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捡到东西是在我七岁的时候。
住在宇都宫时，我们一家人在赏完樱花的回程途中，下到一家餐厅吃饭，母亲和祖母陪父亲小酌两杯，我和弟弟觉得百无聊赖，便跑到柜台旁边的楼梯下玩耍。
餐厅的天花板很高，空间十分宽敞，刷洗得晶亮的厨房地板上堆积着黑色漆器的高脚餐盘。
所谓的楼梯，不过只是连接几块木板的构造，由下往上看，透过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隙可以看见走下楼梯的女服务生的白色袜套和小腿肚。就在我抬头看时，头上掉下来一个钱包。大概是喝醉酒的客人在女服务生的搀扶下准备下楼结账时掉落的。那是一个男用的大钱包。小我两岁的弟弟捡起来后，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文章开始便提起如此幸运的经验，但是我的偏财运就到此为止，以后不是专门掉东西就是捡到一些有的没的奇怪失物。
提起我掉过的东西，首先是现金，还有两个皮包、怀表，其他就是雨伞和手套之类的。至于我捡到的失物，包含猫狗，顶多就是月票、婴儿的毛线袜等零碎小东西，虽然没有计算过，数量倒也不少。
女校读的是四国高松县立第一高女，就读不久后便在运动会上捡到一条头带，上面写着五年级学姐的姓名。
按照学校规定，应该将失物送到办公室才对，可是当时盛行军国主义思想，想到学姐弄丢了象征日本女孩的头带，肯定会遭到处分，于是决定在两三位同学的陪伴下亲自送还给本人。
失主是个肤色白皙、身材高大的女生，我看过她早会时在前面发号施令的样子。她梳着一条粗大的长辫子，就像神社挂着铃铛的绳子一样粗。不论是胸口还是下围都很丰满，在我们瘦弱的新生眼中已然是个耀眼的成熟女性。
过了不久，有一天上完体育课，我正在洗脚台洗脚时，突然有人从背后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日前丢头带的那位学姐。她向我道谢并问导师是谁之类的小事，忽然俯下身靠近我说：“帮我拔掉。”
因为她很小声地说，一时之间我以为听错了。她又说了一遍，并将自己的下巴靠得更近。
在她的嘴边很突兀地长了一根约两厘米长的黑色汗毛。
当时父亲将他的家庭农园中的一小块地分给我，我种了花生和茄子等蔬菜。曾经拔过野草，也帮祖母挑掉白头发的我，却从来没有想过在女校的校园里帮学姐拔胡须。虽然很想逃跑，但学姐的手抓住了我，跑不开。也许我就像是鬼上身一样，无法动弹。
眼睛闭上的学姐额头冒着汗珠，身上有点狐臭。我屏住呼吸，用力扯了两三次，好不容易才扯了下来。
“下次又长我再让你拔！”学姐说完像鸽子般咯咯一笑后便转身离去了。
洗脚台旁的秋千，不知道是谁碰撞过，明明没有人荡却摇摆不停。我一边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拾起那条头带，一边很仔细地将手脚洗干净。
那一阵子我成天都在烦恼，不知道下次该用什么理由拒绝她，那根胡须长出来还要多久的时间？不久父亲调职的消息确定了，我也要跟着转学到东京的女校。
我到办公室领取这一学期的成绩单和插班考试需要的文件，在导师的送行下一起走到校门口。经过学校前面的烤番薯店时，却突然停下脚步，因为想到没有跟学姐说一声便离去有些不太好。
为了避免遇到刚刚湿着眼眶跟我挥手道别的导师的尴尬，我故意绕道从后门进学校，来到学姐教室的门口张望。当时正值期末大扫除，她踏在椅子上在擦洗黑板。粗大的长辫子在穿着灯笼短裤和运动服的背影上摇来晃去。我没有叫她便离开了。一边摸着扶手一边慢慢地下楼，心中充满了只读一学期便离开的悲伤。
在日本桥的出版社服务不久，该出版社又开始招收新的女性编辑。因为该出版社出的是烹饪和电影类的杂志，许多人大概以为可以看免费电影吧，应征的信件如雪片飞来。我被叫去帮忙征人考试的善后处理，在现场捡到了一只黑色皮手套。令人惊讶的是，那只手套跟我四五天前在电车上遗落的手套一模一样。
没有比掉了一只手套更令人生气的事了。因为价格不菲，舍不得把另一只给扔掉，而是小心收藏了起来。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太过心急。
我将手套送到事务课并跟课长说明原委，请他答应万一失主没有来认领，就把手套送给我。之后我每天都到事务课确认手套是否安在，有时还帮出版社里最高龄的事务课长按摩肩膀或买点心请他吃。辛苦总算有了代价，那只手套送给了我。我兴高采烈地带回家中一试，却很失望。原来我遗失的是左手手套，而我捡到的那只手套却是右手的。
前面提到说我掉过两个皮包，其实应该还有一个。只不过不是遗失的，而是失手掉进了马桶里。
涩谷车站旁边有家名叫“豚平”的小酒馆。老实说店里不是很干净，但因为它独特的气氛，而成为作家和电影从业人员聚集的场所。我是在电影评论大师的学长带领下，来到这里滥竽充数，小酌几杯。也就是在这里的厕所掉落了我的褐色的皮包。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所以当然不是冲水式的马桶。
当时觉得很丢脸，本来想掉了就算了，可是里面装有刚领到的薪水、月票、必须给其他作者的稿费等，不得已只好回到座位小声地说明情况。这时店里面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表示同情并提议一起帮忙捡。每个人都轮流跑进厕所看，然后出来讨论如何将皮包的背带勾起来。我站在马桶边觉得既丢脸又很对不起大家，醉意早就烟消云散了。
小酒馆的厕所和店面只隔着一扇木门。由于大家进进出出，开门关门的，店里面弥漫着一股厕所特有的气味。远处座位上有人看见我缩着身子局促在一隅，便安慰我说：“这家店本来就有些尿骚味，你不必在意。”
不久皮包被吊出来了。
“吊起来了！吊起来了！”有人欢呼，有人拍手，有人高喊干杯。不认识的人将一杯酒送到我面前。店里的服务生用竹竿吊起我的皮包，拿到当时还没有填起来的河边，不断用水桶舀河水清洗。
于是大家又能安心地继续喝酒了，我却觉得坐立难安。因为旁边包着塑料袋的皮包还是隐隐地发出臭味。由于在坐的都是绅士，没有人开口抱怨，但是很明显大家的话题越来越少，我只好先一步向大家告辞。
我向同行的人借了车钱，搭上出租车而去。虽然时值初春时节，夜晚却有些寒冷，可是我还是打开了车窗，将包着皮包的塑料袋伸出车窗外。车子经过明治大学前时，年轻的司机先生语带乡音地感慨说：“东京果然人很多呀。”
他吸了一下鼻子，点燃一支香烟后说：“连淘粪也等不及到半夜再做！”
那一晚，我将皮包挂在窗外的枫树枝头上才去睡觉。隔天早上直到唠叨的父亲上班后，我才在院子里摊开皮包里的东西。口红、粉饼、手帕全毁了不能再用。我是个都市里长大的小孩，没有下过田或施过肥，不知道水肥的威力这么强。我一边后退，一边感叹着“难怪农作物会长得好”。其他东西都得放弃，只有钱不行。我用塑料袋将弄脏的钞票包好，拿到位于室町的日本银行交换。这是豚平里的一位客人教我这么做的。
跟门口的警卫说明来意后，他面不改色地大吼一声“x号窗口”。到了指定的窗口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果然如同昨晚司机先生说的一样，东京的人真多！我还以为只有像我这样的粗心鬼才会将皮包掉进马桶，没想到眼前竟有三十几个人在排队等候换钱呢。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拿变黄的钞票来换，半数的人是因为火灾烧坏了钱币。
叫到名字时，我来到窗口，看见穿着白色上衣的行员戴着大口罩，用夹子将钞票一张一张地排列在像是炸东西时使用的铁丝网上面。
确认过金额后，他换了一叠新的纸钞给我。我献上敬礼后离开了银行。
一个深呼吸，我将干净的空气吸进整个肺里，然后走进马路对面的三越百货，用刚换来的新钞买了米歇尔的口红和钱包。结果那个钱包在三年后也遗失了。
提到钱包，我曾听父亲说起一段往事。当时他白天在保险公司当小弟，晚上还要到虎门的大仓商工攻读夜校。他的租处在商业区里，附近有一位作风海派的中年男子。
男子没有结婚生子，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他说是卖股票赚了钱，常常请穷学生的爸爸吃碗面或馄饨汤，而且拿父亲当儿子一样疼爱，有时还会趁父亲不注意时在他钱包里塞点钞票。
有一天，那个男子不在家，父亲只好进去客厅坐着等。当时他一不小心打翻了火盆上的水壶，打开柜子想找布来擦，却发现柜子里塞满了空的钱包和皮夹。父亲心想不对，又拉开抽屉一看，两个抽屉里也都是满满地塞着钱包。父亲这才知道男子是个扒手。
父亲做事一向很谨慎，从来不曾遗失过东西。只有一次，半夜回家在门口按着西装口袋喊：“奇怪，我的薪水袋哪里去了？”
出门迎接的母亲说话速度一向很慢，这时却像黑柳彻子小姐一样，语调急促地逼问：“掉在车上了吗？”
她一把推开呆立在门口的父亲，跌跌撞撞地冲到外面。脚上穿着袜套从玄关跑到五米外的大门口，又跑到二十米外叫住正要发动离去的出租车，仔细地翻遍了车内。
结果是父亲记错了，薪水袋其实是放在别的口袋里。然而年轻时自夸有双快腿，自我介绍时还会得意地强调“敏雄的敏是敏捷的敏”的父亲居然任凭母亲一把推开，只知道呆立在一旁，反而是一向被父亲骂动作慢、笨手笨脚的母亲冲得比谁都快。
我在学生时代也曾参加过田径队，对自己的速度很有自信，但我想应该比不过那一晚母亲的速度。这么说来，我想起有一次母亲在空袭期间，眼看着火势快要延烧到家里了，她拼命想从外面将遮雨板拆下来，结果遮雨板掉下来，她抱着那块遮雨板跳到两米远的柔软草地上，居然面不改色。之后我们也尝试着模仿，却发现这根本不是常人所能办到的壮举。或许因为是在空袭期间才有可能的吧。这个暂且不谈，母亲每个月从父亲手上接过薪水，然后就必须肩负起照顾四个成长中孩童的六口之家的伙食，也许就是基于这份责任感让她夺门而出的吧。那一阵子，我们家餐桌上常提起“妈妈马拉松”的话题，这时父亲肯定会摊开报纸遮住脸，假装在看报纸。
前不久我去参加庙会，玩了一下好久没玩过的“掷不倒翁”游戏。那真是令人怀念的投掷游戏，虽然我很努力地瞄准，却投不到不倒翁或是怪兽，反而把自己的领巾给弄掉了。照这样子看来，今后我一定还会掉东西。仔细想想，除了钱包、手套之外，我应该也遗失或拾起过许多眼睛看不到，甚至是更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遗失了便找不回来，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一些人情或知识，但这时总不会有人说是顺手牵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