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内族襄传赞》论北边筑壕事，以元魏、北齐之筑长城拟之。后世记金界壕者，如赵珙《蒙鞑备录》、《元史·速不台传》，并谓之长城。然金世初无长城之称也。其见于史者，曰边堡，曰界壕。界壕者，掘地为沟堑以限戎马之足；边堡者，于要害处筑城堡以居戍人。二者于防边各有短长：边堡之设，得择水草便利处置之，而参差不齐，无以御敌人之侵轶；壕堑足以御侵轶矣，而工役绝大，又塞外多风沙，以湮塞为患。故世宗朝屡遣使经画，卒不能决。章宗时边患益亟，乃决开壕之策，卒于承安三年成之。其壕堑起东北讫西南，几三千里，此实近古史上之大工役。今其遗迹虽湮没，而见于载籍者，尚可参稽而得其概略。然欲考其遗迹之所在，不可不先知金边堡及界壕之沿革也。
金之边堡界壕，盖创于其初叶。《金史·地理志》称：“金之封疆，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历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云云。”案：《婆卢火》本传，不记浚界壕事，而但记其屯田泰州，天眷元年，驻乌古迪烈地，薨。考乌古迪烈地在泰州之北，大定、明昌间之边堡界壕，在东北路者，实起于乌古迪烈地，而达泰州边界。则婆卢火之驻乌古迪烈地，或即因经营壕堑之故。是金熙宗初年已有壕堑之计画矣。有壕堑则不能不置戍守，置戍守则不可无堡垒，则边堡之筑亦当在同时。《移刺按答传》云：“参知政事完颜守道经略北方，按答摄咸平路屯军都统。入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两路。旧设堡戍，迫近内城者，于极边安置，仍与泰州、临潢边堡相接。”案《世宗纪》，完颜守道经略北方，在大定三年，则大定之初，金边固已有堡戍矣。至五年正月，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六十，驻兵万三千，此据《世宗纪》。《阿勒根彦忠传》作置堡戍七。未几而有开壕之议。《纥石烈良弼传》：“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良弼曰：‘敌国果来伐，此岂可御哉？”’又《李石传》：“北鄙岁警，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以御之。
石与丞相纥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议遂寝。”案开壕之议，发于宗叙。宗叙以大定十年参政，次年巡边，未岁而卒。是开壕之议，起大定十年后也。至十七年，世宗思宗叙言，诏两路招讨司及乌古石垒部族、临潢、泰州等路分定堡戍，具数以闻。《兵志》及《宗叙传》。二十一年，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及屋宇。《世宗纪》。《地理志》记其事云：“大定二十一年，世宗以东北路招讨司在泰州境及临满路旧设二十四堡障，参差不齐，遣大理司直蒲察张家奴往视其处置。于是东北自达里带石堡子至鹤五河地分，临潢路自鹤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评事移刺敏言：‘东北及临潢所置，土瘠樵绝，当令所徙之民，始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壮营毕，开壕堑以开边。’案世宗欲取直置堡戍者，盖为防敌人侵轶计，而土瘠樵绝，于戍兵不便，故移刺敏建议令戍兵姑逐水草别开壕堑以备边。盖以壕堑取直线，堡戍仍旧参差，以互相剂。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经画壕堑，旋为沙雪埋塞，不足为御。乃言：‘可筑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一月可毕，粮亦足备，可为边防久计。泰州九堡、疑十九堡之脱。临演五堡之地斥卤，官可为屋外，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旧戍军舍少，可令大盐泺官木三万余，与直东堡近岭求木，每家构室一椽以处之。”’案此节但记诸人建议，未及当时实行之状。据《地理志》，则于泰州下记堡十九，临潢府下记堡三十七。注云：“大定间二十四，后增。”则大定五年诏泰州、临潢接境所设边堡七十。及是年胡失海所议筑之堡二百五十，皆未尝实行也。至章宗明昌初，北部入寇，乃复有开壕之仪。《纪》称“明昌五年三月，诏集百官议北边开壕事”，“五月罢北边开壕之役”。然未见，此役复兴。《张万公传》云：“初，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役者三万人，连年未就。御史台言：‘所开旋为风沙所平。无益于御侮而徒劳民。’上因旱灾，问万公所由致。万公对以‘劳民之久，恐伤和气，宜从御史台所言，罢之为便’。后丞相襄师还，卒为开筑，民甚苦之。”案章宗时旱灾，在承安元年，是明昌、承安间，开壕之役固未罢也。及承安三年，“丞相襄出兵临潢，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言者多异同，诏问方略。襄曰：‘今兹之费虽百万贯，然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为永利。’诏可。襄亲督视之。军民并役，又募饥民以佣，即事五旬而毕。于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请。”《内族襄传》。案丞相襄所治者，乃临潢路之界壕也。其在西北路者，则《完颜安国传》云：“以功迁西北路招讨使。承安二年，以营边堡功召签枢密院事。”
《独吉思忠传》云：“承安三年改西北路招讨使。初，大定间修筑西北屯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么，几六百里。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思忠增缮，用功七十五万，止用屯戍军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劳，赐诏奖谕。”《章宗纪》系此事于永安五年，失之。在西南路者，则《仆散揆传》云：“揆升西南路招讨使，沿缴筑垒穿堑，连亘九百里，营栅相望，烽堠相应，人得恣田牧，北边遂宁。召拜参知政事。”案《章宗纪》：“承安四年二月，以西南招讨使仆散揆为参知政事。”则此亦承安三年事也。临潢、西北、西南三路界壕开筑之本末，见于《纪》、《传》者如此。惟东北路界壕，则筑自何人，成于何年，殊无可考。案《宗浩传》云：“宗浩进拜尚书右丞相，时惩北边不宁，议筑壕堑以备守戍，群臣多异同。平章政事张万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独谓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考宗浩拜右丞相在泰和三年正月，而张万公即以三月朔致仕。
又据《万公传》，万公谏开壕，乃因旱灾言之，而旱灾在承安元年，则《传》所谓“命宗法行省事以督开壕之役”者，与《传》首所云“北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者，实为一事，事当在承安元二年。《传》系之于拜右丞相之后，殊为失实。缘当时北部入寇，泰州、临潢首当其冲，诸路界壕皆于承安三年竣工，不应最冲要之东北路，独迟至泰和三年始开筑也。然则金之界壕，萌牙干天眷，讨论于大定，复开于明昌，落成于承安。虽壕堑之成甫十余年，而蒙古入寇中原，如入无人之境。然使金之国力常如正隆、大定之时，又非有强敌如成吉思汗，庸将如独吉思忠、完颜承裕，则界壕之筑，仍不失为边备之中下策，未可遽以成败论之也。
一、东北路之界壕
金之界壕，起于东北路招讨司境。而东北路招讨司，金初为乌古迪烈统军司，海陵时改乌古迪烈招讨司，世宗初乃改东北路招讨司。又招讨司初治乌古迪烈部，后治泰州。故欲考东北路界壕之所在，不能不先考乌古迪烈部及泰州之所在也。
甲、乌古边烈部
乌古迪烈，本辽时二部族之名。《辽史·营卫志》国外十部中有乌古部、隈古部、当云隗乌古部。《道宗纪》、《部族表》正作隗乌古部，《表》又作奥畏乌古部。《圣宗纪》、《百官志》作奥隈于厥部，《志》又复出乌隈乌骨里部，皆此部也。敌烈八部。而国内诸部，以乌古户置者，太祖二十部中有乌古涅刺部、图鲁部，圣宗三十四部中有斡突碗乌古部。以敌烈户置者，圣宗三十四部中有迭鲁敌烈部、北敌烈部。《百官志》尚有土河乌古部，不知属国内欤，国外欤？又有八石烈敌烈部，即《营卫志》之敌烈八部也。是辽时乌古敌烈，各有国外、国内二种。国外者其本部，国内诸部则契丹所俘本部之户口，别编置成部族者也。其部族各有节度使及详稳，其上又有乌古敌烈部详稳及乌古敌烈统军司。二官颇有重复之嫌疑，都详稳统国外诸部，统军司则统国内诸部者也。其在国外之二部，据日本津田博士之研究，则乌古部游牧于今喀尔喀河流域，敌烈部游牧于今乌尔顺河流域，皆在今兴安岭之西。则在国内之乌古敌烈部，当在今兴安岭之东。《辽史·道宗纪》：“寿隆二年九月，徙乌古敌烈部于乌纳水，以当北边之冲。”案乌纳水，疑即今桂勒尔河。此河南源为乌哈纳河，出乌哈纳山，疑为当时全河亦纳此称矣。至金世，则乌古敌烈之本部乃不复见，其在兴安岭东之乌古敌烈部，亦稍徙而东北。《海陵纪》：“天德四年十一月，买珠于乌古迪烈部及蒲与路。”《地理志》：“乌古迪烈统军司，后改为招讨司，与蒲与路近。”案金蒲与路在上京北六百里，即今黑龙江呼兰一带之地。又近世产珠之地，以松花江、嫩江、艾晖各江为最。则金之乌古迪烈部当在兴安岭以东，嫩江流域南，与泰州为邻。故其各分部亦各与泰州近。《杲传》云：“天辅元年，杲以兵一万攻泰州，下金山县。
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来降，遂克泰州。宗干、宗雄并娄室《传》略同。案女固、脾室皆迪烈分部之名，《地理志》部族节度使中有迪烈女古部。《辽史·天祚纪》书：“保大三年，敌烈部皮室叛。”此女固脾室即女古皮室也。又《兵志》及《宗叙传》，以乌古石垒临潢、泰州连言。又《宗尹传》：“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曰：‘临潢、乌古里石垒，岁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案金时，由北道往上京者，必由临潢、泰州，此以乌古里石垒替泰州字，当由此部逼近泰州故也。则金时乌古迪烈部地，在兴安岭之东，蒲与路之西，泰州之北，可断言也。
乙、泰州
《金史·地理志》：“泰州昌德军节度使，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间置德昌军，隶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罢之。
承安二年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安县，隶焉。北至边四百里，南至懿州八百里，东至肇州二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四，县一，旧有金安县，承安三年置，寻庚。长春。”辽长春州，韶阳军，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肇州，承安三年来属。案此文中显著有误字，则昌德军当作德昌军，承安二年当作承安三年，得由本文注文订正之。《完颜铁哥传》：“贞佑二年，迁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则德昌是，昌德非也。其所记界至，亦有可疑者。案金长春县即辽长春州，《辽史·营卫志》：“鸭子河泊，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考鸭子河即今松花江，鸭子河泊即今松花江西之科尔布察罕泊。其西南三十五里，即辽长春州、金长春县之所在。承安三年置新泰州于此。然此地东南距肇州不过二百里，又西南至懿州殆将千里，西北至界亦将六百里。余疑此文本旧泰州之界至，而史官误以系之新泰州者也。果如是，则金之旧泰州，当在今洮尔河之南，洮南县之东某地点矣。又《兵志》云：“东北路招讨司，初置乌古迪烈部，后置于泰州。泰和间以去边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宗浩传》则云：“明年，承安四年。拜枢密使。初，朝廷置东北路招讨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敌入，比出兵连袭，敌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据要害，设副招讨二员，分置左右。由是敌不敢犯。”《志》、《传》纪此事系年不同，然皆在承安三年置泰州于长春县之后，则招讨司自泰州徙金山，谓自长春徙，非自旧泰州徙也。然宗浩于承安元、二年已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此时旧泰州已罢，新泰州未置。所驻之泰州，自系调旧泰州，时宗浩正督开壕之役。见上。又承安三年，出兵移米河。大破广吉刺、合底忻、山只昆诸部。疑徙东北路招讨司于金山，正在此时。时招讨司已徙治金山，故是岁复置泰州，不治旧泰州，而治其东之长春也。
然则东北路招讨司，实自旧泰州徙金山。金山又在旧泰州西北三四百里，盖即兴安岭之古名。《娄室传》：“宗雄等下金山县，使娄室分兵二千，招沿山达散之人。”则金山为连山之大名可知。《地理志》：“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西历临潢、金山。”则泰州、临潢西北境之山，当时并谓之金山，其为今之兴安岭无疑矣。《旧唐书·回纥传》：“乌介可汗去幽州界八十里下营，河东刘沔率兵奄至，乌介惊走东北约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韦下营，嫁妹与室韦，托附之，为回鹘相美权者逸隐啜逼诸回鹘杀身介于金山。”此金山，以地望度之，实谓兴安岭。《元史·耶律留哥传》：“留哥率所部会按陈于金山，刑白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陈曰：‘吾还奏，当以征辽之责属尔。’”度其地望，似亦谓泰州、临潢西境之山，是辽金前后，亦呼兴安岭为金山也。日本津田博士《金代北边考》，据《金史》杲、宗雄、宗干诸《传》，谓金山在长春之西，旧泰州之东。案《杲传》：“杲以兵一万攻泰州，下金山县，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遂克泰州。”《宗雄传》云；“斜也、（即杲小名）宗雄与宗干、娄室取金山县，遂与斜也俱取泰州。”其攻克之次，自先春州，次金山，次泰州。然详玩文义，盖春州克后，斜也以正兵攻泰州，面别遣宗雄等攻其西北之金山县，且招降诸部族。金山既下，泰州前后受敌，乃不可守。此兵家常事，不足据为东西之次第也。然则金之泰州，东界肇州，北界乌古迪烈部，西北以金山与外族为界。乌古迪烈部与泰州之位置既定，然后金东北路之界壕，始可得而考也。
金之西北路及临潢路边堡，《地理志》略记其名，而界壕所在，则未之记。界壕利在径直，两边堡则参差不齐，不必尽在界壕线上。
然由边堡以定界壕之所在，当无大误也。《志》云：“东北路，自达里带石堡子至鹤五河地分。临潢路，白鹤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屠氏寄于《蒙兀儿史记》首释之云：“达里带，满洲语，有石也。堡在嫩江西岸，布特哈旧总管衙门之北伊倭齐之地。”又云：“鹤五河即《蒙古游牧记》科尔沁右翼中旗之鹤午河，堡在河上。”又近坊间所出地图，自黑龙江布特哈城之东南，直抵兴安岭之索岳尔济山，画一弧线，题曰：“金长春外堡”，盖即本之屠氏所监修之《黑龙江实测图》。屠图未见。据屠氏之说，似曾目验此界壕及边堡遗址者。然屠氏于额尔古讷河迤西之边堡遗址，屡屡言之，而从未言及兴安岭一带有古长城遗址，当是别有所本。案《西清黑龙江外纪》二。云：“布特哈有土城，因山起伏，西去数千里直达木兰。相传兄弟二人所筑，土人谓之乌尔科。流人亡去不识涂者，多由此入关。”屠氏《图》金边堡起于布特哈，正与《外纪》说合。殆即以此说为根据，而不著其所本；且若得之目验者，则其卤莽诡秘不可讳也。夫《外纪》所记布特哈土城事，自为史学上最有兴味之材料，然其可信与否，须由实地探检决之，屠氏遽信为事实，亦失之轻易。然其以《金志》之鹤五河为《蒙古游牧记》之鹤午河，则至当不可易也。案《记》云：“科尔沁右翼中旗北二百六十里，有鹤午河，出伊克呼巴海山，经摩尔托山东南流入左翼前旗界，会榆河。”又云：“榆河，蒙古名海拉苏台。源出兴安山，经火山东南流，会贵勒尔河。”胡图桂勒尔河。是鹤午河出兴安岭东麓，为桂勒尔河北源之一，金时泰州、临潢分界于此。征之蒙古文献，则此处为金与外族之分界，无可疑也。案《圣武亲征录》屡见塞字及汉塞字，而壬戌、癸亥二年两见阿兰塞，其地望甚为明画。
壬戌年云：“秋，乃蛮杯禄可汗会蔑儿乞部长脱脱别吉、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暨阿忽出拔部、泰赤乌部长。忽都花别吉斡亦刺部长。等，来犯我军及汪可汗。上先遣乘高觇望于捏干贵因都彻彻地、赤忽地黑诸山，有骑自赤忽儿黑山来告，乃蛮渐至。
上与汪可汗自兀鲁回失连真河，移军入塞。汪可汗子亦刺合居北边，后至据高岭。方下营，杯禄可汗易之曰：‘彼军漫散，俟其众聚，吾悉卷之。’对阿忽出、火都二部兵，从乃蛮来，与前锋合。将战，遥望亦刺合军势不可动，遂还。亦刺合寻亦入塞会我军，拟战，置辎重他所。上与汪可汗倚阿兰塞为壁，大战于阙亦坛之野。”又癸亥年云：“上止军于阿兰塞，急移辎重于失连真河。中略。上移军合兰只之野。中略。上亦将兵至斡几弩，遗忒哥山冈沿哈勒合河顺进云云。”案上二条中所见地名，虽有未经论定者，然如兀鲁回失连真河《秘史》作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之为今乌尔浑河及色野尔集河，哈勒合河之为今喀尔哈河，殆无异议也。据此二条，则阿兰塞与乌尔浑河、色野尔集河极近，而乌尔浑河与鹤午河发源处尤近。则阿兰塞即鹤五河堡子附近之界壕也。又拉施特《集史》同记壬戌年事云：“帝与汪罕离兀鲁回失鲁楚地只特河，向汪古部地。以行近哈拉温赤敦，汪罕子鲜昆在边外从。而后行及山隘，逾隘即汪古部界。中略。未战，而鲜昆军已过山隘至汪古部地云云。”据洪侍郎译贝勒津本。以此记事与《亲征录》相比较，则阿兰塞分明即此哈刺温赤敦。又此谓“逾隘即汪古部界”，汪古部分明即乌古部之异译，非阴山北之汪古部。时乌古久为金属，乌古地即金地，故《录》以塞目之。至哈刺温赤敦之名，《秘史》凡两见。卷六云：“成吉思在巴勒渚纳海子住时，合兰只战役后。有弟合撒儿，将他妻并三子也古、也松格、秃忽撇在王罕处，罄身领几个伴当走出来寻成吉思。寻至合刺温山，蒙文作合刺温礩都。缘岭寻不见。”又卷八：“成吉思对木合黎说：‘东边至合刺温山，蒙文作合刺温只都。你就做左手万户。’”日本那珂博士注：“以合刺温山为兴安岭全体之大名。”余案那珂说是也。《元史·特薛禅传》：“太祖谕火忽曰，哈老温迤东涂河、潢河之间，火儿赤纳庆州之地，与亦乞列思为邻，汝则居之。”然则临潢、庆州西北之连山，亦称哈刺温，与那珂氏说合。然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三。云：“至元二十五年，也只里王为叛王火鲁哈孙所攻。五月，王从成宗移师援之，败诸兀鲁灰。还至哈刺温山，夜渡贵列河，败叛王哈丹之军，盖得辽左诸部。《元史·土土哈传》略同。案兀鲁灰即《亲征录》之兀鲁回，今之乌尔浑河。贵列河即今之桂勒尔河。是虞集之哈刺温山，与《亲征录》之阿兰塞，拉施特之哈刺温赤敦，地望密合。案：《蒙古游牧记》一。云：“科尔沁右翼中旗北二百里，有温山，蒙古名哈禄那。”哈禄那即哈刺温之对音。此山去鹤午河极近。又此地为金元间东西交通孔道。宗浩出兵泰州，前军至忒里葛山。忒里葛山即今索岳尔济山北方之特尔根山，则师由此道也。成吉思命合撒儿领右手军，沿海自大宁经浯刺、纳浯二江，今松花江及嫩江。泝讨浯儿河今洮尔河。回营。由此道也。土土哈败叛王于兀鲁灰，还至哈刺温山，夜渡贵列河，亦由此道也。然则哈刺温赤敦，本兴安岭之一峰，以其当东面孔道，且为金人要塞之所在，故蒙古人亦举以名兴安岭之全体耳。由是言之，金东北路之界壕，殆沿兴安岭置之。西南至桂勒尔河北源之鹤五河堡子处，与临潢路界壕接。若屠氏之所图，非经目验固有不能遽信者。此东北路界壕之略可考者也。
二、临潢路之界壕
《金史·地理志》：“大定中，临潢边堡，自鹤五河至撒里乃，凡五堡。自撒里乃以西，凡十九堡。”撒里乃一地，见于《辽史·道宗纪》及《金史·地理志》，然其地望绝无可考。据上节所考，金东北路之界壕，既沿兴安岭置之，则临潢路之界壕，亦必沿兴安岭无疑。拉施特书：“帝驻军乞埭界上察哈察儿山。”察哈察地，《秘史》作扯克彻儿，《亲征录》作彻彻儿，即今之苏克苏鲁山，据《蒙古游牧记》，在阿噜科尔沁旗北二百三十里。今亦以此山之名其南北之兴安岭山脉。此路界壕直至庆州。《地理志》于庆州下云：“北至界二十里。”又其倚郭朔平县下云“有榷场务”，则庆州有界壕可知。
案庆州即今之白塔子，自是迤而西南，至达里泊南之胡烈么，与西北路界壕接。其详俟于下节论之。
三、西北路之界壕
金之西北路招讨使，初驻燕子城，后为抚州治。后徒界上。后为桓州治。而昌州亦旧属桓、抚二州。故桓、抚、昌三州以北之界壕，并西北路之界壕也。《章宗纪》：“承安五年九月己未，尚书省奏：‘西北路招讨使独吉思忠言，各路边堡墙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么，几六百里。向以起筑匆遽，并无女墙副堤，近令修完。计工七十五万，止役戍军，未尝动民，今已毕工。’上赐诏奖谕。《独吉思忠传》同，但以为永安三年事，是。”是西北路界壕，西起坦舌，东讫胡烈么。坦舌，屠敬山谓即今山西武川厅北之塔集呼都克。然其地已在西南路招讨司辖境，屠说非也。胡烈么，屠氏以为即《章宗纪》承安三年斜出等“请开市场于辖里袅”之辖里袅，而未能实指其地。余案：《章宗纪》之辖里袅，《食货志》作辖里尼要，而《地理志》于昌州之宝山县下云：“有狗泺，国言押恩尼要。”则尼要一语与淖尔同源。《钦定金史国语解》，索伦语尼要，水甸也。今多伦诺尔东北、达里泊之南，有一泊名活来库勒，库勒亦谓泊也。盖即金之辖里尼要也。自此西南之界壕，元人并有记述。其在桓州北者，王恽《中堂事记》《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十。云：“中统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乙酉，次桓州故城。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旧桓州三十里。案此谓新桓州距旧桓州之里数，非谓界壕距旧桓州之里数也。二十八日已丑，饭新桓州，未刻，扈从銮驾入开平府，距新桓州四十有五里。”案元开平府，即今多伦诺尔厅之昭奈曼寺，则新桓州即今之库尔图巴尔哈孙。旧桓州即今库尔图巴尔哈孙南波罗城北之某地点也。王恽所见界壕，当在旧桓州城北十余里，而《金志》云桓州北至旧界一里半，一里殆十里之误也。在抚州北者，则《长春真人西游记》述之。长春以辛巳岁二月十一日过抚州，十五日过盖里泊，十九日出明昌界，谓明昌间所筑界垣。皆向东北行。案：抚州故城即今哈剌巴尔哈孙，黑城。盖里泊即今之克勒泊，而自盖里泊至明昌界之日程，与自抚州至盖里泊之日程略等，则长春所出之明昌界，去秋涧所见界壕不远矣。至昌州北之界壕，则张德辉《纪行》记之曰：“北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所建也，亦有仓廪，隶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泺，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曰：‘此前朝所筑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沈子敦《西游记金山以东释》释之曰：“《方舆纪要》云：‘金昌州在兴和金抚州。西北。’又云：‘威宁废县北有昌州城。’案威宁故城在察哈尔正黄旗西南八十余里，地在抚州之西，则昌州在抚州西北。”余按此说非也。德辉与长春同自抚州趋鱼儿泺，今达里泊。长春过抚州后即东北行，德辉虽不取此道，决无西北趋察哈尔右翼地之理，然则昌州仍当于抚州正北求之。《口北三厅志》二。云：“察哈尔镶黄旗牧厂北四十里，有达拍逊诺尔，华言泡子河，盖即金之狗泺。”然则昌州当在抚州稍东北，而张德辉所见故垒，又在其北百余里，盖较界壕在桓、抚二州北者，又稍迤而北矣。
四、西南路之界壕
西南路界壕之与西北相接者，实为净州。赵珙《蒙鞑备录》云：“章宗筑新长城，在静州之北。”《金史·地理志》：“净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以天山县升为丰州支郡，北至界八十里。”案：彭大雅《黑鞑事略》云：“沙井，天山县北八十里。”是沙井在界上也。
元人置砂井总管府及砂井县于此。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三《和移剌子春见寄》云：“邂逅沙城识子初。”又卷四《寄沙井刘子春诗》云：“寄语沙城老故人。”盖以其地有界垣，故谓之沙城。
《备录》谓新长城在静州之北，以唐古乣人守之，即《元史·阿刺几思剔吉忽里传》所谓“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刺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者也。又《传》云：“既平乃蛮，从下中原，复为向导，南出界垣。”又云：“太祖留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归镇本部，为其部众所杀，其妻阿里黑携幼子孛要合与侄镇国逃难，夜遁至界垣，告守者，缒城以登，因避地云中。”此界垣即净州北八十里之界垣，无可疑也。净州地望，今不易考。《蒙古游牧记》云：“四子部落旗北有废净州城。”似失之太北。案天山以山名县，自当在阴山中。而彭大雅云：“出沙井则四望平旷，荒无际天。”盖已在阴山北麓。然则天山沙井，并当在四子部落之南，不得在其北也。
西南路界壕之可考见者止此，而《仆散揆传》云：“筑垒穿堑，连亘九百里。”盖此壕自沙井西包东胜、云内之北，直抵黄河，与西夏接。《地理志》记金之封域云：“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云云，”殆可谓兼为界壕写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