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为台死市《当代青年》写
可怜得很，我的学校生活，一共不满五年，比诸规定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的六年还有不足。
我出生之年，在前清光绪十四年，在民国前24年，当公元1888年。那时候科举还未废，新的学校刚要萌芽，但是读英文的风气却颇盛行。假使我是生于屡代书香之家，至少还来得及考几场童试，要是够得上幸运，或者还获得小小的“功名”。假使我是生在那时候所谓“洋务”之家，我或者会入各级的教会学校肄业，要是够得上幸运，或者还会出洋留学几年，捞得一个学位，回国后还赶上一条捷径，猎取洋翰林洋进士的荣衔。可是我家自从记忆所及的远代以来，没有一位祖宗不是种田的，只有我的父亲童年随亲戚长辈远赴上海学生意，毕生置身于商界。甚至从近人所编的《香山诗选》（我的原籍广东中山县，旧名香山），其中所选宋代以来邑人的诗，我的本族人士作品膺选者只有一首，是明代我的一位远族祖所作，他只是一名岁贡生。总算到了清光绪间同族产生了两位秀才，一是我的一个叔祖，一是我的大哥。我家居然出了一个秀才，真是破天荒的奇事；但正因我的大哥破天荒成为秀才，却又不幸于21岁的青年早逝，使我父亲受了风水之说所影响，尤其是爱子情深，不愿我蹈覆辙，因此纵然不必强我沿袭屡代的田间生活，至少要我跟他走人商业之途。其次，我的父亲虽久居于洋务中心的上海，却不是当时之所谓洋务人物，也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信徒，便没有想到使我入教会学校。
此外，还有一个使我早年失学的原因，就是由于我的幼年多病。记得在我9岁时候，不知是否患了百日咳之故，因久咳而一度吐了几口血。那时候西医药还未盛行于我国，纵然在我中年曾经一度的肺部检查，并未发见旧疤，足见我的早年病患不是由于肺结核；但在那时候，一种所谓“童子痛”的病象可把爱子情深之父母吓坏了。我有了这样的一种病象，更兼在我10岁的时候，我的大哥不幸去世，所以迟至ii岁春间我才开始入私塾读书。
然在入私塾以前，我并非完全没有读书。因为经我的大哥在家里教读，我曾经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之一部分。我的大哥是一位典型的旧式读书人，治学很用功，一举一动无不循规蹈矩。他和我们的表兄陆皓东（名中桂）烈士同学。陆烈士思想新，时吐露革命言论；我的大哥深为恐惧。及陆烈士于光绪二十一年因随孙中山先生发动第一次革命，就义于广州；那时候我才7岁，大哥是十八九岁，他常为我道及陆烈士之年少英俊，竟不幸因革命而牺牲生命。在我听到大哥述此事的口气，一方面固佩服其就义前的英勇，他方面却似痛惜他走错了路。后来有一日当他教我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勰”一段话，我经他解说以后，不禁高兴万分。那时候我对于民族意识还没有印象，只是由于中日战争，我国大败，社会传说都痛恨西太后信任太监，乱花国帑供自己的浪费，把人民看不在眼里，这一次打了败仗，我国人民不仅要给西洋人欺负，甚至东洋鬼也欺负了。我听了这些话，此时又读到这两句话，便忍不住对大哥说：“那西太后正是把我们当做土芥，我们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觥？陆表兄的造反，只是要杀死寇懿，怎算得是造反？将来我长大起来，定也不肯把她放过。”大哥听了这番话，大吃一惊，除力戒我不要胡言外，后来还对父亲说过：“四弟读书还不差，只是防他长大后要走错路。”
大哥去世的次年，我已经11岁，才开始在上海入一家私塾读书。我的老师姓萧，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内弟。他设帐在亲戚的家里，收了一共不上20名的学生。我在那里只读了一年零二三个月，因为次年是1900年,也就是世人注意的庚子年，“拳乱”在其上半年便酝酿，大家传说义和团要杀尽外国人和焚毁外国人所住的地方。我们所居的上海有许多外国人，父亲因恐殃及池鱼，决定趁早把家眷送回原籍。由于我们的故里离县城颇远，离省城更远，本着大乱居乡的原则故有此举。大约在那年的春末夏初，我便随着母亲二哥和两位姊妹离开上海，乘船返广东；也就离开了萧老师的私塾。
我从萧老师攻读的时期内，不知怎样总觉得没有大哥教得好。我读的还是四书，但萧老师不像大哥那样每章每节都讲解大意，而且听我随时发问，有问必答。萧老师的教法注重背诵，背诵不出或是背错的，便打手心。我对于这样不加讲解的课文毫无兴趣。同时又怕打手心，不敢不像鹦鹉那样背诵人言。在这样压迫的情形中读书，我虽然侥幸在一年零几个月间没有挨过一次打手心，可是我对读书的兴趣不浓厚，只求敷衍塞责，因此，我自问成绩并不很好。加以萧老师还注重两项科目都是我不欢喜的：一是作对联，由五言七言以至十余言不等，务求其对仗工整，使我觉得毫无意义；二是写楷书和临帖，这也与我个性不合。我的大哥虽然写得一手好字，但他教我读书时，却不勉强我写楷书和临帖，一任我自由涂鸦，有了这样先人为主的教学，我对于萧老师的教法，却是衷心不很悦服；在戒方压迫之下，勉强从事，自然不会有很好的成绩。所以萧老师偶然对我父亲说起我，纵然没有什么恶评，却认为我不一定是会读书成名之人，和我的大哥所期许于我者相差很远。
12岁的下半年我住在乡间，没有读书。到了次年春间，因为“拳乱”己息，父亲又把我接回上海。那时候因为迁居了，离萧老师的私塾太远，而且我对于萧老师的教法不很满意，不愿再跟他读书，便在新居附近一位李老师的私塾就学。这位李老师的作风完全和萧老师不同。奇怪得很，他所处的时代还不易接受新式的教育方法，却主张把要读的书仿佛和现在一般，分为精读和略读两类。对于精读的讲解不厌求详，不仅对于字句的意义丝毫不肯放松，而且对于章法句法一一阐述分明。《东莱博议》的调子，在今日许多人视为陈腐者，在当时看起来，对于初学作策论的学生不能认为无补。李老师常常用此书来教我。其阐述引申之勤在我今日回忆起来也还敬佩。他又教我读《史记菁华录》，也是选读而精读的。此外，他要我准备了《古文评注》、《孟子》、《左传》、《唐诗三百首》、《曾文正公家书》、《阅微草堂笔记》、《三国演义》各一部，后三种听我自己阅读，等于现今所谓略读；前几种他随时选择讲授，但不讲授时如果我自己看得懂，尽管自己阅看，不很明白的也可以向他请教。
李老师的字写得非常好，因为常常有人请他写对联和名片（那时候的名片字体是方寸左右，木刻后印在红纸上；刻名片的店多请善于书法之人代写，视写字者的声望和程度定其酬金的高低，与现在用铅字排印的小名片不同），听说每年由此收入的报酬不比教书所得的修金为少。对于习字一项，他看了我所写的字，说我写得太坏；但他不主张写小楷，也不强迫我临帖。他除了矫正我执笔和坐的姿势以外，对我解释字的结构，怎样才算自然，怎的太不像样。初时要我们写方寸左右的字，还要我和两三个程度相等的同学互相批评所写的哪一笔不像样，各用墨笔加上一个叉，再把互相批评过的习字册给他复阅，应加叉号而漏加的，他用红笔补上一个叉号，不应加叉号而加上的，他用红笔取消那个墨笔的叉号；而且常叫我们互相批评的几个同学立在他的书桌前，由他一一指正。这样一来，我的确觉得所写的字比从前像样得多，纵然我因为不很喜欢临帖，始终不曾写得一手好字，只是对于字的好坏还算能够判别。他常对我们说，字是文字的衣冠，衣冠不一定要美，但不可不整洁。字写得好是书家的事，但字写得像样是人人的事，因此，他自己虽长于书法，却不勉强他的学生都学他的榜样。关于作文一项，我那时候是学作策论。他除了照例出题给我们作文外，有时也要我们对于所读的书尽量发表自己的议论。有一次，我因为阅读《孟子》
“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嗖杀人……执之而已”一段，我发表了约近千字的长篇议论，认为皋陶与舜的处置都合分际。我的意见是天子以法治天下，如果自己的家人犯法而纵容，焉能强人民以守法。古时有太子犯法刑其师傅者，表面似乎重法，实则人民犯法既不能以他人代其受刑，何以太子犯法却可刑其师傅为代？这显然仍是重人而不重法。法既因人而别，则法不免失其效用。古时所谓议亲议贵，便是重人而不重法。我以为能够免受法所惩罚的至多只限于天子一人：因为天子是法的最高主持者，用自己主持的法来惩罚自己，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而且天子犯法渐多，将另有一种有效的惩罚，那就是汤武对于桀纣的革命，所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是瞽暧是舜的父；父子有天伦关系，圣人又以孝治天下；父犯法，子为天子而不许执法，固有违法徇私之嫌，父犯法，子为天子而执法，则又有破毁天伦、戕贼人性之弊；“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之不合中庸之道，正是此理；因此舜能“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实在是两全办法。我这番议论，在目前提出来，殊平淡无奇，然在那时候由年甫13岁之我提出来,便不免使老师大大惊讶。但他的惊讶不似我的大哥听了我就《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觥”所发的议论时那样情形；他是以惊讶的态度来赞许我的。李老师本来对我有好感，读了此文以后尤对我另眼相看。
有一次，李老师的弟弟远道来探望他，住在李老师的私塾里约莫一月。我称他为师叔；这位师叔听说是一位举人，在某地方做候补官，究竟他是什么官，我那时候全不懂。据李老师介绍我和师叔初见面时，他似乎说了关于我的许多好话，同时又对我说师叔的文章学问比他好得多，尤其是写的字人人称赞。师叔对我也很好；在这一个月内，每当我来塾早了一些，同学还未到齐时，师叔常常走出来和我单独闲谈。从他口中我听到了不少关于做官的恶习。辛苦读书和很有学问的人简直无法和有钱而侥幸考试中式，或请“枪手”（就是冒名替考的人）而中式者比拟；尤其是近来公开捐官，有钱的人不论是否草包都可做大官，而有学问的寒士却久久坐冷板凳候补。他对我说，他年纪相当老了，朝气几乎全消，早年壮志不复存在。国家前途惟寄托在后起之秀；他对我很有希望，除听了李老师称许我能用功而有思想外，他说还懂得看相，认为我将来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要我好自为之；但望我第一不要畏难，第二不要自满。我听了这位师叔的话，很为感动；也就不自揣，很想将来有机会能为国家尽一点力。到了师叔要离开上海重返其候补的地点时，他仿佛要对我留一点纪念。我的小名，本用“日祥”二字，入私塾读书时也没有改名。师叔却自动为我取了一个别字，就是我现在所用的“云五”二字。他说这意义是本于“日下现五色祥云”的故事。他问我是否赞同。在我同意之后，他立即替我写了方寸大小的“王云五”三字，说将来找一个好的刻字人刻出来，便可用为名片。其实一个13岁的儿童，哪里用得着名片，不过这位师叔的美意，我不忍忘怀，不仅至今仍使用这一时作为别字、现在作为名字的两字外，他给我写的三个字保存到我17岁开始用名片的时候，真个应用起来，许多人见了都说这个名片的字顶出色。
我在李老师那里受业的时期内，还有一件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小事。上文己经说过，当我从游萧老师注重作对联，我认为无何意义不感兴趣，但因被迫不能不学，也就懂得一些。在李老师那里，他偶然也叫我们作对联，但不很注重，更不强迫；因此偶然做起来倒也有些兴趣。李老师私塾所在地的虹口青云里一带的里弄，都为广东人聚居处，由广东人所设的私塾听说有十几家。不知怎样常有些称为某某文社的出了上联悬赏征求最佳的下联，所有应征的对联，都由出题的文社聘旅居上海的广东籍科第人物评定优劣，对于高列前几名的分别给奖。发榜时张贴于青云里总弄的入口处，并燃放爆竹志庆。这样的每隔两三个月举行一次。在我随李老师读书一年有半的时期内，己经见了不少次。应征者什么人都有，私塾中的高材生，附近里弄中通文墨的居民，甚至私塾的老师也有应征的。
有一次，当我在14岁的上半年，所出的上联为“菊放最宜邀友赏”。这个上联太平凡，因之下联要得奖必须有其特点，否则以平凡对平凡，人云亦云，将无法判别高下。李老师看了这个上联后，一日对我说，作对联本不是什么学问，我平时并不注重；不过这一次征文的冠军奖品是一套袍褂料，不能不算优，听说应征者特别多。他以为这样一个上联人人都能对得上相当工整，冠军是不易断定的；因此要想高列前茅，惟有心思的人能别出心裁，才有制胜之望。他说我和另一位同学均有相当细密的心思；他问我是否愿意尝试，但他说为着他生平最恨考试时的“枪替”，他断不能为我们的作品润饰，只是我们定稿后不妨给他一看，认为是否值得应征。我们两人都遵照他的指示，费了几日工夫，我提出我的下联为“苏来奚后慰民思”，是本着《孟子》“后来其苏”与“奚为后我”之意，把“苏”字照其最初的意义为芥草，与
“菊”字趁合，而其用法却不作为草类。李老师看了这个下联几乎要跳起来，连说：“好极！好极！难得你有这样心思和气魄，我的眼光真不错；只要评阅的人真有眼光，保你高列三名以内。”而对于那位同学所作的下联，李老师似嫌其平凡，不很鼓励他应征。后来他有没有去应征我却记不清楚了。我得了李老师这番鼓励，固然不敢自信，却也不敢自馁。
在静候发榜的时期内，心里不免患得患失。可是像这样近乎投考方式而静候发榜之事项，在我过去65年的生涯中固然是第一次，也就是第末次；今后余生恐未必有类似的遭遇，因为在我生平无论入学与就业，从来没有经过考试而候榜的。
真是巧得很，在爆竹齐鸣，文榜高张时候，我的名字竟列冠军；在数百名应征之人当中，想不到第一锦标竟被一个未满14岁的私塾学生夺取了。这不仅使老师和我的父母都很欢喜，我自己内心也窃窃私喜。后来听说还有人打算替这个小孩做媒呢！
但是高兴的最高峰往往丛生着不少的荆棘；人生的遭遇，固往往如此，我生平的遭遇尤有如定律。由于家庭的特殊关系，使我不得不于14岁的下半年开始半工半读，就是白日里充当学徒，晚上入一所英文夜校读英文，于是我便永久脱离了中文的学校生活，而转向另一种生活了。
我开始读英文，是在一所夜校。那个夜校的校长而兼唯一教员的吴先生是广东人。据说他日间在一个英国律师事务所当翻译，晚间办这所学校。校址在英租界南京路附近一家酒庄的楼上，把接连三幢的房屋拆通了，成为一间很大的讲堂，同时可容学生约两百人，实际上他的学生几乎满了这个讲堂。在这些学生中，以程度言，从初学英文字母的以至读到第五六册读本的都有；以年龄计，从十三四岁的儿童以至四五十岁的中年与半老年不等；而这些形形式式与程度不齐的许多人都挤在同一讲堂内。学生到校可在一排排的长桌和长凳上自己选择坐位；但是接近讲台和黑板第一排坐位必须空着，原来是留给轮到授课的一班学生所用的。至于上课的顺序，大致是程度最浅最先，最深的最后。尚未轮到授课的学生都在自己选定的坐位上准备功课；已授课后或即离校，或仍退回原选定的坐位上继续准备功课，或旁听他班学生的功课。在这样像茶馆式的一间讲堂，挤满了约莫二百人，在教师未开始授课时，固然是读书声和谈话声混在一起，嘈杂不堪。即在开始授课后，照章除在授课的一班学生得依教师吩咐朗诵所读功课及答复考问外，其他各班学生是不许发出读书之声音，尤其是不许谈话的；但由于学生人数之多，流品之杂，授课时不许读书和谈话的标语虽然遍贴讲堂的四壁，事实上读书声或会降低一些，隅隅细语仍时有聚蚊成雷的状态。
因此，除在第一排的学生，因接近教师的席位能够听清楚讲读的声音外，其坐在较后几排的只能看见教师的嘴和手在动着，简直没有听见他说什么。较能用功的学生，想在本班的功课以外还听到比自己高一班或低一班的功课者，便只好抢先坐在第二三排的凳子上，因为那里还勉强听得到授课的声音。反之，有些欢喜谈话的学生即争取最后几排坐位，可以和几个知好的同学实行茶馆式的消遣。吴先生虽坐在或站在讲台上，可以居高临下，对于后排学生的举动看得清楚，但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们有没有张嘴附耳和动手，却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正如他们无法听到吴先生教书的声音一般。因此，同学间对于前面第二三排和后面二三排的坐位共同起了两个雅称，前面第二三排称为“前包厢”，后面第一二三排则称为“后包厢”；简直把戏院的名称搬到学校的讲堂上了。我初入那个学校时，不知就里，只拣空位而坐，既不择前后，也不愿意找同伴；因为我认为来此既以读书为目的，横竖在授课时都有轮流移坐第一排的机会，而在自己准备功课时，更用不着和同伴坐在一起，以免闲谈分心。后来得了一些经验，便尽可能赶早到校，在“前包厢”内争取一个坐位，借此兼听比我高一班的功课。
初时我对于同班的学生都不认识，但同班毕竟较易相稔。我虽然不愿和他们于未授课时坐在一起，以免如上所说的谈话分心；可是有好几位同班的学生因我对于功课还能用功，在教师考问功课之时都答得出，而他们或因事忙，或因授课时候没有听得明白，往往在下次上课要受考问的时候不得不临时抱佛脚；所以在自由选择坐位之际，自动要和我坐在一起，把不很明白的功课向我请教。因此，我虽想避开他们，他们却使我无法避开。经过了相当时期，我们便由同班同学而渐渐相稔起来。其中几位年纪都比我大得多，他们不仅在校内对我很好，散学后也偕我一起出校，偶然还请我在附近的点心店吃些小食。我因好意难却，吃了他们几顿后，觉得礼尚往来，专要人家会钞是不合情理的，也就有一二次由我争做主人，抢着会钞。有一次情形可就不同了！一位年纪近三十岁的同班同学，说是一家商店的管帐，中国书读得还不差，薪水收入听说还好；可是英文读得太不成，特别是发音错误很多。他几乎每日都要我把功课重教他几遍，因此对我特别亲切，请我吃点心次数最多。
我在这所夜校读书的时期一共七个月。依我说过的在该校环境下，读书是不会有了不起的成绩的。我总算跳了一班，就是在英文读本第一册讲读了一半左右，升到较高的一班，改读英文读本第二册，还加上一本纳氏文法第一册。但我对未正式读过的功课并不生疏，因为几个月以来，我除在第一排坐位听讲本班的功课外，还在退返“前包厢”时，兼读比我高一班的功课呢。后来因为我的二姊回广东出嫁，父亲和二哥都在上海任职，不能偕同回里。那时候我已是15岁，处事还带几分老练；父亲要我陪同母亲和二姊乘船经香港返我们的家乡。这样我便和那个夜校脱离，并向习业的所在请了半年假。
在我16岁的春间，我跟母亲和二姊的丈夫同来上海。我的姊夫家境颇好，他在读书历程上比我幸运得多，他比我大4岁，在乡里的经馆读书到17岁，考过一场县试，没有考中，后来到香港读了两年多的英文。19岁回家结婚，次年春他的母亲留着我的姊姊在家中相伴，却使他跟我母亲来上海，住在我家中，和我一起读英文。我心里非常欢喜，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至少有辞可借，请求父亲准许我和姊夫一起在日校读书。果然到了上海后，由于我的请求，和母亲的赞同，父亲便满口答应了。记得在这年4月间，我和姊夫同人虹口的守真书馆读英文，这是美国教会所办的一所英文专修学校。主持校务而兼教最高班功课的是一位美国牧师的太太，而牧师先生除讲道外却不担任功课。此外还有两位教员，一是牧师先生的女儿，是跛脚的，扶着一枝手杖行走；另一位是中国人王医生，他在北洋医学堂毕业后曾留学美国一些时。该校分设八级；第八级程度最浅。四五六七八级的功课以由王医生担任为主；一二三级则由牧师太太与其女担任为主。听说牧师太太学问很好，其女也是美国大学毕业的。我初入该校时插入第六级，我的姊夫则入第五级。该校的升级不限时期，每月经过一次考试，结果成绩特优都可以升级。我在第一次月考后，由王医生把我提升到第五级，和我的姊夫同级。到是年7月暑假前，我已经升到第四级。下半年继续入学，记得经过10月底的考试我又升到第三级；而年终大考后，决定下年度开学时我可以升到第二级。第二级的功课是美国波尔文读本第七册，还有英文的世界史和世界地理；算学则有初等代数和平面几何，这一段的读书时期，算得是我的学校生活的黄金时期，因为三位教师都待我很好，特别是王医生给我的鼓励真是不少。在第四级以下的功课，除一门美国史外，全由王医生教授；而由第四级升至第三级，因大部分功课改由美国教师讲授，本来是不容易跳级的，王医生却特别为我推荐；同时我于是年10月升至第三级，听讲还算合格，不能不归功于我对是年暑假两个月时间之善为利用。英文比较上还容易跪等，但算学可不能如此，而史地的知识亦不能欠缺，须经过考试及格才能升级。我在上半年得了王医生的鼓励，连升两级，打算在下半年至少也跳一级，但因功课愈深则愈难，绝不敢妄想连升几级。在暑假中，我购齐了第三级所用的各科课本，把最难自修的代数前半部和平面几何的一部分，靠自己的摸索，来学习和演算。
在第二个月考的10月底，经过了考试后，我幸列全级第一，因此王医生向牧师太太建议把我提到第三级，当经牧师太太亲自出题把第三级正在攻读的课程给我考试，据说除世界地理一科成绩稍差外，其他均在第三级一般水准之上，算学尤为特优。因此我便获得此次破格的升级了。到了阳历1月间举行年终考试，我也侥幸名列前茅，牧师太太认为在下一学期我可升入第二级。
在这短短的一学期有半，实际上，上课不满8个月，我从第六级升到第三级，最后又有升至第二级之可能，固然是那时候那所学校的升级制度给我莫大的鼓励，但我对于读书机会之难得而尽力利用，也是重大原因；加以我的求知欲很浓厚，无论对于哪一种新的学问，总觉得都有兴趣，不止希望能够一步步深入，还想探访其邻近的蕴藏。当然好胜之心
人皆有之，少年时代之我怎能成为例外。虽然我绝不敢有骄色，嫉忌我的同学也不很多；却有一位我的世交，当我入校时他本在第五级，高我一级，后来我升到和他同级。记得在一次月考中，考验英文读本的成绩时，各学生都站在教师面前，排列成行，各人背后有一张坐椅，由教师依序提出一个生字，给轮到的学生拼字和解释意义；答案满意的仍然站着，答不出或答错的便须坐下，最后仍站着的一个人就成为这一科考验的第一名，而最后坐下之一人为第二名。我在那次考验该科时，和那位世交是最后站着的两人，因为只剩下两人，教师的发问便对两人轮流而发，竞争颇热烈，我却满不在乎。因为我是初次升入本级的，纵然考个第二名也无关系，但那位世交向来很用功，成绩为全级之冠，给一个新升级的人压倒未免有些难堪，情绪也就异常紧张，倒是那些坐下来观战的同学们悠闲而感觉有趣；这次竞争的结果，我是胜利了。这位世交精神很沮丧，王医生真是一位好教师，一面安慰他，一面还教我和他握握手，好像是比赛足球后，胜利方面的队长对失败方面致意一般。但其后加上算术及英文法两门的成绩，他毕竟居第一，我居第二，我倒因此安心一些，借此免遭他的嫉忌。可是暑假后我们二人均升入第四级，又做了一次相类的竞赛，结果我列第一，他却退居第三，下半年我续由第四级升第三级，他留第四级，而且当我离开第四级后，他不仅未能考第一，却转而落后。据说他的天才本不差，平时又肯用功；但受了上次挫折后，心理突然变态，远不如前此之用功，同时对我痛恨有如仇敌。因此，我常常觉得任何竞争过烈的考试制度，使人刺激过深者，皆有修正之必要，
我那位世交，听说后来很潦倒，我偶一回忆，殊觉不安。
好景不常，世事本来如此；我的一生，甚至在少年求学当中仍不能免此，这似乎是冥冥中注定一般。上文说过，我已于16岁的阴历年底考升了第二级，满拟过年后便入该级上课，假如我的努力结果不致落空，下半年年间由二哥助理此种工作，此时二哥在外间获得一、个相当优美的位置：父亲为着他的前途，只好让他离开，一时间找不到适当的人代任其职。同时父亲知我年来英文颇进步，虽然年纪小一点，能力却还胜任，因此便要我从17岁开始的年头，停了学业帮助他。他征询我的意见，我心里虽舍不得离开学校，更不愿从事商业，但事实摆在面前，我如不来相助，要父亲另行物色适当可靠的人恐怕也不易办到。为了这样，宁让自己内心难过，不愿使老人家不欢，我就答应了下来，只说我对于读书颇有兴趣，商业却不很适宜，将来父亲随时另行觅人，最好在半年以后仍让我去读书。父亲也就应允了。在此半年之间，我白天协助父亲，晚间，甚至日间稍有暇，总是一书在手，努力自修。
这时候我已渐养成对环境苦斗的习性，认为小时候由于多病不能早读书，童年在私塾读中文，刚有进境，又辍学改为半工半读；好容易在最近大半年内入守真书馆读英文，成绩尚不差，忽又辍学；这或者是我的命运使然，但我不甘屈服于命运，决借自修而补缺憾；加以在守真书馆读书的一个暑假内借自修而获致相当的成绩，此项成绩得之艰难，弥觉珍贵，故毫不自馁。到了那年五六月间，因想到暑假后再入校读书，暗中征得我的姊夫同意，由他代替我为父亲助理，好让我入学校。但是学费一项，我既不能替父亲出力，更何忍要父亲出钱；于是决计另谋自给。幸而有人介绍我在一家英文夜校当助教，每月有二三十元收入，自计足敷入学之需。我对这些事项都已布置妥当，便先与母亲商量，得她同意，并允向父亲疏通，果然一说便成。于是是年暑假后，我便入上海的同文馆修业。
同文馆是一位英国老教师布茂林(charlesbudd)先生所设立。他来中国多年，在北京的同文馆当教员，后来该馆停办，他便来上海，自己创办这个学校，沿用同文馆的名称。其所设学科固以英文为主，但是历史、地理、普通科学以及经济学、论理学无所不教，甚至愿学拉丁文的学生，他也能教。据说各科目的程度系按照英国中学校，以能投考英国剑桥或牛津大学为准，按程度分为五班，我初入该校时，插第二班读了3个月后，布先生说我的程度可人第一班，问我愿升班否，我当然认为是求之不得的机会。该校虽分五班之多，而除了布先生一人唱独角戏外，只有一位助教，实即是英国式的教生monitoro教生的任务是，每星期以六日的上午替布先生教第三班以下学生的一部分功课，还可在每日下午布先生教第一班学生时随班听讲，我升了第一班4个月以后，由于原任教生某君应某省高等学堂之聘，担任英文教员，我幸而被布先生拔充教生，以承其乏。我担任教生时期内，因有了薪水，而且免缴学费，便把英文夜校的助教一席辞掉，俾能利用晚间的时间多多自修。我在同文馆做了7个月的学生和10个月的教生，可说是我的学校生活中第二个黄金时期，尤其是任教生的时期读书的机会最多，在学问上的收获也最广，具详我另写《我的图书馆生活》一文，兹不复述。总计我以学生资格读英文的实际时日，有吴先生的夜校7个月，守真书馆8个月，同文馆也是7个月，合计为22个月，此后我便不能有入学读书的机会了。但是我对于有形的学校生活虽己终止于彼时，而无形的学校生活则继续不断，以迄于相距半世纪的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