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其诗古文辞最盛，为后世之宗，而哲学独不振。其能宗儒者之义，本性命之本者，数百年间，惟韩愈、李翱而已。唐太宗以英雄之主，好学乐艺。在太子时，已开馆延文学之士，如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之流，所谓“十八学士”者也。即位以后，又置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充其学士者，皆天下名儒，学生若明一经以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至二千二百六十人，四方学者，云集京师。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皆遣子弟，来学于国学，其盛如此。当时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皆邃于经训小学。陆德明著《经典释文》，颜师古正《五经》脱误，孔颖达作《五经正义》。《五经正义》者，《周易正义》十卷，用晋王弼、韩康伯注；《尚书正义》二十卷，用孔安国传；《毛诗正义》二十卷，用毛亨传、郑玄笺；《礼记正义》[1]六十三卷，用郑玄注；《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用杜预集解。其正义皆颖达所为也。自是说经者皆遵《正义》，不复更为新说。从此南北学派之争虽泯，而学术思想，亦坐是不进矣。

唐与老子同姓，故尊道家。太宗又遣玄奘于西域，及其归也，广译大乘经论，而佛教亦盛。唐时释老与儒教并行，佛教之中，尤大德辈出，道教则多方术之士，以玄理著书者甚少。谭峭《化书》[2]之属，殊罕精微之论。其余阴阳术数之学，亦颇有传者，李淳风、一行等，其最著者也。又赵蕤《长短经》，言纵横之学，然无特创之见，故兹不取也。

唐人文集，时有关于哲理之议论，如柳宗元、刘禹锡之《天论》，并具新解，其余此类亦多。要其学未有系统，难以一二文字，述之哲学之林，故今只取韩愈、李翱二家。要之佛教尤盛，其教理多可论者，故亦别出一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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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郑玄笺；《礼记正义》”，诸本皆误作“郑玄礼。笺记正义”，“礼笺”倒，乙。

[2] 按：“《化书》”，诸本皆误作“《记书》”，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