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一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发展，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对外国教士和教会侵略斗争的总汇合。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列强纷纷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许多依靠旧式运输为生的水手、脚夫等纷纷失业。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外国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侵华急先锋的角色。鸦片战争后，外国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已达3000多人。他们依仗侵略特权的保护，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致使民教纠纷不断。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的局面。不仅如此，外国教会的活动还直接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搜集各种情报，为本国政府的侵华出谋画策。如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就曾多次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巨野教案发生后，他又立即建议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对安治泰的所作所为曾给予赞扬，巴伐利亚王室还特别授予他贵族的称号。此外，法国的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对中国侵略。

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时，反洋教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

义和团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和习拳练武的组织。其中，有的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在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他认为直鲁交界冠县等地的义和拳，就是咸、同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根据地方官的建议，他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义和拳采取改拳为团的方针，将其纳入乡团之中，“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1。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试图将义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团练武装。同年九月（10月）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发动。在甲午战争中，山东惨遭战火的洗劫。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并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不久，英国又强占了威海卫。在山东的外国教会势力也不断膨胀，山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16页。

东是全国民教纠纷最多的省份之一。加之当时黄河连年溃决，山东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各地教堂却趁火打劫，高利盘剥，囤积居奇。致使人民长期郁积心中的仇恨与不满，终于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冠县梨园屯的村民在阎书勤的率领下，拆毁教堂，驱除教民，反抗教会的压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率拳众前来支援，在梨园屯亮拳设厂。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和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率众攻打教堂。队伍发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几个县。此后，义和团在茌平、禹城一带得到迅速发展。仅在平一县，习拳者就多达800余处。二十五年秋，茌平拳民首领朱红灯和禹城拳民首领心诚和尚互相支援，驱赶教士、焚毁教堂，并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其他各支义和团也纷纷起来响应，造成巨大的声势。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一方面调军队进行镇压，但另一方面也深知长期以来“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1。所以，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乃至以抚为主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发展。

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踊跃参加。但义和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义和团的组织称坛，又叫坛场（厂）、拳场（厂），多设在庵、观、寺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坛首称大师兄、二师兄。各坛人数不一，信仰各异，活动范围也不确定。他们往往是各自为战。义和团在组织上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浓厚的迷信色彩。

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中，几乎同时都打出了类似“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的旗号。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也提出了“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这个口号将斗争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表达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争取了爱国官绅和清军将士的同情，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扶清”是以灭洋为前提的，一旦清廷破坏灭洋，出于自卫和灭洋的需要，义和团是不会被“扶清”所束缚的。但是，该口号也反映出义和团对清廷的本质认识不清。他们要拯救祖国，却不能把祖国同清皇朝区分开来，对清皇朝抱有幻想，缺少警惕。同时，“灭洋”也带有笼统排外的色彩。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省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恐慌。美、英等国驻京公使不断催促清廷严厉镇压义和团，甚至公然压迫清廷任命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袁世凯从直隶省率新建陆军7000余人到山东后，纠合地方武装，残酷镇压义和团，致使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转入低潮。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一部分义和团转移到直隶省，与当地义和团汇合，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势力更为扩大。在京畿一带，义和团“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1。四月，义和团占领涿州，控制了直隶省城保定，并逼近京、津，在京畿一带形成燎原之势。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份变得复杂起来。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包括顽固士绅和受过教会欺压的中小地主，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些人的加入，使农民队伍中本来就存在的笼统排外主义、排斥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等落后面进一步扩大。

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

1《义和团》第2册，第485页。

义和团声势浩大，使清廷感到威胁，而想对它加以利用和控制。这时，清廷跟外国侵略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慈禧太后因英、日等国让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外继续活动，不同意她废光绪皇帝的计划，而心怀猜忌。在经过几度密议之后，清廷决定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它进入北京。本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春，北京城内就已有义和团活动，现在内外结合，声势更为壮大。几天之内，居民加入义和团的达十几万人，满、汉士兵也纷纷参加。义和团在北京焚毁教堂，打击外国侵略者，不断示威游行。同时，义和团也进入天津城，在城内划界管辖，守卫各城门，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

义和团在北京、天津的迅速发展，鼓舞了全国人民。不仅山东省和直隶省，山西、陕西、河南、内蒙、东北等地区也都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南方各省，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彼伏此起，跟义和团反帝运动相呼应。中国大地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汹涌澎湃。

第二节八国联军的侵华和清廷的宣战

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着手准备联合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廷，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五月初一日（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联合出兵北京。五月初三日至十二日（5月30日至6月8日），各国侵略军近千人由天津陆续开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为了阻止侵略军继续进犯北京，义和团开始拆毁京津铁路，切断京津电报线，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激战。此时，在大沽口外已集结了俄、英、日、美、法等国的24艘军舰，在天津租界里已有侵略军2000余人。五月初十日（6月6日）前后，驻华公使们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批准。十四日，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军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率领下，以“救护使臣”为名，在大沽登陆后，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协同清军在落垡、廊坊等地跟侵略军展开血战。敌人伤亡惨重，狼狈逃回天津租界。

与此同时，聚集在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在俄国海军头目的指挥下，攻占了大沽炮台。大批侵略军纷纷从大沽登陆，向天津进犯。俄国侵略军2000多人开到天津火车站后，就开炮袭击义和团。曹福田领导的义和团和马玉昆的武卫左军，奋勇抵抗。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冲杀，打死打伤俄国侵略军500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直隶提督聂士成亲率的武卫前军等部分清军，也对天津租界发动猛烈围攻。由青年妇女组成的“红灯照”，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夜以继日，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八国联军的进兵，使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气焰更加嚣张。使馆官员和卫兵屡次向义和团挑衅，任意枪杀无辜的中国居民和同情团民的清军士兵，并在使馆区筑垒设岗，积极备战。五月十八日（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f.vonklemensketteler）带领德国兵外出时，发现有团民练武，就立即开枪射杀，打死20余人。二十四日，克林德又在东单牌楼附近向中国士兵开枪，结果被中国士兵当场击毙。出于对侵略罪行的义愤，从这天起，清军和部分团民开始围攻使馆。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根绝联军进京。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派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利用义和团以对抗列强。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等上奏：“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固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一因势利导之一法。”1在和战、剿抚问题上，慈禧太后最初也是举棋不定。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但同时她又派兵保护使馆，幻想以此换取列强停止进兵。第二天，慈禧太后接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0页。

到了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以及要求她归政的谎报，使她更加不满。当天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遭到光绪帝等主和派的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抚调兵驰援北京。二十三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但未能成功。随后，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在与列强的战争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决定对外宣战。二十五日，清廷发布“向各国宣战谕旨”。

在对外宣战的同时，清廷下令招抚义和团，对义和团犒赏银、米，称义和团为“义民”，派庄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带义和团，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凡挂号者名为官团，称“奉旨义和神团”；制订《义和团团规》，要义和团听命于清廷，如有违背者，以“伪团”论处，从而进一步欺骗和控制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仅四天，慈禧太后就下令停攻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她还在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电旨中，对他们反对宣战、主张镇压义和团的态度表示了肯定，认为他们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1。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慈禧太后再次向各国公使保证，将继续保护使馆，并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2。初七日，清廷又向俄、英、日发出呼吁，乞求帝国主义“暂弃小嫌，共维全局”3。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集团，反对宣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英国惧怕义和团运动波及长江流域，威胁其在华利益，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等“维持秩序”。清廷对外宣战后，他们拒不奉旨，反而通过盛宣怀指使上海道余联沅，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与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制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1。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都先后对“东南互保”表示了支持。“东南互保”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阻碍了义和团向南方的发展，也使帝国主义列强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

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187页。

2同上书，第203页。

3同上书，第228页。

1《官方文电》，《义和团》第3册，第327页。

第三节　八国联军的暴行

为了加紧进攻天津，帝国主义开始不断增兵。至六月（7月）上旬，兵力已达1.8万余人。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联军分三路围攻据守天津城西南的聂士成军和团民，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正如一位外国官员所言：“我曾经见到过世界各地的战斗，但从来没有见到过象对付这些未经训练过的中国人更为艰苦的战斗了。”2聂士成力战身亡。就在这关键时刻，清廷派力主镇压义和团的四川提督宋庆到天津主持军务。宋庆按照朝廷的旨意，命令军队大肆屠杀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义和团受到严重伤亡，大大削弱了守卫力量。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城陷落。

清廷在天津失陷后，更急于投降，派人到外国使馆慰问，表示道歉、赔款、惩凶。但是，帝国主义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拒不理睬，加紧准备进犯北京。七月初十日（8月4日），八国联军近20000人，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和部分清军进行了英勇抗击。但清廷却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向侵略者乞和。二十日，侵略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联军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保定等地。

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犯下累累暴行。在攻陷大沽后，连日纵火，将繁华的市区夷为平地。攻入天津后，联军对着逃难群众任意开枪、放炮，天津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1。占领北京后，八国联军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他们大肆杀戮义和团民，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杀戮、烧死了1700多位团民。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德国元帅瓦德西还纵兵大掠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当时，从公使、将军直到传教士、士兵，都参与了这一暴行。日军从户部抢去白银300万两，并烧房毁灭罪证。各官衙所存库款被抢劫一空，损失约计6000万两2。堆满金银和历朝宝物的皇宫、颐和园等地，也遭到洗劫，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抢掠、毁坏。明代的《永乐大典》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残本，此次又失去307册。正如时人所言，经过这场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遂尽”3。

俄国除参加帝国主义联军外，还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当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东北地区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调集15万军队，分兵几路，先后攻入黑龙江、吉林、盛京。到八九月（10月）间，东北全境几乎都被俄军控制。俄国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仅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杀害、烧死和淹死在黑龙江里的中国人民就有7000多人，历史悠久的古城瑷珲被烧成一片瓦砾。列宁当时就愤怒谴责俄国侵略者“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1。

面对俄国的野蛮侵略，东北义和团和各族人民到处掀起了抗击侵略军的2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55页。1佚名：《遇难日记》，《义和团》第2册，第172页。

2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99页。

3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1册，第316页。

1《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武装斗争。后来，他们组成了“忠义军”转战各地，提出了“御俄寇，复国土”的口号，不断袭击俄军，使其坐立不安。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争着从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它们之间矛盾重重，争夺激烈。俄国主张撤兵、议和，并支持慈禧太后继续掌权，但条件是清廷承认其独占东北。英国希望废慈禧太后，由光绪帝主政，建立一个由英国政府控制的政权。日本也试图争夺东北，故支持英国，反对俄国。法国为了遏制英国在两广的扩张，倾向于支持俄国。德国则正在继续调兵，企图以武力占领烟台，以便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反对立即议和，提出了惩办慈禧太后和载漪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吵后，列强逐渐达成一致意见，即接受美国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的统治，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实质上是要建立对中国的共管。在这个基础上，这些国家跟清廷的代表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开始媾和谈判。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阴历辛丑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比、荷、西11个国家迫使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除正约之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1.清廷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两千多万两，总数超过十亿两；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由帝国主义控制，作为偿付赔款之用。

2.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

3.拆毁大沽炮台，从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允许外国军队驻守。

4.清廷向各国认错道歉，惩办曾经支持过义和团的各级官员，并保证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违者处以死刑。

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巨额的赔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加剧了清廷财政危机，而且使列强得以控制了清廷除田赋之外的主要财政来源；使馆区的设立，炮台的拆除，军队的驻扎等，使列强进一步强化了对清廷政治和军事控制。它又一次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破坏，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慈禧太后因为继续保持了她的地位，所以对这个条约非常满意，竟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早在逃亡西安的途中，她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1900年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公开出卖义和团。声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1各地清军开始大肆绞杀义和团，并以此献媚于侵略军。联军统帅瓦德西曾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2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义和团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血的教训使团民们警醒。他们开始摈弃“扶清”的提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的义和团相继提出了“灭清剿洋”、“扫清灭洋”的口号。第二年，在直隶省，1《义和团》第4册，第52页。

2《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30页。

爆发了景廷宾领导的起义。起义军打出“扫清灭洋”、“官逼民反”的大旗，纵横20余县，向教会势力和前来镇压的清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清廷调集重兵进行镇压，外国侵略军6000余人也前往“助剿”，起义失败。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义和团以其英勇顽强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精神，它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义和团运动自其爆发之日起，就遭到了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攻击。他们指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对此，列宁曾撰文批驳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1在此，列宁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祖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时刻，在腐朽清廷已无力捍卫国家主权的背景下，中国人民挺身而出，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发出了吼声：“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他们是在为国家和自己的生存而战。“好男儿，要灭洋，好女儿，要保国，灭了洋、保了国，我们才能活。”所以义和团所反抗的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奴役，而不是什么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文明。曾任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的何天爵也曾这样指出：“要追根寻源，就必须回到六十年以前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始有外交接触或联系的时候。要懂得它的势力和力量，必须探索当时发起席卷全国的排外情绪，研究它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所孕育，被上千次互相误解与不平的真实原因所加重。..它代表六十年来增长的愤怒和仇恨，由于长年的压迫而更加激烈，它获得亿万没有卷入运动的中国人的衷心的同情。毫无疑问，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他们一种爱国的努力，是要把他们的国家从外来侵略和可能发生的瓜分中拯救出来。”1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广大的义和团民和爱国将士，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得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尚“含有无限蓬勃的民气”，并断言“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中国不啻“梦呓”2。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赫德也认为不可能瓜分中国，因为义和团运动使他意识到“不论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分割去，都必须用武力来统治。像这样，被分割去的领土越大，治理起来所需的兵力就越多，而骚乱和叛乱的发生就越是确定无疑。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哪几个外国统治者。”他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为1《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79页。

1何天爵：《中国之过去与将来》，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2《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86页。

了使中国强盛起来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对帝国主义则是不祥之兆3。

当然，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还有着明显的小生产者的特点，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还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它不可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它的失败，也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清廷对列强的妥协投降，对义和团的利用和叛卖，进一步暴露了其反动本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须推翻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掀起革命的浪潮。

3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