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法发动侵华战争和《天津条约》

咸丰六年到十年（1856—1860），正当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俄美两国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它们企图利用中国国内战争的机会，胁迫清廷全面修改条约，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侵略权益。因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埔停泊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蓄意挑起事端，硬说这是一只英国船，并说船上悬挂了英国国旗，而这面旗子受到了中国士兵的侮辱。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国舰队悍然向广州进犯。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英军攻进广州城，大肆焚掠。当地人民和清军奋起抵抗。英国兵力不足，被迫撤走。

英国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决定扩大侵略战争，任命额尔金（earlofelgin）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要求法国共同出兵。法国即借口天主教神甫马赖（a.chapde－laine）在广西被杀，派葛罗（baronj.b.l.gros）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美国和俄国也积极支持，英、法、美、俄四国结成了侵略中国的联合战线。

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日（1857年12月24日、27日），额尔金、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等发出通牒，限24小时内让出广州城。叶名琛忠实执行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十三日（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叶名琛被俘，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咸丰九年（1859）病死于囚所。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柏贵在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

在敌人入侵的严重形势面前，当地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经常武装攻城，使侵略者胆颤心惊。香港、澳门同胞也开展抗英斗争，以为支援。咸丰八年，香港岛人口仅8万人，而离港返回内地的各业中国工人约2万人，使英国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陷于困境。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军舰北上，于咸丰八年三月（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俄国公使普提雅廷（e.b.Пytrtnh）、美国公使列卫廉（w.b.reed）也陆续到达，他们表面上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实际上却为英、法出谋画策。四月初八日（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守台清军英勇还击，然而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争相逃跑，大沽陷落。侵略军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城下，扬言即将进攻北京。腐朽的清廷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月26日、27日），桂良、花沙纳分别同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十月初三日（11月8日），英、法又迫使清廷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在营口）、登州（后改在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在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外国人帮办税务；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5％的关税，外货入内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税；对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00万两。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前，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诱逼清廷于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首先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许多特权，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以便通过“勘界”来侵占中国领土。美国公使列卫廉也于五月初八日（6月18日）迫使清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同样攫取了许多特权。

第二节　英法侵略战争再起和《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准备再次扩大侵略战争。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日（1859年6月20日），英国公使普鲁斯（f.w.a.bruce）、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借口到北京与清廷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分别率领军舰到达大沽海口。清廷通知他们从北塘登陆进京。英、法公使拒绝清廷的安排，坚持以舰队溯白河进京，并于二十五日突然袭击大沽口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发炮还击，击沉击伤敌人舰艇多艘，打死打伤敌人近500人，史荣椿、龙汝元等将士阵亡。英法侵略军狼狈逃走。在战斗中，美国舰队从旁协助英法联军作战和撤退。七月，美国公使华若翰由北塘进京，并在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交换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大沽战役是英法侵略者挑起的，清军被迫还击，完全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正义行动。马克思在论述这次战役时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1但是，英、法统治阶级却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报复”。英国首相巴麦尊派的报纸竟然扬言：“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2一时间，战争鼓噪声甚嚣尘上。

咸丰十年（1860）初，英法两国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舰队前往中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六月（7月），英法联军抵大沽口外。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h.П.nrhatьeв、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先后到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略军行动。伊格那提耶夫还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六月十五日（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随后，侵略军攻占塘沽、大沽等地，七月初八日（8月24日）侵占天津。在清廷派桂良等同侵略者进行的谈判破裂后，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初七日（21日），清僧格林沁部与敌军在八里桥激战溃败。初八日（22日），咸丰帝带领一批官员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前夕，伊格那提耶夫参与研究攻城计划，并提供俄国使团私自测绘的北京平面图，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点。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英法联军侵占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劫。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了清廷经营了150多年的圆明园。圆明园这个综合中西建筑艺术，规模宏大，举世罕见的壮丽宫殿，及其收藏的许多精致艺术品和珍贵图书文物，在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之后，在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批准下，又被放火烧毁。大火焚烧了三天，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化成了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1《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2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9页。焚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c.g.gordon）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1英法联军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清廷在侵略军的武力逼迫下屈服了。九月十一日、十二日（10月24日、25日），奕先后与额尔金、葛罗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实即承认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的合法化；割让“九龙司一区地方”，“归英属香港界内”，中国九龙半岛南部便被英国强行割占；归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赔款，都增加为银800万两，另增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又遭到进一步劫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从中国攫得了大量权益，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其公使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操纵、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大批商埠的增开，从东南沿海一直扩大到沿海七省和长江中游，又使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更为深入。外国侵略者还直接管理中国海关，更从财政上加强控制清廷，从而便于扩大其政治影响。中国的主权丧失更多，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1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第三节　俄国侵占中国领土

俄国一直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鸦片战争后，它就不断加紧武装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即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前半个月，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h.mypaвьěв-amypcknn）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的时机，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割占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o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仅在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并把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清廷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俄国无视条约是非法的，竟把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

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1860年11月14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又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机，借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逼迫奕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在这个条约中，俄国除迫使清廷确认《瑷珲条约》外，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占了去，还为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俄国还把条约签订前一年由它单方面绘制的边界地图，当作条约附图强加给中国，清廷拒绝签字。咸丰十一年五月（1861年6月），中俄双方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

这次勘界，实际上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并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

从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起，清廷勘界大臣明谊和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n.φ.Бa6koв）、扎哈罗夫（n.n.3axapв）等，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开始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中国的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从康熙年间起，俄国不断进窥该地以东以南地区。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住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指为界湖。随后，俄国出兵强占这一地区，制造既成事实。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代表蛮横无理，致使谈判中断。到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月），中俄双方才在塔城重开谈判。俄国陈兵塔城卡外以为威胁，巴布科夫强迫明谊必须按照俄国的分界议单划界，否则派兵强占。清廷屈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令明谊让步，接受俄方议单。九月初七日（10月7日），明谊与巴布科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起至浩罕边境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据此，沙俄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约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四节　清廷政局的变化

由于《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清廷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别称总署或译署），任命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关税及建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弹药等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年3月）以后，英、法、俄等国分头在北京建立使馆。从此，它们在中国的官员就不断对奕等施加影响。

与总理衙门关系密切的机构有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总税务司成立于咸丰十一年，管理全部海关事务，这一职位长期由英国人担任。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在京师设立，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科学技术人才的学校。此外，总理衙门对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两江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兼）也有备顾问、代传达的关系。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其子载淳继位。

载淳年幼，遗诏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为慈禧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是一个有极强烈的权力欲望，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的人物。但她的野心遭到载垣等人的阻挠。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载垣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奕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861年11月1日），慈禧、慈安太后带着载淳由热河回到北京。次日，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在奕的暗示下，上奏折“请皇太后亲操政权”。此前，御史董元醇、兵部侍郎胜保曾先后上折，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制造舆论。慈禧、慈安太后即以贾祯等人的奏请为由，接连发出四道上谕，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任，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十月初一日（11月3日），又接连发出上谕，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随后，慈禧太后等迅速捕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慈禧太后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这便是“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为辛酉年），或称“祺祥政变”、“北京政变”。

奕和肃顺等人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而肃顺等人则要维持“天朝”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因此，外国侵略者担心肃顺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不希望他们继续掌握实权，而支持能“尽心和议”的奕。慈禧太后和奕的上台，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完全是他们“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1。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1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年4月号。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这个政府的顾问。”2从此，清廷与外国侵略者开始走上了彼此结合的道路。清廷决意求助于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公然宣布“借师助剿”。而英、法、俄、美等国为了全部实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权利，也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公开向清廷提供武器军火，组织军队，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慈禧太后、奕等清廷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太平军摧毁，要巩固其统治地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必须依靠掌握有能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给他们以更大的权力。还在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覆灭后，咸丰帝接受肃顺的建议，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上台的当月，又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为协办大学士。不仅用兵方略听从曾国藩，甚至任命大员也听他的意见。慈禧太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手使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贵族和湘军集团的关系；而曾国藩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到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四年多的时间，曾国藩集团共有21人先后出任总督、巡抚。以同治二年（1863）为例，当时清廷共设8个总督（未含漕运总督、河道总督）、15个巡抚实缺，曾国藩集团竟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曾国藩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于是就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奕的权力。同治四年（1865），她以奕“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慈禧太后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举措，使许多王公大臣感到惊诧，纷纷上折请求收回成命。她见用权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出于政治需要，也就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奕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他的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慈禧太后大权独揽。

清廷与外国侵略者的公开勾结，对曾国藩集团的加强依靠，这就使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的起义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为复杂和险恶。

2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1858—1861），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