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小文章里，曾经说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次鸣放的典范。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提出“双百”方针来，但是在那个会上，人们可以自由发言，说错了也不会受到行政处分，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交锋，毛主席作的总结，也没有说要强制执行。根据这些，我以为那一次会上实行的，是未经宣布的“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正式问世以来，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在人类整个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在一个亲身经历过那种翻腾拾叠，风云变幻的大起大落情景的人，想起来，也的确是令人够受的。为了使年青朋友们便于理解，我想把这三十多年分成前期、中期和后期。

前期的十年间，“双百”方针刚刚开始实行，谁也弄不清楚它的实际含义和具体做法。经过一阵大鸣大放之后，资产阶级右派乘机向党进攻，结果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大鸣大放变成了“引蛇出洞”。随后，“双百”方针也就烟消云散，不再有人提起了。

中期的十年间，恰好同时碰上林彪、“四人帮”所操纵的十年动乱。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举世公认的“万马齐喑”，“双百”方针成了一个只供嘲弄的词汇，不必说了。

后期的十年间，从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现在，可以分作上、下两段来考察。上段的五年间，大概从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三，“双百”方针是执行得比较好的，健康的，有成效的。那时候文学艺术得到了空前的活跃和发展，错误的政策、思想和言论，得到了拨乱反正，文艺理论批评兴旺发达，各种风格流派的创作，争奇斗艳。

下段的五年间，大概从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九，“双百”方针的执行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否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实际上是迷失了方向，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时候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唯心主义的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旧破烂成为时髦新潮，装腔作势，红极一时，却没有人看得懂，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摒弃；文艺创作离开了现实生活，离开了人民大众，那些表现极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悲观主义的现代派作品堕入了萎靡不振的低谷，气息奄奄，同时色情凶杀的毒品猖獗泛滥。另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真理，针砭时弊，培育新人的理论批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对四化有益的，振奋人心的，健康正派的文艺创作无法问世。这样，中国的文学艺术又呈现了那种“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可悲局面。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期的“双百”方针只起了“引蛇出洞”的作用，不足为训，中期的“双百”方针不翼而飞，也没有什么可谈的；后期的上段值得认真总结，下段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小蛇们儿倾巢而出，正像毛泽东所说的“要他不表现自己是不可能的”，最后只能仰仗外科手术来解决，那教训倒是颇为深刻的。历史的长河无穷无尽，这区区三十年的“双百”小史的回顾，也许对咱们以后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会有一些好处的吧。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