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艺术领域内存在着激烈的变化：西方文学艺术的进入与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发生冲突和交融；近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爱国反封建反帝构成了进步文学艺术的基本主题，艺术形式得到多样化的发展。

第一节　诗文

龚自珍、魏源

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是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精通经学、文字学和史地学，又是著名的思想家、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说：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解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龚自珍的诗文在晚清风行一时，他的慷慨浪漫的诗歌散文，在晚清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强烈的共鸣。龚自珍的政论文大多针对时弊而作，见解精辟，文笔曲折多变。他敢于对当时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对腐朽已极的封建官僚体系，进行嘲讽和批判。他在《平均篇》里说：“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并认为贫富不相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他在一些文章里还提出了“更法”、“改革”的要求，如《上大学士书》说：“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里又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的寓言小品《尊隐》写出了作者对社会巨变的预感，并肯定了未来将要发生的大变动，他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呜，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他的记叙文也写得很出色，如《病梅馆记》。通过园艺工人受文人画士的影响，破坏自然之美，致使梅花都变成病态的事发表议论，借梅喻人，反映了他对封建统治者对人才迫害的不满和热切向往使人才自由发展的思想。于生动的记叙之中寄寓着深刻的哲理。既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敏锐性，也表现了他驾驭文字的艺术才能。

龚自珍的诗歌，也同样反映了时代精神，打破了清中叶以来，文坛上长期沉寂的局面。在他现存的600多首诗歌中，绝大部分是他30多岁以后的作品。这些诗既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又蕴藏着强烈的激情。如他在道光五年（1825）写的《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题为咏史，实则对当时文士低靡庸俗风气非常愤懑。在《己亥杂诗》里，他期望“风雷”来临，以打破封建统治下的沉闷局面：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他关注国计民生，对人民苦难深表同情：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这些诗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上也独具特点，他的很多诗，都表现了对丑恶现实的挑战和对理想的求索。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动人的封建叛逆者的形象。他的创作深受屈原、李白的影响，作品里充满浪漫主义精神。他善于运用比兴，又能驾驭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但某些篇章用典过繁，或含蓄曲折过甚，或过于古奥，因而不免艰深晦涩。

魏源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影响较大，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形式写诗，称“仿白香山体”，有《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等。表现了他反抗外侮，同情人民疾苦、忧时忧国的思想感情。他还有一些描写山水抒情言怀的作品，感情充沛，形象生动，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布歌》等。著作有《古微草堂诗集》、《清夜斋诗稿》。

林则徐（1785—1859）也写有许多政余抒情和官场酬唱之作。在鸦片战争和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诗风凄婉苍凉。如《出嘉峪关感赋》写雄关之壮伟，颇有特色：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首只见一丸泥。

此外，还有嘉庆道光间的著名诗人张维屏（1780—1850），字子树，号南山，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年（1822）曾任湖北广济县知县，江西候补同知，南康府知府。后辞官归家，过隐居生活。著作有《松心诗集》、《国朝诗人征略》。

张维屏晚年家居时，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歌颂广东人民英勇抗敌的优秀诗篇。如《三元里》、《三将军歌》等。前者讴歌了广东三元里人民英勇打击侵略者的斗争，并揭露了投降派的丑行。后者赞美了三位抗敌殉国的英雄将领。都是近代有名的佳作。张际亮（1799—1843）、贝青乔（1810—1863）也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

桐城派、宋诗运动及其他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开始产生，并盛行了百余年的桐城派散文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年，已进入了其发展的最后时期，也可称为终结期。这时期的桐城古文以曾国藩为中兴领袖，因为曾是湖南湘乡人，所以又有“湘乡派”之称。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是他的四大弟子；李元度、郭嵩焘、林纾、马其昶、姚永概等都是这一派的作者。

曾国藩为文推崇姚鼐，论文于义理、考证、辞章之外，还强调“经济”，即以封建之理，维护封建统治之用。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所编《经史百家杂钞》、《十人家诗钞》流传极广。散文《欧阳生文集序》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作家维护封建的皇权统治，与上层统治集团有密切联系。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有的还主张变法图强，反对投降媚外。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他主持过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著有《张廉卿先生文集》。他主张散文创作要“雅健”而不失“自然之趣”，要求“意”、“辞”、“全”、“法”的统一，而以“意”为主。他的散文如《送吴筱轩军门序》，揭露了清统治集团腐败误国，充溢着反帝爱国的感情。《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是为黎庶昌出使欧洲时所写的赠序，文章中心强调一个“变”字，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以加强国防，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文章写得情深意切。他的《答吴挚甫书》、《答刘生书》和《北山独游记》、《游虞山记》等写景文章，都是比较能代表作者思想与写作风格的作品，表现了张氏散文长于议论，写景雅洁平实的特点。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著有《庸庵全集》。薛曾为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曾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他称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还认为“工商业之不振，则中国终不可富，不可以强”。他的《筹洋刍议》十四篇，从内政、外交、军事、工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变法图强主张。薛福成的文章“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1。他的名篇《观巴黎油画记》简练生动，将画中所描绘的普法交战中的具体细节与环境气氛真实地描述下来，使人有如置身于战场的艺术感受。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长期充任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曾国藩、李鸿章二人的奏疏多出吴汝纶之手。曾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其勤勤导诱后生，常以是为说”2。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创立，吴被奏荐为五品卿衔总教务，未就任，即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不久病卒。吴氏在当时文化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著作有《桐城吴先生全书》。吴汝纶的散文长于议论，说理周详，行文平质老练。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八年举人。曾渡海游台湾，后客居杭州。主讲东城讲舍。入京后，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活动。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人物。长于古文，能诗词，善绘画，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方面成就也很卓著，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有《畏庐文集》、《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畏庐琐记》、《畏庐漫录》以及小说《官场新现形记》、《冤海灵光》、《劫外昙花》、《剑胆录》、《京华碧血录》等，还有传奇数种。

林纾的散文精通流丽，《清史稿》本传说：“其论文主意境、识度、气势、神韵，而忌率袭庸怪，文必己出。”“尤善叙悲，音吐凄便，令人不忍卒读。”他的文章如《湖之鱼》，由观鱼喋食有所悟，对追逐名利之徒，进行告诫。语言简朴，寓意深远。又如《湖心泛月记》，写月夜泛舟西湖，月色、雾霭、船火、箫声，绘成一幅凄婉美丽的画图，极有情趣，颇有诗的意境。

桐城古文之外，还有一种主张写作回复到六朝文体的骈文运动。王闿运是这一派的代表。

王闿运（1883—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曾入曾国藩幕府，后在四川、湖南、江西等地讲学。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卫衔。辛亥革命后，1《清史稿》卷446《薛福成》。

2《清史稿》卷486《吴汝纶》。

任清史馆馆长。他的诗文在形式上主要模拟汉魏六朝，为近代拟古派所推崇。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并编有《八代诗选》。后门人将著作辑为《湘绮楼全集》。《嘲哈密瓜赋》、《吊朱生文》是其代表作。文章虽是汉魏时的风格，可是绝无因袭的痕迹。他的碑志文，如《张祖同妻周氏墓志》，写景文字如《秋醒词序》等，都是从六朝文变化出来的。清末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创作流派，是以程恩泽（1785—1837）、祁寯藻（1793—1866）为代表，经曾国藩大力提倡的“宋诗运动”。所谓宋诗运动，并不是专门以模仿宋诗为标帜，而是作为模仿汉魏六朝盛唐诗派的反对者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他们以杜、韩、苏、黄为模仿对象，是正统诗坛拟古主义的发展。程恩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考据家。他写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富，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祁寯藻则主张写诗要有“性情”、“学识”，认为无论诗人“穷通显晦”，总要“温柔敦厚”1。他学诗主要学韩，偶尔也学杜、学白，但是大都是形式与语言上的模拟。曾国藩写诗尊杜，尤尊黄山谷。在他的影响下，宋诗运动更为开展。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江湜等皆是这一诗派的著名诗人。何绍基（1799—1873）写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2，作品多是书画题跋、山水景物的描写和官场应酬之作。郑珍（1806—1864），诗歌主要学韩，作品也大多以山水风情和抒发个人感慨为主，晚年转而学杜，写了一些较有现实内容的作品。莫友芝（1811—1871），诗风虽与郑珍相近似，但内容却不如郑珍诗歌充实富有生气。

“宋诗运动”到同治、光绪年间，成为正统诗坛上的一大潮流。当时，这一派诗被称为“同光体”。所谓“同光体”，是指同治、光绪以来一班不墨守盛唐，参加“宋诗运动”的诗人的诗。这派诗歌的代表作家是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等。姚鹓雏评近代诗派说：“若同光体诗，海藏（郑孝胥）、石遗（陈衍）之伦，与义宁公子（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出入南北宋，标举山谷、荆公、后山、宛陵、简斋，以为宗尚。枯涩深微，包举万象。”

陈三立（1852—1936），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父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创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改良运动，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人物相继来湖南做官或讲学，宣传改良思想，陈三立当时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成为改良派人物。后陈宝箴与陈三立皆被革职，永不叙用，归隐江西南昌。陈三立写诗，先学韩愈，后学黄山谷，受到新、旧派诗歌领袖人物梁启超、陈衍的称赞。他的诗遣词造意追求“避俗避熟，力求生涩”，好用奇字，代表了当时正统诗坛上“生涩奥衍”的一派诗风。

陈衍（1858—1938），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曾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为学部主事。任京师大学堂、厦门大学文科教授。陈衍是晚清宋诗派的诗人和诗论家，与陈三立、郑孝胥齐名，著有《石遗室诗》、《石遗室诗话》。他的《诗话》前编30卷、《续编》6卷，上下古今无所不论，是一部非常浩博的论著。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官至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以遗老寓居上海。他是“同光1祁寯藻：《■■亭集自序》。

2何庆涵：《先府君墓表》，《珉琴阁遗文》。

体”的重要作家。陈衍曾称他是“同光体之魁杰”。著有《海日楼诗集》、《曼陀罗寱词》。他学识渊博，写诗喜用僻典，故诗歌作品艰奥难读。

清末另一重要诗派，是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王是著名的拟古大家，他认为模拟古人诗，可以“治心”，可以“通入大道”，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于古人的诗境之中，修心养性。他摹拟古人，几乎到了失去自我的地步。《圆明园词》是他最有名，而又流传极广的作品。该诗追记了圆明园建园经过以及被焚后的残败景象，抒发了作者“不遇良时”的感慨。

另外，与陈三立、郑孝胥一派人同时，在旧诗坛上占有相当地位的，还有易顺鼎、樊增祥。他们写诗皆学中晚唐诗。

这时期的著名词人有蒋春霖、王鹏运、沈曾植、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冯煦、赵熙等。

蒋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苏江阴人。一生落拓，遭遇坎坷。

少时工诗，中年以后专致力于词，遂负盛名。蒋词介于以朱彝尊、厉鹗、郭麟为代表的浙派词和以周济、庄棫为代表的常州派之间，用意绵密近于南宋；遣词雅正流利，又近于北宋。谭献推纳兰成德与项鸿祚、蒋春霖为清代三大词人，蒋春霖的（卜算子）词：燕子不曾来，小院阴阴雨。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弹泪别东风，把酒浇飞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

这首词借景抒情，感叹春光易逝，隐喻自己的飘零愁苦，格调悲凉。

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幼霞，号半塘，晚号鹜翁，广西桂林人。他的词承常州派的余绪，而又有所发扬，对清末词坛颇有影响。词风沉郁，语言工丽，多抒写其不得志的哀怨。著有《半塘定稿》等，又有所辑《四印斋所刻词》。他的《满江红》（朱仙镇谒岳鄂王祠敬赋）：风帽尘衫，重拜倒、朱仙祠下。尚仿佛，英灵接处，神游如乍。往事低徊风雨疾，新愁黯淡江河下。更何堪，雪涕读题诗，残碑打。黄龙指，金牌亚。旌旗影，沧桑话。对苍烟落日，似闻叱咤。气慑蛟鼍澜欲挽，悲生笳鼓民犹社。抚长松，郁律认南枝，寒涛泻。

这首词于凭吊之中抒发了作者的情怀。“往事低徊风雨疾”是写古，写岳飞被迫害，“新愁黯淡江河下”是述今，抒写了作者对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的清皇朝的忧心与愁绪。

郑文焯（1856—1918），字叔问，号小坡，晚号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人，属汉军正白旗。他精通音律，写词学周邦彦，体洁旨远，句艳韵美。他与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称清末四大家。著有《大鹤山房全集》。

朱祖谋（1857—1931），字古微，号沤尹，又号疆村，后易名孝臧，浙江湖州人。他的作品，初近梦窗（吴文英），晚年融化苏轼豪放，词风于沉抑绵邈之中，具有独特风格。著有《疆村语业》，并辑刻唐宋金元人词为《疆村丛书》。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广西桂林人。所写的词，音律和谐，情调沉郁。辛亥革命后，多寄寓其眷恋清室的情思。他强调词境以深为主，写境言情结合。他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此外，还有词风豪放，于清代浙派与常州词派之外独树一帜的文廷式（1856—1904），著有《云起轩词》；诗词皆受江西派影响的沈曾植；以及冯煦，著有《蒙香室词》（一名《蒿庵词》）等。

王国维（1877—1926），是这时期的一个杰出词人。他的词，数量不多，但以意境胜。王国维的重要贡献，不在于词作，而是他的《人间词话》，该书论词强调境界，是一部极有价值而又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著作。

太平天国的诗文太平天国起义，对封建社会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与《天朝田亩制度》颁布的同时，颁发了提倡语体文的命令。太平天国十一年（1861），以洪仁玕等的名义发表了《戒浮文巧言谕》，明确提出“文以纪事，言贵从心”的写作要求。同年又发表了《钦定军次实录》，其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文章“要实叙其事..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嗣后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提倡明白晓畅，人人易解的文风。

洪秀全（1814—1864），作品大多是一些宣传上帝会教义，以及抒发其情志的诗文。如《原道醒世训》、《永安破围诏》、《戒吸鸦片诏》、《诛妖诏》等。他的《吟剑诗》，语言通俗，气势豪壮：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天河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石达开（1831—1863），不仅是太平军中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同时又工诗能文。他的《白龙洞题壁诗》，以“剑气”自喻，抒写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表现出诗人冲天射日，勇敢无畏的性格：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敌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洪仁玕也写过不少诗歌作品，如他的一首律诗很有代表性：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旌。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回日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

抒写了诗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热切感情和强烈的革命愿望。

太平天国时期，民间口头创作的作品非常丰富。这些民间歌谣都反映了当时群众反对清皇朝封建压迫，歌颂太平军的热烈感情。

梁启超、黄遵宪及其他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既是政治上的维新派，又都是文学方面有影响的作家，其中梁启超是全面推动文学革新的旗帜，并是“新文体”的代表人物，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主要诗人。他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也有不少佳作。康有为，著有《康南海先生诗集》。他是晚清突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造诣很深的诗人。他的诗受杜甫影响最深，加上他自身的经历，见闻广而情志阔，因此他的作品能开辟诗的“异境”。梁启超评论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他的诗多为抒怀之作，叙事成分较少。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皇帝，受顽固派的阻拦，并遭非议，于九月被迫出京，这时他写下了《出都留别诸公》五首，其一说：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抒写了自己上书受阻的遭遇及不平之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这首诗是康氏的代表作。

谭嗣同的诗歌风格恢廓豪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确是“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致刘淞芙书》）。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表现了关注国家命运、济民救国的思想感情，擅长写景抒情。如《潼关》、《崆峒》、《六盘山转饟谣》等都足以表现他的思想风格。他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是流传极广的著名诗篇。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评论他的诗时说：“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他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

戊戌维新运动前，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一起作“新学之诗”。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1896）、丁酉（1897）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题，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提出“诗界革命”，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诗的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著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诗。”他表示：“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由此可知“诗界革命”的新派诗即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使用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的作品。

在此期间，《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发表了100多位作者的新派诗，又发表了许多通俗歌词，称为“新体诗”。除梁启超所说的夏曾佑、谭嗣同外，还有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等，都是“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以黄遵宪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方面也最为出色，被誉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主张写诗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反对拟古，反对形式主义。他在同治七年（1868）所写的《杂感》诗中说：“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意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光绪十七年（1891）又在诗集《自序》中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提出：“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主张写诗要为事而作，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诗人自己的风格。著作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另有辑本《人境庐集外诗辑》。

黄遵宪的诗歌反映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黄遵宪的诗“多纪时事”，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公度之诗，诗史也”。如他的《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五月十三日夜江行望月》、《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等，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历程。甲午战争，日军在平壤发动突然袭击，主帅叶志超弃城逃走，左宝贵战死。《悲平壤》一诗，热情歌颂了左宝贵等爱国官兵英勇战斗的精神：“火光所到雷■■，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天跳地踔哭声悲，南城早已悬降旗”。同时也记述了陆军将领不战而逃的情景。表现了诗人对叶志超等屈节辱国行为的义愤。

《东沟行》记叙了甲午海战的情况，描写了从敌我相遇，我方布阵迎敌，敌军围攻，双方展开激战，到战斗结束的全过程。全诗既描写了激烈的战斗场面，也揭露了清军内部的混乱和腐朽无能的状态。诗人最后发出“有器无人终委敌”的感慨。《哀旅顺》一诗记录了清军只图自保，无心抵抗，遭受敌人偷袭的史实。全诗首先从正面叙述了旅顺的自然天险和港口的海防设备，接着又从侧面描写了虎视眈眈的侵略者，虽然早已垂涎三尺，但却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两句，以急转直下的笔势，写了旅顺口的失守，“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用语不多，份量极重，其中隐含着作者无限的惋惜，无限的沉痛，无限的愤怒。《哭威海》一诗，更深刻地揭露了清朝军队缺少战斗力的原因，并歌颂了坚强不屈的刘公岛守军。作品表现了对清军互不支援，不敢抵抗的行为的愤慨。旅顺和威海是北洋海军的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停泊船舰，旅顺口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旅顺、威海的失守，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皇朝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侵略者。这时黄遵宪写了长诗《台湾行》，诗人列举史实，说明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并叙述了我们祖先辛勤开辟这个宝岛的情况：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地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

接着讴歌了台湾人民的斗争精神：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

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写的《书愤》：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唯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更进一步表露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清皇朝屈辱卖国的极大愤懑。

黄遵宪的诗歌独具风格，其主要特点是以文为诗，以诗代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的手法作诗，多采用古体长篇，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博大宏深，开阖有势。另外，他的诗不避文言俗语和新名词。正如他在《山歌》小序里所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这些诗全用流俗之语。他晚年所写的《五禽言》，《幼稚园上学歌》等，更鲜明地表现出他为探索诗歌新形式所付出的努力。他的诗歌虽然最终仍未打破旧形式，但在从古典诗歌过渡到现代新诗的过程中，诗人的创作，毕竟是成功的。他对后来白话文学的提倡以及对民俗文学的鉴赏与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黄遵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夏曾佑（1861—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人。曾与严复等合办《国闻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学说，有《碎佛师杂诗》。辛亥革命后，宣传尊孔复古，是“孔教公会”发起人之一。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号仓海，台湾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兵部主事等职。中日战争失败后，丘逢甲驰电清廷表示反对割占台湾，并以绅士的身份在台湾组织团练，后改称义军，抵抗日本侵略者。当台湾省巡抚唐景崧逃出台湾后，丘逢甲认为大势已去，也离开台湾到广东，但仍以收复台湾为念。他最初同情戊戌变法，后来又倾向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赴南京参加组织政府，任参议员等职。丘逢甲的诗歌今存1000多首，大部分是表现台湾失陷后的缅怀乡国的感情。他的诗，不为格律所拘，雄健奋发，梁启超称赞他是“诗界革命巨子”。现存有《岭云海日楼诗钞》、《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

蒋智由（？—1929），字观云，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他与黄遵宪、夏曾佑被梁启超推为“近世诗界三杰”，有《居东集》、《蒋智由诗钞》、《蒋观云先生遗诗》。

散文方面，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为了鼓吹“维新变法”，经常写一些宣传文章，这种文章于行文之中，时常掺杂着一些外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词语，因而在当时被称为“新文体”。《谭浏阳全集续编》里面的文章，可作为这种文学的代表。它不但在理论上引进了所谓西学，而且在文体上也表现出由八股文、桐城派古文、骈文蜕变融合而出的特点。

梁启超在“新文体”方面的成绩与影响最大，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颇有一种魔力焉。

他的散文，学过晚汉、魏晋，学过桐城派，后来专作政治宣传文章，文笔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极有鼓动性，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文体，亦称报章体。《少年中国说》是他的代表作。此外，《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均很有名。

秋瑾、章太炎及南社秋瑾（1878—1907）工于诗词，诗多抒发对祖国命运的忧心和愿为祖国富强赴汤蹈火的革命情怀。感情炽烈，格调雄健，但也不时流露出感伤的情调。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她从日本回国途中所作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由于美国从中调解，日俄两国于光绪三十一年，签订了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的租界权转让给日本。诗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的形势，极为忧虑和愤慨：“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同时也抒发了她不惜一切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首诗情调高亢激昂，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贡献。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他认为文章“莫若魏晋”。他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影响很大，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他的文章大多古字联翩，深奥难解。著作有《新方言》、《文始》、《小敩答问》等。著述刊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

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909年12月25日）在苏州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陈去病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组织的神交社。“南社”第一次集会时共17人，到辛亥革命前增加至200多人，辛亥革命后则增加到千人以上。1923年停止活动。南社的刊物《南社丛刊》共出了22集，收南社成员诗文集百种以上。

陈去病（1874—1933），字佩忍，别号巢南，江苏吴江人，有《浩歌堂诗钞》。他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望。如《读瞿稼轩蜡丸书》。通过对明末遗民的颂扬和对前朝遗迹的凭吊，抒发了自己的革命感情。

周实（1885—1911），字实舟，号无尽，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宣统元年（1909）参加“南社”，并创“淮南社”。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他从南京回家和阮式共谋响应于淮安，事败被杀害。周实认为，“诗歌非特以见人心，且于以觇世变焉”；“尤贵因时立吾言于此而不可移易！”可见他主张诗歌应反映时代变革。

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有《天梅选集》。他著名的《路亡国亡歌》，谴责了清廷将筑路权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并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语言明白浅显，完全冲破了格律诗的束缚，深受新派的影响。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有《磨剑室诗集》、《词集》。刊印流传的有《柳亚子诗词选》。茅盾《在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说：“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认为是名副其实的。”柳亚子的诗充满强烈的革命激情。如《吊鉴湖秋女士》四首，赞颂了秋瑾为推翻清朝统治所做的斗争，慷慨悲壮。柳诗受龚自珍影响，凝重含蓄，忧郁悲凉。

此外，还有黄节、马君武、苏曼殊、宁调元、潘飞声等，也是“南社”

著名作家。

第二节　小说

狭邪小说与侠义小说

晚清狭邪小说和侠义小说流行，影响较大的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三侠五义》等。《品花宝鉴》60回，作者陈森，字逸少，常州人。长期以来以作幕僚为生。道光中居北京，尝出入于伶人当中。该书于咸丰二年（1852）刊印，内容写乾隆以来北京优伶生活。《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16卷52回，是写妓女才子的作品。作者魏子安，名学仁，一字子毅，福建侯官人。曾在太原知府家坐馆。书序写于咸丰八年（1858），光绪中作品始流行。《青楼梦》64回，作者署名为慕真山人，真名为俞达（？—1884），字吟香，江苏常州人。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闲鸥集》等。《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书中人物皆为妓女。作品写苏州人金挹香，工文辞，过去所结识的36妓，原皆为散花苑主座下司花的仙女，后尘缘尽满，并入仙班，仍不脱佳人才子小说的旧套。《海上花列传》64回，也是写妓女生活的作品。作者韩邦实（1856—1894），字子云，别署花也怜侬，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长期在上海居住，任报馆编辑，对妓女生活十分熟悉，书中故事大都以事实为依据。该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出版。全书结构亦为《儒林外史》式，无一定之主人翁，但叙写逼真，颇能吸引读者，又全用吴语，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在方言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荡寇志》又名《续水浒传》，70回，俞万春著。作品写陈希真父女等在张叔夜率领下，消灭梁山起义英雄的故事。其目的是想借以宣扬“俾世之敢于跳梁，借水浒为词者，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贱之终不可为”（《丰月老人续序》）。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儿女英雄传》，原本53回，现存40回，题“燕北间人著”，作者为文康（约于1868年前后在世）。他是满洲镶红旗人，费麦莫氏、字铁仙，大学士勒保的次孙，曾为郡守，擢观察，丁忧旋里。该书初名《金玉缘》，又名《日下新书》，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最后才题为《儿女英雄传评话》。作品写侠女何玉凤，出身名门，智慧骁勇，其父为人所害，因奉母命避居山东，决心为父报仇，变姓名为十三妹，往来市井间，偶然在途中遇书生安骥困危，十三妹救了安骥。后来，何玉凤以及被何搭救的张金凤都嫁与安骥，二人和睦如姐妹。作者目的在于描写一个五伦全备的家庭，借以宣传封建思想。作品全用北京口语写成，很有特色。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1879），120回，作者石玉崑。该书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三侠五义》中的主要人物是“三侠”（展昭、欧阳春、丁兆兰和丁兆蕙）及“五鼠”（卢方、韩彰、徐庆、蒋平、白玉堂）。该书以明人《龙图公案》为蓝本，作许多加工创作。如“五鼠闹东京”，原为一个神怪故事，在《三侠五义》中却都变成武侠的游戏故事。后来俞樾（1821—1907）将该书开篇“狸猫换太子”一回改写，又因作品里已有南侠、北侠、双侠，已为数有四，又有小侠艾虎，艾虎之师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皆为侠士，改名《七侠五义》，通行本《七侠五义》100回。又有《忠烈小侠五义传》及《续小五义传》相继出现于京师，皆120回，每回前都有“入话”，与宋人话本相似。

《施公案》一名《施公清烈传》，又名《百断奇观》，97回，出于《三侠五义》之先（道光中），未知作者姓名，叙康熙时施世伦断案事，文辞拙直。此后又有续集、三集、四集等，叙写诸侠客行义故事。《彭公案》23卷100回，为贪梦道人作，写于《三侠五义》之后，叙彭朋于康熙中微行访案。亦有续集、三集、四集，每集80回。它们虽然在社会上极为流行，但是其中的绿林好汉，多为统治阶级的驯顺奴仆，且故事千篇一律，人物性格也不统一，思想与艺术都不甚佳。总之，这些作品都没有反映时代面貌。从文学史的发展趋势看，反映出传统古典小说的衰落。

谴责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光绪二十六年（190）左右，资产阶级改良派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

康有为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时许多小说杂志也相继产生，如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冷红生主编的《新新小说》，吴趼人与周桂笙合编的《月月小说》，黄摩西主编的《小说林》等，并发表了很多小说作品。这时期发表的小说，据统计约有1500余种。其中最受群众欢迎、最有成就的小说作品，当推谴责小说。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又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1著名的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少时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后累应举不第。到上海办《指南报》，旋中止，又办《游戏报》，专作俳谐嘲骂文字；又办《海上繁华报》，专记优伶、娼妓消息，兼载诗词小说，盛极一时；后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等。作品除《官场现形记》外，尚有《庚子国变弹词》、《海天鸿雪记》、《活地狱》、《文明小史》等。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最初连载于《世界繁华报》，凡60回，近80万字。作品揭露和抨击了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与腐败，是清末官僚统治集团的真实写照。所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外官：从不入流的佐杂到州府官吏，直到督抚方面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极为腐败。作品还突出地描写了清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见到洋人就面容失色，手足无措。总之，《官场现形记》对晚清官僚集团作了比1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引文。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9页。较全面的揭露，对黑暗腐败现象给以尽情的嘲笑和讽刺。其写作手法略似《儒林外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1867—1910），又名宝震，字趼人，广东南海人。生于北京，长于佛山镇，故又自称“我佛山人”。光绪八年（1882），他到上海谋生。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先后主笔《字林沪报》副刊及《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汉口日报》之聘赴鄂。次年回上海，受梁启超影响开始创作小说，并投寄《新小说》发表，还曾一度客山东，赴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任汉口《楚报》中文版编辑。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兴起，他主动辞去这家美国人办的报社职务，并积极参加创办《月月小说》，任总撰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立两广同乡会，并开办和主持同乡会所属的广志小学。吴沃尧是个多产作家，从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二年去世止，在短短的7年里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电术奇谈》、《九命奇冤》、《劫余灰》、《新石头记》、《恨海》等。又有《趼诗删剩》，《趼廛笔记》、《趼人十三种》、《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我佛山人滑稽谈》、《我佛山人札记小说》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作者毕生“渗淡经营”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新小说》杂志。作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写作，历时7年，至宣统元年（1909）最后完成，共108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叙述了他在20年中的所见所闻。作者把他的笔伸向腐朽的清末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以暴露官场的怪现状为中心内容。全书记载了189件“怪现状”，大多数都与官场有关，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清末官场的黑幕。作品还写了许多风流名士、洋场才子，揭露了他们胸无点墨，冒充文人雅士的种种丑态，写得很成功。

《老残游记》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至13回中止，后又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原署鸿都百炼生著。鸿都百炼生即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精算学，后又行医，又弃而为商。光绪十四年（1888）后，曾先后在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处作幕宾，帮助治理黄河，获得声誉。在北京时（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请筑津镇铁路，又主张和外人订约合开煤矿。既成，世俗交谪，责为“汉奸”。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他曾从俄军处贱价购买太仓粮设平粜局，以赈北京居民饥困。后以私售太仓粟罪，流放新疆。其文学创作，抒发了他内心的抑郁。他在《老残游记》初编自序中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老残游记》通过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所见闻的某些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和主张。作品暴露了清朝末年社会的黑暗，他所刻画的那些自命清廉而实际上却给老百姓制造冤狱的官员，如玉贤、刚弼等，有一定认识意义。《老残游记》的艺术性较高，它的情节虽不曲折复杂，但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由于作品在刻画人物、叙事写景方面都很成功。《孽海花》，原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东亚病夫”即曾朴（1871—1935），字小木，别署太朴、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江苏常熟人。早年在同文馆学法文，翻译过雨果等人作品，曾结识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人，并参加维新活动。光绪三十年（1904），在上海与丁芝孙、徐念慈等创办“小说林书社”。光绪三十三年，受聘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宾，后得端方保举，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任宁波清理绿营官地局会办。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江苏省议员、官产处处长。北洋军阀时期，任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后又曾到上海，创办《真善美》杂志。“爱自由者”即金天翮，字松岑，编译书籍《自由血》，写俄国虚无党史。《孽海花》的前10回是光绪三十一年发表的，翌年续出10回。光绪三十三年又发表21至25回。1927年作者再赓续11回，又修改全书，于1928年出版了34回本。《孽海花》是以清末状元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即赛金花）的故事为线索，反映了晚清30年间政治、外交和社会的变革。作者在他的《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说：“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看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作品在暴露清末黑暗的政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方面有一定意义。作品描写了当时宫廷内部的混乱，以及官僚名士的生活。《孽海花》的艺术，有其可取之处，他把所见所闻的政治事件、官场内幕及零星掌故等若干独立的故事，用一条中心线索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结构。一些场面或片断写得很生动。但因有意追求轶闻趣事，对人物的刻画大都没有完成。

宣传民主革命的小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陆续出现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小说。陈天华（1875—1905）的《狮子吼》是一部章回小说，共8回，未完。作品以舟山岛上民权村为背景，以狄必攘为主要人物，写了革命党人的活动。小说的“楔子”以“混沌国”比喻中国，以“蚕食国”、“鲸吞国”、“狐媚国”影射帝国主义国家，并以睡狮醒来，象征中国的未来。接着第1、2回叙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第3回写“民权村”，实际上是作者的理想国。革命活动家狄必攘便是这村学堂的总教习，他的学生有的去外国留学，有的到内地联络会党组织革命的力量，有的办报作宣传，成立“自治会”、“强中会”等革命团体。第8回写起义失败后，烈士审血诚义正辞严地指斥审讯官说：“现在国家到了这样，你们这一班奴才，只晓得卖国求荣，全不想替国民出点力，所以我们打定主义，把你这一班狗奴才杀尽斩尽，为国流血，这就叫做流血党！”按写作计划，最后狄必攘等人“后来竟把中国光复转来”。因作者蹈海自杀，未能完成。

黄小配（1873—1913），又名世仲，笔名禺山世次郎、黄帝嫡裔，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后又帮助郑贯公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创办《少年报》。辛亥革命后任广东民团副团长，被军阀陈炯明杀害。著有小说《洪秀全演义》、《大马扁》、《廿载繁华梦》、《宦海潮》等。

《洪秀全演义》最先刊载于《有所谓报》，续载于《少年报》，1914年出版单行本，54回，未完。另有174回续足本，后120回为他人续作。作者自叙为“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作品描写了金田起义的全过程，以及定都天京挥师北上，遭到挫折的情况。洪秀全、石达开等都写得很生动。作者很善于运用章回小说形式，艺术上较为成功。

此外，《大马扁》是抨击康有为的小说。《廿载繁华梦》是揭露清廷官吏、官僚资本家的腐朽丑恶。

辛亥革命失败后，小说领域内盛行“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主要写爱情故事，产生于清末，是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继续发展。“黑幕小说”出现于1916年前后，这类小说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写作目的是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其防”，而实际上变成了宣传犯罪的教科书。

1915年以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连续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三篇白话小说，强烈地控诉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罪恶，呼唤人民大众的觉醒，并鼓励他们进行斗争。

第三节　翻译文学的发展

晚清时期翻译文学的初起晚清经历了军事、外交诸方面的一系列失败之后，一些人开始考虑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当时，除了派遣学生出洋学习以外，还于同治元年（1862）设立了京师同文馆，这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同治二年与同治四年又先后成立了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专门培养翻译人员。当时所译的书，多集中在军械营阵、史地政法以及宗教经典和医学方面。文艺方面的译著，是从林纾开始的。翻译小说初起时，“政治小说”甚流行。林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译成出版了《黑奴吁天录》（美国史托活夫人著，本名《黑奴受逼记》）。作品描写了在种族歧视下黑人受白人残酷虐待的悲惨遭遇。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纾又翻译了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富健次郎（笔名德富芦花）所著的《不如归》。译者借该作品从侧面透露出的中日甲午海战情况，说明中国海军曾经英勇地打击敌人，揭穿了关于镇、定两舰望敌而逃的谣言，为在抗敌作战中的牺牲者伸张正义。此外，还有独立苍茫子译的《游侠风月录》（1903）、汤绂女士译的《旅顺双杰传》（1909）、赖子译《政海波澜》（日本广陵左左木龙）、陈鸿壁译《苏格兰独立记》等。有关教育问题的有中国苦学生译《苦学生》（日本山上上泉，1903），南野浣白子译《青年镜》，以及梁启超、披发生合译《十五小豪杰》等。译述科学故事的，有王笑译《千年后之世界》，杨德森译《梦游二十一世纪》（1903），海天独啸子译《空中飞艇》（1903），东海觉我译《新舞台》等。至近代后期，又翻译有大批的侦探小说。

近代翻译文学的两个流派近代翻译文学有两个流派，一种是以古文译法进行译述，以林纾为最著名，他的译著在知识层里最受重视；另一派则是用白话译书，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他们译述的特点是将原书的内容，用白话口语，以章回小说的形式进行演述，他们的译述，读者面更为广泛。

林纾翻译作品很多，据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和寒光《林琴南传》统计，共计171部，270册，另有未收集的短篇15种。宣统三年（1911）以前出版的约50种。他介绍的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司、司各德，美国的欧文、史托活夫人，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司，以及俄国的托尔斯泰，日本的德富健次郎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不如归》、《滑铁卢战血余腥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林纾的译作给近代作家和读者以很大影响，对中外文化交流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林纾本人不懂外文，无论对译本的选择，或对语意的理解，都只能依赖口译者，这给他的翻译带来很大的限制与影响。

当时的小说翻译家除林纾之外，还有几个人值得注意。如吴梼（亶中），他的译作以日本的为多，有《薄命花》、《寒桃记》、《寒牡丹》、《银钮碑》《美人烟草》、《五里雾》、《侠黑奴》，以及英国勃来雪克著《车中毒针》、俄契诃夫《黑衣教士》等，表现出相当的文学修养。陈冷血（景寒）以翻译俄国虚无党小说最多，也译有侦探小说一类的作品，有《白云塔》、《侠恋记》、《火里罪人》、《大侠记》、《侦探谭》等。包天笑的译作，近于演述，以教育方面的内容为多，如《馨儿就学记》（《爱的教育》）、《儿童修身之感情》等。此外，周桂笙的译作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这时还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他们的译作《域外小说集》（1909年出版），全是短篇，有俄国的迦尔洵、契诃夫、梭罗古卜、安特来夫，波兰的显克微兹，英国的王尔德，法国的莫泊桑，丹麦的安徒生，新希腊的蔼夫达利阿谛斯，以及芬兰的哀禾等人的作品，集小说、童话、寓言为一集。译文古朴，虽用的是古文，但仍然保留了原著的章节格式，与林纾的用古文意译相比，《域外小说集》则是一部采用直译的译作。在文言翻译小说中，以林纾的影响最大，但从对文学的理解，以及忠实于原著方面，则当推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诗歌的翻译。首先介绍西洋诗歌的是马君武、苏曼殊。马君武（1882—1939），名和，一字贵云，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学工艺化学，曾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习冶金。民国成立，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等职。后经营工业，晚年任广西大学校长。爱好文学，有《马君武诗稿》。他的诗格律自由，雄豪深挚。他用七言古诗体翻译拜伦的《哀希腊》，还翻译过虎德的《缝衣歌》，以及歌德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等。他的译诗如同他的创作一样真挚感人。

苏曼殊（1881—1918），原名玄瑛，字子毅，后出家为僧，号曼殊，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留学日本，漫游南洋各地。参加过“南社”，能诗文、善绘画，并通英、法、日、梵诸文。他的诗歌多感伤情调，运用浅近文言写作的小说，内容多为描写男女爱情的故事，如《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等。翻译作品有《拜伦诗选》。他的译诗正如他自己所说：“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苏曼殊还编有《文学因缘》、《英汉三昧集》，都是英译中国古代诗歌的选集。

文学革命运动以后，翻译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译文多演进为白话文。

第四节　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

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白话文运动形成于戊戌变法前后，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1887）正式提出语言与文学合一的问题，他说：“语言与文学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学合则通文者多。”1梁启超大力提倡新文体，自觉地注意通俗化。光绪二十四年（1898），白话文运动主将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第一个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在文章中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说：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汶如斯矣！吾一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老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

接着在该文里论证了白话文有“省目力”、“除骄气”、“免枉读”、“少弃才”、“便贫民”等八益，反映了他的进步要求。陈子褒也发表文章提倡推行白话，并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明确提出报纸应改用白话，用白话文办报，使人人都能读。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白话报纸陆续出刊，白话书籍也印行。白话报纸如《无锡白话报》（光绪二十四年出版）、《杭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七年出版）、《苏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绍兴白话报》（光绪二十八年出版）、《宁波白话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上海新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国民白话报》、《潮州白话报》、《北京白话报》、《伊犁白话报》、《蒙古白话报》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新，有评论有报导，以及游记、曲调等各种文艺样式的文章，文字通俗易懂。此外还用白话编印了大量的教科书宇典，历史地理书，文艺作品，医学、数学书等。这时还有些人大力提倡、推行拼音文字，最早提到拼音的是卢戆章《切音新法》、蔡勇《传音快字》、王炳耀《拼音字谱》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照。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创造了“官话字母”60个，并主张以北京话的标准来统一读音。他的主张，对后来的拼音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总之，白话文运动在文学的发展方面，确实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梁启超等提倡的“诗界革命”、“新文体”与“小说界革命”，可以说是近代初期的文学改良运动。直到1915年以后，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学，掀起了新文学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出版第2卷时，改名为《新青年》。这个刊物针对当时复古尊孔的思潮，提出反对孔教，反对旧道德，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他们认为文体的改革和文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同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紧密相连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一卷三、四号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了现代欧洲文艺思想，又在《通信》里《答张家言》文中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了讨论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表现了他对文学的历史进化观点。接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他用文化批1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

评家的眼光来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的激烈态度引起了一般人的反对，从而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关心新文学运动。1917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和文章（这些讨论文章收集在王世栋编，新文化书社出版的《新文学评论》里）。钱玄同（1887—1939）对陈、胡的主张表示赞同，积极加入了文学革命的行列。他在与陈、胡二人的通信中，讨论文学革命的各种问题，一面补正了胡适的许多论点，一面对桐城巨子与选学名家展开了批评，指出他们的文章是“高等八股”和“变形之八股”。刘复（半农，1891—1934）也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文学的界说问题。

文学革命的开展随着文学革命的开展，参加讨论的人逐渐增多，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但主张文学革命的人坚不退缩，因而使文学革命逐渐发展，从1915—1918年的三四年间继续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翻译作品以及诗歌、小说创作，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论》、《答盛北熊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论短篇小说》、《易卜生主义》、《文学进化观念与改良》等；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人的文学》，并翻译了一些外国短篇小说及小诗，后集成为《点滴》与《陀螺》出版。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在这时期完成并发表的。此外，沈尹默、刘半农、沈兼士、俞平伯、陈衡哲、康白情诸人，都在试作新诗。1918年12月，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还办了个《新潮》月刊，都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刊物。文学革命运动，这时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热潮。由于力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等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傅斯年、俞平伯、罗家伦等又都是北大的学生，因此，北京大学成为“文学革命军”的发源地。反对文学革命的人在社会散布流言蜚语，顽固守旧的反对派的攻击也迎面袭来，一时北京大学便成为惹人注意的目标。古文家林纾先后发表文章和小说《妖梦》、《荆生》，攻击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成为反对新文学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写了《答林君琴南函》一文，驳斥了林纾的指责，积极支持正在兴起的文学革命运动。蔡、林之间的辩论，是五四运动前夕的一场新旧文学的激烈论战，它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新派的革命文学潮流愈益高涨。文学革命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五四以后，文学革命运动以迅猛之势继续向前发展。

第五节　戏剧

京剧和其他各种地方戏

清中叶，昆曲逐渐趋于衰落，而京剧却脱颖而出，取代了昆曲的地位。

另外，梆子、皮簧、弦索诸腔兴起，以及由弋阳腔演变而来的高腔，在各地形成重要剧种。这时期，各种地方戏曲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续发展。京剧是以清乾隆以来进入北京的徽班为基础，经徽调艺人和汉调艺人共同努力，吸收借鉴了昆曲、京腔、梆子等剧目、唱腔、伴奏音乐、表演技艺，集众所长，逐步形成的。京剧的诞生，约在清代的道光年间，至今约有200年的历史。道光咸丰间，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套等是京剧的创始人。同治、光绪年间有13位著名的身怀绝技的京剧、昆曲演员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画师沈蓉圃根据他们的真容描绘了一幅彩色戏装人物像，称为“同光名伶十三绝”。这13位演员是：张胜奎、刘赶三、程长庚、时小福、卢胜奎、谭鑫培、郝兰田、梅巧玲、徐小香、余紫云、杨鸣玉、朱莲芬、杨月楼。京剧的传统剧目现在搜集到的约有1200多种，大部分是继承昆曲及各种地方戏曲的剧目，经过广大艺人和作者的不断加工创作而成的。《文昭关》、《宇宙锋》、《群英会》、《借东风》、《清官册》、《李陵碑》、《打渔杀家》、《四进士》、《连升店》等都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优秀作品。

明清时在全国各地，几乎每省都有大型戏曲剧种流传，发展至近代已趋于定型和成熟，并且产生和发展了许多民间小戏。如河北评剧，山东柳腔、吕剧，东北二人转，内蒙二人台，安徽黄梅戏，江苏锡剧，福建闽剧，宁波甬剧，浙江越剧，湖南、湖北等地的各种花鼓戏、花灯戏、采茶戏，以及少数民族的傣戏、壮戏等，出现了地方小戏蓬勃兴起的局面。这些地方小戏的内容大多是民间流传、深受群众喜爱的故事，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演出形式生动活泼，曲调丰富，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它们又相互交流，各自吸收新的曲调，各有自己的创造，有的在后来形成影响较大的地方剧种。

戏曲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在京剧和地方戏的领域内也得到反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首先开展了京剧革新活动。汪笑侬是近代最早配合社会运动改编和创造京剧剧本的艺人。汪笑侬（1858—1918），满族人，本名德克俊，又名僢，号仰天。年轻时中过举人，后曾任河南太康知县，因触怒豪绅而被革职。此后专门从事京剧活动，长期在上海演出，专攻老生。他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吸收汪桂芬（1860—1906）、孙菊仙（1841—1931）的唱法，别创新腔，自成一派。除改编《哭祖庙》、《将相和》、《党人碑》、《骂王朗》、《长乐老》、《受禅台》、《博浪椎》以外，还有着时装登场的《缕金箱》、《獬豸梦》、《瓜种兰因》、《立宪镜》、《博览会》等，在当时已有“改良新剧”之称。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出身于京剧世家，是“十三绝”中著名演员梅巧玲之孙。8岁学戏，11岁登台，专演青衣兼刀马旦。早年曾演出反映当代生活的戏《邓霞姑》、《一缕麻》。河北梆子花旦演员田际云（1864—1925），长期在北京演出。据传他在清廷演戏时，曾为当时维新派人士传递消息。宣统三年因约请新剧演员王钟声在他经营的天乐园演出，被拘押百日。辛亥革命后，发起组织艺人群众团体正乐育化会，并举办北京第一个女子科班“崇雅社”。田际云还曾演出《大战罂粟花》。

其他如川剧改良公会和陕西“易俗社”是两个具有明确宗旨，并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作家的戏曲改良组织。黄吉安（1836—1924）是近代川剧改良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陆续刊载了大量的传奇、杂剧剧本。这些作品几乎都创作于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之间。这一时期，反对民族压迫、宣传革命成为戏曲作品的主要内容。这类作品大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如：川南筱波山人的《爱国魂》，是写文天祥抗元的故事；反映现实斗争的有浴血生的《革命军》传奇、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华伟生的《开国奇冤》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如反对美国迫害华工的南荃居士的《海侨春传奇》等；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女权的有柳亚子《松陵新女儿》等；有介绍外国资产阶级革命故事的，如梁启超《新罗马传奇》、感惺的《断头台》等。这些作品，都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如大汉族主义观点、反对人民革命的态度，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等。写作技术方面，有的也不符合戏曲规律，有的难以适应舞台演出。话剧的产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剧活动家汪仲贤（即汪优游）兄弟组织了业余新剧团体文友会，演出了《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两个戏。以后又有开明演剧会、益友会、青年会演剧部等。其演出形式，有的脱胎于京剧时装戏，有的借鉴西洋戏剧，但未形成完整的新戏剧形式。光绪三十三年（1907），曾孝谷、李叔同、陆镜若、欧阳予倩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新派剧”影响，组织了“春柳社”，并在日本演出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热血》等剧。在春柳社的影响下，新剧团纷纷成立。在南方，王钟声于光绪三十三年创办了“春阳社”，并演出《黑奴吁天录》、《迦菌小传》、《张文祥刺马》等剧。新剧剧作家和演员任天知于宣统二年（1910）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并演出了《共和万岁》、《黄金赤血》、《都督梦》等剧。春柳社的同人回国后，又以春柳剧场的名义在上海、无锡、长沙等地演出《社会钟》、《家庭恩仇记》等剧，形成了“文明新戏”的热潮。

南方的新剧运动也影响到北方。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王钟声带着一批人到北京、天津等地演出新剧《宦海潮》、《秋瑾》、《徐锡麟》、《孽海花》等，深受群众欢迎。次年，天津南开学校也开始编演新剧，成立南开新剧团，成为北方早期话剧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统治时，宣传革命的新剧团体被解散，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剧运动一时消沉变质，但仍演出了《皇帝梦》等，对窃国大盗袁世凯进行了嘲讽。这种新剧，是我国现代话剧的前身。现代话剧在当时称为“新剧”，直到1928年才最后定名为“话剧”。

第六节　音乐

近代传统的民间音乐，如民歌、说唱、器乐、歌舞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明清时期流传的弹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各地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多新的说唱曲种。民间乐器在近代也有变化和发展，苏南吹打乐，河北、山东、山西的吹奏乐，在曲调上更为细致和丰富。沿海城市广州一带的广东音乐，形成于本时期末。以上海为中心广泛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丝竹乐也很盛行。还有一些音乐家对古老的乐曲进行了整理和创新的工作，出现一些新的演奏曲目。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在音乐艺术上有西洋音乐的初步输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

学堂乐歌的兴起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兴办学校，音乐与音乐教育逐渐受到重视。梁启超在当时也大力提倡音乐，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说：“去年闻学生某君入东京音乐学校，专研究乐学，余喜无量。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顷诸杂志《江苏》，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主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一些著名诗人写出了适合歌唱的诗，如黄遵宪、秋瑾就是突出代表。梁启超评论黄遵宪创作时说：“近年以来，爱国之士，注意此业者，渐不乏人，而黄公度（遵宪）尤其也。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1杨度也曾写过《湖南少年歌》。梁启超的《黄帝》四章和《终业式》四章亦曾被谱成歌曲演奏。

由于新式学堂的建立，在学堂内开设了乐歌课程。如南京西江师范学校，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办，专门聘请了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女子小学堂章程”内正式把音乐列为“随意科”。1912年还规定在中学设立“乐歌”课程，并定为必修课。

“学堂乐歌”的大量产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作品的内容多以反帝强兵、御侮爱国、妇女解放为主题。如革命女诗人秋瑾所写的《勉女权歌》，曾在其主编的《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2月）用简谱刊出。在这些乐歌中，如《中国男儿》、《何日醒》、《惟我同胞》、《抵制美约》、《国耻》、《劝用国货》、《婚姻祝词》、《演说》等，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辛亥革命前夕曾流传一首《勉学》歌，这首歌号召群众发奋图强，挽救祖国危机，反映了中国人民希望民族复兴的愿望。1912年刊印的《共和国唱歌集》中，有不少热情赞扬辛亥革命的作品，如《庆祝共和》、《共和国民》、《爱国歌》、《女革命军》、《光复纪念》等。总之，学堂乐歌的产生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些乐歌绝大多数是填词之作，曲调主要来自日本，也有来自西欧各国者。学堂乐歌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裁，如儿童歌曲、舞蹈游戏歌曲、摇篮曲。在演唱乐歌时还出现了独唱、齐唱和简单的二声部、三声部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群众歌咏的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为“五四”运动以后群众歌曲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1《饮冰室诗话》第七十八。

近代音乐教育家伴随学堂音乐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音乐教育家，其中以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最为著名。

艺术教育先驱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艺名息霜，原籍浙江平湖，光绪六年（1880）诞生于天津。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对于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六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习填词，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戊戌变法时迁居上海。在上海与袁希濂、许幻园等在城南草堂组织“城南文社”，又与常熟鸟目山僧（黄宗仰）、德清汤伯迟，上海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曾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次年九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同时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并从日本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成二郎研究新剧表演。他与同学曾孝谷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在该剧社上演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与《黑奴吁天录》中扮演了茶花女和爱美抑柳夫人，受到日本戏剧界的好评。宣统二年（1910）李叔同毕业回国，在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担任图案教员。1912年春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为编辑，主编副刊画报。同年3月加入“南社”，并在上海沪东女学任教，讲授文学与音乐。与柳亚子等创立“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秋，到杭州，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和音乐教员。1915年，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图画、音乐教员。他为艺术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后来成名的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1918年，他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法号弘一。1942年圆寂于福建泉州。

李叔同一生创作歌曲50余首，有开明书店出版的《中文名家五十曲》，被当时中小学音乐课广泛采用，受到社会欢迎。他的早期作品，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存亡的忧虑。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采用我国民间曲调“老六板”填写的《祖国颂》，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学校都将其作为音乐教材。他还有不少填词歌曲，是抒情性的独唱和小合唱，有的歌词是古体诗词，这些作品在词曲的配合和意境的创作等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学堂乐歌。

音乐教育家沈心工（1869—1947），原名叔逵，又名庆鸿，上海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务本女塾、龙门师范学校任教，是国内学校唱歌教材的最早编辑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先后编辑出版《学校唱歌集》（三集），辛亥革命后又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六集）、《民国唱歌集》（四集）等，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他采用外国歌调，编配新词，作为中小学生和学前儿童唱歌教材。他选曲填词的代表作有《何日醒》、《革命军》和《同胞同胞须爱国》、《兵操》等，表现出对清政府统治者的不满与斗争。他也有少数创作歌曲，如《革命必先革人心》、《军人的枪弹》、《黄河》、《采莲曲》等。

近代器乐的发展近代器乐方面也有所发展。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产生和流行的民间器乐曲，称为“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包括粤剧和潮州剧音乐；狭义的是指小曲（器乐曲）。近代的广东小曲盛行一时，它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过不断演化，吸收了各地民间小调、小曲、戏曲音乐和各种乐器乐曲，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的乐种，流畅优美，节奏明快清晰，其中抒情写景之作，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何柳堂（1872—1934），早期广东音乐创作和改编的作曲家，又是琵琶演奏家。他来自广东番禺，是一位贫苦的民间艺人。他除写广东乐曲外，还写过一些宣传抵制洋货、劝戒洋烟、反对蓄婢等内容的地方曲艺作品。他创作的乐曲如《群舟竞渡》、《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等都很著名。邱鹤梼（1880—1942），我国较早编写广东音乐书刊的人，在搜集整理广东小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著有《弦歌必读》、《琴学新编》。

江南丝竹是近代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西部一带的器乐演奏形式。以丝弦和竹管乐器结合进行演奏，故称“丝竹”。丝竹乐在这地区的城市与农村盛行，但演奏风格却完全不同。城市中以文人为多，风格优雅华丽，农村中则吹鼓手较多，演奏大套乐曲，常加锣鼓，气氛热烈，风格简练朴实。宣统三年（1911）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先后组织了许多演奏丝竹乐的团体，如“文明雅集”、“钧天社”、“清平社”等。

“吹歌”是近代广泛流行于我国河北、山东一带的器乐合奏。河北农村的“吹歌”，是农民在农闲或参加婚丧喜庆活动时，用管子及笙、海笛、胡琴、云锣、鼓、钹、小铛铛、梆子等器乐演奏。曲目多为可以演唱的“歌”。河北“吹歌”演奏风格粗犷朴实，表现了北方人民豪爽乐观的性格。山东的鼓吹乐和山西的民间吹打乐也都很有特点。

琵琶独奏自唐宋以来在民间一直流行不衰。发展至近代，因地域、师承、所传曲谱以及演奏风格不同，形成了许多流派。著名的有华文彬（1784—1859），字伯雅，号秋萍，江苏无锡人。曾编有《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简称《华氏谱》）和牌子小曲《借云销小唱》，对后世琵琶谱的整理影响很大，无锡的传派大都以《华氏谱》为依据。

平湖李祖棻（号芳园），编有《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简称《李氏谱》）。由于他出身于演奏琵琶的世家，本人也有较高的演奏技巧，能与当时许多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互相交往切磋，所以《李氏谱》对于琵琶技巧的传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的弟子有张子良、吴梦非、朱行菁等，是为李祖棻派。吴梦非编有《怡怡室琵琶谱》（抄本）。

上海浦东地区有演奏琵琶的历史传统，演奏人才辈出，形成了“浦东派”。近代著名琵琶演奏家陈子敬（1837—1891）就是浦东人。他的曲谱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传抄本。陈子敬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革命活动，后来专学琵琶，善奏《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平沙落雁》（即《海青拿天鹅》）等曲。浦东派所传乐曲有沈淡初（1889—1953）编的《养心轩琵琶谱》。浦东派谱，较前两谱详尽准确。

上海汪昱庭派。汪昱庭（1872—1951）的演奏兼取平湖派与浦东派之长，所传弟子也较多。经他改编的“浔阳月夜”（“浔阳曲”或“夕阳萧鼓”），成为现代一首著名的琵琶独奏曲。30年代又经柳尧章改编为民族乐器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流传至今，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此外，还有崇明瀛州古调派，以1916年海门沈肇州（1858—1930）编刊的《瀛州古调》曲谱为依据，其弟子有施颂伯、徐之孙等。浙江温州还有琵琶演奏家俟国器、潘志秉、张幼明及其弟子殷北海等，所演奏的乐曲更为古老，多为各地曲派所未收，如《宋玉悲愁》、《琵琶行》等，在技巧上也有较高的要求。

欧洲乐器的大量传入，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接受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把军队中的长号筒换为西洋铜喇叭，并组织了一支军乐队。光绪二十九年（1903），袁世凯又在天津开办了军乐学校，共办过三期，每期80人，另组织过一支50人的旗人队。同时还派人到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20人的西洋铜管乐队。后来在中小学里还逐渐开展了业余军乐队活动。钢琴在这时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和某些私人教学中已逐渐使用。191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的《进行曲》，是我国最早出版的钢琴谱，收有乐曲60余首。辛亥革命后，风琴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也开始广泛应用。专门供中国人学习使用的风琴教科书也陆续出版，如日本人铃木米次郎编著的《风琴教科书》，李树白编著的《风琴教科书》等。后又有人为适用于风琴弹奏，用简谱记录戏曲和民间器乐曲曲谱，刊印了《风琴戏曲谱》。当时在北京还出现了风琴厂。这时期还出现了新型的音乐社团，并以举办音乐会的形式开展音乐活动。如1916年左右，有曾志忞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青年会”，对戏曲音乐进行学习和改良。同年成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分中西两部分。1919年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蔡元培为会长，下设“古琴”、“琵琶”、“钢琴”、“提琴”等若干小组，并请人讲解西洋乐理等声学。

当时，还有一些音乐家也开始学习欧洲作曲理论并进行创作。如肖友梅（1884—1940），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赴日本学习教育和钢琴，并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又赴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著名音乐家刘天华（1895—1932），当时在上海一个新兴的戏剧团体“开明剧社”工作，同时也学习西洋音乐，参加管弦乐队的活动。他既精通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也能演奏小提琴、小号和钢琴等西洋乐器。他能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作曲和演奏技巧，因而在民族器乐的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第七节　绘画、书法

近代西画相继传入，在绘画方面表现出新的转变。同时，由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照相制版技术的传入，以及报纸的发行等，画报艺术随之产生，《点石斋画报》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绘画方面，自道光以后，有戴熙、汤贻汾二人可称名家，世称“戴汤”。戴熙（1801—1860），字醇士，号鹿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曾官兵部右侍郎，并以绘画供奉内廷。归里后主讲崇文书院。戴熙画山水，师法王翚，丘壑变化较多，并能取法王原祁及别家。作品于秀丽中见工稳，能集清中期山水画中“四王”派之长，自成一体。亦画竹石花卉。著有《习苦斋诗文集》、《习苦斋画絮》及《赐砚斋题画偶录》。他对作画的认识已突破了董其昌以来“正统派”的束缚，成为“四王”派的后劲人物。代表作品有《香雪堂草卷》、《春江帆影图卷》等。

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江苏武进人。擅画墨梅、花卉，笔敏秀逸，兼工行草、诗歌。有《琴隐园集》、《画筌析览》等。

这时期的著名画家赵之谦、“三任”、吴昌硕等的绘画成就，更给近代绘画艺术带来了朝气。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冷君，浙江绍兴人。咸丰举人，曾官南城知县。为人孤愤，好嬉笑怒骂，与世不谐。其书画、刻石卓绝一时。他的篆刻，初师丁敬，继学邓石如，并法秦汉，后突破秦汉钤印的藩篱，能博取钱币、镜铭及碑版、造像等文字的体势笔意入印，浑厚闲静，开辟了篆刻的新天地。其边款具有魏碑风格，亦作阳文，印侧刻画像，为其首创。其书法，各体都能，用魏碑笔法，写行草书，别具风貌。他的画，以写意花鸟、蔬果为主，旁及山水、人物，笔墨潇洒自如，富有生气。他能将书法入画，将诗书画印结为一体，刚柔相济，理法严密。作品中《葵树绣球》、《蕉石》、《桂树冬荣》可为代表。著作有《勇庐闲话》、《梅庵集》、《悲盦居士诗賸》、《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丛书》、《二金蝶堂印存》、《缉雅堂诗话》、《补环宇访碑录》等。

任熊（1822—1857，一说1820—1856），字渭长，号湘浦，浙江萧山人。少年开始学画，为姚燮所称许。他深受姚燮影响，在诗书画方面不断得到提高。后寓居苏州，往来于上海、苏州一带，以卖画为生。他工于人物画，亦工山水、花鸟。其人物画，学陈洪绶，笔法圆劲、形象夸张，多以历史故事和仕女为题材，代表作品有《列仙酒牌》、《剑侠传》等。并曾刻为木刻画集，《任渭长四种》是晚清木刻的精品，流传广泛。他的山水画，数量较少，但意境开阔，结构宏伟，有《十万图》山水册页。其花鸟画，于技术上工笔重彩与没骨写意兼收并蓄，将民国艺术与文人画的优长融为一体，并吸取了外来的水彩画的方法，情调清新。

任薰（1835—1893），字阜长，又字舜琴，任熊之弟。画风亦学陈洪绶。工人物、山水，尤擅花鸟。任薰之子任预，字立凡，亦能继承家学。

任颐（1840—1896），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浙江绍兴人。其父任鹤声，工于写照，任颐幼年即得其指授。后遇任熊，任熊收其为弟子，并介绍其从任薰学习。任颐自中年寓居上海，卖画终生。他长于写照，浅描淡染，笔墨不多，而有神情，亦兼擅花鸟、山水。取法陈洪绶、华嵒、并受朱耷等影响。所作花鸟，重视写生，形象活泼生动，钩勒、点簇、泼墨交互施用，而设色鲜淡，别具一格。他的人物画，题材广泛，有反映人民生活的，有写历史故事和神话人物的，也有民间流行的通俗题材。作品有《关河一望萧索》、《故土难忘》、《关山在望》、《苏武牧羊》、《八仙》、《西施》和《牡丹双鸡图》等。与任熊、任薰并称“三任”，是近代名重一时的画家。虚谷（1824—1896），本姓朱，名怀仁，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移居江苏广陵（今扬州）。曾任清军参将，后出家为僧，名虚白，字虚谷，号柴阳山人。往来苏州、上海，以卖画为生，其画颇受任颐推重。他工于花鸟，尤擅画松鼠及金鱼等小动物题材。运用干笔以偏锋或逆锋，冷峭新奇，匠心独运，别具一格。作品有《竹枝秋鼠图》、《柴绶金章图》等。同时也工于肖像，兼能为诗，有《虚谷和尚诗录》。

吴友如（？—约1893），名嘉猷，江苏元和（今吴县）人。自幼贫困，喜绘画，自学勤练，并吸取钱杜、改琦、任熊等人画法，工人物、肖像。以卖画为生，曾应征到北京宫廷作画。光绪十年（1884）开始在上海主绘我国第一部画刊《点石斋画报》，后自创《飞影图画报》。内容多为时事新闻插图和描绘市民社会生活。他的作品还参用了西方绘画透视法，构图紧凑，线条遒劲简洁，对以后的年画、连环画都极有影响。他还为木板年画绘制画稿，在民间流传很广。

吴昌硕（1844—1927），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清末曾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一月，后寄寓上海。工诗和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能突破成规而自成一家。尤精篆刻，雄浑苍老，创为一派。30岁以后开始作画，以写意花卉、蔬果为主，山水人物偶亦为之。他吸收了徐渭、朱耷、石涛、赵之谦诸家之长，并受任颐的影响，兼取篆刻、隶、狂草的笔意，色酣墨饱，极富生趣，在画风上酷似赵之谦，但又有所发展。吴昌硕作画强调“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和“作画时须凭一股气”，主张在画中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富有豪迈奔放的气势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他对构图章法也十分注意，疏密错综，虚实相间。用色鲜艳凝重，不落俗套，喜用西洋红渲染花果。他以其特有的豪迈气魄，以及书法与金石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在近代绘画史上独负盛名，影响很大。代表作品如《云壑古松图》、《紫藤图》、《墨松图》、《杂花图》等。光绪三十年（1904），与同道丁仁、王礼等在浙江杭州创办西泠印社，并任社长。该社对篆刻书画方面的研究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尚有蒋宝龄、秦祖詠等人亦皆善画山水。但他们更以画论著称。

蒋宝龄，字子延，号霞竹，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工诗善画，其山水画高逸古■，名重东南。他所著《墨林今话》，是中国画史传性著作，计18卷，其子蒋茞生续撰1卷。书中记录了从乾隆至咸丰年间（1736—1861）1200余画家，多属江苏、浙江两省人，各立小传，除叙画艺外，还涉及书法、金石、诗词及收藏等事。写法近似诗话。

秦祖詠（1825—1884），字逸芬，江苏金匮（今无锡）人。能画山水。

他的《桐阴画论》是一部对中国画的评论之作，共编6卷，有同治三年（1864）的著者自序。全书共收晚明至清同治初的画家300余人，分神、妙、能、逸四品，以逸品为最多。除评论之外，各有小传。初编末附有《续桐阴论画》（一名《论画小传》）及《桐阴画诀》（一名《绘事津梁》）各1卷，后者多集录前人的山水画论。

在书法方面，除上述画家中如汤贻汾、赵之谦、任熊、吴昌硕等家外，“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著”，“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于包氏；同龢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1年画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清中叶是它发展的兴盛时期，遍及全国，在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四川、广东、福建等地都有年画印制。苏州的桃花坞与天津的杨柳青是南北方生产年画的两大中心。清末，石印技术兴起后，美女月份牌的年画逐渐增多，套印多色，比木刻年画整齐、光润、鲜艳多样，成本低，售价廉，从而逐渐代替了过去的手工生产的木刻年画。太平天国时期，专门设有主管艺术的机构，如“锦绣衙”司壁画与刺绣；“镌刻衙”司木刻、石刻等。民间艺人也受到重视，并被组织起来，制作出大量壁画、建筑彩画、石雕、年画等艺术品。至今我们仍可从遗存的太平天国文物中看到当年的艺术风采。如南京朝天宫西堂子街东王府壁画，以山水、花鸟、走兽等为内容，共有十幅。其中《望楼》，是描绘守卫天京的军事建筑，是珍贵的写实作品。“山亭瀑布”、“云带环山”、“江天亭立”等山水画，较清末文人画家笔下的山水画要生动。苏州忠王府壁画，现存九幅，主要是描绘走兽、飞禽，表现了秀丽细致而又富于装饰的民间艺术风格。忠王府中还有三百余方的建筑彩画，其内容也多是鸟兽、虫鱼、花果、图案等。在安徽绩溪曹氏支祠壁画，存有“太平军攻城图”、“太平军建军图”等。在杨柳青还发现了太平军于咸丰四年（1854）在天津地区绘制分送给民众的木刻年画，其中有“秋景图”、“母子图”、“田园风趣”、“英雄会”等。在南京升州路圣库遗址中，发现的二十个石柱础上刻的装饰浮雕，题材广泛新颖，手法简洁明了，很有特色。其中有以“太平天书”为中心的图案纹样，还有《望亭图》、《海螺图》等。

1《清史稿》卷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