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建立
袁世凯在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残酷镇压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一届内阁。
在内阁的10个部长中，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是同盟会员。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时也参加了同盟会。这样，在内阁阁员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被时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实际上内阁的重要部门皆被袁世凯的亲信所控制（如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海军总长刘冠雄）。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北迁。由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使袁世凯感到这届内阁的存在已有碍他的独裁统治。6月，袁世凯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4个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征祥也相继辞职。
唐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名陆征祥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二届内阁。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参议院被迫通过内阁新成员名单，但随即又对陆征祥提出弹劾。陆从此称病不出，袁世凯乘机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将内阁变成了自己的御用机关。
在军事方面，袁世凯以统一军令为名，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大量裁军。黄兴所领导的南京留守府在其存在的两个月中，主要工作就是裁遣民军。1912年6月14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撤销，黄兴解职。
袁世凯一方面在向集权专制道路上推进，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以欺骗和麻醉国民。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还拥有数省实力和十几万军队，特别是因为辛亥革命使清朝覆灭、帝制废除，造成了一股强劲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的新局面。这样，在民初，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党人一度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孙中山表示10年之内不入政界，将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黄兴也主动裁撤南方军队。在同盟会里，宋教仁等一部分人幻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跟袁世凯进行议会斗争，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提出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等主张，比同盟会的纲领大为倒退。经过努力，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宋教仁等大受鼓舞，希望能够就此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来削弱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袁世凯已决心用暴力来维护他的专制统治。1913年3月，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
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主张立即发兵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许多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静待法律解决。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主张通过国会举行合法斗争，反对武力讨袁。此时袁世凯却秘密下达动员令，要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4月，他指派赵秉钧等人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年息5厘，分49年还清，以中国全部盐税为担保。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卖国借款，准备内战。对此，列宁在当时即已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1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一方面传话给国民党人，凶相毕露地公开威胁：“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2他还特别强调，此话“即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国民党的领导人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7月，李烈钧、黄兴等分别在江西湖口县和南京宣布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反袁的力量薄弱，“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孙中山、黄兴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北洋军阀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
1《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第318页。
2《时报》1913年5月24日。
第二节 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
袁世凯虽然镇压了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但在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还占有多数议席，袁世凯还要利用国会选举他成为正式大总统。所以，在对南方国民党人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袁世凯还授意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他还采取各种方式收买议员，而议员也以此猎取利益。议员的收买情况，据记载：“除脱党入党外，有不必脱党入党，投一票赞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有不必投一票赞成一事，只不出席便有若干金者。..甚有买卖议员从中说合者，未能如约得折扣工资，竟提出诉讼，以买卖猪犬鸡鸭亦无中资不付为比者。”11913年10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国会未等宪法制定完毕，就匆忙进行了总统选举。自称“公民团”的袁世凯的便衣军警、流氓数千人，包围了会场，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否则不准走出会场。就这样，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表示支持。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后，便决定抛开国会、废弃《约法》，为复辟帝制扫清障碍。1913年11月，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了“二次革命”为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他又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他的御用工具。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取消国会，各地的自治会和省议会也被通令取消。5月，袁世凯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由其党羽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与专制皇帝相似的程度：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首任国务卿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曾是晚清重臣的徐世昌。根据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又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权，参政由袁世凯任命。6月，参政院正式成立，成员多为袁世凯的亲信、前清遗老和进步党人。参政院为袁世凯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任期届满时，若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没有限制。袁世凯还下令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至此，体现辛亥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等等，全部遭到破坏，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他不仅自己成为权力无限的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之子孙。
虽然中华民国只剩下了一空名，但袁世凯仍嫌不足，决心连这个空名也要去掉，以便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要“全国人民格守礼法”。1913年，他又颁发“尊崇孔圣”的通令。当年，在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袁世凯政府查封了大批进步报刊，许多报人遭逮捕、枪杀，使当时国内报刊锐减300多种，酿成“癸丑报灾”。1914年，袁世凯在其正式颁发的祭孔告令中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他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157页。
禽兽之国”1。随即他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其后，他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袁世凯祀孔祭天的活动是复辟帝制的先行。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经学会等等。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帝国主义国家也想通过支持袁世凯称帝来扩大他们的侵略势力。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乘机扩大其在华势力。它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据了青岛和胶州铁路，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满足。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承认日本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有关铁路的期限；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和割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的交换条件是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为了做皇帝，除了对个别条款要求日后协商外，接受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纷纷集会游行，罢工抗议，各种反日爱国团体大量涌现，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使“二十一条”未能付诸实行。对于人民的爱国之举，袁世凯百般压制，并命令要“严拿惩办”。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群众纷纷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2年河南省的白朗起义。起义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攻破县城40余座，跟袁世凯调集的大军战斗了两年多。这次起义不仅打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反袁斗争的信心。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他发誓要坚持反袁，以挽救辛亥革命成果，“欲竟辛亥之功”1。另一方面，他也总结了“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2。所以，孙中山在1917年7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就特别强调了要严密党的组织。该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3。孙中山规定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他本人，并要按指模。他还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
他对革命组织的整顿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做法却带有家长制和宗派主义色彩，脱离了群众，妨碍了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兴等一批革命党骨干，由于不同意孙中山规定的入党办法，加之与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故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另外，该党没有提出反帝纲领，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尚缺乏认识。
1《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1《致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
2《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3《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了《民国杂志》，不断揭露袁世凯卖国和复辟帝制的罪行。它还在国内策动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由于该党自身存在的弱点，使它未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一方面镇压了“二次革命”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方面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
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指责中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1。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不适于实行共和政体，必须由袁世凯当皇帝，才能避免中国的分裂。紧接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发起组织了“筹安会”，他们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的爪牙纷纷响应，各省代表陆续到京。在湖南、湖北、安徽、南京等地，还相继出现了筹安会分会。代表到京后，组成了所谓“公民请愿团”。袁世凯亲信梁士诒也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收买各方，组织了各种请愿团。这些请愿团一起到参政院请愿，要求废除共和制，改行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杨度等人还接连抛出《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年9月，参政院将各省代表的请愿书送呈袁世凯，建议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以便对国体问题进行表决。袁世凯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又指使人发动请愿，迫使参政院推翻原案，改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10月，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的监督下，选举出所谓国民代表，并在当地进行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结果公布，各省“国民代表”1993人所投之票，竟然全部是拥护恢复帝制，并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亦上书“劝进”。袁世凯在假意推辞一番之后，于12月12日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和卖国活动，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也使一些原本对袁世凯心存幻想的人认清了他复辟帝制的野心，从而转变了立场。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满，又恐怕在袁世凯倒台后的中国政局中“我为牛后，何以自存”1，于是，也加入到反袁斗争的行列。
1915年9月，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在报纸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各地报刊相继全文刊载，产生了很大影响。11月，梁启超帮助他的弟子蔡锷从天津登上日轮，秘密经日本转赴云南。
在全国人民反袁的高潮中，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推唐继尧为都督，宣布云南独立。他们发布了讨袁檄文，组成“护国军”，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由蔡锷率军攻打四川，李烈钧兵出两广，唐继尧部留守云南。各地纷纷响应，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也发表宣言，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袁世凯，并指挥革命党人投入战斗。在中华革命党的压力下，广东也被迫独立。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71—172页。
1《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厓、刘希陶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28页。在山东、湖北、四川、安徽、江苏等地，也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云南的起义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急忙调集了十几万军队前去镇压，妄图一举消灭护国军。但袁军涣散，节节败退。袁世凯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也对建立袁家王朝态度消极，他们先是拥兵观望，后又联名致电，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日、美等国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随之改变了态度，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日本明确表示，不能承认帝制。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了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却还企图保留总统的职务。但是，反袁风暴继续扩大。人们认识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1。孙中山也公开号召“除恶务尽”，不可姑息，“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2。5月8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事。5月22、29日，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彻底绝望。6月6日，气愤忧惧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病死。
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结束了袁世凯反动的独裁统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护国运动同样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1《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袁氏盗国记》下册，第13页。2《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5页。
第三节 军阀的割据统治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并扩大在华的侵略利益，纷纷寻找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支持下，争权夺利，使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在南方，最大的军阀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他们是在护国军的讨袁战争中形成的。滇系占有云南、贵州两省，桂系占据广东、广西两省，都是亲英、美的。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分裂为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首的直系军阀。皖系军阀依靠日本的支持，操纵北京政府，控制了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直系军阀得到英、美的支持，盘踞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东北的张作霖（奉天海城人）依靠日本的支持，形成奉系军阀，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晋系的阎锡山据有山西，张勋屯兵徐州，也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并向黎元洪和非皖系势力施加压力。黎元洪和直系军阀为保持势力，力图对抗皖系。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1917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爆发了“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是以大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是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政治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并要求中国也采取一致行动。黎元洪表示同意。这时日本也怂恿段祺瑞对德宣战，并以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供参战军费等为诱饵。美国为了与日本相抗衡，随即转而反对中国参战。段祺瑞为了以参战为名扩充武力，主张立即参战。黎元洪为了遏制皖系势力的发展，在美国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参战。1917年5月，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了国会，胁迫国会通过参战案，遭到议员们的抵制。随后，黎元洪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决心以武力继续把持政权，便指使直隶、奉天、山东、河南等省的军阀独立，并在天津组织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声言要进兵北京。黎元洪束手无策，只得邀请安徽督军张勋进京调停。
张勋曾任前清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因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被封为长江巡阅使，驻扎在徐州一带。他一向主张复辟清皇朝，并为此四处活动。为了表示效忠清朝，张部禁止剪发，故有“辫子军”之称，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张勋在段祺瑞的暗中支持下，先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随即拥兵入京，逼迫黎元洪去职。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改称这一年为“宣统九年”，他独揽大权，出任所谓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参与复辟的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黎元洪躲入日本使馆，电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张勋的复辟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北京的大部分报纸停刊，以示抗议。湖南省长沙10000多人集会，呼吁出师讨伐。孙中山在上海约集革命党人和军政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转过来反对复辟。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次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进军北京。各省军阀也摇身一变，表示反对复辟。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外国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12天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段祺瑞乘机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上台后，对外顺应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对德正式宣战；对内不再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以建立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为了扩充势力，段祺瑞政府多次向日本借款，总数为3.86亿日元，以铁路、电讯、矿产、森林等作抵押，放手出卖国家主权。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势力瓦解，日本立即乘虚而入。1918年，段祺瑞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约，使日本在中国取得了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中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随后，大批日军开进东北，迅速取代了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卖国独裁统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公开发表演说，指斥段祺瑞之流“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1。他提出了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举起“护法”旗帜，并通电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海军总长程壁光响应号召，率舰队从上海开赴广州，部分原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恢复之前，由大元帅代行行政权。9月1日，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宣布出兵北伐，开始“护法”战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独裁统治，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尊严，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所谓“护法”，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缺乏群众基础。而孙中山依靠的也仅仅只是一些地方军阀。西南军阀表面上赞成护法，实际是要维护自己的地盘。他们为了排斥孙中山，勾结一些官员、政客操纵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等人的反对，于1918年5月改组军政府，使西南军阀篡夺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是“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不可能依靠军阀进行革命。
帝国主义在操纵军阀连年混战的同时，还趁火打劫，加紧了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
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土垂涎已久。1911年11月，一小撮蒙古王公活佛在俄国的策动下，发动叛乱，宣布外蒙“独立”，并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商务专条》、《通商章程》等一系列条约，将外蒙的主权和资源大量出卖给俄国。
外蒙“独立”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致电外蒙王公活佛，要他们取消独立，勿为俄国利用，并拒不承认《俄蒙协约》。但后来的袁世凯政府却与俄国妥协，签订了《中俄声明》，虽然确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又允其“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军，这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外蒙的控制权。
此后，俄国又在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策动叛乱。1915年11月，在俄国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呼伦条约》，使俄国获得了在该地区的各种特权，而中国军队非经俄国允许，不得入内。
1《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4页。1《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1912年俄国还在中国内蒙策动叛乱，进行分裂活动。但北京政府及时派兵进剿，很快平息了叛乱，使俄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俄国还发动对新疆的侵略。1912年6月，俄国侵入伊犁和喀什噶尔，在中国军民的英勇反击下，被迫撤出。1912年8月，俄国军队伙同外蒙傀儡军侵入阿尔泰地区，并策动叛乱。中国军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击，重创侵略军。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下令将叛乱分子撤职，并宣布他们与俄国所订立的条约一律无效。
英国一直觊觎我国的西藏地区。它主要通过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扶植代理人，来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1910年初，英国策动达赖十三世和少数亲英分子逃往印度。1913年英军武装护送达赖回拉萨，宣布“独立”。西藏广大人民坚决反对破坏祖国统一。北京政府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军进藏平乱。后袁世凯政府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下令川军停止进藏，并恢复了达赖十三世的名号。
1913年10月，在英国的操纵下，所谓的中英藏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拉姆召开。英国企图迫使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并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拉姆条约”，强迫中国接受。会议期间，英国侵略分子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1914年英国又勾结西藏的分裂分子签订了《西拉姆条约》。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非法的《西拉姆条约》和“麦克马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