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庆历前后之风尚与西昆派之反动
自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则柳、范之古文绌焉，而为诗者，亦竞慕西昆体。当时惟王禹偁诗，颇与西昆异，好之者未盛也。陈从易，字简夫，欧阳永叔称其诗宗杜甫，要至苏子美兄弟及梅尧臣出，而后诗体一变。子美兄弟，又与穆伯长、尹师鲁诸人为古文，而文体一变。欧公于诗极推梅尧臣，古文则渊源于子美、师鲁诸家，故庆历以来，杨、刘之势始息矣。先是，徂徕石介作《怪说》，以诃杨、刘文体。西昆派之反动，实始于此，其下篇曰：
或曰：“天下不谓之怪，子谓之怪，今有子不谓怪，而天下谓之怪。请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为怪也？”曰：“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杨亿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杨亿之道。俟杨亿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目唯见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闻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畴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则为怪矣！夫《书》则有尧舜典、皋陶益稷谟、禹贡、箕子之洪范，《诗》则有大小雅、周颂、商颂，《春秋》则有圣人之经，《易》则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太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无怪，今天下反谓之怪而怪之。呜呼！”
观介之说，可见西昆派势力之大矣。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进士及第，初授嘉州判官，后以直集贤院出通判濮州。《宋史》有传。初，介尝躬耕徂徕山下，人以“徂徕先生”称之。深恶五季以后，文格卑靡。故尝极推柳开之功，而复作《怪说》以排杨亿。其文章宗旨可以想见。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其文倔强劲质，有唐人风，较胜柳、穆二家，而终未脱草昧之气”云。
当时祖无择、李觏，亦为古文。在风气初变之时，其体格与尹洙诸人不相上下。无择《龙学文集》，觏有《旴江集》见存。而欧阳公所推者，尤在子美兄弟与师鲁而已。盖柳、范以后，韩愈、柳宗元之文，犹未甚为士人所好。及穆、尹数子，为之表章，而后学者非韩、柳不道矣，实以欧阳永叔之功为最大。然数子为古文，又在永叔前也。永叔书韩文后云：“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游其家，见其敝箧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又作《苏子美集序》云：“子美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以相夸尚。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学者稍趋于古，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可谓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后序云：“予少嗜观韩、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见于世……韩则虽目其全，至所缺坠亡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凡用力二纪，文始几定，时天圣九年也。”观此则知古文复兴，实此数人之力矣。
答乔适书 穆修
近辱书并示文十篇，终始读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来，尝见人言足下少年乐喜文，固耳闻而心存之，但未敢轻取人说，遂果知足下能然。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取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先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坚，则莫不惧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复去此而即彼矣。噫！仁义中正之士，岂独多出于古而鲜出于今哉！亦由时风众势驱迁溺染之，使不得从乎道也。观足下十篇之文，则信有志乎古矣。其书之问，则曰将学于今，则成浅陋，将学于古，则惧不得取名于世。学宜何旨？引韩先生《师说》之说，以求解惑为请。足下当少秀之年，怀进取之机，又学古于仁义不胜之时，与之者寡，非之者众，不得无惑于中焉，是以枉书见问。某不才而弃于时者也，何足为人质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无所用心，因得从事于不急之学。知旧者不识其愚且戆，或谓之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盖感其声而求其类乎，可不少复其意耶？试为足下言之。夫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也，名者爵禄之谓也。然则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虽固有穷达云耳，然而达于上也，则为贤公卿；于下也，则为令君子。其在上则礼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则顺悦乎亲，而勤修乎身。穷也达也，皆本于善称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穷达云耳，而皆反乎是也。达于上也，何贤公卿乎？穷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则无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则无所悦乎亲而修乎身。穷也达也，皆离于善称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则穷不失为君子；有其名而无其道，则达不失为小人。与其为名达之小人，孰若为道穷之君子？矧穷达又各系其时遇，岂古人道有负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名，乐闻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无择，将惧纯明之性寖微，浮躁之气骤胜矣。足下心明乎仁义，又学识其归向，在固守而弗离，坚持而弗夺，力行而弗止，则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学之正伪有分，则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哀穆先生文并序 苏舜钦
呜呼！穆伯长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西道中，友人苏叔才子美作诗悼，遣人驰吊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鉴于世，为文哀之。先生字伯长，名修。幼嗜书，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记士徒无意处，熟习评论之。性刚介，喜于背俗，不肯下与庸人小合，愿交者多，固拒之。议事坚明，上下今古皆可录。然好诋卿弼，斥言时病，谨细后生畏闻之。又独为古文，其语深峭宏大，羞为礼部格诗赋。咸平中，举进士，得出身，调泰州司法参军。牧守称其才，贰郡者恶之。又尝以言忤贰郡者，守病告，贰者私黠吏，使诬告先生赂。具狱，聚左证，后召先生，使众参考之，由是贬池州。中道窜诣阙下，叩登闻鼓称冤，会贰郡者死，复受谴于朝，后累恩得为蔡州参军。先生自废来，读书益勤，为文章益根柢于道，然耻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张文节守亳，亳之土豪者作佛庙，文节使以骑召先生作记。记成，竟不窜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遗之，曰：“枉先生之文，愿以此为寿。”又使周旋者曰：“亡所以遗者，乞载名于石，图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让之，投金庭下，遂俶装去。郡士谢之，终不受。尝语之曰：“宁区区糊口为旅人，不为匪人辱吾文也。”天圣末，丞相有欲置为学官者，耻诣谒之，竟不得。尝客京师南河邸中，往往醉，暮归逖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犹闻其吟诵喟叹声，因隙窥之，则张灯危坐，苦矉执卷亦出曙，用是贷其资。母丧，徒跣自负榇成葬，日诵《孝经》《丧记》，未尝观佛书饭浮屠氏也。识者哀怜之，或厚遗，则必为盗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后得柳子厚文，刻货之，售者甚少，逾年积得百缗。一子辄死。将还淮西，遇病，气结塞胸中不下，遂卒。噫吁！天之厌文久矣，先生意以黜废穷苦终其身，顾其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赋数奇只，常罹兵贼恶少辈所辱困，其节行至死不变。有孤懦且幼，遗文散坠不收，伯长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坚自解以书走上党遗予，欲访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举京师，历问人，终不复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书家庙碑》《静胜亭记》《徐生墓志》《蔡州塔记》，皆平昔所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书使存其家，且求所著文字，未至。闲作文哀之。道不胜于命，命不会于时，吁嗟！先生竟胡为？
苏舜钦，字子美。其兄舜元，字才翁，梓州人。今惟子美《学士集》十六卷尚存。尹洙有《河南集》二十七卷。至于西昆诗体，子美与梅圣俞为诗，已自矫之，圣俞得名尤甚。然欧阳公于二家皆所推服，未下优劣也。《六一诗话》曰：“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癫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辞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其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
梅尧臣，字圣俞，宣城人。官屯田都官员外郎。《宋史》有传。清《四库全书提要》曰：“宋初诗文，尚沿唐末、五代之习。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偁欲变诗体，皆力有未逮。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于时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其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曾敏行《独醒杂志》载：‘王曙知河南日，尧臣为县主簿，袖所为诗文呈览。曙谓其诗有晋宋遗风，自杜子美没后二百余年，不见此作。’然尧臣诗旨趣古淡，知之者希。陈善《扪虱新话》记苏舜钦称‘平生作诗，不幸被人比梅尧臣’。又记晏殊赏其‘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二句，尧臣以为非我之极致者，则其孤僻寡和可知。惟欧阳修深赏之。邵博《闻见后录》乃载传闻之说，谓修忌尧臣出己上，每商榷其诗，多故删其最佳者。殊为诬谩，无论修万不至此，即尧臣亦非不辨白黑者，岂得失不自知耶？陆游《渭南集》有《梅宛陵别集序》曰：‘苏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韵和渊明及先生二家诗而已。’案苏轼和陶诗有传本，和梅诗则未闻。然游非妄语者，必原有而今佚之。是尧臣之诗，苏轼亦心折之矣。”
《闻见后录》：“东坡《与陈传道书》云：‘知传道日课一诗，甚善。此技虽高才非甚习不能工。’盖梅圣俞法也。又韩少师云：‘梅圣俞学诗，日欲极赋象之工，作《挑灯杖子诗》尚数十首，李邯郸诸孙亨仲云：“吾家有梅圣俞诗善本，世所传多为欧阳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或压也。”’予谓欧阳公在谏路，颇诋邯郸公，亨仲之言恐不实。然曾仲成云：‘欧阳公有“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等句。圣俞谓苏子美曰：“永叔自要作韩退之，强差我作孟郊。”虽戏语，亦似不平也。’”
泛溪 梅尧臣
中流清且平，舍楫任舟行。渐近鹭犹立，已遥村觉横。何妨绿樽满，不畏晚风生。屈贾江潭上，愁多未适情。
发勺陵 同
秋雨密无迹，蒙蒙在一川。孤村望渐远，去鸟飞已先。向晚云漏日，微光人倚船。安知偶自适，落岸逢沙泉。
当时石曼卿，名延年，歌诗豪迈，亦为永叔诸人所称。其《平阳作代意一首寄师鲁》云：
十年一梦花空委，依旧山河损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眉北石洲山对起，娇波泪落妆如洗。汾河不断天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
石曼卿诗，朱子亦尝称之。要自庆历以后，诗文体始大变矣。盖宋三百年文章之盛，莫如仁宗以后七十年间。方太祖创业，首尚文学，奖厉名节之士。太宗、真宗，制度文物渐备，及仁宗亲政，人才辈出，群贤互相推引。至庆历之际，欧阳修、余靖、蔡襄在谏院，杜衍、韩琦、范仲淹在枢府，直言谠论，时进于朝，天下仰望风采。石介至作《庆历圣德诗》。其后文彦博、富弼、王安石、司马光相继为相，文学之士，接踵朝列。而欧阳修尤为一时文章宗匠，三苏、曾巩之流，皆出其门，当于下以次论之。
第二节 欧阳修
宋初古文，作者数家，至欧阳永叔出，始卓然为一代、宗匠。永叔自述所学，谓其为古文，实渊源于苏子美、尹师鲁。邵伯温《闻见前录》曰：钱惟演留守西都，“因府第双桂楼，西城建临园驿，命永叔、师鲁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师鲁曰：‘某只用五百字可纪。’及成，永叔服其简古。永叔自此始为古文”。永叔作《苏子美集序》，又谓子美学古文在先。而子美实与穆伯长游，故永叔之古文，渊源于苏、尹二家也。
按《宋史》本传：“欧阳修，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心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卒谥“文忠”。晚自号“六一居士”。朱子尝称欧公文敷腴温润，一唱三叹，而最喜其《丰乐亭记》。陈同甫好读欧阳文，择其精者，为《欧阳文粹》，是专选欧文之始也。
《朱子语类》又曰：“欧公文亦好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醉翁亭记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暝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吴氏《林下偶谈》曰：“和平之言难工，感慨之词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欧公。如《吉州学记》之类，和平而工者也。如《丰乐亭记》之类，感慨而好者也。然《丰乐亭记》意虽感慨，辞犹和平。至于《苏子美集序》之类，则纯乎感慨矣。乃若愤懑不平如王逢原，悲伤无聊如邢居实，则感慨而失之者也。”
又曰：“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公为一世文宗，于后进片言只字，乃珍重如此，令人可以鉴矣。”
永叔与宋子京同修《唐书》，又自撰《五代史》。《五代史》尤为文士所称。然其诗体豪放似太白。王荆公选四家诗，以太白、少陵、退之及永叔并列，其推之至矣。《石林诗话》曰：“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囷倒廪，无复余地。然公诗好处，岂专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诗》：‘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此是两段大议论，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靡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会处如是乃为至到。”
永叔之诗，其最自喜者，为《庐山高》及《明妃曲》二篇，尝曰：“《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其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盖自许如此。
明妃曲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无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已成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与欧公并世相先后，为古文者，如范仲淹、宋祁、刘敞、司马光。朱子谓范文正公好处，欧不能及。宋子京亦师韩文。《林下偶谈》曰：“刘原父文醇雅，与欧公同时，为欧公名盛所掩。而欧、曾、苏、王，亦不甚称其文。刘尝叹百年后当有知我者。至东莱编《文鉴》，多取原父文，几与欧、曾、苏、王并，而水心亦亟称之，于是方论定。”王介甫谓司马光文似西汉，其修《资治通鉴》，史家之鸿制也。诸人皆与欧公相善，而文章得力各不同。宋子京作《唐书》，雕琢劖削，务为艰涩，然亦服欧公。尝写其《陇冈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其笔记中自述为文用力之要曰：
余少为学本无师友，家苦贫无书，习作诗赋，未始在志立名于当世也，愿计粟米养亲绍家阀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欤。天圣甲子，从乡贡试礼部，故龙图学士刘公叹所试辞赋，大称之朝，以为诸生冠，吾始重自淬砺力于学，模写有名士文章，诸儒颇称以为是。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著，乃悟文章之难也。虽悟于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视五十以前所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而所效皆糟粕刍狗矣。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五经皆不同体，孔子没后，百家奋兴，类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呜呼！吾亦悟之晚矣。虽然，若天假吾年，犹冀老而成云。
第三节 曾巩、王安石
曾巩、王安石，早相友善。巩出于欧公之门，而安石亦为欧公推挽。当时方盛为古文。巩登嘉祐二年进士，安石登庆历二年进士。然二人性行不甚相同。巩学术醇正，以孝友闻；安石有才略，该通政事文学，强忮执拗，自用太甚。故巩为文章，典雅有余，精彩不足；安石之文，则纯洁雄伟，精悍之气，溢于纸表。后人或以巩之文非韩、柳、欧、苏之伦，其所以入八家之选者，岂非以其学术醇正耶？安石之文，优于苏、欧，颉颃韩、柳，而列之八家，或以为嗛，岂非以其资性执拗，为后之学者所恶耶？朱子尤好巩文。吕祖谦《古文关键》遂独取韩、柳、欧、苏、曾七家，而不取安石。亦各从所好也。
《宋史》：“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又曰：“巩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
按《闻见录》曰：“曾子固初为太平州司户。守张伯玉，前辈人也。欧阳公、王荆公诸名士，共称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顾，间语子固：‘吾方作六经阁，其为之记。’子固凡誊稿六七，终不当伯玉之意，则谓子固曰：‘吾自为之。’其书于纸曰：‘六经阁者，诸子百家皆在焉。’不书尊经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励于学矣。”《却扫编》曰：“神宗患本朝国史之繁，尝欲重修五朝正史，通为一书，命曾子固专领其事，且诏自择属官。曾以彭城陈师道应诏，朝廷以布衣难之，未几撰《太祖皇帝总叙》一篇以进，请系之《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其说以为太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而汉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论之，累二千余言。神宗览之，不悦曰：‘为史但当实录以示后世，亦何必区区与先代帝王较优劣乎？且一篇之赞已如许之多，成书将复几何？’于是书竟不果成。”
《朱子语类》曰：“南丰文字确实。”又曰：“南丰文却近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为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东坡，则较质而近理。”又曰：“南丰拟制内有数篇，虽杂之三代诰命中亦无愧。”又曰：“南丰作宜黄、筠州二《学记》好，说得古人教学意出。”
战国策目录序 曾巩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为之延誉。其释经义，不取先儒传注，务出新意。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莫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于是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焉。说部记王荆公喜说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曰：“如时雨化之耳。”其无定论类此。方三经义之颁于学官也，未数年安石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请易去。今惟《周官新义》见存，余书不传。然经义之弊，自安石启之也。
杨升庵最称介甫《书刺客传后》。今观其文，大似司马子长。介甫善拟古如此。
书刺客传后 王安石
曹沬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愿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介甫极推韩退之之为文，然又讥其“可怜无补费精神”。今录论文书一首，以见其志之所存。《上人书》曰：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学文，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世称曾子固不长韵语，然其诗亦多醇厚可诵。介甫本有诗名，而绝句尤工，集中集句诗亦甚自然。
虔美人草 曾巩
鸿门玉斗纷如雪，十万降兵夜流血。咸阳宫殿三月红，霸业已随烟烬灭。刚强必死仁义王，阴陵失道非天亡。英雄本学万人敌，何用屑屑悲红妆？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光飞，青血化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旧曲闻来似敛眉。哀怨徘徊愁不语，恰如初听楚歌时。滔滔逝水流今古，汉楚兴亡两丘土。当年遗事久成空，慷慨樽前为谁舞？
明妃曲 王安石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长，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诗人玉屑》：“黄山谷曰：‘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灌生牙颊间。’”《苕溪渔隐》曰：“荆公小诗如：‘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染云为柳叶，翦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缘见岁华。”“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倏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蒲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地偏缘底绿，人老为谁红。”“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日净山如洗，风暄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观此数诗，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也。
《石林诗话》曰：“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檃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
《怀麓堂诗话》曰：“王介甫点景处，自谓得意，然不脱宋人气习。其咏史绝句，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若《商鞅》诗乃发泄不平语，于理不觉有碍耳。”（其诗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宋史·选举志》曰：“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他日问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经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盖选举制之变，其初意未尝不善，其后乃渐敝。至明清沿其法，而陈腐相因，不堪言矣。今附录当时经义一首如下。
惟几惟康其弼直 张庭坚
所贵乎圣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虑之之深，远察正始，忧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与勇足以大有为于世，而以其安静休息，有所不为；非以其无一过失，使天下莫得而议之，以其有过而必改，故于事也无忽，于民也不扰，于群臣也不惮。其危言正论，以拂于己。夫是以虑无遗策，举世无过事，而天下治安之势，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几康弼直，禹之所以为舜戒也。盖惟几也，则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则能安静休息，不扰乎民。惟辅弼之臣直，则能不以无过之为美，而以改过之而为善。凡忠谠之论，矫拂之辞，皆所以乐从而愿听焉。虽然，是三者在艰难创业之时，则固未始以为难。海宇适平，基绪方立，俄焉怠忽而不之察，则祸患将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虑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几者，势使然也。民虽出于涂炭，而恐惧之未忘；世虽偃于征诛，而疮痍之未瘳。俄然扰动而不之恤，则下不胜其困怨，乱将复作，所以设法务约，敷政务宽，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势使然也。夫欲事之适于几，民之适于康，则天下之深谋至计，惟恐一日而不得闻，朝廷之上，辅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势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则智虑怠而昏，心意侈而广，智虑昏则玩晏安而忽忧勤，心意广则喜功名而烦兴作。夫宴安之是玩，则不可责以难也；功名之是喜，则不可语以过也。于是谄谀者亲，而谏诤者疏。几康弼直之戒，于是时最不可忘。彼舜也，继尧极治之后，天下可谓无事矣。虽然，无事者，有事之所从起，而圣人之所深畏者也。观舜之君臣，相与赓歌规戒，而其言及于敕天命康庶事，则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犹戒之，何也？使天下后世，咸曰以舜之圣而犹不免于此，则庶乎其能知戒矣！
王氏新学既行，士多揣摩风气，奉《字说》《新义》为主。苏子瞻讥当世剿说雷同，如“黄茅白苇，弥望皆然”，然又时流于穿凿。《却扫编》：“方王氏之学盛时，士大夫读书求义理，率务新奇。然用意太过，往往反失于凿。”有称老杜《禹庙》诗最工者，或问之，对曰：“‘空庭垂橘柚’，谓厥包橘柚锡贡也；‘古屋画龙蛇’，谓驱龙蛇而放之菹也。此皆著禹之功也，得不谓之工乎？”
第四节 三苏
三苏虽经欧阳公之识拔，然文章豪放，与欧阳体制不同，而子瞻尤为绝伦。蜀地僻远，在宋之初，文稚未盛。洵独教其二子轼、辙成名，文章学术，自为一家，亦豪杰之士也。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往应试不第，归尽焚旧所作文，闭户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既而与二子轼、辙至京师，谒翰林学士欧阳修，上《权书》《衡论》二十二篇，欧公以为贾谊、刘向不能过也。一时士大夫争相传诵，三苏由是有名。后或称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云。
《宋史》曰：“轼，字子瞻。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按《扪虱新话》：“东坡省试论刑赏，梅圣俞一见，以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后往谢梅，梅问：‘论中尧皋陶事出何书？’坡徐应曰：‘想当然耳，至今传以为戏。’”
《宋史》又曰：“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按《春渚纪闻·东坡事实》：“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辙，字子由。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著有《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
三苏初至京师，缙绅大夫，无不倾倒，独王介甫见其文，曰：“此战国之文耳。”明允亦恶介甫多不近人情，为作《辨奸论》，后张方平作洵墓志载焉。其辞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为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之苍生者，必此人也邪？”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然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也，容貌语言，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虽衍千百，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欺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亦何从而乱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其为天下之患，必然无疑者，非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祸，而吾将获知言之名。悲夫！
三苏之中，子瞻诗尤高，近世赵翼谓：“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沈德潜亦谓：“苏诗于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二老堂诗话》：“苏文忠公诗，初若豪迈天成，其实关键甚密。再来杭州《寿星院寒碧轩》诗，句句切题，而未尝拘。其云‘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寒碧如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蝉抱叶响’，颇似无意，而杜诗云‘抱叶寒蝉静’，并叶言之，寒亦在中矣。‘人静翠羽穿林飞’，固不待言。末句却说破‘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其妙如此。”
《艺苑卮言》曰：“读子瞻文，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读子瞻诗，见学矣，然似绝无才者。”
小苏才气虽不及父兄，然亦时有大言壮语。余文颇法度整齐，有秀杰之气，乃其所自得者。《朱子语类》：“或问：‘苏子由之文，比东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说利害处，东坡文字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晓，要之学术只一般。’”
子由诗远非东坡之比。《栾城遗言》：“公言东坡律诗最忌属对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诗用韵必须偶数。”“《张十二病后诗》一卷，颇得陶元亮体。然予观古人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专模仿一人，舍己徇人，未必贵也。”
赤壁赋 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月夜与客饮杏花下 苏轼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烟如流水涵青苹。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东坡尤喜延纳文士，故当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称“苏门四学士”，益以陈师道、李廌，称“苏门六君子”。黄庭坚年最长，少东坡九岁，秦观少庭坚三岁，张耒少观三岁，陈师道、晁补之，皆少耒一岁。诸子年龄才调皆相伯仲。今以黄陈入下章江西诗派中，而述诸人于此。
秦观，字少游，高邮人。有《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初观与两弟觌、觏皆知名。而《宋史》本传称观文丽而思深。《苕溪渔隐丛话》载苏轼荐观于王安石，安石答书，述叶致远之言，以为清新婉丽有似鲍、谢。《敖陶孙诗评》则谓其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元好问《论诗绝句》因有“女郎诗”之讥。今观其集，少年所作，神锋太俊或有之，概以为靡曼之音，则诋之太甚。吕本中《童蒙训》曰：“少游‘雨砌堕危芳，风棂纳飞絮’之类，李公择以为谢家兄弟不能过也。过岭以后诗，高古严重，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斯公论矣。然观所作，要以长短句为工，当于后词人中论之。
晁补之，字无咎，巨野人。有《鸡肋集》七十卷。初，东坡通判杭州，补之年甫十七，随父端友宰杭州之新城。轼见所作《钱塘七述》，大为称赏，由是知名。张耒称补之自少为文，即能追步屈、宋、班、扬，下逮韩愈、柳宗元之作，促驾力鞭，务与之齐而后已。《苕溪渔隐丛话》谓《鸡肋集》“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今观其文，大抵好驰骋议论，有苏氏父子之体者也。
李廌，字方叔，济南人。《文献通考》载其有《济南集》二十卷，今仅传《永乐大典》辑本八卷而已。其文章才气横溢，东坡称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李之仪称其如大川东注，昼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盖其兀奡奔放之概，置之秦、张之间，信其亚也。
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叹之声。今传其《宛邱集》七十六卷。耒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及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死，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殽饮食之。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尝著论云：
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艰柱，绝吕梁；放于江河，而纳之海，其舒为沦连，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文之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