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

中国的民族工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发展非常缓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订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样，在1911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这期间，曾给民族工业造成严重压力的外国的商品倾销有所缓和。由英国输入的货物，1918年跟1913年相比，差不多减少了一半，法国货减少了1/3，德国货几乎完全停止进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也需从中国购买大量的战略物资，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连年递增的趋势，这也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中某些部门如铁、面粉等行业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的8年之间，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厂矿有470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了过去50年投资的总和。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其中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在纺织业方面，1913年前有纱厂16家，纱锭约50万枚，1918年增至35家，纱锭约65万枚。纱厂的盈利也非常丰厚，在1914年，16支纱每包盈利为19.58元，1917年达到36.93元，1919年更高达70.56元1。

基础一向薄弱的面粉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迅速的增长。由于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粮食短缺，对面粉的需求迫切。这使得中国的面粉业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市场。1911年，全国有面粉厂40家，1922年增至123家，资本从600多万元增至约4000万元，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105家。从面粉的进出口来看，1912到1914年，每年都入超200万担以上，从1915到1921年，每年出超百余万担以上。

此外，如火柴、毛纺织、卷烟、造纸、制革、肥皂等轻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至于重工业，这一时期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主要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有较快的发展，但仍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战争期间，还乘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在1917年和1918年输入中国的货物值白银6000万两左右，约合1913年英货入口总值的60‰。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19131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5页第41表。到1919年，从38000多万日元增到88000多万日元。日资几乎控制了中国生铁和铁矿的全部生产，并占有了煤矿生产的1/3。在棉纺织业方面，日资企业占全部开工设备的1/4以上。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形成了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巨大压力和障碍。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民族工业的发展还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对重工业的控制和在轻工业中已经形成的势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又卷土重来，致使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严重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改变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旧占绝对优势的地位。高额的封建地租、高利贷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了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中国资本主义跟本国封建主义也仍然保持着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相应地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前，全国产业工人约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年已增至200多万人。中国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火柴、卷烟及轮船航运等企业中，并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单是上海，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工人的工资之低、工时之长，为世界罕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在军阀统治下，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政治上也毫无民主权利，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都被剥夺。北洋政府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都把工人罢工定为妨碍“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犯罪行为，公开宣布要“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1。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从1912到1919年5月间，工人罢工130多次，比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1倍多。在这几年内，罢工的规模和斗争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具有了新的特点。工人的罢工最初还主要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后来逐渐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坚决彻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1915年在反对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码头工人首先罢工，上海、长沙等地日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都参加了这场斗争。1916年，天津法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天津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天津各业工人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终于制止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这些斗争，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

工人在罢工中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由分散的、自发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很快发展到联合的、有领导的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从1912年1月到1919年4月，产业工人大规模的同盟罢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罢工斗争中，近代的工会组织陆续建立，代替了原来的行帮组织。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向资本家明确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就是由工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为了捍卫共和、反对倒退，一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发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创办的杂志，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迁到北京出版。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后参加了杂志的编辑或撰稿。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宣传民主和科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专制政治，希望以此来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抛弃延袭数千年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这又有赖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觉悟1。李大钊也认为“民”与“君”、“自由”与“专制”不能两立，“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强调说，对于“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的“复辟之辈”，决不能姑息和优容，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永绝其萌，勿使滋蔓”2。这样的主张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提倡的科学，就是要反对迷信、盲从。他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反对鬼神迷信，批判“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等谬论，宣传无神论观点，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表明提倡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认识问题，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1。鲁迅也大力宣传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来救治人们的迷信和愚昧2。

其次，批判封建的儒家学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锋芒指向了被历代儒家不断发展了的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学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反对政治专制出发，对思想领域的文化专制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焦点就是批判三纲五常，反对尊孔复古。针对北洋军阀的尊孔复古，以及康有为等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鼓噪，他们以进化论阐明了孔1《新青年》第1卷第6号。

2《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1《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

2《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4、5号。

子之道已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不能编入宪法，不能把孔教定为国教。李大钊认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3。他们还揭示了维护专制制度的孔教与民权、平等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陈独秀认为民主共和国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阶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1。他们还集中批判了封建的三纲五常，指出“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2。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批评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强调个性解放。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国家的基础，“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3；“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4。没有个人的独立人格，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个人的智慧才能便不能释放出来，社会便不能进步，国家也难以达到民主富强。

第三，提倡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还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开展了一场“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并提出了“不用典”、“不用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等改革文学的八项主张。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取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他还明确地把文学的革新同政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白话文的写作由来已久，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运动，则是以此为开端的。《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学革命中的主将鲁迅从1918年5月起，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多篇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封建势力的仇视和恐惧。反动军阀诬蔑新文化运动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一些守旧的文人也对它发起了攻击。1919年1月，刘师培等支持组织了《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林纾也在报纸上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3《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第77页。

1《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2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3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号。

4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卷第5号。

梦》，咒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煽动军阀以暴力压制新文化运动。他还公开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对此，蔡元培公开回信作答，强调他所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从1915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由于领导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给运动带来了缺点和局限，主要是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跟广大群众相结合，使它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对待文化问题，存在着片面性等。但是，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思想文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人们敢于打破传统束缚的革命精神和勇气，促进了中国人民进一步的觉醒，锻炼、孕育了崭新的一代人物。它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先导，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热烈欢呼，并从中看到了拯救中国的新希望。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8至1919年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欢呼“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他还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团结一些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1919年4月出版的《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并在按语中称这“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1919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和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1919年7月在长沙创刊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中国革命也迅速地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1919年5月4日开始发动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李大钊选集》，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