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1895），日本为了吞并中国邻邦朝鲜，并向中国扩展，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发展迅速，一跃而成为亚洲的强国，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大陆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征服朝鲜为其“利益线的焦点”，并进而吞并中国的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地。随后，日本政府即按此政策对中国、朝鲜进行侵略扩张。从同治末年起，日本多次武装侵略朝鲜，攫取了通商、驻兵等特权，使朝鲜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光绪十六年（1890），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异常尖锐。日本统治阶级为了转嫁危机，大肆扩充军备，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并且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各种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着手准备侵华战争。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得到了美、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美国当时集中力量扩充在太平洋的势力，难以顾及远东，故对日本采取了扶持的做法，希望能够“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法抗争”1。德、法两国也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英国在侵略东亚的过程中，经常同俄国发生争夺。为了对抗俄国，便采取了接近日本的态度。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16日），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提高了英货进口的关税税率。次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阶级极为恐慌，要求清廷派兵协助镇压。日本乘机诱使清廷出兵朝鲜，并声称“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听信了日本的保证，在接到了朝鲜政府“恳请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的文书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选带淮军1500人，乘船东渡朝鲜。同时照会日本，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并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2。但日本却以护送驻朝公使赴任和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侵入朝鲜，把部队部署到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

当中日两国陆续派兵赴朝时，东学党起义已经平息。清廷按原议提出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方案，同时命令正准备增援的后续部队停止出发，并电令在朝清军向牙山集结，准备订期内渡回国。但是，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命令驻扎仁川的日军开进汉城，把朝鲜政府置于日军的监督之下，并继续增兵入朝，使侵朝日军增至万余人，数倍于清军，战争迫在眉睫。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突然袭击中国军舰，中国雇用的英国运兵船被击沉，船上兵士700多人死难。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1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中译本第96页。

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2册，第548—549页。

第二节　战争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廷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主张。以翁同龢、文廷式等帝党一派极力主战，反对妥协求和，同时想以此争取人心，扩大实力。他们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主和派则以把持了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等后党官僚为代表，为了保存实力，主张避战求和。在中日战争爆发前，面对紧急的形势，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企图在外交上依靠列强的折冲调停，迫使日本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李鸿章和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先后求救于俄、英、德、法、美等国，但毫无结果。驻扎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感到形势紧急，曾多次电请李鸿章增援备战。李鸿章却不为所动，在回电中依然强调“已付各国公论”，英、俄等国必有办法；并严令叶志超“静守勿动”，以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1结果，贻误了时机。

在袭击中国军舰的当天，日本陆军进犯驻扎牙山的清军。清军主将叶志超放弃牙山，逃至平壤。由于日本已经不宣而战，清廷被迫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在当天向中国正式宣战。这一年是阴历甲午年，故这场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集结重兵对平壤发起猛烈攻击。中国军队在朝鲜人民的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总兵左宝贵登城指挥，力战身亡。统帅叶志超却率军仓皇出逃，致使清军迅速溃散。八月下旬，清军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

平壤战役后两天，日军为了控制在黄海的制海权，又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对北洋舰队进行偷袭，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黄海海战。八月十七日（9月16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北洋舰队10余艘舰船，护送运兵船至大东沟。次日中午，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由于受李鸿章等人消极避战的影响，准备不足，所以海战一开始，中国方面仓促应战，再加上指挥缺少经验，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包围。但是，中国海军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反击。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在旗舰“定远”号的飞桥上跌落受伤，但他仍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气。“定远”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致远”号受重伤后，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猛冲，意图撞毁日舰“吉野”，不幸中鱼雷沉没，邓世昌和全舰2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号管代林永升力战牺牲，全舰官兵继续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海战历五小时，北洋舰队沉毁军舰五艘，而日本舰队包括旗舰“松岛”在内五艘军舰也遭到重创。日本舰队无力再战，首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还尾追一阵才返回旅顺。此战，北洋舰队虽损失不小，但它还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重型铁甲舰及“靖远”、“来远”等战舰，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况且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一时也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然而，黄海战后，李鸿章一味强调“避敌保船”，命令北洋舰队躲藏在威海卫港内，不准出击，以致造成坐困待毙的局面。

从九月（10月）下旬开始，日军分两路大举入侵中国。一路渡过鸭绿江，进攻中朝交通要道九连城。沿江驻守的四万多清军，除据守虎山的聂士成部1《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25页。

进行过抵抗之外，其余均望风而逃。日军接连攻陷九连城、安东（今辽宁丹东）、凤凰城、长甸、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以夺取旅顺、大连为目标。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大批日军在此登陆，并把大量军火辎重运送上岸，清军未进行任何抵抗。旅顺守将总兵徐邦道等见金州危急，建议旅顺守军分兵增援，以保护后路，并电请李鸿章速令北洋舰队赴援大连。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其他将领的响应，反而被李鸿章斥责为“糊涂胆小”1。十月初九日（11月6日），日军进犯金州，徐邦道率孤军奋战，抵抗失败。徐邦道退守旅顺。次日，日军进攻大连炮台。由于守将赵怀益已先一日脱逃，兵勇溃散。日军轻易地占领了大连，并缴获了清军遗弃的大批军用物资。

十月二十一日（11月18日），日军向旅顺发起进攻。丁汝昌曾亲往天津面见李鸿章，请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李鸿章却严令丁汝昌“保船避战”，否则虽胜亦罪。而驻守旅顺的清军统帅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屿，在开战前即已逃往烟台。在旅顺的1万多清军军心涣散，将领互不统属。徐邦道率部迎敌，一度击败日军的先头部队。双方激战数日，徐军终因后援不继而失败。二十五日（22日），旅顺失守。日军攻占旅顺后，连续四天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近2万的无辜群众被杀害。

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盛京（今辽宁省）广大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岫岩时，当地挖煤工人联络几十个村庄的人民，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抵抗，打死打伤许多敌人。辽阳地区的农民，在1个月内连续打退敌人的4次进犯。旅顺人民在日军的屠刀下，宁死不屈，表现得英勇顽强。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抄袭威海卫后路，并以海军封锁威海卫港口，使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年1月30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南岸炮台，北岸守军望风溃散。丁汝昌派人炸毁了北岸炮台和弹药库，以免资敌。随后，日军又占据了北岸。北洋舰队陷入重围。正月初九日（2月3日），日舰和占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的爱国将士拼死抵抗，多次打退日本舰队的进攻。但日军猛烈的炮火，也使清军伤亡惨重。这时，日本舰队司令致信丁汝昌，劝其率部投降。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和部分贪生怕死的将领也公开要求投降。丁汝昌下令各舰冒死突围，后又命令炸舰沉船以免资敌。但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只有“定远”管带刘步蟾沉舰后自杀。十八日（11日），丁汝昌在增援和突围均已无望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次日，洋员浩威盗用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1艘战舰和刘公岛炮台及大量军器弹药，全部被日军所缴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清廷因淮军屡战屡败，转而起用湘军旧将，希望以此挽回颓势，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湖南巡抚吴大澂和淮军总统宋庆为帮办。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刘坤一率六万湘军开赴山海关，发动反攻。但湘军同样腐败不堪，一触即溃。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上旬，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相继失守。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前，湘军复败于后，加之北洋舰队已经覆没，不再抱取胜的希望，于是决意求和。清廷的腐败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清军大都士无斗志，许1《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8，第22页。

多将领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以投入战场的主要部队淮军而言，时人对其腐败情状曾有形象的描绘：“‘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四脚脱如飞，还恐被追攫。..制敌不在斗，与斗何如走。”1另外，清廷在战争中的失败，还因为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企图依靠俄、英等国的调停，不作战守准备，军事上失去适时把握的时机，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对日战争的失败，证明清廷推行的“洋务新政”并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

1《朱强甫集》，《中日战争》第5册，第509—510页。

第三节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清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失利后，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就日益急切起来。她重新起用了恭亲王奕来主持总理衙门，由奕和李鸿章请求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英国为了自身的在华利益，曾向美、德、俄等国提出联合调解中日战争的建议。但由于列强各有所图，一时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日军侵入辽东后，清廷又转求美国出面调停。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清廷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赴日求和。当时日军正在围歼北洋舰队，不愿立刻停战议和，就借口清廷所派代表“全权不足”，拒绝了和谈。日本通过美国转告清廷，议和必须以割地、赔款为条件，并由奕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李鸿章同其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j.w.foster）到达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日本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媾和条件，并蛮横地表示，李鸿章对所拟各款只能说“允”与“不允”。日方还威胁一旦谈判破裂，就将重新开战，并攻打北京。随同前往的美国顾问也与日本配合，劝李鸿章妥协。在日、美的胁迫下，李鸿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1；赔款20000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条约规定准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这适应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出资本的迫切需要。《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纷纷声讨侵略者的罪行，谴责清廷的卖国行径，掀起了一个反对割台赔款的抗议高潮。许多报纸竞相发表文章，反对投降，要求坚持抵抗，发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1的呼声。官员们纷纷上奏，反对割台，一时间“章满察院，衣冠塞途”。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络来自全国18省的1300多位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变法，以挽救危机。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省后，台湾人民鸣锣罢市，抗议示威。台湾人民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2，决心为保卫祖国和家园而同敌人血战到底。

由于割地一事过于苛刻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光绪皇帝曾一度拒绝用宝。但最终还是在内外压力下，批准了《马关条约》。不久，清廷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下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在台官员撤出台湾。同时，清廷派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与日本首任“台湾总督”办理割台手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在台湾士绅丘逢甲的倡议下，台湾人民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日（1895年5月25日），成立了名为“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政府，年号“永清”，寓含永远隶属清朝之意；推举巡抚1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清廷决定台湾建为行省，辖台湾本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1《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1895年7月15日）。

2《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册，第203页。

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抗日义军统领，驻台黑旗军将领、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

五月初，日军在台湾基隆东北强行登陆，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回大陆，台北不战而失。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在徐骧等人的领导下组成义军，跟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共同战斗，先后在新竹、台中、彰化等处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保卫彰化的战斗，是跟侵台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搏战，先后击毙日军1000多人，敌少将山根信成也在重伤后丧命。但此战也使义军和黑旗军受到很大伤亡。八月，战事逼近台南，日本海军配合陆军进攻，在台南附近登陆。台南守军孤立作战，粮尽援绝，终于失陷。中国军民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英勇抗击侵台日军，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此后，在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省的50年里，台湾省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

第四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中日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1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活动，是与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

扩大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对外侵略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帝国主义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华输出资本：首先，向清廷进行政治性贷款。《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0000万两白银，以后又追加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在三年内还清。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收入是8000万两，根本无力偿还如此巨额赔款，只好举借外债。列强就利用这个机会，争相向清廷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廷在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3次向列强借款：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清廷同俄、法集团签订《四厘借款合同》，借款40000万法郎；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订立《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借款1600万英镑；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订立《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再借款1600万英镑。这3笔大借款，债额总计达白银30000万两，加上利息，高达70000万两以上。这些借款的特点是利息高、折扣大，而且带有苛刻的政治性条件，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也加深了清廷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

其次，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英、德、俄、法、美等国，经过激烈的争夺，先后夺取了芦汉铁路、津镇铁路、粤汉铁路等线路的投资权和修筑权，总长1.9万余里。

第三，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开矿。《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列强也都获得了这一特权。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列强在华设厂的总数，就由甲午战争前的80家，激增至933家。为了控制原料产地，列强还对中国的矿业进行渗透和争夺。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获得了在10余省投资开采矿山的特权。在中国的新式工矿业中，外资占有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如以机械开采的铁矿业和新法冶铁业的产量，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25年都是百分之百的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只是在1926年略减为94.6‰1。这些工厂享有各种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赚取了巨额利润，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国除原有银行外，又相继在中国开办了许多银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这样，列强通过政治贷款、开办工厂、修路开矿，形成了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垄断和控制。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开端，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认为这将阻碍它向中国东北的扩张，于是向法、德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作为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法国1《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7页。

对此表示支持，并希望能够以此为由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德国侵入远东的时间较晚，急于在中国找到一个立足点，也表示愿意同俄国合作，希望以此换得俄国对它的支持。这样，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俄、法、德三国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退还辽东半岛。三国的海军舰队也同时游弋于日本海面。刚刚经过一场战争消耗的日本，感到无力对付三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请求英、美调停。但英、美既不愿意为日本而冒战争危险，也不希望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过度膨胀，所以都劝告日本接受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清廷则为此又付出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俄国的干涉还辽，使清廷产生了很大的幻想，以为可以依靠俄国来牵制其他列强。俄国则乘机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廷索要报酬。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按照俄国政府的要求，清廷派李鸿章为专使前往祝贺。在俄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下，李鸿章与俄订立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使俄国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加强了其在东北的垄断地位。八月初二日（9月8日），俄国又强迫清廷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由俄国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以及在铁路沿线开矿办厂权，并同意其派驻警察，俄国实际上开始将这些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此，列宁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中，“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1。

俄国行动于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甘于落后，纷纷采取行动，在中国抢占沿海良港，争夺铁路修筑权并划定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向清廷提出了租借港湾的要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山东发生了巨野教案，德国在俄国的支持下，派兵强占山东省的胶州湾。次月，俄军便出兵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德国迫使清廷订立《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在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沿线30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也归德国，使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三月初六日（3月27日），俄国与清廷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闰三月十七日（5月7日），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了旅顺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期25年，在租期内，租借地完全由俄国管辖。俄国还获准修筑中东铁路支线，以连接旅顺、大连。次年，俄国又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把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东北全境。

法国也是在干涉还辽之后就立即向清廷提出了“酬谢”的要求。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0日），法国迫使清廷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使中国西南边省的门户被进一步打开。二十三年二月（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廷做出保证，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同年三月（4月），又迫使清廷声明，保证不将临近越南的云南、两广割让或租借给他国，并同意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年11月16日），中法正式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年；取得了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修筑权，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从此，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1《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79页。

英国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清廷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公开声明，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地区让与或租给他国。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包括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英国九龙割占地界限街以北广大地区以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水域，租期99年。此后，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势力的南下，于五月十三日（7月1日），同清廷订立了《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借了威海卫。继续保持了它在长江流域的优势。

日本除霸占台湾省外，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年4月），迫使清廷同意不将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从而将福建省划入它的势力范围。

当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准备跟西班牙进行争夺菲律宾的战争，没有来得及参与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待美西战争结束后，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已基本划定。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向英、俄、法、德、意、日等国政府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它们已经取得的特权，同时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以及势力范围，使美国享有均等的利益和机会。对此，英国首先赞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陆续表示接受。从此，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天天扩大了。

帝国主义国家的激烈争夺，使中国被瓜分的大祸迫在眉睫，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