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罗素发表了两本著作，一本是《科学对于社会的冲击》（the impact at science on society，london，1952），再一本是《从伦理学和政治学来看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ics，london，1954），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引起很大反响，集中反映了罗素晚年的思想倾向，我们有必要拿来读一下。
一、《科学对于社会的冲击》
这是罗素八十岁时发表的谈科学对社会的关系和影响（他叫做“冲击”）的著作。他在该书中首先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历史曾引起了两大革命，一是农业革命，一是工业革命，但他认为，这两大革命并不给人类带来幸福，而是“人类重大苦难的原因”，引起一系列不幸的后果。他说：
由于新的科学和技术对于一个社会的冲击，而这个社会的组织和思想习惯又只适合于旧的体系，因此就产生了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由于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引起了两个革命：第一个革命是“农业的发达”；第二个革命是“科学的工业主义”。在每一个革命情况下，技术的进步曾经是人类重大苦难的原因。农业引起了农奴制度，人的牺牲，妇女的被奴役和一系列的专制帝国从第一个埃及王朝直到罗马的衰落。由科学技术的“侵入”而引起的罪恶结果，足以令人恐惧的，现在才刚刚开始。最大的罪恶后果就是加剧战争。
此外还有别的许多罪恶：耗尽自然资源，用政府的力量来破坏个人的首创能力，用教育和宣传的中央机构来统治人们的心灵，就是一些主要的罪恶。这些罪恶似乎还在增长。由于科学对人们心灵的影响，而这种心灵只适合于旧世界的传统。近代科学技术曾经提高了统治者的权力，象从来没有过的那样，使得统治者们有可能按照某个人的头脑设想一个计划来创造一些社会。这种可能性曾导致对于热爱体系的陶醉。而且在这种热爱体系的陶醉中，个人的基本要求却被忘记了。找出一条道路来满足个人这种基本要求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我曾经考察了这一部分的政治理论，在《科学的展望》第三部分及《权威与个人》等书中。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罗素虽然看到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曾引起了两大革命，但由于他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发展观点，却对形势抱悲观主义的看法，视科学技术为灾难，并由此妨碍了他对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情和理解。这本书反映了当时西欧和美国许多资产阶级学人的意见，只不过是借罗素自己特有的语言来表达，其用意在于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下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民主集中制。这本书正是一面反映他们思想倾向的镜子。
二、《从伦理学和政治学来看人类社会》
在序言中，罗素自称“这书有两大目的：第一，提出一个非教条主义的伦理学；第二，应用这种伦理学来讨论各种当前的政治问题”。全书共239页，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伦理学；第二部分：激情的冲突。”他自认第一部分中没有什么特别创新的东西。在第二部分中他企图讨论“有急迫实际重要性的政治问题”。他自己说，他是从“非个人的态度”出发来讨论实际问题。他希望人们用较少的热度和狂热，较少的忧虑和愤怒来读他这本书。事实上罗素一贯指责布尔什维克主义“狂热”，这表示他叫人们不要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立场去读他这部著作。
这是一本鼓吹“反理性主义”的著作，罗素显明地称“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自称不仅是和现代存在主义者萨特尔（j. p. sartre）等相呼应，而且是直接承继主观唯心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休谟的衣钵。他指出有一句著名的话说：“理性是，并且应该只是情感的奴隶。”罗素又说：“这句话不是从卢梭、朵斯妥耶夫斯基或者萨特尔的著作里引来的。这句话是出于大卫·休谟。这话所表达的观点，我和每一个自命为合理的人，充分赞成。……欲望、情感、激情是行为的唯一可能的原因。理性并不是行为的原因，而只是行为的调节者。” 他的意思是说，理性只是为情欲服务，理性只是想些办法来作为调节情欲、满足情欲的工具。这是罗素这本书最突出的一点。在过去曾有人误会他，说他注重科学和哲理，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公开声明，他支持“理性是情感的奴隶”的特种反理性主义观点。他说，他过去因为反对战争，反对在群众中作激烈的讲演，反对狂热，因而被人误会说“他是过分地注意理性了”。由此足见，现代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最后必归入反理性主义。
另外，罗素这书中关于道德问题充满了反对社会总体的观点，例如他说：
人有伦理学和道德规范的必要，因为人们的理智和冲动之间有了冲突。如果人只有理智，或者只有冲动，那就不会有伦理学的地位。
有人主张，人应该服从他自己的社会的道德条规。我却倾向于承认，我们不能责备他服从自己社会的道德条规，但是我想如果他不服从自己社会的道德条规，他应该受到称赞。
鼓励人反对自己社会的束缚人的道德教条，当然是启蒙的自由民主思想，但遵守自己国家、民族、社会的一定准则，也是作为团体一分子应尽的义务。
罗素认为是非、善恶只是主观的，除了主观的好恶、赞成或反对的情感外，找不到“客观的正当”。他说：“当我说一个行为是‘客观的正当’时，实际上我只是表示了一种情感，虽说在文法上我似乎作出了一个论断。” 罗素又概括他的情感至上的反理性主义的伦理思想道：“……伦理的基础，仍然是情感和情绪，赞许的情绪和舒适与满足之感。是与非的定义所包含的为赞许与否的情绪，能够给人以舒适和满足之感的东西就是内在价值或‘本身价值’的东西。”
罗素在伦理学上否认社会、集体、群众的智慧，而强调个人主义，反对民主集中。他说：“人类许多最好的东西之产生，是由于它们不是完全出于群众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在价值，最优秀的个人对于公共利益作出许多贡献，这些贡献往往不是群众所要求，甚至遭到群众的怨恨。因此要推进公共利益，主要的就是要让个人有那样的自由而这些自由显然对于别人是没有妨害的。” 让人有对别人没有妨害的自由，当然是法制的起码要求，罗素说这番话，显然是对某些专制政府不重视保障人权而言。
罗素从尼采式的主观唯心论和反理性主义观点出发，用“权力”来解释内在价值和推动历史的原因。他说：“这些内在价值中最重要的一种价值就是权力。差不多每一个人只要不是特别例外的懒惰，都欲求分外的权力。如果不是在整个世界中，至少也要在他当前的环境中寻求权力。贯穿整个历史，许许多多的战争和革命主要地都是以爱好权力为原因。” 这已经成为罗素的一个主要思想，他曾写有一本专著《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1938）发挥他这种思想。问题是看权力在谁手里。无条件地推崇权力为最重要的内在价值，在道德上、政治上都欠妥当。究竟人“是”寻求权力，还是“应”寻求权力，必须有所区别。权力的性质也应有所不同。
提出从心理学去研究政治问题，以反对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政治，是罗素这书第二部分的主要意图。他说：“我认为目前关于政治的讨论和政治理论大部分太缺乏心理学研究了。……如果要使政治学成为科学，那就有急迫的需要，我们的政治思想必须更深入地透进人类行动的[心理的]泉源。譬如说：饥饿对于政治口号、标语的影响如何？口号效果的大小与人们食物热量的多少的关系如何？如果一个人送给你民主，而另一个人送给你一袋面粉，饥饿到了什么程度你才会宁愿取面粉而不要民主？类似这样的问题实在研讨得太少了。” 面包与选票的问题是四十年代自由主义者所讨论的问题，罗素在1954年提出这个矛盾已不甚新鲜。其实，他的真意是说，人民福利与真正的民主是不矛盾的。封建专制既无民主，人民也难免不受饥饿。
批判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制度并惋惜同样苏联的制度又扩张到了新中国，构成这书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摘译几段如下：
有消灭犹太人的纳粹运动，有由于饥饿而数百万俄国农民被消灭的事实，有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有强迫劳动的巨大的集中营。这还不够，在过去几年内我们看到同样的制度又扩张到中国。
工业化的初期，在英国、法国、德国，稍后在俄国、中国和日本是极其高度的粗暴和凶恶的。最奇怪的是每发明一种“节省劳力”的技术，却反而增加了劳动的时间，减少了劳动工资。……这些情况现在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已到最坏的程度，因为在那些国家里，权力更完全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比其他国家为甚。
一切信仰都是有害的。……基督教信仰耶稣复活，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的价值论，两种信仰都不能用理性去辩护，因此每种人都是用宣传，必要时，用战争来捍卫信仰。
苏维埃政府接受一种思想体系，按照这种思想体系，仇恨，过去永远是，现在仍然是人类事业的推动力量。一种对无可置疑的教条的迷信狂热，它相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为经济决定论的盲目力量注定了的，而这一斗争的到来，其结果象马克思圣经所预言的那样，必定是共产主义的世界性的胜利。所有这些说法，自然，都只是神话，任何一个能够作理论性思考的人都不会接受的。
美国人的狂热主义（fanaticism）是俄国人的狂热主义的产物，它[美国人的狂热主义]唯一可能的后果，就是由于它的反响，它可以进一步助长那引起它的狂热主义的俄国人的狂热主义。……狂热主义，不论印度人的、伊斯兰的、天主教徒的或者共产党人的，都是中世纪的遗物。
综上所述，罗素的思想言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过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多少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
附释：罗素以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社会、历史评论家的身份，对世界政治局势和伦理问题发表意见，有些话是基于阶级偏见，因为他一直不承认并反对阶级斗争，但有些意见也不幸而言中，如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等野心家、阴谋家在篡党夺权、压制民主上就是鲜明的例子。因此，我觉得对罗素所说的话不便简单地斥之为狂妄诬蔑。至于他惋惜中国也走俄国人的道路，一是由于他不了解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和世界意义，一是由于他自来抱有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因为他在“五四”后曾应邀来华讲学，有助于“科学与民主”的传播，出于好心的关切，这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对他的著作的述评，只希望引起同志们密切的注意和深入的批判。
这篇简评，曾在1958年哲学所编的内部刊物《西方哲学资料期刊》第3期上发表过。当时对篇中许多资料，曾作过敌对性粗暴攻击，这次收入集子时，原有材料完全未动，但对于批判中过火的语言，大都改动为讨论性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