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二日　鹿儿岛县樱岛火山喷发。

一月二十三日　由于岛田三郎在众议院的质询，海军受贿事件（即西门子事件[144]）曝光。

一月三十日　冈山孤儿院院长石井十殁。

二月十日　于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会后群众涌向众议院，招致军队出动。

四月一日　函馆大火，焚毁家屋八百余户。

五月二十九日　北海道寿都町大火，焚毁家屋五百余户。

六月二十八日　奥地利皇储同皇妃遭塞尔维亚一青年暗杀，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八月十五日　针对欧洲大战，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日本的方针。

八月二十三日　对德国下宣战诏敕。

十月六日　我军占领南洋贾卢伊特岛[145]（jaluit atoll）。

十一月一日　上野至新澙间直通列车开始运行。

十二月一日　函馆大火，焚毁家屋六百余户。

十二月三十一日　天理教管长中山新次郎殁。

内山完造二十九岁。新春的屠苏酒还未醒，就赶上了樱岛火山大爆发。火山灰落下有如霜降。我觉得眼疾患者必大量出现，遂建议公司方面寄赠大学眼药，决定先期寄赠一万支。铁路方面也宣称，无偿托运救灾寄赠品。于是，我们火速发货至大阪车站，然后便委托运输方。可对方却说什么手续还搞不清，争来吵去，一筹莫展。我忍无可忍，但还是尽可能克制不发作，为此白白浪费了好几个小时，好歹算办理了托运手续。我对这种无论何事，上来先逃避责任的官人秉性，实在是烦透了。新闻报道说，蜂拥向鹿儿岛站避难的民众无论如何哀求、交涉，站长都一味固守所谓“没有指令”这一点，硬是不肯派避难列车，结果导致众多死伤。读了这样的消息，我越发对官吏和公职人员非人性的一面充满了反感。

一月，西门子事件事发，舆论鼎沸。二月，召开护宪大会。接着，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日本举国骚动，去年来东京的孙文、黄兴等人在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这也是宫崎滔天兄弟等人频繁活动的时期。

赴上海的日程确定了。今年是我与见田两人同行，拟乘二月七日出发的春日丸。日信药房老板伊藤也要去，但鉴于“每月七日，不宜出行”的说法，他决定乘后一班船。因此，七日当天，我和见田先从神户上了船。天气晴好，仿佛在祝福航行的前途。可是到了夜里，却下起雨来。翌日晨，在门司入港时，竟成了暴风雨。春日丸抛锚落定后，我从舷窗向外张望，见一艘一看便知是外国船、通体漆成蓝色的船吊着锚，直冲着春日丸的船体漂流而来。我有种不可思议的预感，想进一步看个究竟，但见船越来越接近，我越发不安起来。真正是在千钧一发之际，那船的船舳突然变了个方向。刚想在心里庆幸，我们的船便剧烈动了一下。仅一晃的工夫，就在我的脸离开舷窗的时候，从楼梯上传来喊声：“请大家马上到甲板上去！什么都不要携带，立即到甲板上去！”幸亏乘客很少，未发生踩踏。我悠然上了甲板，不禁吓了一跳，甲板剧烈倾斜，人几乎无法行走。非常汽笛“啵——啵——啵”一个劲儿地鸣响，s.o.s的信号旗升了起来，紧贴着的船也渐渐远离。船舷倾斜得越来越厉害。这时，突然响起“嘎啦嘎啦”的卷扬机操作的声音。船舷稍微动了一下，正琢磨接下来会怎样的时候，船自个冲上了浅滩。由于风力很强，据说船有横倒的危险，所以锚的铁锁被打断了。船“啪”地正了下身，便一动不动了。刚好搁浅在浅滩上，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等上了救生艇，才醒过寐儿来，开始感佩船长的才干。冒着暴风雨，乘小蒸汽船上陆，直奔邮船公司门司支店。因为是大清早，支店里除了值夜班者外，还没有别人。因炉子尚未生火，感觉相当冷，所以先让他们把炉子点了起来。当被紧急召集的职员们赶到公司的时候，大家刚刚暖和起来，多少踏实了一些。春日丸好歹免于沉船，但货物要卸到午后开船的安艺丸上再继续前行，于是我们二人也决定改乘安艺丸。我俩聊着“每月七日，不宜出行”，而宁愿选择下一班船的伊藤老板肯定要得意了之类的闲话，遂成了安艺丸的乘客。船足有春日丸的两倍大小，这回果真坐上了大船，真正是气派非凡。可启航后没多久，便赶上了玄海滩的风浪，虽说是大船，但还是免不了被巨浪抛来荡去一番。不过，毕竟是大船，即使不习惯乘船如我者，也不复去年乘春日丸时在五岛冲[146]一带的海上被蹂躏的惨状。若是在春日丸上赶上如此惊涛骇浪的话，后果真不堪设想。想到这一层，对改乘安艺丸反倒生出了一重感激。我读书的日课依然故我地坚持下来。我是站在宗教必须是生活的立场上，即使在摇摇晃晃的船中，也没断了读书。十日晨，抵达上海港。由于船快触到了江心的浮标，我们乘大舢板上了陆。彼时，上海方面已接到“春日丸沉没，乘客改乘安艺丸，已开船”的电报，日信药房的人特来接船，所以上陆非常顺利。可整整一天，净是“春日丸沉没”的消息，好不热闹。后从本社的通信中了解到，所谓“春日丸沉没”的消息，源自邮船公司所打的电报，中原君得到消息后即刻赴门司出差，判明安泰。但本社方面一时间颇为担忧，因为以前银岭丸事故时曾经出过一名牺牲者，故更加放心不下。因今年要提早出差，所以在二月底便把上海的广告活动告一段落，我于三月初再赴汉口。这次与小原君同行。刚好广贯堂的饭野君也同船，到汉口之前，三人聊了一路，小原和饭野二君都是少见的豪饮。尤其是小原君，因为是海量，居然有个叫作“长江鲸”的绰号，他们俩经常是一边干上一杯，一边侃大山。因为我动不动就把话头扯向基督教的方向，二人就拼命攻击我。事实上，去年以来，关于我的基督教信仰，在日信药房内也成了一个问题，面临相当强大的反对压力。这首先是因为我不下馆子，连起码的应酬也不做。本来这家店里的人每天都会下馆子喝两盅。不过说起来，其实也只有老板及仅次于老板地位者才有此余力。有位每天必来店照一面的名叫中井泷藏的人，每每必同行。截至前年，因做大学眼药推销业务的人年年犯错，故直到去年，说招一名信主的人，才轮到我入社。作为我来说，由于知道到前年为止的错误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交际，所以决不应酬。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店里的气氛很无趣，有点像水中混了油的感觉。可我完全不在乎这些，仍旧一个人读着每天规定读的书。彼时，在昆山花园二十二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会时而联合举办（说是联合举办，其实是在青年会里面）周日礼拜活动，有时我也参加。在此，我想略微谈一下上海基督教团体的历史：明治二十二年前后，英国人爱德华·埃万斯（edward evance）氏开始为居留上海的日本人讲读《圣经》。后埃万斯又聘请同志社神学部出身的姓上田的某人，在自己家里单辟一室，搞了一个《圣经》研究室，礼拜日学校的活动也得以延续下来。（明治）二十七八年，因战事[147]爆发，上田氏回了日本，埃万斯仍继续指导日本青年的英语和《圣经》研究。三十九年，当时四十名日本人成立了独立的日本人基督协会，后更名为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迁至昆山花园，在其内维持了周日礼拜的敬拜活动，并聘请组合教会的牧师三宅直彦氏兼任青年会主事和教会牧师。大正二年春，因三宅牧师归国，又聘请了日本人基督教牧师多田晋氏。大正三年六月，在前来支援的植村正久氏特别传道之际，由于植村氏说上海传道将由日本基督教传道局来承担，教会遂脱离青年会，在北四川路林家花园租了间房子，随着石川四郎牧师的赴任，开始自立门户。其后接受传道局的资助，在村上治牧师于大正七年赴任时，终于成为独立教会，先后迎来过川崎、三原、成田、中泽等牧师。教会虽然因这次日本投降而终结，但是，即使在教会解散之后，至被强制送还日本之前，我仍在家里勉力维持了礼拜日学校（由西林毅君独立经营）和教会（中山真多良主持）的存续。

在汉口，我与小原君别过，先在武汉三镇精心做了一通广告，照例是张贴纸招贴、打制铁看板、插旗子等事务，然后决定赴上游的沙市、宜昌。在汉口乘上天不亮就出发的日清汽船的大元丸。这艘船在凌晨扬帆启航时的壮观景象真足以穷尽言语的形容能力：完成日课，走上甲板，我即刻想起李白的诗——真正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长江从重庆到宜昌称为上段，宜昌到汉口为中段，汉口到上海为下段。下段长达六百英里的江流，斜度仅有区区四十八英尺，眼前一片浊流涡旋翻卷，不见首尾，真是浩荡长流。到了中段，始见部分湍流。第三天，我从沙市的日清汽船码头上岸。听说此地最好的旅社是一间叫高陛栈的客栈，立马让苦力把行李拉过去一看。店家虽说尚不到谢绝的份儿，但看样子是相当不高兴。到底为什么呢？让苦力一问，这下可糟了：原来一对刚刚下榻于此日本人医生兄弟，说夜里发现藏在铺底下的五百块银圆不见了，狂喊“抓小偷”，并说马上要去找警察，或喊警察来。旅社老板出来劝，说请等一等（彼时，日本人等外国人如因住宿被盗而报警的话，旅社主人将先被拘留）。可两人却不依不饶，说等什么等，贼跑了怎么办？无奈之下，旅社老板只好自掏腰包，赔了五百元，两位医生这才走人了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以后，这家旅社对日本人就比较头痛，但又不能不让住。我听了这情况，不仅当即把随身携带的一千块银圆交予店主保管，而且雇了好几个苦力做广告宣传，并设宴招待当地的日本人和中国药房、杂货铺的中国人，店主这才放心接待我们。此地有位姓菊池的日本人，听说有些怪怪的。他经营中国式药房，但受连续不断的排日运动的影响不得已回国后，开始卖何首乌、决明子什么的，说要帮助鸦片中毒患者。可正在东奔西走的时候，却听说自杀了。此人在沙市的日本人中，确实是一个异色人物。

我从沙市继续溯江而上至宜昌。那时候，宜昌的日本人商号（玩具杂货店等）有三十来家。虽然都是小卖店，生意却很红火。在汉口、沙市、宜昌的日本人中，要说做另类买卖的，当首推水田、斋藤的漆器屋。正因为日后成为横滨茂木合名会社[148]总管的木幡恭三曾当过日清汽船会社的董事，而茂木洋行汉口店看中了这一款漆，并采购了一批四川漆，却铸成了大错，这多少算是外行的悲剧吧。[149]前年（一九四七年）八月，日本刚刚许可自由贸易的时候，上海华光企业公司总经理吴朗西先生作为中国买方赴日，我说中国的出口产品，四川漆再合适不过，然后把我所调查的材料悉数提供给了华光公司。不过，并不是我自己出面，而是让在汉口与水田、斋藤两漆行有着深厚关系，又刚好有幸被华光公司留用的原汉口银行总裁入江湊氏出面打头阵。结果，该计划出色地命中靶心：是年三月，买主吴朗西在进东京的同时，十八吨四川漆到货。据说东京油漆市场的行情因此而下落一万日元。总之，我对中国的想法大体上很少出错。如此说来，却也并非全然是出于我的自命不凡——凡此种种都是日后之事。宜昌的广告活动结束后，在下汉口的船上，我在日记中记下了宜昌的模样——那应该也是关于宜昌的将来的记录。可是，日记佚失，以至于现在连记忆也不甚清晰了。当时的宜昌，是四川贸易的关口，蜀中各地的输出品皆在此卸载、装船，再顺江而下运至汉口。在汉口再次卸装后，转运上海。因此宜昌作为第一中转港，已相当热闹。进入四川的输入品也是先从上海运至汉口，再从汉口转载宜昌的航路船，在宜昌再度转载后，运往四川重庆——这种情况下，宜昌成了第二中转港。这是由于从重庆到上海尚无直通航路的缘故，意味着如果从四川到上海有直航船往返其间的话，宜昌恐怕将完全衰落。就汉口而言，既是当时进出蜀地的输出入品的中转码头，同时也是通过京汉铁路从各地运往上海的货物中转站，所以才有今日的繁荣。但如果将来开通四川的直通航路的话，汉口的繁荣势必大打折扣。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就好比是一张行李兑换票——若是行李被直送广东的话，对汉口的繁荣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记得我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无论轮船还是铁路，无非是一张行李兑换票而已；但有朝一日，若实现了行李直接运输的话，那么中转港必然会凋落。”

我回到汉口，与小原君重聚，又一起赴长沙。在汉口收到寄自上海的邮包，内有一册上海发行的日文杂志《浊流》。邮购此刊的理由之一，是为了其中的广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理由是，貌似日信药房的人写了一篇攻击基督教的文章。仿佛刻意为提醒我阅读似的，还在相关处打了红点。我在船上读到，却未搭理。长沙号称有五十万人口，是湖南的省城。此地人的气质与日本人尤近似，历来是人才辈出之地，讨伐长毛贼的主人公曾国藩即在此地出生，有国民党“飞龙”之称的宋教仁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也是湖南人。尽管平原少，自古便有“三山六水一平地”之说，但却是稻米的产地，所谓“两湖熟，天下足”。岳麓书院与庐山山麓的白鹿洞书院齐名，其所傍依的岳麓山与天下南岳衡山同为湖南的名山。潇湘八景与洞庭湖同为令文人骚客垂涎不已的绝景之地。其中，以李白游洞庭湖的诗[150]最为脍炙人口：

洞庭西望楚江分，

水尽南天不见云。

日落长沙秋色远，

不知何处吊湘君。

果真如此。从城陵矶一带向西眺望洞庭湖，可清楚地看见楚江（长江在北边称楚江）分成干流和朝洞庭湖入口方向的两叉，呈一个“y”字形。直到现在，我每读此诗，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实景来。中国人认为诗是现实的，而日本人则说那是唐人的呓语、大话。但日本人其实还是由于不了解大陆，故持此井底蛙之说。脚一旦踏上大陆的土地，便能明白“诗乃现实”这句话所带有的实际况味，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城里有一家英华大药房，五六年前我曾委托其寄售过大学眼药，想看看发展的状况，便过去了一趟。刚好店主在，说其实这家店四年前已经易主，彼时在自己交接的内容中，还有大学眼药的余款，说声“请稍候”，便进里面拿出了一个纸包递给我：“这个即是。明细都写在上面了，请您过目。”我当场打开一看，里面分别包着写有明细的纸条和剩余的残品及货款，分毫不差。我在感叹那种诚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什么是中国人的商业道德。可是，纸包里所包的钞票是大清银行的钞票，由于大清银行已经在革命中破产，这些钞票恐怕连三文钱都不值。但毫无疑问，此系四年前所包，纸包外面严实密封的封蜡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此等事体并不仅限于湖南人。我在长沙做了一番广告，同时，在日清汽船会社本航路的终点湘潭城里也做了一通宣传活动。一日，登上岳麓山，从望湘亭向南望去，但见湘江之水从远山间穿过，宛如一条巨蟒奔涌直下，我不禁被眼前这雄大的风景震慑了。那夕阳沉没的叠嶂重峦，更是美得令人晕眩。

我又从长沙穿洞庭湖，往返常德。居住于此地的日本人仅有区区十一人，其中包括一名妇人和一名幼女。苦力干一天活儿，工钱只有十钱（一角）。而我下榻的旅社，一等间加上一日三餐是三十钱。儿时常听的故事说，中日甲午战争时，只身游过朝鲜的大同江，从对岸截获了一只小舟的勇士川崎军曹，在此处开了一家名为丸三药房的药店。果真碰到，不能不说是奇遇。妇人与幼女是新隆洋行高桥新二氏的妻女。在高桥府上，我每晚都被招待泡澡，那澡盆居然是朱漆澡盆，委实让我大开眼界。后来才知道，四川产漆，而常德则是生产朱颜料的原材料水银最多的地方。原来如此！在朱漆浴盆中泡澡可真是一种“豪华版”的享受。此地的湖沼盛产菱，尤其是那种方形带角、特大个儿的菱角，苦力们常以此代饭，实际上味道也不错。看到大自然以自身的环境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食材，由不得你不低头敬畏。此间乃日后国民党军收容日军俘虏之地，也是从前随长沙每年必发大水的地方。长沙位于湘江下游，有些地方河幅狭窄，到了夏季的洪水期，因狭窄处的河道阻塞，导致长沙浸水；而位于河川下游的常德，出于同样道理，由于有非常狭窄的河段，也常发大水。可是，好像是两三年后，因狭窄处河道的左岸堤防溃决，遂酿成了一个大湖。这个湖有多大面积呢？真可谓是一望无际。因无人修筑冲垮的堤防，大水就漫成了湖泊，尚未冲溃的零星残坝成了小岛，也不知是什么人造了巴掌大的农田，种些蔬菜什么的，甚至搭了小屋住人。也多亏了这份悠闲，从那以后，常德的水害竟绝迹了。此地还是举世闻名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驻地。以一介混成旅长之尊，竟胆敢违抗一省督军之命，照自己的意志为我所欲，冯将军实在是了不起。彼时因两名日本人失踪而引发骚乱，日本领事专程从长沙出差而来。接着，军舰伏见丸从汉口溯江而上，如临大敌。可是人到底是如何失踪的呢？彻底搜查令下达之时，刚好是在日本人失踪的同一天夜里，负责戒严的士兵发现了两个试图穿城而过的人影，当即逮住，说是两个广东人。据说俩人正往城里偷运鸦片，估计不可能是日本人，但妥善起见，让过来认人。结果伏见丸的舰长与日本人代表同行，一道去监狱见人。去了一看，那两人正是引发骚乱的始作俑者，弄得舰长好不尴尬，连招呼都没法打，只好连声道歉，把人领回。唉，真不知说是讽刺好呢，还是喜剧好。就这样，冯玉祥的名字广为日本人所知。虽然打仗从来没胜过，但每吃一次败仗，队伍便壮大一次，终于成了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日本投降后赴美，因屡屡攻击国民政府而被免职，并遭国民党除名。当中共解放军优势凸显，团结了众多反蒋派，联合政府似乎指日可待的时候，听说冯将军辞别美国，踏上了归国之途，可随后突然传出在航行于黑海上的苏联轮船中意外死亡的电报。今天，对冯将军缺席的中国政界感到一丝寂寥的人何止我一个。我逢人便推荐布施胜治著的《冯玉祥》。尽管冯玉祥是军阀出身，但在中国，其人气却远超乎日本人的了解。

我从常德暂且先折回长沙。接着，经汉口、九江、南昌回沪是在六月。回来后，令我吃惊的是日信药房内部的宗教问题：由于十二个人都吐露了反对佛教的意见，在店内难以取得一致，所以请北四川路大德里东本愿寺布教所的布教使安井某人于每周六的晚上，前来讲精神修养，届时全体店员及家属都参加。而我当时信仰还很薄弱，棱角未脱，所以没出席讲座。一天，来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从偶然的话头切入，不但把安井其人狠狠数落了一通，而且连东本愿寺和尚们吊儿郎当的生活也抖了个底掉。刚好那天几乎所有店员都在店，一听此言顿时炸了锅。小原、草间二人首先表示不愿意听此人讲话。因为这讲话之人，实际上是朝鲜人士金玉均[151]遇刺地上海东和洋行的老板辻某人，也是本愿寺的发起人，而金的遇刺则是“二十七八年战役”的起因之一。事态变得越来越复杂：先是安井先生辞却讲座，改由青年僧侣轮流主持；继而小原君退出，他太太也不来了；再后来草间君也不再参加，但活动却仍在继续。而我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照样去我的教会。有天在晚餐的餐桌上，关于孝行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然原因在我。一方面是言辞过于偏激，本着虽说是大人，但明摆着有不当行为时，也务须批评并使其改正的看法，我对因父亲的不当行为而生气的母亲同情有余、对父亲却宁可断绝联系这点，遭到众人围攻，我断言即便是父亲，绝交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结果成了众矢之的。伊藤、佐佐木二人甚至不惜专门登门拜访日本人基督教会的石川牧师，听取意见。是年，我认为绍兴至宁波一线该广做广告，于是便先去了杭州。在中国，杭州历来是游历之所而不是做生意的地方，但长期以来，又因曾是南宋的都城，至今仍是拥有五十万人口的大都会。西湖广为日本人所知（银阁寺的庭园是西湖八景的摹本，不忍池也是西湖的移植，别名为小西湖）。特别是中国人有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与苏州并称为“人间天堂”，一年四季游人不绝，诚为做广告的好地方。此间的广告活动结束后（下榻于一间叫泰安栈的旅社，带三餐，一天两毛五），我便去了绍兴。有风扬帆，无风摇橹。对岸的码头涨潮时在江岸，退潮时则在江中。从码头到路上，得用牛车拉货。那牛车上人坐的地方全贴着竹子，很滑。说是“路”，其实不过是江里的沙滩，距离真正的马路还有两公里左右，而从那儿到有开往绍兴的船只的西兴还有两三公里。在西兴吃过饭，雇了脚船（这种船在其他地方未见过，是靠手和脚划的像独木舟似的小船）去绍兴。途中不时上岸，东一处西一处地钉了一通广告看板。到了绍兴，入住旅社不在话下，在此有令人哑然的一幕问答。早起上过马桶（便所），想洗个手却没有水。见天井（中庭）处有个接雨水的缸，便在里面洗了一下手。不承想被小伙计发现，被告知那是喝的水，不能洗手。我再一瞅，缸里的水呈黑色，缸壁处有很多孑孓。心想如此腐水何以入口？伙计居然说是饮用水……真不可思议。可后来明白了个中道理，不禁苦笑：像孑孓这种小生物都能在这水里活下来，可见此水非毒水……

绍兴是酿酒之地，相当于日本的滩[152]。据说此地出产一种名为花雕的上品酒，我打听了一下这酒的来历。原来，这一带家中生了女儿的话，便在女儿出生时酿一坛酒，藏于地下，以志纪念，酒坛还要画上各色花纹。然后，等女儿长大出阁，于洞房花烛之时取来喝。诸如陈酒、永年花雕等说法，实乃对酒之历久弥醇的夸耀。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叫法，一般称老酒，北方地区出于酒的成色，称黄酒。也有跟滩酒似的，以地命名，称绍兴酒者，也被形容为虎白。

十一月，为本年度的汇报和明年的准备，我又回了趟大阪。

刚回来未久的一天，社长让我去趟有马[153]了解旅舍和温泉的情况，让住一宿体验一下，于是我即刻就上了路。旅舍倒还不错，可温泉却是含铁量大、盐分多的红锈汤，有次居然连手帕都给染黄了，如果不用上汤[154]仔细冲洗的话，身体会沾上铁锈……我把所见如实做了汇报。可老板让再去考察一下加贺山里的温泉，我又立马出发了。此地甚好。吉野屋旅馆好生气派，扇屋旅馆不失为高档幽雅的旅社。泉汤很受用，谷川河也特别好，于是打电报知会老板，并在扇屋预约了一个高间，便打道回府了。是年，社长夫妇专程来此避寒。我后来想，诸如此类的事体，店中其实颇不乏长年奉职并精通此道之人，让他们来做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但绕过他们，命一个什么都不懂、即使在上海也是干着最低级工作的新人来应对，这多半是由于跟本社的通信，我日复一日地与社长本人通信，不厌其烦地汇报与中国有关的方方面面，而那些信颇受社长赏识——此举未尝不是对我的一个酬劳。

在阪期间，我参加了大阪教会的宫川经辉牧师主持的礼拜传教会。牧野牧师说要跟我谈关于结婚的问题——此乃受参天堂社长田口氏的委托，而且据说连候补人选都有了，所以事情进展颇快。所谓候补者是已经于昭和二十年[155]一月十三日，在与我共度了三十年夫妇生活后“告辞”，进入天国的美喜女士。那时候的她叫井上美喜，是伏见菱屋町的箍桶匠井上平四郎的长女。其父自从染指大米投机生意以来，开始对箍桶的本职变得有一搭无一搭，终日混迹于一群做梦都想着发财的人中间。如果能赚钱的话倒还好，可却不见批发商趸货，今儿失败，明儿倒霉的，行情往往是买进则降，卖出反升。走投无路时，两个闺女便“顺理成章”地被送进祇园町[156]，成了牺牲。姊妹二人过了几年不幸的生活，妹妹罹患肋膜炎而夭折。这件事之后，父亲的想法看上去似乎现实了一些，但仍未梦醒，而原来由姊妹两人分担的父亲的重担便落在了她一人的肩上。而且，担子不断被加码，越发变成难以承受之重。就在她默默忍耐，并继续在浊流中生活的时候，有人劝她读基督教的《圣经》。这一读之下，才发现世界竟如此之不同。出于进一步了解这个新世界的愿望，便按照他人的教导，于去年二月十二日参加了京都教会的活动。这真是奇妙的机缘。牧野牧师在对我讲了关于她的一切之后说：“你看，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能不能诉诸侠义之心，与她结婚呢？”我当即答应，决心一切照神的旨意活着，觉得这件事也是神的指引。尤其是这次一回国，我便在牧野牧师那儿接受了洗礼。但结婚事宜先搁了下来，一搁便过了年。照本社的计划，我需要与过去上海的同事中原、见田一起巡访东京市内全部的药店，快到年关时，出发进东京了。大约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我转的几个地方，是本所、深川、下谷、浅草。

……

一天，我走进浅草一家小卖店，在边说“您好”边鞠躬致意的时候，着实被吓了一跳，原来这家药房也是蛇屋：被掀起来的地板底下，像盛鸟食似的容器中，扬着脖子、身子盘成环状的蛇一条条排着，那情景到现在都忘不了。日本人好像多以蛇作药用，但从来不吃蛇料理。说到这点，中国有人贩售蛇胆，到了冬天，就大摇大摆地走在大马路上。手大的主儿，手里会拿一条活蛇，算是看板。广东料理的店家，无论哪一家，都会在店头的金属网笼里养很多蛇，当然也是蛇料理的招牌。也有从笼子里取出大蛇、蟒蛇的时候。这大蛇料理需事先累积好几十桌的预定，然后在同一个日子烹制、食用，这日子便是龙虎会的当天——此先按下不表。之所以把蛇作药用的话可食用，而作为料理则不吃，大概与某种积劳而成的心病观念有关，会觉得恶心。但日本人中患此念者甚众。其结果，连身体上的疾病也被称为“病气”，但“病气”与“病体”明显是不同的。中国人称“病”的时候，指身体的疾病，是“病体”的略称。若说“病气”的话，则不是身体的病，而是指气的病。就是说，人的身体中有一种精气，因系藏于身体之内的无形之物，故称“气”。日本人中似乎少“病体”，多“病气”——此乃最近的一个发现。如此，一年又过去了。

中国在这一年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不久，国内的外国邮政局悉数撤销。落记了这一年的广告事情：在我的建议下，把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的画像以石版印刷（费工数十刷），再加以裱褙，并制作了一幅对联画。在中国，两副一对的书法作品，挂在墙上，称对联。此外，正月里还有挂月份牌的习惯，那些源自月历上的佳人、风景、英雄等石版印刷的画，近来被称为月份牌，但其实已成了美女牌。这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实中国并非像日本人所想象的那样珍视儒教，但也不乏虔信者。本想把对联画赠给这类信众，但人数过众，数量不敷。考虑到还有一部分旧式学校，于是，便制定了以孔孟的对联在全上海的报纸上做广告，然后只需写下刊登广告的报纸名并以学校的名义索取，便可无偿赠送的计划。如此一来，索求者纷至沓来，每天都有很多索取申请。我觉得这回的计划一准能中，可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失败。原本以为赠予旧式学校，就算一校有数十名学生的话，也未尝不可加深印象。但这种想法完全落了空——原来，东西都被学校的老师和校工们拿回家挂墙上了。可失败归失败，《新闻报》《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等报纸是头一次做整版广告，在版面的中心位置上缩印的孔孟对联，获得好评，可谓达成了部分目的，但整体上仍然是失败。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本身可以说就是对儒教的革命，所以使用儒教的孔孟是更大的失败。这一点须注意。如此，第一个计划便吃了败仗，使我对广告活动变得更加慎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