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部门中占着绝对统治地位。男耕女织，个体经营，生产技术落后等，构成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第一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1842—1894）

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日益暴露出来，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农经济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趋势。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和僵化。

晚清时期，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经济制度。

农业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公田）与民田（私田）之分，官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民田属于地主或自耕农所有。由这种土地占有制而导致的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现象，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为变本加厉。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掌握着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内务府所辖官庄数量有限，如近畿官庄只有132处。到光绪朝中期，据内务府会计司统计，由内务府管辖的官庄共886个，占有土地3360965亩，仅畿辅一带就有官庄373处，有地758739亩1。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的一大批“军功”地主，大都伙同当地豪绅巧取豪夺，暴发致富。兼并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举。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地区，许多土地落入淮系军阀官僚的手中。如总督张树声、提督张树珊兄弟，巡抚刘铭传，提督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谷在2万石至5万石不等。最大的地主还是李鸿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东乡原籍的土地就有50多万亩，占该乡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2。在扩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除了皇族和贵族、官员外，一般地主、商贾、高利贷者等，也是兼并土地的积极参加者。土地兼并的结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产资料，大大加强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激化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是构成中国近代农业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中国社会危机严重，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东西方列强就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较大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发生于咸丰、同治两朝的内战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对起义者大加杀戮。这场战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使一些城乡变成废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成千上万亩良田荒废。据统计，在嘉庆十七年（1812）以前，清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均呈逐年扩大的发展趋势，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八旗田制》。

2郭汉鸣等：《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82、183页。

如顺治十八年（1661）为5492577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6078429顷，雍正二年（1724）为7236429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7807156顷，嘉庆十七年（1812）为7913939顷，而到咸丰元年（1851）则下降为7716254顷，到同治十二年（1873）又下降为7703515顷。直到14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才达到8477606顷。1显然，咸丰、同治两朝各省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是这个时期战乱影响的结果。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是导致晚清农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的灾害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灾、旱灾次数最多，危害也最大。据有关统计，在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40—1911）间，我国发生较大的水灾共236次1。黄河、长江、淮河等重要的江河经常发生水患，不仅淹没了大量农田，而且祸及城镇。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1841年8月）河南开封南厅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黄河堤防决口，不仅吞没了大量村庄，而且水迫开封，围困开封城达8个月之久。我国南方遍布江河湖泊，水灾亦甚频繁。王先谦在光绪十一年（1885）上奏的《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中说：“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自臣乡来者言，湖南省城西关外，水与屋齐，城内半通舟楫。男女露处啼号，惨动心目。常澧一带，淹毙万余人。各省灾民，流离道路，情形大略相同”。2光绪三年（1877），中国北方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大旱灾。受灾地区波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山东部分地区，仅山西一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3。由于我国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民众抗灾御灾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清朝吏治败坏，各级官员并不尽心组织民众御灾，甚且吃灾卖荒，这就大大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摧残。

除此以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面临着技术条件差，耕作方式落后的严重问题。一位外国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区种植情况以后说：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最为可异，其所用农具，颇欠精良。..所见棉花较美国远逊，其故殆由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见耕地之法似欠讲求，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外国耕地多用马，中国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壮健之牛，或一犁双牛，较可得力。至农具尤亟应改制精良，庶几事半功倍。1这种说法大致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生产的一般状况。农业技术的低下决定了农作物产量的低下。在许多地区生产不足或产量递减的情况十分普遍。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等问题时时困扰着广大农户。农作物产量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甚至还出现递减的情况。江苏松江府，“嘉道前，每亩（指棉花）得收一二百斤，每斤值售钱七八十文。..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0页。

1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23页。

3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1页。1《农学教习白雷平考察湖北大冶武昌左近山田种植情形报告》，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82页。

及尔年收数日薄，售日贱，以致生计渐蹙，户口萧条”2。另据《各省历年夏季收成分数统计》显示，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在道光年间夏季收成多在七八成左右，而咸丰以后大都下降至五六成，河南省从咸丰十年至宣统三年（1860—1911）连续51年收成仅有五成。安徽则从同治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69—1897）连续28年只有五成的收成3。中国传统的小农业本来就经济实力薄弱，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低下，再加上地主阶级土地兼并，内外战乱破坏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形雪上加霜，发展艰难，出现衰落萧条自难避免。

外国资本的冲击和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曾有过顽强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时间内起了一些延缓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腐朽的清皇朝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并且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工具；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权益的扩大和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为击破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创造出比以前更为有力的条件。再加上买办阶层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自然经济则处于不利境地，逐步退却，并且普遍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1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结合，以家庭手工业形式进行的，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核心。因此，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一定要被机器大生产击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商品倾销和原料的掠夺，手工棉纺织业便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开始解体的状况。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体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即手工纺织业者放弃手纺，从而使手纺与手织业分离；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

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倾销开始广泛解体，标志着中国二千多年以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若按照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一般是在手工业中，由小商品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其中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形成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大机器工业准备了分工和市场的基础。因此，自然经济解体后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会使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发展，而且自然经济解体得充分、解体得越快，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速度也会越快、程度也会越高。然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的2《申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有关统计表，第755—757页。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工场手工业阶段；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打击之下开始的，中国的手工业被破坏，大部分遭到破产或消灭，使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失掉了生长的基础，失去了成长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并由此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可能。中国已不可能正常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使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

鸦片战争，尤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手工棉纺织业被破坏，广大农民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洋纱洋布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工业品，不得不在农业中经营某种商品作物以换取货币；出口的激增使农民扩大种植那些市场需要的农作物，尤其某些手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结果，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成为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方面重要表现。

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棉花为例，鸦片战争前后，国内用棉还靠印度输入补充，六十年代后，印度棉花被美国大量吸收，中国进口棉花来源减少。不久，日本兴起机器棉纺织业，到中国收购棉花，使中国棉花出口剧增，从同治七年（1868）的587821两增到光绪十七年（1891）的3841129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激增到11202661两1。棉花从入超转成出超。需要的增长和棉价的提高，促使棉花种植的扩大。原来产棉较多的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省，种植面积更为扩大，像松江府，所属州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占十中之二”，原来不种棉花的华亭县也开始“改禾种花”2了；以前种棉花不多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棉花面积几乎年年扩大；一些向来专门从事养蚕植桑的人也都兼种棉花。种植商品化发展最快的是罂粟。鸦片战争，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为鸦片销售提供了市场。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禁烟能力，却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因此罂粟种植日益扩大，很快普及全国各省，尤以西南为甚。咸丰六年（1856）时，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万担，烟田230万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罂粟的种植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贩毒的直接结果，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首先，占去了大量农田，排挤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许多产粮区成了缺粮区。如素称沃野粮仓的陕西渭南地区，就因为“遍地罂粟”成了缺粮区，而“不得不仰给于渭北”。同时罂粟最耗地力，种了罂粟之后的良田，即令改种粮食和经济作物，收获也要锐减。其次是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全国种植的罂粟所制烟土，绝大部分是内销，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人民吸食者日益增多，农民染上吸毒嗜好，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变得“黄稿奄奄，不任操作”，不少劳动人民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

粮食商品化的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前，粮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90—391页。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8—419页。

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食作为商品已经广泛存在，但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粮食贸易都是在城乡、地区间较小范围内进行的交换，数量亦不大，商品率只占总产量的10％以下。鸦片战争后，由于扩种经济作物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这些发展经济作物地区对外地粮食需要的增加，如原来是余粮区的浙江余姚，因为棉花、罂粟种植较多而成了缺粮区；以产棉为大宗的江苏南通“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只好仰仗他乡输入粮食；原来就缺粮的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因为棉花、烟草、罂粟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得不远从江南、东北输入粮食；广东则靠越南、缅甸每年输入百万石大米维持。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这些商埠经济的发展，上海、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亦增加了商品粮的需求量，这些为粮食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一些地主、商人为了购买洋货也大量出卖粮食，经营粮食投机生意，促进全国粮食更广泛规模和更大数量的贩运。产粮较多的湖南、四川成为长江下游各省和华北一些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重要城市如长沙、武汉等便成了全国有名的粮食集散中心。此时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普遍提高，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由10％增长为16％，说明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尤其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缓慢、程度不高，未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特征。

综上所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侵略和冲击，是中国自然经济初步分解的外部条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生产既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倾售的商品竞争，也无法长期阻挡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又促使商品经济也在初步发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改组，这是中国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的内部根源。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其他城市手工业也遭到破坏，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因而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情况仅仅是开始，独立的封建经济刚刚遭到破坏，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农业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第二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殖民地不仅是最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最好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是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于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中国加剧了侵略和分割活动，他们已不满足于获得通商口岸、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殖民特权，而是更迫切需要用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完全取消种种限制，获得投资设厂、修筑铁路、开矿等进行资本输出的特权了。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除一般的割地、赔款、开商埠外，又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投资设厂。从此，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取得了合法地位，并通过借款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继之而来的是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短短4年内，中国领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划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也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投资修筑并控制长达1.2万公里的铁路，向长江上游和一些内河伸展了航线。外国商品长驱直入，在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扩大了已有的商品输出和原料的掠夺。光绪二十七年（1901），列强在联合镇压了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之后，迫使清政府又一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控制了财政经济命脉，为其资本输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1.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同时继续扩大商品输出，在这两方面力量夹击下大大加速了中国农业经济的解体过程：一方面更加广泛深入地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另方面则更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一，耕织结合的进一步破坏。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国内机纱量迅速增长，农户使用机纱、掺和土纱织布的日益增多了，土布中机纱比重也从光绪十九年（1893）的23.4％增到73％，长江上游的四川等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进口纱布也急剧增加，说明更多农民放弃纺纱改为买纱，机纱进一步代替了土纱。1913年以后，机织布更深入中国腹地及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棉布消费量中机织布只占14.1％，1913年已占34.7％，充斥市场的洋货机布代替了土布。再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来看，1895—1926年中国进口贸易总值增加700％，农产品原料的出口价值与出口增值的百分比则从1873年的2.6％增到1920年的38.4％，充分说明半殖民地的中国已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取给地。

帝国主义正是通过对中国的“贸易”和在中国投资这两个方面大力倾销其工业品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原料的。比如机制棉纺织品，光绪十九年（1893）进口棉布总值4.491余万元，棉纱约140余万担，1911年棉布增加为11.653余万元，棉纱增到264万担；在外资棉纺织工业的纱锭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16万枚增至1913年的34万枚，从而加剧破坏了中国手工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则具有摧毁性力量。修筑铁路、扩大内河航行，增设商埠、投资设厂等特权，不仅使商品输出扩大到中国内地的更广大地域，而且彻底摧毁了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能力，其解体速度和范围比前阶段快得多、广得多。除手工纺织外，其他农村手工业如麻纺织、丝织、土烟等也加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上海、宁波、广州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纺织之户，十停八九”，有些地方“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近年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户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这些受外国商品侵略较早的地区，手工纺织业已基本趋于破灭。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直接结果就是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

第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一般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二十世纪初，棉花、大豆、花生、油菜、烟草和蚕桑等经济作物较前一时期有较快增长。随着棉花种植的逐年扩展，棉田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不断上升，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1904—1909）的11％上升到1914—1919年的14％，再上升到1924—1929年的18％，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等省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棉花生产地。以山西为例，辛亥革命前棉花种植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可到1919年全省棉田面积已达40余万亩，此后连年扩展。1920年达50余万亩，1926年猛增到140余万亩。棉产的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量约70万担，1923年增为600余万担。从1921—1925年间，棉产商品率平均达31％。再以大豆为例，大豆从光绪十六年（1890）到1920年出口总额增长187倍。中国大豆生产商品化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要增长的结果。某些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与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例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西省地方政府曾大力提倡植棉，在临汾设立棉业试验场，购买美国棉籽，无偿发给农民，还宣布“凡植棉有成绩者，给奖励金30元”1。从整体上讲，这个时期经济作物商品率的增长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其次是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甲午战争后，粮食商品量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1918年增长率达41.7％，商品率从光绪二十年（1894）的16％增到1919年的22％左右。个别省份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总平均达38％以上，尤其一些自给性的谷物生产的商品化受经济作物扩种的排挤而有显著增长，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24年山东、河南等地花生所占耕地面积从4％上升到30％以上，排挤了各种谷物，进一步促进谷物生产的商品化。这一时期粮食作物商品率提高，除了前一阶段中所谈到的因素之外，还应看到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比如肥料质量的提高、耕作方法的改进、品种的改良等等，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提高，一些地区农民家庭的剩余农产品有了增加，为粮食作物商品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从而促进异地间粮食贸易的增长。

再次是新的农业专门化区域的形成。甲午战争后，由于国内外经济需要，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8页。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需要，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的结果，若干新的农业化区域逐步出现，主要是大豆、花生、烟草等作物生产区域的形成。大豆产区主要在东北，中国所产大豆占世界总产量的80％，其中60％—70％产于东北，种大豆的土地日益增多。宣统二年（1910）播种面积中大豆占20％，1927—1928年已上升到平均约29％。花生产区主要是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尤其山东花生的产量约为全国总产量的4/5。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多，山东章邱花生种植面积与耕地面积百分比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0.1％上升到1920年的45％。烟草产区主要是河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1923年河南许昌7个重要烟草区的产量占全国烟草总产量的45％，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烟草种植面积1926年为1913年的250倍。另外还出现了产棉区、产茶区、蚕桑区等等。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既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

最后是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密切。据金陵大学对安徽、河北等七省2000多个田场的调查，在1921—1925年间，农产品出售部分占52.6％，家庭自用部分占47.4％；在另一项调查中1922—1925年间，农户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中，从市场购买的占34.1％1。说明农民的生产活动在较大程度上受市场的支配，包括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生产方面。农民的生产不取决于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服从于市场需要，这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加剧解体的反映。

总之，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这些初步发展，主要不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所以，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实质上就是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2.中国农村商品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凭借特权控制和操纵中国农产品市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陷入帝国主义殖民地市场的深渊。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2。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或衰落以外国需要的增加或减少为转移，受世界市场支配。以茶叶种植的波动为例，茶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主要出口贸易产品，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一直占出口物的第一位，由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殖民地发展茶叶生产，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就动摇了，光绪十九年（1893）以前中国输出的茶占世界总输出量的50％以上，而到1920年只占了6.2％。在茶叶生产日益亏本的情况下，大量茶树被砍。这时期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进口洋米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来逐渐增加，光绪三十二年（1906）已达1277万担以上，1922—1927年每年平均在1500万担左右。洋麦进出口也从平均每年数十万担到1923年就猛增到300—400万担。大量过剩农产品的倾销，使中国农产品价格大跌，严重打击和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其结果反而使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依附于国际市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并且实际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还要低。

各帝国主义垄断和操纵了中国农产品市场后就支配中国的农村商品生1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产，掠夺中国农民。比如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与中国贸易上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用“剪刀差”掠夺高额利润。光绪六年（1880）至1920年间，农产品物价指数上升6.8倍左右，而同期工业品物价指数却上升12.5倍，这就是说，农民以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所换回的工业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帝国主义列强还以操纵市场价格来影响农民的生产，使其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比如英美烟公司，在1914—1915年间选定河南襄城、叶县两地以较高价收买烟草，在价格刺激下，两地烟草种植迅速扩大，不几年，以许昌为中心烟草种植区发展到附近几十个县，每年生产的烟草价值达2400万元。再如湖北土质宜种植美国烟叶，英美烟公司就在1913年派人分给农民烟种，极力提倡种植烟草，第一年丰收后，公司将烟草分为三级全部收购，一等烟草百斤值价14两，三等为9两。但是到了第二年农民多种了烟草之后，该公司就以品质不良为借口，只以上年数量的3/4进行限额收购，价格也低于上年，其余烟草只好被迫减价贱售，最高价不过3—5两。这是对中国农民赤裸裸的掠夺。

为了向中国农村推销工业品和掠夺农产品原料，帝国主义还勾结和支配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买办商人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商业资本，通过抑价收购和贷款预购手段对农民进行剥削。如湖南，1927年每担稻米价格在收成前为13元，而在收成后仅值5元，农民的产品几乎绝大部分被商人以低价掠夺去了。又如在一些产烟区，农民缺乏资金，向洋商和买办商人贷款，得把烟草按半价预卖给他们。上海一带产丝区，商人以贷款方式按每担低到1—1.5元的价格预买农民的桑叶，到桑农急需桑叶时，则以5—6元高价出售，若按一担上等茧需桑叶25担，每担5元计算，需要125元，可是当时一担好茧很难卖到80元以上，那么只有让蚕饿死！这种窒息生产的剥削，比中国农村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城市买办商人勾结在一起，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编织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农民贫困破产的加速，使中国农村在半殖地深渊里愈陷愈深。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主要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引起的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第三节　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滋长

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也使中国农村中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富农经济是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分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业商品化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自耕农中的少数上层在经济上从富裕中农上升到富农。这些富农一般占有20—60亩不等的土地，雇佣2—5名长工，农忙时雇些短工，虽然自己也参加劳动，但是依靠剥削雇工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因为有余钱，他们一般还放高利贷或经营商业。还有一些富农是佃富农，租地主土地雇工耕种，类似西方租地场主；一些城市商人、资本家也租地主土地种植果树或其他经济作物，资本主义性质更为典型，但是规模不大，一般数十亩，百亩以上土地者较少，而且多是手工劳动，很少有机器生产。中国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剥削也很严重。例如，雇工劳动时间很长，除每天休息六七小时之外，其余时间都要为雇主劳动；报酬很低，有些地方还实行“工偿制”，即不给长工工资，只拨一点薄地叫雇工耕种来代替工资；受雇短工还要自带工具；雇工随便受雇主役使或打骂，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富农经济的半封建性质。

中国的富农经济不仅采用雇工剥削形式，而且经营规模比中农或佃农大，资金比较多，拥有较完善的生产工具和较多的肥料，也比较注意改良生产技术。所以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比一般小农高，是当时农业中代表一种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成分。但是整个富农经济成分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富农约占农村人口5％左右1），发展也不平衡，并具有半封建性质，尤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本身微弱的富农经济的发展前途，不是扩大经营面积、发展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而是愈来愈多的扩大土地出租部分，最终退化为完全的封建地主经济。正如时人所论：“这种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富农，在一般封建关系占着统治地位的环境之下，他们的发展前途，多分是向着半地主化的方向进行，否则，就是堕落下去。”2富农经济的微弱及不断向封建地主经济退化，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极不发达的集中表现，反映近代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租地农场主和农牧垦殖公司的出现二十世纪初，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租地农场主和以集资组成公司的名义来经营的农林牧垦殖企业，而租地农场主经营和极少使用机器的部分农垦企业却具有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成分中最先进的部分。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12年，全国17省登记成立的农垦公司有171家，江苏、安徽、浙江、山西、河南、吉林、察哈尔8省在1912年共有农牧垦殖公司59家，资本总额286万元；1919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2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46页。年已发展到100家，资本总额1245万元。经营范围甚广，农、林、牧、副、渔业俱全，其中种植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的较多。投资人主要是军阀、官僚及买办商人、华侨和少数工业资本家。二十年代前期，租地农牧场经营就已经大量出现，如在绥远归绥东南，牧场经营者租了一块蒙古人的大牧场，盖起饲养牛羊和马的房舍厩圈，以月工资2元雇佣人工放牧。1915年广东商人杨某，在江湾租地60亩，仿照西法种植靛青，经营获利，第二年租地200亩扩大经营。于是一些“农业资本家”纷纷用自己的资本，向一个或数个地主租地，雇佣农民耕地，自己完全属于监督地位，少数农垦公司大量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收到成效。如1915年，黑龙江有一个宁波人经营的大农场，资本达80万元，面积36万亩，有大型拖拉机5台、25马力拖拉机2台、打谷机3台、割禾机8台、播种机8台、大型犁3台，雇工45人，主要种植小麦和燕麦，并附设面粉加工厂，产品行销县内外。再如广东香山，1919年也出现规模较大的种植粮食的农业公司和种植水果的公司1，这些公司在引进近代农业机械、新品种种植和先进生产技术以及促进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必须看到，这类农垦公司是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大部分农垦公司主要还是封建性的。许多公司成立仅仅是为了贱价领取官荒，然后再以高出若干倍价格将土地出售，并未开垦，只是一种土地的投机，属于封建地主经济范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加之内部经营管理的腐败，许多农牧垦殖公司相继破产，而且相当普遍。所以这一时期的农垦公司，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并带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完全系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为数极少。从这些农场的发展趋势看，也多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没有向资本主义继续发展。

经营地主的增加甲午战争后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及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为经营地主从事经营农业及生产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农产品销售市场，因而从鸦片战争后已出现的经营地主不断增加，并且在清末民初较普遍存在，如肥城东向村的618户中有富农4户，雇工123人，经营地主则有6户，雇长工4—9人以上。山东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最为典型，光绪三十年（1904）拥有土地515.5亩，在外村的43.5亩出租给农民耕种，472亩雇工经营，每年雇长工213人，其中5人总揽经营业务称“大伙计”，常雇20—45名短工，有耕牛9头、驴骡各4头、羊100余只、猪40余头，还有牛犁、大小车辆、各种农具。由于生产手段优越和协作劳动的形式，劳动生产率较高，作物亩产量比当地一般农户高出一倍以上，除经营土地外，太和堂还同时经营酒店、杂货铺、药铺、赁贷铺等商业，并放高利贷。1经营地主与租佃地主相比，其特点为：经营地主自己指挥生产、直接剥削雇工的剩余劳动，而不是以地租剥削为主；采用雇工经营，与雇工之间基本上是一种货币关系；生产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获取利润，因此或多或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他们一般经营面积较大，也集中，便于管理，劳动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52—359页。

1以上资料引自景苏等：《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66页。生产率比中农、富农要高，相对租佃地主来说有较大区别。但是经营地主在生产目的上带有自给自足性质，生产管理上基本是封建家长式；全部土地中一般有相当数量放佃收租，兼有租佃地主身份；不少人兼营商业和高利贷剥削；他们和雇工之间一般还带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由此可见，经营地主具有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性质这两重性质：一方面，经营地主本质上仍属于地主经济，经营地主本人仍然过着地主式的剥削生活，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又雇工经营，集体劳动，部分地为市场生产而获取利润，具有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性质。与租佃地主比较，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经营地主是一种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就全国范围看，经营地主并不发达，在二三十年代，全国地主雇工经营的土地面积约占其所有土地面积的10％，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左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这种过渡形式被不断排挤而逐渐萎缩、窒息，不可能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下去。

农村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在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农村出现了原料、市场、生产品种均不相同的一些著名手工业区，其中以棉麻纺织业，特别是织布业最为广泛，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和江苏南通，山东潍县、浙江平湖等地较为典型。如定县从事纺纱的农户中，86％的农户纺纱都是为了出卖，供织户用，而不是自织1。1932年时，平均每户手织业的收入，在定县已占全家总收入的17.8％，在高阳已占78.9％，说明这些地区手工棉纺织业基本上商品化了，这些织户也基本上脱离农业，以织业为生了。

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在高阳、宝坻、南通等地最为突出，一些织户已属资本主义作坊或手工业工厂性质；随农户手织业的商品化，织户与商人之间成为实质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了，于是工资织户不断增加，如高阳织机总数中，工资织户所占比重从1912年的34.5％增到1917年的69.2％，1927年达到88.6％。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手工棉纺织业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但是这些工厂规模很小，织机也只10架左右，雇工仅10余人，很难积累起足够资金去使用机器动力，因此，无法上升为近代机器工业。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根本不能离开保护，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2这些工场手工业一旦遇到帝国主义加紧倾销或者遇到封建势力的摧残勒索就很快衰退下去，例如宝坻棉布工场，由于日本势力的伸入而开始衰落，1923年的67家包买主，到1929年减为40家，1931年为18家，1933年仅剩7家；工资织户也由1923年的67％降到8％。说明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束缚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村由于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化发生而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机器业一样没有前途。上述四个方面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滋长，但是力量极其微弱，发展速度极为缓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73页。

2马克思：《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重压迫，阻碍着它的发展。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农业资本主义完全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与控制之下，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不可能有持久的繁荣，相反，在不断遭受销路阻滞及破产失业的打击下，无法进行内部积累，根本不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经营的可能；各种封建势力的苛捐杂税、地租和高利贷剥削限制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在封建剥削制度重压下，一些经营者重新走回封建经营的老路。这就决定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因素不可能获得独立发展的时机，不可能冲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第四节　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曾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在一些农垦殖场中使用了农业机械；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后，一些民族资本家为获得廉价优质原料曾向政府提议改良棉花、蚕桑、茶、小麦的品种，要求设立试验场，以便从事品种研究和推广，像1920年一些纱厂、纺织厂就从美国购买大量优质棉种，散发给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农民试种；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优良原料供应地，也派人来中国调查、宣传和直接进行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工作。像英美烟公司曾在山东、河南等省大力推广美国烟草品种的种植，日本在河北、东北等地推广过美棉、水稻、甜菜等的种植和蚕的饲养等等；甲午战争后，有些地区开始使用化肥，中国也开始进口外国化肥。这些说明农业中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但是，这些新的生产力发展很缓慢，在农业生产力中的比重很小。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状况仍是以个体的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家庭经营为形式，技术极为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每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少、产值低。如1921—1925年，中国小麦每公顷产量仅9.7公担，可宣统元年（1909）至1913年丹麦每公顷产量已为33.1公担，比利时25.3公担，英国21.2公担，日本13.5公担，法国13.1公担，可见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程度了。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首先在于小农经营的普遍存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地主利用土地放佃收租的剥削方式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也广泛地保存下来，并在农业生产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1922年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5省9县农家田场规模平均十亩以下的竟占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占9.4％，51亩以上仅占8.3％。这些小农经济不仅数量大，而且规模小，地块比日本种植水稻的规模还要狭小许多，田场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如1922—1927年，无锡3村全部农户中，使用田地在10亩以下的增加了3.15％，使用田地在10—19亩之间的就减少了0.82％，使用田地20亩以上的就减少了2.43％。小农财少力单、耕作土地少，无力购置新式农具，更限制了大型农机具的添置，生产方式多以手工劳动为主也限制新式农具和大型机具的添置，因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点在于土地可以买卖，社会积累不是用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和改进以及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统统向购买土地、进行土地投机转移。如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2866家田场，平均投资于购买或典当土地的竟占75.5％，而用于牧畜和农具的只占6.3％。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农业生产力。

第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广大农民极端贫穷。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因而“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农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1。正因为帝国主义的支持、栽培，在中国近代农业中，封建剥削制度继续保存，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地主、买办、高利贷等各种封建势力结成一个剥削网，对农民敲骨吸髓的榨取，造成农村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金融枯竭，农民的赤贫乃至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甚至连农业再生产亦难维持；尽管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有所提高，但在帝国主义极力阻挠之下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农村经济一直保持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停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扼杀了农业生产力。

第四，天灾人祸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摧残和破坏。近代中国，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社会环境动荡。帝国主义在多次侵华战争中烧、杀、抢、掠，严重摧残了农业生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发生过112次战争，每次战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单是1916—1924年间，平均每年的战区面积达7个省。战争造成农田荒芜、水利失修，使自然灾害更加肆虐，1913年，全国受灾农田达6.5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到1926年已是全国各省皆灾，农业经济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之中。

综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下，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必然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

第五节　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1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式农业解体，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农产品的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供应地。中国的传统农学迟滞，但在迟滞中，也还是有缓慢的进展。

中西农业生产技术在国际范围比较、竞争十九世纪下半叶，中西农产品和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广泛的对比和竞争。中国是丝茶的故乡，丝茶曾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自印度、锡兰、日本大量发展植茶，创制揉茶机、烘茶机，采用成套机器，进行加工制作，印、锡红茶在英国迅速占领市场，日本绿茶在美国很快打开销路。中国丝制品也遇到手工作坊生产与工厂机器加工制作产品质量相差悬殊的困惑。陈炽曾提到：“中国出口之丝，每包百斤，仅值三百余金。上海西人所设缫丝各厂，购中国蚕茧，以机器缫之，每包值七百余金。高下悬殊，理不可解。后知中国手缫之丝不匀不净，不合西人织机之用，伊购归里昂各埠，必以机器再缫，则以三百金购之华人者，仍以七百余金售之西人，此四百余金者，约为再缫工本，而彼之获利无穷矣。”1外贸的消长和农产品质量的对比，促使人们深思。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海关税务司派江金生、金炳生到法国学习其养蚕业制造无病毒蚕种的方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学报》《奏折要录》中载叙福建茶商曾有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两江总督派郑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回来后，力主“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这些，对茶、丝等技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出国官学人员甚为关注本国农业的兴衰。容闳（1828—1912）是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他在其所写《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记叙同治二年（1863）他在安庆晋见曾国藩时，提出建设机械厂，其目的之一是生产农机具。1876年被派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李圭，对博览会中“机械院”、“耕作院”中外展品作了比较。他已注意到西人“不仅器具便巧，尤讲究种植之法”。他见到吸水机器，“因思中国江河之水，涨落不时，旱涝互患。西北高原，种植每艰灌溉。讲水利者，尤以此为亟务”1。清廷派出首任驻英法使臣郭嵩焘1876—1879年间在英法期间颇为留心农业，他曾到英国伊普斯威奇的工厂参观新颖农田机器，对刈麦、刈草、犁田、出麦、吸水机器甚感兴趣2，所见锯木机器能将圆围七八尺的巨木，“锯成寸许木板，用锯齿十八，得板十九”。称其“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到英国里丁参观子种局及子种会，注意到英国种子公司已将“其蔬子及花草诸子种贩运各国”，并精心设计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种子展橱。郭氏叹称“西洋之务为奇博如此”。郭1《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7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4页。

1陈炽：《续富国策》卷1，“种桑育蚕说”。

1李圭，1876《环游地球新录》，《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六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2郭嵩焘，1876—1879《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四册。嵩焘还曾到过法国格立雍（农业学馆）农学院，参观其农田机器图式院、谷种院，了解课程设置和各种仪器设施。注意到有一馆专讨论牛马诸兽骼骨及筋络血管及辨马齿年岁。参观了格致院，“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也”。

列强对中国农林资源的肆意掠夺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占我国国土与农林资源。仅在东北就失去颇大范围的农林权益。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开办中东铁路，举凡枕木、电杆、建筑材料，皆无偿取自林中。俄国公司接连进入中国招人采伐森林，开拓伐木业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外务部奏中日合办鸭绿江右岸木植订定采木公司章程折》中提到：“伏查鸭、浑两江一带，林木蓊郁，确系绝大利源，自日俄战事（1904）起，两国兵民恣意斫伐，日本军队，复立厂所抽收军用材料，木把（伐木的包工把头）生计，半为所夺。”俄日等列强以武力侵夺或其商人依靠铁路、海运的运输条件，资本雄厚，采用较新式的伐木制材器械，迅速在我国拓展业务，有的在林区设制材厂，就地加工。近代林学创始人之一德国的h.科达（catta，h.）曾称“林业科学是木材必需或匮乏的产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国家工业建设中对林木需求和抚育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国则是在战争连绵、毁林开荒和外国侵占森林资源、掠取林木利权的背景下发展近代林业。除光绪四年（1878）华商张子尚等较早在上海创办锯木厂。到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东北才接连出现国人兴办的机器制材厂。中国近代林业是在剧痛中滋长起来的。

农业技术必须兼采中西各法的走向中外农业产品与技术比较中，高低互见。清廷一些要员认为舰船、枪炮、机器等是强国的关键，曾倡行“洋务运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败北，这激发人们关注农业工业。1897年《农学报》首期载清光绪皇帝的上谕中也称：“农务为国家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尽地力者尚多，着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得空言搪塞。”十九世纪后期，农业技术兼采西法已是不可阻遏的潮流。1.引进优良作物、林木品种。

大规模引种与品种培育从光绪十八年（1892）购入美棉种子开始。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湖北武昌倡办湖北织布局，为解决机器纺织所需棉花原料问题，于光绪十八年以2000两白银，通过清政府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的大臣崔国因在美国选购适宜湖北气候土壤的两种陆地棉种子34担，寄湖北棉区试种。由于所购棉种寄到湖北已过了种植节候，且栽种太密而收成不好。张之洞未因头一年引种美棉受挫而气馁。翌年又电请崔国因“再行多购美国棉子百余石运寄来鄂”。“并考究外洋种法，刊刷种棉章程，分发晓谕，以冀广为如法劝种”。张之洞引种美棉，显出了见识和决心，对那一时期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引种美国棉种有相当的推动作用。近代树木引种也较活跃。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桂从日本将刺槐种子带至南京试种成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使意大利的官员吴宗濂、钱恂见当地桉树生长迅速，且有除湿祛病的功效，曾携回种子苗木试种，吴宗濂还翻译有关桉树著作，撰写了一部《桉谱》，对我国桉树种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

在近代林业中，华侨致力经济林的开拓是甚有意义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华侨何麟书曾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植公司。何麟书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做过工，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有丰富的经验。他心系祖国，将橡胶引种到海南岛，最初几年用种子繁殖，历经种植失败和集来股本付诸东流的挫折，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变卖自己的产业，重新集股，经过精心培育，开拓出200多亩胶园。探索出一条从播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道路，以约10年的努力，获得在中国土地上正常收取橡胶汁液的良好成效。

2.畜禽优良品种引进。

畜禽优种以乳牛引进为最早。上海乳牛业的发展为其一例。1842年“南京条约”后，外国官员商贾人等带着家眷纷纷拥至上海，急需多量牛奶。乡民以水牛挤奶挑担零售，是牛奶业的雏形。同治九年（1870），外侨引入爱尔夏牛，乳牛业得到一定发展。不久，法国人引入一批供自己需用的红白花牛。光绪五年（1879），肖神父在浦东设奶棚饲牛40头；光绪七年（1881），当地人开设太和奶栅，用黄牛挤奶；光绪十二年（1886），外侨引进黄白花奶牛并逐渐传到中国人手中，成为上海乳牛业发展的基础。光绪十九年（1893），安福奶棚使用杂交技术改良当地黄牛获得成功。各侨民奶棚大都雇用中国人操作，使奶牛饲养繁育等经验和用奶公牛改良黄牛的技术很快在中国人办的奶棚中传开。光绪二十七年（1901），徐家汇天主堂修道院引入黑白花奶牛6头（其中公牛1头），由于它较黄白花牛产奶量高，在上海很快得到传播1。

马的引种。清初禁止内地汉人养马，只有武童和取得功名的人可以养坐骑。清中叶以后，马禁才开。但马的行速和挽重与国外马匹相较，差距颇大。光绪二十六年（1900），法国人曾由北非输入阿拉伯血统公马百匹到东北。马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分散售与内蒙各地，血统逐渐混杂，为地方马种同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军牧司在察哈尔两翼牧场建立模范马群。宣统二年（1910），购有德国产纯血公马1匹、俄产公马3匹、母马1匹，曾产生一些杂种。

传入优良种猪。道光二十年（1840）后，俄国人将一种白色猪种带入东北，德国人将约克夏猪带入山东，日本人将约克夏、巴克夏猪带入东北。光绪二十三年（1897）台湾由日本购进盘克夏种猪7头，供试验繁殖及与本地猪作杂交之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直接由英国进口约克夏种猪，在农业试验场作繁殖、饲养试验，认为均适合当地风土，且为改良本地猪的良好品种。

羊的引种。光绪十八年（1892）政府商情报告有美利奴羊6只运往察哈尔供杂交改良之用的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陕西高宪祖等人集资20万元兴办牧羊公社，在安塞县北路周家洞附近开设牧场，饲养美利奴羊数百只，对附近各村绵羊改良有明显指导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天省设立农事试验场，由日本输入美利奴羊32只，以改良绵羊业。

优种鸡的引进。鸡因体型小、繁殖快，中国曾较早引进外国优种。光绪1黄森木：《桉树引种小考》，《林史文集》（1），农业出版社1989版，第131—132页。1李文梁：《我国近代国外畜种的引进和开发利用史》，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二十六年（1900），罗振玉即提到：“近鸡卵之输出者日益众，而价亦日昂，此莫妙之机也，宜选佳种而奖励养鸡业。考欧洲有名‘列古吽’（莱航）者，富产卵力，多可得卵二百七八十至三百，长成极速，五阅月即产卵，宜求此类之种，而配以华种而事移植改良，则利莫大焉。”1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黑龙江哈尔滨鸡场养莱航鸡近万只，以产卵为主。山东济南鸡场饲养莱航、洛岛红，曾进行杂交及试验推广。但一些权威学者概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养鸡业也指明：“引进外种类别繁多，所做工作均如大海投石，影响所及，既小且暂。”13.引进机器装备。

中国近代采用机器耕田首见于光绪六年（1880）的《益闻录》第66号，其载文称：“天津有客民在距津150里地方批租荒地5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对于引进国外农业技术装备，在如何应用方面也有所论评。麦孟华（1895）年5月在《时务报》著文说：“西国农工，竞于新法，石膏以化土，鱼料以肥培，电气以速长，沸汤以暖地，玻罩以御寒，汽机以播刈，一切机器，日新月异，徒守旧法，必不足以尽地利矣。”提到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罕及百亩，一用新机，必至亏损”。觉察到独立经营，资本微落，维持“化学之器，动费数石，打稻之机，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数于百”的难处。但是，西方农业机械、装备、化肥、农药等终于引进来了。不少地方农业家开始添置、创制新的农业器械。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学报》第54期《秣稜兴农》文中提到江苏上元张是保“现在江宁讲求农学”，“又购买美犁，导农深耕云。”光绪三十三年（1907），久居海外的华侨、祖籍广东新会的陈国圻在黑龙江创办兴东公司，曾引进外国火犁，进行开垦。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清政府提倡振兴实业，鼓励官商投股或利用华侨资本购置机器，兴办垦殖企业，并给予优惠政策，曾在全国范围出现兴办垦殖公司的高潮。至1912年，各类型农业垦殖公司达170家，申报的资本逾600万银元。1近现代渔业技术的肇兴，主要表现为开始使用渔轮及与之相适应的渔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张謇条陈商部，并奏清廷获准于沿海7省组织渔业公司，开发海洋渔业。翌年，张謇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兼任经理。同年，该公司将一艘在青岛捕鱼的德国500马力蒸汽机拖网渔轮购买过来，命名为“福海”号，为我国近代渔业史上的第一艘渔轮。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增大了网具，提高了捕捞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产安全。“福海”号渔轮投入捕捞运转，为中国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迈向渔业机械化的一个起点。21罗振玉：《农事私议》卷上，第3页。

1蔡无忌等：《中国现代畜牧兽医史料》引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版。1汪敬虞：《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载《近代中国》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16—18页。

2徐荣：《上海机轮渔业的起源与发展》，《古今农业》1991第1期，第76—81页。

第六节　《农学报》的刊行和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的创办

建立农学会、出版农学报刊的先导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利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有识之士已知悉：“日人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后不能自振。”“日人以中国舆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西洋各国瓜分。”1沉重的割地赔款负担和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感，激起民众纷起抗争，寻求出路。振兴农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1895年孙中山曾在广州筹建农学会，并写有《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张謇在所撰《请兴农会奏》主张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提倡讲求农学，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法。1896年，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同年罗振玉等人联名在《时务报》刊出公启，发起成立农学会。孙中山建立的农学会，由于清军搜捕，孙中山出走海外而停顿。罗振玉等人发起的农学会由于创办农业报刊则起到介绍、普及推广新农学的先导作用。

从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学术界已在翻译西方生物学、农学著作，但尚无将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结合起来并加以分析的情形。罗振玉从1897年创《农学报》，开了这方面的先例。

《农学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半月一刊，载“务农会”的略章，农事奏折、条陈、农事（农业生产情况）西报、东报（译文），会事。翌年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改成旬刊。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学报》的篇幅每期减半，格局变化为文篇与译篇，罗振玉《农事私议》各文，多在此年各期刊载。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头开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振玉在主编《农学报》时，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和翻译国外农学书籍，汇编成为《农学丛书》，署“江南总农会”编，分七集，包括233种译著（一说235种），清光绪末年（1900—1903年间）石印出版。这套丛书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它又通过译述欧美日本农书，较全面地引进实验农学的丰富材料。《农学报》、《农学丛书》也以此确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创办农业学堂对中国近代型农业肇始、发展起基础作用的是兴办农业教育。沈宗瀚认为：“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1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力主办学，提到“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光绪十七年前后，他所写《农功》一文，对比中西农政、农学，提出“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的主张。光绪二十年（1894），他在《上1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书》，1895，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1年。

1沈宗瀚：《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5—304页。

李鸿章书》中，即切陈发展农业、兴办农业学堂的重要。他说：“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肆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中国农业教育最早发展起来的是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江西高安县曾筹办蚕桑学堂。次年，在中国蚕丝生产区浙江杭州，由杭州知府林迪臣发起创办蚕学馆，于翌年开学，修业年限3年。1898年3月，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里提出“于湖北省设立农务学堂，研究种植、畜牧之学”。同年5月，清光绪皇帝下诏各省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帝下诏出茶叶的省设立茶务学堂，出生丝的省设蚕业学堂。1902年1月，清政府又令各省为振兴农业，于省城设农务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北洋马医学堂在保定成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安东建起奉天中等林学堂。1910年5月在天津建立第一个水产讲习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张謇即在南方筹办的水产学堂，1912年选址在上海炮台湾正式成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涵盖船舶驾驶、水产捕捞、水产加工、海水养殖、渔业经营等学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所拟方案“学问宜分科”里面，第七项为“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光绪二十八年（1902），朝廷颁发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书有：“农业科之目四，一曰农艺学，二曰农业化学，三曰林学，四曰兽医学”的规定。翌年又颁《奏定大学堂章程》，其第六节农科大学项开列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各科课程，教学时数、实习安排，已具有新式农业教育的格局。及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被迫明令取消了科举。同年，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筹议的京师大学堂农科，被批准正式兴建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在崎岖的筹备、发展道路上行走了8年。首任农科大学监督为罗振玉。他没有经受学校教育训练而首任农科大学监督（校长）；他没有农业科学基本功底而致力于农学的倡导和传播。罗振玉是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由废科举到办学校教育巨大转折特定历史条件下曲折多态的著名人物，其事迹迄今仍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兴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清政府颁行的教育制度，学校分为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分为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堂分科，中有农科大学。实业学堂分初、中、高三等。农业实业教育有初等农学堂、中等农学堂、高等农学堂。据统计，宣统元年（1909）全国有高、中、初等农学堂95所，在校学生6028人。中国早期高等农业教育，教材、实习内容受日本影响较多。1913年，金陵大学农科建立后，美欧农业教育科学体制曾发挥较大作用。

创办农事试验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河北、山东等不少省份建立了农事试验场。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内设农务一司，管理农业行政。同年，选择北京西直门外二里许乐善园旧址，即今北京动物园及以西一些地区，由农工商部筹设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1，初建树艺、蚕桑、畜牧等科，1穆祥桐：《农工商部农事试验撤，《中国科技史料》1987（4），第22—27页。不久重新划为农林、蚕桑、动物、博物、畜牧等科，作了中外种子比较，中外农器比较，肥料、植物病虫害、农药、畜牧兽医试验，在中国，肇始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试验场还曾辟博览馆，展示优良品种等。

新式农科大学、农业学堂播下的种子，新型农事试验场所开辟的基业，为兴起的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培育着一批又一批人才。这些人才中不少成了我国新农业科学教育战线和开拓新学科领域的元勋。当年他们披荆斩棘，探索新路，为农业各分支学科打下发展基础的可贵创造精神，为后辈所景仰和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