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期，我在广州组织了“普罗作家同盟”，出版《广州文艺》周刊。那时候创作是没有自由的。“普罗作家同盟”活动的结果，是龚明同志被捕入狱，最后不幸牺牲。

一九三三年我到上海参加了“左联”的工作。那时候创作仍然是没有自由的。我的作品经常被检查官扣留不放，或者被检查官改得面目全非。如果你想自己印刷出版，首先是没有印刷费，其次是一出版就被禁止、没收。你想把自己的作品送到人民大众那里去，真是比登天还难。

后来，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情况算是好了一些。也仅仅是一些：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可以，但是暴露国民党就不行；描写军人杀敌可以，但是描写人民武装抗日就不行；描写人民爱国可以，但是描写人民要求改善生活就不行。

到了一九四一年，我到达延安以后，才第一次真正得到了创作自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作家可以描写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也可以描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种种丑恶罪行；在艺术上，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写什么、怎样写、写了给谁看。作家没有了苦闷、忧虑、愤懑和恐惧，感到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到了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全国人民都站了起来，翻身当了主人。理所当然，全国的作家、艺术家都同时得到了解放，得到了思想上、政治上、艺术上的充分自由。

令人惊奇的，是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没有感觉到这种自由。一直到三十六年以后，即一九八五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也就是某人大肆鼓吹没有任何前提的“创作自由”的口号以后，才获得了这种自由，并且得到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

如果作家、艺术家在一九四九年就得到了自由，那么，一九八五年又一次得到了自由。这样，得了一次自由以后，又得了另外一次自由，岂不是重床叠架，得了双重自由了么？有什么必要呢？

也许是两次自由的性质不一样，是两种不同的自由。又或许是，获得自由的人有迟有早，一九四九年虽然大部分人获得了自由，但是，仍有少数人到一九八五年，也就是在三十六年以后，才获得了自由。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很值得作一番考证。

有一种看法认为，一九八五年的自由是否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了反对精神污染的自由。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又有一种看法认为，以前的创作自由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一九八五年的创作自由，是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的。这是它的又一个特点。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一九四九年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得到了自由，但是有少数人没有得到自由；到了一九八五年，少数人得到了自由，但是大多数的作家、艺术家却失去了自由，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更有一种看法认为，一九四九年的自由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自由；一九八五年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的，所谓西方自由世界的自由，是西方资本主义学说、思想、制度、风俗、习惯、趣味、爱好和种种生活方式的自由……

凡此种种，都是颇堪玩味，也值得花一番功夫去考证的。我想，还是留给大家去“开动脑筋”吧。

一九八九年抗战五十二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