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im report
【译者按】牛津与剑桥，大同小异。其中一个大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有两种致命的恶。一是学生越来越没有教养，一是人文学科也讲科研成果讲求创新。路易斯当日之牛津剑桥尚且如此，何况今日之其他大学。
【原编者按。p92】本文是《剑桥评论》所刊登的比较牛津与剑桥的系列文章之第一批，其作者均对两所大学有所了解。1925—1954年，路易斯作为牛津大学抹大拉学院（magdalen college）英国语言文学导师（tutor）[2]。辅导之余，亦为大学授课。1955年1月，路易斯在剑桥大学任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英国文学教授，乃担任讲座教授，而非辅导课。这一教席属于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e college）[3]。
【§1.开场。p92】在比较我的新大学和旧大学时，最大困难当然在于，要把两所大学之别与我自己两地生活之别区分开来。我的效忠对象的变迁，与我社会地位的变迁，恰巧同时发生。在牛津，我是一个忙碌的大学教师，在这里，我则是个坐办公桌的（chair-borne）。这是个巨大变迁，而且有抹除其他变迁之势。除此之外，还有任何新生活方式以及新景观通常会给一个五十多岁人带来的那种重回青春之感。这些因素，都会不可避免地扭曲我的观察。
【§2.泛论牛津剑桥。p92—93】因而，我首先要跳到那些简单、永久且定然客观的事物上去。关于剑桥，首要而且最明显的就是其光辉的无（glorious negation）：我们这里没有纳菲尔德子爵[4]。说到底，我们仍然是乡村小镇。其轻松（relief），其自如（liberation），每天都让我耳目一新。在某种程度上，轻松得有些怪异，因为它仿佛使我回到过去。牛津曾被描述为“考利的拉丁区”（the latin quarter of cowley），这并非名不副实；如今剑桥，更像我所初识的牛津。这时，可能又牵涉到另一个因素。我在牛津的一个小学院接受教育。如今，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居留于剑桥的一个小学院。其中间，则横亘着在抹大拉学院的忙碌岁月。因此这一变迁使我觉得，仿佛返老还童。[5]要是我仅仅凭借抹大拉学院与莫德林学院来评断牛津与剑桥，那么我就愿意说，我所听到的关于两所大学的一切说法都是对的，除了这些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换而外。人们说，牛津进取（progressive）、革命（revolutionary）、实际（practical），而剑桥平静（stately）、绅士（gentle）、宽松（indulgent）、传统（traditional）。人们说，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我们发现中世纪之遗韵。毫无疑问，这种概括过于匆忙。然而其中有些许真理。如剑桥更华丽（gorgeous）。穿礼服更经常；筵席也更丰盛。
【§3.牛津之哲学，剑桥之文学批评。p93】转向那些更难估量却又更为重要的事情时，我又遇见了一个“无”（negation）。对我而言，剑桥最为奇怪的一点就是哲学家的缺席（the absence of philosopher）。当然，这里曾经有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剑桥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当代牛津人的哲学的确再现了剑桥的成功入侵。然而，这一点很明显与哲学家的缺席相一致。我在这里几乎没遇到哲学家。更重要的是，当他在身体意义上缺席之时，就不再像牛津那样仍在实质上或精神上主导现场。你可以和剑桥的先生（dons）[6]通宵畅谈，一次也听不到qua[7]这个词。你可以遇到不折不扣的古典学者，他并不将《理想国》和《尼各马可伦理学》[8]作为共同基础；他为全世界做出表率，仿佛二者（牛津人文主义之左右两肺）只是两个古典文本，和其他古典文本一样。这令人震惊，也令人耳目一新（我个人从不认为《理想国》特别配得上其在牛津的地位）。后来我发现，在牛津由哲学所占据的位置，在剑桥则由另一学科占据。这一学科超出其生身院系，浸渗到其他院系。关于这一学科，假如大一新生还想成为一个人物，就必须去修。这就是文学批评（这两个词都尽可能地大写）。在牛津，你在哲学家那里讨不到安全；在这里，则是批评家。
【§4.谈宗教态度的不同。p94—96】由于每个人都会问我，我怎么看两个大学的宗教，所以，我觉得必须马上就此话题说点什么。碰巧，我已经形成一个颇为确定也颇为奇怪的印象。关于这一印象，我满心承认，它可能并不成熟。我就说说那可能有点价值的。一方面，我想，无论先生还是学生，接受或践行某种基督教的比率，剑桥都高于牛津。在这里，假定每一个碰巧跟你谈话的人都是不信者（unbeliever），这不太保险。另一方面，当不信教确实出现在这里时，它往往比在牛津更好斗，更自觉，更有组织，更兴致勃勃，甚至更意气昂扬。在那里，我认识大量的不信上帝之存在的人。然而，他们之不信上帝，与不信矮人精灵或不信能飞的茶托相差无几。这一话题很少被提起。他们的怀疑漫不经心，无须郑重其事，亦视为理所当然。我真怀疑，你是否能够在那里基于那一否定命题，建立社团或发起“运动”（movement）。牛津的无神论者多于剑桥，假如我的这一看法没错，那么，这就当然可以解释他们的态度：他们之阵营如此强大，足让他们不以为意。然而，我并不认为这就是全部真相。我禁不住想，牛津的怀疑主义与剑桥的怀疑主义具有不同的谱系。我怀疑，牛津的不信者的父亲，可能是19世纪英国教会的一个阳奉阴违的成员，其祖父则可能是一个领班神父。而在其剑桥同侪背后，我猜测是个一位论者（unitarian）[9]，再往后，则是个异议者（dissenter）[10]，再往后则是个克伦威尔派（cromwellian），最后则站着一个带有卡特赖特（cartwright）[11]烙印的清教徒。他念念不忘宗教迫害——“严厉打击顽强承受”[12]。他（非常正确地）极为关心自由。他是一个热切的反教权者（anti-clerical）。他常常好像真的相信，劳德（laud）或玛丽（mary）[13]会随时复辟。对一个刚离开牛津的新来者而言，可能首先略略感到一些尴尬。然而，终其究竟，却着实令人羡慕。假如所有这些热情都能用来针对现在确实威胁我们的自由的那些人，那么，它就具有很高价值。同时，我也喜爱对轻浮（flippant）的激烈态度，而轻浮曾经是（现在要少一些了）典型的牛津习气。因为那里有无底洞一样的令人生厌的都市气。
【§5.谈老大学气象。p96】在前人所称的“气象”（the manners）方面——社会风气——我想我开始察觉到一些不同。然而，去描述这些不同极有可能是误导，除非我从一开始而且不遗余力地强调说明，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内，这些差异微不足道。与来自红砖大学[14]的人、或与来自美国大学或欧陆大学的人交谈，用不了五分钟，你就会明白，牛津剑桥相比是何其相似，二者任一与其他大学相比又多么不同。只有熟知二者的眼睛，才会分辨其不同之处；它们恰如孪生子，只有亲生父母才能分辨。有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我现在听到的讲述剑桥著名“人物”的许多故事，与我曾经听到的讲述牛津著名“人物”的故事，极为相似。它们可能都同样虚假，然而很明显却同样合情合理，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那时，我常常碰见这样一些人物，“年长而又德高望重”的先生——固执，风趣，“幽默”（此词之古义），博学多识，温而且厉[15]（好盘子碎了都割手）。我当时担心，这可能会因我之工作变动而失去。我必须为此担心而道歉。可是，假如剑桥人调任牛津，他不也有同感么？已经证明这是杞人忧天。“你所要找的就在这里”[16]：纯净、沉着的牛剑（pure，cool oxbridge[17]），人文研究之花，英格兰之出色之处。
【§6.一些微末差异。p97】大同之后，便是小异。我想（但这可能是偶然幻觉），牛津的先生，无论已婚还是单身，都更像旷男。在你登门造访之前，你早已在酒吧或高桌晚宴（high table）[18]上碰见他了（我在牛津认识几个外来户，他们对此颇为不解大伤脑筋）。牛津没有大学活动室（university combination room）。直到最近——我对打破此传统略有贡献——你不可能遇见女性同事，除非在学院议事会（the board of the faculty）或正式宴会（a full dress dinner party）上。在大学时期，我认为junior common room[19]比junior combination room[20]更有价值。但这可能因学院而异。
【§7.大学里的两种恶。p97】当然，并非二者所有共同之处都可欲。[21]在牛津有两种恶（或者说我认为恶），我以为已经甩在身后，没想在这里又碰见了。
【§8.学生越来越没有教养。p97—98】第一点，需要慎重从事。所需要的慎重，可能超乎我之所有。但兹事体大，不能略去不提。两个地方，大部分大学生在我看来，都是非常有教养的人（nice people），比康普顿·麦肯齐爵士（sir compton mackenzie）所描写的1914前的年份有教养得多。[22]但在两地，都有少数不幸的年轻人，他们很像“愤青”（malcontents），能为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充当反面人物。他们好像怀有积怨或不满：面无表情，双唇紧绷，两眼发红，眉头紧锁，灰头灰脑。[23]他们粗鲁（rude），但不是懵懂少年那种可以原谅的笨拙（我恨那些年长人对此横挑鼻子；我们都曾乳臭未干），而是为人原则方面的粗鲁。他们粗鲁，是为了“健全”（integrity）或其他同样可恶品德。[24]这之所以是个事，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使我们担心，我们的录取方法可能出了某些问题，招生数量是否过大（学术过剩［acdemic overproduction］可能成为真正的威胁），或者教育的梯级结构（其本身是一件可羡之事）出了问题。其二，我担心，假如任其延续，他们将会成为未来三十年国家生活里极为危险的因子。这些人都是未来的校长、报人，或者等而下之，是持有学位的失业者。他们能够从事大破坏。
【§9.在人文学科领域讲求科研成果，无异于杀。p98—99】另一个恶（在我看来）就是“科研”（research）这一梦魇。我相信，之所以设计这一体系，是为了吸引美国人，为了仿效科学家。然而最明智的美国人自己已经为此头疼。其中一个曾给我说：“我猜我们开始要在每位公民出生后不久，给他一个博士学位，就像要给他洗礼或种痘一样。”现在看来昭然若揭的是，人文学科之需要不同于自然科学之需要。在科学中，我总结，刚通过学士学位考试的优等生，可以真正分担前辈之工作，这不仅于他们自身有益，也于学科有益。然而，对于新近获得英语或现代语言优等生身份的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样一个人，不能或无须（就其名分而言他不笨）为人类知识增砖添瓦，而是要去获得更多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他后来开始发现，为了跟上他刚刚萌发的兴趣，他还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知道。他需要经济学，或神学，或哲学，或考古学（往往还有更多的语言）。阻止他从事这类学习，把他固定在一些细枝末节的研究上，声言填补空白，这既残酷又令人沮丧。它浪费了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因为古谚云：“一日之计在于晨。”（all the speed is in the morning）使这一体系保持运转的是这一事实：假如没有“研究成果”（research degree），想获得一个学术职位越来越困难。这两所古老大学可否团结起来，做些事情，以破除这一糟糕惯例？
【§10.收场。p99】还有其他……但是，我猛然记起了史蒂文森（stevenson）的第十二则寓言。你知道，它这样结尾：“他们把陌生人埋入尘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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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谈谈牛津剑桥》，原刊于《剑桥评论》（cambridge review）第77卷（1956年4月21日），第468—471页。本文原标题为interim report，字面义乃“中期报告”。为突显文章题旨，改译为“谈谈牛津剑桥”。
[2] 路易斯所担任的导师，与国内导师大不相同。牛津剑桥对本科生实行导师制（tutor system），一对一授课，每周一次。李若虹《在牛津和哈佛求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第四章详细介绍这一古老制度，其中说：导师制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内一种传统的授课方式，其中心内容就是每周一次（频率也许会因年级、专业和课程而异），导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授课，师生之间就学业做一对一的交流和探讨。师生见面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率和强度都很高。导师每个星期布置的阅读任务和授课时要朗读的短篇论文，学生都得在下一次授课之前按时完成。不仅要消化应该消化的阅读内容，同时还要对所阅读的典籍做深入独到的思考，然后写出一篇短论文。下一次授课时，带着论文去见导师。授课一开始，学生就得向导师大声朗读写的论文，然后，师生就这篇论文的主题、论点和论据展开讨论，相互切磋。一个多小时的授课接近尾声时，导师就布置下一周的阅读任务和论文的主题。每周如此，从专业上的一个主题转到另外一个主题，从一个名家的经典著作读到另一个名家的。
[3] 牛津剑桥都有莫德林学院，其英文名略有不同。为表示区别，牛津大学译为抹大拉学院，剑桥大学译为莫德林学院。
[4] 【原注】1913年，威廉·理查德·莫里斯（willliam richard morris），也即后来的纳菲尔德子爵（lord nuffield），在考利开设了一家汽车厂。此厂距离牛津中心区，约两英里；距离路易斯的家，则只有一英里。1930年代以来，莫里斯公司（morris ltd）主宰了考利，使得牛津既是一个大学城又是一座工业城。
[5] 原文是as if i had been with aeson in the cauldron。 为求文字畅达，意译为“仿佛返老还童”。典出希腊神话。aeson（埃宋），是伊阿宋的父亲，美狄亚借助魔法，成功让他返老还童。cauldron即指美狄亚施返老还童术时用来熬制草药的铜锅。此段典故见俄国库恩编著《希腊神话》（朱志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93—195页）。
[6] don在此专指牛津剑桥之教师，译为先生，以显其古风犹存之意。
[7] 拉丁语，略相当于英文as。如the work of art qua art，就是“作为艺术的艺术作品”之意。
[8] 【原注】柏拉图的《理想国》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9] unitarianism，汉译“上帝一位论”，强调在宗教中自由运用理性，一般主张上帝只有一个位格，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三位一体论的一种宗教运动。（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7卷324页）
[10] 异议者（dissenter），亦称“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指英国历史上拒绝遵从英国国教（英国圣公会）的实践、规则和教义的新教徒。他们中大部分人也被称为清教徒。（参http：//tuilanu.blog.sohu.com/143000178.html）
[11] 【原注】托马斯·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1535—1603），清教神学家，1550年获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奖学金，这一学院当年支持宗教改革。1569年，在剑桥大学被任命为lady margaret professor。然而他对英国教会体制的有力批评，使得他丢掉教职。在日内瓦短暂居留之后，他积极推进长老派清教徒主义。
[12] 原文为“stern to inflict and stubborn to endure”。语出骚塞（robert southey）《致科特尔》（to a.s. cottle）一诗第13行。该诗暂未找到中译文，故而草率直译。
[13] 【原注】威廉·劳德（william laud，1573—1645），任圣大卫主教时，挑起一场争论，其中他力主罗马天主教廷和英国教廷是同一天主教廷的两个部分。1633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时，因试图推行仪式划一，而激起清教徒强烈敌意。玛丽·都铎（mary tudor，1516—1558），亨利八世与凯瑟琳（catherin of aragon）的女儿，1553年为英国女王。【译注】玛丽一世（mary i，1516—1558），英格兰第一位女王（1553—1558），又名玛丽·都铎。因迫害新教徒，企图在英格兰恢复罗马天主教而被称为“血腥玛丽”。（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卷531页）
[14] 红砖大学（red brick university），简称redbrick，原义专指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创立于英国英格兰六大重要工业城市，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得到皇家特许六所市立大学：布里斯托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这六所大学，是除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以外英国最顶尖、最著名的老牌名校。因校舍为红砖所建而得名。如今，此词则泛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主要城市建立的市立大学。（参维基英文百科）
[15] 原文是amidst all their kindness merciless leg-puller，译文借《论语》“子温而厉”之语意译。
[16] 【译注】原文是拉丁文：quod quaeritis hic est。【原注】意为“what you seek is here”。为什么路易斯用拉丁语？欧文·巴菲尔德认为，他可能有意暗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5—6节。在拉丁文本《圣经》里，天使对空墓里的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nan dunbar女士认为，路易斯脑海里可能是“一个记忆不完整的短语”，出自贺拉斯《书简》第一卷第11函29—30行（epistles i，xi，29—30）。贺拉斯对bullatius说：“我们乘船坐车寻求美好生活”，然而“你所寻找的就在此处”——“它就在ulubrae”——即一个几近废弃的小城）——“只要你灵魂宁静”。
[17] 牛剑（oxbridge），或译牛桥，是英国两所最知名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合称，两所大学之间因有着许多的共同点而常常被人以“牛剑”合称。“牛剑”一词的说法则最早起源于英国作家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于1849年完成的小说《潘登尼斯》（pendennis），故事中的主人翁潘登尼斯想到一所叫“牛剑”的大学求学却没有被录取。到了20世纪中叶，“牛剑”这一词才逐渐被人接受，而小说中另一个合成词“剑津”（camford）却被人遗忘。（参维基中文百科）
[18] 高桌晚宴（high table dinner）来自牛津、剑桥大学，是指提供给学院院士及客人使用的餐桌。牛津大学每年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每周二晚都有“高桌晚宴”，供在校教授和学生们邀请校外亲朋好友参加。中古时代这一正式餐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学生和教授们提供传统正式的社交，并交换各种研究心得。
[19] 牛津大学的学生社交室。
[20] 剑桥大学的学生社交室。
[21] desirable译为“可欲”，取孟子“可欲之谓善”之意。
[22] 【原注】见《险恶街道：1913—1914》两卷本（sinister street，［two volumes，1913—1914］）。
[23] 原文是tense，tight-lipped，hot-eyed，beatle-browed boys，with cheeks as drab，but not so much smooth，as putty。拙译全系意译。
[24] 路易斯在《人之废》（邓军海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三章第18段，曾描述人类道德观方面的古今之变：“曾几何时，我们杀坏人；如今，我们清算不群分子（unsocial elements）。德性已经变成人格健全（integration），勤勉变成了活力（dynamism），那有可能担当使命的孩子则成了‘干部后备队’。更绝的是，节俭和节制的德性，甚至普通理智（ordinary intelligence），竟然成了销售阻力（sales-resistance）。”其中德性沦为人格健全，乃心理学或心理分析进入道德领域之表现。
[25] 疑指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随笔作家、诗人、小说家和游记作家。以《金银岛》（1881）、《绑架》（1886）、《化身博士》（1886）和《巴伦特雷的少爷》（1889）闻名于世。（参《不列颠百科全书》卷十六213—214页）至于路易斯在此引用的这个典故，出处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