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使了人们的觉醒。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设厂、开矿、自办铁路的要求，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已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无力继续垄断近代工业。此外，由于《马关条约》已准许外商在中国自由办厂，所以清政府也就不便再禁止本国商人投资新式企业。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也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由于以上原因，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设立了62家商办企业，资本总额达1240多万元1。这远远超过了中日战争前20多年民族资本的总和。在当时民族工业的各个部门中，棉纺织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光绪二十二年，陆润庠等在苏州创办了苏纶纱厂，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二十三年，杨宗濂、杨宗翰在无锡开办业勤纱厂，庞元济在杭州创办了通益公纱厂，陈光颍在浙江萧山创办了通惠公纱厂；二十四年，朱幼鸿在上海创办了裕通纱厂，等等。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些新设立的纱厂都先后开工生产。
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广东的缫丝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在苏州、杭州、镇江、萧山等处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缫丝厂。此时，缫丝工业成为了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一个部门。
轮船运输业的发展也颇为迅速。除轮船运输业的中心上海之外，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也相继创办了轮船公司和轮船局。
此外，诸如面粉、酿酒、造纸、印刷、火柴、肥皂、碾米、制革、织麻、采矿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力量还十分薄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其发展可谓步履维艰。甲午战后，列强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以暴力攫取的在华特权，掌握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控制了商品的原料产地。外国还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并且一般都规模较大、资本雄厚，从而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还加大了向中国的商品输出，进一步侵夺并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压力，使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常常出现亏损甚至破产或被外商兼并。以发展较快的棉纺织业为例，其受外商的打击最为严重，进口的洋纱和外资在华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市场占据优势，民族资本的纱厂不仅无力与之竞争，而且岌岌可危。如上海及苏、杭一带的华商纱厂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已普遍亏损，能够全年开工的已是寥寥无几。此外，本国的封建主义也束缚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廷虽然已准许“民间设厂”，但直到戊戌维新运动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0—919页。
前后，华商自由设厂的权力仍未得到法律上的保证。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日渐增多的苛捐杂税，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虽然受到了种种压迫和阻碍，但较之从前毕竟还是有了初步的发展。逐渐壮大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承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要求挽救危机、改变现状，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适应并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节 维新思潮的兴起和维新运动的高涨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康有为，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对国势日衰、政局动荡忧心忡忡，并对现状产生了强烈不满。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次上书未能递到光绪帝手中，但它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招生讲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移学舍于广州万木草堂。他在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同时，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主张建立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刊于光绪十七年。在书中，康有为把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都斥为“伪经”，认为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它与孔子无关，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虽然《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却动摇了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教条，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变法制造了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该书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指责该书本旨在于“黜君权，伸民力”1。《新学伪经考》曾两次遭到清廷的查禁。
《孔子改制考》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康有为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在书中，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他认为时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的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而要达到所谓的“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尽管康有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否定了君主专制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说教，主张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试图以此证明维新变法非但没有违背圣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该书同样遭到了顽固派的围攻，并被清廷下令毁版。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发动各省应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反对签订条约，要求立即变法。1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苏舆：《翼教丛编》卷4，第9页。
此次上书虽然被阻挠，但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演变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而且使康有为成为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后，他又连续上书，反复说明他的变法主张，希望清廷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奖励民间兴办新式工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机。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洋务派都坚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反对政治改革。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又都遭到他们的阻挡，没有成功。但是上书的文稿被印成书，在社会上得到传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万国公报》），报道时事，鼓吹变法。七月，他们又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出版《强学报》。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和其他拥护光绪帝的帝党官员支持强学会，而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派则对之百般攻击。光绪二十一年底（1896年初），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随后，强学会上海分会和《强学报》也被张之洞查封。
但是，议论时政的风气已开，维新变法的潮流并未因顽固派的阻挠而停止发展。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谭嗣同在湖南倡议设立的南学会及由他参与创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严复等编辑的天津《国闻报》等，都是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
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权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梁启超认为中国要自强，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批判封建的君主专制，要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宣传变法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主笔的《时务报》在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地方上，湖南是在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省份。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任徐仁铸等人支持下，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鼓吹变法，使维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曾游历各地，目睹了民生的艰难和国家的积弱，逐渐萌生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存的爱国思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维新派，开始积极投身变法活动。光绪二十三年初，完成了《仁学》一书的撰写。在书中，他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对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他痛言数千年来三纲五伦的“惨祸烈毒”，并特别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巨矣！”1他指责“君为独夫民贼”，君主专制政治是强盗政治，号召人们起来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谭嗣同应邀回到湖南进行维新活动。此前，江标等人已创办了宣称维新变法的《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同年九月（10月），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聘请梁1《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
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梁启超的到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更加蓬勃开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谭嗣同、唐才常等建立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并在各县设立了分会。同时，谭嗣同还参与创办了湖南主要维新喉舌《湘报》（日报）。南学会每周讲演一次，宣讲天下大事和变法主张，每次都有近千人听讲，湖南维新风气得以大开。维新派的活动使湖南的顽固势力非常恐慌，于是他们群起攻击。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辞退梁启超、唐才常等人。随后，王先谦又与叶德辉等人煽动部分守旧学生订立《湘省学约》，制定维护封建礼教的条规，以对抗维新思潮。在顽固派的煽动下，一些人哄闹南学会，殴打《湘报》主撰，致使梁启超等维新派被迫离开湖南。
这期间，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严复，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有较多的了解。中日甲午战争后，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andethics》）的前两篇，取名《天演论》，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严复认为中国只有顺应“天演”规律实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否则就将亡国灭种。他特别强调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以及“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观点。严复所宣传、提倡的进化论思想，成为维新派批判封建顽固派守旧不变、激发人们要求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复在天津的《直报》发表了《原强》、《辟韩》等文章，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批判封建君权。他指出，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君应由民选择共举，也可以由民废掉。他把秦代以来的专制皇帝都斥为“大盗窃国者”1。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出现了许多以宣传维新变法、培养维新力量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96—1898）间，北京、上海和直隶、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先后设立学会、学堂、报馆，达300多所，这说明维新运动趋于高涨。
为了适应宣传变法维新的需要，梁启超提出过文体改革的主张。他的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格局，明快晓畅，通俗易懂，号称“新文体”。梁启超、谭嗣同等还发起所谓“诗界革命”，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内容。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绩最大。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他认为写作诗歌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反对因袭古人。他写的诗歌反映了异国风物、时代的风云和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的广阔领域。其中如传诵很广的反对割让台湾的《台湾行》，写出了“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的雄壮诗句。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与清廷内部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顽固势力的代表人物王先谦的弟子苏舆编辑了《翼教丛编》，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张之洞也撰写了《劝学篇》，对维新变法进行攻击和非难。对此，维新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当时，论战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1《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5页。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的。维新派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1，所谓“祖宗之法”也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他们以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特别是清皇朝本身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为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还批评洋务派的主张是“变事”而非“变法”，指出洋务活动的历史已经证明，洋务派所为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顽固派与洋务派都要求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顽固派认为兴民权、设议院必将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1。洋务派也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2。维新派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从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有益的养料，对封建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宣传“天赋人权”理论，指斥专制君王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并指出封建的君主专制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们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即清，外侮不作”3。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顽固派彻底排斥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洋务派虽然赞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又特别强调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维新派则批评科举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4。他们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废八股、兴学校，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并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5。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一个人人谈维新、处处讲变法的新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对封建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却又奉孔子为教主；要求变革，却只允许“渐变”，反对“突变”；提倡兴民权，却又惧怕和仇视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是希望能够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与政权，这说明他们自身与封建主义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维新派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1王仁俊：《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3，第14页。
2张之洞：《劝学篇·正权》。
3赵而霖：《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3册，第195页。
4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40—44页。
5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
第三节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了胶州湾。清廷的腐朽统治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下，维新运动迅速高涨。次月，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也已威胁到清皇朝的统治，如若再不及时变法，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此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未能递达光绪帝，但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光绪皇帝为了摆脱危机，并借此挣脱慈禧太后的束缚而夺取实权，开始倾向支持康有为的变法要求。但恭亲王奕等反对变法的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阻挠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帝只好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再次阐明了变法的紧迫性，批驳了荣禄等人对变法的责难。帝党首领翁同龢对康有为非常赏识。事后，翁向光绪帝做了汇报和举荐。光绪帝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要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并命总署将康所著《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等书进呈。
正月初七日（1月28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他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并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1康有为希望能够借助皇帝的权力来推行维新变法，使维新派参与政权，改革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在上书中，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较之从前有所缓和，没有再提兴民权、设议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反改革的势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而不得不调整策略，转而尊崇君权，“以君权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康有为及维新派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光绪帝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他们联络发起的各种地区性学会如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在京成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康有为联络、发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组成了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他们发表演说，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危亡。此后，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也相继成立。维新派的活动再次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御史文悌上折参劾，指责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许多人退会以避祸，甚至保国会的发起人李盛铎也转而攻击保国会。在这种情况下，保国会成员锐减，在开了三次会之后，就被迫停止了活动。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帝、后两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89—190页。
1《杰士上书汇录》卷1，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
11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任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并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军机处帮助主持变法事务。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变法失败，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主要内容如下：1.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2.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官民上书言事。
3.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海陆军，推行保甲制度。
4.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改革诏令的颁布，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变法诏令中没有提到设议院、立宪法。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劝说光绪帝在变法过程中应该“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1然而尽管如此，变法还是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对于新政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够认真执行外，其他各省督抚则大都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托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在百日维新期间，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连发三道谕旨。首先，撤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逐回原籍，使帝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其次，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本已归政的慈禧太后又牢牢控制了用人权，使光绪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第三，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改为实授），统领北洋军队，掌握了京、津一带的兵权。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加强了对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密切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光绪帝也曾试图予以反击。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将反对改革、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官员一并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此举使守旧势力大为恐慌，双方斗争更加激烈。变法的反对者四处活动，或造谣生事，或向慈禧太后控告光绪帝，请求她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部调至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长辛店。军队的异动，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京、津一带开始盛传慈禧太后跟荣禄密谋，将乘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密令康有为等设法应付。维新派没有群众基础，自身又毫无实力，在这紧要关头，惟有痛哭失声。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6页。
袁世凯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骗取了支持维新的名声。此时，他统率着7000余人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维新派希望能够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在维新派的举荐下，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初三日（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以解救光绪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次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提前回宫，把光绪帝严密控制起来。初五日（20日），袁世凯在请训后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已经“训政”的消息传到了天津，荣禄随即派人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锢后杀禄”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囚禁了光绪帝，并下令搜捕维新派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当时，英、美、日等国和俄国之间有矛盾，俄国支持慈禧太后，而英、美、日等国想拉拢光绪帝和维新派以对抗俄国，并乘机加强对清廷的控制。所以，它们曾插手维新运动，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也主张联络英、日，以利用这些国家的支持。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了北京，维新派对他此行寄予了厚望，准备聘其为变法顾问。然而，当伊藤博文发现变法败局已定时，就无意再支持光绪帝和维新派。维新派请求外国公使出面干涉，也是毫无结果。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逃往国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6人被杀害，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员被革职。变法新政，除设立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
维新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仍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大旗，要求改革封建的社会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彻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而且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
维新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还是一次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着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批判封建君权，猛烈地冲击了陈旧腐朽的旧文化。由于变法维新政治需要，由于新学的提倡和传播，也导致了文艺领域的变革。“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形成广泛的文艺革新运动。作为一次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戊戌维新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以此为起点，资产阶级文化打破了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并发展成为主流，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结构才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维新派由于自身的软弱与局限，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把变法维新当作抵制人民革命运动的手段。他们反对引起社会巨大变动的革命，认为只要依靠封建皇帝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就可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他们也幻想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来消弭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试图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9页。
从列强那里寻求对变法的支持。这些就注定维新运动的必然失败。而这场以和平手段对传统体制进行改良的最终失败，也暴露出清朝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顽固。血的教训使人们警醒，从而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开始向革命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