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经济的组织与进展
古代经济的组织,以历史上的残影来推测,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为部落社会或是氏族社会的经济组织,二为封建政治或是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三为资产阶级或是小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不过讲到经济的组织,与生产的方法和生产的工具,都有很大的关系。生产的方法最早是渔猎,以次进为畜牧、农业、工商业。生产的工具,最早为石器,以次进而为铜器,为铁器。以上的分期,也都是一种大略的说法,绝不是某一时期过了,又才进为第二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与他一个时期同时并存,只能在这个中间分一个主要与不主要而已。中国古代的经济,在有史以前,大概都是一种渔猎生活,是一种天然自足的经济,还没有什么叫做生产。殷代的情形,就卜辞来看,有渔猎,有畜牧,也有农业,也有工商业。但是依近人的研究,殷代的生活,大致是以畜牧为主。因为当时的家畜,已经很发达。祭祀时候所用的“牲”,其种类已备有牛、羊、犬、豕,《殷墟书契考释》说:“其牲或曰大牢,或曰小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殷墟书契考释》卷下,第六十—六十二页。)以外还有用马和用鸡的痕迹,而一次用牲的数目,多至三百四百:
贞:鬯,御牛三百。(《殷墟书契前编》卷四第八页)
丁亥,卜□贞,昔日乙酉, 箙武御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口。(后编卷上第二十八页)
畜牧的繁盛,可以想见。并且那时为刍牧而发生的牧田很多:
土方牧我田十人。(《殷墟书契菁华》第六页)方牧我西鄙田。(同第二页)
方牧我示桑田七人五。(同上)
也可以证明那时是一种畜牧社会的生活。卜佃猎的,在卜辞里虽然很多,依上面这种情形来看,大概是沿袭从前游猎的遗习?这种田猎的习惯,在后来都仍然存在,《左传》里还可看见。农业还在初期,因为殷墟文字中的农字和藉字,都和初期农业社会所用的工具和方法相同。比如:
《本草纲目》卷十说:南方藤州以青石为刀剑,如铜铁,……国人垦田以石为刀,长尺余。(《本草纲目》卷十,此据日本《史学杂志》第三十编第七号林泰辅《由支那古代石器玉器所见的汉民族》转引。)
《北史·东夷传》:琉球国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水灌,持一锸以石为刀,长尺余,阔数寸。(《北史》卷九十四,第十一页,光绪上海刻本。)
可见初期农业民族所用的工具,是石刀和石锸,所用的方法是火田法。殷墟的农字作或,也有作。农字所从的、,是古石字。所用的耕具,大概还是石器。藉字作,所持的大概就是石刀,或是石锸。农字从林,殷墟文字有“卜焚”的话,就是先选草木茂盛的地方,用火烧了来为田的火田法,这都是初期农业的现象。工业在石器时代就有,不过仅是土器、石器、骨器,殷代已经有了铜器,大致已经入了青铜器时期。商业也已经开始,因为他有用贝的痕迹。殷墟文字已经发现珧制的贝,又在殷金文中也有锡贝的文字。比如:
阳亥敦阳亥曰:遣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对厥休,用作父丁宝彝。(《愙斋集古录》卷七第八页)
伐□鼎丁卯,王令俎子会西方于相。惟反,王
赏伐□贝一朋,用作父乙鼎。(同卷六第五页)
用贝的来源,有人说是由于渔猎民族与畜牧民族的一种货物的交易。货贝是渔捞民族所有的财产,牛马是牧畜民族的一种家财,后来财宝一类的字都从贝,物件等字从牛,原来货和物同义。其后贝以比较轻便,渐渐用作交易上的价值公准。两个字的含义,虽各不同。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商业的起源,就在渔猎到畜牧一个交代时间发生。不过殷人用贝,至多不过十朋,不像《诗经》里说“锡我百朋”(《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之一,第十六页。),可知那时工商业,都还没有占到社会生活上的大势力。总之,殷代是一个由畜牧到农业的社会生活。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他们的经济组织。在完全是畜牧部落的时候,他们的经济组织,大概是公有制?就殷民族和土方、方(方就是国)互争牧田的情形来看,牧田大概还是一个部落所共有?
王固曰:之求其之来㛸竖,三至九日辛卯,允之来㛸自北,妻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菁华》第二页)
王固曰:之求其之来㛸,三至七日己巳,允之来㛸自西,友角告曰:方出牧我示桑田七人五。(同第一页)
㛸是王遣出的保护牧田的侦探,牧田大概是归部落公管。这个以前,我们叫他为部落社会的经济组织。至于殷人末期的农业社会,上面引的金文,已经有“锡贝三朋、臣三家”的话,似已有私有的财产?土地的分与,或也已渐转为国有。国有制是贵族政治的经济组织,周代完全是如此的。实际土地是王和贵族所有,工作的农民,只有使用土地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他所收获的东西,要拿一大部分供养坐食阶级的贵族。这种经济组织,和奴隶制是相伴而生。殷人已有奴隶,大概这种经济组织,已经开始了。周代是以农业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似乎用不着再说。但是也并不是没有畜牧,比如《小雅》的《无羊》说: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餱。三十维物,尔牲则具。……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同,卷十一之二,第十二页。)
就是专门以牧畜为生。但是这是贵族的大人们所经营的私有产业,就是到了秦汉《史记·货殖列传》也还在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页。)实际到现在,中国北方仍然大致是如此,不过不能和农业相比就是了。这个时代,土地的分配,是由王以一部分给他的诸侯,《鲁颂》所说“锡之土田,山川附庸”(《十三经注疏·诗经》卷二十之二,第五页。)便是。诸侯又给一部分与大夫,就是大夫的食邑。所以土地都是贵族所有,农人没有一种自由的生产。昭三年《左传》齐国的晏平仲说:
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同,《左传》卷四十二,第十页。)
晋之叔向也说:
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同,第十一页。)
农人在贵族政治下所受的压迫,也可想见。讲得最好的,是《小雅》的《甫田》。他前面说“我取其陈,食我农人”,又说“我田既臧,农夫之庆”,又说:“曾孙不怒,农夫克敏”。可见农人实际,等于贵族的农奴。后面又说:“曾孙之稼,如茨如粱;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同,《诗经》卷十四之一,第一—十二页。)又可见农业的生产力,在当时似乎已有特别的增加?这一个问题,与铁器的发明,大有关系。铁字最早见于书籍,《禹贡》梁州所贡的“璆铁银镂,”(同,《尚书》卷六,第十九页。)但是《禹贡》已是战国以后人的作品。其次是《管子·海王》篇的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车辇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管子》卷二十二,第一页。)
但是《管子》一书,又是战国末年所作。再其次是《左传》晋国的赋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虽是战国中世的作品,这个铁的刑鼎,似乎不会很假?大概是春秋以前,确已有铁了。又据《国语》叙《管子》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国语》卷六,第九页。)有人说美金是钢铁,恶金是熟铁和钢铁的粗制品,(日本国史讲习会《考古学讲座》第六卷,第十三页。)这个说法,不大很确。大概与《海王》篇对照,恶金或者就是铁?铁的用为耕器,大致比较的早。其铸为兵器,则在战国时才偶有之。比如《墨子》的“铁砆”《荀子》的“铁釶”(《墨子间诂》卷十四,第四十四页。又《荀子》《集解》卷十,第七页。)《周颂·臣工》说:“命我众人,庤乃铁鎛,奄观铚艾。”《良耜》也说:“伊纠其鎛斯赵以薅”(《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九之三,第十七页。又卷十九之四,第九页。)铁鎛铚,都是金属的农器。这种金属是否是铁,还不能定。《考工记》说:“段氏为鎛器。”又说:“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又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则镈当为金锡的合金。但他又说:“吴粤之剑。”(同,《周礼》卷三十九,第四—六页。)而后来之《吴越春秋》说:“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吴越春秋》卷四,第三页。四部丛刊本。)《越绝书》也说:“欧冶子、干将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第十一,第一页。汉魏丛书本》。)这虽是后来的传说,但他们都认吴越之剑为铁制。不过《荀子·强国》篇说:“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荀子集解》卷十一,第一页。)仍然认为金锡的合金。或者古来铁已有了,只是认为金锡的一种,在最早更止有一个金的名称。《周颂》的铁镈,或者已经是铁的农器亦未可定?不过《周颂》的时代,我疑为东周时祭祀之乐,就是果真铁已发明,也不会十分很早。《公刘》有“取厉取锻“(《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七之三,第十三页。)的话,似乎与段氏为镈器有关。但是《费誓》说:”锻乃戈矢,厉
乃甲兵。”(同,《尚书》卷二十,第七页。)锻与砺,仍然是相近似的物质,不能为发明铁器的证佐。我以为铁的发明在春秋以前,至早在东西周之际。这一个时期,因为铁的发明,农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生活渐渐趋于复杂,工商业因之发达,而贵族政治也就趋于崩坏,贫富阶级,因以开端。《小雅·大东》说: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同,《诗经》卷十三之一,第十页。)
这几句诗,很能表现贵贱阶级与贫富阶级交替时代的精神。《小雅·正月》说:“哿矣富人,哀此惸独!”(同,卷十二之一,第十七页。)这是富人阶级已起来了的明证。这中间的枢纽,最重要的,还是工商业的发达。太史公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页。)
这时候一部分狡猾的份子,都往工商业上走了。《郑风》上说的: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四之四,第九页。)
以及《陈风》上的:“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婆。”(同,卷七之一,第五页。)这一些时髦女子,差不多就是太史公说的: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履,目挑心招,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页。)
这都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因此而一般农人,也受了牵动,开始不承认贵族的土地所有权,于是大骂一般贵族说: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十三经注疏·诗经》卷五之三,第十一页。)
坐食阶级,已经渐渐不能立足。以后的土地所有权,便逐渐转移于人民之手。以后一直到战国,都是商人占势力,而人民大部都生活于此辈富商或是由富商变成的大地主的宇下。因为这种关系,社会上的经济权,一概操于资产阶级之手。我们可以叫他为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这是古代经济变迁的大势。他与荀子的关系,以下再分段细说。
二、荀子思想与当时商业的关系
从春秋以来,社会经济因为商业的发达,完全集中于一般富商,或是由富商变成的大地主。昭十六年《左传》说:
(韩)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财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同,《左传》卷四十七,第十七—十九页。)
郑国的商人,大概就是从前征服的商民族,由周室分配给郑国的。例如定四年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之类。(同,卷五十四,第十五—十九页。)但是他们的时代,已经是宣、幽之际,地位比从前稍已不同。郑国是人口较密的地方,大概土地也不够分配,于是保护他们经商,不过他们有了政府的保护,又恰合了时代的潮流,发展更觉容易。大概郑国是商业首先发达的区域。到春秋中年,商人弦高已经在政治上建立功劳。其次是晋国。叔向已说:“绛之富商,……能行诸侯不贿。”(《国语》卷十四,第十一页。)皆可为商业逐渐发达之证,据太史公说:“故齐冠带衣履天下。”(《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一页。)似齐国也早已就成为工商业的中心,虽然说是从太公以来就已发达的话,未必可信;但是春秋末年的陶朱公也是在山东的陶(定陶),三致千金。
《史记·货殖列传》: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同,第二页。)
又子贡也是“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后来至于“结驷连骑,……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同,右。)大概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是最早商业发达的地方。到战国以后,由商人变成的大地主的更多,比如“猗顿用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同,第三页。)吕不韦以阳翟大贾,至为天子的假父。(同,卷八十五,第一—三页。)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富商都已成为经济的中心。一般贫民,都沦没为富户的私奴。
《史记·货殖列传》:白圭,周人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又说: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同,卷一百二十九,第二页,又第八页。)
而奴隶至于变为家财的一部,所以太史公说:
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此亦比千乘之家。(同,第七页。)
大概这时候社会上有两种人是最有钱的。一种是由一个无赖,先夺取政权,而后致富的。比如苏秦、范雎一流的人物。中间也有一部分本是贵族,如孟尝、信陵四公子之徒。这就是太史公所谓“封君”,所谓“千乘之家”。再一种就是纯粹的大富商、大地主,太史公所谓“素封”,所谓“亦比千乘之家”的人物。这种富厚,都是由智力竞争而来。这种背影,与荀子的思想,以很大的影响。荀子讲政治,专从物质的分配出发,可以知道当时分配不均,是社会经济上一个重大问题,因此而引起生活的不安,争夺的剧烈,便从这里发生。这种现象,在春秋末年的孔子,已经觉悟。所以他说:
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十三经注疏·论语》卷十六,第一页。)
荀子对于这一点也已曾感觉。所以他说: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于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执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荀子集解》卷六,第一页。)
这就是说的一种知愚的竞争。他对于这种现象,感觉很不好,所以他又说:
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
争之祸矣。(同,右。)
因此他便想出一个“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大办法,要节制他们的自由竞争,使起他们各安本分。再看他说的“分”,是些什么?
一、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同,卷二,第十三页。)
二、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同,卷五,第二页。)
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同,卷六,第二页。)
大概共有五种标准:(一)贵贱,(二)贫富,(三)长幼,(四)知愚,(五)能不能。除长幼一种,是他的人道主张以外,贵贱和贫富,就是想维持我前面所说的“封君”和“素封”两种人物的权利。知愚能否,更是这种智力竞争的原动力。所以荀子实际并没有反对这种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只想将就这种现象之中,略加以等级的限制,使有一种固定的性质,免除以后的竞争。所以他说: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同,右。)
实际是想假政治的力量,维持已有的经济组织。他的目的,仅在防止以后的争乱。所以他对于墨子的节用主义,以为不近于人情,没有得着当世的症结。
《富国》篇: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同,第五页。)
他这种经济思想,固然是近于一种保守主义的精神,却也有一部分的真理。但是荀子又是一个主张重农轻商的人。看他说: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与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同,第二页。)
又说:“工商众则国贫。”(同,第八页。)他是否已经明了这种经济组织的成立,是由于商业的关系?因为他在这方面讲得过少,我们还不敢十分决定。但是他已经感觉得这时候商业的过于发达,这是一种事实。凡是讲重农主义的人,都带有贱商的色采。孟子说:“征商自此贱大夫始矣。”(《十三经注疏·孟子》卷四下,第七页。)固然他是专门排斥重利的人,还不是一种社会的眼光,却也已经带有贱商的意味。后来一派法家,对于工商非常的排斥。
比如《商君书·农战》篇说:
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商君书》第三页。)
《韩非子·五蠹》篇也说:
(上略)……“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韩非子》卷十九,第五页。)
都认工商为游食之民,所以后来秦汉都有贱商的法律。比如秦始皇的“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卷六,第九页。)《汉律》的“唯贾人与奴婢倍算”(《汉书》卷二,第二页。)都以商人与罪人奴隶为伍。这固然是后来的事情;但是这种贱商的趋向,是从战国发生,荀子已经受了影响。虽然他们是贱商,实际是表见商业的逐渐发达,使起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农业,受了一部分的摇动,这很可以说明当时社会上经济的状况。荀子的分配论,和轻商的表示,都是这种潮流中间自然表现出来的一种意识。
三、荀子思想与当时农民的生活
贵族政治下的农民生活,由我前面所叙的来看,其情形自然是很苦的。社会组织变更以后,农民的生活,应当比较的可以自由。但是因为商业发达的关系,人民生活比较从前繁华,而农人在经济上的势力,绝不能与商人相抗。于是一部分完全失败了的农民,自然的沦为富商或地主的私奴。正是太史公所说的: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第六页。)
其情形恐怕比以前还不如了。以外大部的自由农民,虽然勉强支持,其所受的经济上的困难,也就可想。并且以外还有二种重大的痛苦:一是政府的苛敛。当时的政府,因为竞争的关系,费用加增,不能不多备点财赋,于是专在农业、商业上加税,以要求一时的胜利。从前周人对于农民的征税,大概是用一种“彻”法?《大雅·公刘》所谓“彻田为粮”,《崧高》说“彻申伯土田”,《江汉》说“彻我疆土。”(《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七之三,第十一页。又卷十八之三,第六页又卷十八之四,第十五页。)
《论语》: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同,《论语》卷十二,第四页。)
孟子也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同,《孟子》卷五上,第七页。)孟子所说夏殷之制,都不可信。大概是周代东方另外两种民族的制度?当时各国的制度,都不相同,便是明证。这几种制度的内容,说法很为复杂,这里不能多说。大致可认为什一的税制。这种制度,大概在春秋时候,已经废去。鲁国已经改行了一种什二制,这种税制改定,恐怕不仅鲁国为然?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梁任公先生说,是什一之外,另加了一种iandi tax。(《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九十四页。)《论语》说的什二,大概就是兼此而言。后来哀公十二年,又改行用田赋的制度,将一种属人的课税,也加入田亩税的中间,于是农民的负担更重。从前在贵族政治下的农民,虽然有一部分做了贵族的农奴,比如《大雅·瞻卬》所说: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十三经注疏·诗经》卷十八之五,第八页。)
便是因为他的农奴,被人所夺去而发表的怨诗。但是直接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似乎比较后来还较好些?差不多可以说是农民的生活,一时不如一时了。这一方面是由于贵族的食邑太多,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费用的激增,可以说是到了贵族政治的末路。但是到了春秋末年以后,贵族政治可以说是差不多结束了。农民的负担,在理应当减轻,在实事上不但是改轻没有希望,反而一步一步加重。我们看墨子说:
今天下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藉敛厚,民财不足,冻馁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间诂》卷六,第三页。)
孟子也说:“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十三经注疏·孟子》卷十二,第六页。)可见当时的聚敛,是一种时髦的政策。怪不得孟子要责备邹穆公说: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同,卷二下,第九—十页。)
当时的儒家,早已觉得这种现象,所以孔子骂冉求说: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同,《论语》卷十一,第六页。)
有若也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同,卷十二,第四页。)这是儒家提倡的足民政策。荀子对于这方面,也极力的提倡,想以唤醒当时一班的时君。所以他说: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将以取富而丧其国,将以取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荀子集解》卷六,第八—九页。)
这一段讲得非常明白痛快,足以为当时一般政府的棒喝。他更骂着说: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
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同,第四页。)
我前面说过,这时候的加税,商业上也是一样。不过商人不会受损失,损失的仍然是一般需用货物的农民,这是普通的现象。这时候农民生活的困难,可以大概明白了。二是战争的影响。因为战争的激烈,人民的征发不时,就有产业,也不能耕作。所以墨子说: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间诂》卷五,第三页。)
尤其是《老子》书上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道德经》上,第十四页。)最为简明。人民处在战国的时代,其所受的损失和失业的痛苦,真是不堪设想。所以孟子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十三经注疏·孟子》卷一上,第七页。)
其实当时一般农民,那里有这种生活的希望?荀子在这方面的意见,与孟子相同,所以他也说: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集解》卷五,第七页。)
在这种思想的反面,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的实在情形。所以荀子认为“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乱,乱伤之也。”因为上面叙的这两种现象,荀子于是主张: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与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同,卷六,第二页。)
这也可说是就是荀子的生产论。荀子生产论的全部,虽然是“节用裕民”四个字: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 (同上)
实际他的节用,与墨子的节用不同,是一种分配之中,而兼含有消费节止的意味。纯粹的生产,就是裕民政策。所以他又说: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 (同,第四—五页。)
末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可注意的,就是孟子对齐宣王说: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计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唯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十三经注疏·孟子》卷一下,第七页。)
他似乎是感着当时的土地都为富商和大地主所霸占,农民的土地不够生活,很有主张土地另行支配的色彩。荀子虽然主张定分,他所谓分似乎仅在消费方面,就是他所谓“节用以礼”的主张,并没有感觉农民土地不足生产的现象。这一点或者是由于战国末年户口的减少,比如长平一战,所坑的降卒就是四十万,(《史记》卷五,第十三—十四页。)其余十万、二十万的次数很不少,当时人口的减少,或者是一种事实。再不然就是因为他是承认这种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而又觉得土地的生产,可以人力培养,使之增加,所以对于这方面不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