他是无与伦比的诗歌艺术家,并且是英国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代言人。丁尼生在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中的超群地位,生前就因r. 布朗宁和a. c. 斯温伯恩的出现而受到挑战。20世纪前期,评论家认为他的不少诗作矫揉、浅薄,徒有华丽辞藻,或者思想混乱,当代对他评论过高。晚近对他的评述又趋公允。(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6卷515页)
[4] 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他以颂扬英帝国主义,创作描述驻扎在印度的英国士兵的故事和诗,撰写儿童故事而闻名。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名噪一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被普遍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声名渐衰。(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282页)
[5] 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英国诗人和耶稣会教士。参本书第2章第5段脚注。豪斯曼(a. e. houseman,1859—1936),英国学者,著名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悲观诗作闻名于世。(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188页)
[6] 莪相(ossian),传说中3世纪时爱尔兰的武士诗人。(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2卷456页)
[7] 山羊与绵羊这一比喻,典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31—33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8]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作家、艺术家、设计师、印刷商和社会改革者,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1)。参《英国文学辞典:作家作品》(孙建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35页。
[9]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重要的德裔奥地利诗人,以《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享誉世界。(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卷287页)
[10] western,西部小说或电影。一种独特的小说、电影、电视及广播剧体裁,通常以19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末的美国西部为背景。西部小说的时间和地点正是千篇一律——神话般的西部,它那伟大的美和前途一定要由淳朴的人民来保卫,以免恶人破坏。这种责任感还激发了他们的自尊。作品的主角是传统的美国英雄——一个人单枪匹马与荒野作斗争。(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8卷190页)
[11]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法国作家,现代科幻小说的重要奠基人。《地心游记》(1864)、《从地球到月球》(1865)、《海底两万里》(1870)、《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神秘岛》(1874)等著作,都被拍成电影。其最受欢迎的著作是《八十天环游地球》。(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7卷490页)
[12] 贝伦登(创作时期1533—1587),其名字一般拼作john bellenden,又拼作ballenden,ballantyne或bannatyne。苏格兰作家。(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353页)
[13] 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小说家。讨厌学校教育,向往海上生活。17岁来到马赛,在法国商船做徒工,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海上生涯。其最负盛誉的小说乃《黑暗的中心》(1902),写他在刚果所见所闻的帝国主义的种种残暴掠夺行径。(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421页)
[14] 雅各布斯(w. w. jacobs,1863—1943),英国短篇小说家。早年住在泰晤士河的一个码头,父亲是码头管理员。他本人未曾当过水手,但根据幼年记忆创作的以航海者和码头工人为题材的小说,使他一举成名。他写的不是海上的水手,而是他们在岸上的奇遇和不幸。(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494页)
[15] 佩兴丝•斯特朗(patience strong,1907—1990),英国著名女诗人。参上章第2段脚注。
[16] 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1875—1932),英国小说家,戏剧家和记者,是一个极受欢迎的侦探和悬念故事作家。华莱士实际上发明了现代“惊险小说”。他这种体裁的作品情节错综复杂,但轮廓清晰,并以紧张的高潮而著称。他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共著有175部小说,15部剧本和无数短文、评论小品。其文学声誉,死后下降。(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8卷69页)
[17] e. r. 巴勒斯(e. r. burroughs,1875—1950),美国实验小说家。这种小说在故意渲染的色情文字中唤起一种噩梦般、有时粗野幽默的世界。他对性生活毫不掩饰的描述(他曾是一个狂热而又公开的同性恋者)和坦率讲述自己作为一个瘾君子的体验,使他赢得“避世运动”(beat movement)作家们的钦佩。(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261页)
[18] 原文为“so many lamp-posts for a dog”。以狗与灯柱比喻批评家与作家之关系,乃一典故。美国作家杰弗瑞•罗宾森(jeffrey robinson)有名言:“批评家之于作家,恰如狗与灯柱。”(critics are to authors what dogs are to lamp-posts)英国戏剧作家john osborne亦说:“问从事写作之作家,对批评家作何感想,恰如问灯柱对狗有何感受。”(asking a working writer what he thinks about critics is like asking a lamp-post what it feels about dogs.)西人似有狗吠灯柱之说,恰如汉语世界有狂狗吠月。
[19] 以上可视为本章之第一部分。路易斯在此申说他所提出的体系,有三个主要好处。这些好处,归为一点,就是能让那些以拆穿(debunk)为职事的批评家闭嘴。debunk乃路易斯常用词汇。在他看来,现代思想盛产debunker。所谓debunker,常常操持这一语调:所谓爱情说穿了无非是荷尔蒙,是性欲之包装;所谓战争说穿了无非是屠杀,是利益争夺;所谓宗教或道统说穿了无非是意识形态,是剥削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故而将debunker译为“拆穿家”。路易斯一生,对拆穿家深恶痛绝。关于“拆穿家”所导致的思想恶果,可参拙译路易斯《人之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一书。
[20] 路易斯《诗篇撷思》第9章:当我们形容一幅画“值得赏爱”(admirable)时,所指的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并非指它正有人欣赏着,因为往往坏的作品有一大堆人趋之若鹜,好的作品却乏人问津;当然也不是指它值得赏识,就像一位考生“值得”(deserves)拿高分一样,换句话说,若未得赏识,便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当我们说一幅画值得或令人赏爱(“deserves” and “demand” admiration)时,乃是指赏爱它是对它应有的充分而恰当的反应,并且,这样赏爱它绝不会错爱它,若有人不懂得赏爱它,徒然显出自己缺少鉴赏力,愚蠢到任由美好的事物流失掉。艺术品和许多大自然的景观之所以值得(deserve)、配得(merit)、甚至要求(demand)人的欣赏(admiration),便是基于同样的道理。(曾珍珍译,台北:雅歌出版社,1995,第77—78页)
[21] 弥尔顿的希腊式古典悲剧之作。中译本译名有二,朱维之先生译作《力士参孙》
[22] 《快乐王子雷斯勒斯》(rasselas),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的作品,郑雅丽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出版。
[23] 《瓮葬》(urn burial),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的作品,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出版缪哲之中译本。
[24]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20世纪杰出作家,护教学家,对c.s.路易斯产生过极大影响。著作等身,包括传记、推理小说、历史、神学论著等,最著名的有:《异教徒》、《回到正统》、《永恒的人》、《布朗神父》等。路易斯在一次访谈中说:“今人之书里,对我帮助最大的当数切斯特顿的《永恒的人》(the everlasting man)。”)
[25] 马丁•塔波尔(martin tupper,1810—1889),英国作家、诗人,以《谚语哲学》(proverbial philosophy)一书闻名。参维基英文百科。
[26] 阿曼达• 罗斯(amanda ross),未知何许人。
[27] 瑞恰兹说:“以批评家自居就是等于以价值鉴定者自居。(to set up as a critic is to set up as a judge of values)”(杨自伍译《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第51页 )
[28] 【原注】function of criticism.【译注】原文是“disinterested love of a free play of the mind on all subjects for its own sake”,语出马修•阿诺德《当前文学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一文。其中说:英国文学批评应当清楚地意识到理应遵循的轨迹和规则(rule)。不妨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不计利害(disinterestedness)。文学批评何以显得不计利害呢?那就是与所谓的“实用观点”保持距离,坚定地遵从自身的法则和规律:即心灵对各项主题进行自由嬉戏(a free play of mind on all subjects);批评应该始终拒绝出卖自己,不要别有用心地对理念进行政治化和实用目的的考虑;很多人都会坚定地向这些观念靠拢,也许应当经常地向它们靠拢,而且在我国无论如何都得坚定不移地向它们靠拢。但是,这和批评真没有什么关系。(见《“甘甜”与“光明”:马修•阿诺德新译8种及其他》,贺淯滨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15页)
[29] 【原注】on translating homer, ii.【译注】原文是“to see the object as in itself it really is”。“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seeing things as they are,亦译“实事求是”),是阿诺德的重要词汇。他在《论荷马史诗之翻译》和《当前文学批评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美好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诸文中,反复强调。由于前文尚无中译本,故略引后二文,以见此语之重要。比如他在《美好与光明》中说:说来,在知识的问题上,既然有无用的、纯粹是病态的好奇,就一定有对于明智者是自然的、值得称道的好奇,即追求思之本属,追求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seeing things as they are)而获得的愉悦。事情还不仅如此。看到事物本相的欲望自身也意味着心智的平衡和调适,不作有效的努力是不易达到这种心态的,它的反面正是我们说“好奇”时所要指责的盲目的病态的头脑发热。(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第7页)他在《当前文学批评的功用》中则说:普通大众根本不会有这种实事求是(to see things as they are)的炽热情怀,相当片面的理念就能使他们心满意足。人世间的实用活动依托于、而且也只能依托于片面的理念。这实际等于说,凡实事求是者,无论何人,最终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小圈子坚定不移的奋斗,完整全面的理念才能发扬光大而终成潮流。实用人生的激进和喧嚣往往让泰然自若的观众也眼花缭乱、心浮气躁,大有把他们拽入这个漩涡之势。(见《“甘甜”与“光明”:马修•阿诺德新译8种及其他》,贺淯滨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20页)
[30] 【原注】function of criticism.【译注】原文是“which almost insensibly forms itself in a fair and clear mind, along with fresh knowledge.”语出马修•阿诺德《当前文学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一文:人们说进行判断是批评家的正业,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只有那种伴随新颖知识、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地在一个美好清澈的心灵中生成的判断,才是最可贵的;所以说,知识,永远鲜活的知识,对批评家事关最大。只有依靠交流新知并随之传达自己的判断——但这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而且,在次要意义而非首要意义上,它提供一部手册或一条线索,而不是抽象地立法定案——只有这样,批评家才能广泛地、最大程度地飨宴读者。(见《“甘甜”与“光明”:马修•阿诺德新译8种及其他》,贺淯滨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29页)
[31] 【原注】pagan and mediaeval religious sentiment.【译注】原文为“the great art of criticism is to get oneself out of the way and let humanity decide”。语出马修•阿诺德《异教徒与中古宗教情感》(pagan and mediaeval religious sentiment),此文尚无中译。
[32] 【原注】last words on translating homer.【译注】原文为he“is to keep his idea of the best, of perfe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be willingly accessible to every second best which offers itself.”语出马修•阿诺德《再论荷马史诗之翻译》,此文尚无中译文。
[33] 原文是:“easy to please but hard to satisfy。”暂未考明详细出处。麦克唐纳(macdonald,1824—1905),英国19世纪杰出小说家,诗人,演说家,牧师。一生作品无数,其幻想文学颇受世人瞩目。麦克唐纳与切斯特顿,对路易斯之归信,举足轻重。路易斯在其精神自传《惊喜之旅》第11章自述:正如阅读麦克唐纳的书一样,我在阅读切斯特顿的著作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这些书。一个执意护持无神思想的年轻人,在阅读上再怎么小心,也无法避免自己的思想不受挑战。处处都有陷阱。赫伯特说:“一打开圣经,里面充满无数令人惊奇的事物,到处都是美妙的网罗和策略。”容我这样说,神是颇自作多情的。(见《觉醒的灵魂1:鲁益师谈信仰》,曾珍珍译,台北:校园书房,2013,第50页)在小说《梦幻巴士》(the great divorce)中,麦克唐纳以“我”的导师之形象出现;而在一次访谈中,路易斯说:“今人之书里,对我帮助最大的当数切斯特顿的《永恒的人》(the everlasting man)。”
[34] w. p. 凯尔(william paton ker,1855—1923),苏格兰文学学者,散文家;埃尔顿(oliver elton,亦译艾尔登,1861—1945),英国文学学者,以六卷本《英国文学概观:1730—1780》(a surve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730—1880]) 名世。(参英文维基百科)
[35] 麦凯尔(j. w. mackail, 1859—1945),苏格兰文人,社会主义者,今则以维吉尔专家为人铭记。他也是个诗人、文学史家和传记作家。(参英文维基百科)
[36] 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详见本书第4章第16段脚注。
[37] 莱辛(lessing,1729—1781),德国剧作家、评论家、美学家,以《汉堡剧评》闻名于世。(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卷28页)
[38] 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代表人物,“为艺术而艺术”的提出者,代表作《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中译本,译者张岩冰。
[39] 布拉德雷(a. c. bradley,1851—1935),英国文学评论家,杰出的莎士比亚学者,以《莎士比亚悲剧》(1904)广受称誉。在文学批评史上,以著名演讲《为诗而诗》而闻名。(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101页)
[40] 原文为法文:aimer montaigne, c’sst aimer soi meme。出处未知。布吕纳介(brunetière),法国文学批评家,首倡文学进化论。钱锺书《谈艺录》第4则曾有简介:“法国brunetière以强记博辩之才,采生物学家物竞天演之说,以为文体沿革,亦若动植飞潜之有法则可求。所撰《文体演变论》中论文体推陈出新(transformation des genres) 诸例,如说教文体亡而后抒情诗体作……戏剧体衰而后小说体兴。”(中华书局,1984,第36页)
[41] 此书系罗斯金自传,有中译本《过去:罗斯金自传》,刘平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42]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情节是悲剧的根本和“灵魂”,突转和发现是情节中的两个成分。最好的情节是突转与发现同时发生,亚里士多德以《俄狄浦斯》为范本说明这一点:“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例如在《俄狄浦斯》一剧里,信使的到来本想使俄狄浦斯高兴并打消他害怕娶母为妻的心理,不料在道出他的身世后引出了相反的结果。……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如《俄狄浦斯》中的发现。”(陈中梅译注《诗学》第11章,商务印书馆,1996)。
[43] 路易斯在《诗篇撷思》一书之开头说,在某种程度上,“交换心得”(comparing notes)比“开堂授课”(instruct)更于人有益:这不是一本学术专著。我并不是希伯来文专家,也不精通圣经训诂、古代历史或考古学。这本书是写给和我一样对诗篇种种所知有限的人,如果需要为本书的写作提出理由,我的理由是这样的:通常,学生若在课业上遇见问题,和同学互相切磋,比由老师单方面指导,更能有效解决问题。当你拿去问老师时,正如大家记忆中都有的经验,他可能讲解些你早就懂得的,再添加许多你目前不需要的资料,而对引起你困惑的地方,却只字未提。我曾经从双方的角度观察过这现象。身为人师,我总试着尽力回答学生的问题,有时讲解不到一分钟,某种出现在学生脸上的表情立刻告诉我,他正遇见我当学生时从老师身上遇见的挫折。同学之所以比老师更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正是因为他懂得没那么多。我们希望他帮助解决的问题,也正是他自己方才遇见的。专家遇见这问题,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所以,他的印象已经模糊。现在,他是以另一种眼光看待整个问题,因此,无法想像困扰学生的是什么,他以为应使学生感到困惑的地方,学生其实还未探讨到那里。这本书是我以业余者的身份写给另一个业余者的,谈到我自己读诗篇时所感到的困惑和所获得的启示,希望对非专家的读者多少有些帮助,可以提高他们对诗篇的兴趣。因此,我是在“交换心得”(comparing notes),而非“开堂授课”(instruct)。(曾珍珍译,台北:雅歌出版社,1995,第5—6页)
[44] 朱光潜在《谈美》一书中,把批评家分为四类:“导师”、“法官”、“舌人”和“印象派”。路易斯这里所说的“警官派”(vigilant school)批评家,略相当于朱先生所说的以法官自居的批评家:第二类批评学者自居“法官”地位。“法官”要有“法”,所谓“法”便是“纪律”。这班人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然后以这些纪律来衡量一切作品,和它们相符合的就是美,违背它们的就是丑。(《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第3卷,中华书局,2012,第40页)
[45] 米甸(midian),圣经地名。阿拉伯沙漠西南部,阿卡巴湾东岸地区。摩西从埃及逃亡米甸(《出埃及记》2:15),岳父叶忒罗就是米甸的祭司。米甸人以游牧为生,善于经商。(参卢龙光主编《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46] 原文是“if it were possible, to deceive the very elect”,语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24节。
[47] 埃•莱•巴勒斯(e. r. burroughs,1875—1950),美国小说家。他的泰山故事塑造了一个世界闻名的民间英雄。(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261页)
[48] 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 英国散文家,文评家,诗人,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之好友。
[49] 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诗人。
[50] 德拉•梅尔(walter de la mare,1873—1956),英国诗人,小说家。
[51] 【原注】last words on translating homer.
[52] 原文为woe to me if i preach out the gospel,语出《哥林多前书》九章16节。
[53]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与维吉尔、贺拉斯齐名。此处应指奥维德的《爱经》。
[54] 原文是“whatever brute and blackguard made the world”,语出豪斯曼的《最后的诗》第9首(last poems, ix)。
[55] 《儿子与情人》乃劳伦斯之成名作。路易斯所引,见该书第13章。其中有这么一段哲学文字:“度过了如此良宵之后,他们俩都领会了热情的无限,大家都平静了。他们感到渺小幼稚,不胜惶恐、惊诧,就象当初亚当与夏娃失掉天真,体会到那股魔力的强大时一样,这股魔力把他俩赶出伊甸园,去经历人间的日日夜夜,沧海桑田。这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启蒙,一种满足。认识他们自身的微不足道,认识到把他们弄得神魂颠倒的那股巨大的生命浪潮,使他们心里得到安宁。既然如此了不起的一股神奇力量,能够压倒他们,把他们与自己融为一体,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在这股拔起每片草叶,每棵树木,每样生物的巨大浪潮中只是沧海一粟,那么何必自寻烦恼呢?他们可以听凭自己由生活摆布,每人都可以在旁人身上找到一种安宁。他们共同获得了某种明证。这种名声什么力量也勾消不了,什么力量也抢夺不走,这几乎成为他们生活的信念。”(陈良廷、刘雯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475—476页)
[56] 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法国一管理机构,建立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3年4月,在罗伯斯庇尔的影响下推行恐怖统治,于1795年解散。(参《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
[57] 从中世纪末到18世纪初,整个欧洲强烈反对巫术,以《圣经》中的训诫“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出埃及记》22:18)为根据,到处进行公审和处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猎杀女巫。(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8卷277页)
[58] 三k党(ku klux klans),美国两个不同的恐怖主义秘密组织,其一成立于南北战争后不久,到19世纪70年代消亡;另一个始于1915年,延续至今。(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365页)
[59] 奥兰治党(orange order),原名奥兰治社团,绰号奥兰治人。爱尔兰新教政治集团,以英王威廉三世的名字命名。1795年成立,以维护新教和新教的王位继承权为主旨。(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2卷412页)
[60] 麦卡锡主义,指1950—1954年发生在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中的一场大张旗鼓迫害共产党嫌疑分子的运动。该运动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发起,虽然大多数被怀疑者根本不是共产党人,但许多人被列入黑名单或失去工作。(参《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
[61] 原文是dragon watch with disenchanted eye,语出英国诗人、散文家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一译“兰多”,1775—1864)之代表作《假想对话录》(imaginary conversations,1824—1853)第166页。
[62] 川端康成《花未眠》一文云:“美是邂逅所得,亲近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