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竺国家 天竺，汉代译作身毒；也称之为婆罗门，意为“婆罗门众之国”。在葱岭之南，周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邻接；西天竺与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会。其都城周回七十余里，北临禅连河。”（《新唐书·天竺国传》）五天竺国家包括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等国家。
中国自古就和五天竺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些国家，都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中国的旅行家，很早就到过这些国家，如5世纪初，法显从五天竺回国，撰《佛国记》。唐贞观末，玄奘从五天竺取经归来，曾口授弟子辩机，著《大唐西域记》；其后王玄策三使外国，亦著有《中天竺行记》。这些著作，对南亚诸国的山川、人物、风俗、历史、物产、交通、宗教，都有详细的记载，可惜王玄策的《中天竺行记》久已失传，而法显、玄奘所著的两部行记，一直流传到今天，可以说是研究南亚诸国历史、地理的非常宝贵的资料。
中天竺羯若鞠国，首都曲女城（旧城号拘苏磨补罗，唐言花宫城，今印度北方邦的卡脑季）。“王姓乞利氏，或云刹利氏（即刹帝利氏之异译），世有其国。”“厥土卑湿暑热，稻岁四熟。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郁金诸香。通于大秦，故其宝物或至扶南、交趾贸易焉。百姓殷乐，俗无簿籍，耕王地者输地利。以齿贝为货。人皆深目长鼻。致敬极者，舐足摩踵。家有奇乐倡伎，其王与大臣多服锦。上为螺髻于顶，余发剪之使拳。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唯梵志种姓披白以为异。”“谋反者幽杀之，小犯罚钱以赎罪。”“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昙章》，云是梵天法。书于贝多树叶以纪事。不杀生饮酒。国中往往有旧佛迹”（《旧唐书·天竺国传》）。
《大唐西域记》里介绍了五天竺的种姓制度：“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罗门，净行也。”“二曰刹帝利，王种也。”“三曰吠奢，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罗，农人也。肆力畴农，勤身稼穑。凡兹四姓，清浊殊流，婚娶通亲，飞伏异路，内外宗枝，姻媾不杂。”等级是非常森严的。
《大唐西域记》里介绍五天竺人物的服饰：衣裳“贵鲜白，轻杂彩。男则绕腰络腋，横巾右袒；女乃衣下垂，通肩总覆。顶为小髻，余发垂下，或有剪髭，别为诡俗。首冠花，身佩缨络”。衣服的材料是：“其所服者谓憍奢耶及布（草棉布）等。憍奢耶者，野蚕丝也；蒭摩衣，麻之类也；钵罗衣，织细羊毛也；褐刺缡衣，织野兽毛也。兽毛细软，可得缉绩，故以见珍而充服用”。服饰也分等级，“刹帝利、婆罗门，清素居简，洁白俭约。国王、大臣，服玩良异，花宝冠以为首饰，钏缨络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贾、唯钏而已”。
五天竺的城市规模和宅居之制，《大唐西域记》里也讲得很详细：“若夫邑里闾阎，方城广峙；街衢巷陌，曲径纡。（商店）当涂，旗亭（酒店）夹路。”“至于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势卑湿，城多叠砖，暨诸墙壁，或编竹木。室宇台观，板屋平头，泥以石灰，覆以砖。诸异崇构，制同中夏。苫茅苫草，或砖或板，壁以石灰为饰，地涂牛粪为净，时花散布，斯其异也。”“黎庶之居，内侈外俭，室中堂，高广有异，层台重阁，形制不拘。门辟东户，朝座东面，至于坐止，咸用绳床。”“君王朝座，弥复高广，珠玑间错，谓师子床，敷以细，蹈以宝机。”他们的食物，“食以一器，众味相调，手指斟酌，略无匕箸。至于病患，乃用铜匙。”“凡有馔食，必先盥洗，残宿不再（不吃隔夜食物），食器不传（不用别人食器）。瓦木之器，经用必弃；金银铜铁，每加摩莹。馔食既讫，嚼杨枝而为净，澡漱未终，无相执触。每有溲溺，必事澡濯，身涂诸香，所谓旃檀、郁金也。”《大唐西域记》对当时五天竺人民的风俗习惯的介绍，真实而详尽，有些习俗，一直到今天我们也还能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等国看到。
玄奘去五天竺时，五天竺的村公社制度，还非常顽固地存在着。《大唐西域记》云：五天竺“政教既宽，机务亦简，户籍不书，人无徭课。王田之内，大分为四，一充国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辅佐宰臣；三赏聪睿硕学高才；四树福田，给诸异道。所以赋敛轻薄，徭税俭省，各安世业，俱佃口分。假种王田，六税其一”，可谓轻徭薄赋。“商贾逐利，来往贸迁，津路关防，轻税后过”。至于官吏的给养，“宰辅牧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有食邑制度，有分地制度。已经使用货币了，“然其货用，交迁有无，金钱银钱，贝珠小珠”。大概在自然经济的封锢下，商业及货币的使用都不很发达。
《大唐西域记》记载五天竺的物产，“花草果木，杂种异名”，“难以备载”。“至于枣栗椑柿，五天无闻；梨柰桃杏蒲萄等果……往往间植；石榴甘橘，诸国皆树。垦田农务，稼穑耕耘，播植随时，各从劳逸。土宜所出，稻麦尤多。蔬菜则有姜芥瓠荤陀菜等”。“鱼羊獐鹿，时荐肴”。忌食牛肉猪肉，牛奶却是主要的饮料。“至于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诸饼，常所膳也”。“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别，蒲萄甘蔗，刹帝利饮也；曲糵醇醪（包括烈性酒），吠奢等饮也；沙门、婆罗门饮蒲萄甘蔗，非酒醴之谓也”。
关于军队，“君王奕世，唯刹帝利。篡弑时起，异姓称尊。国之战士，骁雄毕选，子父传业，遂穷兵术。居则宫庐周卫，征则奋旅前锋。凡有四兵，步、马、车、象。象则被以坚甲，牙施利距，一将安乘，授其节度，两卒左右，为之驾驭。车乃驾以驷马，兵帅居乘，列卒周卫，扶轮挟毂。马军散御，逐北奔命。步军轻捍，敢勇充选，负大（同橹，大盾），执长戟，或持刀剑，前奋行阵。凡诸戎器，莫不锋锐，所谓矛盾弓矢刀剑钺斧戈殳长轮索之属，皆世习矣”。
关于刑法，五天竺是宗教统治的世界，“惧冥运（阴间地狱）之罪，轻生事之业”，非常重视盟誓，“盟誓为信”。凡谋反大逆，“谋危君上，事迹彰明，则常幽囹圄，无所刑戮，任其生死”。“犯伤礼义，悖逆忠孝，则劓鼻截耳，断手刖足，或驱出国，或放流裔。自余咎犯，输财赎罪”。处理疑案有“水、火、称、毒”四种方式。“水则罪人与石，盛以连囊，沉之深流”。如果“人沉石浮”，说明罪有应得；如果“人浮石沉”，这个罪人是冤枉的。“火乃烧铁，罪人踞〔铁〕上，复使足蹈”，“又令舌舐”，如果犯人毫无损伤，就算无罪。“称则人石平衡，轻重取验，虚（无罪）则人低石举，实则石重人轻”。“毒则……杂诸毒药”于羊腿中，被讼人吃了如果毒发而死，他就是罪不可逭；如果吃了没有中毒，就算无罪。看来五天竺的刑法是比较原始的、落后的，这和它的宗教气氛弥漫于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
与玄奘同时，另一个留学中天竺的僧侣慧轮，他曾求学于中天竺摩揭陀（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那烂陀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那烂陀寺的建筑材料和装饰工艺，可能出于慧轮目睹以后的口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云：
那烂陀寺寺形方如域，四面直檐，长廊遍帀，皆是砖室。重叠三层，层高丈余，横梁板阗，木无椽瓦，用砖平覆。寺背正直，随意旋往，其房后壁，即为外面也。垒砖峻峭，高三四丈，上作人头高共人等。……凡所覆屋，脊上檐前，房内之地，并用砖屑，如桃枣大，和杂黏泥，以杵平筑，周疆石灰，杂以麻筋并油及麻滓烂皮之属，浸渍多日，泥于砖地之上，覆以青草，经三数日，看其欲干，重以滑石揩拭，拂赤土汁或丹朱之类，后以油涂，鲜澄若镜。其堂殿阶陛，悉皆如此，一作以后，纵人践踏，动经一二十载，曾不圮坼，不同石灰，水沾便脱。
从这一段记载里，可见当时五天竺已经能够把混凝土制成像大理石一样的地面阶陛，不但光滑明亮，“鲜澄若镜”，而且经久耐用，“纵人践踏，动经一二十载，曾不圮坼”。说明当时中天竺的建筑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所有这些唐人游历五天竺的行记，是人们研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等国当时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北魏时，有僧户和佛图户，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些阶层不久就在中国消失了。可是在五天竺却残存着寺户制度。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讲到：那烂陀“寺内僧众有三千五百人，属寺村庄二百一所，并是积代君王给其人户，永充供养”。《南海寄归内法传》里也讲到：那烂陀寺“僧徒数出三千，封邑则村余二百，并是积代君王之所奉施”。
当玄奘到达羯若鞠国时，正值羯若鞠国戒日王统治的全盛时期。戒日王有“象军六万，马军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曲女城“西临伽河（今恒河），其〔城〕长二十余里，广四五里。城隍坚峻，台阁相望，花林池沼，光鲜澄镜。异方奇货，多聚于此。居人丰乐，家室富饶，花果具繁，稼穑时播”（《大唐西域记》卷五）。曲女城也成为当时五天竺比较富庶繁华的都市。
戒日王会见玄奘时，曾说：“尝闻摩诃至那国（指中国）有秦王天子”，“平定海内，风教遐被”，“氓庶……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大唐西域记》卷五）玄奘到达东天竺迦摩缕波国（今阿萨姆邦西部地区）时，迦摩缕波国婆塞羯罗代摩王朝（唐言日胄王朝）的拘摩罗王（唐言童子王）也问玄奘：“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大唐西域记》卷十）由此看来，以表现唐太宗为秦王时征伐四方为内容的乐舞《秦王破阵乐》，随着唐的声威而影响及于域外，在五天竺也成为负有盛誉的歌舞了。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中天竺摩加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王遣使来唐，赠送火珠、郁金、菩提树等方物。贞观十六年，乌茶国（今印度奥里萨邦北部一带）王遣使来唐，赠送龙脑香等方物。唐高宗乾封三年（公元668年），五天竺国王皆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南天竺遣使来唐，赠送方物。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东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国王并遣使来唐，赠送方物。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南天竺国王凡三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西天竺国王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开元三年、开元八年，中天竺国王凡两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开元八年，南天竺国遣使来唐，赠送五色能言鹦鹉。开元十三年，中天竺国王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开元十七年，北天竺国王遣大德僧来唐赠药。开元十八年、开元十九年，中天竺国凡两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开元二十五年，东天竺国王遣大德僧来唐赠药并梵本杂经论、梵本诸药方。开元二十九年，中天竺国王子来唐聘问。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乾罗国王使大首领来唐聘问（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六及《旧唐书·天竺传》）。唐王朝对五天竺国家聘唐使节，也都优礼备至。同时唐也先后派遣云骑尉梁、卫尉丞李义表、太子右率府长史王玄策等，先后报聘五天竺国家，并馈送礼物如锦彩等等。
唐和五天竺国家除了派遣正式的使节互相作外交聘问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旅客和香客作为友好使者，或者从西北边境翻越帕米尔高原前往北天竺，或者冒越南海和印度洋的洪波巨浪，到达南天竺；在贞观年间，还有通过吐蕃这条旱路到西天竺，然后转往五天竺的。中国留学五天竺等国家的学生，大部分是僧侣，留学的主要目的是巡礼佛教胜迹和求法取经。当然到达五天竺以后，首先还须学习梵文。在这个时期内，也有无数五天竺国家的大德高僧，来到唐地，传播佛教，并襄助译筵，把梵文的佛经译成汉文。唐和五天竺国家之间，彼此交往不绝。
五天竺国家的文化，对唐代文化发生一定影响。在宗教思想方面，大量的佛学思想及其流派源源介绍到唐地来，使唐地的佛教大小乘思想更加充实和完整起来了。在建筑方面，五天竺国家的建筑技术，对中国是很好的借鉴，中国既保持了民族形式，也汲取了有益的营养。在艺术方面，云冈、龙门、敦煌等等石窟的雕塑和壁画，深受五天竺佛教艺术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五天竺流行的“龙女”、“猕猴”等故事，也被介绍过来，成为唐代传奇小说的重要素材。在医学方面，印度的外科、骨科和眼科医术，对中国医学发生一定影响。在天文历算方面，僧一行和天竺僧瞿昙悉达合作，把五天竺的天文历数之学，介绍到中国来。在音乐舞蹈方面，唐代十部乐中，《天竺乐》是其中的一部。唐代软舞、健舞中，其中有一小部分，还带着天竺的情调呢！
师子国 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大唐西域记》里称为“僧伽罗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地沃壤，气序温暑，稼穑时播，花果具繁。人户殷盛，家产富饶”。“师子国人形貌卑黑，方颐大颡，情性犷烈”，“人多勇健”。传说师子国王是狮子的后人，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大概原先这个部族，曾以狮子为图腾，所以后来就以师子为国号了。
师子“国滨海隅，地产珍宝”，“都人士子往来求采”，“随得珠玑，赋税有科”（《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师子国人获得“珍宝，明其所堪价”，“诸国商贾来共市易”，因此达成交易。“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通典·师子国传》）。
师子“国东南隅有迦山，岩谷幽峻”。传说“在昔如来于此说《迦经》”（《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迦山亦作迦山、伽山，《迦经》亦译作《楞伽经》，据说这部经典被达摩禅师介绍到中国后，成为禅宗不二法门的主要经典。
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70年），师子国王遣使来唐，赠送方物。玄宗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师子国王遣大德三藏来唐，赠送钿金宝璎珞及贝叶梵写《大般若经》一部、细白四十张。天宝九载，师子国王遣使来唐，赠送象牙、真珠（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唐亦赠以方物，厚礼答谢。
在中国与天竺诸国频繁的交往中，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很早就传到五天竺和师子国，这使五天竺和师子国的航海活动，进入新的纪元。中国和室利佛誓等国家的商船有远航至印度洋，停泊在天竺沿海都市和师子国沿岸的；天竺和师子国的海舶，也经常到达中国的广州等地，进行贸易。当时停泊在广州湾的海舶，有婆罗门舶（即天竺舶）和师子国舶等，其中“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都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抽税）”（李肇《唐国史补》）。唐地输往五天竺及师子国等国的物品，有黄金、金银器、锦彩、绢丝、青铜铸币、瓷器、漆器、藤席、纸张、香料等等；五天竺及师子等国输入唐地的物品，有珍珠、宝石、白布、毛毯、香料、玻璃器皿、佛像等等。
泥婆罗 即今尼泊尔。《大唐西域记》载：“尼波罗国，周四千余里，在雪山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山川连属，宜谷稼，多花果，出赤铜、牛”。“货用赤铜钱。气序寒冽”，“有工巧”，“邪正兼信，伽蓝、天祠，接堵连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都城东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余物，亦变为火。”
《旧唐书·泥婆罗传》：“在吐蕃西。其俗剪发与眉齐，穿耳。”“食用手，无匕箸。其器皆铜。多商贾，少田作。以铜为钱，面文为人，背文为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数盥浴。以板为屋，壁皆雕画。俗重博戏，好吹蠡击鼓。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事五天神，镌石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泥婆罗王“身着真珠、玻璃、车渠、珊瑚、琥珀、璎珞，耳垂金钩玉”。“坐狮子床，其堂内散花燃香。大臣及诸左右并坐于地，持兵数百列侍其侧。宫中有七层之楼，覆以铜瓦，栏槛楹，皆饰珠宝。楼之四角，各悬铜槽，下有金龙，激水上楼，注于槽中，从龙口而出，状若飞泉。”
泥婆罗王那陵提婆的父亲，为其叔父所弑，那陵提婆曾逃难至吐蕃，吐蕃为之出兵，复取王位，所以泥婆罗和吐蕃结成了亲密的关系。唐贞观初，吐蕃赞普初娶泥婆罗的公主为妻，后来又娶唐文成公主为妻。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尼婆罗王遣使来唐。赠送波棱、酢菜、浑提葱等方物。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泥婆罗王又遣使来唐，赠送方物。唐贞观中李义表出使天竺，也到达过泥婆罗。因为释迦牟尼是出生在泥婆罗的，所以泥婆罗境内佛教遗迹很多，一般唐地的僧侣巡礼五天竺，必去泥婆罗瞻仰佛教遗迹。
个失蜜 《大唐西域记》作迦湿弥罗，即今之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云：“迦湿弥罗国，周七千余里，四境负山，山极峭峻，虽有门径，而复隘狭，自古邻敌，无能攻伐。国大都城西临大河，南北十二三里，东西四五里。宜稼穑，多花果。出龙种马及郁金香、火珠、药草。气序寒劲，多雪少风。服毛褐，衣白。”“人性怯懦”，“容貌妍美”，“好学多闻，邪（指异教）正（指佛教）兼信。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
《新唐书·个失蜜传》：“个失蜜，或曰迦湿弥逻”。“环地四千里，山回缭之，它国无能攻伐”。“地宜稼、多雪不风。出火珠、郁金、龙种马。俗毛褐”。
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初，个失蜜国遣使聘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唐王朝册封个失蜜王真陀罗秘利为个失蜜国王。开元二十一年，个失蜜王木多笔遣大德僧来唐，赠送方物，唐宴个失蜜使节于内殿，赠绢五百匹。又册封木多笔为个失蜜国王（见《册府元龟》九百六十四、九百七十五）。
大勃律与小勃律 大勃律，或曰布露，《大唐西域记》作钵露罗。“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苌”（《新唐书·大勃律传》）。其地即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巴勒提斯坦（baltistan）。《大唐西域记》云：“钵露罗国，周四千余里，在大雪山间，东西长，南北狭。多麦豆，出金银，资金之利，国用富饶。时唯寒烈”，“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语异于诸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迦什弥罗国东北隔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扬同国（即羊同国，西藏西北部）、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此开元十五年事），衣着、言音、人风并别。着皮裘、衫、靴、裤等也。地狭小，山川极险。”
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开元十二年、开元十六年、开元二十一年、开元二十三年、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大勃律国王凡八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五），唐亦报以厚礼。
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雅辛河流域。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又迦什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至小勃律国。此国属汉国所管。衣着、人风、饮食、言音，与大勃律相似。着衫及靴，剪其发，头上缠叠布一条，女人在发。贫多富少，山川狭少，田种不多。其山憔杌，原无树木，及于诸草。其大勃律原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
唐玄宗天宝初，小勃律王没谨忙亲自来唐访问，玄宗优礼有加。因为小勃律和吐蕃是邻国，吐蕃曾假道小勃律，进攻唐之四镇，并夺取小勃律九城。后吐蕃赞普又以女妻小勃律王，小勃律遂受吐蕃所役属。唐四镇受到吐蕃军事势力的严重威胁。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唐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以马步万人，攻下小勃律，解除了吐蕃对四镇的威胁。
唐玄宗天宝四载，小勃律国王曾遣高僧来唐访问。天宝六载，唐以小勃律王为归仁王。天宝七载、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八月和九月、天宝十二载、天宝十四载，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归仁王凡六次遣使来唐，赠送方物（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五、九百七十六），唐亦答以厚礼，如赠彩段三百匹、银盂瓶、银盘各一，以及袍服、金钿带等（见《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