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九百八十五年二月四日，有一位老作家在《羊城晚报》第一版上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那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在一九八四年底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一次遵义会议。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教条主义路线跟马克思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的分水岭。如果一九八四年底召开的四次作代会是革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那就等于说，一九八四年底以前的文学活动，在路线上都是“左”的、错误的，那以后的文学活动，在路线上都是正确的。这种说法虽然耸人听闻，但是好象缺乏实践的检验。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都是完全正确的。一九七九年底，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辞》，大家都承认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纲领性的文件。此外，一九八一年中央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一九八三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文艺界的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正确的。

只是在一九八四年底的四次作代会上，某人公然宣布不提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这两个口号，又有某人大肆鼓吹没有任何前提的“创作自由”。如果这次会议是革命文学史上的一次遵义会议，那么，这次文代会的《祝辞》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岂不都变成“左”的、错误的东西！这耸人听闻——耸得未免有点过分了，也耸得有点不伦不类了。

四次作代会召开以后，有高叫“黄金时代”的，有高叫“春天到来”的，有高叫“中国自有文学以来最好时期”的，有高叫“超过盛唐”的，极尽欢欣雀跃，歌舞升平之能事。中国作家协会还破天荒地召开了全世界的记者招待会，极力争取外援，同时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这回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把自由给了作家。

革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国文学是不是真的进入自有文学以来的“最好时期”呢？还是让实践来检验一下比较保险，也比较令人信服吧。从一九八五年到现在，不过四年多的光景，文学评论和创作，已经走进了气息奄奄的低谷，色情凶杀的毒品猖獗一时，海内外的淫书、禁书争相翻印，琼瑶的作品征服了大陆。不少国产作品不但得不到稿费，反而要倒贴巨额的印刷费。有些人得到了自由，另外一些人却丧失了自由。而不管是谁，“黄金时代”的黄金美梦都已经苏醒。大家揉着眼睛一看，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乱和暴乱。

假定承认四次作代会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水岭，那么，这条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项基本原则、和四次文代会的《祝辞》、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和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相对立的路线，对不起，只能委屈一点儿，算是一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线了。

一九八九年党的六十八岁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