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孔子
（甲）孔子略传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人也。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即鲁襄公二十二年（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即鲁哀公十六年（西历纪元前四七九），年七十三。说者谓希腊苏革拉第，生于西历纪元前四百七十三年，释迦牟尼生于西历纪元前五百五十七年。世界三大哲之生，其时并相去不远云。孔子之长，尝为委吏而料量平，为司职吏而畜蕃息。适周，问礼老子。既反，弟子益进。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适齐，景公不能用，遂行，反鲁。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季氏方僭于鲁，陪臣阳虎作乱专政，孔子退居不仕。未几，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则之。遂为司空，又为大司寇。十年，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孔子行，乃适卫、如陈、过匡。匡人以为阳虎，拘之。既解，复还卫，去之陈。三岁，反于卫，灵公不能用。复如陈，游于叶、蔡、楚、卫之郊。至哀公十一年，始归鲁，于是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越二年卒，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亦有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1]，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2]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矣！”[3]虽然，岂独十余世而已哉！孔子至今七十余世，而国人敬其苗裔，尊诵其书者，固未尝少衰也。
孔子始终以斯道自任，以为天之所以命己，故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哀道之不行，天下之不治，不敢自宁，所谓自西自东，自南自北，匍匐以救之者也。虽干七十二君无所遇，而自信益笃。《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五十六岁，辞卫灵公，“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4]其自信如此。他书记孔子畏于匡之时，子路奋戟欲与匡人战，孔子止之，以为非修仁义者所为。于是子路弹剑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围而去。逼处险难而泰然自若，其称天与斯文者，以为己之一身所在，即斯文所在，斯文所在，即天意所在。匡人虽暴，固不能违天以害己也。盖以儒教之兴丧，决己身之存亡，而不以外物之相迫者，一少动其心焉。
又“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5]包氏曰：“天生德者，谓授我[6]以圣性，德合天地，吉无不利，故曰‘其如予何’。”[7]此皆明一己之自信心，告弟子使勿恐。孔子平日谦逊，不以圣自居，一旦临大患难，即毅然自任，以为天付我以斯文之重如此，天与我之德如此，必不足忧。其信心坚固，盖积之于平日，故事至不惑不撼也。孔子既受天之命，当此弘道救世之大任，自信其力必足以济之，故不以世之毁誉忧患动其心。虽见所志不可施于今，而决然以为可以垂教万世，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者，盖古今一人而已。自孔子以来二千余年，国姓改易殊体，而孔子之教，独相承不坠，固由其教义广大，无所不尽，抑亦其自信力之所持，有以度越前圣矣。孔子当自表其信念之际，则呼天以自明，然孔子之所谓天，其义果何如者，是学者之所宜亟知也。凡宗教家及哲学家，殆无不言天者，孔子之言天，则有四种义：（一）就其主宰者而言之；（二）就运命言之；（三）就形体言之；（四）就理言之。
（一）天之主宰者，宗教家恒言之。盖以天之威权，位于世间之上，为一切人物之宰制者也，《诗》、《书》中多言此主宰之天。孔子既以天命斯文在己，故亦有称天之主宰，以表其自信心者。如“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8]此所谓天，即主宰之天也。又叹弟子及世人，每不谅其所抱之真意。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9]此信天为人间之主宰，无所不知，故独能知我也。又颜渊死，子哭之恸，曰：“噫！天丧予！天丧予！”[10]颜子之丧，孔子一再呼天者，盖信斯道之绝续，天实为之。孔子本以一身任道统之重，而见可以传道者，惟颜子一人。故颜子之丧，即无异予丧，无异道丧也。其言天之主宰如此。
（二）运命之天者，亦与主宰之天略同，由天之主宰而赋于人者言之。故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1]又“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2]然又称孔子罕言命，何哉？盖以穷达死生，当一听天命，而人之所以为人，则惟当各自勉尽其分义，不必复念其余也。即在天者委之于天，在人者必竭尽其力，而后俟诸天命耳。
（三）天之形体者。如孔子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3]此言天之形体之广大，以喻尧德也。子贡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14]此喻天之形体之高高在上也。
（四）天之理者。如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5]此言天道，即是天之理。宋明学者每谓天即理，盖属此种。
《论语》言天，有上四种之义，为后之言天者所不能外，而哲学家所论，多属后之一种。盖天者实不过吾人心理之表象，所谓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者，诚见其理之浑然一体者耳。宗教之尊者，与旷代之元哲，其心力自信，率胜恒人，则每见主宰之天焉，要即自心之所发者也。释迦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耶稣自谓“神子”。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6]此岂矢口而徒言哉！人物同具此心，同具此理，既见其普遍流行而不可易者，斯确然信其有以安身立命而不违矣。今于孔子之行事，仅述其略，而特致意于孔子之毅然以斯道自任，即其所以与天地合德者，庶知所向往焉。
（乙）孔子之述作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7]，子思《中庸》，则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8]。盖孔子实集尧以来道术之大成，据旧有六艺，而删定论述之，以立古今儒教之宗者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19]盖孔子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尝问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史记》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鍉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20]既多识前言往行，先王群圣人之道，正诸当世之贤哲，乃有述作之志。犹聘七十二国之君，“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21]。于是叙《诗》《书》，赞《易》，作《春秋》。曰：“吾欲垂之空文，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2]已不得行其道，托之空言而不敢辞，此孔子述作之微旨也，今析而论之。
一、《易》
《易》之起源，既述于前章。《论语》曰：“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23]《史记》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24]《论语谶》：“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铁挝三折。”[25]盖太卜所掌，本有《三易》，自孔子独赞《周易》，而《连山》《归藏》之学遂黜焉，故《周易》之传，自孔氏也。孔子既作《十翼》，毕述古来《易》教之义，其遗说则散在《易纬》，后世言《易》之为经，厥名实函三义，此疑本诸孔子。《乾凿度》曰：“《易》一名而函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26]郑玄依此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27]此皆出于《系辞》。《系辞》曰：“乾坤，其《易》之蕴耶？”[28]又云：“《易》之门户耶？”[29]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30]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则“简易”之谓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31]此则“变易”之谓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32]此言其张设布列，即“不易”之谓也。此就“易”之一字，论其总义者矣。至于《易》之分为上下二篇，或以文王所定，然亦孔子始说其义。《乾凿度》云：“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而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之主，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33]孔子既通古者《易》教之义，于是论其总名，及其分篇之义，以教学者，而复自为《十翼》附之。《十翼》之辞，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34]故郑学之徒，其数《十翼》，以为“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35]是也。今人有谓卦词爻词，并孔子作，古无其证，未敢漫同，故仍依旧说，以孔子但作《十翼》也。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商瞿已下，传授不绝。《汉·儒林传》云：“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36]汉兴，《易》诸师皆出田何，田何之门有王同、周王孙、服生。王同之门有杨何、即墨成、孟但、周霸、主父偃等。丁宽之门有田王孙。田王孙之门，有施雠、孟喜、梁丘贺。孟喜之门，有焦延寿、京房。于是汉时施、孟、梁丘、京氏之《易》，皆列于学官。然汉《易》已多与古《易》异趣，又当时民间有费直、高相二家之《易》，至魏，王弼、何晏释《易》，颇杂以道家之说，而隋唐间独弼注盛行。至宋程伊川《易传》，则略于象数而详于理。清世又复稍有治汉《易》者。此自来《易》学变迁之略也。
二、《尚书》
《尚书纬》曰：“孔子求书[37]，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38]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39]《论衡·须颂篇》曰：“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鸿笔之奋，盖斯时也。或问《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然则臣子书上所为矣。”[40]然则孔子叙《书》，虽据旧史之文，不惟有所去取，据王充之说，则即所取之篇，亦多所刊定，故以为出孔子之鸿笔也。经秦焚书，百篇者已不存。汉文时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使晁错从而受之，得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是也。其中，《盘庚》分三篇，又割《顾命》为《康王之诰》篇。武帝时，得《泰誓》三篇，合三十四篇。伏生之学，传张生、欧阳生。张生传为大夏侯、小夏侯之学，与欧阳氏学，共传今文《尚书》。
古文《尚书》者，鲁共王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于复壁中得《尚书》五十八篇，皆科斗文。科斗者，春秋时所用古文之一种，其形类科斗，故名。博士孔安国，以今文读之，上之于朝，会遭巫蛊事，不得立于学官，藏在秘府。其后，值晋永嘉之乱，遂致沦散。及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者，称得古文《尚书》以献，至是，古文今文并行。唐兴，陆德明据古文作《释文》，孔颖达奉勅为古文《尚书孔传》作疏，而古文益为世所信矣。宋吴棫始疑之，朱子亦以今古文不类。元吴澄作《书纂言》，独为今文作释。明梅鷟始参考诸书，以证古文之伪，然犹多所未融。清阎若璩，博学多识，为《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条分件系而辨正之，于是古文《尚书》之伪，炳然不可掩矣。
三、《诗》
《史记》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41]郑玄《商颂谱》序曰：“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42]其先王。孔子录《诗》之时，则得五篇而已。”[43]按：孔子删《诗》，所据者三千余篇，又承其祖正考父之学，故叙《商颂》五篇，《周诗》三百六篇，其《小雅》笙诗六篇，本有声无辞，共得三百五篇。后人以其六篇之辞亡而补之者，非也。
古者本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教，及孔子定《诗》三百篇，而又总其义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4]盖尝教人学诗，曰：“不学诗，无以言。”[45]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6]“六义”虽自古有之，然录四诗为“四始”，其义自孔子，故史公特著之。子夏《大序》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47]郑玄《答张逸》云：“四始”者，“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故《正义》以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也”。然“四始”所说，亦有不同。《诗纬·泛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48]按：《齐诗》用此说。诗之义又有“五际六情”。正义曰：“郑作《六艺论》，引《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者，郑以《泛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侯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其六情者，则《春秋》云‘喜怒哀乐好恶’是也。”[49]“四始”为诗义之最著者，“五际六情”亦当是孔氏之遗说与？
孔子以《诗》传子夏，至汉兴，而有三家诗：曰齐诗，曰韩诗，曰鲁诗是也。韩诗者，燕人韩婴所传，有《韩诗》内外《传》，今惟存《外传》；鲁诗，鲁申培所传；齐诗，齐人辕固生所传，三家诗并立博士。又大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并齐韩鲁，共有四家。今惟《毛诗章句》具存，三家诗亡。后虽有掇拾之者，其义不能什一。
四、《春秋》
孟子尝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50]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51]《史记》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52]。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53]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54]。”[55]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56]《汉书·艺文志》曰：“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57]按：《春秋》虽据旧史，然起自隐公，终于获麟，二百四十年，其褒贬义法，皆出自孔子，所谓“文成数万，其指数千”[58]，盖人道之标准，而伦理之极则也。今传《春秋》，有《左氏》《谷梁》《公羊》三传。《左氏传》，左丘明作。《谷梁传》，谷梁俶撰。俶，字元始，一名赤，受《春秋》于子夏。《公羊传》，公羊寿撰，齐人胡母子都，助成其业。寿，汉景帝时人，初，子夏传《春秋》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之子地，地之子寿，皆父子相传，寿始笔之于书。《三传》义互有异同，而《国语》亦称《春秋外传》，《汉志》录《国语》二十一篇于《春秋》后，注云左丘明著。说者谓丘明既为《春秋》作传，复集其高言善论，别为《国语》也。
五、《礼》
《史记》言“《书传》《礼记》自孔氏”。[59]今传《礼经》十七篇，即《仪礼》也，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孔子有所增补。《杂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60]宜即在今《礼经》中者矣。则孔子不仅次定旧文，而并有所自书之礼存焉。《周礼》亦周公致太平之书，然最晚出，汉时谓之《周官经》。或云河间献王时，李氏上《周官》五篇，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补之。王莽时始立学官。后世以《仪礼》《周礼》《礼记》，并号“三礼”。《礼记》者，戴德删《古礼记》二百四十篇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戴圣复删为四十六篇，为《小戴礼》，马融复增益三篇，合为四十九篇。今所行《礼记》，即《小戴记》也。其中固多七十子之徒之遗说，如《乐记》取《公孙尼子》，《中庸》取《子思子》，《月令》取《吕览》等是也。《汉书·艺文志》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仪礼》[61]）。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62]今《礼古经》不可见，独有《仪礼》十七篇，《大戴记》中有《曾子》十篇，而《三朝记》七篇，刘向以为是孔子对哀公所作。《小戴记》之《大学》、《中庸》，宋儒别出与《论》《孟》并行，以为《大学》是“孔氏之遗书也”。（《汉志》：《记》百三十篇[63]。然每篇仍有别行者，如所录《中庸说》二卷，及蔡邕有《月令章句》，并不必合于《礼记》也。）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64]孔门之教，以《诗》《礼》并称，《礼》尤为伦理之专书，而《记》所载，则有兼明天地阴阳礼之本原者，欲详儒教之义，必求之于《礼》也。
六、《论语》
《汉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65]《论语》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鲁论》二十篇。《齐论》视《鲁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者，出孔子壁中，分《子张》为二篇，其一篇名《从政》，故有二十一篇，次第与《齐》《鲁》同。汉兴，传《齐论》者，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吉名家；传《鲁论语》者，龚奋、夏侯胜、韦贤、鲁扶卿、萧望之、张禹，皆名家。
《论语》记孔子之言行，略已备矣，实儒家之秘要，道义之准的也。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全取《论语》。苏子瞻《荀卿论》有曰：“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66]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67]此虽言《孔子世家》，实无异赞《论语》也。
七、《孝经》
《孝经》，古者皆以为出于孔子，其后乃多异说。《孝经纬·钩命决》曰：“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68]（太史公亦尝引此二语）“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69]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70]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71]作《孝经》。”[72]《汉书·艺文志》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73]《白虎通》曰孔子已作《春秋》，后作《孝经》。此皆以《孝经》为孔子所作者也。伪孔安国《孝经序》，以《孝经》为曾子作。宋司马光以为孔子与曾子论孝，而门人笔之，谓曰《孝经》。胡寅则以为曾子之门人所作，晁公武、明丘濬等从之。要此皆后人臆说，无其明证，仍当是孔氏之遗书耳。《隋书·经籍志》谓《孝经》秦火时，为河间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其书汉代通行，写以隶字，故谓之今文。今文《孝经》一篇，十八章，有郑玄注。古文《孝经》，鲁共王壁中所得，其字为蝌蚪古文，故谓之古文《孝经》，命孔安国读之。《汉志》：“《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74]班固自注。刘向曰：“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75]其多一章者，《闺门章》也。桓谭谓古今文异者四百余字。孔《传》异说甚多，唐玄宗用今文自作注解，颁行天下，所谓《御注》是也，《御注》行而孔郑二家传习者希。汉时长孙氏、江翁、台仓、翼奉、张禹，并传《孝经》。吾国向重孝道，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孝经》则言孝之专书也。
（丙）孔子之学说
一、仁说
孔子之教，以仁为本。所谓“吾道一以贯之”[76]者，殆谓仁也。《易》教虽以仁义配阴阳，而古书始用“仁”字者，莫先于《尚书》。《金縢》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77]，是周公之词也。（伪古文《仲虺之诰》有“克宽克仁”[78]之语。）“仁”于六书中为会意字，从人二，其总义以对于人而能尽其爱为始，故爱是仁之本义，其余诸义，皆自爱孶生者也。春秋之末，世方务战而好残，近于不仁之甚，孔子以拨乱济人之志，乃揭出“仁”字以正之。盖凡释氏之慈悲，耶稣之博爱，墨翟之兼爱，虽其为爱不同，而未有不出于仁之一念焉，则仁之为义大矣。今略举昔贤言仁之最著者，如《庄子·天地篇》曰：“爱人利物之谓仁”[79]，郑玄曰：“仁者爱人以及物”[80]，《说文》曰：“仁者，亲也”[81]，韩愈曰：“博爱之谓仁”[82]，周濂溪曰：“德：爱曰仁”[83]，程明道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84]，李延平曰：仁者，“当理而无私心”[85]，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86]，又曰：“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87]自以上诸语观之，仁之主于爱可知矣。孔子不敢以仁自居，弟子三千，度无不求仁者。仲弓、子路、冉求、公西华，皆孔门高第，而不轻许以仁。颜回庶几之材，亦仅称其“三月不违仁”[88]而已，盖仁之难也如是。故凡有问仁者，孔子多答以仁之一体，至于仁之全德，诚有不易形容者。孔子终身以仁为志，见仁德之广大，惟天足以拟之，而非世间语言文字之所能尽，故曰：“予欲无言”[89]，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90]此真孔子有契于仁之本体之时，而喟然有动于词者也。既以仁德蓄于己躬，有道大莫容之慨，乃曰：“莫我知也夫[91]！”[92]又曰：“知我者其天乎！”[93]喻我身已达于天人合一之圣境，则知我者亦惟天而已。于是悟宇宙之真理，得人生之真义，廓然大公，物来顺应，造次举措，不违[94]于仁，故曰：“从心所欲不逾矩。”[95]斯仁之极至，而圣功之大成也。孔子之所谓仁者，如此。
夫人之为人本于天，惟能仁者，乃全其所以为天，全其所以为人。故仁者乃最高之理性，能仁者乃最高之人格也。然如何而后可以达于仁？孔门所求，惟此一事。征诸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多务实践而不务空言。公明宣[96]读书三年，曾子教之学言动是也。[97]以近世心理学言之，心之作用，有知情意三种，而仁者之存心，必不偏于知，不偏于情，不偏于意。孔子尝论知仁勇为“三达德”，正可当心理上之知情意（情主仁，意主勇）。然知勇之二德，又无非自仁之一德之全体而分之者也。孔子备此三德，而后能仁，弟子之中，于三德往往有所偏，不能无憾，此孔子所以不以仁轻许之也。称子贡之智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98]称颜渊之仁曰：“三月不违仁。”[99]称子路之勇曰：“由也好勇过我。”[100]三子者，虽各有其德，颜渊尤为近之，要未能会三德而为一，亦其材有所限矣。孔子独能兼三德，合智勇以为仁，是以贤如颜渊，犹不得不发钻坚仰高之叹，而宰我、子贡、有若之伦，以为生民以来未有也。
孔子教诸弟子，恒欲使之进于仁道。今杂举《论语》中孔子言仁者如下：
圣为学者至极之名，而孔子尝以圣与仁并称。“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101]邢昺解“何事于仁”，谓“不啻于仁”也。盖博施济众为仁，固无待言，惟其事则圣如尧舜，尚或病之耳。又自谦不敢仁圣之号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102]
孔子告颜渊，独示仁之最大之义：“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103]又论礼乐以仁为本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04]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05]盖仁与道与德与艺，并吾人所以安身立命之具也。
孔子于古之人，而称其仁者，不过伯夷、叔齐、微子、箕子、比干、管仲数人。《论语》：“冉有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106]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107]又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108]又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09]此数子者，其所以为仁虽不同，而孔子以其行皆有契于仁者也。
盖仁者用之于身，则有善而无恶；用之于国，则泽厚而利溥。故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110]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111]惟仁人始无恶，又好恶得其平耳。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112]王者行仁政三十年，则民无不被其实惠者也。于是乃言人当以仁为己任，曰：“当仁不让于师。”[113]又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14]又恐人以仁为难能，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15]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116]又以水火喻仁，见仁为安平可由之道，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117]
又论仁智勇三德之关系，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18]又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119]又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120]又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21]又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122]“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123]：‘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124]“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125]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126]盖仁与智勇，虽并立为三德，然仁可以兼智勇，智勇不能兼仁，故仁为全德之名也。
又论仁兼恭敬忠恕之义。“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27]“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128]此并言仁之一体，然亦有近似于仁而未至者，不可不辨。子曰：“刚毅木讷，近仁。”[129]近仁者，非即仁也。宪问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130]
《论语》又载孔子论仁与恭宽信敏惠之关系，曰：“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131]又论仁与讱之关系曰：“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132]：‘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133]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134]又论杀身成仁，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35]然人之所以能成其仁，尤不可不好学。故曰：“好仁不好[136]学，其蔽也愚。”[137]孔子言仁最多，兹仅就《论语》，掇其最要者而已。
综而论之，则仁也者，实为天理之至纯，而可以总括人心之全德者也。程明道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朱子谓“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此最善言仁之本体，深有得于孔子之旨。通观孔子平日所言，及所定《五经》中所有诸德，殆无不在仁之中。曰诚，曰敬，曰恕，曰忠，曰孝，曰爱，曰知，曰勇，曰恭，曰宽，曰信，曰敏，曰惠，曰慈，曰亲，曰善，曰温，曰良，曰俭，曰让，曰中，曰庸，曰恒，曰和，曰友，曰顺，曰礼，曰齐，曰庄，曰肃，曰悌，曰刚，曰毅，曰贞，曰谅，质，曰直，曰廉，曰洁，曰决，曰明，曰聪，曰清，曰谦，曰柔，曰愿，曰正，曰睿，曰义，皆仁体中所包之德也。故仁者，众德之统，万善之源。凡修齐治平之道，莫非仁之用，而仁义礼智信五常，尤儒家为教之要纲，其实五者总是一仁。程明道《识仁篇》，谓“义礼智信亦仁”[138]是已。自孔子以来，仁之为德，其意义最为广大也。
二、性说
性善恶论，为中国伦理上之一大事，自孟子以来，其辨说者众矣。《论语》称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盖性之本固难言也，然孔子言性，固有可征者，诚后世性说之渊源也。今先述六艺中《诗》《书》等言性之意，乃及孔子之性说焉。
《诗》曰：“天生烝[139]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140]此言天之生人，有是物必有是则。自四体之微，以至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序，无非物也，即无不有法焉以处之。视之明，听之聪，貌之恭，言之顺。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相敬，朋友之相信，皆是斯民所执之常性，而其心所好之美德也。故孔子读《诗》至此，而赞之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141]孟子又引孔子之说此诗，以为性善之证，然则《烝[142]民》之诗，是性善说之源也。
《虞书·皋陶谟》曰：“天叙有典，敇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143]此言典礼诸作善之具，皆天因我之常性而叙之秩之耳，是亦近于性善说者也。
此外言性善者，如《左传》刘康公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144]此言人禀天地中和之气以生，中和之气即至善之气，故知谓性善也。《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45]《诗》《书》言性善，皆推其词意而知之，此始揭出“善”字，其意以一阴一阳，为天地万物生成之道，其流行造化，无非善也。更进而言之，则天地以生生为道，继此生生之理者即是善。善莫大于施生万物，天以此善心生之，人又万物中之至灵者，继此生生之善心而凝成以为性，夫安有不善者哉？又《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146]此亦有性善意。盖人性方未接于事物，至静纯善，动而后有不善，此略近道家虚静之说，要皆性善论所本也。《系辞》《乐记》，虽出孔氏，疑此数语，是古有其说。
伪古文《尚书》中，其言多有涉及性者，疑亦本古说，在昔学者，颇多引用之，今亦略著一二于此。《汤诰》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147]“降衷”二字，虽未明言性善，然言民有恒性，则其初所降之衷（衷即中也），本无偏倚，而具有仁义礼智信之理。既生以后，或不无清浊纯杂之异，故君人者仍顺其恒性而绥之也。《太甲》篇：“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148]此言常习为不义，则渐变其本性而为恶人。上一则言性善，此则言善性可变为恶性也。惟《仲虺之诰》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149]此言民生而有利欲，须有聪明之君，治以礼义，独偏近性恶说。伪古文之出尚早，其时多有古书，不知所据者是否上古成说，要已上并古代论性之略可考者也。
欧阳修作《性辨》，以《六经》未尝言性，皆论其切于人事者，即偶有一二言性，然非主性以为言也。[150]今复列孔子以前论性之说者，以人性之于伦理，为后世辨说之林，故不得不索其源。《诗》《书》《易》《礼》之遗说，虽经孔子删定，然当时六艺本自为教，则在于六艺者，固难直据为孔子之言。故虽《系辞》《乐记》之说，以附在六艺，并先述于此焉。
《诗》《书》《易》之为教，既皆略有性善之义，惟其说不详。孔子固未质言性善，今就《论语》考之，亦有数条可证孔子对于人性之意见。今述之如下：
（一）孔子曰：“有教无类。”[151]其意盖人无不可教者，则即此可证人性之同。虽未明言善恶为何等，然无论何人，皆可依教育变化，固不可谓非其始之本善也。
（二）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152]此与《书》之“天叙天秩”，《诗》之“秉彝”，《易》之“继善”诸语略同。盖人禀天地粹然之气而生，故全乎至善，无一毫之邪。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尔。”[153]
（三）“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54]上二则似论性善，此则略异，近于性三品之说。荀悦分人之材性为九等，惟中人可移，盖本诸此也。
（四）“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5]又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56]此与上一条之意略同，并为三品说所祖。然推其始之相近者谓之性，则天所赋人所受，初未有善恶之分也，及化于习而后有善恶，此弥为探本穷源之论矣。
（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157]此语亦有引为性善之证者，如云仁即人心，常存此心，即惺然炯然，常明常觉，恶根断绝。盖仁为至善之德，而固有于人人之心中。自非自暴自弃者，但一志乎此，便无复有恶，此亦可推性之本善也。
综以上数端，孔子论性之意可见。或疑于有教无类之说，与智愚不移之义，难以并立。盖无类者，喻教化之常理；不移者，实气秉之变格。观其始之相近，而卒以相远者，可以明矣。后人皆因孔子所言，若有未详，各益以己所见立性说，莫不原于孔子之意云。
三、德治论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58]，非仅欲垂之空文，实欲以其道施之天下。中国之论政治，古有德治、法治二种，孔子则纯然以德治为本者也，今就《论语》征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59]此释“政”字之意义，与“正”相同，故以正帅人，为为政之根本。天下人人皆出于正，斯德治之极轨矣，故尤注重于行政者之一身。尝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60]”[161]又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62]然则孔子之政治主义，一切不任权谋术数可知也。虽启自来儒者迂阔之谈，而揆以《春秋》之义，则从政者皆能正身，乱臣贼子，自绝迹于世。当时王道不行，在上者皆横暴残贼，故孔子作为是说与？
于是揭出“德”字为政治之标准，亦正身之标准。其言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63]一行德治，如北辰为众星所拱，即“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之义也。又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64]盖与德治相反者为刑名法术之治，故于此章非之，以见孔子之所以为治，异乎商鞅、韩非之所以为治也。
四、忠恕
孔子平生所常言者，莫大于仁，而其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以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65]，是忠恕又孔子一贯之道也。宋儒谓“中心为忠，如心为恕”[166]，此就其本字分析以解其义，要之二字皆所以明尽己心之诚者也。称忠已足，广之则为忠恕、忠信、忠爱等语，盖毕尽其诚而无余者，即是忠也，随所施而立名耳。忠恕义较大，故曾子谓为夫子一贯之道。今先言忠之为立身根本者，次述忠恕、忠信等义。孔子曰：“言思忠”[167]，盖与人交际之始，莫先于出言，言而能诚，乃可推之他事。“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68]此可见忠为交际之要道，恭敬以处己，而忠以待人，虽仁不啻矣，然又有全忠之道焉。“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169]则与人虽忠，有适可而止之义。又恐人之交友，徒暱于其友，而不知道之以正也，是不得为忠。故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170]曾子亲传孔子忠恕之道，每日尝以忠自省。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71]故忠为社会伦理之达道，即对人以诚心是也。而对于国家，亦当效忠。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72]，又曰：“见危授命”[173]，此皆喻效忠于国。后世忠勇、忠义、忠烈之称，盖出乎此。当时国家与政府之区别未明，故或效忠于政府之一人，亦谓之忠，孔子尝亟辨之。“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74]尹氏曰：“君臣[175]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176]盖使臣以礼，包括家国之事，为国家之事，乃可责臣以尽忠也。当时在上位者，亦患民之不忠，“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177]朱子注谓“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己”[178]。盖行政者能自尽其孝慈于己，然后可以忠望于民矣。
忠恕虽为孔子一贯之道，而自曾子之言外，《论语》罕并举之。《中庸》引孔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179]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180]盖忠以尽己，恕以待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则人己交尽，处世之达道也。《论语》又多以忠信并举者，汇录如下：
子曰：“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181]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82]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83]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184]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185]
忠与信虽各为德之名，而并举之则有相关之义。孔子言“主忠信”者凡再，盖对社会之伦理，莫大于忠，忠信兼尽，方为吾人待人之道也。
五、孝弟
儒教伦理，始于孝弟。盖德之化人，必由近而及远，故当自身心，以推而达之家国天下也。于是孔子以家庭道德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而孝弟又家庭道德之根本也。《论语》：“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86]又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187]今析孝之内容，孔子所论者有三种：一曰服从，二曰养志，三曰几谏。
（一）服从 《论语》：“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88]“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89]汉魏学者于“无违”二字，不加训释，以其义自暸也。盖无违父之志，即服从之义云尔，且孔子又申之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此皆无违之事矣。而三年无改父道，亦当含在无违之中。故曾子曰：“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190]盖无违之义，通于死生，生当服从其命，没犹当服从其志，乃谓之孝。观曾子所述，则孔子所谓三年无改者，本义如此。惟在封建时代，即无故不改臣改政，或不害事，秦汉以降，则势有所不行。于是皇侃《论语义疏》为之辞曰：“或问曰：‘若父政善，则不改为可；若父政恶，恶教伤民，宁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论父政之善恶，自论[191]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风政[192]之恶，则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恶，则其家相邑宰自行事。无关于孝子也’。”[193]皇侃之说，要是新解。朱子《集注》，亦谓无违是无背于理，至于孔子本义，似是推尽孝当服从之意而言耳。
（二）养志 《论语》：“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194]“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95]“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196]已上言能孝者，不仅养父母之身，又当养父母之志也。“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197]此章一以示服从之义，一以明养志之道。朱子曰：“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则[198]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199]
（三）几谏 服从与养志，虽为孝之本，然此可以道其常而不可道其变也。若夫人子当父母有过之际，则若何而后可乎？于是孔子乃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00]此亦不外于服从与养志之际，而益起其敬孝，使父母徐悟而自致于善耳。
孔子重孝，故主三年之丧。三年丧固当是周制，然《尧典》已有“如丧考妣三载”[201]之语。惟墨子《非儒》，则谓儒家所制，莫能明也。要在孔子时，三年丧之礼，已渐不行，孔子力主复之，高弟如宰我，犹以为疑。《论语》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202]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203]《孟子》载滕世子欲行三年丧，父母百官皆不欲，以为“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204]，则知三年丧废已久。自孔子以来，儒者始主行之，故墨子以为儒者之法，而矫为薄葬之说也。
孔门之中，曾子尤为至孝，故孔子作《孝经》以授之。《大戴礼》中，有《曾子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四篇，其言孝尤极丁宁反复之意。《论语》曰：“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205]盖曾子自以承父母遗体之重，兢兢业业，修身以之，情见乎辞，可谓孝矣。孟子称曾子可谓养志，诸书所记芸瓜嚼指之事，皆足征曾子之孝。《孝经》记孔子与曾子问答之辞，即非孔子所撰，而其遗说大义，固出自孔子者也。今考《孝经》所以论孝者如下：
（一）《孝经》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为五等，其辞曰：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206]
（二）《孝经》以孝为一切诸德之根本。其词如下：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07]
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208]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209]
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210]
（三）《孝经》以孝为形而上学之旨趣。其词曰：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211]
教忠教孝，为儒家伦理之根本，故特以忠恕孝弟，析而论之如此。
六、五伦及五常
人之生也，不能离群而独居，故于己身之外，必与人有相交接之道，此人伦所由生也。尧舜之时，已定凡人之生，其互相关系者有五，儒家承以为五伦之说，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也。乃明其道以为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谓五品、五典皆是物也。然五品之目，不见《尚书》，《孟子》始称之，且与《左传》所载五教异，是以学者不能无疑也。要自孔子以后，五伦之说始大著，今姑考其异同如下：
《左传·文公十八年》曰：“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212]”[213]由《左传》之说，则契敷五教，为对于父母兄弟子之教，与孟子异。然《左传》之说，固不如孟子之备。或谓自社会进化之例以推，则古圣所以施教，当先如《左传》说，次乃进于孟子之五伦。盖孟子所举五伦之目，孔子以前，固罕征也。《大戴》记孔子告哀公之言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此昔先王之所[214]先施于民也。”[215]孔子论古者教民之事，与《左传》五教相较，仅合父义[216]、母慈为一，则《左传》之说，宜真古之五教与？然父义[217]、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云者，仅为家庭道德之恒规，其间犹无夫妇之伦，其不备如此。《易·家人·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218]《彖传》虽孔子之词，然本诸《易》教，至是家道之伦已具。孔子时，始注重国家伦理。“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19]此视《左传》所列五教之目，又增入君臣之义务矣，君臣父子之道德，在封建时，最适于治，故齐景公以为问，而孔子答之如此。《大戴礼·哀公问篇》曰：“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义[220]，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221]此并称夫妇父子君臣之伦，为三纲说之所本。惟子思所论，适与孟子所云相符。《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222]五伦之目，至是确定。增入朋友之交，则通于社会之义务矣。
综而言之，儒教本出司徒之官，故五伦之说，自系根据契之五教，虽其详略，传者不同，要远承尧舜以来之古教，而备于孔子可知也。班固《白虎通》，又广五伦为三纲六纪。三纲，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六纪之中，颇兼及社会之义务，莫非自孔子遗说而推阐之者也。
已上已说五伦，当论五常，二者皆儒教之根本主义也。然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者，孔孟之时，尚未之见。盖仁义礼智信之教，虽备于《论语》，孔子有时仅兼举仁智或礼义，子思亦然。孟子始合仁义礼智四端言之，又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23]至董仲舒《对贤良策》曰：“夫仁谊[224]礼智信，五常之道也。”[225]五常之名，首见乎此。要亦综孔氏之教义，贯为五名耳。仁义礼智信五者，实可以括人间道德之全体。《白虎通·性情篇》曰：“五常[226]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227]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228]；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229]此最得五常之要云。
然五伦与五常，实有相关之道。五常之为德，无论君臣、上下、贵贱、男女、长幼，莫不可有之于躬，而五伦则随一己之关系而有所不同。即君臣之间主义，父子之间主亲，夫妇之间主别，长幼之间主序，朋友之间主信。人生而自然一身兼有五种之关系焉，必能备五常之德者，而后能全此五伦之道也。故五伦与五常之教，在当时自极简易精密。今列图如下：
社会之进步，日趋于繁复，伦理之关系，诚有非五伦五常所可尽者。然道德之根柢既立，自可推类而为之折衷也，在因时以制宜而已。此外，与五伦相发明者，如《左传》所称“六顺”，即“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230]；《礼运》所称“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弟[231]、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232]等，并可相参考也。
七、孔子教义之标准及范围总论
综观孔子之教义，其所论尤以切近人事为主。而人道最大之德，莫过于仁，前已论之矣。然孔子之言仁者，究与佛教耶教有别。盖佛教耶教之所谓仁者，平等之仁；孔子之所谓仁者，差别之仁也。今特附辨之于此。佛教大慈为主，兼爱众生，无有分别；耶教爱仇如友，视人如己，固亦似于能仁矣。《论语》载孔子“泛爱众”之训，与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言，或以与佛耶旨相同，而不知孔子实主爱有差等者也。故谓仁者，犹有好恶。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233]又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234]然则仁人非必夷视一切，惟好恶所施皆中节耳。又谓恩怨报复之道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235]此又视老氏之报怨以德，及耶教之爱仇如友者，异矣。《孝经》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236]此深斥言平等慈爱者也。及子思作《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237]然则佛教耶教，虽并言仁，而孔子言仁，尤合于中道，是即孔教与耶佛之分也。
儒者莫不重修养其人格，以躬行道德之事。盖道德之事，非人格高尚者，莫能行也。而人格之等，不外如荀子云：“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238]”[239]圣与仁，为孔子所不敢居，故通常人格之标准，当以士君子为主。孔子每称君子以教人，以君子固中材所可修养而至者也，然如何斯可谓之君子矣，就《论语》征之，则君子之特质有数种：
（一）君子贵实行，不贵空言。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240]又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241]又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242]此并以尚实行者为君子也。
（二）君子责己不责人。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何晏注：“君子责己，小人责人”。[243]皇侃《疏》以为“求，责也，君子自责己德行之不足，不责人也。”[244]
（三）君子尚义。“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45]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46]又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47]此以义利辨君子小人之分也。
（四）君子谦逊。孔子曰：“矜而不争，群而不党。”[248]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249]射，所以行礼，所争在行礼，犹雍容揖让如此，此外更无所争也。
（五）君子动作依于良心，内省不疚。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250]又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51]又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252]惟君子内省不疚，故常得其乐，小人反是。
盖君子为成德之名，非仅限于一材一艺者也，故曰：“君子不器。”[253]又论君子全体之德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254]。君子哉！”[255]有志于学者，必先勉至于君子，而后可渐进于仁与圣，以当弘道济世之任矣。
孔子既承尧舜以来之德治主义，以儒者之效，在能自修其身，蓄其德，以施行仁政于天下，故孔子教义之范围，实以身心家国天下为一体。宋儒以《大学》为“孔氏之遗书”[256]，盖《大学》最能总括儒教之纲领，而尤秩然有序者也。其言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257]
盖以一身之明明德为本，而推之家国天下，亦犹《尧典》之自“克明俊德”，以至“协和万邦”也。孔子修身所欲行之道，不外乎此矣。故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为“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今列其关系如下：
三纲领八条目之关系图
明德亲民，始终相待，自利利他，兼具于此，而莫不本于仁。盖明明德者，属于自利之事，所以臻益学智，匠成人格，而使仁德完具者也；亲民者，属于利他之事，所以开物成务，博施济众，而使仁德发现者也。如是始能达于至善之地，而止于所止之正鹄。儒教之本领，必如是焉而后可以为无负，孔子教义之博大而切近人事也，如此。
第二节 子思
孔子生伯鱼，名鲤，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鱼生子思，名伋，尝为鲁穆公师，作《中庸》，年六十二卒。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兼承祖父之遗业，其事迹杂见《孟子》《礼记》《说苑》《孔丛子》等书。方子思之时，去孔子渐远，孔子弟子，或存或没。当时惟子夏兼通六艺，讲学西河之上，魏文侯师事之。此外则有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258]（据陶潜《圣贤群辅录》）而韩非子《显学》篇，复以子思与诸家并称“八儒”，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诸儒或在子思前，或在子思后，今不尽可详。然自七十子以来，要推子思为能继孔子之传也。《汉志·儒家》有《子思子》二十三篇，六艺又有《中庸说》二篇，盖子思为《中庸》，本自别行，后人或为之说也。《中庸》推本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相传之意，而取于古来执中之训，以名其书。时黄老杨墨盛行，子思独申儒家，再传而至孟子，儒学大明。《中庸》颇论天人精微之故，汉儒以入《礼记》中。及宋，而程朱大为表章，复加训释，以与《论》《孟》并重，为《四书》之一，以其能约儒教之要义也。
今将述子思之学说，特先综论其全体大意于此。自来儒教伦理，专以实践为重，故性与天道，为孔子之所罕言。至于子思，则又就伦理之原则，以上究宇宙问题，反复详言天人一贯之义，以见道德根于人心之自然，非由外铄我也。此与道德出于人为之说，大相径庭，而孟子之道性善，实近承子思矣。《中庸》开首即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59]盖明性道教之出于天，而人修之耳。有天命即有性，有性即有道，有道即有教。人之受命于天，同也；有此性，同也；性中自具有五常之道，同也。性与道非是二物，道不过性之所发见者而已，能率性而行，即与道合。然人人不能尽率其性者，以气禀有清浊厚薄之差也。圣人之气禀最清最厚，则当以所行为众人之标准，而示之以教。礼乐刑政，皆教也，其所以作礼乐刑政者，又无非基于人人同有之性，而因时以制其科条者也，故曰“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性既同矣，善性盖本其固有，子思乃以其未发之际之善为中。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260]中和为人道之极致，性无不中，发而未及于和者，修道未至也。于是举中庸为入道之门，得乎中庸，而后可几于和。中庸之所以鲜能者，以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于是又以智仁勇三德，为达于中庸之道。智仁勇三德，阙一不可。兼有此三德，则能行中庸；能行中庸，则能致中和；能致中和，则天下之大本达道已具。始，尽性而与天合一；其卒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61]。此子思通贯天人，以示儒教之纲领者也。
子思既以率性为道，于是以道为不可须臾离，而以诚为百行之本。尝谓治天下国家有九经，其卒亦归诸诚。“九经”者，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也。[262]天道尤为至诚，人受生于天，自当存其诚而不失，诚者，宇宙万物之原理，而道德律之根柢也。人气禀有差别，故成诚甚难，子思遂分人之等，为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三种。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263]生知安行，非圣不能；学知利行，贤人以下；困知勉行，庸人之流。庸人之勉行也，人十己百，人百己千，至其用力之久，亦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吾人既须臾不可离道，宜于不睹不闻之地，加以戒慎恐惧，为慎独之工夫，以存养省察固有之道体。大抵修学之法有五：（一）博学，（二）审问，（三）慎思，（四）明辨，（五）笃行。于是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虽其根器有殊，皆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264]，以合于人性固有之道，夫如是，乃达于至诚之境。子思盖以至诚为圣人之极功，宇宙之原则，能诚，则性道双凝，天人合符。故以天道之生生不息譬诚，而以仲尼之至圣为能诚之人。能诚之人，具有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之五德。“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265]，乃至“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266]，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267]”[268]，而后可以“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269]，其德化之神，有极于无声无臭而不可知者，故曰“配天”。此深明儒教伦理一贯天人之妙，而子思之《中庸》所为作也。兹更析其要义论之：
一、中和 子思以中庸名其书，则甚重中庸之道可知。然未说中庸以前，先说中和。中和与中庸，盖有不可离之关系也。《中庸》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70]
宋儒多论此节，每教学者求此“未发之中”，与“既发之和”，当于后详之。今但明此节大意，则吾人若能推极天下之大本达道，此心常保有寂然不动廓然大公之气象，而不偏不倚，斯情之发动，应事接物，亦自然不失其和。以一心之中，为万事之和；以一事之和，为家国天下之和。随所施为，无不得宜，极之于“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皆是物也，故中和之义大矣。
二、中庸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271]中庸者，无过不及之常道也。世人往往骛于高远，索隐行怪，其材智劣者，又自囿于卑下，故中庸之道不行。子思引孔子以论之曰：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272]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273]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274]
中庸之道，东西哲人并尊之。盖世间万事，不太过则不及，其轻重缓急，适得其分者，寡矣。而中庸者，非一德之专名，实普通诸德之标准也。所谓“君子时中”，即自揆所处之时与位，行之而宜，故中不可以豫计者也。朱子[275]曰：“中无定体，随时而在”[276]，此中所以难能也。至于未发之中，则又心性之源，天下之大本，而时中之所从出者矣。吾人内正性情，使勿失中，百事自协于中和。希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亦以过不及之中为德。其言虽未若子思之精，而亦有可参考者，其例如下：
（不及） （中庸） （太过）
吝啬 节俭 奢侈
怯懦 勇壮 强暴
卑污 温良 傲慢
鲁钝 敏达 轻脱
谐谑 机智 严厉
盖吝啬及奢侈之中为节俭；怯懦与强暴之中为勇壮；卑污与傲慢之中为温良；鲁钝与轻脱之中为敏达；谐谑与严厉之中为机智也。[277]此亦子思论时中之义矣。
三、诚 子思言诚，或以解释伦理问题，或以解释宇宙问题，或兼而言之。要之，子思之意，实在因以推究伦理之原则，而非为专明宇宙造化之本起者也，特伦理之极致，则天人自有融合之妙耳。子思乃即诚以示天道人道之关系曰：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278]
又以诚示性教之关系曰：
自诚明，谓之性[279]；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280]
《中庸》首章，即揭天命性道教之源，此则以诚明贯性教，本末相应。又言至诚能前知曰：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281]
妖孽祯祥之说，因时而异。大抵人心之所感，而物气自应之，此亦理之所有也。妖孽祯祥之气，见于天地之间者，究其征验，要不出因果相循之迹。吾心既与宇宙同量，诚之所至，凡至纤至悉之故，无不可以照知，而此妖孽祯祥之因果相循者，自不难于豫计矣。当时以妖孽祯祥为宇宙变端之最大者，故子思举以例前知，其实诚亦何所不统，诚不啻宇宙之主动力也。故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282]郑注以为“物，万物也，亦事也。大人无诚，万物不生，小人无诚，则事不成”[283]。盖天下之物，皆诚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尽得是理，亦即尽有是物，无不在于吾心之诚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284]。子思又进而言诚之无间断，是为天地万物生生之德。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285]天地之间，川流岳峙，鸢飞鱼跃，四时变化，新陈代谢，与孔子所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286]者，皆诚之原则。天地以诚为本，万物以诚而成，人类处天地万物之中，又安能独离于诚耶？
四、鬼神 鬼神之种类，古来论其大别有三：天鬼、地祗、人鬼是也。人鬼为祖先之灵，祭之以致其追慕尊敬之念。天鬼地祗之祀，在吾国古义，亦以人为天地所生，祭之所以报本，其后于日月、气象、山河、物类，莫不有祀。或偶有肸蠁感通，则以为真有鬼神歆飨之矣。然鬼神亦宜宇宙间自有此物，《中庸》赞鬼神之德曰：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斋[287]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288]
程伊川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289]张横渠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290]盖鬼神无非物之终始，阴阳之聚散所为，虽无形无声，然固物之所不可遗者也。造化之妙，非人力所能知，故见鬼神之不可测，而竞斋明盛服以祭祀之。子思所谓鬼神，当是统天鬼、地祗、人鬼而言，言简而能显示世所以待鬼神之道也。
第三节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一云子车），邹人也。幼受贤母之教。及长，受业子思之门人，学成，历游梁齐宋鲁滕诸国。道不行，退而与弟子万章之徒，记其游诸侯及与时人问答之语，为《孟子》七篇，又有《外书》四篇，盖依托也。孟子以周赧王三十三年卒。孟子之时，杨墨之道与纵横长短之说并行，而庄周之徒又以虚无恬淡遗弃世务为贵。孟子独祖述仲尼，乐道尧舜之道，以杨墨之学异于孔子，则辞而辟之，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291]景春以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孟子则谓大丈夫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孙衍、张仪，是“妾妇之道也”[292]。见老庄无为，不切人事，则毅然以天下自任，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293]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294]故自孔子以来，战国之际，纯乎儒术者，孟子而已。其学说虽秉古先之训，亦多所创见：继子思而确言性善，一也；并举仁义，以为实行斯道之作用，二也；明养气之要，三也。先天良心之说，孟子实力主之。于政治则贵仁义而贱功利，真能绍孔子之传而卓然不惑者也。
孟子之学说，今分数端论之：
（一）性善论
甲、性善之论证
孟子之主性善，见于《滕文公篇》“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295]一语，及与告子论性之词。自来言性善，未有如孟子之切至者，故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296]盖不仅谓性善，且谓情善，才亦善，故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297]性之根本既善，情与才安得不善？情者，性之动，才者，性之能也。孟子虽承子思率性之义，而所言益详密，故其性善之论证有数种：
一、仁义礼智人性固有 孟子举仁义礼智四德，为人性所固有，以证性善。故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298]此谓四德固有于性中，推而致之，则为善人，舍而不存，则消亡而为恶人。又引孔子赞《诗》，以证性善曰：“《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299]此一节可见孟子性善说，实渊源于《诗》与孔子也。恶人所以失其固有之德性者，为不能尽其才耳。
二、四端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仁爱之心也。见孺子将入井，则莫不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推而达之，则仁爱之意，孚于人人矣。孟子示之以四端之说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300]四端者，谓四者为德性之根本，惟在存养扩充之耳，与仁义固有说互相发明。
三、良知良能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301]，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302]儿童不学不虑之知能，已可以证仁义之固有，何其适切！王阳明遂倡致良知说，本诸孟子也。
四、人心同然 人类既同具一性，仁义礼智之四德，皆固有之，故好善恶恶，好正恶邪，出于自然。孟子乃以归纳法示之，以圣人与愚人同类，其好恶亦同；唯愚人蔽于邪欲，遂不知理义耳。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303]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304]美味美声美色，人谁不好？理义本于固有之德性，亦谁不好？好之有深浅，即圣愚所以分也。
已上述孟子以仁义礼智四德为固有，且言由四端扩充之，可以达之天下。卒乃谓仁义为良知良能，好理义为人心之所同然，皆以确证人性之善也。
乙、恶之起源
孟子言性善之论证，既如此矣。然性善情善才善，则世间何为复有恶事？恶果何自而生乎？兹复就孟子言恶之起原者一考之。
一、因势为恶 孟子与告子辨曰：“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305]人性本不为恶，而势使之为恶，推此势之所起，即恶之所起也。
二、物欲陷溺 人性本善，诱迫于外物而后为恶。故又为陷溺之说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306]天赋之才，扩充之则为善，陷溺之则为恶。扩充与陷溺之差，即善与恶之分所由起也。
三、夜气存亡 孟子又以良心作用之消长，为善恶之分途。故比良心于牛山之木，而诱惑梏亡者，譬之斧斤；气化之流行，雨露之润泽，则比于夜气之生息，必良心消亡，乃后为恶。故曰：“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307]夜气者，清明之气，邪妄未起，心之本体，湛然虚莹，与所谓浩然之气相待，故孟子养气与求放心皆重也。
四、放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308]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309]为恶是放心所致，故孟子主性善，而以求放心为养性之首功。
已上论恶之原。善恶本相待之词，明乎恶之所由起者，则性之本体之善，益可知矣。
丙、孟子同时诸家论性
自孔子以来，七十子之徒，多论性情，而遗说罕传。惟子思开性善之宗，世硕言人性有善有恶，略本漆雕开、宓子贱，子思之论已见前，世硕论性，《论衡》尝述之曰：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310]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311]。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312]，与世子相出入。[313]（《本性篇》）
宓子贱、漆雕开尝及孔子之门，公孙尼子、世硕，则七十子之弟子也，皆在孟子前。至世硕所论，则在调和孔子有教无类与智愚不移之说，就实事以征之。故孟子当时言性者，自子思一派以外，尚有世硕一派，告子一派，及性三品说一派，孟子独宗子思，而其余三派亦见辨议。今请证之：
一、世硕之性有善有恶派 《孟子》载：“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314]此言人性随教养变化：文武教之以善，则民好善；幽厉教之以暴，则民好暴。是世硕一派也。
二、告子之性无善无不善派 告子与孟子论性甚详，后别论之。《孟子》书类举时人论性，又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315]盖性无善无不善，是告子论性之总义也。
三、性三品派 性三品派，盖出于孔子智愚不移与中人可以语上之说，当时亦有持此论性者。《孟子》书记之曰：“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316]有微子启、王子比干。’”[317]此言人生而善恶固定不移，朱子《集注》以为是三品说之原也。
孟子既观当时论性之说，以为有所未尽，因承子思而开性善之宗。盖周末论性，共有五派：已上三派与孟子为四派，合以荀子言性恶，共五派也。后世言性不出此五派矣。
（二）仁义说
孔子专言仁，孟子则率以仁义并称。盖仁之本意，以爱为主，其弊易流于无差等；义则稍示节制，此孟子承言仁之弊，而以仁义双举为教者也。又战国之时，国家尚战，人民竞利死权，强凌弱，众暴寡，孟子尤思以义裁之而反诸正，故仁义并说。然孟子言仁义，与杨墨异。墨子兼爱，视人如己，其道似于仁而非仁；杨子为我，一毛不取与于人，其道似于义而非义。孟子皆斥之，乃深论仁义之真意，欲以易天下，盖排距杨墨，扩充仁义，是孟子一生之大业也。圣贤立教，皆以救时之弊，“仁义”之语，虽出孟子以前，而揭出此二字为立教根本者，不得不谓孟子实始主之。故《孟子》第一章，即先明义与利之辨。梁惠王问孟子曰：何以利吾国？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18]盖为政者先利而后义，则上下交征利，不夺不餍；先义而后利，则利亦自在其中矣。伦理之动机，全视义利之辨审与不审，其志将以为利，与其志将以为义，其成功大有不同。于是孟子明仁义之意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319]此见仁义之内容，皆自其动机之善而扩充之者也。
孟子见当时之人，妄杀无罪，而侵人之所有，为不仁不义之极，于是言仁义二者，可以尽人道之大德：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320]
此外孟子解释仁义之意者甚多。如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321]又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322]又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323]于《良知良能章》，论不学不虑之知能，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324]宋牼主利而非攻，孟子以为非攻是也，主利非也，非攻必由仁义之说。卒乃谓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者为天爵。其余或言仁义礼智，或以仁义与他德并举，盖将树仁义为修齐治平之正鹄，使百世之下，闻者犹兴于仁义也。
孟子主性善，则以仁义固在性中，为良知良能，人人可以扩充而光大之，以厉人使趣仁义。故仁义说与性善论有相互之关系也。
（三）养气说
孟子有二种养气说：曰存夜气，与养浩然之气是也。浩然之气之说，缘于不动心之问答，故今与不动心连类论之。
公孙丑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曰：“难言也。”而卒告之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325]此浩然盛大之气，盖孟子道义修养之结果，存于自得心悟，难于言语形容，故始曰“难言也”。大抵心之作用，分知情意三种，浩然之气，必道德意志之充周发达至于其极，而后可以见之；亦犹孟子所谓知言，即智力之充周发达也；知言养气，二者相待，以成不动心之功。知言，知也；养气，意也；不动心，情也。知情意三者相合而得其养，道德之归也孰御焉！然锻炼意志，尤为彻始彻终之要事。盖无强固之意志，不能克治邪欲，则往往有败操累行，故学者首贵养此浩然之气也。能养浩然之气，斯能直道而行，俯仰天地，无所愧怍，故至大至刚，无论处于何时，对于何人，无一息之馁。其正大之气，包举一切，私欲妄念，廓然销尽，夫而后天人合德；人与天合，故其气能充塞天地之间，不足为异也。养气之方法，不外集义。集义者，或证之于学，或练之于事，至于养之之久，而后有不动心之一境。孟子四十始不动心，盖非积渐以致之，则其气易馁，由充周于一身，以至塞乎宇宙，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养气之性质，虽属心理学之所摄，而可用生理学说明之。孟子所谓“气，体之充”[326]者，即言此气为充于神经纤维中之力，而其动也，咸能听命于意志，以意志之强弱，为气之张弛。意属于心，气属于物，心物交融如一，非如晚近唯心唯物之论，截然为二，不可相容也。故又曰“志，气之帅也”[327]，直合通常所谓志气与意气者而一之，就心物交融之力之所发，而名之曰“浩然之气”。此气殆宇宙之元气，而异于宋儒所谓理气之气者也。然徒养其气，不增益其智力，则事理有所未明，终未足以尽集义之功，故当辅之以知言，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28]，然后庶几于不动心矣。虽然，其实不过养气一事而已。知言者，养气之助，不动心者，养气之纯也，纯而后养气之能事毕。养夜气者，气之静者也，为消极之养；养浩然之气者，气之动者也，为积极之养。明叶子奇《草木子》曰：“孟子夜气之说，是水静而清时；浩然之气，是水盛而大时。”[329]其喻亦了。
（四）先天良心说
近世直觉派哲学者，每唱良心故有之说，孟子亦以仁义出于良知良能，所谓良心[330]，实与良知异语同义者也，故孟子之意，以道德存于先天，大抵其性善论仁义说皆本此旨，今更略述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31]盖赤子心中，已具仁义之端，能保其赤子之心而充之，是仁义而已矣。故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332]，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333]此即所谓不学不虑之良知良能是矣。孟子云赤子之心者，以见本然之善，具于赤子之时，要在充之，乃足为贵。老子亦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334]，又曰“复归于婴儿”[335]。此则但返于赤子之本，而不言扩充，大异于孟子儒家之旨，学者不可不辨也。善性虽生初已有，仍赖教育修养之功，以发挥光大之。若但守其赤子之心，即不至于消沉梏亡，又安能有天人合德万物皆备之景象？故当尽心以养性。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336]然如何斯可以存心养性？盖莫善于诚。子思曰：“唯[337]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338]孟子说性善宗子思，于是又取其言诚，以为天人之达道。曰：“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339]至如何能诚，则不外去私欲而使良心之善发见。故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340]又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341]私欲蔽善，譬如茅塞其心，能寡欲，则良心之本善可睹。良心之本善既睹，乃可因而充之，以至于至诚，诚为伦理上最高之善，最大之乐。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42]要皆吾身之所固有者也，此孟子始终一贯之先天良心说。
已上特孟子学说之大略。孟子生战国之世，百家争鸣之时，独以儒道自任。辟杨墨，绌法治，恶战陈，抑纵横，设立种种之新名，以宣说孔子、子思之教。如性善、仁义、四端、仁义礼智四德、放心、不动心、浩然之气、夜气等，皆无异孟子所作之伦理上新术语也，其精粹广大，实越诸子，故后人以孔孟并称。惟其与人议论，词辨锋利，比于武事，当时以为好胜，后来如王充之《刺孟》，司马光之《疑孟》，多于孟子有微辞，要无损于孟子之大醇也。
第四节 荀卿
荀卿名况，又称孙卿，赵人。齐自威王以来，至于宣王，四方学者，集于稷下，邹忌、孟轲、邹衍、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等，先后来游。荀卿年五十，始游学于齐，田骈、邹奭等皆已死。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亦废，因家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葬兰陵。荀卿生卒年月，说者不同，大抵在孟子后。其门人韩非、李斯，长于法术，李斯遂相秦始皇。《汉志·儒家》《孙卿子》三十三篇。汪中《荀子通论》以毛诗、鲁诗、韩诗，并出荀卿。又传《礼》与《左氏春秋》，其书兼有《公羊》《谷梁》义。刘向称荀卿善《易》。而《荀子》书，首《劝学》，终《尧问》，盖仿《论语》。其学之源，当受自子夏、仲弓。战国之世明儒术者，孟子以外惟荀卿。孟子、荀卿，并通《五经》，荀卿之学，自秦汉以来，授受之迹，尤有可考。《史记》谓：“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343]荀卿于当世学者，俱有所非，见于《非十二子篇》，其词曰：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欺惑愚众，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纵情性，安恣睢，禽兽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辨[344]，甚察而不惠，辩[345]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346]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下略）[347]
又荀子《解蔽篇》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348]又《天论篇》曰：“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349]盖荀卿既会众学之归，乃历指诸家之失，而自树其说。今略述其学说如下：
（一）性恶论
自来论性者，孟子始言绝对之性善，荀子始言绝对之性恶，二家适相反。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故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350]荀子所谓伪者，即人为之义；人为者，非自然者也。以政治教育，所以使人为善之具，皆出于人为，而非自然之法矣，至所谓善恶之定义，则以正与治为善，以偏险悖乱为恶。人生同具此恶性，即好利心与嫉忌心是也。人人既有此好利心与嫉忌心，各将自足其欲，于是乎率性而行，则争夺暴乱不已。故圣人将矫揉其性，而化之以礼义辞让之伪。盖反性作伪以立教，异夫子思所云率性修道以为教也。此以国家之治圣人之道，皆在裁抑人人之利已心，以为伦理之基础也。于是非孟子之性善说曰：“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言人之有学，适以成其天性之善。[351]）’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352]荀子之非孟者有三：（一）孟子谓学以成其性之善；荀子谓学者乃学圣人所伪作之礼义，非学其性也。（二）孟子以人之性善，失其性而后为恶；荀子则以必离其朴资失其性而后善。（三）孟子以道德辞让，为良知良能之自然法；荀子以道德辞让，为悖于性情之人为法。此二家相异之大者也。
孟子由道德之直觉观，故以善出自先天；荀子由事实之经验观，故以善出于人为。盖天下之初生，人人度无不各任其自利心以相争夺侵杀，不胜其乱，积日既久，则见彼此之相争夺侵杀而无穷者，非善道也。于是乃人人求所以自裁抑其利己心，使彼己各保其利害，而谓昔之争夺侵杀者为恶，谓今之所行者为善，此善恶之名所由起也。然其所以能自裁抑其利己心者，虽迫于事实之不得不然，其始必有人焉先明此理，而为之礼义之伪以变化之，此其人谓之圣人。圣人之异于常人，即在能作此礼义之伪而已。自是以来，能从圣人所作之礼义之伪者，谓之君子；不能从圣人所作之伪而率其故性者，谓之小人。从圣人之伪，则正理平治；不从圣人之伪，则偏险悖乱。圣人之所以贵者，正在其能反人性而立社会道德之大法耳。君子小人，本同一恶性，小人封其故性而不变化，则有刑罚之禁以威之；小人能变其故性，则又皆可以为君子为圣人也。此荀卿由其经验观以推性伪之本者也。故其言曰：“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353]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354]又曰：“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355]亦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356]？然则曷贵有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陶埏而生之也。”[357]此言礼义所起，譬如陶埏作器。陶埏作器，盖以利用，礼义之起，亦由利用。争乱之极，圣人因其事实而为之变化。故曰：“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358]又曰：“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於善也。是圣王[359]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360]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361]又以涂之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故“涂之人可以为禹”[362]。曰：“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363]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364]此言禹与涂之人，同一恶性，故涂之人可以为禹；而涂之人卒不能为禹者，禹能起伪积善，涂之人不能也。
孟荀皆言儒教，孟子主道德先天说，荀子主道德人为说；一言性善，一言性恶。适成一反比例。盖孟子重直觉，荀子重经验，故《性恶篇》又曰：“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365]此以孟子之说，非出于经验也。荀子性恶之说，后来罕继之者，惟清世戴震之徒，所论以性为欲，颇近荀卿，而德清俞樾为性说，亦宗荀子，以性无不恶，才乃偶有善耳。
（二）礼论
荀子以人性为恶，故以礼为圣人所作为，与孟子言仁义礼智为固有者不同。孟子承《尚书》天秩天叙之说，凡辞让恭敬，皆以为良心自然之秩叙，禀于受性之初。荀子则谓人心中初无礼义之萌，惟以争夺暴之性，圣人恶其乱而后兴礼乐耳。《礼论篇》论礼之起原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366]荀子以欲为恶之原，欲即利己心之所发也，人人徇欲不已，则终害于社会之正理平治。故圣人制为礼义，使欲有所节，则偏险悖乱之患寡，而正理平治之效成矣，此圣人之极功也。荀子以礼为立教之本，故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367]盖自古以天地为万物父母，于是礼有天神地祗之祀。荀子惟主社会之正理平治，故于旧习冠昏丧祭之礼，无不取焉。虽以“三本”并列，而归重于君师，以其能合性伪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此之谓也。”[368]此言圣人能并治天地。礼本以人道为主也，人道莫大于生死。冠昏为生之礼，丧祭为死之礼，四者礼之大事，尽生死之道，咸得其宜，是为伦理之正鹄，而礼之能事毕矣。故曰：“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谷[369]，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370]然则儒教之礼，所以重丧祭，非必以死者有知，盖孔子慎终追远，则民德归重之意；而终始如一，尤见君子所以尽己处人之道也。
（三）乐论
儒者并以礼乐为治世之要具。自唐虞时，已明乐教，孔子亦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371]，盖乐者所以通人心而和民性者也，故礼之所不能化，则以乐道之。荀子有《乐论》，言此理尤详，《乐记》中颇取荀子说。而荀子《乐论》，则因墨翟《非乐》而作也。尝曰：“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372]又曰：“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373]又曰：“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莫善于乐[374]。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者，所以导乐也[375]，乐行而民乡方矣。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376]荀子以乐之本义，为愉乐之意，愉乐过度则流，故古之为乐教雅颂之则，所以道之于正，以感动人之善心。礼以外治人之举动，乐以内治人之心志，二者兼资，德化乃成。然荀子论乐，亦兼舞而言，盖观其俯仰屈伸之容，亦足以见志。要之声音之化为深矣，故乐得正声，无论何人听之皆有益也。
右所述不过略举荀卿学说之大者。大抵荀卿之学，皆与其性恶论相表里，并以此为教育政治之方针。谓礼义起于圣人之作为，当于性外求之，而与之同化，斯为善矣。故有《劝学》《修身》《礼》《乐》之论，皆自此推之者也。其贵王道，贱霸术，以修齐治平为修身之目的，固犹是儒教之遗训，然亦言诚为养心之要，与子思、孟子若合符节。其《不苟篇》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377]又著《非相篇》以论时人每因骨判吉凶贵贱之谬，其《非十二子》《解蔽》《正名》《不苟》等篇，则非世人好奇异而违中道，凡所议论，莫不秩然有贯，一以儒术为主。因弟子中有韩非、李斯，说者遂谓卿之学流为法家。要之，卿尤重礼教，礼之失则任法，其势有然。至于卿所论礼乐之本，韩非之徒，固未尝得其统也。今更以孟荀二子比较论之：孟荀皆生战国之际，荀子后孟子约五六十年，皆明儒术；而其主观见解之大异者，在一言性善，一言性恶，其中皆有不可易之精理焉。故知二子之说，并有所缘也，特列举其异同之故，以便观览：
一、孟子说人性皆善，为性善一元的伦理说；荀子说人性皆恶，为性恶一元的伦理说。二家并为性一元论，而绝对相反。
二、孟子以道德者，人性所固有；荀子以道德者，圣人因乎时势之不得已而作之。孟子为道德固有论之宗；荀子为道德人为论之宗。易词言之，则一为先天论，一为后天论也。
三、孟子以爱他为唯一心性之源；荀子以爱己为唯一心性之源。二说皆有所未备，而并含有不可易之精理。
四、孟子言性善，以恶由于物欲陷溺，即外界之诱惑而生；荀子言性恶，以善由于圣人之教化而生。孟子辨恶之所本，与荀子辨善之所本，皆明了直截。
五、荀子之学，主于外之礼义法正，一变而生刑名法术之学；孟子之学，主于内之存养省察，一变而为理气心性之说。
六、孟子教育之方法，为消极的，在去物欲之陷溺，而充其本来之美性；荀子教育之方法，为积极的，在化固有之恶性，而服于圣人之礼义。一则扩充本性，一则变化本性，由于二子方法之有异也。
七、孟子在发其内部之善，而为仁义之心，即固有之良心（良知良能），以为行为之标准；荀子在建其外部之礼义法正，以矫治内恶，而统之曰礼曰道，以为行为之标准。
八、孟子言命，荀子不言命；孟子屡称天以自明，而荀子信天不如孟子之厚。
九、孟子之学，承曾子、子思道学之系，故重于道德；荀子之学，承子夏文学之系，故丰于文辞。故荀子书有《赋篇》、《成相篇》[378]等，而孟子无之也。
十、孟子议论之法，以概括简要为主；荀子议论之法，以分析绵密为主。
十一、孟荀并一世大儒。孟子弘道，近于以尊德性为贵；荀子传经，近于以道问学为贵。孟子之文，有刚直浩然之气；荀子之文，有研精湛思之风。
十二、孟荀所同，为尊王道，贱霸术；以修齐治平，为伦理一贯之目的；并重实行而不重空言。是则所同也。
《中国哲学史》一终。
* * *
[1] “弟子内”，诸本皆无，脱。据《史记》六第2343页，《四库全书》第245册第522页补。
[2] 《孔子世家》：《史记》六第2343页。
[3] 《孔子世家》：《史记》六第2344页。
[4] 《孔子世家》：《史记》六第2313—2314页。
[5] 《孔子世家》：《史记》六第2316页。
[6] “我”，诸本皆无，脱。据《论语注疏》第93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393页补。
[7] 《述而》：《论语注疏》第93页。
[8] 《雍也》：《论语注疏》第82页。
[9] 《宪问》：《论语注疏》第199页。
[10] 《先进》：《论语注疏》第145页。
[11] 《宪问》：《论语注疏》第199页。
[12] 《颜渊》：《论语注疏》第159页。
[13] 《泰伯》：《论语注疏》第106页。
[14] 《子张》：《论语注疏》第263页。
[15] 《公冶长》：《论语注疏》第61页。
[16] 《公孙丑下》：《孟子注疏》第125页。
[17] 《述而》：《论语注疏》第84页。
[18]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59页。
[19] 《公冶长》：《论语注疏》第61页。
[20] 《仲尼弟子列传》：《史记》七第2644页。
[21] 《孔子世家》：《史记》六第2332页。
[22] 按：《太史公自序》（《史记》一○第3975页）作“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23] 《述而》：《论语注疏》第91页。
[24] 《孔子世家》：《史记》六第2334页。
[25] 《论语谶》：《七纬》下第768页。
[26] 《周易正义卷首》：《周易正义》第4页。
[27] 《周易正义卷首》：《周易正义》第5页。
[28] 《系辞上》：《周易正义》第291页。
[29] 《系辞下》：《周易正义》第311页。
[30] 《系辞下》：《周易正义》第296页。
[31] 《系辞下》：《周易正义》第315页。
[32] 《系辞上》：《周易正义》第257页。
[33] 《周易正义卷首》：《周易正义》第10页。
[34] 同上注。
[35] 同上注。
[36] 《儒林传》：《汉书》一一第3597页。
[37] “书”，诸本皆无，脱。据《十三经注疏》一第239页，《尚书正义》第11页补。
[38] “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诸本皆误作“断远而定近，可以为世法者”。据《十三经注疏》一第239页，《尚书正义》第11页改。
[39] 《尚书序》：《尚书正义》第11页。
[40] 《须颂篇》：《论衡校释》三第847页。
[41] 《孔子世家》：《史记》六第2333页。
[42] “祀”，诸本皆误作“纪”。据《十三经注疏》一第1338页，《毛诗正义》下第1430页改。
[43] 《商颂谱》：《毛诗正义》下第1430页。
[44] 《为政》：《论语注疏》第14页。
[45] 《季氏》：《论语注疏》第230页。
[46] 《阳货》：《论语注疏》第237页。
[47] 《周南·关雎》：《毛诗正义》上第16—19页。
[48] 《周南·关雎》：《毛诗正义》上第19页。
[49] 《周南·关雎》：《毛诗正义》上第19页。
[50] “有”，诸本皆误作“又”。据《十三经注疏》五第5903页，《孟子注疏》第178页改。
[51] 《滕文公下》：《孟子注疏》第178页。
[52] “十二公”，诸本皆无，脱。据《四库全书》第245册第522页，《史记》六第2340页补。
[53] “辞”，诸本皆无，脱。据《四库全书》第245册第522页，《史记》六第2340页补。
[54] “辞”，诸本皆误作“词”。据《四库全书》第245册第522页，《史记》六第2341页改。
[55] 《孔子世家》：《史记》六第2340—2341页。
[56] 《太史公自序》：《史记》一○第3975页。
[57] 《艺文志》：《汉书》六第1715页。
[58] 《太史公自序》：《史记》一○第3975页。
[59] 《孔子世家》：《史记》六第2332页。
[60] 《杂记》：《礼记正义》下第1222页。
[61] 谢无量注。
[62] 《艺文志》：《汉书》六第1710页。
[63] “《记》百三十篇”，《汉书》六第1709页作“《记》百三十一篇”。
[64] 《季氏》：《论语注疏》第230页。
[65] 《艺文志》：《汉书》六第1717页。
[66] 诸本此处皆有“然”，衍。据《四库全书》第1107册第594页，《苏轼文集》第一册第100页删。
[67] 《荀卿论》：《苏轼文集》第一册第100页。
[68] 《孝经正义》：《孝经注疏》第6页。
[69] 《公羊传注疏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页。
[70] 《孝经正义》：《孝经注疏》第6页。
[71] 诸本此处皆有“而”，衍。据《四库全书》第246册第26页，《史记》七第2665页删。
[72] 《仲尼弟子列传》：《史记》七第2665页。
[73] 《艺文志》：《汉书》六第1719页。
[74] 《艺文志》：《汉书》六第1718页。
[75] 《艺文志》：《汉书》六第1719页。
[76] 《里仁》：《论语注疏》第51页。
[77] 《金縢》：《尚书正义》第334页。
[78] 《仲虺之诰》：《尚书正义》第197页。
[79] 《天地》：《庄子集释》第二册第406页。
[80] 《子罕》：《论语注疏》第111页。
[81] 《说文解字句读》第292页。
[82] 《原道》：《韩昌黎全集》第172页。
[83] 《通书》：《周敦颐集》第16页。
[84] 《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上第15页。
[85] 《论语集注·公冶长》：《四书章句集注》第80页。
[86] 《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
[87] 《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第342页。
[88] 《雍也》：《论语注疏》第73页。
[89] 《阳货》：《论语注疏》第241页。
[90] 同上注。
[91] “夫”，诸本皆误作“乎”。据《论语注疏》第199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459页改。
[92] 《宪问》：《论语注疏》第199页。
[93] 同上注。
[94] “违”，诸本皆误作“达”。按：《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注疏》第48页），据改。
[95] 《为政》：《论语注疏》第15页。
[96] “宣”，诸本皆误作“高”。据《四库全书》第696册第186页，《说苑校证》第529—530页改。
[97] 按：《说苑·反质》（《说苑校证》第529—530页）记载公明宣“三年不读书”，专学曾子言行。谢无量原文曰：“公明高读书三年，曾子教之学言动”云云，讹。
[98] 《先进》：《论语注疏》第149页。
[99] 《雍也》：《论语注疏》第73页。
[100] 《公冶长》：《论语注疏》第57页。
[101] 《雍也》：《论语注疏》第83页。
[102] 《述而》：《论语注疏》第97页。
[103] 《颜渊》：《论语注疏》第157页。
[104] 《八佾》：《论语注疏》第30页。
[105] 《述而》：《论语注疏》第85页。
[106] “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诸本皆误作“孔子曰：‘古之贤人也。’‘怨乎？’”。据《论语注疏》第90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392页改。
[107] 《述而》：《论语注疏》第90页。
[108] 《微子》：《论语注疏》第246页。
[109] 《宪问》：《论语注疏》第192页。
[110] 《里仁》：《论语注疏》第48页。
[111] 同上注。
[112] 《子路》：《论语注疏》第175页。
[113] 《卫灵公》：《论语注疏》第217页。
[114] 《里仁》：《论语注疏》第48页。
[115] 《述而》：《论语注疏》第95页。
[116] 《里仁》：《论语注疏》第49页。
[117] 《卫灵公》：《论语注疏》第217页。
[118] 《子罕》：《论语注疏》第122页。
[119] 《宪问》：《论语注疏》第197页。
[120] 《雍也》：《论语注疏》第79页。
[121] 《宪问》：《论语注疏》第183页。
[122] 《里仁》：《论语注疏》第47页。
[123] 诸本此处皆作“子曰”，“子”衍。据《论语注疏》第79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384页删。
[124] 《雍也》：《论语注疏》第79页。
[125] 《颜渊》：《论语注疏》第168页。
[126] 《卫灵公》：《论语注疏》第216页。
[127] 《子路》：《论语注疏》第178页。
[128] 《颜渊》：《论语注疏》第158页。
[129] 《子路》：《论语注疏》第180页。
[130] 《宪问》：《论语注疏》第182页。
[131] 《阳货》：《论语注疏》第235页。
[132] 诸本皆脱“曰”。据《论语注疏》第158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436页补。
[133] “已”，诸本皆误作“矣”。据《论语注疏》第158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436页改。
[134] 《颜渊》：《论语注疏》第158页。
[135] 《卫灵公》：《论语注疏》第210页。
[136] “好”，诸本皆误作“为”。据《论语注疏》第236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485页改。
[137] 《阳货》：《论语注疏》第236页。
[138] “义礼智信亦仁”，诸本皆同。《二程集》上第16页作“义礼知信皆仁也”。
[139] “烝”，诸本皆误作“蒸”。据《毛诗正义》下第1218页，《十三经注疏》一第1224页改。
[140] 《大雅·蒸民》：《毛诗正义》下第1218页。
[141]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01页。
[142] “烝”，诸本皆误作“蒸”。据《毛诗正义》下第1218页，《十三经注疏》一第1224页改。
[143] 《皋陶谟》：《尚书正义》第107—108页。
[144] 《成公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中第755页。
[145] 《系辞上》：《周易正义》第268—269页。
[146] 《乐记》：《礼记正义》中第1083页。
[147] 《汤诰》：《尚书正义》第199页。
[148] 《太甲上》：《尚书正义》第210页。
[149] 《仲虺之诰》：《尚书正义》第196页。
[150] 按：欧阳修未作《性辨》。此处所述其论性之语，见于欧阳修《答李诩第二书》：《文忠集》卷四十七（亦见于《欧阳文粹》卷七），原文作：“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与吾子卒其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恶是非之实录也；《诗》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兴衰之美刺也；《书》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尧舜三代之治乱也。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予之所谓不言者，非谓绝而无言。盖其言者鲜，而又不主于性而言也。”（《四库全书》第1102册第359页，第1103册第702页）司马光作有《性辨》，本书亦有引及，见后。
[151] 《卫灵公》：《论语注疏》第218页。
[152] 《雍也》：《论语注疏》第78页。
[153] 《论语集注·雍也》：《四书章句集注》第89页。
[154] 《雍也》：《论语注疏》第78页。
[155] 《阳货》：《论语注疏》第233页。
[156] 同上注。
[157] 《里仁》：《论语注疏》第48页。
[158]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59页。
[159] 《颜渊》：《论语注疏》第166页。
[160]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本皆误作“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据《论语注疏》第173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446页改。
[161] 《子路》：《论语注疏》第173页。
[162] 《子路》：《论语注疏》第175页。
[163] 《为政》：《论语注疏》第14页。
[164] 《为政》：《论语注疏》第15页。
[165] 《里仁》：《论语注疏》第51页。
[166] 《论语集注·里仁》：《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
[167] 《季氏》：《论语注疏》第229页。
[168] 《子路》：《论语注疏》第178页。
[169] 《颜渊》：《论语注疏》第169页。
[170] 《宪问》：《论语注疏》第185页。
[171] 《学而》：《论语注疏》第4页。
[172] 《卫灵公》：《论语注疏》第210页。
[173] 《宪问》：《论语注疏》第188页。
[174] 《八佾》：《论语注疏》第41页。
[175] 诸本此处皆有“者”，衍。据《四库全书》第205册第170页，《四书章句集注》第66页删。
[176] 《论语集注·八佾》：《四书章句集注》第66页。
[177] 《为政》：《论语注疏》第21—22页。
[178] 《论语集注·为政》：《四书章句集注》第58页。
[179] “诸”，诸本皆误作“之”。据《十三经注疏》三第3531页，《礼记正义》下第1431页改。
[180]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31页。
[181] 《学而》：《论语注疏》第8页。
[182] 《述而》：《论语注疏》第93页。
[183] 《公冶长》：《论语注疏》第69页。
[184] 《颜渊》：《论语注疏》第162—163页。
[185] 《卫灵公》：《论语注疏》第208页。
[186] 《为政》：《论语注疏》第22页。
[187] 《学而》：《论语注疏》第7页。
[188] 《学而》：《论语注疏》第10页。
[189] 《为政》：《论语注疏》第16页。
[190] 《子张》：《论语注疏》第259页。
[191] “论”，诸本皆误作“谓”。据《论语义疏》卷一，《四库全书》第195册第345页改。
[192] “政”，诸本皆误作“声”。据《论语义疏》卷一，《四库全书》第195册第345页改。
[193] 《学而》：《四库全书》第195册第345页。
[194] 《为政》：《论语注疏》第16页。
[195] 《为政》：《论语注疏》第17页。
[196] 《为政》：《论语注疏》第17—18页。
[197] 《里仁》：《论语注疏》第52页。
[198] “则”，诸本皆同《四库全书》第205册第193页。《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朱子全书》第六册第97页作“即”。
[199] 《论语集注·里仁》：《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
[200] 《里仁》：《论语注疏》第52页。
[201] 《舜典》：《尚书正义》第71页。
[202] “夫”，诸本皆误作“乎”。据《论语注疏》第241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487页改。
[203] 《阳货》：《论语注疏》第241—242页。
[204] 《滕文公上》：《孟子注疏》第130页。
[205] 《泰伯》：《论语注疏》第101页。
[206] 《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章》：《孝经注疏》第5—17页。
[207] 《开宗明义章》：《孝经注疏》第3页。
[208] 《天子章》：《孝经注疏》第5页。
[209] 《圣治章》：《孝经注疏》第28页。
[210] 《圣治章》：《孝经注疏》第29页。
[211] 《三才章》：《孝经注疏》第19页。
[212] “举八元”至“内平外成”，诸本皆误作“举八元，使布教于四方。父谊、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据《十三经注疏》四第4042页，《春秋左传正义》中第579—580页改。
[213] 《文公十八年》：《春秋左传正义》中第579—580页。
[214] 诸本此处皆有“以”，衍。据《大戴礼记解诂》第167页，《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下第925页删。
[215] 《四代》：《大戴礼记解诂》第167页。
[216] “义”，诸本皆误作“谊”。据《十三经注疏》四第4043页，《春秋左传正义》中第580页改。
[217] 同上注。
[218] 《家人·彖》：《周易正义》第158页。
[219] 《颜渊》：《论语注疏》第163页。
[220] “义”，诸本皆同《四库全书》第128册第407页。《大戴礼记解诂》第13页作“严”。按：《四库全书·大戴礼记》按曰：“‘义’，他本作‘严’，今从《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第128册第407页）
[221] 《哀公问孔子》：《大戴礼记解诂》第13页。
[222]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41页。
[223]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00页。
[224] “谊”，诸本皆误作“义”。据《四库全书》第250册第343页，《汉书》八第2505页改。
[225] 《董仲舒传》：《汉书》八第2505页。
[226] “常”，诸本皆同《四库全书》第850册第51页。《白虎通疏证》上第381页作“性”。
[227] “人”，诸本皆误作“之”。据《四库全书》第850册第52页，《白虎通疏证》上第382页改。
[228] “见微者也”，诸本皆同《四库全书》第850册第52页。《白虎通疏证》上第382页作“见微知著也”。
[229] 《性情》：《白虎通疏证》上第381—382页。
[230] 《隐公三年》：《春秋左传正义》上第81页。
[231] “弟弟”，诸本皆误作“弟悌”。据《十三经注疏》三第3080页，《礼记正义》中第689页改。
[232] 《礼运》：《礼记正义》中第689页。
[233] 《里仁》：《论语注疏》第48页。
[234] 《里仁》：《论语注疏》第49页。
[235] 《宪问》：《论语注疏》第198页。
[236] 《圣治章》：《孝经注疏》第34页。
[237]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40页。
[238] “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诸本皆误作“始于为士，终于为圣人”。据《世德堂刊本·荀子》上第27页，《荀子集解》上第11页改。
[239] 《劝学》：《荀子集解》上第11页。
[240] 《里仁》：《论语注疏》第53页。
[241] 《宪问》：《论语注疏》第196页。
[242] 《学而》：《论语注疏》第11页。
[243] 《卫灵公》：《论语注疏》第214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470页。
[244] 《卫灵公》：《四库全书》第195册第484页。
[245] 《阳货》：《论语注疏》第244页。
[246] 《里仁》：《论语注疏》第51页。
[247] 《里仁》：《论语注疏》第50页。
[248] 《卫灵公》：《论语注疏》第214页。
[249] 《八佾》：《论语注疏》第31页。
[250] 《子路》：《论语注疏》第180页。
[251] 《学而》：《论语注疏》第2页。
[252] 《述而》：《论语注疏》第99页。
[253] 《为政》：《论语注疏》第19页。
[254] 诸本皆脱“信以成之”。据《论语注疏》第213页，《十三经注疏》五第5469页补。
[255] 《卫灵公》：《论语注疏》第213页。
[256] 《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
[257] 《大学》：《礼记正义》下第1592页。
[258] 按：《集圣贤群辅录·八儒》：“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道，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陶渊明集笺注》第596页）
[259]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22页。
[260]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22页。
[261] 同上注。
[262] 同上注。
[263]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41页。
[264]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55页。
[265]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60页。
[266] “队”，诸本皆误作“坠”。据《十三经注疏》三第3548页，《礼记正义》下第1460页改。
[267] “莫不尊亲”，诸本皆误作“莫不尊而亲之”。据《十三经注疏》三第3548页，《礼记正义》下第1460页改。
[268]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60页。
[269] 同上注。
[270]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22页。
[271] 《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17页。
[272]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24页。
[273] “反”，诸本皆同。按：郑玄注：“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礼记正义》下第1424页）朱熹注：“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四书章句集注》第19页）《十三经注疏》三第3528页，《礼记正义》下第1424页，《四书章句集注》第19页正文则皆无“反”。
[274]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24页。
[275] “朱子”，诸本皆误作“程子”。按：程子原话作“子曰：中无定体，惟达权然后能执之”。（《二程集》下第1182页）《四书章句集注》第19页朱熹注作“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据改。
[276] 《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19页。
[277] 按：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之论，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第6—9章，第三卷第6章至第四卷第9章。
[278]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46页。
[279] “自诚明，谓之性”，人大版同。底本、八版、台一版、台四版皆作“自诚明，谓诚之性”。据《十三经注疏》三第3542页，《礼记正义》下第1447页改。
[280]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47页。
[281]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49页。
[282]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50页。
[283] 同上注。
[284]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50页。
[285]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51页。
[286] 《阳货》：《论语注疏》第241页。
[287] “斋”，诸本皆同。《十三经注疏》三第3532页，《礼记正义》下第1434页，《四书章句集注》第25页皆作“齐”。按：郑玄注云：“齐，侧皆反，本亦作斋。”
[288]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34页。
[289] “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诸本皆同。《四书章句集注》第25页作“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二程集》下作“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第705页）及“鬼神者，造化之功也”（第1270页）。
[290] 《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9页。
[291] 《滕文公下》：《孟子注疏》第179页。
[292] 《滕文公下》：《孟子注疏》第162页。
[293] “如”，诸本皆误作“若”。据《十三经注疏》五第5871页，《孟子注疏》第125页改。
[294] 《公孙丑下》：《孟子注疏》第125页。
[295] 《滕文公上》：《孟子注疏》第127—128页。
[296]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295页。
[297]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00页。
[298] 同上注。
[299]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01页。
[300] 《公孙丑上》：《孟子注疏》第94页。
[301] “者”，诸本皆误作“也”。据《十三经注疏》五第6018页，《孟子注疏》第359页改。
[302] 《尽心上》：《孟子注疏》第359页。
[303] “耆”，诸本皆误作“嗜”。据《十三经注疏》五第5982页，《孟子注疏》第303页改。
[304]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03页。
[305]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295页。
[306]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02页。
[307]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05页。
[308] “其”，诸本皆误作“正”。据《十三经注疏》五第5988页，《孟子注疏》第310页改。
[309]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10—311页。
[310] 诸本此处皆有“情”，衍。据《诸子集成七·论衡》第28页，《论衡校释》一第133页删。
[311] “焉”，诸本皆无，脱。据《诸子集成七·论衡》第28页，《论衡校释》一第133页补。
[312] “情性”，诸本皆误作“性情”，倒。据《诸子集成七·论衡》第28页，《论衡校释》一第133页乙。
[313] 《本性篇》：《论衡校释》一第132—133页。
[314]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00页。
[315]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299页。
[316] “而”，诸本皆无，脱。据《十三经注疏》五第5981页，《孟子注疏》第300页补。
[317]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00页。
[318] 《梁惠王上》：《孟子注疏》第2页。
[319] 《尽心下》：《孟子注疏》第399页。
[320] 《尽心上》：《孟子注疏》第369页。
[321]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10页。
[322] 《告子上》：《孟子注疏》第300页。
[323] 《公孙丑上》：《孟子注疏》第94页。
[324] 《尽心上》：《孟子注疏》第359页。
[325] 《公孙丑上》：《孟子注疏》第75页。
[326] 《公孙丑上》：《孟子注疏》第74页。
[327] 同上注。
[328] 《公孙丑上》：《孟子注疏》第75页。
[329] 《原道篇》：《四库全书》第866册第752页。
[330] 按：“良心”，诸本皆误作“良知”。据上下文酌改。
[331] 《离娄下》：《孟子注疏》第220页。
[332] “者”，诸本皆误作“也”。据《十三经注疏》五第6018页，《孟子注疏》第359页改。
[333] 《尽心上》：《孟子注疏》第359页。
[334] 《五十五章》：《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45页。
[335] 《二十八章》：《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73页。
[336] 《尽心上》：《孟子注疏》第350—351页。
[337] “唯”，诸本皆误作“惟”。据《十三经注疏》三第3543页，《礼记正义》下第1448页改。
[338] 《中庸》：《礼记正义》下第1448页。
[339] 《离娄上》：《孟子注疏》第200页。
[340] 《尽心下》：《孟子注疏》第403页。
[341] 《尽心下》：《孟子注疏》第391页。
[342] 《尽心上》：《孟子注疏》第353页。
[343] 《孟子荀卿列传》：《史记》七第2838—2839页。
[344] “辨”，诸本皆同。《世德堂刊本·荀子》上第133页作“辩”，《荀子集解》上第93页、《荀子校释》上册第206页作“辞”。
[345] “辩”，诸本皆误作“辨”。据《世德堂刊本·荀子》上第133页，《荀子集解》上第93页改。
[346] “辞”，诸本皆误作“说”。据《世德堂刊本·荀子》上第134页，《荀子集解》上第94页改。
[347] 《非十二子篇》：《荀子集解》上第89—95页。
[348] 《解蔽篇》：《荀子集解》下第392—393页。
[349] 《天论篇》：《荀子集解》下第319页。
[350] 《性恶篇》：《荀子集解》下第434—435页。
[351] 谢无量注。
[352] 《性恶篇》：《荀子集解》下第435—437页。
[353] “成”，诸本皆误作“为”。据《世德堂刊本·荀子》下第726页，《荀子集解》下第437页改。
[354] 《性恶篇》：《荀子集解》下第437页。
[355] “辟”，诸本皆误作“譬”。据《世德堂刊本·荀子》下第735页，《荀子集解》下第441页改。
[356] “邪”，诸本皆误作“耶”。据《世德堂刊本·荀子》下第735页，《荀子集解》下第441页改。
[357] 《性恶篇》：《荀子集解》下第441—442页。
[358] 《性恶篇》：《荀子集解》下第438页。
[359] “王”，诸本皆误作“人”。据《世德堂刊本·荀子》下第731页，《荀子集解》下第440页改。
[360] “民人”，诸本皆误作“人民”，倒。据《世德堂刊本·荀子》下第732页，《荀子集解》下第440页乙。
[361] 《性恶篇》：《荀子集解》下第440页。
[362] 《性恶篇》：《荀子集解》下第442页。
[363] “人”，人大版同，底本、八版、台一版、台四版皆无，脱。据《世德堂刊本·荀子》下第740页，《荀子集解》下第443页补。
[364] 《性恶篇》：《荀子集解》下第443—444页。
[365] 《性恶篇》：《荀子集解》下第440—441页。
[366] 《礼论篇》：《荀子集解》下第346页。
[367] 《礼论篇》：《荀子集解》下第349页。
[368] 《礼论篇》：《荀子集解》下第366页。
[369] “谷”，诸本皆误作“获”。据《世德堂刊本·荀子》下第586页，《荀子集解》下第359页改。
[370] 《礼论篇》：《荀子集解》下第358—359页。
[371] 《广要道章》：《孝经注疏》第42页。
[372] 《乐论篇》：《荀子集解》下第379页。
[373] 《乐论篇》：《荀子集解》下第379—380页。
[374] “莫善于乐”，诸本皆同《世德堂刊本·荀子》下第632页。《荀子集解》下第382页作“美善相乐”。
[375] “金石丝竹者，所以导乐也”，诸本皆同《世德堂刊本·荀子》下第632页。《荀子集解》下第382页作“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
[376] 《乐论篇》：《荀子集解》下第382页。
[377] 《不苟篇》：《荀子集解》上第46页。
[378] “《成相篇》”，诸本皆误作“《成相杂辞》”。按：《荀子》有《成相篇》、《赋篇》，为“赋体之流”。《荀子》一书无《成相杂辞》。《汉书·艺文志》所载《成相杂辞》，列汉人杂赋之末，非《荀子》之《成相篇》。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