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武昌起义及全国的响应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它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斗争不断高涨的结果。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皇朝的一个统治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非常活跃的一个地区。自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就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虽然革命团体多次遭到破坏，但是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和共进会等各革命团体，始终都注意在新军和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将大批青年学生和会党群众输送入伍。经过努力，在新军的基层建立起了革命组织，参加的士兵达5000多人，占全省新军人数的1/3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统三年六月，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并迅速激化，发展成武装斗争。这使湖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文学社和共进会几经磋商，决定联合发动起义。为此，革命党人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预定在中秋节（10月6日）起义。

然而，待起义日期临近，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够，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不料，在十八日发生了孙武检测炸弹失慎爆炸事件，起义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起义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逃脱，彭楚藩等被捕牺牲。新军里的革命党人见事态紧急，决定提前起义。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猛攻总督衙门，瑞澂等官员仓皇逃走。经过一夜的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二十一日，又占领了汉阳、汉口，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的胜利，迅速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革命党人在各省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纷纷自发地起来参加斗争。

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新军、会党攻占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焦、陈分任正、副都督。

同一天，同盟会员笼络会党和新军在陕西发难，建立了陕西军政府，原日知会成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

九月初二日（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宣布九江独立。九月初十日（10月31日），驻扎南昌的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九月初八日（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组成山西军政府，新军标统阎锡山任都督。

九月初九日（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发动起义，次日成立云南军政府，新军协统蔡锷为都督。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贵州新军起义，占领贵阳，成立了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同日，杭州新军起义。次日，成立浙江军政府，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都督。

九月十五日（11月5日），在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的劝说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并任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七日（11月7日），广西独立，广西巡抚沈秉堃任军政府都督。

不久，原广西提督陆荣廷兵变，自任都督。

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在立宪派的劝说下，安徽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出任军政府都督。后来，他感到形势不稳，便逃离了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出任都督。

同一天，革命党人许崇智率新军在福建起义。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福建军政府成立，新军统制孙道仁任都督。

九月十九日（11月9日），广东独立，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至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鄂、湘、陕、赣、晋、滇、浙、苏、贵、皖、桂、闽、粤等13省及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先后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在其他省的许多州县，也纷纷爆发了起义。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廷的反动统治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开始筹组政府。他们接受立宪派的建议，推举清新军军官黎元洪做都督，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又推举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任民政部长。接着，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在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背景下，革命派也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弱点。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既担心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惧怕广大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只是希望尽快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对封建的旧势力缺少足够的警惕。另外，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许多立宪派人士也转向了革命，有的参与了起义，有的积极策动清廷官员宣布独立，这对于壮大革命声势，加速清廷的灭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少立宪派人物利用革命派的妥协进入政权之后，煽动叛乱，杀害革命党人，阻碍了革命的深入。湖南省宣布脱离清廷后不久，以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就杀害了革命党人都督焦达峰而控制了湖南的政权。有的省只是表面独立，实质与旧政权并无区别。江苏巡抚程德全只是在巡抚衙门挂上军政府的招牌，把巡抚改称都督，而对其余一切都无所改变。还有一些革命党人在掌权之后，革命意志衰颓，逐渐蜕化为新官僚。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政府的问题，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围绕着中央政府的建立，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重新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等地方政治集团。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电邀各省代表到武汉商议组织中央政府。二十一日（11月11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为首的江浙集团也发出通电，要求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已光复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后在湖北集团的要求下，上海方面同意将代表联合会移往武汉。

十月十日（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租界举行会议。当时，袁世凯已向南方发出了停战议和的试探，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妥协倾向。十月十二日（12月2日），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临时大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当天，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会议也移至南京继续举行。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正在南京举行会议的各省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消息，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待袁，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但又在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临时政府陷于难产。

正在这时，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从海外回到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主张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也认为在袁世凯“反正”之前，只有孙中山堪称总统的最佳人选。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用阳历，当年称中华民国元年。接着，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在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建立起来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中虽然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总长）组成。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为立宪派首领，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为旧官僚，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财政总长陈锦涛是曾在清廷任职的所谓“理财专家”。按照同盟会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外，都是同盟会的骨干。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没有到南京就职，各部多由次长代理。所以，革命派掌握了政府的实权。在临时参议院中，40余位参议员中，有同盟会员30人，立宪派不足10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3个月内，颁布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政治权利，以及居住、信仰、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废除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奖励兴办工商业和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废止中小学读经；禁用清廷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但它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无法解决人民切身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群众基础是很薄弱的。

第三节　袁世凯的窃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非常恐惧和仇视。武昌起义之后，它们大力支持清廷，破坏革命。在几天之内，英、美、日、德、法等国的十几艘军舰聚集在武汉江面，日夜升火待命，随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帝国主义者被迫伪装“中立”，实际却暗中支持清廷。它们不仅继续把关税送到北京，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还贷给清廷白银300多万两，企图借此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俄国也竭力破坏中国革命，妄图乘机分裂中国。它指使一小撮蒙古王公宣布外蒙“独立”，并出兵强占黑龙江省呼伦道（今海拉尔）、满洲里等地。

但是，由于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对于直接出兵干涉的后果也是心存顾忌。于是列强转而催促清廷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希望他能够把革命镇压下去。

受形势所迫和帝国主义的压力，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军去镇压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此并不满足，他以“足疾未痊”为由，拒不出山。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之后，袁世凯立即派兵攻打武汉革命军，夺取了汉口。

帝国主义国家在扶植袁世凯的同时，还对南方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革命政权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和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同意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意拥护袁世凯。十一月，南北双方开始和谈。和谈期间，英、美、俄、日、法、德六国领事向南北双方的代表提出了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以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帝国主义还在政治上拒绝承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并在经济上切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源，使之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

革命党人在内外反动力量的压迫下妥协了，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同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转而向清廷施加压力，由北洋将领发通电逼清廷同意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次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了能够对袁世凯有所约束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列强也从各地调兵进京，故意制造紧张局势。孙中山被迫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权。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夺，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

在袁世凯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了临时参议院匆忙赶制出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人民所应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如“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等项权利。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带有革命性、民主性。但是，在失去政权的情况下，指望以一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只能是一种幻想。袁世凯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一方面又说以后要进行修改，从而为其日后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留下了伏笔。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夭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绞杀了。这次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但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继续统治着中国，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结束了延续了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正如林伯渠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个神圣固然未必就要杀头，但为人民所抛弃是没有疑问的。”1不仅如此，辛亥革命还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1《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第四节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文化，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为主要思潮。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把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视为楷模。他们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历史、哲学等，以此为武器，批评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走“流血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

在辛亥革命时期，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得到广泛的流传。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国内翻译的西学书籍大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维新运动期间，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虽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译介的大量增多，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当时从事译书工作的，既有革命党，也有改良派和其他人士。欧美主要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从古代到近代，都被介绍到了中国，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霍布斯、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以及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政治思潮除民主主义外，“五四”前后在各种思潮中曾占有优势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产生了伟大影响并成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就介绍进来。其中以《民报》的贡献为大，朱执信的表现为突出。他在文章中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最进步的社会”，并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及阶级斗争学说。

这一时期，对于外国历史有不少的翻译介绍，主要是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梁启超等人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著作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过是帝王将相传记的汇集，不能说明社会进化的趋势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要求历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1。章太炎在同时期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教育也很重视。他们指出：“社会教育之不兴，我祖国其将不国矣。”2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大力提倡“兴学堂，普及教育”，并利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当时，全国很多学校都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有的就直接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中。如蔡元培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创设的爱国学社，秋瑾主持的浙江绍兴大通学堂等。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传播了科学文明，冲击了守旧陋习，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为了统治需要，在这时期将各省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并任命了管学大臣，主管京师大学堂和全国一切学堂事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成立了学部。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在教育内容上还是以“修身读经为本”，把诵习儒家经典和遵循封建道德摆在了首位。次年，清廷明令宣布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1《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2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

这就明显暴露了它兴办学校的目的。

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教会，并创办了大批学校。到戊戌变法失败时，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天主教会举办的中、初级学校已有500多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已达1100多所。它们还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到辛亥革命时期，已有北京汇文大学、武昌文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人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品。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译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在福州刊印。辛亥革命时期，对外国小说的翻译有了很快的发展。到宣统三年（1911），翻译出版的小说有几百种，翻译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被陆续翻译出版。其中，译书最多的是林纾。林纾，字琴南，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的高潮中，他译出了《黑奴吁天录》，用美国虐待黑奴的故事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小说改良的主张，极力强调小说对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在小说的创作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最为有名。这些小说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成，广泛运用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罪恶活动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

革命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地通过诗歌及其他通俗的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秋瑾不仅是一个女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她写了大量诗歌，表现了她坚决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宣统元年（1909），以同盟会会员为中心的“南社”成立了。这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由柳亚子等编辑出版了《南社丛刻》，用诗歌来鼓舞革命。

在戏剧方面，从道光年间逐渐流行的京剧，具有深厚的民间艺术基础，集中了许多地方戏曲的优点，在唱腔、表演、念白、武打等方面逐渐超过了以往的各个剧种，广泛地吸引了观众。咸丰以后三四十年，京剧的剧目丰富，题材广泛，名演员大量涌现，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在名演员中，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程长庚、谭鑫培等人。辛亥革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京剧界也产生了影响。著名的演员汪笑侬（1858—1918），在八国联军入侵后编演了《哭祖庙》，借三国末年蜀北地王刘谌反对投降、哭祭祖庙的历史故事，宣传爱国思想，抨击清廷的腐朽。有的演员还尝试排演时装戏，直接讽刺时政。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的一些京剧演员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革命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戏剧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光绪三十年（1904），陈佩忍、柳亚子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专业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革。

话剧是在清末开始出现的。话剧一产生就和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部分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春柳社”，把《黑奴吁天录》改编成五幕话剧，公开演出，配合了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此后，1《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页。

上海又上演了《秋瑾》、《徐锡麟》等话剧。宣统二年（1910）成立的进化团和1912年成立的“新剧同志会”，是话剧创始时期两个重要的职业剧团，有较大的影响，演出的剧目如《共和万岁》（歌颂辛亥革命胜利）、《黄鹤楼》（赞武昌起义）、《黄花岗》（纪念七十二烈士）等，起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清末的中国是更为落后了，但也有一些成就。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开始建筑自办的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由詹天佑任总工程师。这条铁路长约200公里，里程虽不长，但要经过燕山山脉，地形复杂，在工程上有许多困难。一些外国人曾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进行讽刺，说什么会修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尚未诞生”。詹天佑（1861—1919），安徽婺源人。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选派第一批幼童30人赴美学习，十二岁的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员。光绪七年（1881），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随即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为了替祖国争气，勇敢地承担起主持这条铁路的修建工程。他和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解决了被认为是世界铁路工程史上罕见的艰险工程，把隧道的长度减少到原来欧美技术人员设计方案的一半，同时又用两个机车和“人”字形的轨道解决了爬坡的难题。这条铁路于宣统元年九月（1909年10月）正式通车，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工银也有节余。

詹天佑的成绩，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是难能可贵的。这又一次表现了中国人在创造发明上的才能。但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政权的严重压迫和摧残，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陷于落后的状态。

附表：清世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