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当以宋代为极盛。盖古之儒者，讲修齐治平之道，或详于人事，而略于宇宙之本原。宋儒始明人性与宇宙之关系，立理气心性之说，不仅教人以实践，且进而推求其原理，故有以立其大本，而教义益密。至是乃有性理之学，然亦时势有以致之。

（一）佛教之影响 六朝文士，喜好佛教，恒著于文词，唐韩愈出，始辞而辟之。然唐以来，佛之为教益备，大德迭出。禅宗所谓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直指心性，见性成佛者，尤能导人从事心性之源，而厌章句碎屑之陋。宋之大儒，多与禅门往还，其讨论性命之说，故宜有相契发者，惟于人事伦理，所持各异耳。

（二）道教之影响 五代陈抟，亦究性命之理。《太极图》《先天图》有谓皆出于抟者。盖古时阴阳五行之说，常存于方外，至是传于儒者，为宋学之根据焉。

（三）训诂学之反动 汉之学者，于训诂已详。唐初亦盛小学，说经者牵于字句。至于宋儒，始务求其大义而归于纯理，故词章训诂，皆在所轻。此道学家所以异前之经生也。

北宋之道学者，有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而程门之传最广。其余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本政治文章之士，其议论亦多原于儒术。南渡以后，则朱陆分为二派，陆近于尊德性，朱近于道问学，并为后来所宗。而又有永嘉、永康之功利派，王霸双行，义利并用。门户之争，自宋以来而弥甚，然要不可不谓为哲学进步之一时期矣。

南渡以来，苦于金人之侵略，朝中有主和、主战二派相轧。终以国弱力屈，鼎迁于元。至是异族入主中夏，而遗民抗节守义，秉志不回者极多，殆亦道学之余势所激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