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吃波波球和威威饼长大的。”
祖母和母亲常常这么对我说。的确，我最古老的零食记忆就是波波球。
那是住在宇都宫的时候，我们家位于军用道路旁。大约五岁的我穿着紫红色的丝织和服，盘着腿坐在自己的小桌子前。桌上摆着一个黑色的木制点心盘，里面有成堆的黄色小球。我一口接着一口吃着波波球，一边从二楼的小窗户眺望对面女校的校园，校园里有一群穿着白色运动服的女学生在嬉戏。
由于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小孩，个性又很胆小，在上小学前都是吃波波球和威威饼的零食。慢着，我们家一向不求甚解，自创一格，波波球和威威饼的说法真的没错吗？我翻开《明解国语辞典》查证，果不其然。
波罗球（bolo），将鸡蛋拌入面粉，稍微烘烤而成的球状点心。
威化饼（wafers），西式的甜煎饼，烘烤时间较短。
四十几年来，我以为是波波球的点心原来是葡萄牙语的波罗球。我也终于知道威化饼的原文是什么了。文章一开始就说这些，让人有点摸不着头绪。但以下我还是将童年时吃过的点心凭着记忆列举如下。
饼干、动物饼干、字母饼干、奶油夹心饼干、蜂蜜蛋糕、铃铛蛋糕、牛奶糖、奶油糖、新高牛奶糖、古利格牛奶糖、水果糖、茶糖、梅子糖、黄豆饴、柴鱼饴、黑糖饴、麦芽糖、变色糖（又叫“中国石头糖”）、果冻条、金平糖、咸煎饼、甜煎饼、爆米花、苹果面包、树叶面包、芋头面包、冰糖、甜糕、豆沙包、味噌面包、鸡蛋面包、巧克力棒、巧克力片、粗麻花……
一时间也说不完，就到此为止吧。昭和十年（1935）前后，小康家庭的孩子们吃的零食大概就这些吧。
当时我父亲的职位是保险公司的副经理，月薪九十五元钱，而一个红豆面包两分钱。以前的小孩不同于今日，身上是不能带钱的，而且严禁乱买东西吃。放学一回家先洗手，然后坐在时钟前等三点的钟声响。柜子里面放着两个点心盘，红色是我的，绿色是弟弟的，里面大概有两到三种的零食。因为老是觉得时钟的针走得太慢，有一次我还拿楼梯要弟弟爬上去把时间拨快。可是弟弟紧张得全身发抖，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脑袋摔昏了好一阵子。
我父亲做事很传统，这么形容似乎很好听，其实就是凡事都有一套规定，例如报纸就要看朝日的、香烟一定抽敷岛牌、牛奶糖固定买森永。
可是我喜欢森永牛奶糖商标上面的天使图案，却又喜欢明治奶油糖的香味和古利格牛奶糖的赠品。偏偏父亲似乎对古利格牛奶糖怀有敌意，总是很不高兴地表示：“买糖果就糖果，买玩具就玩具，又想吃糖又想要玩具，简直太不像话了。”
也许做事一板一眼的父亲看不惯古利格牛奶糖可以随意捏成各种形状的设计吧。
当时最豪华的点心就是泡芙和进口的巧克力综合礼盒。
尤其是家里收到装有大大小小、不同动物造型的巧克力礼盒时，我们小孩子都会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通常都是身为长子的弟弟先选，身为长女的我排第二。有时贪心挑选了最大颗的大象，结果里面竟是空心的，反而是小颗的狗或兔子才是从头到尾的实心巧克力。这时不管弟弟如何哭闹，父亲也不会答应让他交换。
尽管在经济不甚宽裕的生活中，母亲总有她的本事帮我们四姐弟准备好点心，但我很期待自己能够拿一分钱到糖果铺买零食吃。
我好想喝肉桂汁、橘子水、吃什锦煎饼等零食。有一次记不得我是怎么拿到钱的，居然背着父母玩戳洞游戏中了大奖，得到一颗红色的金华糖和大块的鲷鱼红豆饼。因为知道拿回家去会挨骂并被没收，就放在学校的抽屉里。不料等到上完体育课回教室一看，上面却爬满了一层黑蚂蚁。
香蕉、冰水吃了会拉肚子，所以不准买。爸妈难得带我们到银座，每次买给我们吃的不是布丁就是冰淇淋。棉花糖和棒冰是想都别想的禁忌，理由是“这些零食用的木棒不知道是谁吃过的筷子，谁晓得有没有洗过呢，实在是太不卫生了。”直到十五年后，我寄居在亲戚家时，才头一次有机会在庙会上买棉花糖。买到之后还不敢当场拿起来吃，便请摊贩用报纸包起来准备跑回房间后享用。谁知道半路上遇见朋友，两人站在大热天下寒暄，好不容易打发完对方快步冲回家，打开一看，报纸已经被融化的棉花糖黏得湿答答的，中间只剩下一根染红的木筷子。
不知道是以前的小孩比较不听话还是父母管教太严厉，拿棍子打、关在衣橱里等体罚都算是家常便饭。被处罚的小孩子也不会记恨，不管是挨打还是被赶出门外，当时哭得比谁都大声，但事后转身便忘得一干二净。我虽然没有挨打的经验，倒是被罚过不准吃点心。那时候弟弟心想“姐姐好可怜”，还在门口用铁锤将自己的糖果敲碎分一半给我。现在我们姐弟要是吵架，母亲总是会提起这件陈年旧事，让我顿时陷入心虚与难堪。
说到弟弟，我便想起刚上小学时，父亲帮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设计了一张书桌，请附近的家具师傅制作。那名师傅手艺不错，但是因为家中小孩太多，食指浩繁，空荡荡的家里居然连个家具也买不起，搞得两夫妻成天吵个不停。父亲看不过去便给他这笔生意做。
那是一张造型奇特的书桌，体积大得吓人，我和弟弟可以各据一方斜对面而坐。除了抽屉之外，脚边还钉有放书包和鞋袋的架子。绒布椅面、樱桃木材质的椅子，涂上亮黑的油漆，做工很精细，弟弟的那张还做得稍微高一点，想来以当时的价格来说应该不便宜才对。
我想，那是一件从小辗转寄居不同人家长大的父亲将他童年的梦想寄托给长子、长女的作品吧。遗憾的是身为独生子的父亲并不了解“兄弟姐妹”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只有在父亲面前会规规矩矩的，平常不是为了谁的作业簿超过界线就是为了谁的橡皮擦屑乱飞而大动干戈，最后总是落得另一个人得到餐桌上写功课。
“都怪孩子的爹设计了这么无聊的东西。”祖母和母亲在背后取笑父亲。
再加上身为外行人的悲哀——忘了将小孩子的成长列入考虑，书桌没多久便不能用了。因为椅子和抽屉之间的空间太小，会卡住脚，坐起来很不舒服。
尽管高级却派不上用场的大书桌，在跟着我们搬完第十一次家后才终于被处理掉。
以前每次看到电视上亮光牌书桌的广告时，我就会想起这张父爱结晶的“姐弟大书桌”，然后独自笑个不停。
不记得那是什么时候了，应该是树叶新绿的季节吧。我一个人坐在那张书桌前，一边吃蒸芋头一边翻阅母亲订的杂志《主妇之友》，汗湿的手臂靠在宽大的书桌上感觉很舒服。看着杂志上宫殿下少女时代的照片，心中头一次感觉到这张书桌还真不错。仔细回想，那可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桌子。
蒸芋头可说是当时经常吃的点心之一。蒸芋艿和马铃薯的味道也不错，但最好吃的莫过于蒸地瓜。我还能很清楚地记得从锅盖凹凸不平的蒸锅里一边吹开热气一边拿烫手地瓜的情景。
我也很喜欢吃“花魁薯”。
花魁薯的薄皮是淡红色，肉身则是白中带紫，细长的形状一如其名“花魁”，有种温柔婉约的气质。
相反的，“金时薯”则比较大，果肉金黄，形状胖大。不知道是谁命名的，活到这个年纪，我才发觉这两种薯名字取得真贴切。相对的，战争开打时问世的“农林一号”，不仅名字无聊，果肉也水水的不好吃。
说起来也是从这个时期起，我们的点心开始变少了。
零食仅限于干面包和炒豆子的战乱时期结束后，有一阵子父亲迷上了烧糖球。那时他担任仙台店的经理，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四姐弟围着火盆坐在一起，父亲便开始烧糖球。这时如果四姐弟没有全部到齐，父亲便会生气，所以母亲得小声央求我们：“我知道你们要念书，可是拜托你们出去一下嘛。”
于是我们四姐弟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出去坐好。父亲在他买来烧糖球专用的红铜制勺子里，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人份的红砂糖后开火烧烤。
“这个是邦子的。”听他说话的语气很认真，我也只好尽可能满心欢喜地回答：“是。”
砂糖一烧开后，父亲便在搅拌棒前端沾点苏打粉，将勺子从火上移到湿布上，然后开始拼命搅拌。这时砂糖便逐渐膨胀，直到稍微裂出一个开口时，一份烤糖球便完成了。不过这是指做得好的情况，有时糖球膨胀得太快，眼看它突然泄了气又缩回去。这时我们四姐弟就得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没看见。
如果太过紧张而稍微大声喘了口气，偏偏烧糖球又在这时泄气塌了下来，就会遭父亲责怪，“不要在紧要关头大声喘气！”
这时我们家最爱笑的母亲一定会找个借口躲进厨房。看见母亲假装洗东西的背影微微颤动，我就知道她又在偷笑了。
我小时候性子很急，始终没有办法将嘴里的糖果含到完全融化，一下子就会被我咬碎吃掉。还记得如果含的是变色球，我会因为很想知道究竟变成什么颜色而边照镜子边含着糖果。
不止是糖果，紧张不安的时候我会咬指甲、铅笔头、三角尺、分度器……连塑料垫板也都被我啃得千疮百孔。听别人说话，对方还没说完我便忍不住插嘴了，读推理小说时也缺乏耐心，常常看到一半便想知道自己的推理是否正确，赶紧翻到最后一页寻找结局。
不过在半年前，我经历了一段住院生活。不知道是因为生病让自己变得有耐心，还是因为已届不惑之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将糖果含到最后了。总之这种既高兴又寂寞的心情，真是复杂难陈。
小孩子是吃各种点心零食长大成人的。
“说说看都吃了些什么？我可以由此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句话应该是布里亚·萨瓦兰[25]说的吧。我也觉得小时候吃过什么零食跟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应该不无关系吧。
猫在高兴的时候会向前伸出前肢，据说是因为小时候这么做就能挤压出母奶来。喝到母奶很高兴，久而久之便形成这个本能动作。我们小时候为了什么而喜、因什么而悲？我想小孩子的喜怒哀乐受到零食点心的影响应该很大吧。
回忆中的点心，不论是形状、颜色、大小还是香味都印象鲜明。附着在字母饼干上的粉红色或淡紫色的粗砂糖粒、残留在袋子里各种水果糖的碎屑，将它们集中在手里捏成一团舔食的感觉，不经意地又从记忆底层给翻了出来，脑海中同时浮现出跟我一起坐在阳台上摇晃着双脚吃零食的小朋友。我早已记不得朋友的名字，那天在阳台上晒太阳所看见的风景也模糊不清了……
然而，在这样的光景中依稀可以听见村冈阿姨和关屋叔叔的声音。以前每到傍晚六点就会有儿童新闻，由村冈花子和关屋五十二轮流播报。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知道该吃晚饭了。之后是《时事话题》时间，男主播用流利的英语主讲，我觉得这种语言听起来就像是悦耳的音乐。遗憾的是我没有作曲的天分，不然就能仿效海登的《玩具交响曲》，创作一曲我的点心交响曲，不知有多快乐？我对“豆芽菜”实在是一窍不通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