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周张程朱之道学派文体
《宋史》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录周元公以下。盖道学至宋始盛，其影响于文学尤甚大也。自唐以来言古文者，虽渐去华就朴，为文必衷经术，然仅有时因文见道而已。盖以文为主，以道为客，往往杂以诙嘲靡曼之辞，文体未能一出于正。及道学派出，然后极力以求道体之所在，而不屑屑于文，以为徒雕琢其辞，亦末乎云尔。或者以文体至是始敝，其流为语录讲章，益不足以云文也。惟周、张、程、朱诸人为之，其说理精粹，又有从容闲暇之象，又岂文士之所能逮哉？如《太极图说》《通书》《正蒙》《西铭》《四箴》之类。二程所为墓志，颇有能美盛德之形容者，其文固自工矣。邵尧夫《击壤集》最为诗体之变，后世乃有推为诗人以来所无者。盖择义既精，出言虽杂雅俗，亦非所计。朱子慕南丰为文，诗尤有古音。道学派文体，至朱子而纯也。今略列诸家论文之说如下。
周子通书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朱子释此章曰：“或疑有德者必有言，有不待艺而后其文可传矣。周子此章，似犹别以文辞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正谓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无，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学者先务，亦勉于德而已矣。”
二程全书
程子曰：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贤之言，虽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矣。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
朱子语类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也！”
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说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说：“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且如《易》所谓‘利者义之和’，却解为利无义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若如此，非惟失圣言之本旨，又且陷溺其心。”
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
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
文章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荆公文暗。
刘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极图》《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因伤时文之弊，谓：“张才叔《书义》好。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胡明仲醉后每诵之。”又谓：“刘棠舜《不穷其民论》好，欧公甚喜之。其后姚孝宁《易义》亦好。”
欧阳子云：“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磅礴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是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诗》之歌咏、《书》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也。故夫子言之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盖虽已决知不得辞其责矣，然犹若逡巡顾望而不能无所疑也。至于推其所以兴衰，则又以为是皆出于天命之所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体之甚重，夫岂世俗所谓文者所能当哉！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事，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然在战国之时，若申、商、孙、吴之术，苏、张、范、蔡之辨，列御寇、庄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赋，以至秦汉之间，韩非、李斯、陆生、贾傅、董相、史迁、刘向、班固，下至严安、徐乐之流，犹皆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盖亦《长杨》《羽猎》之流，而粗变其音节，初非实为明道讲学而作也。东京以降，迄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韩愈氏出，始觉其陋，慨然号于一世，欲去陈言以追诗书六艺之作。而其敝精神、靡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因是颇溯其源而适有会焉，于是《原道》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则亦庶几其贤矣。”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议论古人，则又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犹不及于贾、董。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至于其徒之论，亦但以剽掠僭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授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自是以来，又复衰歇。数十百年而后欧阳子出，其文之妙，盖已不愧于韩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则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而韩亦未有闻焉，是则疑若几于道矣。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抑又尝以其徒之说考之，则诵其言者既曰“吾老将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谓文，必与道倶”；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韩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兹”者，以张其说。由前之说，则道之与文，吾不知其果为一耶？为二耶？由后之说，则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与欧韩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呜呼！学之不讲久矣，习俗之谬，其可胜言也哉。吾读《唐书》而有感，因书其说以订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晓得义理底人少，间被物欲激搏，犹自一强一弱，一胜一负。如文章之士，下梢头都靠不得。且如欧阳公初间做《本论》，其说已自大段拙了，然犹是一片好文章，有头尾。他不过欲封建、井田，与冠、昏、丧、祭、蒐田、燕飨之礼，使民朝夕从事于此。少间无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变，其计可谓拙矣！然犹是正当议论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传》，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如东坡一生读尽天下书，说无限道理。到得晚年过海，做昌化《峻灵王庙碑》，引唐肃宗时一尼，恍惚升天，见上帝以宝玉十三枚赐之，云：‘中国有大灾，以此镇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宝，更不成议论，似丧心人说话。其他人无知，如此说尚不妨，你平日自视为如何，说尽道理，却说出这般话，是可怪否？‘观于海者难于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们这般文字不入。”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长，照管不到，宁可说不尽，欧苏文皆说不曾尽。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
前辈云：“文字自有稳当的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
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论古今利害，比并为说曰：“不必如此，只要明义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与古人合者，只为理一故也。”
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说不著，说不到，说自家意思不尽。
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盖既不得正理，又枉费心力，不若虚心静看，即涵养究索之功，一举而两得之也。
道学之传，始自二程受学周元公。同时邵康节、张横渠，亦言理学。自至弥盛，杨时、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号“程门四先生”。而龟山名最高，朱晦庵、张南轩皆从其游。于是又有朱、陆之异同。朱、陆以后，道学分为二派，益大行于世矣。
《癸辛杂识》：“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乾、淳之文师淳厚，时谓之乾淳体。……至端平、江万里习《易》，自成一家，文体几于中复。淳祐甲辰，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至咸淳之末，江东谨思、熊瑞诸人倡为变体，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时人谓之换字文章。对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浇’等语，以至于亡，可谓文妖矣。”（周密所记）可见道学与当时科举之影响。然以用庄、列语等为文妖，亦重道学派文体者也。
朱子文体醇雅，并深于古诗。《诗人玉屑》曰：“晦庵谓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
《怀麓堂诗话》曰：“晦翁深于古诗。其效汉魏，至字字句句，平侧高下，亦相依仿，命意托兴，则得之《三百篇》者为多。观所著《诗传》，简当精密，殆无遗憾，是可见已。感兴之作，盖以经史事理，播之吟咏，岂可以后世诗家者流例论哉！”
卜居 朱熹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终然村墟迥，未惬心期幽。近闻西山西，深谷开平畴。茅茨十数家，清川可行舟。风俗颇淳朴，旷土非难求。誓捐三径资，往遂一壑谋。伐木南山巅，结庐北山头。耕田东溪岸，濯足西溪流。朋来即共欢，客去成孤游。静有山水乐，而无身世忧。著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兹焉毕暮景，何必营菟裘。
第二节 永嘉永康之功利派文学
自周行己传程子之学，永嘉遂自为一派，陈傅良及叶适，尤其巨擘。然其学在考古今成败，谙练掌故，以济世变，不专谈心性，故与道学派不同。吕祖谦讲学于婺，则永康陈亮颇与讲论。亮以后论杂王霸，亦不尽本祖谦。于是永嘉、永康之言，若与道学派相较，可谓之当时之功利派。惟其文采雅有可观，不可不论也。
陈傅良，字君举，瑞安人。尝受学于薛季宣，又与张栻、吕祖谦友善。季宣之学，出于程子之门人袁溉。好言古代制度，如封建、井田之类。傅良益综贯历史，自秦汉以下，治法利病，靡不研究，有《止斋文集》。其文多切实用，而密栗坚峭，无南渡末流冗沓腐滥之气。虽才气微不逮水心，亦其亚也。水心云：“君举初学欧不成，后乃学张文潜，而文潜亦未易到。”
叶适，字正则，永嘉人。其学术本原，略近止斋。而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其碑版之作，简质厚重，尤可追配作者。故永嘉诸子之文，当以适为冠。有《水心集》二十九卷。适尝自言：“为文之道，譬如人家觞客，虽或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惟自家罗列者，即仅瓷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脱化町畦，独运杼轴，亦韩愈所谓文必己出者也。
司马温公祠堂记 叶适
公河内人，生于光州，因以为名。绍熙三年，太守王侯闻诗，改祠公郡东堂。光边远极陋，民之智识，不足于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虽然，公自元祐以来，由京师达四方，家绘其像，饮食皆祝，非必师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乡已不得见，因其尝生也，表厉尊显，以明尚贤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欤？自王迹泯而圣贤之德业不著，士负所有而就功名，以为凡用世操术，必将有异于人而后可。故或诡谲其身，而出处乱，封大其欲而廉隅失，朴拙称任重，跌宕为豪英。寡学多蠢谓之有力，先从后畔自许知权。其谬于情性伦理，固亦多悔，而犹强忮坚忍，以冀其成者，盖道德丧而流俗驱靡之然矣。公子弟时力学，进士起家州佐，从辟官使承事，犹常人耳。充实积久，而廉夫畏其洁，高士则其操，儒先宗其学，去就为法，故步趋中绳墨，用舍进退，关乎民心，为宋元臣。至于深衣幅巾，退然山泽之间，诚意至义，不敢加一豪于婴儿下走，而同其吉凶忧乐之变。岂必殊特自许？谓当离类绝伦，与人异趣者哉。若夫比并伊吕，配拟经训，使人主降屈体貌。自以圣人复出，及其造事改法，众所不向，天下大扰。而公以身争之，稍还其旧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遂纳善士于朋党，而指公为魁杰，追斥崖上，刻名坚石，播之外朝，士皆毁庐灭迹，同族废锢。当是时，天象错戾，碑首扑裂。其后女真入中国，海内横流。余读《实录》，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诏赠公太师，未尝不感愤泪落也。盖是非邪正，久郁不伸，致使夷狄驾祸以明之而后止。然则公独夫之力，岂能动天？而天人之际，何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侯之作，并论次以明圣贤之德业，不在彼而在此也。
水心兼长于诗，其后流为四灵一派。然其体格自近晚唐，而不规规于江西派者也。吴氏《林下偶谈》称水心诗，或誉之太过。今姑记一则曰：“水心诗蚤已精严，晚尤高远。古调好为七言八句，语不多而味甚长。其间与少陵争衡者非一，而义理尤过之，难以全篇概举。姑举其近体成联者：‘花传春色枝枝到，雨递秋声点点分。’此分量不同，周匝无际也。‘江当阔处水新涨，春到极头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进也。‘万卉有情风暖后，一筇无伴月明边。’此惠和夷清气象也。‘包容花竹春留巷，谢遣荷蒲雪满涯。’此阳舒阴惨规模也。‘隔垣孤响度，别井暗泉通。’此感通处，无限断也。‘举世声中动，浮生胥带来。’此真实处，非安排也。‘峙岩桥畔船辞柁，冷水观边花发枝。’此往而复来也。‘有儿有女后应好，同穴同衾今奈何。’此哀而不伤也。‘此日深探应彻底，他时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体，特有等级也。‘蓍蔡羲前识，箫韶舜后音。’此古今同一机，初无起止也。所谓关于义理者如此，虽少陵未必能追攀。至于‘因上岧峣览吴越，遂从开辟数羲皇。’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象无穷极则，惟子美能之。他如‘驿梅吹冻蕊，柁雨送春声’‘绿围齐长柳，红糁半含桃’‘听鸡催谒驾，立马待紬书’‘野影晨迷树，天文夜照城’‘晒书天象切，浴砚海光翻’‘地深湘渚浪，天远桂阳城’，置《杜集》中何以别？乃若‘遣腊冰千箸，勾春柳一丝’‘燐迷王弼宅，蒿长孟郊坟’‘帆色挂晓月，橹音穿夕烟’‘门邀百客醉，囊讳一金存’‘难招古渡外，空老夕阳滨’，又特其细者。”
陈亮，字同父，永康人。本与朱子友善，然才气雄毅，有志事功，持论乃与朱子相左，有《龙川文集》三十卷。清《四库提要》曰：“今观集中所载，大抵议论之文为多。其才辨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赵括、马谡狂躁偾辕。但就其文而论，则所谓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者，殆非尽妄。与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终爱重其人，知当时必有取也。”先是，吕东莱祖谦居于婺，以讲学唱诸儒，四方翕然归之。同父与同郡，负才颉颃，亦游其门，以兄事之。尝于丈席间时发警论，东莱不以为然。既而东莱死，同父以文祭之曰：
呜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遗其精，则流而为度数刑名。圣人之妙用，英豪窃闻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则变而为权谲纵横。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材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在人道无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虽高明之洞见，犹小智之自营；虽笃厚而守正，犹孤垒之易倾。盖欲整两汉而下，庶几及见三代之英，岂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剧论，叹古来之未曾，讲观象之妙理，得应时之成能，谓人物之间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独疑其未通，我引数而力争。岂其于无事之时，而已怀厌世之情？俄遂婴于末疾，喜未替于仪型，何所遭之太惨，曾不假于余龄。将博学多识，使人无自立之地，而本末具举，虽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尝诵子皮之言曰：“虎帅之听，孰敢违子。人之云亡，举者莫胜。”假使有圣人之宏才，又将待几年而后成？孰知夫一觞之恸，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复鼓；而洞山之灯，忍使其遂无所承？眇方来之难恃，尚既往之有灵。
程史谓朱晦翁见同父祭文，大不契意。《遗婺人书》曰：“诸君子聚头磕额，理会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论。”同父闻之不乐，它日上书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谓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扬眉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意。”盖以微风晦翁，而使之闻之，晦翁亦不讶也。
按道学派与永嘉诸人文体，仍承当时古文一派之绪，惟所造各有不同耳。朱子文似曾子固，止斋、同父并好厥文。自吕东莱，已好为辩博凌厉之词，及水心纵论政治，皆有苏氏父子之余风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