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总论
文学之兴，先有歌曲。沈约曰：“歌咏所兴，自生民始。”王灼《碧鸡漫志》：“或问歌曲所起。曰天地始著，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及唐虞《赓歌》，其流渐广。至于散文，则三皇之世，始已作教。其后人事渐繁，诸体继作，而五经实为众制之源。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故自五经以后，文章乃可得而论矣。
五经以后，文章之变至繁，说者谓唐以前之文主骨，唐以后之文主气，风尚所趋，代有偏重。今约举昔贤之论于下：
（甲）关于变迁之大势
陈傅良曰：“六经之后，有四人焉：摭实而有文采者，左氏也；凭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皆前未有比，后可为法。”
虞集曰：“六经之文尚矣。孟子在战国时，以浩然之气，发仁义之言，无心于文，而开辟抑扬，曲尽其妙。汉初贾谊，文质实而或伤激厉。司马迁驰骋有余，而识不逮理。董仲舒发明王道，而词多缓弱。至谷永辈渐趋于对偶，而古文始衰矣。”
吴澄曰：“西汉之文最近古。历八代浸敝，得唐韩柳而古；至五代复敝，得宋欧阳氏而古。嗣欧而兴，惟王、曾、二苏为卓。之七子者，皆不为风气所变化者也。”
何景明曰：“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溺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
唐寅曰：“自曼倩《答客难》之作，扬雄诸人，率慕效之。余谓世之变也，诗降而为骚，骚降而为赋，赋又降而为《解嘲》《答宾戏》诸作，欲以自重，适以自轻。如此诸篇，率皆自讥自诮之语，纵后来辩驳得正，亦有甚占地步处。”
王世贞曰：“《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入乐府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又曰：“吾于文虽不好六朝人语，虽然，六朝人亦哪可言。皇甫子循谓：‘藻艳之中有抑扬顿挫，语虽合璧，意若贯珠，非书穷五车，笔含万化，未足云也。’此固为六朝人张价。然如潘、左诸赋，及王文考之《灵光》、王简栖之《头陀》，令韩、柳授觚，必至夺色。然柳州《晋问》，昌黎《南海神碑》《毛颖传》，欧、苏亦不能作。非直时代为累，抑亦天授有限。”
何孟春曰：“古今文章擅奇者六家：左氏之文以葩而奇；庄生之文以玄而奇；屈原之文以幽而奇；《战国策》之文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愤而奇；孟坚之文以整而奇。”
姜南曰：“文章自六经、《语》、《孟》之外，惟庄周、屈原、左氏、司马迁最著。后之学者，言理者宗周，言性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司马迁。周出于《易》，原出于《诗》，左氏、司马迁出于《尚书》《春秋》。”
《日知录》：“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
（乙）关于行文之气格
魏文帝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张茂先曰：“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
陆士衡曰：“其始也，收视反听，耽思旁迅，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精曈昽而弥宣，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又曰：“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又曰：“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
范晔曰：“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沈约曰：“天机启则六情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尽殊；异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韩愈曰：“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又曰：“和平之声淡泊，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情，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
李德裕曰：“魏文《典论》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斯言尽之矣。然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词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返。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之者悦闻。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观之者不厌。从兄翰尝言‘文章如千兵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盖谓是也。近世诰命，惟苏廷硕叙事之外，自为文章。才实有余，用之不竭。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切，重轻为难，语虽甚工，旨则未远矣。夫荆璧不能无瑕，隋珠不能无颣。文旨高妙，岂以音韵为病哉！此可以言规矩之内，未可以言文外意也。”
殷璠曰：“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有野体、鄙体、俗体。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
柳冕曰：“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采并用，而气行于其中。”
程颐曰：“夫语丽辞赡，此应世之文也；识高志远，议论卓绝，此名世之文也；编之乎《诗》《书》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传世之文也。”
姜夔云：“雕刻伤气，敷演伤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过也；拙而无委曲，不敷演之过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
姚鼐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文之多变，亦犹是也。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
第二节 时势与作者
今就古今文运升降，析其时代论之。
《文心雕龙·时序》曰：“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沈约《谢灵运传论》曰：“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摽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左。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隋书·文学传序》曰：“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又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无所取裁。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又曰：“时之文人，见称当世，则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河东薛道衡、赵郡李元操、巨鹿魏澹、会稽虞世基、河东柳、高阳许善心等，或鹰扬河朔，或独步汉南，俱骋龙光，并驱云路。”
《唐书·文艺传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
《宋史·文苑传序》曰：“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南宋以后，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
陈善《扪虱新话》曰：“唐文章三变，宋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自各立门户，不相蹈袭。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
杨慎《丹铅总录》曰：“元诗人，元右丞好问、赵承旨孟、姚学士燧、刘学士因、马中丞祖常、范应奉德机、杨员外仲弘、虞学士集、揭应奉傒斯、张句曲雨、杨提举廉夫而已。赵稍清丽而伤于浅；虞颇健利；刘多伧语而涉议论，为时所归；廉夫本师长吉，而才不称，以断案杂之，遂成千里。元文人自数子外，则有姚承旨枢、许祭酒衡、吴学士澄、黄侍讲溍、柳国史贯、吴山长莱、危学士素，然要而言之，曰无文可也。”
元时杂剧、小说大行，平民文学，于斯为盛。明兴，文则推宋濂，诗则推高启。而王祎、刘基、方孝孺，实潜溪之辅；杨基、张羽、徐贲，并吴中之杰。台阁之体，东里辟其源，长沙导其流。及北地李献吉、信阳何大复，摹先秦之遗则，振建安之体势。余姚王伯安，独标理学之帜。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复宗韩柳为古文；归震川、茅鹿门，溉其余风。而李攀龙、王世贞，则守北地、信阳之说，互相诋訾。自万历以来，袁中郎欲变王、李肤廓，首倡清新，号公安体。钟谭承之，益流为纤仄，号竟陵体，以至明亡。文章之变，如是而已。
清初承明之遗彦，诗人则钱谦益、吴伟业，古文则侯方域、魏禧、汪琬。康熙间王贻上为诗始主神韵，而方望溪古文极有义法，并称大家。贻上同时诗人，又有“南施北宋”之目，赵秋谷独为异说。乾隆以来，则沈德潜言诗主格调，袁枚主性灵，颇风动一世。惟黄仲则号为豪健。望溪门人刘海峰、海峰门人姚姬传，皆桐城人，故古文称桐城派，当时又支为阳湖派。桐城派之传最广，近日曾国藩亦宗桐城派云。
第三节 精神上之观察
古今文学大势，就精神上观察之，其别有四期。虽未能立确然之区划，然亦固各关于时势也。
一、创造文学。创造者，前无所因，体必己出。自有文字以来，至于周秦之末世，皆为创造时代。章学诚以至战国而文章之体备，盖五经既作，实为众制之渊源。至于战国诸子，驰骋辩论，文藻益富，而纵横之学，出于古行人之官。苏、张侈陈形势，为京都诸赋所本。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则《上林》《羽猎》所取资也。乃若韩非肇连珠之体，屈宋极骚人之致，并为后世宗效。《文史通义·诗教》篇列《文选》诸体，推其并出于战国甚详。要之周秦以前，并是文章创造时代也。
二、模拟文学。周秦以后，文章率出于模拟。然上者模拟其精神，次乃模拟其形貌。相如、枚乘之拟《骚》《雅》，拟其精神者也；扬雄之拟《易》《论语》，拟其形貌者也。故《史通·模拟》篇有“貌同心异”“貌异心同”之说。周之诗骚，汉之赋，六朝之骈体，唐之诗歌，宋之词，元之小说、杂剧，皆貌异心同之类也；后世文集，拘牵形貌，陈陈相因，皆貌同心异之类也。章学诚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沮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辩。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辩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流别集》）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又曰：“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集文虽始于建安（魏文撰徐、陈、应、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于齐、梁之际，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
三、国家文学。夫模拟文章，能得其精神，而不专取其形式，则犹可以致一时之盛。故模拟之弊，极而不可挽者，实在国家以文章取士之后。班固已诋博士为利禄之路。汉以下虽重文章，然门望选举，取士犹有他途。唐宋以还，一以诗、赋、策论、经义为尚。模拟之道，于是乎终穷。然宋尤甚于唐，盖唐时登第，犹赖名人达学为之延誉，宋以后始纯任有司之耳目矣。苏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杨用修云：“宋世儒者失之专，今世学者失之陋。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其间学为古文歌诗，虽知效韩文杜诗，而未始真知韩文杜诗也，不过见宋人尝称此二人而已。盖经义之弊，始于宋王安石，至明清以来，其汩没士人聪明才智，使终身不得自拔，昔人论之详矣。模拟之弊至此，文章安得不日衰乎？”
四、平民文学。昔者太史陈诗，其所采者，匹夫匹妇之歌谣而已，皆怨叹感讽，出于自然，不待国家制其体势、施其劝禁也。于是孔子有取焉，以为十五国风。失德之君，恶讥刺并兴，始有监谤之事。诗人之戒，不得以明。《春秋》乃隐约其辞，以寓褒贬。定、哀之间多微词，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不知己之有罪。盖继诗以发愤，不得已之志与？孟子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此之谓也。自春秋以后，平民文学，几乎息矣，况更秦之暴政哉。由汉暨唐，国家虽重文学，然未尝多方以为之桎梏。故模拟之余，犹得自纵其词采。其后程试有格，士人所传者定说、所守者定法，父师相教，一切务同于国家之好尚，至其弊之极。而后宋元之间，复有平民文学之萌动，词、曲、小说是也。其言颇猥杂不类，或悉用俗语，不尚文雅，岂非惩于国家文学之敝，而自变其体以发愤者耶？甚至苴弃德义，不屑与国家之好尚同，以洸洋而恣已。君子陋其文而哀其志，以为风诗之遗也。然平民文学，固不当仅存于俗语，宋元以来，格于国家之势，是以其体未大也。自清季始废科举，民治嗣兴，国家宜无复束缚文学之事，则自今以往，平民文学，殆将日盛乎！
综而言之，国家文学，近于模拟；平民文学，近于创造。创造与模拟合，广臻文学之极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