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孔子正名与删述之渊源
周至春秋之世，百家争鸣，各守其一方，莫能相通。及孔子出，博观深考，集其大成，故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予一以贯之。”孟子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太史公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然孔子之学，所以有传于后者，尤在于文章。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及游、夏并称文学之彦，而子夏发明章句，是以后世有述也。
孔子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其于当世，则问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史记》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既多识前言往行，与一时之贤哲，乃有志于述作。然犹历聘七十二国之君，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于是赞《易》，作《春秋》，曰：“吾欲垂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既不得行其道，乃托之空文而不敢辞。”此孔子述作之微意矣。
孔子在卫，曰：“必也，正名乎！”郑玄以正名谓正书字也。盖孔子将从事于删述，则先考正文字。春秋之时，文字虽秉仓史之遗，而古之作字者多家，其文往往犹在，或相诡异。至于别国，殊音尤众。孔子周历诸邦，必闻其政，又观于旧史氏之藏，百二十国之书，佚文秘记，远俗方言，尽知之矣。于是修定六经，将择其文之最驯雅者用之，以传于学者，故以周公《尔雅》教人，其余亦颇有所定。六经文字极博，指义万端，间有仓史文字所未赡者，则博稽于古，不主一代，刑名从商，爵名从周之例也。春秋异国众名，则随其成俗曲期，物从中国，名从主人之例也。太史公往往称孔氏古文，以虽同是仓史文字，经孔子考定，以书六经，则谓孔氏古文焉。《论语》“《诗》、《书》、执礼”，谓之雅言。文字自孔子考定，始臻雅驯也。意当时孔子，必别有专论文字之书。《说文》尝引数条，掇录于下：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
“儿，仁人也。孔子曰：‘在人下，故诘屈。’”
孔子曰：“乌，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
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
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
孔子曰：“粟之为言续也。”
《延陵季子碑》，相传为孔子书（已见绪论），其体亦不尽用大篆，此孔子定文字之证。《书画史》：“《吴季子碑》，或曰孔子未尝至吴，或曰吴人言子游从孔子，孔子慕札高风，寄题之。”今观“吴子”二字类小篆，“有陵之墓”四字类大篆。或云开元殷仲恭模拓，大历中萧和又刻于石。杨升庵曰：“大、小篆三代以前通行，非始于秦。”此犹未知孔氏古文之说也。
《史记》传孔子有《陬操》，而不载其文。《礼记·檀弓》有孔子《临终歌》曰：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此歌《史记》亦录之。其余《孔丛子》《家语》《琴操》及他书，往往列孔子歌操，后人或疑其词不类，故不复著。
第二节 《诗》与文学
《史记》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礼，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郑玄《商颂谱序》曰：“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孔子录诗之时，则得五篇而已。”
按，孔子删诗，所据者三千余篇，又承其祖正考父之学，故叙《商颂》五篇。《周诗》三百六篇，其小雅笙诗六篇，本有声无辞，共得三百五篇。后人以其六篇之辞亡而补之者，非也。
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盖古诗皆被弦歌，诗即乐也。近世言古音者，如顾亭林、江慎修以来，并以《诗》为古之韵谱，其说视吴棫、陈第弥精。陈第《毛诗古音考序》曰：“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于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国，何‘母’必读‘米’，非韵韵止，则韵祉韵喜矣；‘马’必读‘姥’，非韵组韵黼，则韵旅韵土矣；‘京’必读‘疆’，非韵堂韵将，则韵常韵王矣；‘福’必读‘逼’，非韵食韵翼，则韵德韵亿矣。厥类实繁，难以殚举。其矩律之严，即唐韵不啻。此其故何耶？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韵与《诗》合，实古音之证也。或谓《三百篇》，诗辞之祖。后有作者，规而咏之耳。不知魏、晋之世，古音颇存，至隋唐澌尽矣。”按，陈第知古诗必有同守之韵，至亭林、慎修，直以《三百篇》即其韵谱。夫《三百篇》定自孔子，是即孔子之韵谱也。以殊时异俗之诗，其韵安能尽合？意孔子就原采之诗，不惟删去重复，次序其义，而于韵之未安者，亦时有所定。故曰“乐正，雅、颂各得所”也。太史公申之曰“孔子皆弦歌之”，则孔子未定以前，或不协于弦歌。既定以后，学者即据之为韵谱，故《易象》《楚辞》、秦碑、汉赋，韵多与古合，皆本孔氏矣。
《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至于《说苑》《孔丛》及他书，多记孔子论诗之义，是详论文章之源，《诗序》亦《本事诗》所昉。郑玄以《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与毛合作，亦孔氏之遗说也。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者也。王士禛《香祖笔记》曰：“方勺引刘中垒谓‘泥中’‘中露’，卫二邑名，《式微》之诗，盖二人所作，是为联句所起。”此说甚新，然不知有据依否。按方勺说见《泊宅编》。以《式微》为二人诗，则《鲁诗》说，见刘向《列女传》。
《渔洋诗话》曰：孙季昭云：“章句，孔安国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颂》十二篇。’《东山序》曰‘一章言其完足也’句则古者谓之言，《论语》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则以一句为一言。赵简子称子太叔‘遗我以九言’，皆以一句为一言。秦、汉以来，诸儒各为训诂，乃有句。”诗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则又以一字为一言也。
又曰：“余因思《诗》三百篇，如化工之肖物。如《燕燕》之伤别；‘籊籊竹竿’之思归；‘蒹葭苍苍’之怀人；《小戎》之典制；《硕人》次章写美人之姚冶；《七月》次章写春阳之明丽，而终以‘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东山》之三章：‘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四章之‘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写闺阁之致，远归之情，遂为六朝唐人之祖；《无羊》之‘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麾之以肱，毕来既升’，字字写生，恐史道硕、戴嵩画手，未能如此极妍尽态也。”
陈绎曾《诗谱》于《诗》之各篇并加以评曰：“《周南》，不离日用间，有福天下万世意。《召南》，至诚谆恪，秋毫不犯。《邶风》，君子处变，渊静自守。《齐风》，翩翩有侠气。《唐风》，忧思深远。《秦风》，秋声朝气。《豳风》，深知民情而真体之。小雅忠厚，宣王小雅振刷精神。大雅深远，宣王大雅铺张事业。《周颂》，天心布声。《鲁颂》，谨守礼法。商颂，天威大声。”又曰：“凡读《三百篇》，要会其情不足性有余处，情不足故寓之景，性有余故见乎情。”
第三节 《书》与文学
《尚书纬》曰：“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而定近，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
《论衡·须颂》篇曰：“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问说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鸿笔之奋，盖斯时也。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然则臣子书上所为矣。”据此则以《尚书》均出孔子之笔，非必编纂旧文矣。或因旧文，间有所刊定，未可知也。
刘子玄叙古之为史者六家，而《尚书》为首。并叙后之史家法《尚书》者，论其得失曰：“《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写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陈，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记，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子玄讥《尚书》之短，亦殊未然。盖《尚书》纪大政者也，犹《春秋》常事不书。至于帝王之年号，公卿之爵里，非大义所在，偶有所阙，庸何伤乎？意古之为书，出于史官所记，必至琐悉，孔子乃加裁削耳。《尧典》以下，每篇必纪一事之本末，则下开袁枢《纪事本末》之体者也。
颜之推以诏令策檄生于《书》，然《禹贡》《顾命》则记体之所昉，《洪范》则阴阳灾异之说所自昉。扬子云评虞、夏、商、周之书曰：“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韩退之亦云：“上窥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此论《尚书》文体者也。
《尚书》辞义最古。汉拾秦烬之余，今文出于伏生之口，古文出于孔氏之壁。篆隶各殊，传写讹误，异文歧读而不相通。然孔壁遗经，犹非今日蔡传所谓古文也。至西晋梅赜古文晚出，江左以来，渐多传习。唐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于是此二十五篇之伪古文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举世莫知其伪。宋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愈彰。明梅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清阎百诗、惠定宇之徒，复详证之，谭经者益信其伪矣。惟毛西河作《古文尚书冤词》以攻阎，程绵庄复作《冤冤词》以攻毛。要之，今文艰深奥博，古文平易浅近，即非皆出仲尼之鸿笔，亦不应不伦如此也。
第四节 《易》与文学
《史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论语》谶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铁挝三折。郑玄以孔子作《十翼》，即《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下《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是也。
文章之体，凡说与序，皆肇于《十翼》。自《文心雕龙》，尤称孔子《文言》，已引于绪论中。其《丽辞》篇又曰：“《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曰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故美文实肇于孔子矣。
《乾》文言：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阮元《文韵说》曰：“汉魏以来之音韵，溯其本源，久出于经。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韵矣，而亦有平仄声音焉。即如湿、燥、龙、虎、睹上下八句，何等声音。无论龙、虎二句，不可颠倒，若改为龙、虎、燥、湿，即无声音矣。无论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错乱，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知丧’之后，即无声音矣。此岂圣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圣贤属文时，亦皆有意匠矣。然则此法肇开于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正所谓文人相轻者矣。”
又《文言说》曰：“文言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即如‘乐行’‘忧违’偶也，‘长人’‘合礼’偶也，‘和义’‘干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闲邪’‘善世’偶也，‘进德’‘修业’偶也，‘知至’‘知终’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声’‘同气’偶也，‘水湿’‘火燥’偶也，‘云龙’‘风火’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潜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极’‘天则’偶也，‘隐见’‘行成’偶也，‘学聚’‘问辨’偶也，‘宽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后天’偶也，‘存仁’‘得丧’偶也，‘余庆’‘余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圣’‘居体’偶也。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即尊之曰‘古’也。”又曰：“如孔子《文言》‘云龙风虎’一节，乃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节，乃千古嗟叹成文之祖’。”
《文言》以外，如《彖》《象》《传》，亦多用韵，但不拘拘一律耳。故后人有《易》音之作，顾氏《日知录》曰：“且如孔子作易《彖》《象》《传》，其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亦有无韵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圣人无必无固，于文见之矣。”
第五节 《礼》与文学
《史记》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作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夏、殷可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礼记·杂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礼经》十七篇，即《仪礼》也。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故《士丧礼》为孔子所书。既见于《记》，而太史公亦谓言《礼》自孔氏也。
贾公彦《仪礼疏序》曰：“《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太平之书。《周礼》为末，《仪礼》为本。”《仪礼疏》曰：“《周礼》言‘周’不言‘仪’。《仪礼》言‘仪’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摄政六年所制，题号不同者，《周礼》取别夏、殷，故言‘周’；《仪礼》不言‘周’者，欲见兼有异代之法，故此篇有醮用酒，《燕礼》云‘诸公’，《士丧礼》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
后世以《仪礼》《周官》《礼记》并号“三礼”。《仪礼》十七篇，汉初已传。戴德删古《礼记》二百四十篇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戴圣复删为四十六篇，为《小戴礼》。马融复增益三篇，合为四十九篇，即今《礼记》是也。《周官》相传河间献王时，李氏上《周官》五篇，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补之。王莽时始立学官。郑玄兼治今古文，通三礼，并为作注，传于今云。
三礼之中，《仪礼》文至简奥，至韩退之犹以为难读。六朝治《礼》者已有图，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始分节读之，如《士冠礼》第一节后题曰“右筮日”，第二节后题曰“右戒宾”，此与宋元人评文法略同，自是习者易得其条理。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因之。
《周官》为政治典章之书，后世会典之属所由昉也。《考工记》文尤奇，虽后所补，而文章之士多好之。明郭正域有《批点考工记》，盖论文而不诂经者也。
《礼记》系采合众篇而成。如《乐记》取之公孙尼子、《中庸》取之子思子、《月令》取之《吕览》等是也。汉时每篇仍多别行，故《汉志》有《中庸说》，蔡邕有《月令章句》，不必合于《礼记》也。《檀弓》文简而晰，后人称苏子瞻熟于《檀弓》，故其文俊而辨。宋末谢枋得亦尝为之评点，至《礼运》《儒行》《哀公问》《仲尼燕居》等篇，皆敷演润色，骈偶用韵。《文心雕龙》曰：“《儒行》缛说以繁辞。”亦明其文体特殊于余篇矣。
王世贞曰：“《檀弓》简，《考工记》繁；《檀弓》明，《考工记》奥。各极其妙，盖三礼之中，此二篇尤文家所习称者也。”
徐师曾《文体明辨》曰：“按《仪礼》，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辞，后人因之，遂有字说、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辞之滥觞也。虽其文去古甚远，而丁宁训诫之义，无大异焉。若夫字辞、祝辞，则仿古辞而为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说，故今以说为主，而其它亦并列焉。至于名说、名序，则援此意而推广之。而女子笄，亦得称字，故宋人为女子名辞，其实亦字说也。”
吴讷《文章辨体》曰：“按《仪礼·士婚礼》：‘入门当碑揖。’又《礼记·祭义》云：‘牲入庙门丽于碑。’贾氏注云：‘宫庙皆有碑以识日影，以知早晚。’《说文》注又云：‘古宗庙立碑系牲，后人因于上纪功德。’是则宫室之碑，所以识日影，而宗庙则以系牲也。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
颜之推谓哀诔祭祀生于《礼》。《礼记》有《孔悝鼎铭》及《孔子诔》，具录于后。
孔悝鼎铭：
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耆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鲁哀公《孔子诔》（与《左传》异）：
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
第六节 《春秋》与文学
《史记》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杜预《春秋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春秋·感精符》：“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
《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春秋》文尤谨严。《文心雕龙》尝论之曰：“《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今录《公》《穀》申“五石”“六鹢”之义一条于下：
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僖十六年》）
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六鹢退飞，过宋都……聚辞也，自治也。子曰：“石，无知之物；鹢，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鹢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鹢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穀梁传》）
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公羊传》）
《严氏春秋》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是《春秋》诸传，左氏最先也。”《史记》亦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又曰：“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又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按，此外又有《邹氏》《夹氏传》，然今惟存《左氏》《公羊》《穀梁》三传而已。
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婉而清，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刘子玄《史通》，分古之史体为六家：一《尚书》家，二《春秋》家，三《左传》家，四《国语》家，五《史记》家，六《汉书》家。然《左传》《国语》，皆《春秋》之传，是《春秋》独有三家也。今具录其语：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传其太子。”《左传·昭公二年》：“晋韩献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意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惟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为之《战国策》。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案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者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为《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以上子玄所论，微为繁博，以其并是论文章之体，俾学者得因其源而穷其变，故不加裁削焉。
林希元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贾山借秦为喻。刘向告汉成，亦引用周与春秋之事，其言周之兴衰，而证以《诗》，及引《春秋》所书灾异，文法皆自左氏来。”
黄省曾曰：“昔左氏集国史以传《春秋》，而以其余溢为《外传》，是多先王之明训。自张苍、贾生、司马迁以来千数百年，播论于艺林不衰。世儒虽以浮夸阔诞者为病，然而文词高妙精理，非后之操觚者可及。善乎刘生之评，谓其工侔造化，思涉鬼神；六经之羽翼，而述者之冠冕也。不其信欤！”
胡应麟曰：“《檀弓》之于《左传》，意胜也；《左传》之于《史记》，法胜也；《史记》之于《汉书》，气胜也；《汉书》之于《后汉》，实胜也；《后汉》之于《三国》，华胜也；《三国》之于《六朝》，朴胜也。”然则《檀弓》《史记》无法，《左传》《汉书》弗文乎？非是之谓也。《国策》之文粗，《国语》之文细；《国语》之气萎，《国策》之气雄。《国语》《左氏》末弩乎？《国策》，马氏先鞭乎？
第七节 孔子弟子传业
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此据《史记》，郑玄则以《孝经》为孔子作。）游、夏诸人，复荟集孔子诸言，纂为《论语》。而群经亦各有其传。《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陶潜《圣贤群辅录》云：“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
诸儒学多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子夏。洪迈《容斋随笔》曰：“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于《春秋》虽云不能赞一辞，然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风俗通》云穀梁赤亦子夏门人。而《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者，更无论矣。后汉徐防上书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言良信云。”
朱彝尊《经义考》曰：“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
子夏之文章，今不多见。《诗大序》相传以为子夏作。其词曰：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阮元既以声律排偶，始于《文言》，次引子夏《诗序》为证，其《文韵说》谓古之韵不专在句末，即句中亦有韵，四六之有平仄是也。其言曰：“卜子夏《诗大序》序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主文而谲谏’，又曰‘长言之不足，则嗟叹之’。郑康成曰：‘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此子夏直指诗之声音而谓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则孔子《文言》之义益明矣，盖孔子《文言》《系辞》，亦皆奇偶相生，有声音嗟叹以成文者也。声音即韵也。《诗·关雎》‘鸠’‘洲’‘逑’，押脚有韵，而‘女’字不韵；‘得’‘服’‘侧’押脚有韵，而‘哉’字不韵。此正子夏所谓‘声成文’之宫羽也，此岂诗人暗于韵合，匪由思至哉？子夏此序，《文选》选之，亦因其中有抑扬咏叹之声音，且多偶句也。”
又《文言说》曰：“子夏《诗序》，情文声音一节，乃千古声韵、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韵者，即声音也，声音即文也。然则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后人指排偶之文为八代之衰体，孔子、子夏之文体，岂亦衰乎！”
韩非子言八儒有颜氏，孔门弟子颜氏有八，未必即是子渊。八儒有子思氏，列《汉志》儒家，今亡。沈约谓《礼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以《乐记》取公孙尼子。刘以《缁衣》为公孙尼子作，岂即八儒之公孙氏与？《曾子》十八篇，《汉志》在儒家，今《大戴礼》中存其十篇。而《汉志》又有《宓子》十六篇，即宓子贱；《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开后；《景子》三篇，说宓子语，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七十子之弟子。此孔子以后，诸弟子传业之大略也。
孔子弟子，既治六艺，亦先精小学。《尔雅·释诂》，周公所作。扬子云谓《尔雅》孔子门徒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郑康成《驳五经异义》曰：“某闻之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又郑志答张逸曰：“《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著。”则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盖孔子正名，尝教人习《尔雅》，门人又补周公《释诂》以下而为书也。
又与经并行者有纬书。《隋·经籍志》曰：“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三十篇，云九圣之所增演；又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氏所作，合为八十一篇。”历世诸儒，多辨其伪。然《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又《秦本纪》引“亡秦者胡”之谶，其所由来久矣。哀、平之间，颂莽功德，伪附者始众。光武好谶，踵作益繁，故桓谭、张衡，屡欲黜纬。然荀悦《申鉴》辨纬书为伪，或曰燔之，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是纬书固亦自有真者，不尽伪也。郑玄大儒，每引纬书，且为《易纬》作注，则纬书之起，意当自上世。或多出七十子之徒所记，汉以来有所增益妄作耳。清世自《永乐大典》中辑出《易纬》八种，其余纬书，自明孙瑴《古微书》，尝加搜集。近者学者掇拾益备，其异辞腴义，亦有助于文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