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令狐传表章之法，而樊南遂有四六之集。宋之作者，尤别为一体，故有“宋四六”之称。《容斋三笔》曰：“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昂讽咏不厌，乃为得体。”谢伋《四六谈尘》云：“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多用全文长句为对，前人无此格。”又云：“四六之工，在于翦裁。若全句对全句，何以见工？”可见宋人甚重此事也。

宋初四六，颇沿五季之风，而杨刘刀笔，稍出清裁。王禹偁所为，亦多宏赡。《青箱杂记》：“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时与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启贺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独有渔翁之叹。’白乐天尝有诗云‘元和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故也。”

宋英宗时，司马光以不能四六辞翰林学士。光综史传为《通鉴》，其学殖淹博，文词最为典雅，岂不能为四六者？盖因宋承五季之后，时犹崇尚排偶，竞趋浮华，故光以不能四六为辞，所以矫当世之失，而欲返之于淳朴，其用意良深矣！固非如后世鄙陋无文之人，高谈性命而蔑视词章，以自文其不学者所得而借口也。

吴子良《林下偶谈》曰：“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然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能兼之者欧公耳。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水心与筼窗论四六，筼窗云：‘欧做得五六分，苏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欧更与饶一两分可也。’水心见筼窗四六数篇，如《代谢希孟上钱相》之类，深叹赏之。盖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华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欧、苏、王为一家者也。”

南渡以来四六，尤以汪藻、洪迈、周必大、綦崇礼、孙觌为工。张邦基《墨庄漫录》曰：“孙觌仲益尚书，四六清新，用事切当。宣和中，与家兄子章同为兵部郎。未几，子章出知无为军，仲益继迁言官，亦出知和州。时淮南漕以无为岁额上供米后时，委知州取勘无为当职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问，亦不移文。已而米亦办，子章德仲益，以启谢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及，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人颇称赏，以为精切也。”

马迹上梁文　孙觌

四郊烽火，诞弥蛇豕之墟；一岛风烟，宛在鼋鼍之窟。鸣朴出鲛人之馆，浮杯开梵帝之宫。偶避地于兵间，遂问津于耕者。鸿庆居士，数奇半世，多难百罹。救过吹齑，惮心喘月。平生许国，卧陈登百尺之楼；晚岁营巢，住扬雄一区之宅。令龟三卜，避盗五迁。独行鸥鹭之群，共集鸡豚之社。半山衔日，落帆影于坐中；万壑留风，过樵声于枕上。蓬茅不翦，畚锸自随。遥开白板之扉，缓扣乌犍之角。儿童拍手，竞欲挽须；妇女应门，那闻釜。泥田父瓦盆之饮，荷园官菜把之恩。怅昨梦之已非，休吾生于既老。木居士安能为福，亦又何求？土偶人自得所归，于是焉息。共此百家之聚，大同一笑之欢。

《丹铅总录》：“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鹗，难居累百之先；智异众狙，遂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见离堆之利；复陂谁云两黄鹄，讵烦鸿却之谣。’四六中古文也。”

俞樾《春在堂笔录》曰：“骈体之文，谓之四六，则以四字六字相间成文正格。《困学纪闻》所录诸联，如周南仲草追贬秦桧制云：‘兵于五材，谁能去之，首弛边疆之禁；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仇。’贪用成句而不顾其冗长，自是宋人习气。又载王爚辞督府辟书云：‘昔温太真绝衿违母，以奉广武之檄，心虽忠而人议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恋母，以辞豫州之命，情虽窘而人子其顺天。’以议论行之，更宋派之陋者。此派一行，而明人王世贞所作四六，竟有以十余句为一联者，其亦未顾四六之名而思其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