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东照宫德川家康遗训：“人之一生如负重荷行远道，不可急。

一、改封江户

“天下糕”

有一首狂歌 这样唱道：“织田捣（米）、羽柴和（面），天下糕，德川张嘴就吃掉。”此歌把织田信长、丰臣（羽柴）秀吉、德川家康三人统一天下的过程比作做年糕。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劳苦功高，而成果却被德川家康坐享其成。那么，家康是否真如此歌所唱，只是将他人做好的糕点一口吞下这么简单呢？此事还有待商榷。

德川家康的确只是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几近完成的统一大业画上句号而已。但是，要想为持续近三百年之久的幕藩体制 打下坚实基础，德川家康必须付出不同于两位前辈的努力和心血。据说，德川家康曾深刻感怀道：“人之一生如负重荷行远道，不可急。”作为专制君主，德川家康的这种苦楚虽然不被一般民众所理解，但这的确是一个想要开辟新时代的封建统治者的真实苦楚。

入主江户

1590年（天正十八年）8月1日，德川家康率军离开五国领地移至关东，以江户为经略逐鹿的根据地。这就是所谓的“入主江户”。五国指三河、骏河、远江、甲斐、南信浓，这些地方是“（东）海道第一武士”德川家康千辛万苦打下的地盘。而关八州 则是后北条氏自北条早云以来，历经五代九十年的领地。德川家康到来前的一个月，后北条氏才刚刚灭亡。

由于德川家康灭亡后北条氏有功，因此他被改封关东有着论功行赏的意味。丰臣秀吉早在此前便开始改封大名领地，这一措施与太阁检地 相同，都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封建制度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前期准备，二者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改封过程中，德川家康尽管受到家臣变动带来的强烈冲击，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值得他慌乱的事情发生。相反，人们甚至觉得改封是德川家康的一次良机。说起来，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都是将政权由尾张（今名古屋）伸向西日本，而德川家康却是由三河向东扩展。这一点在思考织丰政权与德川政权的性质差异时是颇具启发性的。

家臣集团的部署

改封后，德川家康与旧领地的联系被斩断了。无论是否符合其本意，他都必须转变为新的大名。一般来讲，封建领主的权力由家臣数量和土地台帐记录的土地面积决定。但是，在谈及日本近世大名与战国大名的区别时另当别论。德川氏建立霸权的基础力量在于德川家康进入关东以后对家臣集团和农民的巧妙统制。不过，这还需要德川家康充分发挥三河以来的统治经验，并按照新领地的状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丰臣秀吉不知为何几乎未对德川家康的内政进行干涉，这也成了德川家康建立霸权的有利条件。德川家康将德川氏的直辖地和下级家臣的知行地 集中在临近江户的武藏、相模、伊豆等曾经是后北条氏直辖地的南关东诸国，将食封万石以上的上级家臣置于远方。德川家康的这种做法与后北条氏部署家臣集团的方法大不相同。下级家臣的知行地由德川氏直接检地，尽可能贯彻“一个村子一个领主”的原则，将村庄变为新的统治单位。

另外，后北条氏的直辖地少，不稳定，而德川氏将几乎一半的领地（一百万石）集中在江户周围。这些被集中在江户附近的下级家臣就是后来的旗本 和御家人 。他们的知行地逐渐被编入幕府领地，大致以宽文年间（1661——1672）实施的关东幕领总检地为节点，大多数下级家臣移至江户，成为藏米取 ，直接从幕府米仓中领取实物大米作为俸禄。

1722年（享保七年），藏米取在旗本、御家人中占到89%。剩下的11%，除去几乎原样保留旧知行地的少数大旗本外，剩下的下级家臣即便分配到了知行地，也只能按照幕府官方规定的比率来征收年贡。

德川氏就这样利用分配和调换知行地的方式来强有力地控制家臣集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后北条氏统治时期会用等价金钱来表示知行地的价值，如“几贯钱之地”。在这种方式中，知行地的价值被称为“贯高”。而德川氏取消了这一制度，并以米谷的收获量来计算知行地的价值，即“石高”。在后北条氏的统治下，人们可以用金钱或农产物来缴纳贡租，但知行地的价值只能用“几贯几文”的金钱来表示。德川氏为了将旧规统一为实物缴纳，入国之时即规定以石高来表示知行地的价值。这种替换方法只有两种实现的可能，一是通过检地来确认实际的收获量，二是制定一定的换算方法，将贯文换算为石。由于入国之初尚且无暇检地，因此德川氏采取的大概是第二种方法。

检地

德川氏入国以来，逐年在关东诸国实施检地。初期检地沿用太阁检地原则，但并非百分之百忠实于此。太阁检地将此前1反等于360坪改为300坪 ，德川氏虽沿用了这一点，但并没有采用町、反、亩的十进位制，反而沿用了旧的大（200坪）、半（150坪）、小（100坪）等单位。另外，德川氏虽然给田地做了等级划分，但并未标出每块土地的石高，其中有些田地还保留着后北条时代所定下的贯文。

这样看来，德川氏入国之初的检地只是为了确定耕地面积以及与之相对的年贡负担人，至于年贡的收取则采取其他方式。正是因为这一点，德川氏才没有完全废除后北条时期的贯高制。登记在检地帐上的农民性质也与这一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近畿地区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太阁检地中，作为地主的名主 从耕作者收获的粮食中克扣、抽成的权利被否定，耕作者虽直接缴纳年贡，但比起隶属于名主的耕作者，名主反而被认为是年贡的负担人。

不过，检地帐上有许多被冠以“太郎兵卫分”“次郎兵卫分”等加上“分”的农民。这种叫作“分附”的做法是为了让身为地主的太郎兵卫担负起缴纳年贡的责任，同时又以“分附”的方式认可其家人或仆人尚不稳定的耕作权。这种做法在后北条时期尚未形成。*

* 此外，当外村人在该村拥有土地时，检地帐上还要写明此人所在的村名。这样做是为了明晰各村耕地的所有关系，以村为单位征收年贡。

像在关东地区，一些留在当地、拥有知行地的名主自后北条氏统治时期起便培养起巨大势力。在这样的地方，与其采取丰臣秀吉“砍掉一两个乡（也无所谓）”的严厉措施、引起这些名主的不满，不如采取旧领地的分附政策，继续承认名主的年贡征收权更为稳妥。

德川氏采用上述检地方针的地区并不仅限于固有的关东领地。德川家康在进入关东之际，还在关西和东海道地区拥有共计十万石的飞地：其一，之前获赐于丰臣秀吉，从三万石增加至九万石的近江守山领地；其二，增加一万石的近江守山、伊势、骏河。其中，关西领地是德川家康在上方 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财源。1598年（庆长三年），德川家康在近江领地实施检地。当时蒲生郡今在家村的两册检地帐留存至今。其中一册是按照太阁检地的标准制作而成的，另一册是根据村里的传统和风俗重新制作的。

和后北条氏一样，德川家康也赋予了农民投诉地头 及代官的权利。不仅如此，德川家康还任用后北条氏遗臣，将留在当地的人任命为名主等村级官吏，免征其房屋税，尽可能怀柔这些有实力的农民。1563年至1564年（永禄六至七年），德川家康因净土真宗（一向宗）领导的“一向一揆” 起义深陷窘境。这一事件给德川家康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因此当他攻下甲斐国时，他开始积极操控土豪，使其为己所用。

然而，仅仅怀柔豪族并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领地目标。因此，德川家康入主关东后，动员伊奈忠次等人治水、开垦新田，整顿后北条时期以来的“反钱”“悬钱”“栋别钱”等附加税目，规定以金钱和实物缴纳年贡，加强催缴力度。这样一来，即便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很快便转为增收，不仅补足了亏空，还留有剩余。

经营江户

德川家康把经营关东的重点放在了对农民的统治上。他这样做有其必然性。德川家康是封建领主，其经济来源就是向农民征税。但是，要想完额收缴年贡，就必须禁止农民从事工商业。要做到这一点，德川家康有必要建设城下町 ，对领地内的工商业进行统一管理。

太田道灌 开发的江户驿站经后北条之手，在德川氏统治时期建设成为统一管控领地工商业据点的城下町。这里曾由后北条氏的部将远山氏镇守，城堡的大门仅以三四张船板拼成，十分简陋，后被德川家康暂时沿用。虽说叫“町”（城市），但城门外仅有茅屋约一百间，城东平地是海潮侵蚀的平原，从现在的日比谷附近往南就是江户湾。江户湾的石滩上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千代田、宝田、祝田等渔村。据说，当时浅草观音附近能采到海潮味十足的海苔，远处还有鲸鱼悠然地游荡在海面上。

为了排水、漕运物资至城附近，德川家康命人开凿竖濠、横濠，用挖出来的土造田架桥。“下町”是填海造成的，打不出好的井水，因此德川家康命令从三河来的家臣大久保主水开凿水源。此水源也就是后来神田饮用水的源头。盐是生活必需品，在当时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小田原送给甲斐武田氏的盐被后北条氏截留，武田氏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得知此事的德川家康遂命人开凿小名木川，从下总国的行德运盐。

负责建设江户、管控工商业的町人大部分是跟随德川氏从三河、远江来到此地的豪族工商业者。他们取代后北条时期的当地町人，有“三年寄”（三老人之意）之称的樽屋、奈良、喜多村就是其中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在烧毁的增上寺遗址上建造的连雀町刚一落成，喜多村彦兵卫便成了那里的“商人头”。商人头有权力给背着名为连雀的货架、行商于关八州的商人颁发经营许可或取缔这些商人。这样一来，这些町年寄 、御用町人 便在闹市中得到广阔的免税地产，他们从各地召来商人、手工业者建设城市，成为江户城的首批建设者。

此外，领地内从制造、贩卖秤和升（量器），到打铁、磨刀、造火枪、造皮革、造陶器、造木桶、酿酒、做点心、染物等众多手工业，每一行都在江户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德川氏为了运输军需物资，还任命马込勘解由等四人为“道中传马役”，其下脚力马夫由周边各村征发而来。跟随道中传马役从三河、远江来的棉花商将传马驿站作为自己的经营地，出入新建成的武士、商人宅邸。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棉花商便在大传马町住下，成为棉花批发商。

江户周边的南关东各地自后北条氏时期始，便有很多定期集市开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每月开六次市的“六斋市”。不过，这些集市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让代官、名主将农民缴纳的稻米、麦子等实物（也包括金钱）换成货币。德川氏入主后，只要农民还会用金钱缴纳年贡，集市就依然是钱货交换的场所。但是，德川氏的代官和家臣不断在其居住的军营、城下町开设新的集市，试图架空原有的集市。这些集市成为当地的流通中心，至江户中期时已独立发展，与江户商业没有任何关系。

与上方豪商的合作

德川氏以旧领地的土豪町人为主力，管控新领地的工商业。与此同时，德川氏还效仿丰臣秀吉，积极与上方豪商进行合作。例如铸造京都大判之初，后藤德乘养子后藤庄三郎于1594年（文禄三年）担任德川家康的军中御用商人。翌年，后藤庄三郎来到江户铸造了名为“武藏小判”的一两金币。另外，同为京都的贸易商人、与丰臣秀吉关系颇近的茶屋清延，也是从很早以前便与德川家康保持着密切关系。*

* 茶屋清延与德川家康的密切来往始于1582年（天正十年）的本能寺之变。彼时局势混乱，深感危机的德川家康在乡土武士的护卫下，由堺沿伊贺小道平安回到自己的领地滨松，该事件史称“伊贺越危难”。在这次事件中，茶屋清延曾为德川家康提供过帮助。

茶屋清延是德川家康在上方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德川家康进入关东后，茶屋清延又参与了江户的建设，同时还把他在滨松的客栈樽屋推荐给了江户的町年寄。

这一时期，茶屋清延最主要的活动是在德川家康的授意下，每年暗中向朝廷献上天鹅两只、金币十枚。至1591年（天正十九年），茶屋清延共献礼二十二次。德川家康接近公家 并非单纯出于仪礼，其背后有更深层的用意。这一点也可从1593年（文禄二年），德川家康命令来到江户的藤原惺窝 讲解《贞观政要》一事中窥见。这证明，德川家康不仅以丰臣秀吉后的政权执掌人自居，甚至从很早以前开始，德川家康便有继承室町幕府、重振武家政治的野心。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德川家康被排除在参战的诸大名之外。德川家康表面上颇为不满，但背地里喜出望外。出兵朝鲜使西日本大名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德川家康则借此打猎消遣，积蓄财力和军力。

二、杜鹃啼叫

关原之战

1598年（庆长三年）8月，丰臣秀吉死后风云突变。出兵朝鲜是葬送丰臣秀吉政权的致命因素。

早在丰臣秀吉在世时，其政权内部便矛盾重重。丰臣秀吉死后，大名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分立两派，争斗不休。一派是以石田三成等五奉行 为首的文官派，一派是以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为首的武将派。他们虽然都是丰臣秀吉一手栽培的大名，但是，直接执行丰臣秀吉统一政策的官僚大名与一心只想加强领地统治的独立大名在想法和理念上大为不同，这使得双方越发疏隔。而且，石田三成等五奉行以丰臣秀吉遗嘱为后盾，对五大老 之首、以丰臣秀吉接班人自居的德川家康非常反感。而德川家康则通过巧妙操纵两派斗争，不断积蓄实力。无论是石田三成还是德川家康，他们都高举“忠义”之旗，但内心却深受日本战国时期以来“下克上”（以下犯上）的思想影响，抱有“皇帝轮流做”的权力意识。不仅是这两人，当时凡是志气之士皆是如此。

但是在各大名中，德川家康实力最强。1600年（庆长五年），会津的上杉景胜联合石田三成准备举兵。听到这一消息的德川家康为讨伐上杉景胜离开大阪，进入伏见城。据说，德川家康曾站在千张榻榻米铺成的大厅内会心一笑，充满自信。德川家康早就料到了自己不在伏见城时，石田三成必然会采取行动。果不其然，7月19日，石田三成进攻德川家康的家臣鸟居元忠把守的伏见城。德川家康在江户闻讯后非常谨慎，直到9月1日获悉己方大名人数后，才从江户出发来到伏见城。当年源赖朝讨伐平氏时，曾在鹿岛神宫、浅草观音寺祈祷。德川家康效仿赖朝同样进行了祈祷，可见德川家康将此次出征视为实现武家政治的第一步。

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与大阪之战 一同成为日本历史上首次没有打着天皇旗号的战争——关原之战拉开了序幕。正如《庆长记》所言，此役“将日本国一分为二，战况空前激烈”，是决定天下归属的决战。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的获胜决定了他夺取天下的地位。自此，其他大名不再有“皇帝轮流做”的想法。正如锅岛直茂所言，“夺取天下之事，做梦也不敢想，且决不能口出狂言，逞口舌之快”（《锅岛直茂谱考补》），此时，诸大名必须抛弃野心，明哲保身。

创立江户幕府

关原之战后不久，德川家康将其姓“藤原”改为“源”，以期成为源氏室町将军的后嗣。德川家康对武家政治传统的敏锐程度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无法企及的。说起来，德川家康非常倾心于源赖朝 ，对《吾妻镜》 爱不释手，还将《贞永式目》 作为典范。

关原之战三年后的1603年（庆长八年）二月，德川家康接到期盼已久的将军任命敕旨，于江户开创幕府。至此，德川家康终于等到了杜鹃的啼叫。 两年后，德川家康将将军之位传给儿子德川秀忠，隐居骏府（现静冈县），尊为“大御所” ，继续执掌幕政。德川家康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将军之位传与德川秀忠，是因为他想彻底消除“皇帝轮流做”的观念，告诉世人天下将由德川氏子孙世代独占。关原之战后，丰臣秀赖被贬为一介大名，领有摄津、河内、和泉等国六十五万石领地。丰臣氏及其拥趸还幻想着丰臣秀赖成人后，德川家康会奉还政权。然而，德川家康的这一做法彻底打碎了他们的美梦。

对大名的管控

德川氏通过德川幕府的建立，将其全国统一者的地位充分合法化。但是，要想名正言顺地坐上此位，德川氏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加强对大名的管控便是其中之一。

关原之战刚一结束，德川家康便以论功行赏之名撤废大名九十一家，减封四家，没收约六百四十二万石领地，将其纳入德川氏的直辖地，或分配给大名以加强幕府的统治力。这样一来，丰臣氏的领地便由两百万石减少到了六十五万石。

大名行列，《东海道高绳牛小屋》，锦绘

民众下跪，孩子骑在牛背上观看。

与此同时，德川家康还坚决贯彻丰臣秀吉以来的大名改封政策。将军脚下的关东地区按以往惯例，以直辖地或旗本、谱代大名 的小藩国形式进行巩固，东海道、中山道、近畿等要地也同样采取上述方式。外样大名 则被迁至奥羽、四国、九州等边境地区。德川家康这样做，是为了让不同亲疏、强弱的大名混杂在一起，建立一种使其无法联合的制度。这样一来，各大名便成了幕府将军的棋子，他们断绝了长期以来与领地的关系。正如荻生徂徕在《政谈》中所言，一种“将武士当作盆栽”的体制建立起来。每当将军换代或实行改封时，幕府都会下发由将军盖上红印的朱印状和领地清单，向大名灌输一种观念，即全国土地均为将军所有，是将军将土地恩赐给诸大名的。

这样一来，将军对大名有恩，大名当然有义务整备行列，晋谒江户，承担军役。关原之战后不久，嗅觉敏锐的大名争先自发晋谒江户。幕府成立以后，许多大名更是无视大阪的丰臣氏来到江户，有的大名甚至干脆在江户购置房产。大名提供大量人力、资材帮助幕府建设城市，修理河川和道路，这被称为“助役”，亦是军役中的一项。为了削弱大名实力，幕府也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

其中，1603年（庆长八年）幕府成立翌月开始实施的江户市区大规模扩建工程，以及1606年至1607年江户城的大规模改建工程是动员全国大名、具有空前规模的巨大工程。此时，江户新建三百町，架设日本桥，其周边地区成为江户的商业中心。城中建有壮观的五层天守阁的江户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城郭，大名宅院密布在其周围，大规模的城下町也已初具规模。被迫参与助役的大名留意着幕府的一颦一笑，将全部力量投入到工事上。比如，长州的毛利氏等氏族由于领地的运输船不够而惊慌失措，为了筹集资金吃尽苦头；用于城墙刷白的石灰需要从多摩郡上成木和北小曾木两村用“传马”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地运到江户城；用于御用石灰运输的青梅大道也是在这个时候铺成的。对石灰、石材、木材的庞大需求和巨额投入有力地促进了江户商业的发展。

直接管辖城市和矿山

在管控大名的同时，江户幕府还将全国重要城市和矿山纳入直接管辖范围内。在这一点上，德川氏同样比织丰政权做得更彻底。无论是京都、伏见、堺、尼崎、大津、长崎等政治、贸易城市，还是奈良、山田等寺院、神社众多的城市，都设有所司代、奉行、代官等职进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幕府起用城市里有权有势的门阀町人，任命他们为奉行、代官或町年寄，以执行江户幕府的城市、贸易政策。

关原之战后，除与德川氏来往已久的后藤氏、茶屋氏以外，此前与丰臣政权、西南大名联合，为其提供军费、军用物资的上方豪商也争先与关东新政权合作，担任代官的豪商势力团体就此形成，江户幕府的经济政策也由他们来执行。*

* 平野的末吉氏西家，京都的角仓了以、角仓与一父子，伊势的角屋氏等朱印船贸易商均属于代官豪商势力。关原之战中，德川氏的万般事务均由茶屋清延之子茶屋清忠处理。京都所司代官职设立后，茶屋清忠又成为京都所司代下属的京都町方元缔（京都町总管），参与市区建设。茶屋清忠之后的茶屋清次辅佐长崎奉行监察长崎市政，处理幕府对外贸易等各项事务。

基于幕府贸易、货币政策以及军事目的，幕府也在同步推行着对重要矿山的直接管控。除佐渡、石见、生野的金山、银山外，伊豆等地的银山也得到了开发。在关原之战中得到承认的大代官大久保长安曾在伊豆银山使用“南蛮流” 新式开采方法，取得巨额产出，令德川家康狂喜不已。普通的大名对货币、金银也很渴望，但德川家康对其欲望异常强烈。这是因为，要想成为全国统治者，经济实力必须凌驾于普通大名之上。德川家康用金银采购军需物资，将铅用作枪弹、炮弹的原材料。

垄断货币的铸造权

不过，江户幕府储备金银不仅仅是出于贸易和军事目的。早在织丰政权时代，统一的全国政权发行全国货币、加强财政基础、管控全国商品流通的理念就已经萌芽了。只是江户幕府将这一理念真正提上了日程。1601年（庆长六年），江户幕府从毛利氏手中没收石见的大森银山，将其纳入幕府的直辖范围。另外，幕府还将三万七千石但马生野领地纳入幕府直辖，以获得生野的银山。翌年，在末吉氏西家的末吉勘兵卫的建议下，幕府在伏见设立银座 ，铸造名为“锭银”和“小玉银”的银币。幕府想通过该措施，将当时关西地区各城市流通的各藩灰吹银（以烤钵冶金法铸造的银币）统一为一定纯银率的锭银和小玉银。同年，庆长金币的外形、单位也确定了下来，分别铸造大判、小判和一分判（“判”即金币）三种大小。至此，以重量计算的银币和按个数计算的金币均得到了使用，江户幕府对流通体系的管理已走上正轨，现在只剩下铜钱的问题。

自室町时期起，永乐钱等中国铜钱便在日本广泛流通，再加上日本国内私铸劣币混杂其中，致使很多人挑选质量上乘的铜钱收藏起来，这种被称为“选钱”的行为严重阻碍了货币的流通。室町幕府、战国大名以及织丰政权屡次颁布《选钱令》，官方制定善钱与恶钱的兑换比价，原因就在于此。1604年（庆长九年），江户幕府规定永乐钱与恶钱的比价为1︰4，但此后的事态并没有好转。江户幕府因此发行庆长通宝，与永乐钱并用，并于1608年（庆长十三年）彻底禁止永乐钱的流通，规定金一两兑换恶钱四贯文，翌年又规定金一两兑换银五十匁 。但此后永乐钱并未停止流通，幕府的代官甚至继续用永乐钱缴纳年贡。同时，这一点也与庆长通宝的发行量不足有关。其后，江户幕府又发行了元和通宝，并在1636年（宽永十三年）首次设立钱座，大量铸造宽永通宝。1668年（宽文八年），经过多次新币的铸造和发行，永乐钱终于不再流通。永乐钱之所以能够钻幕府禁令的空子屡禁不止，是因为永乐钱作为大众货币与农民的商品流通紧密结合。而永乐钱的消亡，意味着江户幕府对流通体系的管控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加强对农民的管控

霸权确立后，幕府在农民的管控层面（封建统治的关键）制定了明确的方针。1603年（庆长八年）3月，幕府成立后的第一个《诸国乡村规定》颁布。该规定明确指示，幕府领地、私有领地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其中包括，代官、领主若背法导致农民逃亡，不得采取强硬手段将其带回；若合法诉愿不被受理，农民可越级上告；代官违法，农民可直接越级上告；不得滥杀农民，等等。当然，其中一些措施早在德川家康还是大名时就已经实施了，但不同的是，该规定是作为最高领导的“至上命令”向日本全国颁布的。不过话说回来，该规定实际上是对太阁检地的基础——小农自立政策的继承，其背后隐藏的是增收实物赋税的真实意图。

上述意图也体现在江户幕府的农政核心——检地上。被称作“天领”的江户幕府直辖地不断向关东以外地区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检地也逐渐蔓延至全国。1602年（庆长七年），伊奈忠次在常陆实施检地。这次检地的真实目的，是将曾在关原之战中见风使舵的常陆国大名佐竹氏改封到秋田，为德川家康五子德川信吉入主常陆做准备。后世将这次检地称为“庆长苛政”，其严厉程度可见一斑。在检地过程中，整个天正年间均为697石的多贺郡大洼村一跃增至1 038石，神社、寺院、山林，甚至寺院遗址也被要求检地，有些不堪重负的僧侣或自杀，或烧毁寺院。1610年（庆长十五年），和泉贝冢愿泉寺内町民依据幕府赋予的权利，联名向幕府控诉领主兼住持石见。这些町民在寺内町 中拥有相当的实力，他们被剥夺传统特权后，又被强加上新的重担，因此一直心怀不满。此时的德川家康一如往常地承认石见的领主权威。

其后的1631年（宽永八年），江户幕府对幕府直辖地和私人领地的农民进行诉讼的程序做出了规定。在本次新规中，庆长八年令（《诸国乡村规定》）中规定的越级上告权被取消，改为通过当地统治机构进行诉讼。这说明，江户幕府的权力机构进一步得到了完善。1643年（宽永二十年），幕府颁布的法令首次纳入禁止土地永久买卖的方针。此法令颁布的直接导火索是前一年发生的大规模饥馑。与此同时，该法令还在衣食住以及农作物的种植方面进行了限制，首次禁止买卖年贡征收地，以保障和维护本百姓 的经营独立。上述意图还进一步体现在1649年（庆安二年）同时颁布的《庆安检地条令》和《庆安御触书》中。

《庆安检地条令》与《庆安御触书》

《庆安检地条令》明确规定将测量土地的检地竿缩短为六尺一分（分，尺的百分之一），增加赋税征收量，要求检地官员公平检地，对于经济凋敝的村子宽大检地，严禁对名主豪强宽松、对普通农民严苛。条令还规定，“关于父母家之田地，子分而持之，各自明写姓名于其地，付于账簿”，这是为了将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拆分成独立的年贡负担人来征收赋税。《庆安御触书》共三十二条，其中九条认真思考了怎样的技术才能提高生产力这一问题。《庆安御触书》甚至还就衣食住方面做出许多规定和干涉，比如不要无节制地吃大米，不要抽烟；孩子太多、生活难以为继的家庭或将孩子送人，或送孩子去当仆人；妻子即便貌美绝伦，但只要水性杨花、不以夫君为重，丈夫应休掉妻子；等等。以上说明，当时幕府的理想农业形式是“男耕作，女织麻炊飧，夫妇共同劳作”，勤俭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形式。这一点，被认为是“米金杂谷堆积如山，地头、代官不剥削压榨，天下泰平，近邻未有能威胁、压制我国者，子子孙孙富贵荣华”的最大条件。但前提是，必须“完纳年贡”。

然而，无论是按血缘分家，还是使其成为独立的世袭家仆，仅凭一纸法令很难让小农真正成为独立、不依附于他人的农民。越后高田藩的二十六万石领地归藩主松平氏所有。在1682年（天和二年）的越后骚乱中，松平氏被剥夺领地，此地划为幕府直辖地，实施检地。当时的检地条目采取的还是“分附”的形式和让小农独立的方针。于是，为颈城郡越村大肝煎 斋藤家开垦新田的佃农便以幕府该条目为依据，请求斋藤家允许他们分别进行检地登记。斋藤家坚决拒绝该请求，双方发生激烈争执。最终，佃农支付了赎身金，终于获得直接向幕府缴纳年贡的权利。除此之外，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即便是在以幕府领地为中心的区域，要想看到小农（本百姓）为主体的村庄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恐怕还要从太阁检地等上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在其后庆长至宽永年间的南关东诸国，以分附的方式登记在检地帐上的小农逐渐增多。宽文年间的幕府总检地这一划时代的措施，使该地区首次出现了近世意义上的行政村。

位于山中的相模津久井领地早在德川家康改封关东之际，便成为江户幕府的直辖地，历经文禄、庆长、元和、宽永、宽文年间多次检地。在1603年至1604年（庆长八年至庆长九年）的检地帐中，赋税量一项依然沿用后北条时期的贯高，且登记人也主要是与名主在血缘上一脉相承的上层农民。但是到了元和、宽永年间检地时，津久井领地的二十二个村被分成二十八个村，年贡增加的同时，小农也开始独立起来。

到了宽文年间检地时，分附的农民已消失不见，下层农民成长起来，水吞百姓 甚至也有了自己的小房子，可以作为独立的农民登记在检地帐上。此后，代官、旗本的军营大部分被废除，出现了大批以小农为主体的新型农村，这些小农拥有石高领地，直接受幕府统治。但是，即便形成以一村为单位征收赋税的行政村，但跨村土地所有关系仍无法得到彻底整顿，更不用说与年贡无关的森林和原野了。因此，不少森林和原野依然按照惯例归属于村子中的部落。

三、禁教和锁国

大阪之战

德川氏就这样一步步夯实了统一政权的基础。然而，德川氏还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丰臣氏，二是采取怎样的基督教政策。这两个问题同时也是密切相关的。

德川家康被封为征夷大将军一事彻底打破了丰臣氏对于恢复政权的期待。丰臣氏的态度也因此强硬起来。1611年（庆长十六年），德川家康制定法令三条 ，命令全国大名写下不违背江户幕府命令的起誓书上交幕府。这就是《武家诸法度》的前身。同年，江户幕府下令将全国幕府领地的年贡（米、金）汇集至江户，为防备与大阪方面的决裂做准备。

说起来，德川家康此时已经70岁，丰臣秀赖也已年过二十，资质不凡，颇似其父丰臣秀吉。当时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唱道：“御所的柿子（指德川家康）独熟落地，树下的秀赖等着捡起。”世间流传，如果不改变现状，德川家康死后，天下归属仍是未知数。德川家康向来秉持“不强求”的处世态度，但这次他决意彻底消灭丰臣氏。“方广寺钟铭事件”就是证明。

方广寺的钟铭上写着“国家安康”四字，德川家康认为这是将“家康”二字拆开，诅咒他早死，因此怒斥大阪方面。这也是方广寺钟铭事件爆发的导火索。

在方广寺事件中，前往江户辩白的片桐且元回到大阪后说，德川家康的意思有二，要么丰臣秀赖改封，要么将丰臣秀赖的母亲淀君送至江户做人质。对此，片桐且元主张听从德川家康的命令。但是，强硬派大野治长等人怒不可遏，指责片桐且元勾结江户幕府，扬言要杀掉片桐且元。片桐且元因此在自己的茨木城中坚守不出。*

* 在坪内逍遥的著作《桐一叶》中，片桐且元被刻画成对主子忠贞不渝、充满悲剧色彩的大忠臣形象。但实际上，片桐且元早就叛变了大阪方面，与江户幕府暗中勾结。

这样一来，大阪的丰臣氏便与关东的德川氏断绝了关系，战争一触即发。就连自制、镇定的德川家康听说终于要与大阪方面决裂时，都高兴得仿佛返老还童一般。幕府与大阪方面争相从英国商人手中购买大炮、铅弹等物资以做战斗准备。茶屋清次此时也与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兄弟四处奔走，将大阪方面烧毁二条城的阴谋报告给京都所司代。同时，后藤庄三郎也与大阪方面展开交涉。

大阪方面向自认为对己方有好感的大名发出檄文，请求支援，但江户幕府的牵制非常奏效，无人援助丰臣氏。结果，丰臣氏的主力就成了真田幸村、长宗我部盛亲、后藤基次等没落大名和浪人（也称“牢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天主教浪人。这些人据守在有“易守难攻的名城”之称的大阪城内，拼死搏杀，致使幕府军久攻不下，最终媾和。然而，德川家康以媾和为借口填平大阪城的“内濠”，使天下名城大阪城变为战斗力尽失的空城。在这一事件中，“老狐狸”德川家康的真实面目跃然而出。因此在1615年（元和元年）的夏季战役中，大阪方面只能采取对己方不利的野战作为主要攻击手段。尽管真田幸村等人英勇奋战，甚至两度击破德川家康的大本营，但至5月时，大阪方面终究不敌德川军，丰臣秀赖及其母淀君自杀于城中，丰臣氏至此灭亡。

德川家康任命外孙松平忠明为大阪城主，向其划拨摄津、河内两国十万石领地，用来复兴在战火中满目疮痍的大阪市区。包括“三町人”（指很早以前便与德川家康保持密切关系的尼崎又左卫门、为德川氏制造御用砖瓦的寺岛藤右卫门、管理工匠的大工头山村与助）在内的许多头领前来协助大阪的复兴，许多伏见城的町人也都迁居至此，大阪城的市区规模因此不断扩大。1619年（元和五年），幕府将大阪纳入直辖地，并设置大阪城代。江户幕府由此建立起统治西日本的据点。不久以后，大阪还成为日本全国的市场中心，在抑制各藩经济独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大阪城代与京都所司代都是仅次于老中的要职。据说代为了在西日本地区发生重大变故时可以不等幕府命令直接采取应对措施，大阪城会在赴任时就带着盖有将军朱印的白纸前往大阪。

《一国一城令》与《武家诸法度》

1615年6月，丰臣氏灭亡后的第二个月，江户幕府颁布《一国一城令》，下令除大名所在的“本城”外，辅助本城的“支城”一律拆毁。同年7月，幕府又颁布了《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这些举措实际上是想乘打倒大阪之余威，使朝廷和所有大名听命于江户幕府。上述两项法令均由德川家康的心腹、人称“黑衣宰相”的权贵金地院崇传起草，江户幕府对朝廷和大名的管控方针由此确立。《武家诸法度》对揭发大名和家臣的叛逆行为、修缮城堡的获批方式、严禁新建城堡以及参勤交代 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以期树立幕府法令的绝对权威。《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明确指出“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此条的目的是将天皇驱离政治圈，干涉公卿的尊卑次序，以武家和公卿的区分方式使“公武分离”。当时，公卿贵族和女官通奸事件频发，朝廷中不正之风盛行。江户幕府也是抓住这个时机采取了上述措施。从此以后，幕府便以该禁令为依据，任命公卿中的亲幕派为“武家传奏”，以此掌握朝廷内部情况，加强对朝廷的掌控。

德川家康之死

1616年（元和二年）4月，大御所德川家康去世，时年75岁。

传言称，一直在德川家康身边阿谀奉承的豪商茶屋四郎次郎曾对德川家康说鲷鱼天妇罗好吃，德川家康因此吃了过多的鲷鱼天妇罗发病而死。德川家康生前每日专心念佛，就是为了洗刷沾满双手的鲜血。但是看看他临终前的所作所为便可知道，德川家康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专制统治者——三池典太曾为德川家康打造过一把刀，德川家康命人用真人试刀。德川家康挥舞了几下血淋淋的刀，喜形于色地说道：“我要用这把大刀永远保护我的子孙。”随后，德川家康将此刀放在枕边，咽了气。此外，德川家康还曾对前来探望的大名说：“天下轮流坐，若德川秀忠不成器，你们中的任何人都可取而代之。”德川家康的这段话充分表现了他的自信。但与此同时，他又悄悄命令近侍：“关东皆是世代家臣，不必担心，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关西大名。我死后，在我的墓地朝西安放神像，以镇护西国。”

德川家康留下遗言，将其葬在久能山。不过德川家康死后，其心腹天海并未执行他的遗嘱。按照吉田流唯一神道 仪式，德川家康虽被暂时安葬在了久能山，但不久后，天海便称该做法违背德川家康遗嘱，强行将其改葬至日光山。之后，日光山上建起雄伟壮丽的东照宫，德川家康之魂被尊为“权现样”和“东照神君”。而且，德川家康的言行或被润色，或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甚至在其死后颁布的、与德川家康没有半点关系的政策和制度都冠以“祖法”之名，一直延续至幕末。

德川家康在骏府、江户、京都、伏见、大阪各地作为军费积蓄起来的巨额金银远超丰臣秀吉。传说，伏见城的金库大梁因承受不住金银的重量而被压断。德川家康虽然在生前已经分给儿子德川秀忠一部分黄金，但其死后剩下的黄金依然多达两百万两。德川秀忠将其中大约七十五万两分给血亲御三家 ，剩下的储存在久能山的金库中。自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起，这些黄金逐渐耗费在了救济穷困的大名、旗本，或应对天灾等非军事层面上。

德川家康的贸易政策

大阪之战的前不久，江户幕府对基督教的政策曾发生重大转变。德川家康死后，这一倾向进一步升级。德川家康执政时期，贸易与传教被分别对待。而此时，江户幕府为了禁教甚至不惜牺牲贸易。

德川家康一生对贸易非常执着和重视，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看看他积蓄起来的巨额金银，那就是他执着和重视贸易的结晶。但另一方面，德川家康作为封建统治者和佛教净土宗的信徒，又与丰臣秀吉一样，对基督教没有什么好感。德川家康之所以直到晚年都未曾真正镇压过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对日本政治、商业有利，因此对其酌情处理”[里昂·巴杰斯（léon pagès）《日本切支丹宗门史》]。基督教教义虽尊重主仆情谊，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对上帝的虔诚高于生死和俗世的义理，德川家康认为这与封建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同时，那些通过有效组织家臣集团来巩固藩国统治力的大名也存在同样的忧虑。特别是在关原之战后，进一步服从幕府的诸大名敏锐地察觉到幕府的意愿，强迫藩士和领地内的基督徒弃教，或将其流放。据某传教士的报告显示，1605年（庆长十年）日本国内基督徒达70万-75万人，其中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天主教浪人。因此，如果江户幕府下定决心禁教的话，便会促使丰臣氏与西日本大名联合组成反幕府势力集团。

德川家康直到晚年都对基督教的传教采取宽大态度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南蛮贸易”可以带来巨额收益。葡萄牙人自1557年在澳门设置据点以来，统一购入名为“白丝”的中国生丝和丝织品出口日本，然后从日本获取白银，以此长期垄断对日贸易。由于将军、大名、城市中的豪商对生丝、丝织品的需求量很大，因此葡萄牙商人可以单方面定价，获取的利润总在四至五成以上。对此，日本贸易商人中逐渐出现限制生丝购入价格的声音。丰臣秀吉在世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德川家康对此更为积极。这是因为，德川家康以御用丝的名义也在进行直接的生丝贸易，因此限制生丝价格对他来说是有利的。

1601年（庆长六年），朱印船贸易开通，中国生丝进口量增加。这对葡萄牙商人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且，朱印船贸易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也是因为德川家康。在这一制度下，每次航海时，幕府都要下发名为“异国渡海朱印状”的渡航许可，该许可可以保障朱印船在南洋各地的贸易活动。1604年（庆长九年）至1635年（宽永十二年）的32年间，开展贸易活动的朱印船贸易商达106人，派出的船舶达341艘。其中，日本人占83人，其中以京都的角仓了以、茶屋四郎次郎，大阪的末吉孙左卫门，长崎的末次平藏、荒木宗太郎等人为代表，京都、大阪、堺、长崎豪商占据大半，西日本的大名也有不少。

海上贸易的渡航地从台湾、澳门一直延伸到东自马鲁古群岛、西南至马来半岛之间的十八地。前往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的交趾、柬埔寨、暹罗、吕宋岛等地的朱印船甚众。留在以上四地的日本人还在当地建设了颇为繁荣的日本街。其中，山田长政从暹罗日本街的一介日本雇佣军队长成长为泰国诸侯国洛坤国国王、滨田弥兵卫在台湾与荷兰人争夺商权等故事格外著名。

在推进朱印船贸易的同时，德川家康为应对日葡贸易的形势变化，于1604年（庆长九年）实施了《丝割符商法》。在长崎奉行的监督下，遴选堺、长崎、京都颇具实力的町人十四人担任生丝贸易商人领袖，以他们规定的价格从葡萄牙商人处垄断采购生丝，再分配给西阵等日本国内各城市商人。以上便是该法的大体构造。不过，从南洋各地进口生丝的朱印船贸易商也会分得生丝，这些人占到朱印船贸易商的62%。因此，《丝割符商法》不但给葡萄牙商人造成重创，还在幕府加强城市上层町人管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1609年（庆长十四年），曾是天主教大名的有马晴信击沉葡萄牙船只圣母号（madre de deus），日葡贸易因此暂时中断。待三年后贸易重开时，日本已不见昔日繁荣的贸易景象，与西班牙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圣母号事件发生那年，德川家康在接见西属菲律宾群岛长官唐·罗德里戈（don rodrigo）时，曾故意表现出对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宽容，希望以此与西属墨西哥开通贸易，请求西班牙派遣熟练矿工赴日。然而，唐·罗德里戈对此事的态度极为冷淡。四年后，伊达政宗派遣家臣支仓常长前往罗马，其使命之一就是开拓德川家康所期望的日本与西属墨西哥的贸易。

然而对于葡萄牙、西班牙的商人和传教士来说，更加需要担心的另有其人。关原之战一触即发的1600年3月，新教国家荷兰的船只李福德号（liefde）漂至丰后。从船上下来的英国人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荷兰人扬·约斯滕（jan joosten van lodensteijn，日本名叫“耶杨子”）才是商人和传教士需要担心的敌人。特别是亚当斯，他给自己取日本名叫三浦按针，作为德川家康的外交顾问受到重用，在德川家康身边颇有政绩。德川家康跟随亚当斯认真学习几何学和数学，不仅让亚当斯制造欧式船只，还援助亚当斯开辟北方航路、直接与英国本土通商的计划。1609年和1613年，荷兰与英国分别在平户开设商馆。至此，日本全国各地均实现通商。荷、英两国与西、葡两国不同，前者是新教国家，不会在贸易的同时传教，这一点让江户幕府很放心。荷、英两国出口到日本的货物虽与西、葡两国大同小异，但销售的对象并不是日本的一般民众。面向幕府、大名时，他们出售保存武器所需的呢绒以及火枪、火药、铅等军需品，面对城市豪商时，他们出售呢绒、生丝、棉花、胡椒等商品。总的来说，这些商品的最大买家依然是德川家康。

开始禁教

在上述诸多条件下，葡萄牙、西班牙与日本的贸易活动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与此同时，与两国贸易密不可分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也是如此。这虽然与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在传教上的势力纷争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幕府愈发担心西葡两国对日本领土的野心。在国土安全方面，亚当斯等人也时常提醒德川家康。正如方济各·沙勿略 在信中所言，基督教传教背后，或多或少都隐藏着“解放”日本人灵魂，使日本臣属于罗马教皇，将日本国土和人民全部纳入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名下的意图。最让幕府感到不安的是，旧教国家葡萄牙、西班牙野心勃勃，试图殖民日本，并与丰臣氏为首的反幕势力联合，威胁尚未站稳脚跟的统一政权。

因此在消灭丰臣氏之前，幕府必须打击基督教众多宗派中的核心部分。1613年（庆长十八年）12月，幕府下发由崇传制定的传教士驱逐令。当时，驱逐令仅限于幕府直辖地，但很快就在翌年推广至日本全国。除传教士外，被丰臣秀吉流放、投靠加贺前田氏的天主徒大名高山右近也是在此时被流放吕宋的。当时的基督教信徒人数已增长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就连德川家康骏府宅邸的侍女中，也出现了十分虔诚的基督徒。

一直执着于贸易利益的德川家康死后，幕府的禁教力度以及对基督徒的迫害越发激进起来。1614年（庆长十九年）至1635年（宽永十二年），大约有二十八万名日本信徒被处刑。他们遭受到的残酷迫害绝非语言所能表达的。1622年（元和八年），藏在西班牙商船中偷渡至日本的两名传教士以及各派基督徒55人被火炙或斩首，这就是著名的“元和大殉教事件”。1624年（宽永元年），德川家光出任将军的第二年，50名基督徒在将军脚下的江户被处以火炙刑。在九州的有马地区，领主松仓重政的迫害尤为残酷。他首先会在信徒的额头和脸颊上用烙铁烙上“天”“主”“教”三个字，然后穴吊 、沉海，或将其扔进岛原半岛云仙岳的温泉中。

到了这一时期，基督教已从日本的东北地区扩张至虾夷地，并在被剥夺中世特权的地方豪族、承担沉重赋税的贫农、苦于奴隶劳动的矿工之间生根发芽。一开始，日本人对基督教就像天主教大名那样，只是出于贸易利益，在表面上信奉基督教而已。但是到了此时，这种信仰已经与反权力意识相结合，变成了民众的信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一时期天主教大名争相背教，接受幕府命令疯狂镇压基督徒。随着迫害的加深，虽然也有信徒弃教，但许多信徒还是以“组”或“讲”（类似于互助会）为根据地，全村死守信仰。在“若抵抗被杀，则不会沐浴在殉教的荣光中”的信条下，信徒恪守决不抵抗原则，任由他人斩杀。自庆长末年起，幕府命令寺院为改宗的基督徒提供证明。至宽永初年，幕府又想出“踏绘”的方法，同时还在町和村以五户为一组，互相监督和检举。

踏绘，摘自西保尔德的《日本》

幕府官员命令民众踩踏基督或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拒绝踩踏者即被视为基督教信徒。

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天主教徒，幕府对贸易的限制也在随之加强。1616年（元和二年），与禁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英国、荷兰商船也被禁止在长崎、平户以外的港口靠岸，两国在日本内陆的商业通道被阻断。尤其是此前一直萎靡不振的英国干脆在七年后退出了日本。该措施是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茶屋氏等幕府官吏和一小部分担任代官的豪商提出的建议。随后，幕府又进一步对朱印船贸易进行限制。1633年（宽永十年），除朱印状外，没有老中奉书 的商船也被禁止出航，朱印船贸易商因此大幅减少。这样一来，朱印船贸易就被茶屋氏、角仓氏、末吉氏等与幕府保持特殊关系的豪商，以及英国人三浦按针等七人垄断。在丝割符制度方面，除堺、长崎、京都三地外，江户、大阪两地商人也被纳入其中，并加强了管控的力度。到了1635年（宽永十二年），包括持有老中奉书的船只在内，所有日本船只和日本人都被禁止渡航，居住在国外的日本人也被禁止回国，违反此令者将被处以死刑。翌年，幕府在长崎建造出岛以隔离葡萄牙人，禁止他们除贸易以外的一切交流。

岛原之乱

为了彻底禁教，幕府在牺牲贸易和日本人海外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637年（宽永十四年），幕府以岛原之乱为契机彻底闭关锁国。

岛原之乱实际上是农民基于反封建意识的信仰，通过奉行该信仰的组织向反抗幕藩权力的组织转化的产物。被纳入幕府统治的肥前岛原城主松仓重政、天草城主寺泽广高为加强藩的权力对农民强取豪夺，是引发岛原之乱的直接原因。岛原领地的产量仅有四万石左右，但松仓重政却在修建江户城等工程中，主动申请承担相当于十万石的课税。他还向幕府呈上远征吕宋（日本天主教徒的根据地）的计划，博得幕府的信任。然而，松仓重政将其中产生的所有负担转嫁到领地的住民身上。至松仓重政之子松仓胜家时，不但原有的税收越来越高，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新设税种。住民一旦无法缴清税收，不论庄屋（名主在关西地区的叫法）、村民，一律捉其妻儿为人质，动用水刑，或为其穿上蓑衣，用火烧死。人在蓑衣中被烧得满地打滚的样子，甚至被戏称为“蓑衣舞”。

与岛原隔海相望的天草是日本基督教的草创之地。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长、天草种元门下的许多浪人对强制推行兵农分离、剥夺他们地方豪族特权的天草领主寺泽氏抱有强烈不满。他们奉同为小西浪人、担任庄屋的益田好次之子益田四郎（又名“益田时贞”）为“降临的上帝”，煽动连年歉收、困窘无助的农民发动起义。据说起义军的人数达到了两万五千人。他们占据荒废的原城，期待着只有基督徒才能获得拯救的“末日”，与十二万幕府军展开英勇的战斗。*

* 因主帅板仓重昌战死，幕府慌忙派遣老中松平信纲赴前线指挥。松平信纲采取切断粮道的策略，令荷兰军舰由平户回航，从海上炮轰敌营，最终攻陷原城。

岛原之乱让幕府再次认识到了基督教的威胁。但是，幕府并没有意识到，岛原之乱实际上是农民反抗集中强化的封建统治的战争，只是对外宣称这是天主教徒的阴谋。反而是罗马教皇看清了事态的本质，他拒绝将起义中被杀害的教徒列入殉教者之列。岛原之乱后，幕府于1640年（宽永十七年）设置宗门改役 一职，进一步加强对幕府领地内基督徒的搜捕力度，同时又严命各藩效仿幕府。

基督教信徒改信佛教的政策虽然早已实施，但此时这一政策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所有人都必须依附于檀那寺 ，接受寺院开具的佛教徒证明。檀那寺管理的“宗门人别改帐”上登记了该町或村的檀家 所有家庭成员的姓名，当檀家有人出生、死亡、旅行、结婚、外出奉公时，必须向檀那寺汇报。江户时代的寺院通过这样的“寺请制度”，对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干涉，充当了江户幕府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

闭关锁国的完成

以岛原之乱为直接契机，江户幕府的闭关锁国体制彻底完成。1639年（宽永十六年），葡萄牙船只来航被全面禁止。1641年，荷兰人取代葡萄牙人被转移至出岛。随着日葡贸易和朱印船贸易的中止，不断有贸易商人（担任幕府官吏的豪商也包括在内）的海外巨额投资化为乌有，地位也随之没落。荷兰和中国虽然取代葡萄牙成功垄断了对日贸易，但这些贸易依然受到“丝割符集团”的极大限制。许多日本人被驱至海外，一生无望回到祖国，他们的悲叹正像阿春缠绵悱恻、思念故土的书信一般，至今仍然刺痛着日本民众的心。

江户幕府担心旧教国家以布教为手段吞噬日本领土，这才是幕府下定决心闭关锁国的直接原因。这时，幕府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幕藩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征收最为重要的商品——大米为赋税，阻断农民与商品经济之间的联系。随着幕藩体制的建立，幕府已经没有必要再通过默许传教的方式来获取贸易利益。不过，闭关锁国并没有根绝日本人的基督教信仰。直到江户末期，仍然有许多秘密信奉基督教的教徒被检举和揭发，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闭关锁国的影响

闭关锁国对内使江户幕府维持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霸权统治，对外又在荷兰商人取代葡萄牙、英国商人，垄断日本乃至东洋贸易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另外，江户幕府用国际上的孤立换来的国内和平也催生了国内产业和独特的城市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要想确立幕藩体制，闭关锁国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然而从结果上看，闭关锁国使日本被世界远远甩在了身后，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幕府虽然可以通过荷兰商馆馆长每年提交的《荷兰风说书》大致了解世界形势，但直到幕末开户时，一般民众都像“被密封起来的木乃伊”一般，对世界一无所知。他们的世界视野变得狭窄，秉性变得消极，“岛国根性”也由此形成。虽说日本国内的产业得到了发展，但这些产业并未充分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商品流通也几乎限制在日本国内市场。虽然独特的城市文化有所兴起，但由于市民追求理性的精神思想被严重压制，因此这种文化中的颓废性也根深蒂固。同时，取而代之兴起的国民文化也停滞在了萌芽状态。

四、“庄屋仕立”的确立

幕府领地的增加与分配

闭关锁国之路同时也是幕府的全国统治之路。正如大阪之战被称为“元和偃武”，此时大规模反幕府战乱已被根绝，幕府对大名的统治也相应轻松起来。以战争为由消灭大名的案例已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名因触犯《武家诸法度》或《末期养子禁令》（禁止临终前收养子的禁令）而被剥夺领地。截至1650年（庆安三年），因战争以外的原因被剥夺领地的大名达105家，约115万石，被减封的大名达16家，约31万石。幕府用没收来的庞大领地加封大名，以奖赏他们对将军的忠诚，或直接将其充作幕府领地。

以元禄时期大名的微小调整为界线，幕府领地此后达到饱和。如下表所示，幕末以前，郡代、代官所管辖的天领与幕府委托各藩管理的“预所”总量虽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500万石左右。如果以全国总石高约3 000万石来计算的话，那么幕府领地便占到总体的16%。如果再加上旗本领地，幕府领地便可达到700万石左右，占全国总石高23%以上。

从分布情况来看，文化初年，包括预所在内的幕府领地约500万石，其中关东地区102万石，近畿地区80万石，东海道地区76万石，北陆地区174万石，中国地区46万石，四国、九州地区22万石。除幕府直辖地关东地区、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近畿地区、连接上方与关东的要地东海道地区分布较多外，大米产地北陆地区也占到幕府总领地的35%。这是因为，大米是赋税的主干部分，也是最大宗的商品，江户幕府对此极为重视。

而且，幕府领地遍布全国，用“犬牙交错”一词形容再恰当不过。这些领地在统治大名、神社、寺院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幕府领地的农民比私有领地的农民更有优越感，在诉讼中也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这也是幕府统治力量深入各个角落的表现。然而，幕藩体制崩溃阶段，幕府领地在全国各地犬牙交错的分布，反而成了幕府难以掌控农民的原因。比如早在享保年间，将军及以下幕阁首脑中，竟无一人知道能登地区还有一万四千余石的幕府领地，所有人都以为能登地区全都是加贺藩的领地。

幕府官制的完善

与充实物质基础并举的，是幕府对官僚机构的完善。江户幕府的政治结构被称为“庄屋仕立”（出自《文会杂记》），这种政治结构是对德川家康在三河担任大名时期的政治制度的完善。实际上，江户初期的大名也都采用了这种制度。可以说，这是军队组织结构原封不动地延伸至日常政务中的表现，军事编制中的“番组”也成了幕府政治机构的核心。德川家康、德川秀忠时期，老中、若年寄等相关官制尚未建立，充任德川家康侧近的是被称为“家老”“年寄”等自三河时期以来追随其左右的谱代大名和门阀代表。大久保忠邻、酒井忠世、土井利胜等人即是如此。特别是在德川家康时期，除上述谱代大名外，天海、崇传、林罗山等僧侣、学者，后藤、茶屋、长谷川等担任代官的豪商，甚至还有外国人三浦按针等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了德川家康多元化的侧近势力。这种现象颇具战国时代的遗风。不过除谱代大名外，德川家康的身边还有像本多正信这种出身背景、人品秉性不明，从架鹰狩猎的差役一路发迹的人，他们的历史活动同样是值得关注的。此外，受到器重的还有伊奈忠次、大久保长安等担任大代官、国奉行的农政官僚，他们在财政、民政领域也都颇有建树。在官制分工尚不明确的阶段，为了获得将军的个人信任，近臣之间难免发生对立。本多正信与谱代大名大久保忠邻对立。本多正信抓住大久保长安（受大久保忠邻庇护）的把柄，致使大久保忠邻受到牵连被流放。该事件就是侧近之间勾心斗角的案例。

德川家康死后，谱代大名的势力逐渐增强。与此同时，老中、若年寄、大目付、目付、三奉行（寺院神社奉行、江户町奉行、负责会计业务的勘定奉行）等幕阁官制和职务内容也在1635年（宽永十二年）大致确立了下来。此时的幕府之所以在政务上实行每月交替轮值和合议制，就是为了像德川家康时期那样，防止部分近臣专权。但即便如此，大臣内部仍有对抗之势。比如，将军近侍、直接归将军管理的家臣，同时又兼任若年寄的小姓组番头（将军护卫队队长），与前代遗臣的谱代大名所掌控的老中集团形成对立之势。上述幕府官制的初步完善与同年进行的《武家诸法度》的修正和强化，以及《诸士法度》的颁布相辅相成，使将军在面对同门、家臣、大名时占据绝对优势。这表现在《武家诸法度》明确规定了大名参勤交代的日期、《诸士法度》限制了旗本对封地“知行所”内的农民的统治权等方面。几乎在同一时期，旗本、御家人对幕府承担的军役内容也确定下来。根据法令，旗本一共要出动六万兵力，加上御家人出动的一万七千兵力，则达到“旗本八万骑”。此时，幕府已经达到了四十个大名联手才能与之抗衡的地步。

宽文年间，幕府官僚组织中的身份等级秩序确立，亲藩 、谱代、外样等各大名的门第也固定了下来。与此同时，官员的职位、权限进一步细化，谱代大名中的部分门阀子弟也因此垄断了幕府的政权要津。独掌朝政、有“下马将军” 之名的大老酒井忠清即是如此。不过，由于这一倾向威胁到了将军权威，因此至天和、元禄年间，为加强将军专制体制，幕府从侧近的年轻家臣中选拔侧用人，并以侧用人为中心逐渐完善封建官僚制度，谱代大名的势力也因此暂时被压制下去。

除上述措施外，幕府对全国商品流通的统治权也是其成功统治全国的一项举措。闭关锁国后，日本国内的商品流通得到发展。自德川家康以来，大阪便承担着江户的巨大消费，这也是德川家康的军事考虑。基于该政策，幕府推动以直辖城市大阪为中心的市场圈的形成，并在这些直辖城市的新兴商人中组建垄断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来掌控物资的供给需求和价格。1667年（宽文七年），禁止各藩银币流通的法令一经颁布，各藩的经济独立性便被彻底斩断。该法令甚至还强制覆盖全国市场，从这一层面来说，各藩也必须从属于幕府的统治。

上述一系列基本政策的巧妙实施，构建起了江户幕府稳如磐石的统治地位。毋庸赘言，这些措施均是对织丰政权措施的原则性继承。由于德川政权的根据地关东地区农业生产落后，商品经济滞后，因此这使江户幕府的权力结构具有相当的“反动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这一点也造就了幕府长期执政的可能性。可以说，江户幕府的建立在本质上是对日本自战国时期以来分权的封建制度的统一，是封建王权的确立。不过，这个封建王权的框架中依然残留着日本古代的遗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