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在高雄市公开讲演
(一)
什么是科学方法？我想要使它容易了解，还是从一些实例下手更方便。我们用玻璃做成一个箱子，里面再用许多玻璃板把它构成一个“迷阵”，而在迷阵的出口放着一些实物；然后投入一只小鼠，而在箱顶盖上一个铁丝网的盖子，如果透过玻璃箱的各方面，或从铁丝网的盖子细细观察，那只小鼠既不能穿过箱盖逃出来，却又为食物的气味所吸引，自不必力图跑到放置食物的出口处，于是东奔西跑，到了不能通行的玻壁，便又跑回来。像这样试了一条路，又试一条路，直至无意中找到了正当的出路，可是不知己碰了多少次壁。因为小鼠所试走的路线都是杂乱无章的。
假如一个人陷身于类似这样的一个大迷阵之中，他却有两种方法可以采行，一是完全仿照小鼠东奔西跑的方法，另一是加以观察、试验、比较和推理，然后决定所取的途径。前一种是直觉的方法，而后一种是科学的方法。
所谓科学的方法，是就事实或现象而从事观察，观察之不足，则加以试验，并将整个问题加以分析，分析后复从事于综合；然后利用心智上的想象与推理，假设为一种结论，但对于初步的结论，还不敢信其为正确，于是重新加以试验；假使试验不对，再去寻求新的结论，而新的结论仍须加以试验，一再比较务求达到真正的结论而后已。以上观察、.试验、分析、综合、想像、推理、假设、比较等等都是科学方法。这个集合名词括有许多步骤。此外还有分类、评价、设计、预算等，也是科学方法所采取的步骤。
现在姑举一例，以表明分析的效用。任何一位高中毕业生，不免要面对着个两个问题，一是考升大学的问题，又一个是就业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如果只从整个问题考虑，不如把它分析为若干分问题，而一一分别考虑，将更有助于解决，例如考升大学的问题，约可分析为下列几个分问题那就是：
(一)为什么要升学？
(二)自计有升学的能力吗？
（三）为什么要考大学？
（四）还有其他学校可考吗？
（五）打算考哪一院系？
（六）为什么？
（七）考取后能否继续修毕学业？
（八）如何继续修毕学业？
第一分问题，系将升学与就业相比，属于比较的步骤；第二问题为对于自己学力的估计，属于评价的步骤；第三问题为推理与初步的结论；第四问题为将学院、专校与大学相比，也属于比较的步骤：第五问题应明了院系的分类，经过分类和比较后，作进一步的结论；第六问题则从结论而作演绎的推理；第七问题则与第二问题相类，就经济力及其他种种因素估计，也属于评价的步骤；第八问题则涉及如何维持继续修业的预算。
至于高中毕业后如对就业问题从事考虑，也可以仿照升学之例，将此一问题，分析为下列各分问题：
（一）为什么要就业？
（二）自计有就业的能力吗？
（三）打算就哪一种职业？
（四）还有其他职业可就吗？
一个问题的分析，视其性质而异，而无一定的型式。但是任何一个问题要加以处理，最好均先提出一连串的七个分
问题，而这七个分问题差不多任何一件事都会涉及的，那就是：
（一）做什么？
（二）怎样做？
（三）用什么做？
（四）用何人做？
（五）需费多少？
（六）怎样做得快?
（七）怎样做得好?
“做什么”是指对所处理之事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其“目标”的认识。对事实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初步；而对于目标的认识，更可使从事解决问题者处于主动地位，而加深其兴趣。试以就业为例。如就业者对于所担任或将担任的职业毫无所知，固然无法从事，即对职业的内容有所认识，然而对于职业的目标不很明了，也不能鼓起其兴趣。由于任何一种正当的职业，定然都会于社会有利；一个从业员如果深明其所从事的职业有利于社会，则他在内心上将深感自豪，而不因物质待遇的优劣与地位的高下而感觉到满足或不满足。一名送信邮差，纵然地位很低，待遇也很薄，不容易鼓励其服务的精神，但如果他认为他的工作是为社会上无量数的人传递信息，特别是高兴的信息；如果他能忠实尽职，不迟延，更不遗落收信人应收到的信息，他可以增进，尤其是没有减损收信人应得的愉快，那就他不免会因感觉自己是为人群服务而乐负其责任。此外任何正当职业的从业员，在深明其所业的正当目标时，当然也有同感。
“怎样做”是指处理任何事，或解决任何问题，均须先行设计，设计至少须包括时间和空间。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某事件的处理，或某问题的解决？经由哪一种途径可以从事于某事件的处理，或某问题的解决？这些都是设计上不可避免的问题。预先有了这样的设计，然后进行处理事件或解决问题，定然顺利得多。《中庸》说得好：“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行前定，则不跆；事前定，则不困；言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便是此意。
“用什么做”是指所处理的事件，或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工具或资料。如果设备、工具或资料不适当，则其他条件虽然具备，对于处理事件或解决问题均有不少的窒碍。我国古语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就是此意。
“用何人做”是指处理事件或解决问题所需要的适当人选。如果不能专靠自己一人去处理或解决的，那就对于所需要合作的人或助理的人，应先做慎重的选择。如果可以专赖自己一人去处理或解决的，那就应先检讨一下自己是否胜任，
不要贸然担任。
“需费多少”是指做事所需的费用。任何事都涉及经费问题。在处理某事件之前，预先估定所需费用，而妥为筹措，便是所谓预算，凡事有预算当然比无预算为好，预算正确也当然比不正确为好。西谚有“金钱是最佳的奴仆，与最凶的主人”。这就是说，凡能操纵金钱者，事事无不顺利；其为金钱所操纵者，将大感痛苦。因此，所处理之事如涉及金钱，必须事前有预算，而且尽可能造成正确的预算。
“怎样做得快”是指处理事件或解决问题加速的方法。迅速是人人共同的愿望，但如何实现此一愿望，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通常习行的事，自然是愈熟练愈迅速，但如能多做一番的研究，当不难把熟练的途径缩短，有时还能发见一些捷径。至若对于新发生的事件，更应从研究入手，以增加工作速度。科学管理之所谓“动作研究”，便是利用研究以改善动作的方法，而增加其速度。其他工作，也可依此原则而改善工作的方法，俾达成迅速的目的。
“怎样做得好”是指所做的工作不仅要速度加高，而且品质仍要保持优良，或者更加优良的方法。如果只顾“快”而不须“好”，那便是“粗制滥造”，而这样的“快”是要不得的。因此，无论任何事件，一方面固然要“快”，他方面仍需做得“好”。至于如何达到“好”的标准，仍有赖于研究。
以上七个问题，第一个注重于认识事实与目标，第二个注重一般的设计，第三个注重物的设计，第四个注重人的设计与分类，第五个注重预算，第六个注重观察与工作的分析，第七个注重试验和比较，无一不是科学方法所应有的步骤。
（二）
现在就科学方法之应用于学习者，加以研究。查学习之范围殊广，以一般中等学生为对象，则学习之具有共同性质者约有下列数项：一、选材；二、阅读；三、参考；四、作文。试分别论之。
选材
凡足供学习的材料，虽亦括有种种的实物，但毕竟以图书杂志为主。专就图书一项而论，古今中外多至不可胜数。如何选择适当的图书，以研究自己所注意的学问？我想，在一般青年有志者的心中，定然都呈现这一问题，有人说，图书浩如渊海，选择真不容易，这句话固然不错；但我们试想一下，在茫茫大海之上，一艘渺小的船，居然不会迷途，卒能安抵彼岸，其所凭藉者只是一具小小的罗盘，假使人们也有一种罗盘能够应用于浩如渊海的书籍中，则藉此以决定方向，而到达目的，当亦不是难事。
图书的罗盘便是目录学。中国图书之有目录，大约始于西汉的时候。《七略》称：“尚书有青线编目录”；但是目录学这个名称却始见于王鸣盛(1720-1797)的《十七史商榷》，其中有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这真是一语破的。
目录学的意义，就是把无量数图书，按其性质，分为若干类，依类别的顺序编为目录，使阅读图书的人得按类别检查目录，便可发见其所当读的图书。目录中每一书名之下附记著者、版本及简单的提要，俾检到书名，即可知其书之是否值得一读。
目录学的意义既如此，则其最基本的工作便是把图书按照某种方法来分类，于是图书分类法纵然不能代表目录学的全部，至少占据着目录学极重要的地位。
分类法在我国所固有者，与世界一般所采行者迥不相同。我们生当今日，于研究固有学问之外，还不能不旁通世界共同的学问，故对于旧分类法与新分类法都必需具一些常识，然后可以进达中外新旧学问之门。
中国旧日的图书分类法，自汉代以来，虽时有改作，然最通行者不外《七略》与“四部”两种。
《七略》是汉代刘歆(公元前53~公元23)所创制，将图
书分别为七大类，就是《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四部”则将图书由刘歆的七类改为四类；这是魏荀易等所创制，先称“甲乙丙丁”四部：甲部记六艺之书，乙部括有古诸子家及近世家，丙部有《史记》等，丁部则为诗赋图赞等。隋以后改称“经史子集”，其所收书籍，代有异同。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于“经史子集”之下再分若干类，计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类之下又分属，总计共分为六十五属。
西洋的图书分类，可说是发源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主张把学问分为历史、文学、哲学三大类。其后英国的培根(francisbacon)再把这三类各分为若干小类，就是图书分类的滥觞。其后欧美各国的图书分类专家都按着学科，各自做成种种不同的或大同小异的图书分类法，其形式可大别为三类：一是用字母做符号的，二是用字母和数目做符号的，三是完全用数目做符号的。
其流入我国而采用最广者为第三种，也就是美国杜威氏的十进分类法。它是用三个数字代表主要的类别，如有不足，再加小数，一再推演下去，以至于五位小数。本人曾经制作一种名为“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系以在中外新旧的分类法间架设一道桥梁为目的，那就是以美国杜威氏的十进分类为基础，而利用我所创的三个特别符号，把我国特有的图书悉数容纳于其中，而不稍变动杜威氏原有的类号；因此，一部西文书的译本固然与其原本的类号完全相同，可以排列在一起，即中文新著与西文性质相同的书籍，也可以列入相同的类号，而排在一起。
由于十进分类法的原则很简单，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除纳入我国固有图书于其中以外，并没有窜改十进分类法的其他要点，故仍然是同样的简易。任何一位读书人，肯略费一点工夫，都不难认识分类法的大概。图书分类法，不仅是有关图书的分类，而且也是学问的分类。
分类是科学方法若干重要步骤之一。从事学习的人，于其选择材料之时，能首先明了图书分类，并能利用图书分类而搜求所需的材料，当然有合于科学方法。
在选材方面，按照分类方法，同一类中如发见有几种不同的著作，则究竟选定哪一种，有待于比较。所谓比较，便是就同类的几种著作，就其著者、著作年月、篇幅多寡、文字深浅等项，分别较量何者最适于自己的需要，然后决定取舍。比较也是科学方法之一步骤。因此，在选材方面，至少已有分类和比较两项科学方法的步骤可以利用。
阅读
在选定材料后，进一步便是阅读。阅读时，科学方法的主要步骤可供利用者，至少有分类、析疑、比较、简单化、推理、评价等步骤。
阅读时的分类，系按所读之书，因其性质不同而分别采取不同的读法。通常把所读的书分为精读和略读两类。其实，这还不能概括人们所读书籍的全范围。依我的见解，似可分为四类，即：（一）闲读，（二）精读，（三）略读或速读，（四）摘读。
第一类供闲读的书是指为消闲而阅读者。这可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所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为其说明，如小说一类的书籍便是常见之例。阅读这类书籍之人，除小说作家、批评家等别具会心，以达其模仿或批评之特殊目标者外，都出以消遣的态度，自无讲求其阅读方法之必要。
第二种供精读之书，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有些书可以四囹吞下，有些书却要细嚼慢吞”；其中要细嚼慢吞者，便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供略读或速读之书，便是培根所谓“可以回囹吞下”者。这两类的区别，固然视乎各书籍的重要性，但也与读者的目标有关系；因之，往往甲认为当精读的书，乙却可列于略读。例如一部经济学的名著在研究经济学的人认为当精读，而在研究法律学的人则不妨列于略读，盖其所研究之目的固有不同也。
第四类供摘读的书，不仅无需精读，甚至无需迅速读完全书。此类书尽可摘读其中的一部分或若干部分。要摘读的书，大抵首先读其导言或序文，以觇全书的梗概；其次便是阅看目录或细目，以决定某章某节当读；最后并参考索引，检得某节或某段当读。
阅读的析疑是指剖析疑义而言。要剖析疑义，则读书时须先能怀疑。孟子说得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宋程颐说：“学者先要会疑。”可见我国古圣先贤对于读书皆主张能怀疑。不过科学方法所需要的析疑步骤，其目标只在求真，并不是遇事都持否定态度。只要有可疑之处，才加以析疑；绝不是事事挑剔。否则对于所读之书首先已没有信仰，更何能因重视与兴趣而深切研究。清代李光地对此点说得很公允。他说：“要通一经，须将那一经注疏细看，再将大全细看。莫先存驳他的心，亦莫存一向他的心。虚公其心，就文论理，觉得哪一说是，或两说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看来看去，务求稳当。磨到熟后，便可名此一经。”他又说：“人须要用心，但用过心，不独悟过好，只疑过亦好；不但记得好，就不记得也好。中有个根子，有时会发动。”由此可见所谓怀疑，实在是用心的别称。换句话说，就是对所读的书，就其所提倡的理论与方法，认真思考，不是无条件接受。如认为不当，也不要轻易武断。须知著书立说之人，固然不是超人，至少也下过一番苦工；尤其是古人著书视同名山事业，不像近人之轻易着笔。如果从表面上看来有不妥当处，读者须一考虑作者所处的时代与背境，并悬想假使作者生于现在，处于现在的环境，是否亦将同此主张。如此用过一番心思，才可做公允的评断。
阅读的比较，最显著者莫如历史。由于我国正史多为后一朝代的政府为前一朝代而修撰，凡不利于修史朝代之处，自必为之隐讳，甚至变更其事实；故读正史以外，不能不兼读有关之稗史、野史、笔记及其他私家著述，以资比较，又因一部历史大半是许多重要人物所构成，这些重要人物自己的记述，当然最可靠；就是和这些重要人物接近的人所记述，毕竟见闻较切，也较公家的一般记述或私人藉辗转传闻而记述者，自必可靠得多。
即或未必更可靠，至少也可利用以为旁证。我国对于这些重要人物事迹的记述，大都包括在各种年谱中。由本人自己记述的，称为自撰年谱，即等于现代所谓自传；由他人记述的，就是一般的年谱，等于今日所谓传记。这些年谱不仅按年记述谱主的事略，而且把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其同时的重要人物的事迹，甚至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都附带记述；比诸西洋式的传记，对于参考史实的价值尤多。我在抗战前不久，曾有一个计划，要把1200余种的年谱，汇刊为年谱集成，而把其中所记的重要史实和重要人物事迹，一一分别标出，编为详尽的索引，俾读史者可将正史中的史实与这些年谱中所记者相比较，就其异同以定真伪，实为一最有用的方法。可惜由于战事突发，此计划遂未能实现。
此外读书有待于比较者还有两项：一是读我国的经书者，须知其有今文与古文两派。故读《十三经注疏》所收的《尚书正义》，因系古文传本，不少学者谓为伪本。明乎此，便须兼读汉伏胜所传的《今文尚书大传》，以资比较。二是社会科学的书，特别是经济一类的书籍，由于学者对许多经济问题的意见纷歧，迄无定论，即有趋于一时的结论，亦为暂时的，而非永久的：故宜同时参考不同派别的主张。例如研究关税问题时，甲书详于保护政策，乙书阐发自由贸易政策较精，彼此各有其重点，均有同时阅读，以资比较之必要。
参考
对于所读之书的内容或词义，如有不甚明了者，即使是属于略读或摘读两类的书籍，也不可轻轻放过，一知半解地读下去；至于精读一类的书籍，尤须参考字典辞典或其他参考书，务期得其正确的意义，凡须利用参考书以求澈底明了者，除字音字义外，还有词的意义以及时间、空间、名物、制度、史实等。由于两字以上复合成词，其意义不一定是按照两单字以上所凑合者，此在一般的词藻已然，其寓有专门性质者尤甚，自非参考词典，不能得其正确的意义。至于时间，则我国古籍皆以帝王年号或干支记之，究竟此一年号与干支当于世界公元之某一年，亦有一为比较之必要。又如地名，代有变迁，读书时遇到一个古地名，为明了其所在，亦有一查其现今名称之必要。他如名词方面，则宫室服制，古今异名；读古书者，均须考辨其真相。制度方面，如古代的“井田”，美国的“市经理制”等，多至不可胜计，读书时遇
到这些名词，均非参考各种词典，不易明其真意。史实方面，则中外史乘所载的重要史实，欲明真相，较普通者，可参考一般的词典；较专门者，则须查考专科的词典。
以上各项参考，至少是精读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位中学生读一部应当精读而未附有注释的书，每一面假使遭遇着要参考的字或词三四个，是则一本约莫300面的通常书籍，便含有待参考的字或词约1000个。如就我国向来按部首或笔画排列的字典词典从事参考，则依我前此举行过一次相当规模而具有代表性的测验结果，检查每一单字或词语平均需时不下两分钟，1000单字词语便需时2000分钟，等于33小时有奇，以每小时平均可以读书10面计，则此33小时已足供读毕此平均300面的书籍全部而有余。是则参考字典词典所需的时间适等于阅读全书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由于参考字典词典而延长了阅读时间至一倍以上。于是肯多费一倍时间的人，固然不难澈底了解内容，达成精读之目的；其有嫌费时过多，而不肯一一参考字典词典者，便不免对于不少的内容陷于一知半解的地步。
以上所说参考上的困难，在西洋国家是不会存在的。因他们的文字系以字母构成，字母不过二三十个，所有字典词典都按照字母的顺序排列，因而在检查上绝不会发生难题，而每字或词的检查，需时至多不过20秒左右，和我国字典词典之检查每项需时不下2分钟者，其难易显然。我是一个专赖自力修学之人，因利用字典词典的机会至多，深感中外字典词典检查之难易迟速判若霄壤，遂以多年时光研究新的检字方法。于民国十五年发明一种名为四角号码检字法。以学习之难易言，则小学二三年级学生绝对不能学会部首检查方法者，得以二三小时的训练，及至多一星期的继续练习，便可将四角号码检字法应用自如。以使用的快慢言，则我于民国十六年上海东方图书馆暑期讲习中，以八十几个机关派来的实习员146人，用同等机会，举行部首法、笔数法和四角号码法三种竞争试验，结果四角号码法每字最速只需时十秒点九，比部首法及笔数法平均每一单字可省一分半钟。而对于词语的检查，所省时间更多，甚至较诸西文工具书之按字母顺序检查还要迅速一些，则因四角号码只有10个，而西文字母多至二十几个，无怪其较西文字母检查更速也。四角号码检字法现己为字典词典及工具书的索引采用者甚多，青年的同学们也大都了解应用，现在限于时间，恕我不多说了。
参考的效用，所以有合于科学方法，则因读书时对于不很了解的单字词语，不专凭一己主观的臆断，而求之于字典词典或其他参考书所为的解说，利用他人的经验以求证，至少也可以他人的解说与一己的臆断相比较，无论“求证”与“比较”，都是科学方法的步骤。
参考中还有一种称为“旁参”者，是指从侧面加以参证之意，宋王安石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治经，故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以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难。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这便是旁证之重要理由。清李光地说：“出门之功甚大，闭户用功何尝不好，到底出门见闻广。使某不见顾宁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韵历算之详？”这是主张藉游历交友而收旁参之效的。不过游历须到足资观感之地，交友须交益友，这也是不可不注意的事。
作文
这是指形诸笔墨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的方式有二：一是言词，二是书面的意思表示，除了更常常应用高雅的词藻以外，与言词的意思表示本来没有大区别。其可以利用科学方法的步骤者，至少有观察、想像、分析、推理等四项。
作文就性质大概可分为三类，即抒情的、叙述的与论辨的。抒情文多利用观察和想像，叙述文多利用观察和分析，论辨文则多利用分析和推理。观察要入微；想像要超脱；分析要细密；推理要坚定。现在分别就抒情、叙述与论辨三类各举一二例，以明其对于科学方法的利用。
抒情文，以诗歌为主，散文亦常有之。
隋薛道衡之《昔昔盐》诗：“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真可谓观察入微。
唐李白《月下独酌》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可谓想像超脱。
唐李密《陈情表》：“臣无祖母，无以有今日；祖母无臣，何以终馀年？”则于观察事实之中，兼寓比较之意者。
唐韩愈《祭十二郎文》：“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耶？其梦耶，其传之非其真耶？”则于观察事实之中，兼寓想像与假设之意也。
叙述以散文为主，间亦不乏诗歌。
晋陶潜《桃花源记》，以个人的想像，而叙述逼真；比诸西洋之ripvanwinkle,上文叙述得有如事实，但末段谓一觉醒来，斧柯已烂，露出神话的马脚者，胜过十倍。
至以诗歌供叙述者，莫如汉人乐府之《庐江小吏妻》及南北朝之《木兰词》，皆以长句叙述故事，无论其出自想像或观察，皆使人读之有栩栩如生之感c
诗至唐宋，多为感时写景之作，专事叙述者殊不多见。然白居易诗则清空如语，妇孺都解，故富于叙述之作用，兹取其《卖炭翁》一首为例如下：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两骑翩翩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封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段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论辨文当然以散文为主；又论辨文系为与他人论辨而作，故初时往往设为问答，如我国的《论语》、《孟子》与希腊之《柏拉图集》皆括有不少对话体的论辨文，如《论语》中《季氏将伐颛臾》章即其一例：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c”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咒出于樨，龟玉毁于模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又《孟子》中《百里奚自鬻于秦》章，性质亦复相同，兹摘录于下：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自《论语》以后，论辨之流别与形式，代有增益，举其要者，一曰论，《文心雕龙》称：“述经叙理为论。”庄周之《齐物论》与《吕氏春秋》之《六论》，虽以论为名，然论之正宗当以汉贾谊之《过秦论》始。
二曰说，释也，述也，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战国时孙武之《战说》，荀卿之《非孙吴说》，可谓最早者。
三曰议，互相谋论，定事之宜也。秦司马错《伐蜀议》，楚慎到《献地议》，其最早者。
四曰辩，治也，从言在辩中，察言以治之。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鲁展禽之祀爱居辩，荀卿之王制辩，亦其最早者也。
五曰解，判也，为讲说分析之会意。齐管仲之明法解，宁戚之得贤解，皆其例也。
六曰评，考订其事而评其优劣也。孔子家语之臧氏三大夫评，韩非之郑子产评，亦其例也。此外不用论辨之名，而具有论辨之内容者殊多，不胜枚举。
至于论辨文之利用科学方法各种步骤者，以推理为主；推理分为归纳的及演绎的两法。其采取归纳法者如章学诚之《言公》一文，历引当时《论语》诸子史汉以为推论；其采取演绎法者，如《墨子-明鬼下》篇，历引书传以明鬼神之有，而由一端推及他端，尽一义又衍一义，层出不穷，是其好处。此外，或藉比喻，或事分析，或设为问答；或先作假设，中经论证，卒成结论——凡此皆为科学方法应有的步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