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道五十三次之内庄野图》，安藤广重

一、藩制的确立

藩权的强化

幕府颁布的《庆安御触书》中写道：“地头宜变更，百姓应以名田（以所有者命名的田地）为依靠直至末代。”伊势藤堂藩初期法令中也规定“殿样（将军）乃今之御国主，田地乃公仪（公家）之田地。”（《宗国史》）这里指出两点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幕府通过改封，将此前直接统治土地和农民的大名权力纳入将军的全国统治权中，大名只是从将军手中分得土地，征收年贡而已。第二，本百姓之于土地上的权利在检地中大大加强。这一措施也使得兵农分离最终得以完成。与西欧封建社会的王权相比，江户幕府将军的权力要大得多。该权力正是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而确立的。

正如将军之于大名拥有强大权力一般，大名之于家臣集团同样拥有极强的权力。大名首先限制家臣对知行地的统治权，进而没收其知行地，为其发放藏米作为俸禄，以此控制家臣集团。该政策与通过检地使年贡负担人本百姓独立的政策并行，在17世纪下半叶左右完成。这些政策也最终促成了诸藩体制的确立。

领有北陆稻米产地的加贺藩通过宽永年间（1624——1643）至明历三年（1657）实施的“改作法”，以及元禄年间（1688——1703）的“切高仕法”两个阶段，最终建立了藩政体制。为此，相当于其他地方的大庄屋、大肝煎的“十村” 被置于藩的郡奉行的直属管辖之下，统治各村肝煎的农村统治机构得到完善，拥有知行地的家臣对农民的统治权逐渐受到限制。此外，藩还官方厘定此前由知行主随意制定的年贡率，将诸多课役改为缴纳银钱。这一措施也是为了利用农民的反抗来抑制家臣的知行权。其中，将课役由劳役改为缴纳银钱的举措背后隐藏着加贺藩的真实意图，即尽快开发领地内的银山，发行银币，在不损害农民自给自足式经营的范围内，发展领地内的商品经济。同时，在各地建设新町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样一来，富农变卖余粮变得更加容易，米价也随之下跌，原本靠在当地贩卖知行地年贡米生活的家臣逐渐难以为继。

在此前提下实施的改作法的要点在于，将此前每个知行地各不相同的年贡率以村为单位进行平均，不再进行检地，而是直接上调石高或年贡率，以此来确定村子的收获量“村高”。这种做法被称为“手上免”或“手上高”。改作法设想的农民经营规模在二十石以上，因此在这一阶段经营规模尚处在二十石以下的小农自立问题并未受到关注。随着改作法的实施，家臣的知行权也被完全否定，藏米制由此确立。《理尘集》将当时的情况描述为“御改作后，御国（本国）之侍（指旗本武士）不见百姓，百姓不再为给人（有知行地的武士）之仆人。侍不知田地之事，与他国之侍不同，知行权竟仅限于左述之事。”

在改作法全面实施阶段，由于财政拮据，藩国对商业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1638年（宽永十五年），藏米开始运往大阪。元禄时期，上述措施带来的货币收入已占到藩收入的六到七成。这样一来，藩的经济完全被纳入全国市场之中。

基于改作法的贡租增收政策与领地内的商品经济相互作用，使二十石以上的本百姓经营发生分化，出现众多没有土地的“头振”和佃耕田地的“下百姓”。有些农民无力缴纳年贡，藩便减少其土地，将这一部分土地（称“切高”）分给头振和下百姓，使其升格为有土地的本百姓。这就是“切高仕法”。这样一来，加贺藩便在建立小农经营模式的基础上，确立了藩制的基础。

否定知行权

在上述背景下，不仅限于加贺藩，其他藩也开始从知行制转变为藏米制。表面上，该转变是在藩的主观意志下进行的，但实际上，该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小农争取独立，摆脱自古以来家臣、豪族阶层作为知行取（以知行地年贡为俸禄的人）的统治的结果。比如，信州诹访藩于1675年（延宝三年）废除知行制，理由是知行地领主的频繁催租使农民不堪其扰。

1677年（延宝五年），仙台藩东磐井郡松川村发生的“直诉”（农民越级上诉）事件正体现了这一点。藩的高级家臣猪苗代盛次的知行地松川村的五个农民断然向藩主纲村直诉，要求将自己的土地编入藩的直辖地。直诉的原因是猪苗代盛次无视公仪禁令，随意出售村里的山林，在征收年贡和各项徭役方面无视法度，阻拦新建堰堤，霸占农民土地，随意驱使、杀害为生活所迫而乞讨的农民十余年。农民一方推举检断（大庄屋）、肝煎等村吏为代表，四十五名农民联名签署了请愿书。结果，编入藩直辖地的要求虽然没有被采纳，但猪苗代盛次被改封到其他知行地，原领地由数名知行取分领，一名领主随意统治领地的可能性被彻底根绝。

另外，有些藩从知行制转变为藏米制，也是希望像藤堂藩一样，以此机会打破财政困境。各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直辖地，将更多的年贡米输入中央市场，增加货币收入。然而，小农希望成为独立经营者，藩却希望直接统治这些年贡负担人。如果二者不能达成一致，从知行制到藏米制的转变便不可能完成。

1690年（元禄三年），保留知行制的藩仅占整体的17%。在谱代大名中，废除知行制的倾向最为明显，其原因有两点：其一，谱代大名的领地多为小藩，这些地区发展程度较高，当地农民不断地从知行制中解放出来。其二，谱代大名改封频繁。与此相对，在边疆地区外样大名领有的大藩中，知行制残留现象较为严重。这是因为，这些地区鲜有改封，发展较为落后，而且针对地方豪族出身的家臣的治理和整顿也不够彻底。这些地区即便保留了知行制，也很少有藩能像原来那样对土地和农民进行彻底的统治。不过，将农民耕种权的阻碍——家臣的知行权收入藩的手中又绝非易事。日本东北地区的许多藩直到江户后期藩政改革时，才真正解决这一难题。

与否定家臣集团知行制同等重要的是对家臣集团的重组，这同样是加强藩主权力必不可少的举措。一般来说，在战国大名或当地领主自然转变为近世大名的边疆藩国，以藩主为中心、自古既有的同门集团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势力。在这些地区，藩主由同门轮流担任，防止某一任藩主树立绝对权威。另外，藩主的同门对外姓家臣集团也保持着绝对优势，垄断藩政实权，具有强烈的保守倾向。

肥前大村藩虽然也不例外，但1607年（庆长十二年），该藩爆发“驱逐藩主同门”事件，藩主的同门被赶下台，推动这一事件的当地豪族被藩主任用为新的家臣，占据家老、城代等要职，主持藩政。藩主同门势力的衰落使藩主长子单独继承制确立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藩主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江户初期的藩政改革

藩政确立过程中遇到了上述诸多问题，江户初期的藩政改革就将重点放在了这些难题上。江户幕府的目的是使小农自立，保障产量和地租收入，稳定藩的财政。藩政改革初期出现了不少“明君”，他们在藩政确立时期直面难题，取得了一定的政绩，为人所称道。会津藩主保科正之、冈山藩主池田光政、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等人都有“明君”之称。他们在治理藩国时有共通的地方，即与幕府的文治政治相协调，大力引入儒学来教化民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上至家臣、下至农民百姓的身份等级秩序赋予理论依据。

保科正之是将军德川秀忠之子，德川家光的异母弟。他不但在1643年（宽永二十年）至1669年（宽文九年）的二十六年间奠定了近世会津藩的基础，还在晚年辅佐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加强幕府权力。在藩政方面，保科正之首先将知行制改为藏米制，以接受平均俸禄、身份低微的藩士为中心，建立起新型家臣集团等级秩序。在土地方面，保科正之对领地进行总检地，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对贡租赋课的单位村高作出明确规定，减免小农赋税约两万石，使小农有条件自主经营。即便如此，保科正之通过新田的开垦、垄断蜡和油漆的销售市场、制定多项附加税等措施，依然能够保持藩国财政的收支平衡。此外，保科正之还设置社仓，多积稻谷以备饥馑，防止百姓因生活贫困杀掉初生的婴儿。在保科正之采取的措施中，受儒学影响深刻的有禁止殉葬、表彰孝子和节妇、移风易俗、整顿供奉邪神的神社和寺庙等等。保科正之虽然一开始信奉朱子学，但到了晚年，他开始沉迷神道，任用吉川惟足、山崎闇斋等人，思想逐渐偏狭，竟成了将倡导古学的山鹿素行流放赤穗的主要推手。

冈山藩主池田光政起初也任用阳明学派学者熊泽蕃山，开设藩校闲谷学校的前身花畠道场，为藩政的确立奠定思想基础。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的治藩措施更加大刀阔斧。德川光圀虽为德川赖房三子，但他越过长兄德川赖重继承家督之位。对此，德川光圀颇为苦恼。他效仿《史记》中的伯夷和叔齐，将赖重之子收为养子。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德川光圀对朱子学的倾心。在政治方面，除殖产兴业政策外，德川光圀还与保科正之一样，拆毁领地内供奉邪神的寺庙、神社，命令僧侣还俗，支给患疾、残疾、贫困、年过八十的老人杂粮，并将这些措施作为制度确立下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川光圀在凑川为楠木正成 树立墓碑，题字“呜呼忠臣楠子之墓”。退隐后，德川光圀仍巡视领地，致力于对孝子、节妇的表彰。德川光圀的最大功绩莫过于他开启了《大日本史》的编纂工作。为此，他设立彰考馆，广招安积澹泊、栗山潜锋、三宅观澜等杰出学者为史官，从各藩收集文书和记录，力求通过忠于史实的叙述，阐明儒家的大义名分。德川光圀虽以日本南朝为正统写下“三大特笔” ，但他并非反对幕府，他的真正目的是从观念上将幕藩体制确立过程中出现的新型身份等级制度合理化。

后世讲谈 艺人以德川光圀隐居后的奇闻逸事为素材，写成《黄门漫游记》。隐居后，德川光圀曾巡视领地，派遣彰考馆史官佐佐宗淳（通称“介三郎”）和藩士渥美格之进前往各国收集文书、记录。书中的小助和小格便是以二人为原型的。不过，《黄门漫游记》受人喜爱的真正原因在于，它给予当时苦于苛政的民众一线希望，满足了民众对救世主的幻想，为民众对于封建制度近乎扭曲的心理抗争提供了莫大的支持。

江户初期的“御家骚动”

幕藩体制的确立给农村、城市、幕府和各藩政治机构、家臣集团的编制等各方面带来重大改变。因此，统治阶级内部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新旧势力的对抗。被实录物 、绘草纸 、讲谈、歌舞伎等文艺作品广泛取材的大名“御家骚动”事件，很大一部分就是新旧两股势力的对立由暗到明的产物。

江户初期的御家骚动有“伊达骚动”“越后骚动”“黑田骚动”“锅岛骚动”等等。与江户后期御家骚动不同的是，此时江户幕府会强势介入，加剧藩内部的对立。

1632年（宽永九年）被剥夺领地的肥后熊本藩主、加藤清正之子加藤忠广就是最好的例子。加藤忠广藩内四名家老和两名奉行结为一派，与一名家老形成对立。同时，家臣中又分为“牛方”和“马方”两股势力。幕府以大阪之战时牛方勾结大阪方面为由，对其进行了处罚。藩主加藤忠广也被冠以处置不力之名剥夺领地，流放出羽国庄内地区。有观点认为，江户幕府为了加强专制统治，故意利用大名的御家骚动打压藩国，越后骚动即是如此，仙台藩与黑田藩也险些被削藩。骚动发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藩主权力尚未巩固，藩主世袭制还未形成，藩主无力控制同门的藩政斗争。如上所述，肥前大村藩通过“驱逐藩主同门”运动，早早将藩主同门势力驱逐出藩政，藩主以本地豪族为家臣巩固侧近，加强藩主权力，避免走向御家骚动的境地。然而，该措施放在仙台藩未必能够取得理想的结果。

在日本东北地区，仙台藩是颇具实力的大藩，而且从未经历改封。为了夯实藩政基础，第一代藩主伊达政宗与第二代藩主伊达忠宗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确立藩主长子单独继承制，藩主对同门、同家中占据最高席位的一族进行了打压，并从身边的“小姓”（处理主君杂务之人）、城下町的商人中选拔人才，命其参与藩政。但是，藩主在这一阶段还不能完全控制同族的介入，此时的藩主之子或兄弟，仍然是受同门、同家的推举和拥戴，才继承藩主地位的。江户幕府以第三代藩主伊达纲宗品行不端为由，命其闭门思过。1660年（万治三年），年仅2岁的伊达纲村继任藩主后，藩国内部开始出现内讧的苗头。藩主年幼，同门的伊达兵部宗胜、田村右京宗良受命辅佐藩政。伊达兵部宗胜倚仗自己是伊达政宗之子，自己的儿子又是江户幕府大老酒井忠清的女婿，因此仗势欺人，在藩内屡屡引起纷争。在同为一门的伊达安艺宗重与伊达式部宗伦的领地边界纷争中，伊达兵部宗胜没能做出公平裁断，因此安艺方面将伊达兵部宗胜及其心腹家老原田甲斐宗辅的失政诉诸幕府。1671年（宽文十一年）3月，审问在酒井忠清官邸举行，伊达兵部宗胜一方最终败诉。随后，原田甲斐因丑事败露恼羞成怒，斩杀伊达安艺宗重，自己也被酒井忠清家臣讨灭。最终，伊达兵部宗胜父子被流放，同一级别的田村右京宗良也被处以闭门思过。

此事件可见于幕府实录《德川实纪》中。此外，很多关于御家骚动的歌舞伎脚本也是以该实录的梗概为素材写成的。如《伽罗先代荻》等一系列脚本，就是在《德川实纪》的大体情节基础上，进行润色所得的。在这些脚本中，原田甲斐是与伊达兵部宗胜共谋霸占仙台藩的大恶人，而伊达安艺宗重则是以死效忠仙台藩，阻止阴谋的大忠臣。这也是广为流传的普遍说法。但是有见解认为，与藩主同门的伊达安艺宗重实际上野心勃勃，想趁主年幼，利用政治斗争把持藩政。反而是祖祖辈辈担任藩主直属家臣的原田甲斐，才是一心想要加强藩主权力的改革派。笔者也认为这一见解更接近历史真相。总之在这一事件中，藩主伊达纲村的权力反而得到加强，出身卑贱却受到提拔、最终成为白石城主的片仓景纲辅佐藩政，为藩政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另外，御家骚动还与藩政确立时期的矛盾之一——藩国财政窘困紧密相连。怎样解决该难题是当时藩政改革的重心。因此在戏剧、讲谈中，以奸臣贼子形象出现的很多人物，反而是现实中更为进步的财政家。越后骚动中的恶人原型小栗美作便是其一。

在高田藩主松平光长的继承人问题上，主张拥立小栗美作之子的首席家老小栗一派，与同为家老的荻田主马、永见大藏一派形成对立。荻田主马等人称己派是为藩主效力的“御为方”，攻击小栗一派是图谋霸占藩国的“逆意方”，小栗美作也因此背上了骂名。虽然幕府大老酒井忠清做出了对小栗一派有利的裁决，但德川纲吉出任将军后，由于他对酒井忠清颇为反感，因此于1681年（天和元年）主动重审此案，命令小栗父子剖腹自杀，流放荻田主马等人，没收高田藩领地。之后不久，一个名叫潮音的僧侣因为以越后骚动为蓝本写成《越后记》而被流放孤岛，这本书也被认定为禁书。在此书中，小栗美作才是藩主的“御为方”。

小栗美作在藩主松平光长门下时，曾致力于高田藩政的确立，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他在各村肝煎之上设立大肝煎，建立统一的农村统治机构，直接与藩国的郡奉行相协调。与此同时，他还将知行制转换为藏米制，而这也是激起保守派藩国上级武士不满的原因之一。另外，由于江户初期的本百姓——“役家”出现分化，因此小栗美作重新分配土地，将收获量在一石至一石二斗以下的小农称为“名子”，让这一部分人同样承担课役，同时又将课役改为缴纳银两。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让小农承担地租和课役，赋予他们独立自主的机会，以此加强藩国对农村的统治。除此之外，小栗美作还开拓颈城平原，开发鱼沼郡多处银山，铸造银币，掌控和垄断商品流通，开辟东、西回航航路，聘请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河村瑞贤在技术上指导领地内的开发工作。在小栗美作的努力下，藩国的财政窘困终于打开了局面，藩的实际石高要比幕府规定的二十六万石高出十万石。显然，小栗美作的政治立场是倾向确立藩制、强化藩主权力的。

二、浪人和倾奇者

浪人人数的剧增

幕藩体制建立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其中之一便是浪人问题。浪人是指失去主君、知行或俸禄，从封建主仆关系中脱离出来的武士。浪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兵农分离政策的实行。将无主、无地耕种的武士赶出农村，这便是太阁检地的目的。不过，战争、大名改封、改易 、减封等因素也与浪人问题存在很大的直接联系。但即便如此，在战争频仍、武士与出生地保持紧密联系的阶段，浪人问题实际上并不突出。

然而在关原之战以后，大名大规模人事异动产生的浪人总数达50万人之多。其中既有被称为“小西浪人”“天草浪人”等为数众多的天主教浪人，也有不少“关原浪人”“大阪浪人”等在战争中失去生计的武士。

但是，在军事持续紧张之际，浪人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自由选择主子。各藩在重组家臣集团时，也会大量雇佣精于武艺和数算的浪人。另外，有很多浪人在参加关原之战后，深感“此次一战多悲愁，为何生在武士家，若在町人百姓处，怎会为此鸣不平”（《雨窗闲话》），从而弃武归农。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关原浪人。很多浪人或留在原来的知行地，或逃亡、藏匿于他国，建立村庄，当上乡士或名主、庄屋等村吏，或经商、出家、开设道场、在私塾中教书等等。甚至当幕府、各藩采用儒学为文教政策后，有不少浪人，如熊泽蕃山、新井白石等还被聘为儒臣。

但另一方面，也有武士不肯放弃武家之野心，幻想有朝一日能以战功成为一国、一城之诸侯。大阪之战时，许多浪人高呼“有名浪人此回能剩几人？”（《山本日记》）的口号，争相加入丰臣氏一方。但事实上，加入幕府方面的浪人要更多。这是因为，跟随强者对自己更为有利。不过，虽说同为浪人，但对幕府来说，虔信基督、不畏强权的天主教浪人才是最大的威胁。在大阪之战和岛原之乱时，幕府已经深刻领悟到了这一点。

1623年（元和九年），幕府在有“浪人巢穴”之名的京都大规模强行驱逐浪人。1632年（宽永九年）及1635年（宽永十二年），幕府通过《武家诸法度》禁止浪人仕官，紧接着又在全国推行浪人登记制，加强对浪人的管理。浪人甚至被禁止在寺庙和武士宅邸寄宿。幕府还在城市下发“町触”（针对町的布告），在农村制定五人组帐前书 ，反复告诫百姓不要留宿外来的可疑人物。各藩也效仿幕府，加强对浪人的管理，限制浪人的雇用。

上述措施虽然包含了搜捕天主教浪人的目的，但根本上是为了淘汰游离在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度之外的危险分子。这样一来，生活困窘、承受来自幕府的高压，且仍有希望重振武门的浪人之间，自然会弥漫着一种蠢蠢欲动的危险气息。而且，浪人问题还与后文要讲的旗本的普遍贫困问题紧密相连，使得这一难题愈发棘手。与此同时，幕府内部还在这一问题上分为软硬两派，难以达成一致。

1651年（庆安四年），将军德川家光去世，年仅11岁的德川家纲继任。就在朝廷下旨任命德川家纲的前不久，三河苅谷藩主松平定政突然向幕府提交意见书，称自己会将领地、马具、武器悉数上交，请求幕府将其分发给窘迫的旗本，并将幕府储存的金银也分发下去。之后，松平定政剃度出家，托钵于江户城内。然而，不知所措的幕府只是将松平定政视为狂人，草草处理了此事。实际上，老中酒井忠盛等人不以有效措施挽救困窘的旗本，仅以节俭、奖励武士习武的消极方法平息事态。松平定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战这种保守的方针，获得与旗本一样因幕府的大名统治方针而财政困窘的诸大名的共鸣。由井正雪的“庆安事件”就是在这种政情不安的背景下发生的。*

* 庆安事件，主角为由井正雪，生平不详。据说他出生在骏河由井地区的一家染坊内，后来到江户教授楠木正成流派兵法，大名、旗本中受其教诲者不在少数。在通缉令中，由井正雪被描画成皮肤白皙，目光如炬，不剃月代（日本古代成年男子的发型）的不俗形象。新井白石曾与由井正雪门下的一位老人进行过交谈，并评价由井正雪是“万里挑一的豪杰”（《白石先生手简》）。据传由井正雪曾阴谋颠覆江户幕府，详情如下：由井正雪盗用御三家之一的纪伊藩主德川赖宣的名义，召集浪人，命心腹、十字枪高手丸桥忠弥趁狂风之夜，于幕府火药库放火烧毁江户城，斩杀慌乱之中登城查看的老中，夺取江户城。与此同时，由井正雪本人在骏府举事，控制久能山，夺取德川家康留下的金银财宝，充作军费，与上方有志之士共举反旗，号令天下。不过，由井正雪有一门人名叫奥村八右卫门，他同时又是老中松平信纲的家臣。奥村八右卫门将此事密告给幕府，致使计划提前败露。最终，丸桥忠弥在江户被捕，由井正雪在骏府被捕吏团团包围后，临危不惧，从容自决。传言由井正雪自决前留下的遗书写道：“吾无意推翻幕府，然幕府制法无道，上下困窘，吾辈忍无可忍，欲流放暴政元凶老中酒井忠盛等人，重树幕政，救万民于困窘。”笔者认为，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由井正雪颠覆幕府的阴谋论不过是幕府面对危机时的对外宣传，或后世的捏造罢了。

说庆安事件有三千志士参与略显夸张，但不管怎么说，庆安事件以浪人为主体，上至旗本、藩士，下至富农、僧侣均有参与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完全可以说庆安事件代表了广泛阶层的不满。

翌年的1652年（承应元年），又有一桩浪人企图造反的事件暴露。浪人户次庄左卫门等人计划趁增上寺举行德川秀忠夫人的法事时，于城中放火，趁乱暗杀老中，抢夺金银财宝。幕府因此神经过度紧张，甚至五年后发生明历大火 时，老中们仍惊恐道：“放火者必是乱臣贼子。”提议将军出江户城避难，紧急讨论是否要将归乡的大名全部召回江户。

这一系列事件虽然只是幕府集权政治体制确立过程中的插曲，但它们至少让幕府将武断的政策方针转向了文治教化主义。

庆安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老中酒井忠盛主张驱逐江户浪人，但由于同为老中的阿部忠秋反对，该提议最终搁浅。与此同时，大名被废除的主要原因之一——《末期养子禁令》也在这一时期得到缓和，50岁以下的大名被允许收养子。幕府同时还放宽了浪人的寄宿限制，幕府官员也在积极帮助浪人谋得生计。江户町奉行石谷贞清在其任职的十一年间，积极斡旋千名浪人到各家任职，这段逸事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由于幕府减少了废除大名的次数（浪人产生的根源），江户初期的浪人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然而，令幕府头疼的不只浪人这一个难题。

倾奇者横行

正保、庆安年间（1644——1651），江户流行这样一首打油诗：“深夜行者为何人？若非加贺爪甲斐即是盗贼，抑或坂部三十。”被江户市民视为夜盗的加贺爪甲斐守和坂部三十郎实际上都是显贵的大旗本，俸禄分别为一万石和五千石，同时他们又是旗本奴 的头领。旗本奴集团中有大小神祇组、白柄组、六法组等。大小神祇组的头领是著名的水野十郎左卫门。他们身着天鹅绒领子的衣服，结着奇怪的发髻，以不同寻常的打扮吸引众人的目光。当时的人们将奇怪、不同常人的样子称为“倾”，因此这群人便得名“倾奇者”（kabukimono）。其中，六法组成员不剃月代，蓄留长发，大小两刀横插腰间，摆动着双臂横行在大路中间，因走六方步 得名“六法组”（日语中“六方”与“六法”同音）。

与旗本奴相抗衡的是町奴 ，其头目是日本人耳熟能详的幡随院长兵卫、梦野市郎兵卫、唐犬权兵卫等人。要说他们有什么像样的生计？那便是向各个府邸介绍奉公人，以此收取介绍费。本质上，他们与旗本奴并无二致，都是为了试刀或谋财而杀人、恐吓、敲诈，钱一旦到手便前往丹前澡堂（因有大量美女服务员而闻名），与私娼厮混，或沉溺于男色的游侠无赖之徒。旗本奴中旗本、御家人居多，浪人也在其中。而町奴中则以幡随院长兵卫等浪人为主。因此，这些人的动向与当时的浪人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庆长年间（1596——1614），倾奇者便引起了幕府的注意。1612年（庆长十七年），幕府大番头 芝山正次手刃小姓家臣。结果，小姓家臣的同党纠集起来杀害芝山正次后逃散。幕府逮捕、审讯小姓同党后方才得知，这样的党徒已遍布各地。幕府在城中设置关卡，逮捕、处刑倾奇者三百人，其首领有大鸟居逸平、大风岚之助等人。据说，这些人纠集同党时，会签下血状发誓，如果同伴中有人遇灾祸，即便君父，若违理背道，则必定舍身取义、一同复仇。可见，他们的思想观念与“君父之权力者，亦要遵守‘天道’‘道理’。若违背道理，君父亦不宽恕”的日本战国时期“下克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说起来，幕府也认为倾奇者“并不等同于抢劫越货的盗贼”（《德川实纪》）。入伙时，新成员需要找关系、四处花钱打点。如果被父母或兄弟姐妹赶出家门，成员可以在组织内受他人供养。他们不行非道，只是争强好胜。掌握权力的上层，即幕府、藩国领主想以“献身精神”等道德手段控制倾奇者的行动，可下层倾奇者却以日本战国时期的伦理道德为依据与之抗争。也正因如此，这类党徒之间自然会产生所谓的侠者之气。

他们故意身着奇装异服，引人注目，挑战已经渗透到风俗层面的幕府权力。他们以团伙为单位，为试刀或谋财而杀人、打架斗殴、恐吓、敲诈，并以之为常态。他们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扰乱幕府努力构建起来的幕藩体制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幕府必须全力镇压倾奇者。1628年（宽永六年），为了取缔为试刀或谋财而在路上杀人的行为，幕府在江户城中设置岗哨所，频繁逮捕倾奇者。也是在这一时期，旗本奴中颇有势力的山中源左卫门被命切腹自尽，町奴的首领之一梦野市郎兵卫被捕，并被处以死刑。此时的町人就连乘轿、配长腰刀也是被禁止的，甚至头戴粗绳斗笠，或用手卷捂着脸走路也会被逮捕。由于集会必定发生打斗，幕府因此禁止了当时江户正流行的放风筝、跳风流舞 等活动。此后，禁止男色的法令还在1653年（承应二年）上升到了禁止男性少年表演歌舞伎的程度。始于初代市川团十郎的“荒事” 就是受倾奇者风俗的启发而创作出来的。

旗本奴打架斗殴，浮世绘

旗本奴与少年找茬儿打架。

随着幕藩体制的建立以及幕府的取缔，原本让幕府头疼的倾奇者横行现象逐渐消弭。同时，渐渐走投无路的倾奇者也在道德上愈发颓废，就像上文那首打油诗所唱的，他们的无赖行径越来越多。1656年（明历三年），在品川娼寮扰乱秩序的御家人永盐七郎左卫门等旗本奴全部被处死。翌年的1657年7月，幡随院长兵卫想强行将水野十郎左卫门带去妓院，却反被水野十郎左卫门杀害。又翌年，幕府以水野十郎左卫门品行不端为由，命其切腹自尽。经过一系列的镇压，旗本奴、町奴没有了嚣张的气焰，至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即位时，大规模的倾奇者追捕行动使倾奇者完全不见踪影。*

* 在《元正间记》等书中，水野十郎左卫门将幡随院长兵卫灌醉后杀害。而河竹默阿弥对这些情节进行了润色，在《极付幡随院长兵卫》一书中将其改写为水野十郎左卫门在澡堂中杀害了幡随院长兵卫。

上述事件的确证明了旗本奴与町奴尖锐的矛盾。与其说这是武士和町人的阶级对立，不如说这是倾奇者之间的势力纷争。需要说明的是，民众将对抗旗本奴的町奴视为己方英雄，此事与历史事实并没有多大关系。

倾奇者产生的原因

虽说支撑旗本奴、町奴的是儒教以外的日本古老伦理观——“意地” 和“一分” ，但让他们将这种观念付诸行动的原因另有所在。其一是旗本、御家人的穷困。其二是幕府对浪人的残酷镇压。早在宽永初年，旗本、御家人的生活便已经开始拮据。宽永年间的大饥荒导致的知行所荒废更是加速了旗本、御家人的贫困。德川家光不但将德川家康、德川秀忠留下的巨额财产分给谱代大名和旗本，免除他们的借款，继续发放贷款，还将藏米制改回原来的知行制。然而在严重的大饥荒下，这些措施未能起到任何作用。知行所的歉收使得知行取收入锐减，幕府因此下发稻种，批准知行取如果有农业督导等需要，可以在获得番头或“组头”（名主的助手）的许可后前往知行所。除此之外，幕府还三令五申要求旗本、御家人勤俭节约。然而，即便幕府屡屡施以救济，但旗本、御家人的贫困问题丝毫没有改善。1643年（宽永二十年），百思不解的幕府要求各地做出书面说明。

明历大火后，旗本和御家人的贫困状况不断加剧。为了渡过难关，许多人开始收养子，条件是带上孝敬养父的钱。很多低级武士还会开展副业或经商做买卖。虽然幕府于1665年（宽文五年）开始向大番头及以下官吏发放勤务津贴，但这些官吏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好转。究其原因，虽然领主会给予临时救济，但从整体来看，由于知行权的限制和藏米制的确立，封建家臣集团的收入呈固定且减少趋势。而另一方面，城市生活支出不断增加，收支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幕府和藩国在强化权力的过程中，不仅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还牺牲了封建家臣集团的生活。倾奇者之所以反抗，更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