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事业的兴修与农业的发展 唐王朝对水利事业是非常重视的，管理全国河渠、水利的，有都水监，置“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泽、津梁、陂池之政，总河渠、诸津监署。凡渔捕有禁，溉田自远始，先稻后陆。渠长、斗门长节其多少而均焉。府县以官督察”。使者下置“丞二人，从七品上，掌判监事。凡京畿诸水，因灌溉盗费者有禁”。都水监下设“河渠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上。掌河渠、陂池、堤堰、鱼醢之事。凡沟渠开塞，渔捕时禁，皆颛之”。“渭河三百里内渔钓者，五坊捕治之”。又置“河堤谒者六人，正八品下。掌完堤堰，利沟渎渔捕之事。泾、渭、白渠，以京兆少尹一人督视”。天下“诸津，〔置〕令各一人，正九品上；丞二人，从九品下。掌天下津济舟梁”（《新唐书·百官志》）。凡是首都附近重要的堰渠，皆置官管理，如兴成、五门、六门、龙首、泾堰、滋堤凡六堰，皆有丞一人，从九品下，以专掌其事。
唐代兴修地方水利，一般是由地方官吏如节度使、刺史、县令报请朝廷或上级下令征发民众来修建的。无论中央的都水监使者、河渠署令、河堤谒者或地方官吏，知道水利灌溉、水上运输的重要性，都很重视其事。唐王朝前后兴建大小水利工程，凡三百多个项目，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没有记载的可能还有很多。现在我们将有记载的水利工程，按照年代先后，略作统计如下：唐高祖在位九年，水利工程共有九起；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水利工程共有二十八起；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水利工程共有四十五起；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水利工程共有十七起；唐中宗在位五年，水利工程共有六起；唐睿宗在位两年多，水利工程有两起；唐玄宗在位四十三年，水利工程共有五十八起；唐肃宗在位六年，水利工程有一起；唐代宗在位十八年，水利工程共有十三起；唐德宗在位二十五年，水利工程共有三十二起；唐宪宗在位十五年，水利工程共有二十四起；唐穆宗在位四年，水利工程共有十四起；唐敬宗在位三年，水利工程共有八起；唐文宗在位十四年，水利工程共有十四起；唐武宗在位六年，水利工程有四起；唐宣宗在位十三年，水利工程有三起；唐懿宗在位十五年，水利工程共有十二起；唐僖宗在位十五年，水利工程有一起。无法考查年代的唐代水利工程尚有十起(1)。这三百多项水利工程，包括水道运漕的疏通，水渠灌溉的兴修，堤堰斗门的建筑。有的工程非常巨大，如秦汉时，郑渠溉田至四万顷，白渠溉田亦至四千五百顷。到了唐高宗永徽（公元650—655年）中，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关中水位降低，同时豪门贵族于郑、白两渠设置碾过多，泄水入渭至巨，渠水溉田减少，至唐德宗大历（公元766—779年）中，郑、白两渠溉田亩数只有六千顷了。而关中既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又是唐王朝的军事根据地，人口高度集中，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从江淮运米来供应关中。《元和郡县图志》云：“天宝中，每载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大历后，每岁运米四十万石入关。”贞元初年（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浙西节度使韩（驻京口，今江苏镇江），北运粮米四十七万石，二年七十万石，末年一百万石。唐王朝危而复安，就是依靠这北运的粮米。隋大业中所修建的大运河，便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所以在水利工程方面，确保运河的畅通，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先从江南运河说起，穆宗长庆（公元821—824年）初，白居易为杭州刺史，筑西湖堤蓄泄其水，溉田千顷，又引水入运河，以利漕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开孟渎四十一里，通江水南注漕河，提高漕河水位。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润州刺史韦损开练湖下湖，依旧涨水为湖，既得引溉田苗，又把湖水灌注官河，使得漕河畅通无阻。练湖又名丹阳湖，大历初，刘晏为转运使，分命官吏驻扎在丹阳湖，禁民引溉，河道不涸。从京口渡扬子江，这段江面阔至四十余里，江心中还有沙洲瓜洲。从京口渡江，舟行绕瓜洲沙尾，回远至六十里。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润州刺史齐澣在瓜洲的沙洲上，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漕运不必绕行瓜洲沙尾，“岁利百亿，舟不漂溺”（《新唐书·地理志》）。开始瓜洲还是四面环江，后来渐渐与长江北岸的大陆相连，瓜洲成为扬州的瓜洲步，从瓜洲步到京口，江面也缩至二十里了。在大历以前，江水旧通扬州郭内，李颀诗：“扬州郭里暮潮生。”到了大历以后，扬州郭内，潮信不通，大概江边作了斗门，才会这样。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淮南节度使杜亚，自江都（今江苏扬州）西循蜀江之右，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到了元和中（二年至五年），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于高邮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将近万顷。又以漕河卑下，不能居水，乃筑堤阏，以防不足，泄有余。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盐铁使王播奏：“扬州城内，漕河水浅，舟船涩滞，转输不及期。请从府北阊门外古七里港开河而东，屈曲至禅智寺桥，通旧官河，长十九里。”（《读史方舆纪要》）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将作大匠范安及发卒三万人，疏决汴口，修建斗门。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峡，以通漕运。天宝中，“以三门〔峡〕河道险，漕运艰阻。乃令旁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其河东西径直长五里余，阔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凿石”。“岁省运夫五十余万，又无覆溺淹滞之患”（《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八引《开天传信记》）。在北运河方面，永徽中，河北道魏州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北）“开永济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旧唐书·楚王智云传》）。开元二十八年，魏州贵化县（今河北大名东）开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运”。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广西漓水的灵渠，“昔秦始皇南戍五岭，史禄于湘源上流漓水一派凿渠，渠内置斗门三十六所，每舟至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舟以渐西进”（《舆地纪胜》）。唐宝历（公元825—827年）初，观察使李渤因秦故基，立斗门十八，以通漕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桂州刺史鱼孟威以石为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由于地势的高下不同，用斗门来提高水位，使船能够节级上升或下旋，通过十八重斗门来操纵水位的高低，这是值得称道的。
海堤的兴建，既能防海潮的侵蚀，又能逐渐拦海成陆，增加可耕地的面积，李唐一代的修筑海堤，也是值得一提的。海州朐山（今江苏连云港）东二十里有永安堤，北接山，环城长十里，以捍海潮，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筑。大历中，置常丰堰于楚州，以御海潮，收常十倍他岁。又大历中，创捍海堰于兴化县（今江苏兴化）。杭州盐官县（今浙江海盐西北旧海宁县城）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江潮（《唐语林》）。福州闽（今福建福州）东五里有海堤，太和二年（公元828年）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良田”。长乐（今福建长乐）东十里有海堤，太和七年（公元833年）筑，“立十斗门以御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新唐书·地理志》）。海堤的不断扩建，标识着沿海一带，可耕地在不断增多。
在堰渠灌溉方面，如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自龙门引河，溉田六千余顷；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筑扬州句城塘，溉田八百顷；永徽中，在幽州引卢沟水，广开稻田数千顷；上元（公元674—676年）中，修寿州芍陂，溉田万顷；圣历（公元698—700年）初，在武陵（今湖南常德）开津石陂，溉田九百余顷；开元初，于同州筑通灵陂，溉田二千余顷；又在河北开王莽河，溉田数千顷；萧山筑湖塘，溉田二千余顷；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于句容开绛岩湖，开田万顷；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于江陵修汉古堤，广良田五千顷；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韦丹在江西凿六百陂塘，溉田万二千顷；又于密州诸城县修筑潍水古堰，溉水田万顷；长庆初，于朗州武陵开数陂，溉四千顷；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浚孟州济源枋口堰，溉田五千顷。在天宝（公元742—755年）以前，唐王朝修建的水利灌溉工程，偏重在黄河流域；在天宝以后，唐王朝更依靠江淮粮运，修建的水利灌溉工程，也逐渐南移，偏重在长江流域。
唐王朝为了防范水利工程的遭受破坏，在《唐律》的《杂律》里作了规定：“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注云：“谓盗水以供私用。”《杂律》里又说：“其故决堤防者，徒三年。”“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从法律条文的制定，也可以看出政府对水利事业的重视。
灌溉行水的规定，敦煌石室发现的《水部式》残卷中曾讲到。
诸溉灌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造〕堰。听于上流势高之处，为斗门助引取。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其傍支渠，有地高水下，须临时暂堰灌溉者听之。凡浇田，皆须预知顷亩，依次取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
诸渠长及斗门长，知浇田之时之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平，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为功过附考。
河西诸州用水溉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力，同修堰渠。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
沙州用水浇田，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前官谓停家职资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
在伯希和第三五六〇号文书《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九纸背后，还有数行字，题名《沙州敦煌县地方用水浇田施行细则》，也和水利灌溉的管理事项有关，今抄录如下：
每年行水，春分前十五日行用。若都乡宜秋，不遍其水，即从都乡不遍处浇溉收用，以次轮溉向上。承前已来，故老相传，用为法则。依问前代平水交（校）尉宋猪、前旅帅张诃、邓彦等行用水法。承前已来，递代相承用。
《水部式》的行水规定，是有所根据而定的，如《水部式》残卷上引第二条，“诸渠长及斗门长”云云，几乎和《唐六典》卷二十三都水监使者下所云文字相同。《唐六典》云：
凡京畿之内，堰渠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以庶人年五十以上并勋官及停家职资有干用者为之。至浇田时，乃令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
唐制，凡是京畿之内，重要的堰堤，如兴成、五门、六门、龙首、泾堰、滋堤凡六堰，皆有丞一人，专掌其事，此外就是用前官（停家职资官）为平水官。每渠还置渠长或斗门长各一人，在浇田时，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渠长、斗门长之下，尚有堰头，见于吐鲁番文书：
天授二年月日，堰头骨恶牒（大谷二三六八号高昌文书）
匡〔渠〕堰头康毳子（大谷二三六九号高昌文书）
匡渠堰头氾嘉祚（大谷一二一七号高昌文书）
□渠第十三堰堰头康力相（大谷二三七四号高昌文书）
成家堰王渠堰头竹辰住（大谷二八四七号高昌文书）
□□渠第一堰堰〔头〕康阿战（大谷二三七二号文书）
堰头除了掌管引水溉田以外，还登记“当堰见种青苗亩数，佃人姓名”，并向政府具结，“如有隐没一亩已上”，甘“罚车马一道远使”（大谷一二一一、二三六八号高昌文书）。另外有时还替地方政府征收大税钱：
大税钱壹佰陆拾伍文
十八日 堰头曾礼抄（大谷四二八九号高昌文书）
当然，堰头的地位，没有渠长和斗门长高，渠长、斗门长有时用勋官或停家职资官来充任，而堰头的地位却没那么高。如大谷第二八四七号高昌文书：
成家堰王渠 堰头竹辰住
竹达子一亩 竹辰住佃
竹辰住二亩 自佃
张汉姜二亩 竹辰住佃
索僧奴二亩 佃人竹辰住
可见竹辰住既是自佃的自耕农，又是佃种竹达子，张汉姜、索僧奴土地的佃人，同时又被指定担任堰头。又如大谷第一二一七号高昌文书，“县公廨柒亩，佃人氾嘉祚；更叁亩，佃人氾嘉祚”，而这一处匡渠的堰头，也就是由这个佃人氾嘉祚担任的。
水位高，只要开个小决口放水灌溉好了；水位低，不得不依赖灌溉工具来汲取浇田用水。和唐代的水利事业发展相应，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在当时已经普遍使用的辘轳、桔槔等工具以外，还有连筒、筒车和水轮等等。
先讲水车。从三国时马钧创造翻车以后，到了唐代，水车用来戽水，已极普遍。《酉阳杂俎》前集《艺绝》篇云：元和中，蜀将军皇甫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泥”。可见人力转动的水车，已经很普遍了。太和中，江南地区天旱水少，农田缺水，也利用水车来戽水，“车声才发，雨即旋降”（李《请自出俸钱收赎善权寺事奏》）。戽水的效用很高。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丙戌朔，“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以溉水田”（《旧唐书·文宗纪》）。并命江南征召水车工匠，大规模制造水车。水车的灌溉，还传到日本，日本《类聚三代格》卷八里记载着天长六年（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五月廿七日《太政府符应作水车事》：“耕种之利，水田为本。水利之难，尤其旱损。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之民，素无此备，动若焦损。宜下仰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以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若有贫乏之辈，不堪作备者，国司作给。经用破损，随亦修理。”(2)这里提到唐国的灌溉工具，已经讲到手转的翻车、足踏的翻车和牛拉的翻车了。
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之第十九首诗中有“咿哑转井车”句，这是指立井式水车而言的。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引《启颜录》：“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僧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邓玄挺所见水车，为用手转动的立井式水车，邓玄挺死于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见《旧唐书》玄挺本传，可见手转或脚踏的立车式水车，在武周时期，已经很普遍了。
杜甫在《春水》诗中有“连筒灌小园”之句。所谓连筒，据元王祯《农书》载：“连筒，以竹通水也。……取大竹，内通其节，令本末相续，连延不断。阁之平地，或架越涧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数丈，注之池沼……如药畦蔬圃，亦可供用。”
所谓筒车，李实杜诗注云：“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首之末，傅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王祯《农书》中也说：“作木圈缚绕轮上，就系竹筒或木筒于轮之一周，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下倾于岸上……以灌田稻，日夜不息，绝胜人力。”《天工开物·乃粒篇·水利门》云：“凡河滨有制筒车者，堰陂障流，绕于车下，激轮使转，挽水入筒，一一倾于枧内，流入亩中，昼夜不息，百亩无忧。不用水时，拴木碍止，使轮不转动。”
所谓水轮，据晚唐人陈廷章《水轮赋》云：“斫木而为，凭河而引”，“殊辘轳以致功，就其深矣；鄙桔槔之烦力，使自趋之”。“钩深致远，沿洄而河使在山，积少之多，灌轮而各由其道。”（《全唐文》卷九百四十八）水轮是利用水力来运转的翻车，其制有卧轮、立轮之殊。王祯《农书》谓：“水转翻车，其制与人踏翻车俱同，但于流水岸边，掘一狭堑，置车于内，车之踏轴外端作一竖轮，竖轮之旁，架木立轴，置二卧轮，其上轮适与车头竖轴辐支相间，乃擗水傍激，下轮既转，则上轮随拨车头竖轮，倒水上岸。此是卧轮之制。若作立轮，当别置水激立轮，其轮辐之末，复作小轮，辐头稍阔，以拨车头竖轮。此立轮之法也。然亦当视其水势，随宜用之，其日夜不止，绝胜踏车。”
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唐代人民在兴建水利工程和改进灌溉工具的同时，农业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尤其突出的是创制了新的曲辕犁。
晚唐诗人陆龟蒙著有《笠泽丛书》，其杂文中收有《耒耜经》一篇，是介绍曲辕犁的构造情形的。《耒耜经》云：
经曰：耒耜，民之习，通谓之犁。冶金而为之，曰犁，曰犁壁。斫木而为之者，曰犁底，曰压，曰策頟，曰犁箭，曰犁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木与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犹块也。起其者也；覆其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不覆之，则无以绝其本根。故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负者曰底。底之次压，背有两孔，系于压之两旁。之次曰策頟，言其可以扦其壁也。皆然相戴。自策頟达于犁底，纵而贯之曰箭，前如（杠）而者曰辕，后如柄而乔者曰梢。辕有越，加箭可弛张焉。辕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为级，前高而后卑，所以进退，曰评。进之则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则箭上，入土也浅。……评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楗也，所以其辕与评，无是，则二物跃而出，箭不能止。横于辕之前末曰，言可转也。左右系以，曰轭也。辕之后末手，梢中在手，所以执耕者也。辕车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于此乎。长一尺四寸，广六寸，壁广长皆尺，微椭，底长四尺，广四寸，评底过压二尺，策减压四寸，广狭与底同。箭高三尺，评尺有三寸，增评尺七焉。建惟称绝辕，修九尺，梢得其半（即四尺五寸）。辕至梢中间掩四尺，犁之终始丈有二。
这一丈二尺的曲辕犁，比之以前的耕犁，又有了很大的改进。它和以前的耕犁比起来，改短很多，由于犁辕的缩短，犁的重量就大大减轻，操纵灵活，只要用一条牛来牵引就行了。这样，不仅能节省畜力，也提高了耕作的速度。同时犁上部加宽，有了犁壁，耕作时，犁壁可以推开犁翻起的土块（），利于深耕。这种新式犁，由于装置了犁评，耕田时，推下犁评，犁铧就向下，可以深耕；提起犁评，犁铧就向上，可以浅耕。曲辕犁的十一个部件，各有其功用，以犁、犁壁来起土覆，以犁底压犁来巩固犁的位置，以犁辕、犁评等控制着犁的入土深浅和快慢。
除了耕犁有了重大改进以外，《耒耜经》里还讲到垦耕土地之后，已使用有齿的爬（杷）和砺以及有觚棱的碌碡等农具，来平治耕地。它们都是用牲畜来牵曳的，用耙清除杂草，草根，松土碎土，再用带齿的或觚棱形的碌碡来碾脱稃穗，平整土地。这对抗旱保墒，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有重要作用。考古发掘告诉我们，唐代的镰刀，两头窄，中间宽，比之前代前窄后宽的镰刀，更便于收割作物。
在唐代初年，扬去穰糠粞的风扇车，也已经广泛使用。贞观时人释道宣的《量处轻重仪》一书中，提到寺院的“转生工具”，有水陆碾、、磨、扇车、罗具之属。
耕地面积的增多与亩产量的增加 有唐一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大大改进，水利灌溉事业的普遍发展，唐王朝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自然有了提高。《新唐书·地理志》载河东道龙门县（今山西河津）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筑，“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皋在江陵塞古堤，“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一钟等于六斛四斗，亦即六石四斗。每亩收获量达到六石四斗以至十石，看来是被夸大了。唐德宗时陆贽说：“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私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六条）。可见一般地主向佃户征收租米一石，亦即每亩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由此而言，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一般约在二石左右，比起汉代的亩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随着农具的改进，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耕地总面积的数字也大为增加。唐诗人元结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问进士第二策》里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耕地面积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是无可怀疑的。那么唐玄宗时期的垦田面积，究竟达到多少顷亩呢？现在有不少同志喜欢举《通典·食货典·田制》：“天宝中，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注云：“按〔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余，计定垦之数，每户合一顷六十余亩。”认为这就是天宝时代的实际垦田面积。已故北京大学汪教授辟其说，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3)，本人非常同意汪教授的说法。因为应受田亩数，是包括已受田亩数和未受田亩数（即欠田）两者而言的，和实际的受田亩数并不是一码事。今略举《唐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户籍残卷》（伯希和敦煌文书三三五四号）为例。刘智新户，合应受田一百六十三亩，六十八亩已受，其中廿亩永业，四十七亩口分，一亩居住园宅；九十五亩未受。阴承光户，合应受田二百六十二亩，四十九亩已受，其中四十亩永业，七亩口分，二亩居住园宅；二百一十三亩未受。可见把“应受田”说成是当时全国垦地面积，是讲不通的。那么天宝时代的垦地面积，是否可以考知呢？我们认为是可以考知的。《通典·食货典·赋税》篇，讲到“天宝中，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其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天宝中，地税是按地亩征税的，在每年征税之前，调查各户种苗亩数，赶造青苗簿，汇报给政府。到了谷物收获的时候，政府就按青苗簿呈报顷亩，每亩收粟二升。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就发现了这类青苗簿底账：
渠第一堰堰〔头〕康阿战
职田捌亩半 佃人焦知通 种粟
都督职田拾壹亩半 佃人宋居仁 种粟
杜浮禄拾亩 自佃 种粟
仁王寺陆亩 佃人张君行 种粟
□寿寺贰亩 佃人氾文最 种粟
□（氾）文最贰亩 自佃 种粟
县公廨柒亩壹佰步 佃人唐智宗 种粟
康索典壹亩半 佃人唐智宗 种粟
赵寅贞半亩 佃人唐智宗 种粟
阚洛贰亩 佃人康富多
张少府壹亩 佃人康善隆
□相德壹亩 佃人康善隆
肆亩 自佃 种粟
种粟
种粟
（大谷二三七二号文书）
□渠第十三堰堰头康力相
田进通贰亩 自佃
重定定贰亩 佃人曹居记
康力相肆亩 自佃
曹伏奴贰亩 佃人白智海
麹武贞贰亩半 佃人僧智达
佃人康守相奴□总
（大谷二三七四号文书）
等庆寺六亩 佃人赵子德
弘宝寺六亩 自佃
卅七亩半 一十亩官 一十六亩寺
一十一亩百姓
（大谷二三七一号文书）
关于青苗簿和地税的关系，本书在讲两税法时，曾经讲到，这里只说明青苗簿的底账，反映了无论职田、公廨田、寺院田、官田、私田，一概每亩纳粟两升，因此用地税收入的总数来统计当时全国的垦田面积，是比较可靠的。天宝时，每年的地税收入既为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每亩二升，那么垦田的总面积约为六百二十余万顷。这一垦田亩数，没有包括当年的休耕地在内，因为休耕地是不缴纳当年地税的。如果全国的休耕地占当年垦田的五分之一的话，则垦田总数应在七百五十万顷左右。我们认为这个垦田数目，接近于唐天宝时代的实际垦田总数。北宋元丰（公元1078—1085年）年间，天下垦田总数为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北宋的疆域，东北面失去燕、云十六州，西北面没有河西、陇右、灵、夏和安西、北庭，南面不包括岭外，疆土比起唐来，大大缩小；又宋代大户隐田数字，也极可观。因此，天宝时的垦田亩数比宋元丰时的垦田亩数要多出一百五六十万顷，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垦田面积的增加，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使得地主阶级的财富，日益集积起来。史称天宝中，“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元结永泰元年《问进士第二策》）。当时户部度支司每年可以向农民征收到谷米二千五百余万石。根据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的计账，当时政府仓储的粮食，积存粟米总共有九千六百余万石之多(4)。
粮食产量增多，价格也长期稳定。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资治通鉴》唐麟德二年）。玄宗开元以来，物价也较稳定，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起，“东都斗米十五文，青、齐〔斗米〕五钱，粟三钱”（《资治通鉴》唐开元十三年）。一直到天宝末，“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食货典·历代户口盛衰》）。
由于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人口也大量增加。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初，户二百万。太宗贞观（公元627—649年）中，户不满三百万。到了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计户三百八十万，人口在直线上升。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户至八百九十余万，口至五千二百九十余万，就是唐人所谓“此国家之极盛”（《通典·食货典·历代户口盛衰》）的全盛时期了。安史之乱以后，户口数字骤然衰落，并不是人民死亡有那么多，编户农民破产流亡，也是户口总数急剧下降的重要因素。今列唐户口数字为表如下：
唐代户口数字表
官府手工业与和雇制度 随着唐王朝的富强繁荣，唐时的官府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唐王朝曾沿袭前代的制度，设立了许多官署来管理官府的作坊，专门制造朝廷和王室所需用的器物。掌管这种官府手工业制造场所的，在都城中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
少府监，置少府卿一人，职务是“掌百工技巧之政令”（《唐六典》卷二十二）。其下设立五个署，署有令，为其长官。中尚署令，“掌宫内营造杂作”，署下分设金银作坊院等。左尚署令，“掌车辇、织扇、胶漆、画镂等作”。宫中的蜡炬作坊，亦归左尚署管领。右尚署令，“掌皮毛、胶墨、杂作、席荐等作”（《通典·职官典》）。织染署令，掌织造、染色，“凡织之作有十（注曰：一曰布，二曰绢，三曰，四曰纱，五曰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十曰褐），组绶之作有五（注曰：一曰组，二曰绶，三曰条，四曰绳，五曰缨），线之作有四（注曰：一曰，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注曰：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皆率其属而修其职焉”（《唐六典》卷二十三）。掌冶署令，“掌造铸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事”（《通典·职官典》）。
将作监，大匠卿一人，少匠二人，“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唐六典》卷二十三），其下设立四个署。左校署令，“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通典·职官典》）。右校署令，“掌供版筑、涂泥、丹之事”。中校署令，“掌供舟车、兵仗、厩牧、杂作器用之事”（《唐六典》卷二十三）。甄官署令，“掌营砖石、瓷瓦”（《通典·职官典》）。
军器监，“掌缮造甲弩之属”（《唐六典》卷二十三），其下设两个署，甲坊署令和弩坊署令。
这些官府所属的手工业品制造场所，有绫锦坊、毡坊、毯坊、染坊、酒坊、饧坊等。它们都拥有为数众多的工匠，如绫锦坊就有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在宫廷里，又有所谓“内八作”、掖庭局等，在他们的统属下，也有不少工匠，如“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新唐书·百官志》少府监）之类。在州县，官府也设立了许多手工业品的制造场所，如织锦坊、铸钱坊等，此外在产铜产铁的场所，还设置诸铸钱监、诸冶监来管理铸造钱币、农具和刀刃诸器的事务。
唐代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在初期，大体以短番匠为主。唐制，“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新唐书·百官志》）。所谓短番匠就是唐政府从各地工匠中征调“材力强壮，技能工巧”（《唐六典》卷七）的手艺工人，到官府作坊来服役，每年以二十天为限，称为一番。受征调时，“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唐六典》卷七）。在官府作坊中，经常一批工匠下番，另一批工匠又来接替上番。每年之中，唐政府征调诸州的短番匠，在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在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见《唐六典》卷七）。大概关内的工匠，到京师上番；离京师较远的工匠，就在州县官府作坊里上番。
这种短番匠来自民间，他们的手艺高低不齐，不一定都能制造出适合统治阶级要求的精致器物，因此官府除了征调短番匠以外，还雇佣了许多专业的工匠，长期在官府作坊干活，称之为“明资匠”和“巧儿”(5)。这种明资匠和巧儿一般都是世袭职业，所谓“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唐六典》卷七）。他们的学习技术时间，据《新唐书·百官志》称：“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一年）；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他们制作的物件，都镌刻上自己的名字，所谓“皆物勒工名”。
有些短番匠如不愿意服役，和农民一样，可以以纳资代役。代役金的数额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按照惯例，“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二十日共纳六丈），布加五分之一（共纳七丈二尺）”（《唐六典》卷三），工匠的“庸”绢和农民的“庸”绢大致相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愈加奢侈，而轮番制度下的工匠，手艺高低不齐，远远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政府就在官府作坊短番匠中挑选一部分手艺高强的工匠，留住不放，所谓应下番而不下番；还把短番匠所缴纳来的代役金作为他们的工资，这样的工匠，就称为“长上匠”了。同时因轮番制度劳扰不便，被征调来的工匠，又大都是以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强制他们到官府轮流上番，会严重地影响生产，因此短番匠都宁愿纳资而不愿上番；政府也因庸绢代役，有利可图；加上短番匠的手艺不及长上匠，因此也宁愿采用工匠的“长上”制度，而放弃工匠的轮番制度。这种由轮番制度变为长上制度，由劳役劳动变成雇佣劳动，是一种进步。由于这一变革，使当时各地的工匠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生产劳动中去，这也有助于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发展。
长上匠是一种专业的工匠，是官府作坊中的正式工匠即“正工”。此外，唐政府在放弃工匠的轮番制而采用长上制的同时，对于兴建土木工程所需要使用的临时工，也放弃了轮番制而采用了和雇制，即以庸调绢来和雇工匠。因为这类工匠和夫役是自愿受雇，因此称之为“和雇匠”。如《旧唐书·高宗纪》载：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冬十二月，“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版筑三十日而罢。”《唐会要》卷八十六载：“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十月十七日，和雇华阴、扶风、冯翊三郡丁匠及京城人夫一万三千五百人，筑兴庆宫墙，并起楼，四十九日毕。”这类建筑工程特别是修城筑墙之类，不需要很多手艺熟练的工匠，因此和雇的绝大部分是京畿附近的农民。和雇表面上是两厢情愿的，但和雇的工资，往往不依时价给直，甚至不给直。如果和雇而不依时价给直，或甚至不给直，那就成为变相的“差科”和“徭役”，加重了当时人民的负担。但无论如何，轮番制的逐渐减少，纳资代役制与和雇制的出现，在官府对手工业者的控制方面，比之以前多少有了缓和。而这种控制的缓和对于此后社会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这种有利的变化，大概在唐玄宗开元时代开始，到唐德宗贞元时代已接近完成。不过，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番匠制度并不是立刻就能消灭的，一直到唐亡，在唐政府统治比较巩固，战争破坏不大的地方，这一制度还是严重地残存着的。
在唐代官府手工业作坊中，还有一种工匠，便是属于官府的贱民阶级和官奴婢。贱民中的官户，也称番户，他们到了十六岁以上，一年中就要上番三月，所谓“一年三番”；贱民中的杂户，身份比番户略高，他们二年之中要上番五月，所谓“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如不愿上番，也可以纳绢代役。官奴婢一被派往官府作坊，就终年“长役无番”（《唐六典》卷六）。此外政府还把判处徒刑的罪犯，分配到各官府作坊里去服苦役。
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与手工艺水平的提高 随着农业的发展，唐代的民间手工业，也相应有了发展。不过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农村里的家庭纺织业，是与农业牢固结合着的。这时除了和农业牢固结合的家庭纺织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以外，私家的各类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家庭纺织业，主要是指绢和麻布两项生产而言的。唐王朝的全盛时期天宝（公元742—755年）中，政府每年向产丝郡县征收到“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每匹四丈），绵则百八十五万余屯（每屯六两）”；向产麻郡县征收到“千三十五万余端（每端五丈）”；此外又把江南人民应缴的租米，改为租布，称为“折纳布”，唐政府向江南人民每年征收到这种租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之多（并见《通典·食货典》）。当时全国人口只有五千二百多万左右，而政府每年就能征收到绢七百四十余万匹，麻布一千六百余万端，数目可算是相当巨大的。这也说明当时与农业牢固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比之以前，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劳动人民尽管男耕女织，不断辛勤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他们的劳动成果，并没有能够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大都被统治阶级掠夺剥削去了。
在唐代，丝织手工业不仅在产量方面达到很高的数字，就是在质量方面，也有了巨大的提高。在《唐六典》卷三、《通典·食货典·赋税》、《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四书中，都述及当时州郡的贡物，当然贡物是少量的，当地的生产，决不止这一些，还有很大一部分当是投入消费市场里去了。
在丝织品中，除了绢、以外，以绫的品类为最多，有河南府（治洛阳，今河南洛阳）的文绫，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的方纹绫，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的四窠绫、云花绫、龟甲绫、双距绫、绫，青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的仙文绫，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的镜花绫、双距绫，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的双丝绫，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的细绫、瑞绫、两窠细绫、大独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的白方纹绫、交梭绫、子绫、方文绫、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的龟子绫，扬州的独窠细绫，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的方棋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苏州的绯绫，湖州（治乌程，今浙江湖州）的鸟眼绫，杭州的白编绫、绯绫，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的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明州（治，今浙江宁波东）的吴绫、交梭绫，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的轻容绫、双绫，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的重莲绫，梓州（治，今四川三台）、遂州（治方义，今四川遂宁）的樗蒲绫等。（即绸之古字）的品类有怀州（治河内，今河南沁阳）的平，魏州（治贵乡，今河北大名东）的花、绵、平，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的平，绵州的对凤、两窠、独窠等。绢类产地，更是普遍，其著名者有陵州（治仁寿，今四川仁寿）的鹅溪绢等。罗的品类有恒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春罗、孔雀罗、瓜子罗，润州的衫罗，越州的宝花罗、花纹罗，隋州（治隋，今湖北随州）的合罗，益州（治成都，今四川成都）、蜀州（治晋源，今四川崇庆东）的单丝罗，彭州（治九陇，今四川彭县）、汉州（治雒，今四川广汉）的交丝罗等。的品类有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西南）、襄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襄阳）的白，荆州的交梭，越州的轻容生等。这些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产品，所以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
在以上许多丝织品中，以绫的花纹最为精致，可以织出“立天鹅、马、盘条、掬豹，文彩怪丽”（《新唐书·李德裕传》）的许多花样来。中唐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里，有《缭绫》诗，中有“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可见织工的精致和色彩的绚丽了。元稹在《织妇词》里也说：“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缭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稹并自注云：“予掾荆时（元和末），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从元、白的诗歌里，一方面可以体会到缭绫织作的精致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见到专业缭绫的贡绫户的生活是如何艰难。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引《朝野佥载》云“唐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朝野佥载》）一书为中宗、玄宗时人张所作，因此何明远最晚是8世纪前叶的人。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按宋代开封的官绫锦院，绫机亦不过四百张；四川的锦院，“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一十”（元费著《蜀锦谱》序）。依此类推，则何明远绫机五百张的作坊，工匠人数至少不下于千人。当时作坊中的工匠究竟是什么身份，还应该进一步来研究。中唐诗人王建的《当窗织》诗有“贫家女为富家织，翁母隔墙不得力”之句，可能何明远也雇用了不少贫家女，在其作坊中织绫。
织锦，是当时驰名世界的珍贵丝织品，扬州的锦袍、锦半臂、锦被和泗州（治临淮，今江苏盱眙北）的锦织品，已是畅销中外；至于西蜀地区，锦织品的发展，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更是驰名国内外。中唐诗人王建在《织锦曲》中说道：“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从这诗句里，可以见到织锦的精致程度。锦织品中，以西蜀的蜀锦花纹尤多。唐太宗世，窦世纶“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他曾叫锦坊的长头设计了“瑞锦宫绫”多种，当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大都“创自师纶”，“章彩奇丽”，为人喜爱。因为窦师纶封陵阳公，故蜀人“谓之陵阳公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到了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诏文中提到瑞锦的纹样，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卍字、双胜”及诸织造羌样文字等（《旧唐书·代宗纪》）花纹，真是异彩奇纹，千名万品。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大量唐锦。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墓地中出土的联珠对马纹锦、大鹿纹锦、狮凤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开连十字忍冬纹锦、小团花纹锦、猪头纹锦、骑士纹锦等；随同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墓志出土的，有裁作衣物边缘装饰的四件锦条，有的是用果绿、墨绿、黄、棕、白五色丝线在木红色地上织成宝相花的，有的还加饰了白色联珠带和黄色晕。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有从敦煌石室拿走的翔凤纹锦，日本正仓院藏有紫地双凤纹锦，都是唐代锦织品中的精美杰作。日本隆法寺中，还藏有唐代日本入唐学问僧携去的四天王锦。这件锦织品正中织成一大树，树下织出一对狮子，四个梵天王在四角，两个向外作射状，两个向内作射状，外围织联珠纹，再外织成宝相花、忍冬叶。这些精美的锦织品，花纹、人物的鲜艳美丽，技艺的圆巧纯熟，在当时达到世界前列的水平。
《旧唐书·五行志》称：“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朝野佥载》称：“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满谷，扫地无异，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关于蜀川所献单丝碧罗裙，缕金为花鸟，肯定是金银丝的织物。至于百鸟毛裙的制作方法，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用鸟毛和丝合成裙。一种是先用“织成锦”制成裙，再选择美丽的百鸟毛羽，黏在织成锦裙的某些部分之上。日本正仓院藏有鸟毛立女屏风，系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制成品，画上美人衣服和点景树石，原来都黏有鸟毛，可能就是摹仿唐百鸟毛裙的制作方法而制成的。
布的品类很多，有麻布、葛布和棉布。河南府的葛布，列为贡品，可见质量很高；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的金丝布，也列为贡品，可惜已经不知道属于哪一种布了。《唐六典》卷二十称：宣（治宣城，今安徽宣城）、润（治丹徒，今江苏镇江）、沔（治汉阳，今湖北武汉西）、舒（治怀宁，今安徽潜山）、蕲（治蕲春，今湖北蕲春）、黄（治黄冈，今湖北新洲）、岳（治巴陵，今湖南岳阳）、荆（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徐（治彭城，今江苏徐州）、楚（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庐（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寿（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澧（治澧阳，今湖南澧县东南）、朗（治武陵，今湖南常德）、潭（治长沙，今湖南长沙）的火麻布，也畅销国内外。黄州的貲布，列为一等品；庐、和（治历阳，今安徽和县）、晋（治临汾，今山西临汾）、泗（治临淮，今安徽盱眙北）的赀布，列为二等品，其余诸州的赀布，列在三等至九等，可见产量很多，行销甚广。
棉布，亦称为绁布或白布(6)。《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引陈鸿祖《东城老父传》云：唐玄宗时，贾昌为鸡坊五百小儿长，“岁时伏猎，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间”。可见天宝时期，长安市上已有布出售。布尤为高昌的特产，当唐肃宗、代宗统治时期，这一地区的农民每年每户要和市布四端给政府，可见高昌的布，产额是很高的。棉布，广西一带也生产，当时称之为“桂管布”或“桂布”。《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引《芝田录》：“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开成（公元836—840年）中，文宗……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敌寒。’他日，上……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白居易诗：“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新制布裘》），王建也有“白家家织”（《送郑权尚书南海》）的诗句，可见广东当时也生产棉布。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记载着当时高昌市场上纺织品出售的价格。
□□□绫壹尺 上直钱陆拾□□ 次陆拾伍文 下陆拾肆文（大谷第三〇六〇号）
细绵绸壹尺 上直钱肆拾柒□ □肆拾伍文 下肆拾肆文（大谷第三〇七三号）
次绵绸壹尺 上直钱肆拾贰文 次肆拾文 下叁拾捌文
□绵绸壹尺 上直钱叁拾柒文 次叁拾 （大谷第三〇五一号）
大练壹匹 上直钱肆佰柒拾文 次肆佰陆拾文 下肆佰伍拾文
梓州小练壹匹 上直钱叁佰玖拾文 次叁佰捌拾文 下叁佰柒拾文
河南府生壹匹 上直钱陆佰伍拾文 次陆佰肆拾文 下陆佰叁拾文
蒲陕州壹匹 上直钱陆佰叁拾文 次陆佰贰拾文 下陆佰壹拾文
生绢壹匹 上直钱肆佰柒拾文 次肆佰陆拾文 下肆佰伍拾文（大谷第三〇九七号）
缦紫壹匹 上直钱伍佰陆拾文 次伍佰伍拾文
缦绯壹匹 上直钱伍佰文 次肆佰玖拾文 （大谷第三〇四五号）
常州布壹端 上直钱伍佰文 （大谷第三〇四四号）
维州布壹端 上直钱肆佰伍拾文 次肆佰文 下叁佰捌拾文
火麻布壹端 上直钱伍佰文 次肆佰玖拾文 下肆佰捌拾文
布壹端 上直钱肆佰捌拾文 次肆佰柒拾文 下肆佰伍拾文
赀布壹端 上直钱伍佰伍拾文 次伍佰肆拾文 下伍佰文
小水布壹端 上直钱叁佰叁拾文 次叁佰贰拾文 下叁佰文 （大谷第三〇八三号）
细绁壹尺 上直钱肆拾伍文 次肆拾肆文 下肆拾叁文
次绁壹尺 上直钱叁拾文 次贰拾伍文 下贰拾文 （大谷第三〇五七号）
粗绁壹尺 上直钱拾壹文 次壹拾文 （大谷第三〇八〇号）
根据上面的二十种绢布品类，我们再按其价格高下，排列如下：
□□□绫一尺 中估六十五文
细绵绸一尺 中估四十五文
细绁一尺 中估四十四文
次绵绸一尺 中估四十文
□绵绸一尺 中估三十（五）文
次绁一尺 中估二十五文
河南府生一尺 中估十六文
蒲陕州一尺 中估十五文半
缦紫一尺 中估十三文又一文之四分之三
缦绯一尺 中估十二文又一文之四分之一
大练一尺 中估十一文半
生绢一尺 中估十一文半
火麻布一尺 中估十一文又一文之四分之一
赀布一尺 中估十文又一文之五分之四
常州布一尺 上估十文
粗绁一尺 中估十文
梓州小练一尺 中估九文半
布一尺 中估九文又一文之五分之二
维州布一尺 中估八文
小水布一尺 中估六文又一文之五分之二
锦是丝织品中价格最高昂的，马缟在《中华古今注》里说：“天宝年中，西川贡五色织成背子。玄宗诏曰，‘观此一服，费用百金。’”价格之昂贵可知。以上二十种中，以绫价为最贵，细绵绸次之，细绁又仅次于细绵绸，次等绁布的价格，也要比生、生绢高。可见绁布这一新品种，由于人民喜欢服用，而它的生产量又受到限制，因此价格也就高了。
用羊毛、驼毛制成的毡毯，种类也很多，名称各异，有称氍毹(7)，有称(8)。唐贞观时人释道宣在《量处轻重仪》中称：“氍（即氍毹之异译），此土本无，其物皆从西北塞外而来。若丛毛编织而出毛头，兼有文像人兽等状，名曰氍。字书总云属。若以经纬斑毛如此锦者，名曰”（即之异译）。一般用作地敷（即地铺，今称地毯）壁衣，低级的可以用来覆鞍或铺在坐卧的床上。因此畜牧业较发达的地区，如关内道的西北部，河东道的北部，以及安西、北庭都护府管辖地区，制毡业都很发达。在毡的制造方面，凉州（治武威，今甘肃武威）和太原府的毛毡，是驰名全国的。唐代的毡制品，除了人所珍贵的白毡和绯毡以外，还有花毡。所谓花毡，就近乎今天的彩色毡毯，都是先把羊毛染成各种颜色，然后加工织成。这种精致的花毡，当时不仅行销国内，同时也畅销国外。如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天宝二载（公元743年）鉴真和尚准备东渡日本时，他置办携带的物件中，有“华（花）毡二十四领”，即是明证。这类从唐输出的花毡，现在尚宝藏在日本正仓院内的，有三十床之多。《正仓院考古记》中载其中有一床花毡，为碧地二窠长方毡，图案作两个大的团花纹，这两个大的团花纹是由八朵花组成的，配以珍草，浅蓝底，花纹紫、褐、绿三色，构图配色，都非常雅丽。正仓院又藏有唐代花卉人物长花毡，图案系小花纹两种，分行配列，中间一人左手执杖，杖端如偃月，作接波罗球之势。花毡制作的精巧到达这样程度，可见当时制毡业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到了唐宪宗、唐穆宗时期，在江南道的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还用丝染成红色，织成地毯。诗人白居易《新乐府》里有《红线毯》一诗，歌咏其事，诗句有云：“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这种松软华丽的丝织地毯，正如诗人所慨叹的，“一丈毯，千两丝”，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才能精工编织出来。
随着丝织业的发达，染练的技术也显然有了提高。《唐语林》称：“玄宗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玄宗）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夹结”，亦作“夹”，又作“夹缬”，都是指丝绸印花加工（即染缬）而言的。关于丝绸印花在考古方面的发现，最早要推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纹锦；其次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北朝高昌麹氏王朝时期的夹缬。吐鲁番出土的夹缬有两种花纹，一种是大红地遍布白点，一种是天蓝地遍布白色小团花（由中间一颗小点，周围七颗小点组成），小团花的空隙处，填以较大的白色珠点。在文献资料方面，马缟《中华古今注》说：“隋大业（公元605—618年）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功臣及百僚母妻。”这可以算是最早的记录。唐玄宗时代盛行的夹缬，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夹缬染法是在两块木板上，雕镂了同样的图案花纹，用这样的两块木板夹住双折的丝绸，在空花中涂上蜡或一种浆混合物，等待干后，解去夹板，投入染缸加染，染后晒干，剥去蜡或浆粉，图案花纹就显现出来了。也有一种染法，不必把丝绸投入染缸，只用两块同样图案花纹的镂空木板夹住丝绸，直接在空花处用颜色刷染，然后再夹上另外两块雕镂别种图案花纹的木板，用另一种颜色来刷染，这样染刷多次，就染出色彩艳丽多色印花丝绸来了。因为丝绸是对折的，两块木板的图案花纹又是一模一样的，染刷完毕解板，其花纹皆成对称，因此称之为“夹缬”。日本正仓院藏有“山水夹缬屏风”、“鹿草木夹缬屏风”、“鸟木石夹缬屏风”，其构图及题材，近于中国风格，可能是唐代中国的遗物。
夹缬以外，还有蜡缬染法，它和夹缬不同的，是不须雕镂两块空花的木板，但用蜜蜡厚厚地涂在丝绸上，描成花卉山水鸟兽人物各种花样，然后浸在染缸中染练，再利用热力使蜡融化脱落，花样就显现出来了。蜡染除了单色以外，也可以套色到四五种以上，颜色鲜艳夺目，为当时仕女所喜爱。
现在传世的宋人临摹的唐张萱《捣练图》，图中有两三个妇女的衣裙，是属于夹缬或蜡缬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有几个骑马妇人的衣服，也是蜡缬。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蜡缬屏风”四曲，装饰有麟象熊鹿鹰雉等栖止于树石之间的形象，其中“橡地象羊木蜡缬屏风”二曲中之右一扇，以羊为构图中心，褐色地，羊及树叶小草，俱为白色或绿色，树干上并点缀二小白猿，画面生动，趣味盎然，从艺术水平来讲，也是唐代的杰出作品。
还有一种叫绞缬染法，是把一定尺寸的丝绸或衣裙成品，按照需要将织物折成连皱，用线缝牢，染后晒干，拆去缝线，就出现按设计要求的花瓣形散点组成的图案。最近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唐墓中出土的裙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染成绛紫、茄紫两色的散点菱形网络花纹的。由于这种染法不便施用于宽幅的料子，所以这件裙子是由每条八厘米宽的染缬缝合而成的。花纹接对得很紧密，绛紫、茄紫两色相间，鲜艳异常(9)。
在粮食加工业方面，水碾硙业的发展也很快(10)。在唐初，就有许多权贵近戚、富商大贾在郑白渠两岸，“竞造碾硙”，原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在碾硙设置以后，“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许顷”（《通典·食货典》）。不仅长安有水碾硙，全国有大水急流的地方，都可设立这种碾硙。如《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三引《广古今五行记》：“唐则天如意（公元692年）中，著作郎路敬淳庄在济源（今河南济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时坏，已易之。”济源有济水、沁水，故可设置碾硙。唐玄宗开元初年，“三辅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硙”（《旧唐书·李元传》）。当时水碾硙业获利丰厚，如长安清禅寺，在隋时就有“水硙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续高僧传》卷十七）。到了唐代，这个寺一直保有水碾硙，因此“京师殷有，莫过此寺”（《续高僧传》卷二十九）。规模较大的碾坊，要数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所置的一所，高力士于“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破麦三百斛”（《旧唐书·高力士传》），可见这个碾坊规模之大。让官僚、寺院来经营这类碾硙，当然会影响农田灌溉，并阻碍民间手工业的顺利发展。《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势门碾硙八十余所”。《唐会要》卷八十九载：“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三月，户部侍郎李栖筠、刑部侍郎王翊、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请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硙碾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正月四日奏，三白渠下碾，有妨合废拆，总四十四所。”同年“正月，坏京畿白渠八十余所”。总之，以全国范围言，粮食加工业的水碾硙是相当发展的。
食糖加工业也必须介绍一下。中国古代人民大都吃蜂蜜或麦芽糖。麦芽糖被称为饴（成形）和饧（流质未成形）。东汉人郑玄在《诗·周颂·有瞽》注里说：“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初唐诗人沈期有“海外无寒食，春来不见饧”之句，可见自汉历唐，饧糖已经成为寻常易得的食品。用甘蔗汁来制糖，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楚辞·招魂》：“鳖炮羔，有柘（古蔗字）浆些。”即是指甘蔗汁而言的。王逸注：“柘，诸蔗也。”又云：“柘一作蔗，其后为蔗饧。”《三国志·吴书·孙亮传》注引《江表传》：“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万震《南州异物志》云：“甘蔗远近皆有，交所产甘蔗特醇好。……迮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齐民要术》卷十引）万震亦三国东吴时期人，可见在三国时代，交广一带不仅制蔗汁为糖，而且能利用糖汁，经过蒸发，结晶而成块状的冰糖了。《南中八郡志》称“迮甘蔗汁曝成饴，谓之石蜜”，石蜜就是指冰糖而言的。冰糖之外，亦有沙糖，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云：“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引）可见交广一带，在南朝齐梁间已经能用甘蔗来制成沙糖了。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使臣王玄策自西域五天竺归国，在摩揭陀（国都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聘请了两位石蜜匠一起回国。于是唐太宗请这两位石蜜匠往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就地取甘蔗熬糖，色味超过西域的产品(11)。大概在这一时期，在中土制造沙糖、冰糖的基础上，又汲取外来的技术，加以改进，因此糖的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但超过国内原来的水平，而且达到国际的较高水平了。《新唐书·地理志》称成都府贡蔗糖，广州贡糖，梓州（治，今四川三台）贡蔗糖，可见这些地区生产的蔗糖，已成为贡品而闻名于全国。唐高宗时人苏颂《唐本草》称：“沙糖生蜀地，西戎（西域及五天竺）、江东并有之，笮甘蔗汁煎成，紫色”（《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引）(12)。糖霜，以洁白如霜而得名。宋王灼《糖霜谱》云：“唐大历间，有僧号邹和尚，跨白驴登〔遂宁北二十里之〕伞山，结茅以居。……一日，驴犯山下黄氏者蔗苗，黄请偿于邹，邹曰：‘汝未知窖蔗糖为霜，利当十倍，吾语汝塞责可乎？’试之果信，自是流传其法，糖霜户近山，或望伞山者皆如意。”洪迈《容斋随笔》：“糖霜非古也。……唐大历中，有邹和尚者，始来〔遂宁〕小溪之伞山，教民黄氏以造霜之法。伞山在县北二十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霜户器用，曰蔗削，曰蔗镰，曰蔗凳，曰蔗碾，曰蔗斗，曰蔗床，曰漆瓮，各有制度。凡霜，一瓮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积如假山者为上，团枝次之，瓮鉴次之，小颗块次之，沙脚为下。紫为上，琥珀次之，浅黄又次之，浅白为下。”这种糖霜，据元人吴瑞《日用本草》称：“沙糖中凝结如石，破之如沙，透明白者为糖霜”（《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引）。据这话说来，糖霜虽不是今天的白砂糖，但也已接近今天由冰糖碾碎而成的白砂糖了。沙糖以外，还有一种乳糖，亦名石蜜，苏恭《唐本草》云：“石蜜即乳糖也。”“石蜜用水牛乳、米粉和煎成块，作饼坚重。西戎来者佳，江左亦有，殆胜于蜀。”唐开元时人孟诜《食疗本草》云：乳糖，“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煮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又云：“会稽所作乳糖，殆胜于蜀”（《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引）(13)。所谓乳糖，很接近今天的奶糖。
食盐的开采和制造。唐代食用盐，一是池盐，二是井盐，三是煮海水而成的海盐。
先讲池盐。蒲州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解（今运城西南）有盐池五，总称两池，每岁得盐万斛，供给长安、洛阳。盐州五原（今陕西定边）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今宁夏灵武）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治会宁，今甘肃靖远）有河池，三州并输米以代盐。安北都护府（在今内蒙古五原西北）有胡落池（在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岁收盐一万四千斛，供给北边边防军府。山南道有盐井一百六十七，剑南道有盐井四百七十三，皆按月督课。幽州（治蓟，今北京）、大同（今山西大同）横野军（在河北蔚县）有盐屯，岁得盐一千五百斛至二千八百斛不等。沿海煮盐之州，置盐亭，如《新唐书·地理志》载楚州“有盐亭百二十三”。承担盐亭工作的劳动力，称亭户。亭户可以免除杂徭。唐中叶，吴、越、扬、楚有盐廪（盐仓）数千处，积存盐二万余石。盐场有涟水（今江苏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今浙江嘉兴）、永嘉（今浙江温州）、侯官（今福建福州）等十监。天宝、至德间，盐价每斗十钱，其后抽盐税，河东解池盐，每斗高至三百七十文之多。贫民困于高价，往往有淡食者。
茶叶加工业，到了唐代，也有很大的发展。茶在西汉人王褒所著《僮约》里，已经提到“武阳（今四川彭山）买茶”，可见茶叶在当时不仅已作为人们乐用的饮料，而且已开始以简单的商品姿态出现于产地附近的市场上了。三国时，孙皓赐韦昭“茶以代酒”（《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茶已成为席上珍。南朝时，士大夫喜欢饮茶，北朝士人嘲之为“水厄”，并呼“茗饮”为“酪奴”，但是北朝的一部分士大夫也开始摹仿江南风尚，“专习茗饮”（《洛阳伽蓝记》卷三）了。到了唐代，饮茶的风气，更有发展。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多不饮。开元中……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有常伯熊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日尽夜，殆成风俗。”茶从“唐宋以来，遂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无之物”（明丘《大学衍义补》）。因为全国茶叶的消耗量增加，茶树的栽植，也成为农村中重要的一项副业，栽植茶树、焙制茶叶的作坊，在唐代也渐次出现。《太平广记》卷三十六引《仙传拾遗》：“初九陇（今四川彭县）人张守，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摘茶，甚勤愿了慧。……”在茶叶加工业发展初期，分工不很明确，焙制茶叶的工人，往往就是采茶的工人。一个民营茶场，雇用的劳动人手，可以多到一百多人，规模不算小了。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产茶并以茶为贡品的，有河北道的怀州（治河内，今河南沁阳），山南道的金州（治西城，今陕西安康）、梁州（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夔州（治奉节，今重庆奉节东北），淮南道的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蕲州（治蕲州，今湖北蕲春）、申州（治义阳，今河南信阳），江南道的常州（治晋陵，今江苏常州）、湖州（治乌程，今浙江湖州）、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福州（治闽，今福建福州）、溪州（治大乡，今湖南永顺南），剑南道的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当时讲究茶品的，有这样的说法：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雅州〕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本草纲目》卷三十二作“露芽”、“谷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本草纲目》卷三十三作“真香”）；江陵有南木（《本草纲目》作“荆州之仙人掌”）；湖南有衡山；岳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治南昌，今江西南昌）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东北，当时著名的茶叶产销地，《元和郡县图志》称“饶州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之商货不在焉。（《唐国史补》）
这里提到的茶叶品种，不但闻名中原，而且行销当时的西藏地区。唐使臣至西蕃（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东川产）者，此湖者。’”（《唐国史补》）可见中原的名茶，已远销到西藏了。
溪州每年进贡茶芽二百斤，茶芽大概是茶叶的嫩芽，犹似今天的洞庭碧螺春。夷陵郡（即峡州）贡茶二百五十斤，即上面所提到的碧涧、明月、芳蕊之类，并见于《通典·食货典》。湖州的顾渚紫笋茶，贞元（公元785—804年）以后，也作为贡品。采摘茶叶的时候，每岁“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元和郡县图志》）。有一些地区，虽不生产贡品茶，可是却大量生产商品茶，如歙州的祁门县（今安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14)。可见后世著名的安徽祁门茶区，在唐中业，茶叶生产已经很发达了。建茶后起，据《能改斋漫录》引张芸叟《画墁录》云：“有唐茶品，以阳羡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膏茶。其后始为饼样，贯其中，故谓之一串。”“近至本朝（宋朝），建溪独盛。”总的说来，唐代中叶，茶叶生产已经很发达。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开始征收茶税，十分税一。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以后，唐政府的茶税收入，一年在四十万贯左右；到了宣宗大中（公元847—859年）中，达到“六十万三千三百七十缗九十七文”（据《读旧唐书直笔》），说明贞元时期，作为商品的茶叶总值，年达四百万贯以上；大中时期的茶叶总值，年达六百万贯以上。
瓷器的烧造技术方面，到了唐代，有着空前的提高。《元和郡县图志》载河南府贡白瓷器（《唐六典》卷三但作“贡瓷器”），这可能就是指巩县所生产的瓷器而言的，因为巩县在当时是河南府的属邑。巩县唐代古窑，近年已经发现，在遗址里发现白瓷碗残片很多，胎釉都较粗糙。胎中化学成分与定窑已经接近，含三氧化二铝最高，达百分之三十二左右，含氧化钛也在百分之一以上。
《新唐书·地理志》载邢州贡瓷器，《太平寰宇记》称邢州土产白瓷器。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内丘（今河北内丘，时为邢州属邑，即邢窑产地）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内丘的唐代窑址，尚未发现，但在唐代墓葬中，出现不少邢州瓷器，可见“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语，是有一定根据的。
《太平寰宇记》：“定州土产瓷器。”可见五代宋初，定州瓷器已很著名。近年在河北曲阳涧慈村，发现唐代古窑，遗址里白瓷碗片也很多，它的胎釉和北宋定窑大致相同。唐代曲阳窑白瓷碗传世不少，以往都把它列入邢窑，现在才知道它是早期定窑体系的产品。
越窑在六朝就已有很大的成就，到了唐代，《新唐书·地理志》载越州贡瓷器，越州瓷被品评为全国第一，有极高的声誉。陆羽在《茶经》里论邢越优劣：
碗，越州上，鼎州（按宋避讳始改朗州为鼎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陆羽从茶道来品评邢越优劣，对越瓷评价特别高。不仅陆羽一人如此，唐代许多诗人也有类似看法，如顾况《茶赋》中，有“越泥似玉之瓯”语，可证“越瓷类玉”之说。许浑《晨起》诗中，有“越瓯秋水澄”之句，韩有“越瓯犀液发茶香”语，大概越瓷用来沏茶，颜色是最调和不过了。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把越瓷青翠夺人的釉色，完全形容了出来，无怪当时要称这种精致的瓷器为“秘色瓷”了。近年来在浙江地区唐代窑址温州西山窑、余姚上林湖窑进行了调查，证明它们属于六朝以来的越瓷系统。温州西山窑的制成品，施釉润泽，堪称佳品。余姚上林湖的青瓷，则以绚丽的青黄釉色和新颖多样的图案著称。它以印花和划花的技法，把唐代漆器或金银器上的花纹，应用于瓷器上，形成瓷器图案方面的独特风格。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的岳州窑，其窑址近年也在湖南湘阴铁罐嘴窖头山发现。瓷胎骨灰白，以豆绿色釉为最多，也有米黄色釉，但制作粗糙，不及越瓷之精致。在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也发现唐代遗址，胎作灰白色，质地坚细，有的作黄白色。其最大特色，是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花鸟，这是瓷器烧造技术上的一项突出成就。这一发现证明，釉下彩的技法，在唐代已经应用，从而否定了过去以为始于宋代的说法。
与越、邢二窑发展的同时，景德镇开始成为瓷器烧造的中心。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平萧铣，于饶州鄱阳县昌南镇置新平县，就在这一年，唐政府“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霍仲初所烧造的瓷器，色素质薄，“佳者莹缜如玉”，“当时呼为霍器”（《景德镇陶录》）。“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景德镇陶录》引《浮梁县志》）。既称之为假玉器，那么瓷器的细密、洁白、半透明的特点，想必都具备了。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江淮南租庸使韦坚运江淮珍货诣京贡献，其中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船上，充满了各色“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旧唐书·韦坚传》）等物。这些名瓷，可能是昌南镇产物，可见昌南镇的瓷器，当时已经成为名贵的贡品了。近年在景德镇发现唐代窑址，遗址上有青瓷碎片，盘底心施极薄的橄榄色釉，开细纹片。同时还发现胎土纯白的白釉瓷片，这证明早期昌南镇的瓷器是青白兼有的。在景德镇胜梅亭发现了唐代白瓷，经化验后得知，瓷胎白度已达百分之七十，接近于现代细瓷的水平。昌南镇的瓷器烧造，经过不断改进和发展，到了宋代景德（公元1004—1007年）年间，就出产了极其精致的景德名瓷，昌南镇也改称景德镇而举世闻名了。
此外，邛州大邑县（今四川大邑）也出产优质的瓷器。杜甫在诗中称赞大邑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如扣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少府处乞大邑瓷碗》）第一句诗形容大邑瓷既坚固又轻巧，只有胎子很薄，烧制温度很高，才能达到这个程度；第二句诗说扣之如玉，胎骨必然很致密；第三句诗说釉色洁白胜过霜雪，应该是属于白瓷系统的瓷窑。近年来虽然在成都、邛崃、大邑一带发现不少唐代窑址，但杜甫诗中提到的大邑瓷，却尚未得到证实。
从整个唐代瓷器的烧造来说，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社会需要量较前扩大，因此不论北方和南方，都在大量生产。同时由于原料和烧造制作技法的不同，南北各窑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无论青瓷和白瓷，都有空前的发展。尤其白瓷，由于瓷土的选练逐渐成为纯白，同时釉汁逐渐施薄，釉药中铁的成分也逐渐减少，使胎骨的白色反映于表面，这样，由青釉瓷器过渡到白釉瓷器的过程基本完成，而这一完成，正是在唐、五代时期。此后就在这一基础上，开创宋、元、明、清瓷器制造的全盛局面了(15)。
在制陶手工业方面，唐代也有很大的成就。当武则天时期，彩釉俑便发展起来，最初还是单色釉，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灿烂夺目的三彩釉便盛极一时了。那时候，手艺高明的工匠在陶胎上先涂上一层有颜色的釉，然后画上黄色、绿色、青色的花纹，经过烧制以后，就成了彩色鲜丽的三彩陶器，我们现在称它为“三彩釉”。最近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五彩的陶乐人俑，比三彩釉的技术还要高超。近年在西安的考古发掘中，在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鲜于庭诲墓里发现的一套三彩俑，可为唐代三彩釉的代表作，色彩鲜艳，姿态生动，有文官，有武侍，有女侍，有掌马、掌驼的胡俑，有骆驼载乐俑。其中两件戏弄俑，正在表演参军戏，富于变化的面部表情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骆驼载乐俑上的五个乐人，正在演奏着动人的歌曲。同样形式的骆驼载乐俑，还在西安中堡村唐墓中发现，骆驼上载有乐人七个，证明骆驼载乐俑是当时流行的舞乐之一。此外在武汉、长沙、扬州等地区的唐墓中，也都发现三彩俑，造型极精致。这些三彩俑、五彩俑，无论釉彩、造型各方面，都达到高度艺术水平。
簟席的生产方面，龙须草席是当时关内道、陇右道、河东道、江南道许多州县都生产的产品，晚唐诗人有“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韩《已凉》诗）的诗句。竹簟，江南道和岭南道都生产。广州的藤簟，尤其著名。沧州（治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的细簟，大概也是属于竹簟一类的。京兆府出产的葵草席，河南道许州（治长社，今河南许昌）生产的蔗心席，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出产的水葱席，河北道磁州（治滏阳，今河北磁县）和相州出产的凤翮席，在当时都是著名的贡品。有些名贵的藤簟，还远销海外。如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载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所置办的物件中，有“白藤簟十六领，五色藤簟六领”，即是其证。此外如蒲州（治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的绫绢扇和竹扇，襄州的竹扇，也都著名全国。
漆器的制造技术，到了唐代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襄州的漆器制造技术，最有成就，能够在漆器上画出精致的花纹和碎石纹来(16)。因此襄阳漆器，驰名全国。李肇《唐国史补》中称：“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此外，蒲州的漆匣，在唐代也独步一时，被列为贡品。在岭南道还生产了用藤树根加工雕制而成的器皿，如循州（治归善，今广东惠阳东北）生产的五色藤盘和镜匣，振州（治宁远，今海南三亚西北）生产的五色藤盘，在当时都是著名的贡品。在河北道沧州制造的一种柳箱，也很出色。今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柳箱一件，系用柳条编成，形有盖，很像今天农村中用来盛物的筐箩，可见在当时，用柳条编成箱子，因为价廉物美，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毋怪日本留学生回国时要买几件带回日本去了。
在矿冶手工业方面，唐代由政府开采的矿冶，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治陕，今河南陕县西南）、宣（治宣城，今安徽宣城）、润（治丹徒，今江苏镇江）、衢（治信安，今浙江衢州）、信（治上饶，今江西上饶）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山七。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据《新唐书·地理志》，陕州平陆县一共有“银穴三十四，铜穴四十八”，大概由于矿苗不旺，政府开采后获利不多，所以才把陕州的铜冶废止了。
私营矿冶业也很发达。唐政府规定“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其西边、北边诸州，禁人无置铁冶及采矿。”（《唐六典·少府监·掌冶署令》）可见除西北两边的边地，禁置铁冶及采矿以外，其他地区是准许私人开采冶铸的。“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初税伊阳（今河南嵩县西）五重山银、锡”（《新唐书·食货志》）。税矿，就是说明由私人开采，而由政府征收矿税。到了唐德宗时，开采利权属之盐铁使，矿冶税利，便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
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初，“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五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宣宗大中（公元847—860年）时，“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新唐书·食货志》）。
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山南道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贡金刚铁，剑南道的荣州（治旭川，今四川荣县）贡利铁，这两种贡品，可能都是经过精炼的钢铁。关内道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贡剪刀，州快剪刀，为诗家所喜咏，大概也都是钢水好，用起来锐利异常。
金银的产地，从贡品的分布情况来看，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有不少州县都进贡金、金箔、麸金和银。前几年考古发掘，在西安市发现唐玄宗天宝时期的银铤四条，各重五十两。银铤上刻着呈进的郡县名和官府名。地名有信安郡（治信安，今浙江衢县）、宣城郡（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南海郡（治南海，今广东广州）和郎宁县（今广西南宁西北），这四个地区，都是产银的地区。考古发掘还发现唐宣宗大中时期的银铤一条，呈进地是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也是有银坑的地区。西安何家村（另见下）发现了怀集（今广东怀集）、安（怀集西北）的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庸调银饼，重各拾两。
砂的产地，大都在江南和岭南两道，江南道的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黔中道的辰州（治沅陵，今湖南沅陵）、锦州（治卢阳，今湖南麻阳西南）等地，盛产砂，因此这三处把砂提炼成水银，作为贡品进奉。
唐代在铸造技术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今四川阆中有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所铸的大铁幢，造型非常复杂，这标志当时冶铁铸造技术方面的较高成就。冶铜技术方面，如西安陕西博物馆所藏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所铸“景龙铜钟”，钟身铸有凤凰、狮子、朵云、缠枝等纹，重约三百斤，造型雄伟。其他如甘肃武威大云寺和张掖鼓楼的铜钟，这两口铜钟，形制花纹，与景龙观钟大致相同。这些铜钟上精美花纹的铸就，标志着唐代在冶铜铸造方面的很高成就。
在铜镜的制造方面，唐代较之魏晋南北朝，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东汉三国以来，会稽一带的铜镜工艺就很发展了，近年在浙江绍兴曾出土了东吴神兽镜，镜上铭文之后有“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二月……扬州会稽山阴安□里子丁”等字，这于铜镜的铸造地点和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到了唐代，铜镜的制造中心，主要是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和太原（今山西太原），太原每年贡铜镜两面，江都每年贡青铜镜十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合金成分比较少；入唐以后，铜镜铸造有了很大的发展，锡的成分增多，颜色净白如银。如《朝野佥载》称唐中宗时，“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从这一记录，可见铜镜的合金成分是比较高的，因此镜面磨亮以后，才会明晰到这样程度。魏晋南北朝的铜镜，在形制上，大都是圆形镜；到了唐代，打破了这一传统形式，而发展出一种八棱弧形的菱花镜来。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高浮雕（剔地突起）是它最显明的特征；进入唐代，铜镜加重加厚，这给高浮雕技术的增强立体感，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花纹图案方面，也由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缠枝、忍冬、连珠、宝相、十二肖等规格化的图案花纹，而发展为鸟兽、葡萄、雀绕花枝、双鸾、狻猊等比较复杂的镜纹。高浮雕铜镜的题材方面，在魏晋南北朝有西王母传说、伍子胥故事等等；唐代更增加了月里嫦娥、狩猎、人物、山水、宴会等等内容，把反映各阶层生活和人们理想中幸福生活愿望，应用到镜纹上去，使生活用具更加艺术化，这是铜镜铸造上的重要成就。日本正仓院里藏有唐镜许多面，其中如“山水八卦背菱形镜”一面，镜背遍布薄银片，加镌鱼子地及山水人物花鸟，鱼子地外诸纹样，又镀以金，纹极繁复。外缘第一轮廓，铸出八卦，间以五律一首，周绕铜镜。第二轮廓有凤凰等花纹。第三轮廓近纽处有仙山，中有两羽衣仙人，鼓瑟吹笙，有龙凤鹤鹿点缀其间，构图自由奔放，线条刻划流畅，可以说是唐镜中优秀的作品。又有“金银平脱花鸟背菱形镜”，背面镜纹有花草、飞鸟、仙鹤、凤凰、蝴蝶等纹，精美华丽，达到了当时铜镜工艺制造的很高水平。
在金银细工的制作方面，唐代也有很高的成就。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剑南道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土贡镂金银器”。可见绵州以生产镂金银器著名。在地主阶级、贵族官僚集中的两京，金银细工尤为发展。唐代金银细工的现存器物，有如日本正仓院所藏银薰炉一具，银质球形，横径十八厘米，纵径十八点八厘米，遍体镂空，雕镂狮凤花叶诸纹，从中半为启阖，内藏灰盘，藉薰卧衾衣服，制作工细异常。近年在西安唐大明宫东禁苑遗址中发现了唐玄宗天宝时期的两个鎏金盘，较大的一个银盘，直径市尺一尺二寸，形如花朵，四周花纹围绕，盘心上突起大狮子纹，形象生动，气势雄伟。又在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发现了鎏金鸾鸟大银盘，银盘的周围饰以富丽的莲瓣纹，盘心有鸾鸟一只，站在一朵凌空的云彩上，它的足胫和腿部，用锐利的刀锋，刻划出细小的绒毛和丰满的鳞羽，更加强了足胫的劲健和腿部的丰腴感来。在西安市东南洪庆村出土鎏金花草人物纹的小银盒，盖上饰以卷曲的花草和生动的人物，人物掩映在花草盘曲的枝叶间，姿态不一，有的在舞蹈，有的在拨弄乐器，有的双手高举，充满了浓郁的欢乐气氛。器底外部有纤细的阴刻线条刻绘了一对青年男女，上方刻着“二人同心”四字。周围衬以精美的花草纹。这些金银细工，都极为工致，显示了唐代金银镂刻的很高技艺水平。又在西安市郊外韩森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的雷宋氏墓中，出土小金球一件，球体中空，通体用密集的细小金珠连缀而成，上面镶缀以绿玉，金球两端有孔，可以穿线，壳薄如纸，造型和制作的玲珑精美，令人叹为观止。1970年10月，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唐天宝时期窖藏的珍贵文物两瓮和提梁罐一只，内有文物共计一千多件，其中金银器物有二百七十件之多。据考证何家村在唐代为兴化坊，《两京新记》载，王守礼的邸宅在兴化坊，守礼的父亲章怀太子李贤，是武则天第二子，为则天所杀，中宗时，守礼封王。守礼死在天宝末安史之乱前，这两瓮窖藏，大概在安史之乱前夕，守礼的后人准备逃难，才埋在地下的。窖藏的二百七十件金银器物中，有金浴盆二只，刻花赤金碗一只，舞伎八梭金杯一只，掐丝团花金杯一只，刻花涂金银盒一只，涂金仰莲座小银坛一只，虎头铺首提梁银罐一只，莲瓣纹三足盖提梁银罐一只，鹦鹉纹提梁银罐一只，蔓草双凤纹银方盒一只，鸾凤纹六瓣银盘一只，龟纹桃形银盘一只，宝相花纹银盖碗一只，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一只，狩猎纹高足银杯一只，双狮纹莲瓣银碗一只，五尺三层银薰炉一具，镂空银薰球一个。以上这些金银器物的成型，以钣金和浇铸为主，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使用，已很成熟。以焊来说，有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等几种工艺，技巧纯熟，焊口平直，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有的小金盒，子扣系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密闭，证明当时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而且也说明当时已利用简单的车床了。金银器上装饰的花纹，花形不同，鸟状各异，精致富丽，灿烂夺目。纹饰的雕凿，以平凿为主，空间又饰以鱼子地，鲜花异禽，劲枝柔蔓，遍布于闪闪发光的鱼子地上，绚丽而生动地表现出唐代高度发展的工艺水平。在这窖藏里，还应该加以介绍的是模仿皮囊形状制成的银壶，两面各有一马，马身涂金，颈系飘带，嘴衔一杯，昂首扬尾，作舞《倾杯乐》状，形象生动，制工精致，这是唐代金银器物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瑰宝(17)。
唐代镶嵌的工艺美术，也达到非常精致的程度。首先讲讲“平脱”这一种工艺美术，它的制造方法，是在精致的木器或漆器上，剪金银薄片作种种图案花纹，以胶漆把金银薄片黏固在器物上，再髹漆数重，然后细磨加工，在平面漆上，脱露出金银薄片的图案花纹来，称之为“平脱”。有的更进一步，在金银薄片上，加镌以极工细的花纹，称之为“毛雕”。据《酉阳杂俎》前集卷一载，天宝末，唐玄宗赐安禄山的赐品中，有“金平脱犀头匙箸”，“金银平脱隔馄饨盘”，“平脱着足叠子”，“银平脱破觚”，“银平脱食台盘”。杨贵妃赐安禄山的赐品中，有“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这种侈丽的工艺品，到了唐肃宗、唐代宗时代，曾禁止制造(18)。日本正仓院尚藏有唐代携去的“银平脱合子”，盖上有银平脱之衔花六小鸟，中为花叶形，银盒周围，亦有花鸟相间的平脱装饰，秀丽绝伦，可见当时平脱工艺美术的精美程度。
平脱以外，还有一种称为“平文”的工艺美术。凡所镶嵌的金银片文漆成后为平面者，称“平脱”；花纹突出者，称“平文”。如《西京杂记》称汉赵飞燕有“宝琴曰凤皇，皆以金银隐起为龙凤、古贤、列女之象”。所谓“隐起”，即指“平文”而言，可见唐代以前，平文工艺美术已经发达了。到了唐代，这种镶嵌工艺有了更高的发展，今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古物中，有“金银平文琴”一具，琴的表面有金银平纹的人物鸟兽草木花纹。上嵌方界，内作三人，跣足盘坐树下，周围饰以珍禽异卉，中坐者弹阮咸，左坐者抚琴，右坐者饮酒，其上云山飘渺，左右各有一童子跨凤执幡，翱翔天际。界外树下，别有二胡装者，一饮酒，一鼓琴，均有金文鸾凤麒麟，间以银文云鸟花蝶，金银交辉，瑰丽堂皇。背面龙池两侧作银文双龙，上下点缀花彩，凤池两侧作银文双凤，上下亦点缀以花彩。龙口下有后汉李尤《琴铭》。这些工艺品都充分反映了唐代工艺美术的高度水平。
在螺钿镶嵌美术方面，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和“螺钿紫檀阮咸”。琵琶背面，有螺钿镶嵌的鸟蝶花卉云形及宝相花纹，花心叶上，涂有红碧粉彩，用金线勾勒描画，其上覆以琥珀、玳瑁之属，于其浅深不同的透明中，显现彩文之美，极尽工巧之能事。琵琶正面当弦捍拨部分，镶嵌玳瑁，上作螺钿骑驼人像，胡装，一手执拨，一手按琵琶，气魄雄伟，姿态生动，达到高度的艺术水平。阮咸背面有螺钿并玳瑁、琥珀缀成一双鹦鹉衔珠之形，制作技巧，与五弦琵琶同一工丽。近年又在洛阳唐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墓中出土螺钿镜一面。用螺钿镶嵌在镜背上，构成一幅高士宴饮图画面。上部是一棵花树，树梢天际抛出一轮皓月，树叶丛中两侧均有飞鸟在高下翱翔，树左旁蹲着一只小鹿，树干两侧各有一鹦鹉在鸣舞。中间带空圆纽，在纽的左侧，坐着一个老人，在弹阮咸，右面一老人右手持杯，面前有一鼎一壶，背后立一女童，双手捧盒，作侍立状。再下面有仙鹤、鸳鸯嬉戏在水藻间。画面的空间，错落地飞满了花瓣。整个画面极为生动，衣纹、须发、羽毛，都刻划得非常精细，花纹间并填漆，说明唐代的镶嵌工艺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
总括起来说，唐代的手工业，在原先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如制糖、制茶手工业的出现，白瓷制造的成熟，金银细工技艺的不断提高，金银平脱和螺钿等镶嵌工艺的到达高度水平，雕板书籍的开始流通，在在说明唐代手工业的巨大成就和手工艺水平的显著提高。有些工艺产品，既工细，又都雅，充分体现出当时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水平。即使个别图案花纹，可能受到中亚艺术的影响，可是唐代的工艺家们，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汲取别国的长处，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制造出具有自己中国气魄和民族风格的东西来。唐代高度发展的工艺水平，又反过来对四邻产生积极的影响，毋怪唐代的工艺品，一千多年以来，不仅在国内而且也在国外广泛留传，被视为人间瑰宝了。
唐代的手工业，有些分工已很明确，有的分工尚不明确，一件产品，往往由一个人干到底。现举分工明确的，如《太平广记》卷八十四引《集异记》云：“上都（指长安）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所居也。广备其材，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造一辆车，这个熟练工人专做轮，那个熟练工人专制辕，分工愈细，专业的技术愈精，车辆的质量也更高。在这类作坊里，资格最老的称“长老”，如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载：
有刁萧者，携一镜，色碧体莹，背有字曰：“碧金仙，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十二月，铜坊长老白九峰造。”
其次称“师”，如“削师”、“染师”，《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引《广异记》称：
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圹中剑……问削师“何得此剑？”
《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引《稽神录》称：
建州武夷山……有棺椁在悬崖之上……题云“润州朝京门染师张某第三女”。
在长老或削师、染师下，当有若干工匠和徒弟。长老和师，不但本人参加劳动，他们的家属一般也从事辅助劳动，大抵父子相承，职业是世袭的。其所以这样，是受当时的手工业的技术性质所决定的。在当时坊铺内部分工还不很细的情况下，制造一件生产品，手工业者照例是能从头做到底的，因此，手工业者个人的手艺，和家庭的长期训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职业的世袭就也有它存在的条件了。所以这种手工业，基本上还是属于家庭手工业的范畴，规模不会太大的。
柳宗元在《梓人传》中，描绘一个精于建筑工程的都料匠云：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处焉。所职寻引规矩绳墨，家不居砻斫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予甚笑之。……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予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氏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云。
都料匠近于现代的建筑工程师兼包工作头，都料匠既是建筑工程的设计者，又是施工现场的指挥者。在屋宇建成之后，他的收入最多，“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大半”。都料匠的收入，不知要高出工匠多少倍。
手工业作坊，通称为坊，亦称作铺，如铜坊、染坊、纸坊、糖坊、糕坊、油作铺、彩缬铺之类(19)。他们既是手工业的作坊，同时又是铺肆，出售手工业制成品，且被组织在商业性质的行会里。
关于行这一组织，不仅在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洛阳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大同市有六十六行，就是地方州县，也有行的组织。在长安的行可以考知的，东市有肉行、绢行、药行、铁行，西市有麸行、绢行、大衣行、秤行、辔行，南市有麸行，不知东市还是西市，尚有“白衫、白布行”（见《东城老父传》）。洛阳北市有彩帛行、丝行(20)。在州县，扬州有药行，扬子县（今江苏仪征东南）有鱼行，苏州有金银行(21)，幽州范阳郡（治蓟，今北京）有白米行、米行、大米行、粳米行、油行、肉行、五熟行、屠行、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丝绢彩帛行、总绢彩帛行、丝帛行、市绢行、小彩行、丝绵行、布行、幞头行、磨行、生铁行、炭行(22)，涿州（治范阳，今河北涿州）有肉行、椒笋行、果子行、靴行、新货行、杂货行、染行(23)，西州高昌县有米面行、菜子行、果子行、彩帛行、帛练行、铛釜行等(24)。日本学问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廿七日夜三更，〔长安〕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行是聚集在一起的，十二行就有四千余家之多，平均一行包括店肆作坊住宅三百三十余家。行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唐代的手工业商业确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生产发展不充分，如海外贸易受到限制，国内市场比较狭小等等，因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激烈。他们不得不利用行这一组织来保护自己，防止同行的竞争，并排斥外来的竞争。因此各种手工业者规定了大致上统一的工资，各种行并规定了统一的商品价格，使同行间的竞争，限制在最低的限度内，而使自己这个作坊或店肆保有一定范围的销路。另一方面，在当时封建制度还比较巩固的情况下，由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势力还极其微弱，封建统治者往往利用行这一组织，来对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勒索和压榨。所以行的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记载上是这样解释的：“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都城纪胜·诸行》条），这就点明了行是封建统治者剥削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一种工具。
属于行这一组织而替它办事的人，通常称为“行人”(25)，行的长老，称为“行头”或“行首”，有时得称为“长头”(26)。属于那一类手艺的，称他所属手艺这一行为“本行”，熟悉这一行手艺的，则被称为“行家”(27)。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唐代商业也有了重大的发展。
两京是唐王朝官府作坊的集中地，同时又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中外人物辐凑云集，商业也随着繁荣起来，自然地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了。
西京长安、万年，本有东西两市，到了唐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又在威远营置南市，华清宫置北市。东市“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宋敏求《长安志》）。市周围筑有围墙，市内东西街两条，南北街两条，各街宽度均在三十米以上。西市约一千五百米见方，周围不筑围墙，市内有井字街，街宽广十八米左右，街两侧并有明沟。市的周围，有很多邸店，所谓“四面立邸”（《长安志》）。据《唐律·名例·疏议》：“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估卖之所为店。”邸相当后世的货栈和批发店，它一般不经营零售；店相当于后世的商店，它是经营零售的。市里陈列货物和出售货物的铺子，称作“肆”。从《河南志》洛阳南市有三千余肆和四百余店一语看来，肆的规模比店要小得多。出售同类货物的店肆，集中开设在一条街上，称作行，上面已经详细讲到了。宋敏求《长安志》称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集积”。又称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不过东市靠近显贵的住宅区，因此东市出售的货物，大都是比较奢侈的东西，而巨商大贾却多居住在西市，所谓“商贾所凑，多归西市”。“浮寄流寓，不可胜计”（《长安志》），因此西市的商业要比东市繁盛得多(28)。
东都洛阳，有南、北、西三市，南市在隋为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一引《西京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元《河南志》）。大同市“凡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元《河南志》），商业也非常发达。
西京、东都以外，唐代最著名的城市要算扬州了。扬州的手工业比较发达，锦袍、锦半臂、锦被、铜镜、毡帽，都是当时著名的产品(29)。同时扬州是大运河的起点，渡江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又是江南河的终点。所谓“广陵当南北要冲，百货所集”（《唐会要》卷八十六），“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旧唐书·苏传》），商业特别发达。浙西、江西的财赋也都集中在扬州，然后再由这里运载到关中去。《旧唐书·五行志》谓：“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可知开元、天宝之际，停泊在扬州码头上的船只，已有数千艘之多。唐中叶以后，江淮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停泊的船只也会愈加增多。唐王朝的军国用途，主要依靠江淮财赋，所谓“兵食所资在东南”（《新唐书·萧颖士传》）；“江东数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权载之文集》卷四十七《论江淮水灾上疏》）；“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当时唐王朝的军事政治中心虽然还在关陇，而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去了。扬州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之一，卢求在《成都记序》中说道：“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洪迈《容斋随笔》卷九也讲到《唐扬州之盛》，他说：“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扬州以外，就数益州。益州成都府的财富，如卢求《成都记序》中所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四）。益州成为唐王朝的天府之藏，同时也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西南的财赋，大都在这里集中，然后运往关中和陇右、河西、北庭、安西各地区去。陈子昂在武则天时《上蜀川军事书》中说：“伏以国家富有巴蜀，实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安史乱起，马嵬兵变，唐玄宗无法控制他的禁卫军，幸亏“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解除了这场危机，随行将士才整队入蜀。
扬州的对岸是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判》），又是浙西节度使的治所。苏州到了唐代，也有很大的发展，“上元（公元760—761年）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全唐文》卷五百十九载梁肃《吴县令厅壁记》）。当时“称为雄郡”（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杭州的商业也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全唐文》卷三百十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有“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苞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三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越州是浙东观察使治所，浙东的“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文苑英华》卷四百八杜牧《授李纳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自中原多故，贤士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三穆员《鲍防碑》）。湖州也是“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文苑英华》卷八百一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此外如宣州，“封方数百里，而铜陵铁冶，繁阜乎其中”（《全唐文》卷四百三十八陈简甫《宣州开元以来良吏记》）。江州（治浔阳，今江西九江）“缗钱粟帛，动盈万数”（《文苑英华》卷八百三符载《江州录事参事厅壁记》）。洪州（治南昌，今江西南昌），“江淮之间一都会也”（《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引《广异记》）。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则有“材竹铁木之赡殖，苞篚缉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扬”（《文苑英华》卷八百五皇甫《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在安史乱后，“襁负云集，居未二载，户口三倍”（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碑序》）。荆州则“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资治通鉴》唐乾符五年）。广州是岭南的最大都市，又是国际性著名商港，“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陆贽《论岭南请置市舶中使状》）。“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韩愈《送郑尚书序》）。其他如甬江流域的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和晋江流域的泉州（治晋江，今福建泉州），入中唐以后，也逐渐成为国际性的著名商港。
此外，汴州的浚仪（今河南开封）、宿州的桥（今安徽宿州北符离集）、襄州的襄阳、并州的晋阳、幽州的范阳（今北京西南）、凉州的姑藏（今甘肃武威）、西州的高昌等，都是唐代国内或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
《唐六典》卷二十：“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有些州县，市的交易规模不大，也可不敲锣不打鼓。有此繁华的城市，还有夜市，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承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即是其证。苏州也有夜市，晚唐诗人杜荀鹤《送人游吴》诗：“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又《送友游吴越》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
唐《关市令》规定：“诸市，每肆立标，题行名，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凡一种物品，都分上中下三品，如细绵绸、次绵绸、粗绵绸，细绁、次绁、粗绁之类；每一品又分成三等价格，称为上估、中估、下估。兹举例如下：
细绁壹尺 上直钱肆拾伍文 次肆拾肆文 下肆拾叁文
次绁壹尺 上直钱叁拾文 次贰拾伍文 下贰拾文（大谷第三〇五七号）
粗绁壹尺 上直钱拾壹文 次壹拾文 （大谷第三〇八〇号）
细绵绸壹尺 上直钱肆拾柒文 次肆拾伍文 下肆拾肆文（大谷第三〇七三号）
次绵绸壹尺 上直钱肆拾贰文 次肆拾文 下叁拾捌文
粗绵绸壹尺 上直钱叁拾柒文 次叁拾 （大谷第三〇五一号）
但也有些商品，不分上中下三品，只分上估、中估、下估三等价格，例如：
帛练行
大练一匹 上直钱肆佰柒拾文 次肆佰陆拾文 下肆佰伍拾文（大谷第三〇九七号）
米面行
白面一斗 上直钱叁拾捌文 次叁拾柒文 下叁拾陆文（大谷第三〇七二号）
果子行
干蒲萄壹胜 上直钱拾柒文 次拾陆文 下拾伍文
大枣壹胜 上直钱六文 次伍文 下肆文（大谷第三〇五四号）
菜子行
蔓菁子壹胜 上直钱二十文 次拾陆文 下拾伍文（大谷第三〇八五号）
铛釜行
釜一口三斗盛 上直钱捌佰文 次柒佰文 下陆佰文
釜一口五斗盛 上直钱壹阡贰佰文 次壹阡文 下玖佰文（大谷第三〇七〇、三〇六四号）
这类物价十日一定，每一季度向地方官汇报一次。已规定的价格，各行各业不得擅自变动。倘若政府需要收购物资，或估价赃物，皆据中估定价，如收购大枣，大枣分六文、五文、四文三等，中估定价，即是以五文收购。讨价还价，这是旧日市场的积习，在我国唐代，已经规定出市不二价了。
在唐代，除了州县正式的市以外，在河津渡口，或要路上，又出现了许多草市。《元和郡县图志》：“赤壁草市，在县（汊川县，今湖北汉川南）西八十里。”《唐会要》卷七十一载：“德州安德县（今山东陵县），渡黄河南，与齐州临邑县邻接，有灌家口草市一所。”《太平广记》卷三十一引《玄怪录》：天宝中，“青城山（今四川灌县西南）前后……唯草市药肆”。《唐会要》卷七十一：贝州“永济县（今山东冠县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以张桥行市为县。”《太平寰宇记》卷一〇六洪州分宁县条下云：“分宁县（今江西修水），武宁县，按《邑图》云，本常洲之亥市也。其地凡十二支，周千里之内，聚江、鄂、洪、潭四州之人”，“豪富物产充之”。《文苑英华》卷八〇八《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记》称建德草市，“百货咸集，蠢类莫遗，旗亭旅舍，翼张鳞次”。《酉阳杂俎》前集卷二《壶史》：“宝历（公元825—827年）中，荆州有卢山人，常贩桡朴、石灰，往来于白南草市。”王建《汴路即事》诗：“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一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云：“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北梦琐言》卷十二载：“唐峰（即唐道袭），亦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有坟茔在茂贤草市。”又《太平广记》卷二六五引《北梦琐言》云：“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曰：‘梓州（治县，今四川三台）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可见草市正在发展起来，有的且发展为镇市，有的且发展为县治了。
草市之外，还有墟市，亦作虚市。墟市即是定期市集，或三日，或五日，定期在某处相聚交易。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虚，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因为这种墟市，必须选择广敞的场所，故称之为墟。宋钱易《南部新书》云：“端州（治高要，今广东肇庆）以南，三日一市，谓趁虚。”《青箱杂记》卷三云：“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即是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墟市的主顾，多半是墟市附近的农民，农民的购买力是有限的，没有长期开市进行买卖的必要，因此虚市只要隔几天举行一次。今天云南、贵州地区，尚有马街子、牛街子的墟，十日内两次赶集，犹是古代墟市的遗留。草市、墟市的出现，是农村交换经济发展的结果，自然，这不过是农村交换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表现。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的流通额也逐渐增多起来。
从魏、晋时代起，货币是近于废弃的。到了南朝的初期和北朝的中期，货币的行用逐渐推广，但即使入隋以后，一直到唐代前期，实物经济还是占统治地位，这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例如：
开皇初……下诏献书一卷，赉绢一匹（《隋书·牛弘传》）。
曾见人以捕鱼者，出绢买而放之（《隋书·乞伏慧传》）。
是岁（大业元年）……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隋书·食货志》）。
隋并州盂县（今山西盂县）……寺家生一黄犊……竹永通……家……用粟百石，于寺赎牛（《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四引《异录》）。
太宗……即位之始……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贞观政要》卷六）。
唐河间邢文宗……贞观年中……向幽州，路逢一客，将绢十余匹……此人云将向房州，欲买经纸（《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一引《冥报拾遗》）。
高宗……各赐市书绢二百匹（《新唐书·宗室陇西公博义传》）。
于斯之时（麟德中），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大足元年……陇右……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旧唐书·郭元振传》）。
唐神龙中……其人……备三百缣欲赎购此书（《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八引《乾子》）。
开元廿九年……用大练八匹，买……牛一头（日本中村不折藏吐鲁番官文书中之买牛契）。
在唐代的律令中，也规定用绢来作为价值标准，例如：
计庸一人一日，为绢三尺（《唐律》卷四《名例律》疏议）。
减价，谓畜产直绢十匹，杀讫唯直绢两匹，即减八匹绢（《唐律》卷十五《厩库律》疏议）。
假有借驴一头，乘经百日，计庸得绢七匹二丈。驴估止直五匹，此则庸多，仍依五匹为罪（《唐律》卷四《名例律》疏议）。
假将私奴贸易官奴，其奴各直绢五匹，其价虽等，仍准盗论，各徒一年（《唐律》卷二十《贼盗律》疏议）。
唐代除了用布帛来作为货币以外，也常把其他实物当作货币来进行交易，《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二年谓“大历（公元766—779年）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即是其证。这种实物经济代替货币来使用的情况，终唐之世，都是如此。例如：韩愈在《论变盐法事宜状》中提到“所在百姓，贫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见钱籴盐者，十无二三，多用实物及米谷博易”。韦处厚在《驳张平叔粜盐法议》中提到“且据山南一道明之，兴元（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巡管，不用见钱，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者，皆因所便”。元稹在《钱货议状》中提到“自巴（州治化城，今四川巴中）以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州治彭水，今四川彭水）、巫（州治龙标，今湖南黔阳）、溪（州治大乡，今湖南永顺东南）、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大抵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可见在商业不发达的地区，或荒僻的乡村里，这一物物相换的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过来。不过在城市中，货币经济确已开始在夺取实物经济的地盘了。
隋初行“重如其文”的五铢钱，“所在流布，百姓便之”。但自炀帝“大业以后……遂多私铸，钱转薄恶……或剪铁，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通典·食货典·钱币下》）。“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仍置钱盐于洛、并、幽、益等州”。“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后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至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旧唐书·食货志》）后“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自是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先天（公元712年）之际，两京钱益滥”。“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后钱又渐恶”。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天下〔铸钱〕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邓〕、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新唐书·食货志》）。
安史之乱发生，“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通宝，每缗重十斤，行使时，以一当十。及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铸重轮乾元钱，每缗重十二斤，以一当五十，和开元通宝三品并行”。“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代宗即位后，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重宝“皆以一当一”，“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重棱（即重轮乾元重宝）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新唐书·食货志》）。
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以江南道、岭南道贡物运送至京都，贡物轻，路费贵，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由此铜钱流通稍广。德宗建中（公元780—783年）初，“以商州红崖冶铜多，请复洛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每千钱费九百”（《新唐书·食货志》）。
由于铜价昂贵，铜钱多被销铸为铜器，钱币缺乏，贞元（公元785—805年）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兼用”。“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余，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贸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可见铸币还是非常缺乏。“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新唐书·食货志》）。大中（公元847—860年）中，“〔岁铸钱〕一十八万四千二百三十余缗”（《读旧唐书直笔》）。总的说来，一方面，唐代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青铜币的行用，另一方面，青铜币不断被销铸为器物，致使青铜币的行用，又极端缺乏。铜币缺乏，就不可能完全排斥实物的使用，如当时“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居半”，这种现象，一直到唐末，还没有改变过来。由于青铜币的缺乏，每贯千文足陌，就不能实行。“昭宗时，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新唐书·食货志》）我们应该对唐代的商品货币的发展有所认识，但是不能过分夸大当时的货币交换关系，如果过分夸大的话，也是不妥当的。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为了适应人们大宗交易的需要，都市里出现了接受私人钱贯的存放和发放信用贷款业务的柜坊，亦称僦柜。僦，租赁的意思，僦柜，犹似后世向银行租用保管箱，把钱贯寄放在那里，以备急需时取用。《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引《乾子》：“胡人米亮……谓〔窦〕曰：‘崇贤里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二十万文），大郎速买之。’西市柜坊，鏁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僦柜和柜坊，是专办存放钱币或发放信用贷款的铺子。《太平广记》卷三百引《广异记》：“开元初……三卫乃入京卖绢……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鏁在西市。”“鏁”即“锁”字，窦的“锁钱盈余”和白马丈夫的“其钱先已锁在西市”，就是说他们有现钱存放在僦柜里，随时可以支取。《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三年，京兆“少尹韦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三年作“又括僦柜质钱”。胡三省注以为“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本钱）之外，复还子钱（加利息），谓之僦柜”。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胡三省的注，用来解释质库是对的，用来解释僦柜，似非允当。《旧唐书·德宗纪》以“僦柜”“质库”并举，可见僦柜不等于就是质库。质库似后世的典当，僦柜似后世的银号和钱庄。
与柜坊同时出现的，还有“飞钱”。飞钱犹似后世的汇票。唐代，青铜币的铸造虽然增多，但还远不足适应当时的需要，而政府法令又禁止钱币出境，如“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新唐书·食货志》）。可是当时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需要大量的青铜币，在这种情况下，飞钱就出现了。飞钱亦称“便换”，《因话录》称：“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它又可以避免携带现钱长途跋涉的困难。初期经营这种业务的是三司使和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司富家。《新唐书·食货志》所谓：“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唐会要》卷八十七载：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盐铁转运使王播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那时官僚、商人想把钱运回家乡置办田庄或运往各地采办货物；而三司使及诸道方镇，却正想把钱运进长安，以供政府及诸道进奏院的支用。这样，政府一面采取政治力量取缔私人经营飞钱，另一面又采用不收汇费或减低汇费的办法来抵制私家经营飞钱，以便政府垄断这项营业。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唐代出现了拥有巨大财富的富商大贾，例如：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五引《西京记》）
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开元天宝遗事》）。
长安城中有豪民杨崇义者，富兼数世，服玩之属，僭于王公（《开元天宝遗事》）。
王元宝，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四方宾客，所至如归（《开元天宝遗事》）。
这些富商大贾，在从事商业中积聚了巨大财富以后，还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土地上去，所谓“用末致富，用本守之”。上面讲到的巨富邹凤炽，《两京新记》称他的“邸店田宅，遍满海内”，就是最好的例证。
唐中叶以后，商业还是继续有所发展，商贾的势力还是炙手可热。中唐诗人元稹的《估客乐》反映了这一情况：
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先已惊。先闻十常侍（宦官），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鲸。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尔又生两子，钱刀何岁平。
元稹诗中的商人，经营珠玉、锦彩、奴婢、马匹的买卖，交结长安权贵，富与公侯埒敌，可见商人的经济力量，是相当雄厚的。又如扬州有王四舅，“匿迹货殖，厚自奉养，人不可见。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唐国史补》）。王四舅的一字，能使扬州的富商大贾，悉供奔走，其财势之大，自不待言。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既能把财富投向土地，变成大地主，自然也能够出钱买官，变为官僚。如唐末江陵有郭七郎，“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指江陵）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贸易往来者”（《太平广记》卷四九九引《南楚新闻》）。后来郭七郎又输钱数百万，以白丁买到横州刺史官职。尽管郭七郎因遇到特殊情况，未能到任，而且流落永州（治零陵，今湖南零陵），沦为捉艄的篙工，但一般来讲，商人上升为地主、官僚，是常见的情况；郭七郎的下降为篙工，却是个别的事例。
高利贷剥削的盛行 在唐代，无论官府、地主、官僚、寺院、商人，都从事高利贷的盘剥。高利贷有“举”和“质举”两种。举是信用贷款，不用东西作抵押，质举需提供不动产或实物作抵押。南朝时已有寺院经营犹似后世典当的质库，唐代达官贵族亦多开设。借贷人把衣服日用品之类送去抵押，称为“纳质”或“收质”。大规模的质举只是在借契上说明某人以某处房屋某处土地作为担保品，而该项产业则仍归原主经管。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二引《唐阙史》称：“咸通（公元860—873年）初……楚州淮阴农北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这就是用土地作为抵押品的一种贷款。
“举”虽然是信用贷款，但从敦煌发现的乙未年龙弘子贷生绢契（斯坦因敦煌文书第四五〇四号）及壬寅年龙钵略贷生绢契（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三六二七号）两件契约来看：
乙未年（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三月七日立契，押衙龙弘子往于西州充使，欠少绢帛，遂于押衙阎全子面上贷生绢壹匹，长肆拾尺，幅阔壹尺捌寸叁分。其绢，彼至西州回来之日还绢，利头立机细绁壹匹、官布壹匹。其绢限壹个月还。若得壹个月不还绢者，逐月于乡原生利。若身东西不平善者，壹仰口承男某甲祇当。但别取本绢，无利头。两共对面平章立□，不喜悔者，用为后验。
壬寅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2年）贰月十五日，莫高乡百生龙钵略，欠阙匹帛，遂于押衙王万端面上，贷生绢一匹，长三丈六尺，幅阔壹尺八寸。其绢利头立机绁一匹。其钵略任意博价。若平善，到日限至壹月，便取于尺数本绢。若钵略身不平善者，仰者口承人兄定奴面上取于尺数绢。若于□卿慢，绢主掣夺家资，用凭充绢价。两共对面平章不□□。壬寅年贰月十五日莫高乡百姓龙钵略欠匹帛，遂于兄定〔奴〕
癸卯年正月廿三日 张通温手书
这种举贷，虽然在借契上没有明确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作抵押品，实际是用借贷人和口承人（担保人）的整个家产来作为抵押品的。
我们在上面曾提到过的公廨本钱，由捉钱令史来贷放，利息已经非常高了。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崔沔在奏疏中提到当时公廨钱的利息，“且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唐会要》卷九十一），不知有多少民户落入这高利贷罗网中，以致倾家荡产。
官廨的高利贷不仅由政府派捉钱令史来放贷，有时委托寺院来放贷，现举伯希和第三三七〇号文书为例：
戊子年六月五日公廨麦粟出便与人抄录如后：
应戒□□友庆洪福圆德四人，各粟一斗，至秋陆斗。
赤心安富通便粟两硕，至秋叁硕。见人杜□立
兵马使曹智盈便粟肆斗，至秋陆斗。 口承外生他略
赤心宋唱进便粟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阿婶赵氏
赵善进便粟叁硕，至秋肆硕伍斗。 口承沙弥幸通
贾法律便粟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沙弥幸通
洪闰游怀用便粟肆斗，至秋陆斗。 口承曹保晟
莫高曹保晟便粟肆斗，至秋陆斗。 口承游怀用
玉关傅流住便粟两硕，至秋叁硕。 口承敦煌安胡奴
当寺僧义忠便粟肆斗，至秋陆斗。 口承沙弥善通
玉关傅流住便麦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敦煌安胡奴
（中略）
龙勒程恩子便麦壹硕伍斗，至秋贰硕贰斗伍升。 口承康通达
龙勒石章六便麦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安友妻裴氏
普光寺尼索寺主便麦陆斗，至秋玖斗。 口承喜喜
龙勒程恩子便粟伍斗，至秋柒斗伍升。 口承喜喜
洪池邓安久便麦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索安六
赤心索安六便麦壹硕，至秋壹硕伍斗。 口承邓安久
所谓“口承”，就是口头担保人。从这页粟麦出贷底账中，可以看到从五月到九月最多四个月的时间，所贷放的粟麦，即须加半偿还，年息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
戊子年，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这时吐蕃已经退出河西走廊，敦煌进入归义军节度使管辖时期。便粟麦底账中有兵马使曹智盈，贾法律，这都是唐藩镇州郡下的官员，也证明这一推断不误。在归义军节度使管下，政府高利贷的利率，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应该说是罕见的。
除了政府高利贷——政府公廨委托寺院出便粟麦利息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以外，民间私人借贷的利息率，也是很高的。在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曾规定公私利息，“自今以后，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取利”（《唐会要》卷八十六）。但政府本身从未遵守这个规定，那么要求地主、富商来遵守，更是困难了。所以民间高利贷利息之高，更是非常惊人，今举癸未年（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彭顺子便麦粟契（北京图书馆敦煌文书殷字第四一号）为例：
癸未年五月十六日，平康乡彭顺子乏少粮用，遂于高通子便麦两硕，至秋肆〔硕〕，便粟两硕，至秋肆硕。只典紫罗裙一腰。若身东西不在，一仰口承人妻张二侄子面取，□□交纳。恐为无凭，立此文书。
五月间，贷麦两硕（石），至秋归还时，就要缴纳四硕。秋泛指七月至九月，现在姑且定为九月中旬，从五月中旬到九月中旬，一共四个月的时间，利息就是本钱的一倍，年息高达百分之三百！晚唐诗人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南宋人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对这首诗作过说明，他说：“预指收敛之入，以为称贷之资。新丝之出以五月，而贷以二月，新谷之登以八月，而贷以五月，此犹当时（指唐代）之俗也。”上引《彭顺子便麦粟契》正反映了新谷之登以八月而贷以五月这一真实情况。在唐代，官私高利贷猖獗到这样程度，农民一落入高利贷的罗网，就一岁所贷，至累载不能偿，己之所贷，至子孙不能偿，除非伐桑撤屋，卖妻鬻子，走上流亡道路，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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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说明唐代水利工程兴建的过程，现在根据年代先后，列注如下：
河南道陕州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有广济渠，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长孙操所开，引水入城，以代井汲（《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华州下（今陕西渭南东北）东南二十里有金氏二陂，武德二年引白渠灌之，以置监屯（《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太原府文水（今山西文水西）西十里有常渠，武德二年，汾州刺史萧引文水南流入汾州（《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东南三十里有南北谢塘，武德二年，刺史谢元超因故塘复置以溉田（《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溉田千顷）。
剑南道陵州籍县（今四川双流东南籍田铺）东五里有汉阳堰，武德初，引汉水溉田二百顷，后废。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令陈充复置，后又废（《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晋州临汾（今山西临汾）东北十里高梁堰，武德中，引高梁水溉田，入百金泊（《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京兆府蓝田（今陕西蓝田），武德六年，宁民令颜昶引南山水入京城（《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同州韩城（今陕西韩城），武德七年，治中云得臣〔开渠〕，自龙门引河溉田六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请于陇州（今陕西陇县）开五节堰，引水通运，许之（《旧唐书·食货志》）。
河南道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七里有渠，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令元伯武引水北流入城（《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沂州丞县（今山东枣庄东南），县界有陂十三所，并贞观元年已来修立，以溉田焉（《元和郡县图志》）。
剑南道绵州神泉（今四川安县南五十里）北二十里有折脚堰，引水溉田，贞观元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绵州龙安（今四川安县北）东南二十三里有云门堰，决茶川水溉田，贞观元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太原府文水（今山西文水西）西北二十里有栅城堰，贞观三年，民相率引文谷水溉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资州盘石（今四川资中）北七十里有百枝池，贞观六年，将军薛万彻决东使流（《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绵州魏城（今四川绵阳东北六十里）北五里有洛水堰，贞观六年，引安西水（按《读史方舆纪要》谓或以为即潺水）入县，民甚利之（《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太原府，太原井苦不可饮。贞观中，长史李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谓之晋渠（《新唐书·地理志》）。
山西榆次县（今山西榆次）源涡水，在县东八里。其泉自平地涌出，南流会洞涡水。唐贞观中，县令孙湛常令民引渠以溉田（《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西一里有诸泉塘，南五里有沥塘，西南二里有永丰塘，南二十里有横塘，东北四十里有颉洋塘，东南二十里有国清塘，溉田总千二百顷，并贞观中置（《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福州东北十八里有材塘，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筑（《读史方舆纪要》）。
河南道汴州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有观省陂，贞观十年，令刘雅决水，溉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莱州即墨（今山东即墨）东南有堰，贞观十年，令仇源筑，以防涉淮水（《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陕州陕郡（治在今河南陕县西南）有南北利人渠。南渠，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幸，使武候将军丘行恭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河中府龙门（今山西河津）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一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冀州信都（今河北冀县）东二里有葛荣陂，贞观十一年，刺史李兴公开，引赵照渠水以注之（《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直隶冀州赵照渠〔在〕州东二里，唐贞观中，刺史李兴公开，引以注葛荣陂，陂在州西二十里。
江南道杭州富阳（今浙江富阳）北十四里有阳陂湖，贞观十二年，令郝某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阳陂湖〔在富阳〕北十里，唐贞观十二年，县令郝期因旧开湖，并造水闸。湖周六十里，溉田万余亩。万岁登封初（公元696年），令李筑堤。贞元七年（公元791年），令郑早增修，今多堙废。
河东道河中府虞乡（今山西永济东）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贞观十七年，〔蒲州〕刺史薛万彻开，自闻喜引涑水入临晋，〔以溉民田〕（《新唐书·地理志》，据《读史方舆纪要》补）。
河北道卫州卫县（今河南淇县东）御水有石堰一，贞观十七年筑。
淮南道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东十一里有雷塘。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又筑勾城塘，以溉田八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瀛州河间（今河北河间）西北百里有长丰渠，〔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刺史朱潭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河中府龙门（今山西河津）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渠，亦恕所凿（《新唐书·地理志》）。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薛大鼎〕转沧州（治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刺史。州界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大鼎又以州卑下，遂决长芦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害（《旧唐书·良吏·薛大鼎传》）。
河东道河中府绛州曲沃（今山西曲沃东北）东北三十五里有新绛渠，永徽元年，令崔翳引古堆水溉田，凡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晋州临汾（今山西临汾），永徽二年，刺史李宽自东二十五里夏柴堰引水溉田，令陶善鼎复治白金泊，亦引水溉田。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堰坏，乃西引晋水（《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西北五十五里有永济堤二，永徽二年筑。西四十五里有明河沟二，西五十里有李彪淀东堤及徒骇河西堤，皆〔永徽〕三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淮南道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西南八里有雨旋陂，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光州〕刺史裴大觉积水以溉田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州鸡泽（今河北鸡泽南）有漳、南堤二，沙河南堤一，永徽五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东二里有广润陂，引太白渠以注之。东南二十里有毕泓，皆永徽五年，令弓志元开，以畜泄水利（《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绵州罗江（今四川绵阳东南罗江镇）北五里有茫江堰，引射水溉田入城，永徽五年，令白大信置（《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京兆府云阳县（今陕西泾阳北三十里）泾水，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止溉一万许顷。”……大历中，利所及才六千二百余顷（《元和郡县图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泾川，唐永徽六年，太尉长孙无忌言曰：“渠水带泥淤，灌田益肥美。又渠水发源本高，向下支分极众，若使流至同州，则水饶足。比为碾，用水泄渠，水随入渭。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失利。”诏尽毁水上碾，以利民田。……天宝以后……势豪之家，多引泾水营私利，民田益困。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敕毁白渠支流碾以溉田。杜佑曰：“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唐永徽中，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中，减至六千顷，亩一斛，岁少四五百万斛。”
河南道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引润水溉田二百顷。永徽中，刺史柳宝积修（《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颍州下蔡（今安徽凤台）西北百二十里有黄陂，东北八十里有湄陂，皆隋末废，唐复之，溉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永徽中，幽州都督裴行方引卢沟水广开稻田数千顷，百姓赖以供给（《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七河渠）。
河北道冀州南宫（今河北南宫）西五十九里有浊漳堤，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北三十里有衡漳石堤，显庆元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西四十里有衡漳堤，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宿州符离（今安徽宿州北）东北九十里有隋故牌湖堤，灌田五百余顷，显庆中修复（《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彭州导江（今四川灌县）有侍郎堰，其东百丈堰，引江水以溉彭、益田，龙朔中筑。又有小堰，长安（公元702—704年）初筑（《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剑州阴平（今四川梓潼西北一百六十里）西北二里有利人渠，引马阁水入县溉田，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令刘凤仪开。宝历（公元825—827年）中废，后复开。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又废（《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南有故千人塘，乾封（公元666—668年）中，修以溉田（《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镇州获鹿（今河北获鹿）东北十里有大唐渠，自平山至石邑，引太白渠溉田。有礼教渠，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自石邑（河北石家庄市西南）西北引太白渠东流入真定（今河北正定）界以溉田。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又自石邑引大唐渠东南流四十三里入太白渠（《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凤翔府宝鸡（今陕西宝鸡）东有渠，引渭水入升原渠，通长安故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相州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南五里有金凤渠，引天平渠下流溉田，咸亨三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西二十里有高平渠，刺史李景引安阳水东流溉田，入广润陂，咸亨三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相州尧城（今河南安阳东）北四十五里有万金渠，引漳水入故齐都领渠以溉田，咸亨三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相州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南有菊花渠，自邺引天平渠水溉田，屈曲经三十里。又北三十里有利物渠，自滏阳（今河北磁县）下入成安（今河北成安），并取天平渠水以溉田，皆咸亨四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直隶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北）御河，唐咸亨中，李灵龟为魏州刺史，凿永济渠以通新市，百姓利之（《读史方舆纪要》）。
上元（公元674—676年）中，于楚州射阳湖置洪泽屯（今江苏洪泽），寿州置芍陂屯（今安徽安丰芍陂），厥田沃壤，大获其利（《文献通考·田赋考》）。按《通典·州郡典》云：寿州安丰有芍陂，楚孙叔敖所起，崔《四民月令》曰“叔敖作期思陂”，即此。后汉王景为庐江太守重修之，境内丰给。其陂径百里，灌田万顷。齐、梁时立屯田，无复输运。又《太平寰宇记》云：寿州安丰县，芍陂在县东一百步。《淮南子》云：“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娄之野。”按芍陂上承渒水，南自霍山县北界驺虞石入，号曰豪水，北流注陂中，凡经百里，灌田万顷。
河北道赵州宁晋（今河北宁晋）地旱卤，西南有新渠，上元中，〔瘿陶〕令程处默引水入城以溉田，经十余里，地用丰润，民食乃甘（《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降州闻喜（今山西闻喜西北）东南三十五里有沙渠，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诏引中条山水于南陂下，西流经十六里，溉涑阴田（《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赵州昭庆（今河北隆尧县东）城下有澧水渠，仪凤三年，令李玄开以溉田通漕（《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北）北五里有官塘，堰水溉田，有九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北有永泰渠，光宅（公元684年）中，〔朗州〕刺史吴处立开，通漕，且为火备（《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凤翔府宝鸡（今陕西宝鸡）西北有升原渠，引水至咸阳。垂拱（公元685—688年）初，运岐陇水入京畿（《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泗州临淮（今安徽盱眙北）有新漕渠，南通淮，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开，以通海、沂、密等州（《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绵州巴西（今四川绵阳）南六里有广济陂，引渠溉田百余顷，垂拱四年，长史樊思孝、令夏侯因故渠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汴州开封（今河南开封东南）有湛渠，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引汴注白沟，以通曹、兖赋租（《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西）南一里有羊令渠，载初（公元689年）中，令羊元引漳水北流，贯城注隍（《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凤翔府宝鸡东北十里有高泉渠，如意元年（公元692年）开，引水入县城（《新唐书·地理志》）。
岭南道桂州临桂（今广西桂林）有想思埭，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筑，分想思水使东西流（《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想思江、〔桂林〕府南五十里，唐长寿（公元692—694年）初筑，分想思水使东西流，东流合漓江，西流合白石水，阔各十丈余。
河北道冀州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有通利渠，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通利渠在〔南宫〕县西五十九里，唐延载中所开，盖引漳水以资灌溉。
淮南道楚州宝应（今江苏宝应）西南八十里有白水塘、羡塘，证圣（公元695年）中，开置屯田。
江南道湖州安吉（今浙江安吉）北三十里有邸阁池，北十七里有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顷，皆圣历（公元698年）初，〔安吉〕令钳耳知命置。
河北道德州平昌（今山东商河西北）有马颊河，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开，号新河（《新唐书·地理志》）。
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于东都（洛阳）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旧唐书·食货志》）。
河南道青州北海（今山东潍坊），长安（公元701—704年）中，令窦琰于故营丘城东北穿渠，引白浪水曲折三十里以溉田，号窦公渠（《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彭州九陇（今四川彭县），武后时，长史刘易从决唐昌沱江，凿川派流，合堋口歧水，溉九陇、唐昌田（《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有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难。又其北涨为沟，以拒契丹，皆神龙（公元705—707年）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贝州经城（今河北威县北）西南四十里有张甲河，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姜师度因故渎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陈州西华（今河南西华）有邓门废陂，神龙中，令张余庆复开，引颍水溉田（《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邓门陂，盖以邓艾故址而名。
河北道冀州堂阳（今河北新河西北）西南三十里有渠，自巨鹿（今河北巨鹿）入县境，下入南宫（今河北南宫），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景龙中，王晙都督桂州，因埭江开屯田数千顷，以息转输（《读史方舆纪要》）。
岭南道邕州宣化（今广西南宁南），郁水自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景云（公元710—711年）中，司马吕仁引渠分流以杀水势，自是无没溺之害，民乃夹水而居（《新唐书·地理志》）。
盱眙（今江苏盱眙）有直河，太极元年（公元712年），敕使魏景倩引淮水至黄土冈，所通扬州（《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杭州盐官（今浙江海盐西北旧海宁县城）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重筑（《新唐书·地理志》）。
开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师度以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盐池渐涸，师度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旧唐书·食货志》）。
陕西耀州（今陕西耀县），强公渠在州西南。《唐书》：华原无水，雍州司土参军强循教民凿渠以浸田，一方利之，号为强公渠（《读史方舆纪要》）。按《唐会要》卷八十八开元元年有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故附于此。
河北道孟州河阴（今河南巩义东北）有梁公堰（即隋梁睿所修），在河汴。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河南尹李杰因故渠浚之，以便漕运（《新唐书·地理志》）。
河东道太原府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东北五十里有甘泉渠，二十五里有荡沙渠，二十里有灵长渠，有千亩渠，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皆开元二年，令戴谦所凿（《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西南二十三里有利俗渠，引乔谷水；东南十五里有罗文渠，引小敷谷水，支分溉田，皆开元四年，诏〔陕州刺史〕姜师度疏故渠，又立堤，以捍水害（《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开元二年，姜师度凿，以泄水害。五年（公元717年），刺史樊忱复凿之，使通渭漕（《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州任丘（今河北任丘）有通利渠，开元四年，令鱼思贤开，以泄陂淀，自〔任丘〕县南五里至城西北入，得地二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东五十五里有神塘，开元五年，因风雷摧山，偃涧成塘，溉田二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兖州莱芜（今山东莱芜东北）西北十五里有普济渠，开元六年，令赵建盛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冀州堂阳（今河北新河西北）西十里有漳水堤，开元六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会州会宁（今甘肃靖远）有黄河堰，开元七年，刺史安敬忠筑以捍流（《新唐书·地理志》）。按《太平寰宇记》会州会宁县下云：黄河堰，唐开元河流渐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堰，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
关内道同州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北十里有通灵陂，开元七年，刺史姜师度引洛堰河以溉田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按《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同州朝邑，通灵陂在县北四里二百三十步，开元初，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引〔洛〕水及黄河以灌之，种稻田二千余顷。
河北道景州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南），古屯河，自临津经县入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开元十年，令李俊之增修。大历十年（公元775年），观察使皇甫温，太和六年（公元832年），令李左次又增修之（《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海州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东二十里有永安堤，北接山，环城长十里，以捍海潮，〔开元十四年〕刺史杜令昭筑（《新唐书·地理志》）。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正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检行郑州河口斗门。……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旧唐书·食货志》）。
河北道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西北六十里有衡漳东堤，开元十年筑。东南二十里有渠，注屯氏河，东南七十里有渠注漳，并引浮水，皆刺史姜师度开。西南五十七里有无棣河，东南十五里有阳通河，皆开元十六年开。南十五里有浮河堤、阳通河堤，又南三十里有永济北堤，亦是年筑。有甘井二，〔开元〕十年，令毛某苦水咸无以食，乃于县舍穿地，泉涌而甘，民谓之毛公井（《新唐书·地理志》）。
浙江慈溪县（今浙江宁波慈城镇）普济湖，县治东北一里。唐开元中，县令房凿以溉田，广百五十亩，以在阚峰之下，名曰阚湖，寻曰慈湖，俗以其近普济寺，名普济湖。又永明湖在县西南一里，亦房所置以溉田（《读史方舆纪要》）。
四川眉州（治通义，今四川眉山）蟆颐堰，州东七里，唐开元中，益州刺史章仇兼琼开，障蜀江水溉眉山、青神（今四川青神）田亩七万二千有奇（《读史方舆纪要》）。
河南道蔡州新息（今河南息县）西北五十里有隋故玉梁渠，开元中，令薛务增浚，溉田三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赵州柏乡（今河北柏乡）西有千金渠、万金渠，开元中，令王佐所浚筑，以疏积潦（《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景州东光（今河北东光）南二十里有靳河，自安陵入浮河，开元中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明州县（今浙江宁波南）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开元中，令王元纬置（《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小江湖，在〔浙江宁波〕府西南五十里它山下，即它山堰也，今曰南塘河。会稽、上虞以东，高山深谷，络绎环绕，层次引流，皆汇于此。唐长庆中，舒《引水记》云：它山者，四明众山水所萃，一作雨则涧壑交会为漫流，即岁旱，溪流亦未尝绝也。但岁久水堙……王元纬为令，相地势……它山麓皆石址插江底，可藉为堰。乃治堰跨两山麓，南北阔皆四十二丈，石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堰高而甚中，涝则什七八入江，什三入溪，旱则什七入溪，什三入江。邑西七乡之田，俱恃以灌溉。
剑南道眉州彭山（今四川彭山）有通济大堰一，小堰十，自新津（今四川新津）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开元中，益州长史章仇兼琼开（《新唐书·地理志》）。
开元中，宇文融又画策开河北王莽河，溉田数千顷，以营稻田（《旧唐书·食货志》）。
河南府洛阳县，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浚苑中洛水，九旬而罢（《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刺史齐澣以州北隔江，舟行绕瓜步，回远六十里，多风涛。乃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即扬州一段长江）立埭，岁利百亿，舟不漂溺（《新唐书·地理志》）。按《舆地纪胜》镇江府伊娄河，开元二十二年，刺史齐澣，以润州北界阳江，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岁收利百亿，并立伊娄埭，自是免漂损之灾。又按《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江都县（今江苏扬州），伊娄河在府南二十里扬子镇，南通大江。自隋以前，扬子镇临江，南渡京口。唐时积沙二十五里，渡江者绕瓜步沙尾，纡回六十里。开元二十二年，齐澣为润州刺史，请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洲浦，长二十五里，即达扬子镇，从之。因立伊娄埭。《漕河考》：瓜洲漕河本名伊娄河，自唐以来，皆为漕渠津要，河口接大江，亦曰瓜洲渡。又云：初自广陵扬子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阔犹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犹十八里；今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
剑南道成都府温江（今四川温江）有新源水，开元二十三年，长史章仇兼琼因蜀王秀故渠开，通漕西山竹木（《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瀛州河间（今河北河间）西南五里有长丰渠，开元二十五年，刺史卢晖自东城平舒（今河北大城）引滹沱东入淇，通漕，溉田五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宿州虹县（今江苏泗县）有广济新渠，开元二十七年采访使齐澣开。自虹至淮阴（今江苏清江东南）北十八里入淮，以便漕运，既成，湍急不可行，遂废（《新唐书·地理志》）。
山南道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增修，接古专陂，由黄土堰注白马湖，分入城隍及永泰渠，溉田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平州马城（今河北滦县东南），古海阳城也。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置，以通海运，东北有千金冶（《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蜀州新津（今四川新津）西南二里有远济堰，分四筒穿渠，溉眉州彭山（今四川彭山）、通义（今四川眉山）之田，开元二十八年，采访使章仇兼琼开（《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北）有西渠，开元二十八年，刺史卢晖徙永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直隶元城县御河，唐开元二十八年，刺史卢晖移永济渠，自石灰窑引流至城西注魏桥。夹渠置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亦谓之西渠。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今三门峡）以通运，辟三门岭，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旧唐书·食货志》）。
江南道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北一里有晋江，开元二十九年，别驾赵颐贞凿通舟楫至城下（《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明州县（今浙江宁波）东二十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顷，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令陆南金开之（《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成都府成都北十八里有万岁池，天宝中，长史章仇兼琼筑堤积水溉田。南百步有官源渠堤百余里，天宝二载，令独孤戒盈筑（《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京兆府长安，天宝二年，〔京兆〕尹韩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镇州获鹿（今河北获鹿），天宝二年，又自石邑引大唐渠东南流四十三里入太白渠（《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合灞、经广运潭至县入渭，天宝三载（公元744年）韦坚开。又有永丰仓、临渭仓（《新唐书·地理志》）。按《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华州华阴，永丰仓在县东北三十五里渭河口，隋置。……天宝三载，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运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灞、二水，会于漕渠，每夏大雨，辄皆涨。大历之后，渐不通舟。又云：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大历后每岁水陆运米四十万石入关。
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东钱湖〔在宁波〕府东三十五里，一名黄金湖，唐时亦曰西湖。……天宝三载，令陆南金尝开浚。四面环山，受七十二溪之水，周八百顷，湖岸叠石为塘，亘八十里。又于其旁各为石，水溢则分泄之，使注于江（《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萧山县，三湖，唐天宝中，县令郭密之于县东十里筑湖塘，溉田二千余顷（《读史方舆纪要》）。
河南道河南府河南（今河南洛阳）龙门山，东抵天津（桥），有伊水石堰，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河南〕尹裴迥置（《新唐书·地理志》）。
直隶宁晋县（今河北宁晋），宁晋渠在县西。《唐志》自胡卢湖以北，县地常虞旱卤，西南有新渠，上元（公元760—761年）中，邑令程知猷所开，引汶水入城以溉田，径十余里，地用丰润，民食乃甘（《读史方舆纪要》）。
淮南道寿州安丰（今安徽寿春西南）东北十里有永乐渠，溉高原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宰相元载置，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废（《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有练塘，周八十里。永泰中（公元765—766年），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以溉丹阳、金坛、延陵之地（《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丹阳县练湖在县城北，一名练塘。《南徐记》：湖周百二十里，纳丹徒、长山、高骊诸山之水，凡七十一流，汇而为湖。唐时，近湖民筑堤，横截十四里，开渎口泄水，取湖下地作田，遂分上下二湖。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刺史韦损状请重开下湖，谓“练湖未被隔断以前，每春夏雨水涨满，侧近百姓，得引溉田苗；官河干浅，又得河水灌注，公私往来，至为便利。若霖雨泛溢，则开渎泄水入江。自筑堤以来，湖中地窄，无处贮水，横堤壅碍，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阳、延陵、金坛等县良田八九千顷常被掩没。稍遇亢阳，近湖田苗，无水灌溉。所利一百一十五顷田，损三县百姓之地。望依旧涨水为湖，官河既得通流，邑人免忧旱潦。”报可。李华曰：“练湖幅圆四十里，韦损增理故塘，缭而合之，广湖为八十里，亦名丹阳湖。”大历初，刘晏为转运使，分官吏主丹阳湖，禁民引溉，河道不涸。
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以京城薪炭不给，奏开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荐福寺东街，北抵景风、延喜门入苑，阔八尺，深一丈，渠成（《旧唐书·代宗纪》）。
大历二年，以昭应令刘仁师充修渠堰副使。初，仁师为高陵（今陕西高陵）令，上言：“三白渠可利者远，而泾阳（今陕西泾阳）独有之。”条理上闻，其弊遂革，关中大赖焉（《新唐书·地理志》）。
《白氏六帖》：高陵有清白二渠，交口置斗门堰，清水三分入白渠，二分入清渠。
江南道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东十六里有惠政陂，引渠溉田二百顷，大历二年，观察使陈少游置（《新唐书·地理志》）。
淮南道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有常丰堰，大历中，黜陟使李承置以溉田（《新唐书·地理志》）。按《新唐书·李承传》：累迁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丰堰于楚州，以御海潮，溉屯田卤，收常十倍它岁。
捍海堰在兴化县（今江苏兴化），唐大历中，使者李承创焉（《舆地纪胜》）。
关内道州三水（今陕西旬邑北）北二十里有万寿湫，大历八年，因风雷而成（《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宣城县（今安徽宣城），薛公堰在〔宁国〕府北百十里。志云：唐观察使薛邕（大历十一年任）所筑，引水溉田处也（《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升州句容（今江苏句容）西南三十里有峰岩湖，麟德（公元664—665年）中，令杨延嘉因梁故堤置，后废。大历十二年，〔句容〕令王昕复置，周百里为塘，立二斗门以节旱，开田万顷（《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又有百堰，在〔句容〕县西南三十五里，与斗门同置，湖水由此入秦淮，南唐屡经修筑。
大历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开决郑、白二水支渠，及稻田碾，复秦汉水道，以溉陆田（《唐会要》卷八十九）。
李绅《入扬州郭》诗序云：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大历已后，潮信不通。李颀〔《送刘昱》〕诗：“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行人夜宿金陵渚，试听沙边有雁声。〕”此可以验。绅诗句云“欲指潮痕问里闾”。又李绅《宿扬州》诗：江横渡阔烟波晚，潮过金陵落叶秋。
御史渠在〔宁夏〕镇东北，唐史，郭子仪请开丰宁军御史渠，溉田二千顷是也。又尚书渠，亦唐所开，《旧唐书》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回纥马重英以四万骑寇灵州，塞御史、尚书、光禄三渠水口，以扰屯田，朔方留后常谦光逐出塞。后李听为都督长史，复导三渠（《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东有邵父堤，东北三里有李公堤。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李公筑，以捍江水。东北四里有马塘，北六里有土湖，皆刺史马植筑（《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丰州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南）有陵阳渠，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北七里有延寿陂，溉田四百余顷，建中年置（《新唐书·地理志》）。
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刺史韦武凿汾水灌田万三千余顷（《新唐书·韦挺传曾孙武传》）。
江南道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北三十里有越王山堰，贞元元年（公元785年），观察使皇甫政凿山以蓄泄水利（《新唐书·地理志》）。
淮南道扬州江都，有爱敬陂水门，贞元四年，节度使杜亚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漕渠浅，输不及期，盐铁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东注官河，以便漕运（《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同州阳（今陕西合阳）有阳班湫，贞元四年，堰谷水成（《新唐书·地理志》）。
贞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泾阳县三白渠限口，京兆尹郑叔则奏：“六县分水之处，实为要害，请准诸堰例，置监及丁夫守当。”敕旨依（《唐会要》卷八十九）。
江南道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东一里有尚书塘，溉田三百余顷，贞元五年，刺史赵昌置（《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杭州富阳（今浙江富阳）南六十里有堤，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令李时筑。东自海，西至于苋浦，以捍水患。贞元七年，令郑早又增修之（《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邢州平乡（今河北平乡），贞元中，刺史元谊徙漳水，自州东二十里出，至巨鹿北二十里入故河（《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江都县（今江苏扬州），贞元中，杜佑节度淮南，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滨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读史方舆纪要》）。
关内道夏州朔方（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南白城子），贞元七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贞元八年三月，嗣曹王〔李〕皋为荆南节度使观察。先是江陵东北七十里废田旁汉古堤，坏决凡二处，每夏则为浸溢，皋使命塞之，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唐会要》卷八十九）。皋又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新唐书·地理志》）。
山西赵城县（今山西洪洞北），霍渠在县东南四十里，即霍山之水也。唐贞元中，引流分二渠，名曰北霍、南霍。其北渠分三道溉赵城境内之田；南渠分五道兼溉境内之田，凡九百余顷，下流注于汾水（《读史方舆纪要》）。
关内道丰州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南）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中，刺史李景略开，溉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明州县（今浙江宁波南）西十二里广德湖，贞元九年，刺史任侗因故迹增修（《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广德湖旧溉田四百顷。
浙江慈溪县（今浙江宁波慈城镇），花屿湖在县东南十里，唐贞元十年，〔明州〕刺史任侗尝修筑之，周十七顷有奇，溉田六千余亩。中有小屿，因筑塘以通往来，湖遂分东西两湖。杜湖，〔慈溪〕县西北五十里，旧有湖淤塞，唐刺史任侗复浚筑之，民赖其利（《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西南七里有洪塘浦，自石屺江而东，经甓渎至柳桥，以通舟楫。贞元十一年观察使王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唐贞元十一年观察使王又开南湖于〔福州〕城西南五里，广二百四十步，接西湖之水，灌于东南。
江南道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有西湖，溉田三千顷，其后堙废。贞元十三年，刺史于复之，人赖其利（《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鄂州永兴（今湖北阳新）有长乐堰，贞元十三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岭南道桂州临桂（今广西桂林）东南有回涛埭，以捍桂水，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筑（《新唐书·地理志》）。
淮南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东南二里有韦游沟，引江至郭十五里，溉田五百顷，开元中，丞韦尹开。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令游重彦又治之，民享其利，以姓名沟（《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杭州于潜（今浙江临安西）南三十里有紫溪水溉田，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令杜泳开。又凿渠三十里以通舟楫（《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绵州罗江（今四川德阳东北）北十四里有杨村堰，引折脚堰水溉田，贞元二十一年，令韦德筑（《新唐书·地理志》）。
剑南道汉州雒县（今四川广汉），贞元末，刺史卢士立堤堰，溉田四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山南道兴州长举（今甘肃徽县东南），元和中，节度使严砺自县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馈成州戍兵（《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越州山阴，又东北二十里，作朱储斗门。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观察使温简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西南昌东湖〕元和三年，筑堤五尺，长十二里，堤成。明年，江与堤平，凿六百陂塘，灌田一万顷（《文苑英华》杜牧《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按《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南昌东湖云：唐元和二年，江西观察使韦丹又于南塘筑捍江堤，长十二里，派湖入江，节以斗门，以疏暴涨。凡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俗呼为南塘。
淮南道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有堤塘，溉田数千顷，元和中（元和三年至五年），节度使李吉甫筑（《新唐书·地理志》）。按《舆地纪胜》高邮军，平淮堰在高邮境内，溉田数千顷，元和中，节度使李吉甫所筑。
又按《新唐书·李栖筠传子吉甫附传》：为淮南节度使，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万顷。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筑堤阏，以防不足，泄有余，名曰平津堰（疑平淮堰之误）。
江南道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元和四年〕刺史李将顺筑（《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元和四年，李将顺守袁州，时州多火灾，居民负江汲溉甚艰，将顺以州城地势高，秀江低数丈，不可堰使入城。惟南山水可堰，乃凿堰引水，溉田二万。又决而入城，缭绕闾巷，其深阔使可通舟，经城东北而入秀江，邦人利之，名曰李渠。又有益州塘，在城西北，亦唐元和中李将顺所筑。
江南道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东百二十里有官池，元和中，刺史范传正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宣州南陵（今安徽南陵）有大农陂，溉田千顷。元和四年，宁国令范某因废陂置，为石堰三百屯，水所及者六十里（《新唐书·地理志》）。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孟简出为常州刺史。……简始到郡，开古孟渎，长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余顷（《旧唐书·孟简传》）。按《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孟渎，〔常州〕府西三十里奔牛镇，东南枕运河，北流六十里入扬子江。《唐会要》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简因故渠开此渎，袤四十一里，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顷，因名。
福建莆田县（今福建莆田）木兰溪，〔兴化〕府南七里木兰山下，故有水曰南洋，唐观察使裴次元（元和六年至八年）堤海为田三百顷，即此处也（《读史方舆纪要》）。
元和八年，魏博观察使田弘正奏，准诏开卫州黎阳县古黄河道，从郑滑节度使薛平之请也。先是滑州多水灾，其城西去黄河二里，每夏涨溢，则浸坏城郭，水及羊马城之半。平请开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与平皆上闻，诏许之。乃于郑、卫两郡征徒万人，凿古河，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决旧河以注新河，遂无水患。诏并褒美焉（《唐会要》卷八十九）。按《春明退朝录》云：唐时黄河不闻有决溢之患。《唐书》惟载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始河溢瓠子东，泛滑，距城才二里许。平按求故道，出黎阳西南……疏导二十里，以杀水悍……自是滑人无患。
陕西宁夏镇（今宁夏灵武西北），千金渠在镇南，《元和志》，渠在灵武县北四十二里。长五十二里，阔十里。又有汉渠，在灵武县南五十里，从汉渠北流四十余里，始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渠，共溉田五百余顷（《读史方舆纪要》）。
河南道密州诸城县（今山东诸城）潍水故堰，在县东北四十里，蓄以为塘，方二十余里，溉水田万顷（《元和郡县图志》）。
安吉州（今浙江安吉北）吴兴塘，《元和志》云：太守沈嘉所建，灌田二千余顷（《舆地纪胜》）。
江南道潭州湘潭县（今湖南衡山东北）涓湖，溉良田二百余顷，县西七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按上引资料均见《元和郡县图志》，而不著修建年月，今以《元和志》成书于元和八年，故附列于此）。
浙江山阴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府东北二十里有朱储斗门，北五里有新河，皆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观察使孟简所开（《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奉化县（今浙江奉化）赵河，在县北二十五里，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令赵察开置，引溪流溉田八百余顷。东三十里又有白杜河，亦唐元和十四年赵察所开，引东境诸溪流以灌民田，凡四百余顷，其下流皆自江口合奉化江（《读史方舆纪要》）。
元和十五年六月，李听改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旧唐书·李晟传子听附传》）。
山南道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东北八十九里有考功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刺史李翱因故汉樊陂开，溉田千一百顷。又有右史堰，〔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刺史温造增修，开后乡渠，经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又北百一十九里，有津石陂，本圣历（公元698—700年，武则天年号）初，武陵令崔嗣业开，〔李〕翱、〔温〕造亦从而增之，溉田九百顷（《新唐书·地理志》）。
长庆初，〔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新唐书·崔弘礼传》）。
淮南道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南九十五里，有棠梨泾，长庆二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淮南道楚州宝应（今江苏宝应）西南四十里有徐州泾，西南五里有大府泾，长庆中，兴白水塘屯，发青徐扬州之民以凿之。大府即扬州。北四里有竹子泾，亦长庆中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江南宝应县白水塘，县西八十五里，阔三十里，周二百五十里，北接山阳，西南接泗州盱眙县界，亦曰白水陂。三国魏邓艾所筑，与盱眙破釜塘相连，开八水门，立屯溉田万二千顷。大业末，破釜塘坏，水北入淮，于是白水塘亦涸。唐证圣中（公元695年）始复修治，开置屯田，长庆中复修复之（《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南有甘棠湖，长庆二年，刺史李渤筑，立斗门以蓄泄水势（《新唐书·地理志》）。
浙江上虞县（今浙江上虞东南）夏盖湖，县西北四十里夏盖山南，唐长庆二年，开以溉田（《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西湖在城西，周回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潴而为湖。唐大历中，〔杭州〕刺史李泌于湖北为石函桥，置水闸以泄湖水，溉田无算。长庆初，刺史白居易复筑堤捍湖，蓄泄其水，溉田千顷。又引入运河以利漕（《读史方舆纪要》）。
关内道灵州回乐（今宁夏灵武）有特进渠，溉田六百顷，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诏开（《新唐书·地理志》）。
陕西长安县（今陕西西安）七里渠，在故长安城宣平门外，亦曰七里沟。唐长庆中，王播浚之以便漕（《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有古泾三百一，长庆中，令李谔开，以御水旱（《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京兆府高陵（今陕西高陵）有古白渠，宝历元年（公元825年），〔高陵〕令刘仁师请更水道，渠成，名曰刘公，堰曰彭城（刘仁师郡望为彭城刘氏）（《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越州上虞西北二十七里有任屿湖，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令金尧恭置，溉田二百顷。北二十里有黎湖，亦尧恭所置（《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浙江上虞县西溪湖，唐令戴延兴筑塘七里，亦名七里湖。
江南江都县（今江苏扬州）七里沟，〔扬州〕府东北十里，亦曰七里堤。唐宝历二年，盐铁使王播奏：“扬州城内，漕河水浅，舟船涩滞，转输不及期。请从府北阊门外古七里港开河而东，屈曲至禅智寺桥，通旧官河，长十九里。”从之，即此河也（《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东南二十五里有陵波塘，宝历中，刺史崔玄亮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莲云塘在〔湖州〕府东南七十五里，一名练溪，亦崔元亮筑塘以溉田处。
江南道杭州余杭（今浙江杭州西）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宝历中，令归珧因汉令陈浑故迹置。北三里有北湖，亦珧所开，溉田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陕西县（今陕西户县）陂，县西五里，唐《十道志》：陂周十四里，产鱼甚美。宝历间，尝敕尚食禁采捕，水则任民溉田及碾。太和中，复敕还府（《读史方舆纪要》）。
陕西，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岁旱河涸，挽漕者掊沙而进，米多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西十八里有兴成堰，秦汉故漕渠也。咸阳令韩辽请疏之，东抵潼关二百里，可以罢车挽之劳，从之（《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福州闽（今福建福州）东五里有海堤，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令李茸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良田（《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西南一里有天水淮，灌田百八十顷，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刺史赵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东有秋水堤，太和三年，刺史韦珩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孟州济源（今河南济源）有枋口堰，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河阳怀〕节度使温造浚古渠，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河南道许州长社（今河南许昌）绕州郭有堤塘百八十里，〔太和元年，忠武军〕节度使高立以溉田（《新唐书·地理志》）。蓄泄既均，人无饥年（《旧唐书·高传》）。
剑南道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太和中，荣夷人张武等百余家请田于青神，凿山酾渠，溉田二百余顷（《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西北四十六里有新径斗门，太和七年，观察使陆亘置（《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福州长乐（今福建长乐）东十里有海堤，太和七年，令李茸筑。立十斗门以御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西北六十里汉塘，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明州县（今浙江宁波）西南四十九里有仲夏堰，溉田数千顷，太和九年，刺史于季友筑（《新唐书·地理志》）。
关内道坊州中部（今陕西黄陵），州郭无水，东北七里有上善泉，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刺史张怡架水入城，以纾远汲。四年，刺史崔骈复增修之，民获其利（《新唐书·地理志》）。
浙江归安县（今浙江湖州），城北有芙蓉池，开成中（公元836—840年），刺史杨汉公所凿，皆引余不溪灌注之（《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杨汉公开而得蒲帆，因名（《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西有断洪堤，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刺史张又新筑，以窒水旱（《新唐书·地理志》）。
会昌中，汉水害襄阳（今湖北襄樊），拜〔卢〕钧山南道节度使，筑堤六千步，以障汉暴（《新唐书·卢钧传》）。
浙江永嘉县（今浙江温州），会昌湖在〔温州〕府城西南，湖受〔郭溪、雄溪、瞿溪〕三溪之水，瀰漫城傍。起于汉、晋间，至唐会昌四年，太守韦庸重浚治之，因名（《读史方舆纪要》）。
江西建昌县（今江西永修），捍水堤在县治南一里，唐会昌六年，县令何易于筑（《新唐书·地理志》）。
河北道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西北二十里有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大中（公元847—859年）中，修武令杜某开（《新唐书·地理志》）。
大中八年（公元854年），〔李频〕再迁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令。有六门堰者，废百五十年，方岁饥，频发官廪，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溉田，谷以大稔（《新唐书·文艺·李频传》）。
四川成都县（今四川成都）金水河，在〔成都〕府城内，唐白敏中（大中六年任剑南节度使，至十一年徙镇）所开，环络街市，谓之楚河（《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道江州都昌（今江西都昌西北）南一里有陈令塘，咸通元年（公元860年），令陈可夫筑，以阻潦水（《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南五里有沙河塘，咸通二年，刺史崔彦曾开（《新唐书·地理志》）。按《舆地纪胜》云：昔潮水冲击，入城奔逸，势莫能御，故开沙河以决之。
江南道洪州建昌（今江西永修）西二里又有堤，咸通二年，令孙永筑（《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歙州祁门（今安徽祁门）西南十三里有阊门滩，善覆舟。〔元和中，令路〕开斗门，以平其隘，号路公溪，后斗门废。咸通三年，令陈甘节以俸募民，穴石积木为横梁，因山派渠，余波入于甘溪，舟行乃安（《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歙州歙（今安徽歙县）东南十三里有吕公滩，本车轮滩，湍悍善覆舟。刺史吕季重以俸募工凿之，遂成安流（《新唐书·地理志》）。
江南道宣州南陵（今安徽南陵）有永丰陂，在青弋江中，咸通五年置（《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永丰陂在〔南陵〕县东南二十里，引青弋江为陂以溉田。
山南道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有石堰渠，咸通中，〔复州〕刺史董元素开（《新唐书·地理志》）。
江西临川县（今江西抚州），千金陂在〔抚州〕东南，盱水受上流诸水至郡城南……瑶湖自瑶湖北至孔家渡，地平衍，土疏恶。唐天宝中，决啮旁岸，支港横溢，田畴荡废。上元中，守臣建华陂以遏支流。大历中，刺史颜真卿继作，名土塍陂。贞元中，刺史戴叔伦又筑，名冷泉陂。咸通中，李渤增筑，名千金陂，灌注原田新旧共百顷有余，自是为利益广，东西乡田灌溉各数千顷（《读史方舆纪要》）。
岭南道白州博白（今广西博白）西南百里有北戎滩，咸通中，安南都护高骈募人平其险石，以通舟楫（《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绿珠江，〔博白〕县西七里，源出绿罗山，下流合于南流江。……北戎滩……即南流江通廉州之道也。
昔秦始皇南戍五岭，史禄于湘源上流漓水一派凿渠，渠内置斗门三十六所。每舟至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舟以渐西进，故能循崖而上达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名曰灵渠（《舆地纪胜》）。按《新唐书·地理志》云：岭南道桂州临桂（今广西桂林）西十里有灵渠，引漓水，故秦史禄所凿，后废。宝历（公元825—826年）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漕，俄尽废。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刺史鱼孟威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四川成都县、华阳县长堤，唐高骈筑罗城，缭以长堤二十六里，或因江为堑，或凿池成濠。又流江，《元丰志》：二江旧皆从城西入，唐高骈筑罗城，遂从西北筑麋枣堰，塞故渎，更凿新渠，导外江绕城西而北，内江绕城西而南，下流仍合于旧渚。旧渚者，合江亭也（《读史方舆纪要》）。
江南盱眙县（今江苏盱眙），曲溪堰在县西南十里，亦名新河堰。唐高骈镇淮南，有曲溪屯将。五代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张永德败唐泗州兵于曲溪堰是也（《读史方舆纪要》）。
汴河亦不闻疏通之事，惟《郑畋集》载为相时（畋僖宗乾符元年五月相，五年五月罢相），汴河淀塞，请令河阳节度使于汴河口开导，仍令宣武、感化节度使严帖州县，封闭公私斗门。感化即徐州也（《春明退朝录》）。
以下唐代兴建的水利工程，因不能考知兴建年代，故并附于本注之后。
《长安志》，渠在长安县东北五里，自故霸陵城界龙首乡马头控水入渠，西流过万年城东，西入长安县东，又北流注渭。盖水本入霸水，自隋迁都后，堰水为渠，而霸之流渐乱。王氏曰：唐时以渠导入城者有三，一曰龙首渠，自城东南导水至长乐酾陂为二渠，一北流入苑，一经通化门兴庆宫，自皇城入太极宫，以渠近龙首原而名。二曰永安渠，自城南导交水，从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亦导交水自大安坊东界入城，由皇城入太极宫（《读史方舆纪要》）。
广润陂，赵州（今河北赵县）东二里，旧引太白渠水注之（《读史方舆纪要》）。
河北道蓟州三河（今河北三河县）北十二里有渠河塘，西北六十里有孤山陂，溉田三千顷（《新唐书·地理志》）。按《读史方舆纪要》谓渠河即河之讹。
四川潼川州（今四川三台）涪江，唐时曾以涪江逼近城（三台），横溢为患，乃凿注东地，别为新江东北注，使水道与城相远（《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奉化县，市河〔在〕县东南五里，亦曰新河，又曰新渠。唐陆明允导大溪水，由强国堰注市桥河，东折而北，绕流六十里，至县北三十六里东耆堰，接奉化江，灌田至数十万，又通舟楫，以便商旅（《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建德县，西湖在〔严州〕府城西南，广袤四百五十二丈，唐刺史侯温所开（《读史方舆纪要》）。
(2) 转引自1978年第4期《文史哲》所载唐耕耦同志《唐代水车的使用与推广》一文所引原文。
(3) 参考《汪隋唐史论稿》中所载《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非实际耕地面积》及《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是应受田亩数》二文。
(4) 《通典·食货典·轻重》载，“天宝八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与同书《职官典》太府卿掌下所注“天宝八年，通计天下粮食屯收并和籴等见数，凡一亿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相较，《食货典》少一亿石，《职官典》多一亿石，当有一误。又《通典·食货典·轻重》载“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诸色粮仓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正仓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常平仓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以上五仓存贮粟米总数为一亿二千三百七十万二千二百二十四万石，和同书《职官典》所载数相近，盖《食货典》夺一“亿”字。
(5) 《新唐书·百官志》将作监职掌下注云：短番匠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四人，明资匠二百六十人。
《新唐书·百官志》少府监职掌下注云：短番匠五千二十九人，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配京都诸司、诸使杂匠百二十五人。
《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卢氏杂说》：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东门，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
(6)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百九十八卷：白，西国草名也，其草花絮，堪以为布。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四《大宝积经》第八十九卷：白，音牒。《考声》云：毛布也，草花布也，从毛，叠声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七引玄应《大方等大集经》第十五卷《音义》：劫波育，或言劫贝者，误也。正言迦波罗。高昌名，可以为布。宾（今克什米尔）以南，大者成树，〔宾〕以北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纫以为布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持人菩萨经》：帛，案帛，西国捻草花絮织以为布，其花如柳絮。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五《一字奇特佛顶经》：缕，上音牒。西国草花蕊也，如此国花絮捻为缕作布，从毛叠声。或从糸作绁。本无此字，译经者权制之，故无定体。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大力金刚经》：妙，《考声》云：毛布也，亦草花布也。经文作绁，非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引玄应《四分律》第二卷《音义》：劫贝，或云劫波育，或言劫婆娑，正言迦波罗，此言云树，花名也。可以为布，高昌名（今维吾尔语尚称棉花为），是衣名。宾以南，大者成树，〔宾〕以北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纫以为布，用之为衣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律》第三十卷：捻劫贝线者，捻劫贝草花絮以为织缕线也，织为白叠布也。《方言》：捻，续也。《仓颉篇》线也，经而纬之，织成布。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四《四分尼羯磨》：白，音牒。案者，西国木棉花如柳絮，彼国土俗皆抽捻以纺为缕，织以为布，名之为。《说文》从毛，叠声。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四《四分僧羯磨》上卷：细，按，西国草花絮，捻以为布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八《音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第二卷：按絮者，西国木棉花絮也，如此土柳絮之类，今南方交亦有之。按亦作字、絷字。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七《陀罗尼集》第一卷：案白者，西国草花絮也。色白而细软，捻以为布也。《文字典说》从毛，叠声。经作，非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二引玄应《增一阿含经》第九卷《音义》：白叠，字体作，古文。……毛布也。经文作絷，絷，绊也，絷非经旨。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五《佛说长者音悦经》：白，《考声》云：草花布也。《古今正字》：从毛，叠声。或从众作。经文从糸作絷，非之。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六引《佛本行集经》第三十九卷：白，毛布也。经文作絷，知立反，絷，绊也，絷非字义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法显传》：白，恬协反，正合作。今传本尽作，音正立反，非也。详其义例，合是白，应从衣作，于义亦失，今宜作是也。
(7)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三《大宝积经》第三十七卷：氍毹，《考声》云：织毛为文彩。本胡语也。此无正翻，俗曰毛锦，即文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大般涅经》第十一卷：氍毹，《通俗〔文〕》云：织毛蓐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七《陀罗尼集》第三卷：氍毹，梵语也，毛毯、地衣之类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五《优婆塞净行法门经》下卷：《声类》云：氍毹，毛锦也。《广雅》：文也。《考声》云：织毛为文彩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一《尼律》第十二卷：氍毹，蕃人语也，即今之毛布有文为地衣是。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二《根本毗奈耶杂事律》第五卷：氍毹，本胡语也。织毛为布如麻，以敷床褥，出宾国。《声类》云：毛布也，二字并从毛，瞿俞皆声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六《集异门足论》第八卷：氍毹，正体字，论文氍，非也。《考声》云：氍毹，织毛为之，色杂文采也。《埤苍》云：氍毹，也。《释名》云：毛相杂为之，色杂文采也。《古今正字》云：毛席也。二字并从毛，氍毹皆声。
(8)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大般涅经》第十一卷：，《释名》云：施之大床前榻上，以登上大床，因以名之。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二引玄应《增一阿含经》第十九卷《音义》：，《通俗文》，毛蓐细者曰。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六引玄应《四分律》第三十三卷氍毹，《声类》云：毛席也。《通俗文》云：织毛褥曰氍毹，细者谓之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引玄应《四分律》第三十七卷《音义》：，《三苍》云：，毛有文章也。《释名》云：施之大床前小榻上，所以登上床，因以为名焉。
(9) 参考《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载沈从文氏《谈染缬》及《文物》一九六二年第七期载武敏同志《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两文。
(10) 《令义解》：“作米曰碾，作面曰。”按碾谓压谷麦以除壳，谓碎谷麦以成粉。
(11) 《续高僧传·译经篇·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届于京郊之西。……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往大夏，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越州召之，皆得成就。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外臣部·朝贡门》：西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帝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诸蔗之汁，于中厨自造，色味逾于西域所出。
《新唐书·摩揭它传》：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12) 《本草纲目》卷三十三《果部·沙糖》：时珍曰：此紫沙糖也，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传其法入中国。以蔗汁过樟木槽，取而煎成，清者为蔗糖，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也。
(13) 《本草纲目》卷三十三引《图经本草》：竹蔗茎粗而长，可笮汁为沙糖，泉、福、吉、广诸州多作之。炼沙糖如牛乳为乳糖，惟蜀川作之。李时珍曰：以石蜜和牛乳酥酪作成饼块者为乳糖。
(14) 《全唐文》卷八百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域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咸通三年（公元862年）秋七月十八日，歙州司马张途述。
(15) 关于瓷器部分，编写时参考《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及冯先铭同志《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之演变》，载《文物》1963年第1期；郭仁同志《关于青瓷与白瓷的起源》，载《文物》1959年第6期。
(16) 《唐六典》卷三：襄州〔贡〕碎石文漆器。
《通典·食货典·赋税》：襄阳郡贡五盛碎石文库路真二具，十盛花库路真二具。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载山南道襄州贡赋称：“开元时贡库路真，元和时贡漆器。”按库路真为漆器之鲜卑语，唐开元世，犹残存鲜卑语，故名漆器为库路真，至元和世，则已正名漆器，不称库路真矣。
《新唐书·地理志》：山南道襄州，贡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纹，五乘碎石文。
(17) 关于金银细工制作的编写，参考李问渠同志《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阎磊同志《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载《文物》1959年第8期；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写作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载《文物》1972年第1期。
(18) 《新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丙午，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
《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六月，诏诫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平脱、宝钿等物。
(19) 铜坊见《清异录》：大中九年十二月，铜坊长老白九峰造。
《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九引《玉堂闲话》：遂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瓶子。
《三水小牍》：唐〔僖宗〕文德戊申岁（公元888年），巨鹿郡南和县（今河北邢台南）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如飞雪焉。
《清异录》卷二：糖坊中人盗取未煎蔗液盈碗啜之。
《清异录》卷四：皇建僧舍旁有糕坊，主人由此入赀为员外官，盖〔周〕显德中〔事〕也，都人呼花糕员外。
称作坊者，见《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引《闻奇录》：凤翔知客郭璩，其父曾主作坊。
称作铺者，见《北里志》王团儿条：宣阳〔坊〕彩缬铺张，言为街使郎官置宴，张即宜之所主也。
《清异录》卷四：予在翰苑，以油衣渐故，遣吏市新者，回云：“马行油作铺目录，入朝避雨衫，芭蕉裤，一副二贯。”
(20) 东市肉行见唐康骈《剧谈录》：鲔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干事者，径诣东市肉行，以善价取之，将牛头而至。
东市绢行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法师神柩仍在本舆。东市绢行用缯彩三千匹，结作泥洹舆……请安法师灵柩，门徒等恐亏师素志，因止之。
东市药行见唐高宗时释法藏撰集之《华严经传记》卷五《书写篇》：雍州万年县人康阿禄山……尝时见东市药行人阿容师，师去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患死。又不知属于东市抑西市之药行见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道士奏药名曰：“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等。”敕令于药行觅，尽称无。
东市铁行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一引温庭筠《乾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
西市麸行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六引《续玄怪录》：麸行王胡子负吾二缗。……牵入西市麸行。
西市绢行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三引《乾子》：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
西市大衣行见韦述《两京新记》长安西市条：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讹言反说（按指市中流行之隐语），不可解识。
西市秤行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引《乾子》：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
西市辔行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七引《卢氏逸史》：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辔行头坐。
南市麸行见《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诺皋记》下：南市卖麸家欠我五千四百……诣麸行，乃还五千四百，因卖之。
洛阳北市彩帛行见龙门西山南一石窟前室后壁门上题刻：“北市彩帛行净土堂。”
洛阳北市丝行见龙门奉先寺南石窟门上题刻：“北市丝行琢龛。”
(21) 扬州药行见《太平广记》卷二十三引《广异记》：寻奉使至扬州……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云：“是五十年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
扬州扬子县鱼行见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记》下：成式三从房叔父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达瓜洲，宿于舟中。……梦一女子……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今江苏镇江）……遂来扬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维举乘醉将逼妾，妾……以领巾绞项自杀，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
苏州金银行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引《纂异记》：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祭，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
(22) 房山石经题记中，范阳郡白米行凡十二见，天宝二年、天宝七载、天宝八载、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三载、天宝十四载、天宝□载各一见，天宝四载、天宝五载各二见。米行三见，天宝二年、天宝五载、天宝□载各一见。大米行一见，天宝十载。粳米行一见，天宝五载。油行四见，贞元八年、贞元十四年、贞元十五年、贞元十七年各一见。肉行二见，天宝五载、天宝九载各一见。五熟行一见，无年月。屠行四见，天宝十载、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三载各一见。绢行十二见，天宝二年、天宝六载、天宝十一载各一见，天宝七载二见，天宝十二载三见，天宝十四载四见。大绢行九见，天宝十载一见，天宝九载二见，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三载各三见。小绢行二见，天宝八载、天宝十载各一见。新绢行一见，天宝六载。丝绢彩帛行三见，天宝四载一见，天宝五载二见。总绢彩帛行二见，天宝四载、天宝五载各一见。丝帛行二见，天宝十四载、年月泐各一见。市绢行一见，天宝二载。小彩行四见，天宝元年、天宝□载各一见，天宝二年二见。丝绵行三见，大历十三年、建中元年、年月泐各一见。布行一见，天宝六载。幞头行七见，天宝九载、天宝十载、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二载、贞元八年各一见，年月泐二见。磨行六见，贞元八年、贞元九年、贞元十三年、贞元十四年各一见，贞元七年二见。生铁行一见，天宝三载。炭行二见，天宝四载、天宝□载各一见。诸行（犹言各行各业）二见，贞元十一年、年月泐一见。
(23) 房山石经题记中，涿州肉行一见，建中□年。椒笋行一见，贞元元年。果子行二见，年月并泐。靴行一见，贞元七年。新货行二见，贞元十年、贞元□□年一见。杂货行五见，贞元元年、贞元七年、贞元八年、贞元十一年、贞元□□年各一见。染行一见，贞元五年。
(24) 西州米面行（有白面、北庭面），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七二号。菜子行（有蔓菁子、萝卜子、葱子），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八五号。果子行（干蒲萄、大枣），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五四号。彩帛行（有绫），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六〇号。帛练行（有大练、梓州小练、河南府生、蒲陕州、生绢等），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九七号。铛釜行（有釜），见大谷吐鲁番文书第三〇七〇号。
(25) 《旧唐书·食货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每石量付两市（东市和西市）行人，下价籴货。按这里所指的两市行人就是指东市西市的米行商人而言的。
(26) 贾公彦《周体》地官肆长《疏》云：此肆长谓一肆立一长，使之检校一肆之事，若今行头是也。按贾公彦唐高宗永徽中成《周礼疏》，则唐初已有“行头”之名。
《旧唐书·食货志》：贞元九年敕：“陌内欠钱，法当禁断，虑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从，切于不扰。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县所由祗承人等，并不须干扰。”
《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引《纂异记》：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绢画美人捧胡琴以从。王建《织锦曲》：大女身为织锦妇，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按“长头”即“行头”。
(27) 《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卢氏杂说》：一人续至附火，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抛机杼乱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且东归去。”按“行家”犹今言“内行”。“以薄艺投本行”，即指宫锦行。
(28) 《长安志》：东市……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户，比万年县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
(29) 《通典·食货典·赋税》：广陵郡贡蕃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新加锦袍二百领，青铜镜十面。
天宝二年，陕县尉崔成甫为《得宝弘农歌》，词云：“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邪。潭里舟船闹，扬州铜器多。三郎（按指唐玄宗）当殿坐，听唱得宝歌。”
《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七引《河东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
《唐国史补》：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止六七十炼则止。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