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大量推销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破坏了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剥夺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同时，英国的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道光二十九年（1849），鸦片输入超过了5万箱。鸦片泛滥所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比战前更为严重，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清廷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用重税掠夺农民。地主也乘机加剧了土地兼并。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846—1850），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人祸天灾，使广大人民陷入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在各地发生，在战后10年间，汉、苗、回、瑶、壮、彝、藏等族人民的起义达100多起，广西、湖南等省的天地会起事声势尤盛。到道光三十年底（1851），人民的反抗斗争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洪秀全，广东花县（今花市）人，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做过村塾教师，对于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较多的了解。他曾经几次到广州应考秀才，但都没有考取。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愤懑不平。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加以附会解说，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开始从事传教活动。他劝人只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轩等最早接受了他的宣传，并将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尽行撤去。这一行动违背了传统的风俗伦常，引起当地有势力者的不满，他们失去了塾师的职位。

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冯云山离开家乡去广西，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不久，洪秀全回到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传教，并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稍后，又写了《原道觉世训》。这些作品要求平等，反对压迫，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企望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同时，冯云山在广西省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多人，包括汉、壮、瑶各族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有种山烧炭的杨秀清和贫农萧朝贵。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会合。为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他们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1。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广东，拜上帝会一时失去了主持人，会众1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82—83页。发生混乱。在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随后，萧朝贵也以同样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虽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却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一重危机。

冯云山在拜上帝会会众营救下出狱后，往广东寻找洪秀全。道光二十九年（1849），两人重返紫荆山。这时，拜上帝会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东由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它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死，咸丰帝即位。当时，广西又遇大饥荒，农民到处起来斗争，把整个广西省都震动了。拜上帝会起义时机已趋成熟，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拜上帝会会众到金田团营后，按军队编制建立了一支队伍，与清军展开战斗，先后在平南县思旺和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这两次胜仗，稳定了金田的形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生日这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后，清钦差大臣李星沅发现太平军与天地会不同，“实为群贼之尤”，决定集中兵力围攻太平军，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在清军的围攻下，太平军英勇奋战，在大湟江口击败清军。咸丰元年二月（1851年3月），太平军转进武宣县东乡扎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正式即天王位。八月（9月），太平军击败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督率的清军的围攻，并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各王都受东王节制。还订立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制度，颁行了天历。

清廷急忙调集重兵包围永安城。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4月），太平军由于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于是突围北进，出广西入湖南。在湖南南部连克道州、郴州，当地天地会及劳动群众参加太平军的很多，其中的挖煤工人组成了土营。其时已是七月（8月）。十月（12月），以久攻长沙未下，转占益阳。十一月（12月），克岳州。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军火、船只，组织了水营。在进军的战斗中，冯云山、萧朝贵先后牺牲。

太平军撤离岳州后顺流东下，进入湖北，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攻占湖北省城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清廷震惊，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命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防守安徽、江苏，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河南，妄图堵截太平军。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月。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洪秀全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二月初十日（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翌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太平天国把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都城。随后，太平军又先后攻克江南重镇镇江和江北重镇扬州，肃清了天京外围的残敌。

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扫荡。而对于人民群众则爱护备至，“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献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1。这使太平军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乡民处处助贼打仗”2。因此，太平天国起义获得迅猛发展。

1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71页。

2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72、275页。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明确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规定把田地按好坏分成九等，在分配时好坏搭配，不分男女，16岁以上的都可以分到一份，15岁以下的减半。它还规定，居民25家为一基本单位，称为“两”。地方基层政权建立乡官制度。各家农副业生产所得，除个人消费部分以外，其余都应缴归国库。婚丧等额外开支，都由国库按定额发给。太平天国想通过实施这个制度，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大大发展了过去农民战争提出的均贫富和均田的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这个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设计的那一套方案，却不切合实际。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这是农民的平均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太平天国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安徽、江西等地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漕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在太平天国辖境内，由于很多地主被杀或逃亡，原来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不再向他们交租了。留下来的地主大都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不少佃农拒绝向他们交纳或者少交田租。这一切说明农民的生活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一度在天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生活必需品由国库按定额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妇不得同居。男子除参加军队者以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机关中服役，女子大致相同。商业也被废除。对于手工业，则由诸匠营和百工衙统一经营管理。诸匠营和百工衙只是为供应太平天国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单位，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依照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所制定的改造城市的方案，让居民过平均主义式的生活，有城无市，原来的城市变成了城堡，这是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的，所以终于遭到失败。咸丰四年底、五年初，他们允许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营工商业，天京的秩序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

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尊重妇女的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妇女跟男子同样分得土地，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太平天国曾提倡“一夫一妇”，禁止娼妓、缠足、买卖奴婢等封建陋习。他们还建立了女军，设立了女官，还享有参加考试的权利。这些措施对封建宗法制度起了冲击作用。但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者却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洪秀全还宣扬“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孔子和儒家的正统权威进行了一次冲击。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便在他的私塾中撤去孔子的牌位。在道光二十八年撰写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并把孔丘像捆掷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斥责和鞭挞，使“孔圣人”威风扫地。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情扫荡孔庙和孔子等人的牌位，把儒家经书斥之为“妖书”，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这样空前猛烈地冲击孔孟及儒家经书，无疑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对儒家思想中的封建性糟粕进行任何实质性批判，对四书、五经也只是删去鬼神祭祀之类的字句，或做些枝节的文字改动，而把儒家思想中的基本内容如等级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保留了下来。

在对外关系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但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输入，坚持了反对外国侵略的立场。咸丰三年三月到四年五月（1853年4月—1854年6月），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bourboulon）、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等先后打着“中立”的幌子到天京访问。他们访问天京，是为了窥视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试探太平军及其领导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以便确定其侵华政策的具体措施。这些公使到天京后，企图胁迫太平天国承认各国在华的侵略利益。文翰就把《南京条约》抄送给太平天国政府，其用意是要太平天国承认此项不平等条约。他还扬言，如果革命触犯了英国的利益，他们将会像发动鸦片战争那样来对付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没有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恫吓，拒绝承认《南京条约》。而对于正当贸易，太平天国则加以鼓励。当时中国大宗出口的丝、茶，一部分是产自太平天国的辖境之内，另一部分则必须通过太平天国占领区才能外运。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丝、茶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上升。

1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第三节　清廷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发展，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京师震动。据记载，“官眷出城者约有四百家，崇文、宣武两门外官宅十空其六七。钱铺闭歇者，自二月十五后相继，共有三百家。典铺当者，以十千为率。银价斗落至大钱一千二三百文一两，西客收帐，商贾歇业”。1为了维持统治地位，清廷采取了一些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廷命钦差大臣向荣率清军到达南京城东孝陵卫，成立“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清军至扬州，成立“江北大营”，以图形成包围天京的态势。

由于八旗、绿营的溃败，咸丰帝于二年底（1853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咸丰二年底，他因丧母在籍，咸丰帝命他去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1，略仿明戚继光的成法，募练了一支不同于绿营的军队——湘军。湘军任用一批知识分子为营官，主要有罗泽南、彭玉麟、李续宾等。他们和曾国藩一样，都笃信程朱理学，热心于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实行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一种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对士兵进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严禁扰民、嫖赌、吸食鸦片的军纪教育，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式的军事训练。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湘军编练成水陆两军，共1.7万余人。于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成为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和太平天国的凶恶敌人。

为镇压太平军，至咸丰三年六月，清廷已拨军饷2963万余两，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万余两，“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1，于是千方百计进行搜括，除加重原有捐税、广开捐输、行大钱、发钞票等外，又实行厘金制度。厘金分为两种，一是行商的货物过境税，一是坐商的交易税，税率约为1％。咸丰三年九月，清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大臣雷以诚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征。第二年，推行到许多地区。最初是征收过境的粮食，后来范围日益扩大，成为一种常规，有些州县税卡林立。厘金制度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它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1吴昆田：《潄六山房全集》卷9。

1《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1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24。

第四节　太平军北伐和西征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即派兵北伐和西征，对清统治区实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军自扬州出发，开始了北伐。北伐军在浦口上岸，经安徽北上，一路连破州县，五月入河南，在归德（今商丘）毙伤清军3000余人。随后沿黄河沿岸西进，攻省城开封，不克。于是在汜水、巩县之间渡过黄河，六月进围怀庆（今沁阳）。清廷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兵力约2万人防堵。北伐军在这里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围攻将近两个月，未能攻克。八月，北伐军撤围，入山西，复经河南入直隶，击溃讷尔经额所率清军，克军事重镇临洺关。九月，进占深州。咸丰帝命惠亲王绵愉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调集军队阻挡北伐军。京中官绅逃迁者甚多，情况极为混乱。北伐军乘虚东进，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清军决运河堤放水，北伐军进攻天津受阻。时届隆冬，北伐军粮尽衣缺，于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弃静海、独流南撤，四月（5月）转据山东东光县连镇待援。天京派出的援军，曾到达山东境内，不幸在临清失败。北伐军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由李开芳分兵自连镇南下接应，被清军围于山东高唐州。北伐军被截断两地，处境更为困难。经过一年多的英勇战斗，北伐军粮尽援绝，于咸丰五年先后失败。

为了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发展在南中国的势力，与北伐军出发的同时，太平天国又派兵西征。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等率太平军溯江西上。西征军进展极为顺利，五月即攻克安庆，进围南昌。八月，撤南昌围。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率领，以安庆为基地，经略皖北，不久攻克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太平天国占领安徽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征军的运输要道，也是太平天国的主要给养地和战略要地。另一支由石祥祯、韦俊率领，攻占九江，沿江西上。咸丰三年九月（1853年10月），再克汉阳、汉口，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曾天养率部来援，于四年正月（1854年2月）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西征军乘胜三克汉口、汉阳，围攻武昌，并分军进入湖南。

攻入湖南的太平军遇到了曾国藩湘军的顽抗。曾国藩率湘军倾巢出动，并发表了《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三月，西征军在岳州大败湘军，进占靖港，分军攻取湘潭，钳制长沙。太平军在湘潭同湘军水陆激战，伤亡很大，于是弃湘潭，突围走靖港。这时，靖港的太平军几乎全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怒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太平军在靖港的胜利，并未能挽回湘潭失败所造成的局势，被迫放弃钳制长沙的打算，从而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湘军经过休整补充，六月重新出动，攻陷岳州。八月，湘军进入湖北，直逼武昌。太平军迎击湘军，战斗一整天，武昌、汉阳相继失守，停泊在汉水的大批船只也被湘军焚毁。这时，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上也处于严重不利地位，曾国藩的气焰极为嚣张，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1面对西征战场失利的局势，杨秀清急调石达开为统帅，率军西援，进驻江西湖口。咸丰四年十二月（1855年1、2月），太平军用诱敌深入、以少1《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4。胜多的战术，在湖口和九江两次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率残兵败将逃往南昌。太平军乘胜西进，咸丰五年正月（1855年2月）占领汉口、汉阳，二月（4月）三克武昌。

在江西大捷的同时，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破围战。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镇江开始的。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太平军镇江守将吴如孝率部与增援的秦日纲军内外夹攻，大败清军，解镇江围。太平军随即乘胜渡江，连克扬州、浦口，大破江北大营。四月，太平军又回师镇江，大破清营七八十座，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太平军乘胜攻破江南大营，向荣率残军败退至丹阳毙命。太平军击溃江北、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三年之久的军事压力。

太平天国经过三年多激烈的军事斗争，在长江中下游取得了重大成就，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都为太平天国所掌握。

在太平天国胜利发展的鼓舞下，各地人民的反清起义蓬勃地发展起来。

主要有：长江流域以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天地会及其支派起义，北方的捻军起义和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广东佛山镇（今佛山市）陈开、李文茂起义是天地会系统中有名的起义。上海小刀会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在刘丽川领导下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县，到咸丰五年初在清军和英法侵略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陈开等于咸丰四年（1854）在佛山起义，围攻广州城。第二年转入广西省，在浔州府城（今桂平县）建立“大成国”。咸丰十一年（1861）失败。

捻军活跃在安徽、河南、山东西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以破产农民、游民等为主要成分。咸丰元年（1851）以后，因黄河决口，大雨成灾，人民无以为生，原来以数十人、数百人为一股的捻军开始起义。咸丰三年因受太平军北伐的推动，捻军的起义有了发展。咸丰五年，各路捻军会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涡阳县），推张洛行为盟主。此后，捻军成为北方反清斗争的主力。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和太平军余部联合作战，一直坚持到同治七年（1868），转战八省，给清朝反动政权以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