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有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的说法，其实还不止这些。除了这些难以外，写书难、印书难，以至于争鸣难，都是实际存在的。其中的争鸣难——不，应该说争鸣苦，尤其显著。

“引蛇出洞”、“大鸣大放”等等，已经先破坏了争鸣的声誉；近十年来，又有一些人打着“争鸣”的旗号，或者办一些什么刊物，或者出一些什么大字报，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这又给争鸣戴上一个狰狞的面具。

至于后来既有“宽松、宽容、宽厚”，又要求争鸣的时候，不能简单粗暴，不能随意点名，还必须从容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凡此种种，都有意无意地使争鸣变成一块布满清规戒律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类似布雷区那样的地方。争鸣真是命苦，可谓苦过黄连了。

从前那些一心想在争鸣台上获得席位的勇士们，只想自己说话，不愿别人开口，一碰到别人的批评，就抱着脑袋，满地打滚，还大声叫嚷，说别人打了他的棍子，围攻了他，证明真理在受委屈的一方。如今这种现象，已经不大容易看见了。因为这些人已经坐在争鸣台上，占了一席之地，就宣扬争鸣已经够了，如今该讲讲“恕道”了。于是有些高论就应运而生，说什么“要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不要使用马克思的旧词句”；“道理尽管可以讲，但也不一定非提马克思不可”等等。这些高论有什么目的呢？为什么他们要捂住人家的嘴巴呢？他们虽不曾明说，意思却是明白无误的：九十九家都可以争鸣，只有姓“马”一家除外。

那些捂别人嘴巴的好心人，想必有一些善良的愿望。如果让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我想他们大概是怕乱，也就是怕争鸣一起，无法收拾，影响安定团结。其实这是很大的误会。首先，一个人早上在树林子里散步，经常听到百鸟争鸣，谁也不会觉着乱。其次，文艺问题有些是不必忙于做结论的，有些是根本不需要做结论的，“五四”以来文艺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存在“收拾”的问题。又其次，真理越辩越明，每次争论，不管有无结论，都向共同认识前进了一步，也就是向真理接近了一步，同时，向真正的安定团结前进了一步，这是显而易见的。咱们不愿看见桌上碰杯，桌下踢脚的现象，也不满足于“今天天气哈哈哈”的一团和气，更不希望那种同床异梦的所谓安定团结。

一千九百八十八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说得好：“报刊上开展对某一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对某一作品的评论，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报刊要为持各种不同意见的读者和评论家提供平等讨论的条件。报刊（包括本报在内），特别是党的报刊，不能只发表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评论，拒绝发表不同观点的评论。报刊要通过全面反映各种观点的评论，推动健康的文艺评论的发展，促进文艺界作家的团结，推动文艺的繁荣。”这是何等非凡的大国民的气度！

那么，咱们是不是下决心养成一种民主的习惯，在一片百家争鸣的喧闹声中过安定的生活，在为真理争辩得面红耳赤的气氛中求得真正的团结呢？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