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民国八年北游，居旧京将二十年，教士于清华大学者十载。二十六年夏，以亲病乞假南归，归二月而倭夷凭恃武力，挑衅卢沟。先是倭夷强据我东三省及热河，国人已中心愤怒，群思起与相抗。至是益愤寇难之逼，不能复忍。秉政因国人之怒，起率南北健儿以与夷虏周旋，伸其挞伐。盖自始战迄今，历时三十余月矣。自去岁我师大捷于鄂北，继之以湘北粤北之役，连战连胜，歼除丑虏，无虑二十万人。比者桂南之役，彼又以覆师见告矣。盖夷虏不知礼义，忘吾先民卵翼教诲之恩，寻干戈于上国。重以纲纪废坠，民生凋瘵，无以自存，暴徒专政，乃欲求逞于我以威其民。以故作战三年，民怨沸腾，士气沮丧。彼卒之俘于我者，乃至回首易面，颂我中华之盛德，诅彼暴阀之速亡。天听自民，古有明训。土崩瓦解，期在旦夕。而我则教训明于上，敌忾深于下。人怀怒心，如报私仇。视死若归，前仆后继。盖侵暴之众，不足以抗哀兵；无名之师，不足以敌义战。固天道必至之符，人事自然之理也。余时既移席于湖南大学，每念二十年都讲之所，东南财赋之区，沦为羊豕窟宅，不可卒拔。又自念荏染书生，迫于衰暮，不能执戈卫国，深用震悼于厥心。一日独居深念，忽悟先圣之述《春秋》，以复仇、攘夷为大义，爰取往业，再三孰复，粗有所明。二十八年秋，乃以是经设教，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又以是经大义散在诸篇，学者始习，艰于通贯。乃取诸大义之比近者，类聚而群分之。立文为纲，而以经传附著其下。欲令学者力省时约，易于通解。每习一章，即明一义。《春秋》之学，本分今古文二家。左氏古文，详事略义。今文重大义，亦有《公羊》《穀梁》二家之传。虽时有乖异，而大体从同。今以《公羊传》义为主，而以《穀梁》义副之。西汉儒生董仲舒、桓宽皆通《公羊》，而《春秋繁露》《盐铁论》多称《穀梁》说。盖两传义近，故得相通。余先民是程，非敢妄作也。其一传关涉数义者，各见于当篇。汉人言事涉及经义者，颇附著之。自知学识暗陋，不足明先圣之志于万一。顾念经术之就衰，痛岛夷之猾夏，宁敢以固陋自废，而不诵其所闻！于是绍述大义，凡得二十九篇。当世贤人君子傥能嘉其用心，匡所不逮。使圣学明而民志定，正义立而夷祸平。将国族实嘉赖之，宁独余一人之私幸也！

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长沙杨树达遇夫书于辰溪下马溪寓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