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日　因帝国议会的休会，东京市内暴徒闹事，遂有发生在新闻社及巡警派出所等地的烧砸事件。

二月十四日　川端玉章[132]殁。

二月二十日　东京神田三崎町大火，焚毁家屋达二千五百余户。

三月三日　静冈县沼津市大火。

三月二十八日　布莱里奥（扑翼）式飞机在埼玉县上空飞行途中坠毁，此乃国人飞行员首位牺牲者。

五月三日　美国加州议会通过了禁止日本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法案。

五月四日　函馆大火，焚毁家屋二千余户。

六月三十日　《国际无线电信条约》公布。

七月二十四日　演员市川九女八殁。

七月三十日　歌人伊藤左千夫殁。

七月三十日　竹本大隅太夫殁。

九月二日　冈仓觉三殁。

九月四日　足尾矿毒事件的志士田中正造殁。制糖业者铃木藤三郎殁。

九月七日　富豪若尾逸平殁。

九月二十二日　仙台东北大学开校。

十月十一日　政治家桂太郎[133]殁。

十一月二十二日　公爵德川庆喜[134]殁。

十二月二十三日　立宪同志会结党式于上野精养轩举行，以加藤高明[135]为总理。

内山完造二十八岁。大约是二月十二日（？）吧，我一个人去做礼拜，照例坐在最后排的椅子上。因为那段时间总出《号外》，每次店里都会过来喊我，坐后面移动起来方便些。加上今天来得有点晚，当然只能坐在后面。这时，我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不禁看得目瞪口呆：暖炉附近，端坐着一位平时在教会中绝不可能见到的妇人。刚好彼时，我看了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说东京名妓、赤坂的万龙跑到了灵南坂教会的网岛牧师那里。一瞬间，我甚至想到该不会是赤坂的万龙现身京都教会了吧？可是，只有那一次，以后再未见到，连形似者都未见过。后来，三月十日左右的礼拜活动结束后，牧野虎次牧师对我说：“完造君，能不能稍微留一会儿？”我就待在牧师的房间里。一会儿，牧野先生来了，问我：“你将来作何打算？”我答道：“其实我对做生意已经厌倦了。考虑今后学点什么，当个传教士什么的。”可先生却问我：“为什么讨厌做生意呢？”我说：“都是成天瞎话溜舌、不说谎做不成的买卖，这些是我讨厌的首要原因。”先生听了，说：“如果有不说谎也能做的生意的话，何乐不为呢？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干到今天，不妨发挥一下那些吃苦头的经验。”听说居然有不用撒谎也能做的生意，真令人难以置信。于是，我反问道：“假如有不用撒谎也能做的生意的话，倒是可以做做看。可真有那种生意吗？”先生答道：“当然有了，生意可并不全是不撒谎就做不成的事儿。其实，若是君有意的话，我倒是有个地方可以介绍。大阪北浜一丁目有家叫参天堂的药铺，正托我物色去上海工作的店员。你觉得怎么样？”我一听，激动得禁不住浑身直哆嗦。何至于如此呢？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如果说世人是五寸的话，自己不到四寸五。恐怕非得到四寸人的社会去，才有可能成功——那便是中国。我还真这样想过。所以先生既有此话，我当即应下：“那么，就让我试一试吧。”不过说实话，卖药的恰恰是那种胡说八道买卖的代表，当时虽然知道有所谓“黄金有价药无价”的说法，但却不解其意，便一口应了下来。先生立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明天就去大阪，见一下参天堂的社长。”我很兴奋，当晚连一会儿都没睡。一大早送完报纸，便直接从京都站乘列车南下。在车上，描绘了不少想象。甚至连自个儿已经从上海上陆，正做着大型活动的场面都描画了一番。因为知道从梅田到北浜一丁目的路，加上时间也很充裕，我便步行前往。如果要形容一下那时我的样子的话，还是卖香蕉时的那件小仓立领学生服，脚蹬徒有其名的鞋子。到了目的地参天堂，禀明来意后，现在已记不清是谁了，总之是一位年轻人领我到会客室，等了一会儿。没多久，社长田口谦吉过来，问了我几句后说：“辛苦了。详细情况我会具体答复给牧野先生。”然后给了我一块钱，权作路费。我觉得自己一定是不合格，回到京都马上就跟牧野先生说了。不承想，大约过了两三天，牧野先生打来电话，让我“马上过来一趟”。我匆忙赶到教会的牧师室，先生已经在那儿等我了：“参天堂来信，让马上进店。明天就把送报那边辞掉，去店里上班吧。”我一听，高兴得就跟升了天似的。“真是太感谢您了。”由衷地谢过牧野先生，暂且回到东枝新闻部，提出了退店申请，店方爽快地答应我可以随时离开。跟唯一的朋友尾崎君也谈了情况，他满脸寂寞，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仿佛还能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很快，我便作为参天堂的上海常驻员入社了。启程前夕，我开始紧张地做出发准备。行头统统由店里负责置办，从冬夏的西装到鞋子，制备了一套。出发日程终于确定：三月二十日，乘从神户港启程的春日丸。一行人由参天堂的总管三田忠幸和店员中原照夫、见田癸巳郎及我四个人组成，据说参天堂的上海代理店——日信大药房的总负责人伊藤松风也同船前往。三田氏和伊藤氏坐一等舱，其他三人是三等舱，我们带了一大堆广告材料上船。当轮船于二十日上午十点扬帆启航的时候，我在本子上记下：这三千吨的春日丸，“有如一座浮城”。

出发的前一天，我一大早就去京都，向牧野先生、伊藤先生、小谷先生及彼时已然很窘迫，不得以迁居至九条通的赤野先生告别。五郎君、六郎君二人特意到京都站为我送行，我流泪挥别两位可爱的兄弟。翌日，我一早便从梅田站乘车出发，牧野先生居然出人意料地来到月台上，跟我在车窗前握手：“内山君，请多保重啊！”彼时受赠于牧野先生的一方饯别的白手帕，其后多年将为我擦去心灵的污垢。春日丸在门司港泊一夜，翌日晨启程；复于长崎泊一夜，二十二日早晨终于跟日本“撒哟那拉”了。在中国东海上，春日丸宛如一叶扁舟漂来荡去，被波涛抛上抛下，我们三个人被折腾得就像一团古锦一样，软塌塌的。二十四日清晨，头一次看到长江的赤黄泥水，先吃了一惊；接着，放眼望去，对极目千里、无边无涯的大平原又吃了一惊；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出，不禁令人对这怪兽一般宏伟的庞然大物再吃一惊。如此，连吃三惊之后，轮船横靠在了位于苏州河入口处的邮船会社栈桥（据说是三菱公司的码头）旁。日信药房的日本人、中国人店员和几个苦力前来迎接。首先，面对眼前的风景，我虽然对此前把中国人想象成“四寸”开始抱有疑问，但听说这风景不过是西洋人的街区，便仍带着对中国人的“四寸”偏见上陆了。

日后，我虽作为内山书店的老板而活跃，但这却是我印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步。不一会儿工夫，伊藤、三田两位总管和我乘黄包车，到了位于四马路的河南路和江西路中间的阴气极重的日信大药房，卸下了行李。从这一天起，开始了我的上海生活。时间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八岁。

首先，对驻足上海的我来说，堂皇华丽的外滩景色，确实令人惊叹不已。我想，任谁都不例外。当时上海约有三千名日本人。邮船栈桥的旁边，是日清造船的栈桥；旁边是日本领事馆，再旁边是美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的旁边，是德国领事馆；再旁边是一块临时空地，后建成俄国领事馆；再往前，就是外摆渡桥（即外白渡桥，the garden bridge）了。邮船仓库的后边，是日本邮政局，然后是外国人的巨大仓库和冷库；从日本领事馆一带开始，住宅排列开去，尽头便是德国人的基督教会；德国和俄国领事馆的前面，则是浦江饭店的地界。跨过外摆渡桥，右侧苏州河沿有儿童乐园和舢板俱乐部；隔一条马路，是大英领事馆；领事馆对过儿，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一角向南，是一个公共花园[136]；从这个花园再往南，到三马路的海关检查场之间，美得好像铺了绿色地毯一样。黄浦江岸边，漂浮着很多外国人的游艇（后暴风袭来，这些游艇被悉数冲走，其后成了小蒸汽船的栈桥）。在大英领事馆一侧，继正金银行支店（后为邮船会社支店）之后，平和洋行、怡和洋行、有利银行、德国人俱乐部（后为中国银行）及荷兰、华比两银行（后为华懋饭店[137]）位于南京路北角；南角为皇宫饭店、麦加利银行、字林报馆、道胜银行、台湾银行、交通银行、江海关、香港上海银行、大英银行、上海俱乐部、麦边洋行等一直到洋泾浜[138]（道胜银行后为中央银行，麦边洋行成大北电报公司，洋泾浜一带被填海成为爱多亚路）。看到这样的风景，我觉得这不是中国的上海，而是西洋的上海。

我即刻带几个苦力四处张贴广告纸，打制铁看板，开始了营销宣传活动。路上偶遇倒在袁世凯的毒刃之下、素有国民党“飞龙”之称的宋教仁的葬礼，那种兴师动众的庞大阵容，诚可谓长蛇阵。在上海试着做了几天广告之后，我被指定去汉口（只我一人。中原去芜湖，见田赴南京）。可是，伊藤、三田二人说要与我同行。四月一日（？）夜，我们乘上了日清汽船会社的襄阳丸。照惯例，伊藤、三田二人住洋舱（外国人一等舱），我等三人则住官舱（中国人一等舱）。轮船于深夜起航，翌日晨已行驶在通州一带近海的长江上。早餐是粥，小菜共五种，有叫作油花生的油炒落花生，一种叫油条的、用美利坚粉做材料、油炸后切成小块的食物，以及叫作咸蛋的盐腌鸭蛋，还有叫作酱豆腐的、把固化的淀粉加上咸味儿的东西，叫作咸菜的像水草似的腌渍物。可我等一行人只稍微看了一下便觉得很恶心。迟迟不动箸正愣神的当儿，邻桌坐上来几个外国人。静静祈祷之后，便操起不习惯的筷子，吸溜吸溜地喝起粥来。外国人尚且如此，同为亚洲人的我等还有啥好犹豫的？我毅然操起筷子，也吸溜吸溜地喝起来。但是，中原氏受不了，逃了出去。等吃完到中原的房间里一看，大吃一惊：但见床底下放着一篮子香蕉，他正在那儿狼吞虎咽。见田也是逃饭者和偷食香蕉者。只有我一个人把饭吃了个干净。至此，第一次测验及格与否算是见了分晓。接着，见田在南京、中原于芜湖登陆；而我与两位总管一道，于汉口登陆。俩总管下榻于日本租界的某处，我则借宿于后花楼的一间叫中西旅馆的旅舍。各种各样的宣传材料，搬来运去，折腾一番后着手准备广告活动。首先，若想使招贴纸容易张贴，需折叠。半张纸的话，折四折即可；若是全张纸的话，需先在长方向上对折后，再折四折。这些工作务须在夜里做好。我一直干到深夜一点，然后又马不停蹄地把致大阪的信，京都方面致牧野、伊藤两位先生和小谷先生等人的信，特别是给参天堂老板田口谦吉的信写好。旅舍的安排实际上是汉口代理店思明堂老板矢口泰孝的面子，不仅如此，广告活动的监工和苦力的事儿也是承蒙他的关照。在河街被火烧过的地方，颇不乏有趣之人：一对从朝鲜到“满洲”，继而又从华北流落到华中的姓尾崎的夫妇是流浪民谣艺人，夫妇在此地尘埃落定后，成了天下流浪汉的宿主，监工和苦力事情便委托给这对夫妇。于是，每天过来一个监工，带着五六个苦力。干起活来，苦力们比我明白得多，因此效率也颇高，第一天张贴招贴纸的活儿干得不赖。正当第二、第三天如法炮制的时候，日信大药房的前辈、派遣店员小原荣次郎君从河南归来。由经销清快丸，同时兼做大学眼药总经销的上海日信大药房做东，设宴招待汉口、武昌的药店和杂货铺的人。而且居然照顾到抽奖的余兴，大家很是热闹了一番。两位总管待宴会一结束便继续南下了。于是，我与小原君两人开始正儿八经地做起广告活动来。我肩披红缎子上用烫金大字写有“大学眼药”的绶带行走，跟近来东京常见的“三明治人”（sandwich man）[139]的感觉差不离。

彼时在汉口居留的日本人约有千人上下。除常驻者外，好像还有名为“派遣队”的一个陆军大队，大部分居于日租界内。日本人无论到哪儿，都喜欢说做人要绅士。在上海，诸如出入公园须着洋服；如果是和服的话，则务须穿和式礼服；外出的话，一定要套上足袋[140]，等等，所谓日本流的“不可”“应予惩罚”的清规戒律所在多有。可话说回来，在国内，反而有裸足之美受到褒奖的矛盾；对身披和式浴衣，把下摆卷到臀部上走，当成是一种少年英俊的男子汉气概的风习，不加任何限制。说穿了，和式礼服和足袋无非是为了在外国人面前伪装“绅士”的道具罢了，全无实质可言。但就像视官人为上帝的封建正统思想，说起来虽然也是无甚实力的规矩，可由于人们内心有种既成规矩便遵守之的美德，结果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着衣方面的这个规矩在上海倒也发挥了相当的效力。可随着这次中日交战，由于战争，上海、汉口在被占领的同时，以所谓谋求大陆发展的名义，国内势力以决堤之势压将过来，这些规矩什么的也就统统被抛弃了。无论裸足，还是身披浴衣、下摆卷到臀部的行为，都开始肆无忌惮地横行；在街上醉醺醺地放声高歌，欺侮车夫，乃至当众呕吐都成了“文化日本人”之表征；好炖、温酒、来一盅的所谓“提灯文化”[141]成了日本的代表性店铺，如此稀罕的风景开始被制造出来。诸如此类的事体，虽说是小事中的小事，但或许对哪个国家来说都一样，战争的暴发户靠的是欺负弱者，大抵不是掠夺中国人的暴富者，便是侵占日本军费的暴富者。事实上那些人连一步也没有走出封建日本，不，野蛮日本的架构。对，就是这样。因为这就是战争，战争不代表人类的文化，战争代表人类的野蛮。因此，所有这一切莫不如此。对此加以谴责是错误的。若要谴责的话，战争本身才是首先应受到谴责的。说掠夺、强奸、虐杀乃重大的罪愆云云，与其说是基于人类的文化性，不如说仅仅是基于人性才有此说，而非基于兽性、野蛮性而言。人类对于战争附加种种限制的事实亦如此：纵然战争正在进行，纵然人已变成了野兽，纵然正在实施野蛮行径，但人性也还是不要沦丧殆尽，莫放纵自身的残虐性于无行。甚至在武器上，不可动用那种将残忍发挥到极致的家伙——例如毒瓦斯一类的武器，它不分良莠，会像杀死打仗的军人那样，杀死与战争无关者。因此，才按国际公法的规约，被世界文明国家禁用。但假如某种兵器，拥有千万倍甚至几十万倍于毒瓦斯的残忍性能，那么即使在国际公法上尚未被禁用，不可动用也是理所当然的。虽说如此，就像日本人会因战争而毫不犹豫地亮出底牌那样，人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其本来的兽性似乎便会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不，不是似乎，真的会兽性发作——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江北人在大街上兜售的玩具之中，有一种猴子忽而戴上人的面具，忽而又摘掉的玩意儿。据不同的视角，未必不能看作是对人的讽刺。我觉得颇有趣，自己也曾买过。虽说是玩具，但面具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又摘下，像是真的一样——此先按下不表。却说在汉口一个月的广告活动中，我被说成是日本苦力。其实自己也自命为日本苦力，与中国苦力一道，白天一块儿工作——这成了我日后做中国漫谈的基础，自与官人、军人和高薪人士有不可同日而语之处。在汉口、武昌、汉阳的广告活动中，我亲眼见到日本人之间的小规模窝里斗。那时候，张贴招贴广告做宣传者，外国人那边顶多也就限于英美烟草公司和兜安氏的各种药品及口服避孕药、红色大补丸之类，而日本人一方则有仁丹、狮子牌牙粉、清快丸、大学眼药、金刚石牙粉等，在更广的范围展开广告攻势。与外国人那边动辄登梯爬高张、贴务求仔细相比，日本人只用一根长竹竿，在竿头上沾点糨糊随便一黏了事，极其草率。而且，由于日本人之间相互张贴，有些人便不惜把自己的招贴纸盖在人家的广告上，做法堪称愚蠢、无聊。正如于广告这种低端商业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生意场上的相互拆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感到小小利己心的一味发酵。

尽管我对所做生意的个中三昧尚懵懂无知，但还是忘我地投入广告活动中，沿江南下了。在九江上陆，待了两三天，照例是张贴纸招贴，打制铁看板，然后乘小蒸汽船横穿鄱阳湖，沿着流过江西省中部的赣江溯江而上，赴省会南昌。此地是日本货的好市场，无论什么样的货都好卖。所以在此并不仅限于做广告，还举办宴会，招待了很多客户。我住宿的地方叫作怡园，是此地一流的设施。因为有一名日语说得很好的客人也在此间下榻，我心里总算踏实了不少。这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绅士，名叫李仙舟，我记得曾得到过一张印有军法会议之类头衔的名片。如果是日后的自己，想必应该会有更多的交流。但当时作为一介“日本苦力”的我，是全然无能为力的。看到宁波人士、中国大药房老板的样子，我对宁波商人在中国全国发展状况虽说不是了解得很清晰，但多少也能感到那种实力，以至于后来对宁波人格外多了一重关注。通过这家中国药房订购了饺子，可送来的货却是轿子。小原君先期回沪后，剩我一个人，没少出洋相，而自己却不自知。不谙中文的我，只管一味投入，跟广告较了一番劲，然后便暂时回到上海。此乃我广告活动的第一步。此时的我，有一种无知的傲慢：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人，虽然全无常识，却端着一种日本式的自信，动辄以“文明国人”自居，将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阁，想必相当滑稽。日后想起来，连自己也禁不住苦笑。从南昌回来后，我又去浙江钱塘江沿岸旅行。这时，我与日信药房一位看名字很容易被当成中国人的草间新君同行，还带了店里的两名苦力。因为草间君的中文非常好，所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在杭州雇的船上，遭到大群臭虫的袭击，现在想起来脖颈子都发痒。船于天亮前从闸口站出发，扬帆溯江而上，真是一次优哉游哉的旅行。风一停，帆就耷拉下来。船老大便站在船头，口中发出“喔——嗷——欧——”的奇怪声音，以此来唤风回来。不一会儿工夫，帆就“啪”地又撑起来。船舳拨水发出“哗、哗、哗”的声响，船又开始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岸便近了。三名水手跳下河去，每个人用肩拉着一根缆绳。船上岸的时候，三人排成了一列。缆绳从桅杆头被紧紧地斜拽着，三人垂着头不紧不慢地朝前迈着步子。船老大用竹竿用力一撑船头，船便冲向河面，“哗、哗、哗”的拨水声又响起。好像知道风力不够似的，帆又落了下来。早餐好了，像这样在船上吃饭在我是头一次：大海碗里盛着热粥，配以蚕豆片（油炒去皮蚕豆，有咸味），加上曾经在襄阳丸上吃过的咸蛋和油条。无论中西旅馆，还是其他旅馆，早餐都差不多。我后来想，中国人在餐馆里吃的美馔佳肴另当别论，一般人的日常饭食其实很少变化。早餐的粥无论在哪里吃，大抵千碗一味。即使店员等吃午饭，若决定吃炒饭和洋葱炒面的话，那就天天都是炒饭和洋葱炒面，而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每天变换便当副食的花样。一旦吃起大饼和油豆腐的话，则每天都是大饼和油豆腐。看这船上的人吃饭，早中晚几乎每天都一样。而中国的农家，做中饭时，会把晚饭的副食也同时烧好搁着，晚上只是熥一下而已。这跟在船上一样。总之，对日本人这种没有黏着力的国民来说，这点还真学不来。这一天，船上的中饭算是特别招待：用从日本舶来的海带和咸鳟鱼烹的菜（把用水浸泡过的海带切成小段，一片咸鳟鱼用油煎制，再用煎鱼的油来炒海带），还有丝瓜汤。可米饭却又黑又散，无论如何难以下箸。结果，还是采取日本独特的吃法——把生鸡蛋打在米饭上拌着吃，才得以下咽。因这个就着生鸡蛋吃散米饭的恶习，每日两度延续下来，我数日后便由便秘生痔。多亏了连日下雨，得以休息，每天用毯子裹在腰间，温暖身体。如此，竟医好了痔疮。吃完中饭，风又来了，立马重新扬帆，这次很顺利。傍晚时分，第一天的航程于富阳结束。我问“今天行了多少里”，船老大答“九十里”。以后无论我何时再问，一日航程总是九十里，甭管泊船稍晚一些或者稍早一些，结果都一样。就是说，一天九十里行程似乎是确定的。麻烦全无，诸事顺畅。富阳是一个极古风的乡下小镇，是中日战争中遭不幸的命运之手摆布，终致悲惨结局的郁文（达夫）的生身之地。没有电灯，靠煤油灯和手提马灯照明的小镇富阳和我所乘的也是靠手提马灯的小船，代表了钱塘江文明的水准。入夜，船上的人围坐一圈，玩着一文钱的赌钱游戏。乍一看，就像画中的矜羯罗童子[142]似的，一群大男人为一文钱的胜负而争执的样子颇孩子气。我们从上海带来的苦力也加入其中，赌戏颇有看头。某个环节出了什么错误，一群人便开始“哇啦哇啦”地吵闹起来。我见状，便掏出两三枚一文的铜币来化解纠纷。于是，大家顿时就变得乐呵起来。其中有个会拉胡琴的男子，大个子，用看上去有些笨拙的大手把小胡琴放在膝上，像模像样地用手指拨动琴弦，边弹边唱，那歌声和琴声的音色都带着一种非常哀怨的调子。这小镇、这船、这人、这歌、这音色，连同这沉沉的夜，描画了一种超然的化境。纵使成不了白乐天，即使不在浔阳江头，“主人忘归客不发”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船驶过富阳，再走一天九十里航程，便到了桐庐——跟富阳差不多，也是一个靠手提马灯照明的小镇。夜来雨潇潇，一个人空落落的，观矜羯罗童子们的赌钱游戏第二天。雨终于停了，复见蓝天。于是，发了一通纸招贴和铁看板的广告之后，再出发。因为顺风，所以只半天就到了七里滝峡，下游江面相当宽阔，但风力减弱，已无法溯江航行。我本以为又要人工拉纤，结果船却靠到仅有的小岛，暂时抛锚了。午后又下起了雨。腹地似乎是大雨，眼瞅着江水在一刻刻地增高，内心掠过一丝不安。断不会想到，船居然在此地，连续停泊四天。雨一直在下，而且由于江水见涨，距离狭窄的山峡出口又很近的缘故，靠一根两根船橹根本就无法撑船。可偏偏连一丝风都没有，根本无法扬帆。拉纤的话，又是小岛的岸，连驶到主流的江岸都不可能，所以只有干等来风。偶尔看到有八根橹的船从下游“嗨哟、嗨哟”喊着号子驶过，真让急性子的日本人干着急却没法子。人家的船能往上走，我们的船就上不去？岂有此理！于是催促船老大开船，可他死活不应，说：“肯定上不去。那条船比邮政船载重小，是快船，所以能上。”没有什么比那时候的一句“没有法子”更令人痛恨的了。因为船是按日计费雇来的，我认准了这帮家伙是在拖日子。结果到第五天的时候，风来了，而且是逆风，船老大马上让张帆。船在逆风下蜿蜒航行，顺利到达山峡的入口处。风力时而弱下来，眼瞅着日头就要落山了。无奈之下，只好在三四户农舍的旁边过夜。可是翌日早晨下锅的米没了，采购米成了大问题。问了农家，说也没有。据说山后的农户有存粮，遂决定翻山越岭去寻米。但农家的人说山里有老虎出没，很危险，不过若是拿着火把的话应该没事。于是我和草间君拿出两支我们带来的手电筒，演示给众人看。大家一看吃了一惊，说带上这个家伙的话，老虎恐怕也得逃，说着四五个人便出发了。我们看见他们一边照路，一边翻山而去。一行人大声说着话走路，等说话声和电光都一块消失了的时候，好像已经翻过了山。大约两个钟点的光景，从山上有电光向这边晃动，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由远而近。看到大家挑着米担子平安回来了，总算放下心来。说是明天天不亮就要过正涨洪水的七里滝，于是修纤绳的修纤绳，检查撑竿的检查撑竿，忙得不亦乐乎。这个山峡俗称小三峡，景色独好，而且是中国著名的大王鲥鱼的产地，即所谓“七里滝的鲥鱼”。虽然已经过了上市的旬期，可船到严州时，船老大还是买来烹给我们吃，着实美味。此番上七里滝，正值洪水期，更加艰难。像爬山路似的，五个人拉纤引舟。船老大立于船头，用撑竿探水道，竭力避开湍流。舵手声嘶力竭地喊着“左”“右”的口令，操纵着船的横向。每当驶过一处湍流后，便会搁下船，喝一回茶。万一在哪处险滩纤绳断了，船的安全便将失去保证。我与草间君立于船上，紧张得几度渗出冷汗。船平安抵达严州的时候，已经是向晚时分了。当天的晚饭便是鲥鱼。鱼当然是日本人的特别“捐赠”，船老大们还买了烧酒助兴。大家都很开心，赌钱的赌钱，拉胡琴的拉胡琴，一晚上各得其乐。河至此地，有条至安徽屯溪方向的支流，诸如祁门茶和徽州墨等物资，便系经由此地运往上海。此地通称严州，古名为建德。赴名山黄山的香客，由此出发最近。这一带盛产杨梅，大者直径寸许。其中名为黑杨梅者，颜色呈黑色，味道最佳。也有一种酒叫杨梅酒。鸡蛋个儿大又便宜，一分一个。街上牌楼（用石头砌成楼门的形状，以表彰孝子节妇等）甚多，给人以异样的感觉。此地还是五加皮酒的产地，酒罐远比富阳、桐庐的要大。各种自然形态的广告也颇精致。镇子上有杂货铺、药店，连批发商都一应俱全，好不热闹。

跟严州“撒哟那拉”之后，河川又流到了平原。复经过一天九十里的航程之后，抵达素有钱塘江上“小上海”之称的兰溪。在南门码头，一艘去年曾乘坐过的客船已按我们在上海时的安排，在此地等候。遂换乘之，心里才算踏实下来。因为这天之前所乘的船，实际上是一艘货船，不仅完全不具备客船的设备，而且有大群臭虫袭击的困扰，至此问题才告解决。

在从京都出发前夕，我变卖了唯一的财产——一套铺盖，换了一册《圣经》和《赞美诗》，又从夜市上以一分钱一册的价格买来了内村鉴三[143]的著书《圣经的研究》，计四十余册，这些书籍成了我每日研读的材料。自抵沪以来，我每日四时，必起床读《圣经》，读赞美诗，阅读《圣经》研究杂志。可是，自从换乘到这条船以后，起来先冲淋浴，然后再读书。刚好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生平第一次了解了基督信仰者的生活目标。而此前的读书全然不得要领，初觉自己多少懂得了一点基督教方面的知识，读书也变得非常愉快。

……

一行人在兰溪遭遇绵绵长雨，一下子待了半个月。此间商业繁盛，颇热闹，到底不愧是被称为“小上海”的镇子。一天，我爬上高高的梯子，正往墙上钉铁招牌时，左手的中指不慎被锤子砸中。当时没从梯子上掉下来算是万幸，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禁不住发紧。慢慢从梯子上下来，手指不仅已红肿呈紫色，而且从伤口内侧到指甲都变黑了。马上去药店买了一瓶石碳酸，用脱脂棉敷上了药。处置方法似乎颇得当，数日后便消了肿。回到上海后，受伤的指甲终于脱落，黑色的血块也掉了。至今，左手中指还能清晰地看出伤痕。这一带的广告活动，贴纸招贴、打铁看板，做得最为仔细。而且，还在人家房子大面积的墙壁上用油漆画了一面壁书招贴。之所以能制作如此精致的广告，一个原因是绵雨不断，导致洪水暴发，不得不到对岸的安全地带去避难，结果过了几天避难生活。到对岸两三天的时候，洪水大涨。其实，这个叫作兰溪的镇子本是两江相汇而成：钱塘江的干流从上游衢州方向一路流下，在此拐了个弯继续向下游流去，另一条源自金华一带的支流，在此与干流合流，刚好在江心地带形成了一个小岛。岛上用作燃料的松木堆积成了一个高塔的形状，而这个“木塔”，却被大洪水（最高达五丈）给冲了。有的人撑着小舟或筏子密切监视着两岸，看到顺流而下的流木，便勇敢地上去追截，令人不禁为他们击掌叫好。一头水牛渡河而逃，一只筏子追将上去。这简直像是在看一幕惊险电影。在等待洪峰退去的当儿，我往返了一趟金华。途中，船被卷进飓风的漩涡中，无论如何也不得脱身，甭管怎样转舵，船只是一个劲儿地在那儿飞舞着打转。这时，但见船老大抽出一根又长又厚又宽的木材顶在船头有凹槽的地方，然后猛地一推，船登时就从漩涡中心退了出来。我这才头一次知道，中国的船除了后方的舵之外，还有一个专用于紧急情况时的舵被置于前方，且相当管用，令人吃惊不小。不一会儿，船就到了金华城外的码头，系船上岸，在此间也仔细做了一番广告。因为此地正位于八乡之中心，而八乡是中国特产金华火腿的集散地。也不知是哪个年代的造物，通往义乌等其他街道的石造大桥，居然有十三个“眼镜”桥孔，船通过每一个桥孔上下均不受限。据说此桥大约修筑于七百年前。与长崎名胜、只有两只“眼镜”的眼镜桥相比，这个乡间的大石桥令人赞叹不已。地方特产火腿面也让店家送来品尝了，每碗盛有大块火腿四片，才卖三毛六，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日必食一碗。我们回兰溪的时候，特意设宴款待此间的客户。我注意到在镇子南门外，泊着好几条氛围有些怪异的船，一打听，果然都是花船。这条江的沿岸，有歌女出没的地方只有兰溪。宴会的主人自然是我和草间君。翌日，我俩又被回请，而酒席正是在花船上。尽管与上海、汉口没法比，可乡下竟有这类花船，船上有歌女，我总算明白了此地被称为“小上海”的缘由了。很快，船过此地，继续溯江而上，至龙游抛锚。这里距镇子有一些距离，镇子本身也乏善可陈，可我们还是做了两天的广告活动。吃中饭的餐馆听说是外国人，特意给我们焖了红米饭，即用被称为红米、桃花米的颜色发红的米（经精白工艺后便成白米）做成，跟日本的红豆饭无甚区别，可香味和口感却不及红豆饭。过了龙游，船继续溯航上衢州。此乃这一带最大的城镇，却相当寂寞。作为纸张的产地，有很多纸船，我头一次见识河里架着船桥。河两岸到处是乌桕树，木蜡即取材自这种树。在衢州并无特别的记忆。此地成了我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旋即掉头返航。与溯航相比，顺流而下可真快。尤其是下七里滝时，简直像箭一样。在闸口登陆，到上海的火车只有五个钟头。至此，为期四十余日的民船行旅终告结束，不禁感慨系之。

在上海稍事休整，复踏上赴江北南通和海门的短暂旅途。此番与日清药房的中村丰次君同道，携两名苦力，乘日清汽船的某某丸（船名忘记了），还是夜半从上海出发。翌日将近正午时分，从南通的天生港码头下了船。这下船的一幕还颇有一番惊险：我们乘的客船从江心方向一鸣笛，从码头方向便有一只打着日清汽船社旗的驳船和着船橹的节奏划将过来，客船遂减速徐行。等驳船到了客船的船舷一侧，上船的乘客先行登船。但见从客船上垂下一条绳索，顺着绳子乘客像猴子一样爬上去。接着，下船的乘客一个接一个地顺着绳子出溜下来。上下船结束后，客船鸣响了汽笛。接着，驳船离开客船划到码头，我们一行人平安下了船。码头上有很多小车（独轮车）在等客。从这儿到城里差不多二里地。我们雇了四辆小车，一半载物，一半载人，“咕噜咕噜”地被往前推着走。天气正热得猛，丰饶的江北平原，小车走在稻田间。在只有两尺见宽的石桥上居然也坦然前行。这时，知道自己的身体被置于一片水汪汪之上的时候，感到不舒服的未必是我一个人。南通之地，有位叫张謇（张季直）的大人物，南通甚至因此而俗称“张謇王国”。事实上，此地各种文化设施也多由季直先生一手操办，有南通医学院、南通农学院、狼上天文台、博物馆、图书馆、师范学校、中学校、戏剧学校等。博物馆中陈列品的品名被悉数标记成日英中三国文字；有中国最早的纺织工厂大生棉纱公司，有大生油厂，有电灯公司；还有垦木公司，据说一直在持续开垦——一个理想的中国文化城市。日后，我从上海率一行五十余人特来此地观光游览。这个城市，商业非常繁盛。我们为了做好广告，又去了海门。同行的中村君是一个了不得的才子，与草间君的性格完全不同。草间君属于那种孜孜不倦学习的主儿，乍看像一个银行职员，而中村君则是大阪商人的类型。也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因为喜欢，每天不吃饭也要吃西瓜。我奇怪他吃了那么多西瓜，居然没吃坏肚子。在此间的下榻处是平房民居，房间整饬，饭食也不赖。

今天一说去海门，凌晨三点，小车就到了。照例分装好行李，分乘四辆车出发。夏日的未明时分，穿过稻田的徐徐晨风和着渐次明亮起来的晨曦拂过江北平原，有种舒适宜人的凉爽。顶着正午的毒日头，我们决定在连名字也不知道的村子里吃中饭。可想吃的东西啥都没有。听说有乌冬面，于是大家都要了乌冬面。因这一带历来少有日人涉足，我们似乎成了“珍稀人种”。加上看见我们直接把生鸡蛋打在乌冬面里，更是大惊小怪：“日本人居然吃生鸡蛋，快来看啊！”吸引了一大群男女老少前来看热闹。在此地，中村君的车翻倒在路边的小河里，行李被水打湿了，尽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却难以忘怀。实际上，因场所、时间和环境的不同，一桩稀松平常的事体，往往令人印象深刻。至此，暑气尚可消受。午后半天坐在车上，头上戴着麦秸编的草帽，热得实在吃不消。由于不停擦汗的缘故，脸和脖子都被汗渍得刺痛起来。为防止脸被灼伤，我们把手巾的一半掖进草帽里，另一半垂下来刚好护住后脖子，好歹算把热劲敷衍了过去。但在蒸笼般的天气里，乘小车一整天的旅行，现在却成了美好的回忆。到达海门是傍晚。这是一个跟南通没法比的乡下镇子，也没啥好旅馆。但出乎意料的是，臭虫似乎很少。伏天里贴纸招贴、打铁看板，是相当累人的劳动。晚上回到住处，虽然会洗脸、擦身、洗头、洗脚，但毕竟在暴晒的暑热中晒了一整天，头还是热的，需用冷水沾湿后拧干的毛巾缠住才好一些。后背也热，但还能忍受。受不了的是脚，于是用水桶盛来冷水，再把脚泡进去解热。这里的热劲儿确实比日本的暑气厉害得多。在海门如此这般地干了一通之后，终于要乘明天的船回上海了。但由于海门镇没有码头，须到青龙港上船。而且，青龙港天不亮就开船，无论如何今天下午就要出发，在青龙港住上一宿。而从这儿到青龙港，坐小车还有半天的路。好歹在溽热中安全抵达了青龙港，可此间仅有的一家“旅店”，只是用高粱秆子搭起来的、没窗户的小平房而已。房间里跟船上的三等舱似的，上下双层床沿四边排开，中间也摆了两溜儿，确能住下四五十号人。我们占据了其中光线最充足的床位。虽然这房子让人觉得一刮风便会倒，不过好在屋顶上铺了不少瓦，似乎倒也无需过虑。另外，因为全部“建材”都是高粱秆子的缘故，肯定会有臭虫。对此，我已根据经验事先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的预感果然被应验：可真不少啊，就跟在钱塘江的货船（头一次从闸口所乘的船只）上一样，我想说是“成群结队”——简直像孩子撒玻璃弹子似的。兴许是由于在钱塘江上的初次遭遇有了免疫力，我这次竟非常钝感。如果这是头一遭的话，恐怕会有一场艰苦的恶战，可这次睡得还不赖。中村君好像没睡成。这家旅社的饭食实在够呛。门前摆着四个大壶，露天一字排开——这就是马桶（便所）。壶由绿头蝇来盖盖子。人去解手的时候，“嗡”的一声，群蝇飞舞，其阵势之猛烈有种在日本从未得见的壮观。这一带是茄子田，地里长着很多香瓜般大小的茄子，倒是颇有看头。用筷子在白茄子上扎几个眼，然后做成烤茄子，便成了下饭的菜，而且并不怎么甜。事实上，在中国的乡下，日本人是绝不至于缺少吃食的，实在不成的话，总还可以在白饭里拌个生鸡蛋吃。如果什么都能吃的话，自然无需任何担心。远处传来“呜、呜”的汽笛声，接着是人的喊声：“下水到了。”我们已经做好了登船的准备。上了驳船，跟在南通时一样，一番上下折腾之后，我们登上客船，占据了官舱的一室。这客船比长江轮要小得多，因此房间也很狭窄，但我们还是松了一口气，抵达上海前稀里糊涂的，好像进了天堂似的。一时许，船横靠在南市（即城中心以南的部分，因此租界叫北市）的大达轮船公司码头。从小火轮（小蒸汽船）上看见有“讨袁军”的旗帜树立在吴淞口岸上，那是在江西省湖口李烈钧发起的继“二次革命”后反袁世凯的军队。安徽省及其他省接连宣告独立，世间鼎沸。各国相继承认中华民国，而袁世凯仍然作为大总统在顽抗。稍事准备，两三天后，再做短途旅行，这次是赴长江中的岛屿崇明。往返都是乘大达公司的小蒸汽船，午后一点出发，四点多就到了。从黄浦江口横切过长江，居然要花三个小时。崇明一带毋庸赘言，有很多有人或无人的岛屿，全部是河川携带的泥沙堆积而成，据说长江吐出的泥沙以七十年一英里的速度制造着土地。现在，继海门县之后，又有一个叫启东的县。当然这一带全部是长江泥沙堆积而成的土地，这个启东县是距今二十年前才有的地界，彼时尚不存在。启东县与崇明之间的水路年年变浅，现在深不及三尺，大船无法通行。据说在不远的将来，崇明和启东的土地将会连在一起。还有种说法，说长江的泥沙穿越大海后在九州的什么地方堆积。如此说来，简直像做梦一样，没准什么时候大陆与日本像在太古时代那样，土地又彼此相连也未可知。有句话说“切不断的中日两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话说从崇明的南门港上陆，距离城里还有一英里多的路程，我等一行人（我和两名苦力）分乘小车进城。城区有些荒凉，基本上是一个乡镇。据说全县有五十万人口，都过着半农业半渔业的生活，这里盛产大米和红豆。如今这里的红豆成了面向日本的出口产品。睡了一宿之后，第二天早晨便开始张罗贴纸招贴、打制铁看板。但不知为什么，总感到有些人心惶惶，心里不踏实，于是就让苦力去打听了一下，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此前做仁丹广告的人曾经来过，与当地人发生争执，闹到警察那里，结果当地人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很不讲道理，原因据说是警察很怕跟日本人发生纠纷，但从此也种下了对日本人的反感。这次听说我等又来此地做广告，人们的情绪便亢奋起来。我立马中止了广告活动，先行回到旅社。果不其然，众多群众包围旅社，一时群情骚动。于是，我通过旅社老板向众人解释道：“事情的原委已经判明。我们是商人，不能激怒将成为客户的人，那样的话势必做不成任何生意。所以，有无道理另当别论，我们决定中止广告，乘明天的船回上海。”众人一听，连说“明白了”，便散去了。而我们也住了一宿，翌日平安回沪。

其后，又再度赴汉口、九江、南昌出差。十一月，因工作汇报兼为明年做准备，回到大阪。几乎同时，草间君也来到大阪，我带他游览了一天京都。高雄的红叶很美。拜访了牧野先生和伊藤先生。得知我从大陆各地写的信很受欢迎。继而，接受了受洗前的考问，结果却落第了。在大阪期间，每天带两个人，在大阪近郊打小广告牌（钉在人家房檐底下或柱子上的铁质小看板）。还患了一场颜面麻痹症，嘴歪成了“へ”的形状，脸整个扭曲了，连“パ、ピ、プ、ペ、ポ”的音都发不出来了。尝试用各种方法治疗，后来学着把梅子肉放在用米饭熬制的饭糊里一起和均匀，然后将其敷于患部。靠这种方法，治得差不多了。翌年二月八日，在门司港遭遇撞船时，完全忘了这回事。从那以后，竟然痊愈了——此乃后话。总之，大正二年，在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