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english doomed？
【译者按】取消古典学，只能让学生沦为流行语词或专业行话的牺牲品。研习文学之真正目标在于，使研习者摆脱自身之固陋，走出自己时代与阶级之褊狭。新批评学派所津津乐道的“欣赏”，究其实，也和文法一样，只是文学教育之必要条件，而非其旨归。现代人欲走出固陋，就需与活的过去相遇。设如此，单凭历史不行，还需依靠文学。
【§1.教育方案必须避免的两个陷阱。p27】一个民族的巨大变迁，往往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英国大学里严肃的英文研究正在走向灭绝。死亡执行令还没有签署，但已经做出。你可能在《诺伍德报告》[2]此书之美国版本名曰on stories and other essays on literature （1982）。中读到了它。一项不偏不倚的教育方案，必须努力避免两种恶。一方面，不能因那些基于学术要求的科目，牺牲那些永远达不到大学要求的孩子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能让中小学生的要求决定大学的研究形式（forms of study），从而践踏大学之自由。报告起草者正好落入了第二个陷阱。其作者深信，他们所说的“英文教育”，“任何教师”都能提供（页94）[3]。英文学科的“过早的校外考试”[4]遭贬斥（页96）。我弄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那个“刚好”时刻才会来到。英文教师无须是英文学者（english scholars）。大学要去设立“一个普通荣誉学位，涵盖英语以及其他学科”；不是因为英文研究会因之繁荣，而是因为这切合中小学。
【§2.取消英文研究之后果。p27—28】受此提案熏染的人，跟我交谈时全无此疑虑：假如这一提案被采纳，那就意味着英文作为一门学科的终结。一门没有校外考试的科目，将不会有国家奖学金；不再需要专门教师的学科，将会断了学者的生计。进出英文学术研究的前后二门，都被堵死。每所大学的英文教师队伍，于是就成了没有学生的教师队伍。在一些最大的大学里，无疑仍然会有英文教授，就像那里有梵文教授或拜占庭希腊语教授一样，会有那么四五个学生听他的课。而作为国家精神生活重要因素的那个东西，则完全死掉了。虽然我们或许可以满心期望，英文学术将在海外存活，尤其像美国和德国。然而在这里，它存活不下去。
【§3.取消古典教育之后果。p28—29】有一些人欢迎这一结果。英文教师队伍有个冒进（obtrusive）习惯。剑桥文学学士学位考试[5]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和激进品格，以及牛津“学派”[6]所谓的狂躁不安的基督教气息（有些夸大其词），或许在不同程度上冒犯人。合而言之，它们是个警告：要是你想要一种群体制造的正统（mass-produced oxthodoxy），你就错了主意。你就会让年轻人来研究我们的民族文学，因为这块领地上来了兜售商。然而我并不认为《报告》因此思考而发。假如它扼杀了英文学术的话，它有可能是无意为之。它的观点，来自实实在在的误解。它相信，“任何教师”在教授自己的特定科目的过程中，就能教授清晰而有逻辑的英语。假如最年长的《报告》起草人本人就在学校任教，那么，这一观点好像挺有道理。因为就他们而言，所有教师都接受过古典学（classics）训练。古典学训练对英文风格的影响，可能没有经常宣称的那样好，这没错，但是它至少去除了最糟糕的野蛮文风（worst barbarianism）。此后，古典学几乎大败。除非得到认真研究的英文能薪火相传，否则，那种“任何教师”都能在教授其他课程中反复灌输的英语，在最好情况下，不过反映了他所心爱的报纸，而在最差情况下，则全是自己学科的技术行话。
【§4.恰如文法，欣赏只是文学教育的必要条件。p29】危险在于，出于对英文学术之本性的误解，《报告》的观点恐怕会得到广泛赞同（恰如其有可能形成）。很多人都会认为，在地理或（老天哪！）神学中，测试儿童理所应当，而文学则否。其根据则是，地理与神学永远无意于娱乐，而文学则是。事实上，英国文学教育，仅仅被视为“欣赏”（appreciation）之辅助。当然，欣赏是必要条件。因笑话而发笑，因悲剧而颤栗，因感伤场面而哭泣——这和懂得语法一样必要。但是，无论语法还是欣赏，终非归宿（ultimate end）。
【§5.文学研究，使人走出固陋。p29—30】文学研究的真正目标是，通过让学生成为“观赏者”（the spectator）[7]使学生摆脱固陋（provincialism）。即便不能观赏全部“时代及实存”（time and existence），也须观赏大部。学生，甚至中小学生，由好的（因而各不相同的）教师带着，在过去仍然活着的地方与过去相遇，这时他就被带出了自己所属时代和阶级之褊狭，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8]他在学习真正的精神现象学（phaenomenologie des geistes）：发现人是何其异彩纷呈。单凭“历史”不行，因为它主要在二手权威中研究过去。“治史”多年，最终却不知道，成为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伯爵、成为一名骑士或一位19世纪的绅士，到底是何滋味，大有人在。在文学中能够发现纸币背后的黄金，且几乎只有在文学中才能发现。在文学中，才摆脱了概论（generalizations）[9]和时髦话（catchwords）[10]的专断统治。文学学生知道（比如）尚武（militarism）一词背后，藏着多么纷繁的现实——郎世乐[11]，布雷德沃丁男爵[12]，马尔瓦尼[13]。要是我把大学英文教师队伍，视为人文学科的主要卫士（在现代条件下），那么或许无疑，是我所致力的研究使我走向片面。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还是很有资格做出评判。在古典学[14]和英文领域，我曾既是学生又是教师；在历史院系，（我承认）我只教过书。假如有人说，英文现在是这三门学科中最为自由（liberal）——也最能使人自由（liberating）——的学科，我可能发现很难和他作对。
【§6.历数英文研究对文化传承之贡献。p30—31】“在此时、此地、此等运道之下，”锡德尼笔下的缪西多勒斯[15]说，“我们说话高调就合法”——因为他在地牢里说话。[16]假如英格兰，启程于效法希腊罗马，却准备取缔对本族文学的系统研究，那么，在打击来临之前，记住这一研究在其短暂生涯中所获成果，乃属基本自尊。与其他任何学科成果相比，它们毫不逊色。我们这些英文学者，勉强只有百年历史。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把世界上最大的词典献给祖国。[17]我们将一大批中世纪文学付诸印刷，此前，则囚禁于手稿中。我们确定了莎士比亚的文本。我们注疏乔叟。我们让我们最古老的诗歌波及最为新近的诗歌。我们承续了，雷利[18]之“学”、克尔[19]之“才”、钱伯[20]之“智”，还有（再往前推）斯基特、弗尼瓦尔、约克·鲍威尔、约瑟夫·赖特之“骨鲠”。[21]新近，剑桥开始一项研究，探讨文学经验的本性，这是亚里士多德之后就无真正先行者之事。[22]最近，在牛津，我们对德国铁丝网后面的英国人进行考试（这是所有大学所有教师队伍之首例）。我们一读再读那些讲述在狱中度过多少有益而又愉快时光的答卷，我们感到，我们这一努力很值得。我们认为，这里是一个无可抗辩的证明，不是证明其价值仅仅在于“欣赏”，而是证明其价值在于不为数世纪以来感情、思想及风俗之变换所动，一脉相传。我们认为，这里才有未来之吉兆。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就像郎世乐（launcelot）[23]一样，我们的奖赏却是死亡。
【§7.教育局因强势更须慎重从事。p31】教育局有重甲装备，而小小学者和英国人则无。假如它下决心击沉我们，轻而易举。这时只能希望，相当多的公众应当知道，这一沉没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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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语是否前景堪忧?》，原刊于《旁观者》杂志第172卷（1944年2月11日），第121页。
[2] 《诺伍德报告》（norwood report），因其主席西里尔·诺伍德爵士（sir cyril norwood）而得名。其全名是：curriculum and examinations in second schools：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condary school examinations council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education in 1941（1943）。亦可参见路易斯的“the pathenon and the operative”一文，文见of this or other world，walter hooper主编（1982）。
[3] 此页码即《诺伍德报告》之页码。
[4] 英国大学有所谓的“校外考试员制”（external examiner system，又译校外考官制或校外评审员制）。这一制度是指各大学在进行学位考试时，聘请外校相同或相近专业资深教师和大学之外相关职业领域专家担任学校考试委员会成员，参与学位考试的出题、阅卷、口试、评分及讨论等活动，并针对学校的课程设置进行评估。之所以称之为“校外考试”（eternal examination），是因为它不由学校自行办理，而由民间团体办理。政府也不直接介入，只是制订法规及执行监督。
[5] 原文为cambridge tripos。剑桥的文学学士学位考试被称为“tripos”。
[6] oxford “schools”，直译为“牛津‘学派’”，但未知具体所指。因为在任何学科之中，都有“牛津学派”。联系下文“所谓的狂躁不安的基督教气息”来看，路易斯所说oxford “schools”，似乎与“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有关。所谓牛津运动，是指19世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以牛津大学为中心兴起的运动，旨在反对圣公会内的新教倾向，恢复天主教思想和惯例。（详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2卷489页）
[7] 假如把现世生活比作奥林匹克运动会，毕达哥拉斯就会把人分为三种：一种是藉此机会做点买卖的人，这是追逐利益者；一种是来参加竞赛的人，这是追求荣誉者；一种则是看台上的观众（spectator）。毕达哥拉斯赞美沉思的生活，故而，这三种人也就是三等人，以最后一种为人生之最高境界。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中写道：伯奈特把这种道德观总结如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绝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那些来作买卖的人都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第59—60页）
[8] 路易斯在《论古书阅读》（on the reading of old books）一文中，批评了这一流布甚广的观点，即阅读古书，乃专家之事；业余爱好者，读今人所著关于古书的书，足矣。准此，英国文学系的导师、学生可能读数十遍关于柏拉图主义的文字，而不去读柏拉图。相对于这种厚今薄古之阅读观，路易斯则申述“厚古薄今”之读书观。假如古书新书二择一，路易斯会选择古书。假如必须读新书，路易斯建议读一本新书之后，必须要读一本古书。假如还做不到，至少应当是三比一。路易斯之所以倡导这样一种厚古薄今之阅读观，并非因为古人定比今人高明，而是因为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识见，故而古书可正今人之失。他说：每一时代有其识见（outlook）。它善于看到特定真理，亦易于犯特定错误。因此，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那些可以纠正我们自身时代标志性错误的书籍。这意味着古书。在一定程度上，所有当代作家都共享当代识见——即便是那些像我一样与之敌对的人，也不例外。阅读往古书籍，最震撼我的莫过于这一事实，即争论双方许多视为理所当然之事，我们则绝对否认。他们以为针锋相对，然而事实上，他们在一大堆共同假定上却始终团结一致——彼此团结一致，对立于先前及后来时代。我们可以确定，20世纪特有盲点（characteristic blindness）正在于我们从未置疑之处。（见c. s. lewis，god in the dock：essays on theology and ethics. ed. walter hooper，grand rapids：eerdmans，1970，p. 202）
[9]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中指出，民主社会的知识人对“一般观念”（general ideas）具有一种亘古未有的激情：我每天一早起来，总是听到人们又发现了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某个一般的、永久的规律。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小作家，他也跃跃欲试，企图发明一些可以治理大国的经纶；他要是不在一篇文章中把全人类都写进去，他是决不会心满意足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30页）对一般观念的热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的事物总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只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无数事实。”（《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31页）
[10] 胡适先生曾言，现代学人要说真话，除了古人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需“时髦不能动”：多少聪明人，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威权，只不能打破这一个关头，只怕人笑他们“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叫他们努力学时髦而不肯说真话。王先生说的最好：“时髦但图耸听，鼓怒浪于平流。自信日深，认假语为真理。”其初不过是想博得台下几声拍掌，但久而久之，自己麻醉了自己，也就会认时髦为真理了。（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胡适文集》第5册，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76页）路易斯曾批评现代思想界，患有一种“时代势利病”（chronological snobbery）：“不加批评地接受我们自己时代共同知识气候，认定大凡过时之物便不再可信。”（c. s. lewis，surprised by joy，london：harpercollins，p. 241）现代人与时俱进随风起舞的思想习惯，路易斯终生深恶而痛绝之。
[11] 马罗礼《亚瑟王之死》中，亚瑟王圆桌骑士第一勇士。参见本书第一章。
[12]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的小说《威弗利》（waverley）中的苏格兰低地贵族。
[13] 【原注】亚瑟王传奇中的郎世乐爵士（sir launcelot）；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的《威弗利》（waverley）中的布雷德沃丁男爵（baron bradwardine）；terence mulvaney是吉卜林小说《三士兵》（soldiers three，1888）中三位二等兵之一。
[14] 原文为literae humaniores。该词坊间多译为“人文学科”，但却并非汉语学界通常所谓人文学科。英文维基百科解释literae humaniores说：“牛津大学及其他大学一门本科课程名，该课程专治古典（古罗马、古希腊、拉丁文、古希腊文及哲学）。”故而，译为古典学。
[15] 缪西多勒斯（musidorus），菲力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的《阿卡狄亚》（arcadia，1590）中的男主人公。作品生动地描述了皮洛克利斯（pyrocles）和缪西多勒斯（musidorus）两位王子的冒险经历以及他俩与阿卡狄亚国王的两个女儿菲洛克利娅（philoclea）和帕梅拉（pamela）之间的浪漫爱情。
[16] 【原注】菲力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阿卡狄亚》（arcadia，1590），卷五。
[17] 指《牛津英语大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oed，共13册，1933年出第一版。据1933年版所述，该词典的目标是，列出自有记录以来直至今日的所有英语字词，并列举一切有关词形、语义演变及词源的一切事实。1989出版第二版，简称oed2，共20卷。（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2卷489页）
[18] 原文人名仅有姓氏raleigh。查《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卷126页），有两位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一位雷利（1554？—1618），英国探险家和作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1585年封为爵士。另一位雷利（1861—1922），苏格兰作家、评论家。当时牛津大学的一位知名人物。1911年封为爵士。看上下文，疑指后者。
[19] 克尔（w. p. ker，1855 —1923），苏格兰文学学者及散文家。
[20] 钱伯（r. w. chamber，1874—1942），英国文学学者，学问家。
[21] “学”、“才”、“智”、“骨鲠”，均属意译。原文分别是rich humanity、astringent genius、patient wisdom、tough old giant。窃以为，以现代汉语直译，反不如古人习用之单音字传神。斯基特（skeat）未知何人，查《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卷398页），只有一位w.w.skeat（1866—1953），“英国人神学家，长于马来半岛人种志”。弗尼瓦尔（j.f.furnivall，1825—1910），英国以研究英国文学见称的学者，曾致力于版本校勘及创办学术团体，其中尤以早期英语学会著称，对于推动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有开创之功。（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505页）约克·鲍威尔（york powell），未知何许人。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查《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卷320页），仅有一名英国画家名joseph wright（1734—1797）。
[22] 路易斯在《论故事》（“on stories”）一文中则说，尊重文学本性之探讨，自亚里士多德之《诗学》之后，还有薄伽丘和荣格。文中说：“令人吃惊的是，就其本身思考故事（story considered in itself），批评家给予的注意力实在少得可怜。给定一个故事，其讲故事的风格，其写作次第，（尤其是）其人物刻画，都得到充分讨论。然而故事本身，这一系列想象事件，几乎常常是闭口不谈，即便谈起，也只是为谈论人物刻画提供方便而已。诚然，有三个著名例外。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建构了一个关于古希腊悲剧的理论，它把故事置于中心，而让人物处于严格的从属地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薄伽丘（boccaccio）等人发展了关于故事的寓言理论（allegorical theory of story），来解释古代神话。在我们这个时代，荣格及其追随者则提出他们的原型学说。除这三个尝试而外，这一论题几乎无人触摸。”见on stories：and other essays on literature，walter hooper主编，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2，第3页。
[23] 马罗礼（sir thomas maroly）《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85）中的圆桌骑士。详参本书《骑士品质之必要》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