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history bunk

【译者按】本文主要驳斥文学史研究中的福特主义。这一史观认为，假如文学史不能服务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就没有正当性。在反驳此一文学史观之时，亦涉及历史研究的古今之别，亚里士多德的自由学术与福特主义之别，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别等问题。在路易斯看来，文学史本从属文化史，而福特主义则让文学史从属于文学批评。这也就说明，不盘点福特主义的假定，就无从讨论历史研究之意义。

【§1.史学正当性的古代证明：以史为鉴。p100】历史冲动（historical impulse）——对人们在过去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为何所苦的求知欲——尽管并非人人皆有（universal），却也源远流长（permanent）。对于满足这一冲动的著作，已有许多不同的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s）。巴伯的《布鲁斯之歌》[2]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正当性证明。其中说，精彩故事无论如何都“引人入胜”，要是它碰巧还真实，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双重喜悦”。[3]然而人们往往提出的是更为严正的动机（graver motives）。历史因其教益或镜鉴而得到捍卫。在伦理方面，历史学家赋予死者之令名或恶名，会教导我们留意自身道德；在政治方面，看到民族灾难如何在过去降临，我们可以学到如何在未来避免。

【§2.史学正当性的现代证明：为知识而知识。p100】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它越来越像科学，就越来越没有信心提出上述正当性证明。现代史家不再像古人一样，急于别国君之善恶。我们所知越多，政治家所得的前车之鉴，就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凸显的则是每一历史情境的独一无二（uniqueness）。最后，绝大多数关心历史的人都发现，这样说更保险更坦诚：承认他们研究历史，其实是在为了知识（for its own sake）而寻求关于过去的知识，就像其他人寻求关于星云的知识一样；承认他们在满足人的“自由”求知欲（“liberal” curiosity）。

【§3.亚里士多德的自由学术。p101】“自由”求知欲以及满足这一欲求的“自由”学术（“liberal” study）的观念，来自亚里士多德：“当一个人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我们称他为自由人（freeman）。同理，哲学是所有学术中唯一自由的一个：因为只有它为学术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4]当然，此处之哲学并不像当今那样，是指各类科学专业化之后的余物。而且，亚里士多德或许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哲学一词涵盖历史（参见《诗学》1451b）[5]。这无关大碍。因为他所提出的这一学术观念，即这种只为自身而不为自身之外任何目的的学术观念，给我们在大学所从事的大多数活动提供了许可证。

【§4.现代学术中的福特主义。p101】当然，这一观念（亚里士多德仅仅针对自由人）常常令某类人困惑甚至反感。总有人会认为，超出船长之航海需求的天文学，就是浪费时间。也常常有这号人，一旦发现史学派不上实际用场，就断定史学就是废话（bunk）。亚里士多德会把这叫作“奴性”（servile）或“匠气”（banausic）。我们，就稍微客气一点，唤它福特主义（fordism）。[6]

【§5.专门史研究与自由学术。p101】随着历史学术的进步，几乎不可避免而且不难理解的是，断代史或专门史会兴起。整个过去，即便在一个有限时段，也变得过于庞大。于是，我们就有了关于人类特定活动的历史——法律史，造船史，服饰史，烹饪史，建筑史或文学史。它们的正当性，与通史相同（所谓通史，往往是指战争史和政治史）。它们的存在，满足了自由求知欲。过去人们如何及为何着装、建筑或写作，为何他们喜欢那种方式，喜欢那类东西他们感受如何——探求关于这些问题的知识，是为了知识自身。

【§6.福特主义与法律史。p101—102】显然，福特主义观点也可用于专门史。人们可能坚持认为，只有产生实践效果，法律史研究才有合法性。他们会说，法律史研究或应当研究那些“有价值的”（the valuable）。法律史应当注意坏的法律和不公正的审判模式，仅仅因为或仅仅限于，这些东西能教我们更为充分地欣赏19世纪的法律实践，能教我们更顽强地抵抗20世纪下半叶可能会降临我们头上的东西。这当然是一件值得之事。但是，声称法律史之生存权全赖于完成此等徭役，只有死心塌地的福特主义才会承认。我们这些其他人则感到，我们应当乐于了解并理解先人的法律行为及法律思想，即便从中得不到任何实际收益。

【§7.福特主义与文学史研究。p102】当前，最容易受此类攻击的专门史，当数文学史。梅森先生（mr mason）近期在《剑桥评论》中说：“文学史研究的是有价值的东西。研究小人物，只有在有助于理解大人物时，才有正当性。”[7]当然，假如我们承认，文学史学科本是、或者能是、或者应是文学批评的后勤，那么我们会同意梅森先生。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承认？

【§8.文学史从属于文化史，而非文学批评。p102—103】让我们弄清问题所在。假如某人说：“我对仅仅作为历史的文学史研究没有兴趣。”我们不会和他争论。我们可能回答：“我则异于此。我们各行其是好了。”假如他说：“我认为文学批评比文学史知识重要几十倍。”我们则会说：“这无疑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看法。”假如他说：“文学史不是文学批评。”我将打心底里同意。这也正是我的观点。研究以往的文学形式、风格及情感，尝试理解他们如何演化以及为何如此演化，假如可能，则藉一种训练有素的同情（instructed empathy）让他们迎合的那些趣味在我们身上暂时复活——这在我看来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合法（legitimate）一样自由（liberal）。甚至可以说，没有它，我们关于人的知识就大有缺憾。当然，它并非文学批评的一个专门（department）。它是某专门史（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的一个专门。如此，它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对只有批评兴趣的那些人，它可能碰巧有用，也可能碰巧无用。它不因此而受评判。

【§9.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有重叠，但不可混淆。p103】当然我会承认（预计梅森先生也会承认），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可能重合。它们常有重合。文学史家常常容许自己做些价值评判（valuations），而文学批评家则常常让自己为一些文学史命题负责。（你视约翰·邓恩诗歌的某因素为新，你就要为这一文学史命题负责，即在此前诗歌中看不到它。）我也会同意（假如这正是他的部分意思），这一重合往往生混淆之虞。文学史家（一如宪制史家）可能会傻乎乎认为，他们一旦追溯了某物之流变，他们就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它的价值。而文学批评家则可能意识不到，在他们的价值评判之中，潜藏着（往往靠不住的）历史意涵（historical impilcations）。

【§10.作为历史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迥异。p103—104】然而，假如梅森先生否认文学史的生存权，假如他说除非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手段（means）否则就不必研究文学史，那么我想，他的立场远非不言自明，且应拿出证据。我想他是持此否定态度。假如我们把文学史当作历史加以珍视，那么显而易见，我们既要研究粗劣之作又要研究上乘之作。作为文学史家，一度流行的粗劣之作，是个挑战。恰如一些明显非理性的机构，对政治史家是个挑战。我们要去了解，这等货色如何得以写出以及它缘何得到喝彩。我们要去理解，使之引人的全部思想风气（ethos）。你知道，我们的兴趣在于人。我们并不要求任何人都应当和我们志趣相投。

【§11.必须盘点福特主义的假定，否则无从讨论历史研究之意义。p104】整个问题还须进一步讨论。但是我想，进一步讨论将不得不追本溯源。可能不得不去质疑亚里士多德（或纽曼）[8]关于自由学术的观点。福特主义可能会得到一些精彩辩护。我们则可能不得不问，文学批评本身是目的（end）抑或只是一个手段（means），假如是手段，又是什么的手段。在这一问题没有厘清之前，我就不愿意文学史一案仍照常审理。延迟讨论之时，我们不能放过这一假定：这一历史门类，和其他门类不同，除非它给当下产生某种利好，否则就须遭受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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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学岂是废话》，原刊于《剑桥评论》（cambridge review）第78卷（1957年6月1日），第647、649页。

[2] 【原注】约翰·巴伯（john barbour，1316？—1395），大约在1375年撰写诗歌《布鲁斯之歌》（the bruce），讴歌独立战争及国王罗伯特和詹姆斯·道格拉斯之事迹。

[3] 典出巴伯《布鲁斯之歌》第1—5行：“storys to rede ar delitabill / suppos that thai be nocht bot fabill / than sul storys that suthfast wer / and thai war said on gud manner / have doubill pleasance in heryng.”

[4] 路易斯所引《形而上学》的英译文是：we call a man free whose life is lived for his own sake，not for that of others. in the same way philosophy is of all studies the only free one：because it alone exists for its own sake.对参吴寿彭先生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文意略有出入。吴先生之译文是：“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形而上学》982b）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说，吴先生的中译文里“只因人本自由”之语，更像卢梭，而非亚里士多德。故而，拙译暂不从吴译，直接依路易斯之英译文译出。

[5] 陈中梅译注《诗学》（第九章）1451b：“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及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格律不会改变这一点），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商务印书馆，1996）

[6] 汽车大享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在一次访谈中曾说：“历史或多或少是废话。”（history is more or less bunk）该访谈刊于1916年5月25日《芝加哥论坛报》后，此语便不翼而飞，简化为“历史就是废话”（history is bunk）。本文之题目，针对的就是福特的这一名言。《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介绍亨利·福特：亨利·福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报纸制造头条新闻，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他既被誉为技术天才又被誉为民间英雄，是推动一门具有空前规模和财富的行业前进的创造力；这门行业仅在数十年间就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性质。1879年年轻的福特离开其父的农场前往底特律时，8个美国人中仅有2个住在城市：而当他83岁去世时，此项比例却上升到5/8。一旦福特认识到他和他的t型汽车在实现在这一变革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他无论如何也要将其逆转过来，至少也要重现其童年农村生活的准则。福特是农业美国向工业美国过渡的恰当象征。（第6卷380页）由于福特之巨大影响，又由于其毁誉参半，故而福特主义（fordism）成了众多社会理论和管理研究里的一个关键词。赫胥黎（a.l.huxley）的著名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所呈现的就是，假如福特主义主宰世界，人类会成为一副什么面孔。这也许就足以说明，福特主义为什么会牵动那么多哲人的神经。

[7] 【原注】h. a. mason，“churchill's satire”，a review of the political works of charles churchill，ed. douglas grant （1956） in the cambridge review，vol. lxxviii （11 may 1957），p. 571.

[8] 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1851年，出任新创办的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1852年，他在都柏林为宣传这所新办的大学作了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后经修改，再加上他在其他场合所作的有关大学教育的演讲，合成《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徐辉等人之中文节译本，中译书名《大学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