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道光二十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编综述的内容，属于前一个时期。

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这个市场。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棉织品，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但英货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在正常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发生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0）间，中国茶叶输英总值是9626万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间，英国毛织品等货物输华总值是1687万元，仅及中国输英货价的1/6。因此，英国必须以大量白银来抵付贸易差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输华鸦片是200箱（每箱约100或120斤）；嘉庆五年到九年（1800—1804）间，每年平均3500箱；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四年（1820—1824）间，每年平均7800余箱；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21800余箱；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万余箱。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土耳其等地运来的。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鸦片贩子通过贿赂收买清朝官员，“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给予总督衙门以及水师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1由于鸦片的激增，中英间的贸易逐渐发生了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在道光十七年六月到十八年五月（1837年7月—1838年6月）这一年度内，中国从英国进口总值是560万英镑，其中鸦片占340万英镑，占60‰。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310万英镑，入超250万英镑。如果将鸦片除外，只算正当商品，中国仍是出超。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也使英国鸦片贩子从中取得惊人的暴利。每箱鸦片，卖价比买价要多出400余元，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的就是鸦片贩子的实际利润。英国1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大鸦片贩子颠地在私人信件中说，最好的年头，鸦片利润高达每箱1000余元。鸦片税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源。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抽税，道光九年到十年（1829—1830），所得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1/10。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据记载，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1。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1鸦片的大量输入，致使大量白银外流。道光元年到二十年（1821—1840）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白银外流的结果，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1600多文。清代币制是银钱并用，但民间日常使用的只有铜钱，银两是国家财政上和大宗贸易上的计算出纳单位。农民粜谷所得为铜钱，缴纳赋税需易白银，从前粜谷一石多就可完纳税银一两，如今则需粜谷两石多才能够完银一两。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负担增加，因而愈益贫困。白银大量外流和银贵钱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受到破坏，加深了清廷的统治危机。

鸦片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吏治更加腐败，也使军队日益腐化。兵丁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更加丧失战斗力，“以鸠形鹄面之徒，为执锐披坚之旅，又安冀其能折冲御侮乎！”

对于鸦片的输入和吸食，道光帝曾一再饬令严加禁止。但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痼疾难除。对于鸦片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在清廷内部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道光十四年四月（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了一篇《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张。许乃济认为，鸦片输入愈多，吸食者日众，白银大量外流，都是由于严禁的结果，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弛禁。他提出的方案是：“仍用旧制，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吸食，“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准许内地民人栽种罂粟，“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1。许乃济的弛禁论实际上就是取消禁烟，它符合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这种主张得到广东大吏和一部分士绅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和驳斥。同年，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严加批驳。袁玉麟在奏折中指出，1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68页。

1转引自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4页。1《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16—219页。

弛禁论是“坏政体而伤治化”，“见小利而伤大体”，其为害有六：一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二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三是“绝民食而伤元气”；四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五是“济奸民而通洋匪”；六是“狃目前而贻后患”2。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的危害，分析屡禁不止的原因，提出“重治吸食”的办法。他指出：“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3重治的办法是：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者，平民处以死刑，文武官员加等治罪，其子孙不准参加科考。道光帝命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复议。在有关官员的复奏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但赞成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罪的为数甚少，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等。

道光十八年五月（1838年7月），林则徐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的复奏中，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指出：“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1同时提出了必须将烟具收缴净尽、加重开馆兴贩及制造烟具者的罪名等六条禁烟措施。这些禁烟措施，林则徐在他管辖的湖北、湖南地区已认真实行，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同年八月，林则徐再次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2道光帝深感银荒兵弱的严重威胁，决心严禁鸦片。九月，他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禁鸦片，“毋得稍为松动”；将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并宣召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严令捕拿烟贩，惩办受贿的官吏，限期令外国商人交出鸦片。他宣布：外船进口，必须具结，保证“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严肃表示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3英国住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elliot）极力破坏禁令，阻止英商交烟具结，指使停泊在珠江口外的鸦片船逃避，并准备武装挑衅。林则徐坚决打击义律的破坏活动，下令暂停中英贸易，派兵严守英国商人居住的商馆。义律不得已，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英国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2万余箱，美国鸦片贩子也缴出1500余箱，共计重237万余斤。在林则徐主持下，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至6月25日），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在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3《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71页。

1《林则徐集·奏稿》，第568页。

2《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

3《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

虎门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恢复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但严禁鸦片输入。

义律一方面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发动战争。

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以祝贺乾隆帝80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北京，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嘉庆十三年（1808），英兵舰13艘侵扰我国东南沿海，闯入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侵略者就扬言：“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1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1837—1838），英国发生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更加紧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夺取新的市场。中国禁烟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即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致书英国政府说：“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大不列颠现在极应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1。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2。道光二十年正月（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g.elliot）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巴麦尊发给他们以侵华训令和《对华条约草案》，对具体侵略步骤作了指示，并提出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侵略要求。三月（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派兵侵略中国。五月（6月），懿律率领的一支由军舰16艘（载炮540门）、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8艘、陆军4000人（后增至15000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到达了广东海面，正式开始了这场侵略战争。1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48页。

1《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61—664页。

2《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第二节　战争的进程和清廷的失败

鸦片战争从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开始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结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道光帝诏令抗击英国侵略军之前止，历时约7个月。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1840年1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林则徐积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他加强虎门一带所安设的木排铁链，添置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大炮船只，督促水陆官兵操练，招募民间壮丁数千人编成水勇，加紧训练。他认为“民心可用”，并公开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林则徐还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等。根据中英双方军事力量的特点，他认为应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1的作战方针。

五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后，看到广东已严加戒备、无隙可乘，同时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避免在广东拖延，在封锁珠江口后，主力北上。六月，英军进犯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北犯浙江，攻陷定海。七月（8月），英国军舰到达白河口，威胁北京。清廷文武官员惊惶失措，妥协派乘机攻击林则徐，主张同英国妥协。道光帝动摇了禁烟和抵抗的信心，命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同英军谈判，并下谕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2。琦善向英国侵略者保证重治林则徐的罪，表示只要他们退回广东，一切都可商谈。他还宣扬失败情绪，夸大英军的武力不可战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只“可以好言相诱”1。英国侵略者同意到广东省谈判，于八月离开大沽南下。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办理交涉，并下诏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1840年11月），琦善到达广州。他同林则徐的做法完全相反，下令撤除了珠江口附近的防御工事，解散壮丁、水勇，以讨好英国侵略者。时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在中英谈判中，义律提出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侵略要求。为了迫使琦善完全屈服，义律再次发动战争。十二月（1841年1月），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及守台官兵全部阵亡。随后，义律在澳门发布了一份公告，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这就是义律所谓的双方签订的《穿鼻草约》。事实上，琦善对于这个草约只是面允，并未签字，也未盖用钦差大臣关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41年1月25日），英国侵略军悍然强占了中国领土香港。

第二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道光帝诏令抗击英国侵略军始，至四月《广州和约》止，历时4个月。

琦善的妥协活动，引起了广州的爱国士绅和群众的强烈不满。清廷内部倾向抵抗的官员也奏请罢免琦善。道光帝认为，割地赔款超出了原来为谋求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

妥协而准备让步的限度，损害了清廷的统治地位，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下诏对英作战，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等为参赞大臣，到广州主持军务，并下诏把琦善革职锁拿。

奕山未到达时，二月，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守军400余人英勇抵抗。由于琦善拒发援兵，虎门陷落，全部官兵壮烈牺牲。英舰越虎门驶入省河。

三月，奕山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奕山到达广州后，不积极布置防御，反而诬蔑广东人民都是“汉奸”，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他企图侥幸取胜，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于四月初一日（5月21日）发动了一次夜袭。英军乘机反扑，侵占广州城北的主要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初六日（26日），奕山挂起白旗向英军乞降。翌日，奕山与义律订立《广州和约》，规定奕山等所有外省清军于六日内退出广州城60里以外，赔款600万元。英军的暴行和清官员的投降卖国，激起了人民的爱国义愤。四月初九日（5月29日），占据炮台的英军到广州城外的三元里，抢劫骚扰。群众奋起反击，当场打死英兵数名。三元里人民聚会，约定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宁死不屈”。随后，又联络附近的村民共同战斗。初十日（30日），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刀、矛、锄、耙，迎击英军。“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1。他们把英军层层包围起来，展开了肉搏战。一些爱国士绅也参加了抗英斗争。十一日（31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余乡的群众赶来，与三元里群众一起围攻英军。英军伤亡惨重，义律只好派人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经余保纯“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英军才狼狈逃脱。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最早的自发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勇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第三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英军从广东海面北上进攻福建厦门开始，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1年。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1841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h.pottinger）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七月（8月），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自广州海面北犯福建厦门。总兵江继芸率清军英勇抗击，力战阵亡，厦门陷落。八月十二日（9月26日），英军继续北上，进犯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守兵5600人与英军激战6日，最后壮烈殉国。十七日（10月1日），定海再度失陷。二十六日（10月10日），英军攻镇海，总兵谢朝恩战死，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脱，两江总督裕谦自杀，镇海失守。英军遂溯甬江而上，于二十九日（10月13日）不战而占据宁波。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在占领宁波后，掠得可供两年之用的谷物和12万元左右现金和纹银。英军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浙东人民在黑水党领导下，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袭击英军，使侵略者感到十分恐惧。

英军在侵犯浙江省的同时，先后两次分兵窜犯福建省台湾。台湾军民在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的组织下进行抗击，击沉英舰，除斩首不计外，俘虏1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页。

敌人183人，取得了胜利。

九月（10月），道光帝获悉定海、静海失守的消息后，决定第二次出师，任命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战事。奕经和奕山一样，代表封建统治最腐朽的势力。他出京时，“或战或抚，游移两可”，一路上游山玩水，铺张糜费。到苏州后，即驻足不进，“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怨声载道。在督抚等的催促下，奕经不得已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1842年2月25日）移驻浙江绍兴。从京城出发至此，历时4个多月。二十九日（3月10日），他在不了解敌情和无准备的情况下，轻率地分兵三路，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结果大败，从此不敢再战。

浙江出师的惨败，使道光帝由主战转而妥协求和，任命主和的盛京将军耆英为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起用因庸懦无能被革职的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令他们前往浙江寻求谈判的机会。

英国侵略者认为议和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足以威胁清廷接受它的全部要求，决定仍照原定计划，攻打长江流域下游要害地区。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月），英军进攻长江口的吴淞。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提督陈化成率守军坚决抵抗，开炮击伤敌舰，最后与部下一同壮烈牺牲。英军接着侵占上海，进犯江苏镇江。驻防镇江的副都统海龄率清军奋起抵抗，经过激烈的巷战后，镇江失守。英军据城之后，大肆烧杀抢掠，“比户劫掠，无家不破。..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市为之空，城乡皆被蹂”1。对英军的侵略罪行，恩格斯曾撰文予以谴责，他指出：“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2六月，英国军舰到达南京江面。清廷向侵略者屈服了。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清廷的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跟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在战争中，英国在武器方面虽然居于优势地位，但也存在着与本国距离遥远、补给困难、兵力有限等不利条件。然而战争却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多方面去说明，但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当时，吏治十分腐败，官吏渎法嗜利，阿谀奉迎，柔靡圆滑，骄奢淫逸，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对外国事物更是暗昧无知。他们外而震慑于英国侵略军的船坚炮利，内而十分仇视人民，认为“患在内而不在外”，担心战争延长，“靡饷劳师”，国内可能出现人民揭竿而起的局面，不如早日向英军妥协求和。因此，道光帝在广东、浙江两次出师遭到失败后，就完全采取一意求和的政策，接受屈辱的和约。

1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卷5，《鸦片战争》第4册，第702页。

2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页。

第三节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三、赔款2100万元，其中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分四年付清，《广州和约》的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四、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应秉公议定则例”，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八月十五日（10月6日），英国又强迫清廷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以下重要特权：一、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值百抽五，中国不能自由变更；三、英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即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四、英国军舰可常驻通商口岸港口；五、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在美国武力的胁迫下，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与美国专使顾盛（c.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耆英又跟法国专使拉萼尼（théodosedelagrené）签订了《黄埔条约》。美、法两国不仅同样取得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而且还获得了新的特权。如《望厦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仅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刑事或民事案件，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不得过问。协定关税则从《南京条约》的“秉公议定”税率确定为“须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美国还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黄埔条约》特别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破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随后，法国又胁迫清廷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基督教也跟着获得同样的权利。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鸦片和商品一起，纷纷窜入中国。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而清廷不仅代表中国地主阶级的利益，还逐步变为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战前，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遭到猛烈的冲击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就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战后，英国向中国掀起一个倾销商品的狂潮。尽管在道光年间外国商品在中国还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发生分解的现象。由于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打击。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1。福建漳州、同安一带的土布，原畅销台湾、辽宁等地，这时也出现了“壅滞不能出口”的情况。外国棉纱棉布的冲击，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从中国掠夺农产，大批丝、茶从上海、广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运出。生丝的贸易差不多全部操纵在英国人手里。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丝的出口量不断上升，这一年超出了1万担，咸丰八年（1858）达6.9万担。茶叶的贸易相当大部分也是英国人所独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达53万担，超过战前最高出口量13万担，此后出口量继续上升。2丝、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区大量种桑养蚕、种植茶叶，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丝、茶的出口几乎是为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操纵，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租界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1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2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9页。

第四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

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有了新的变化。第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实际问题，要求了解外国情况，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因边情的需要，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写出专门的论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三，在文学上出现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第四，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技术的介绍及有关理论的运用。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在中外关系上，他看得较远。在广州期间，他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既介绍外国的情况，也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当英国侵略气焰方盛时，他却看到了北方边防的问题，提出：“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很注意农田水利建设，晚年在新疆修沟渠，垦田3.7万余顷，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他的著作后人编为《林则徐集》。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人。作为思想家，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已到了无法治疗的程度。他指出当时的层层官吏以贪污、压榨的手段供其无耻的享受，使农民织女仅仅是为供其奴役而存在。他认为，“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形势终要发生变化，提出“更法”的主张。他的著作、后人编为《龚自珍全集》。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人。他在鸦片战争前，曾代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先后为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了浙江省前线抗英战争的筹划。后来，他写了《圣武记》，历述清皇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写成了《海国图志》100卷。他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他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也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抵御外国的侵略。魏源的主要著作还有《古微堂内外集》等。

徐继畬（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他在福建省任市政使期间，获得世界地图册和西方人士的有关口述，并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撰成《瀛环志略》10卷，对世界各国的史地状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时人往往把此书和《海国图志》相提并论。

张穆（1805—1849），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未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16卷。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境，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边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成《北徼汇编》（即《朔方备乘》）80卷。

林则徐等人的思想和作品，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文学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丰富的。这类作品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厉指责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对外妥协投降。著名的，如魏源的《寰海》诗，斥责了清朝官僚的投降活动，而张维屏的《三元里》诗，则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声势，嘲笑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打击下狼狈不堪的丑态，并对清朝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表示愤慨。民间的揭帖和歌谣，是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

在科学技术方面，吴其浚、邹伯奇和郑复光都是有成就的。吴其浚（1789—1847），字瀹斋，河南固始县人。他汇集古代有关植物的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共收植物838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访问，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共收植物1714种。这是我国近代植物学上的重要著作。邹伯奇。（1819—1869），字特夫，广东南海县人。精于天文、历、算及地理、测量之学，著有《甲寅恒星表》、《赤道星图》、《黄道星图》、《乘方捷术》等书。他在总结了中国关于几何光学成就的基础上，成《格术补》一书，进一步用数学方法，表述了关于反射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郑复光（？—1846），字元甫，安徽歙县人。他著有《镜镜詅痴》一书，把我国和西方的光学知识系统起来，阐明了望远镜、放大镜和各种透镜的制造及应用原理。他还著文，说明蒸汽轮船的结构原理，并附有详细的图样，这是中国人研究近代轮船的开始。

英美等国开始在中国设立教堂，办报纸，办医院，办博物馆。咸丰八年（1858），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还在上海设立分会，称作亚洲文会。这些外国人的文化活动，固然起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但本质上还是在大炮庇护下所进行的文化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