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的外患

（一）宋的国策及其影响

宋自太祖代周，定都开封（今河南开封市），下传八帝至钦宗，于靖康二年（1127）为金人俘虏北去。同年，高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县），改元建炎。其后，又徙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高宗下传九帝至帝昺，于祥兴二年（1279）为元人所逼，蹈海而死，宋也跟着灭亡。后世史家，把宋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从太祖建隆元年（960）到钦宗靖康元年（1126），称北宋，凡一百六十七年；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到帝昺祥兴二年（1279），称南宋，凡一百五十三年；合计三百二十年。

宋朝虽然大致统一了中国的本部，结束了五代十国七十余年的分裂割据之局，却从来没有强盛过。它受着若干外族的侵略，历尽迫害屈辱，最后更亡于外族。这固然由于历史给予它的负担过分沉重，诸如契丹人的炽盛，十六州的丧失等；但主要还在宋人的无法振作，这又与宋的国策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谈到宋的外患之前，必须先说明宋的国策和它的影响。

宋的国策，简言之是“强干弱枝”。其基本原则，约有二端：一是中央集权，使中央的各项权力如军、政、财、法等权都超越地方。二是提倡文人政治，严禁武人干政，其目的在痛纠唐末五代武人乱国的弊病。周世宗是这个政策的草创者，宋太祖则把它推行得更为彻底。从太祖起，这个政策一直是宋的国策，为宋室所谨慎遵行，直到灭亡而后已。至于太祖为厉行国策所做的重要工作，则是整顿禁军和削弱藩镇。

禁军是太祖攫取皇位的工具，深怕其他将领也加以利用，因此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整顿禁军。他首先排除禁军中异己的重要将领李重进等，并撤销“殿前都点检”一类的要职，改以其弟匡义（后改名光义）为殿前都虞侯，统领禁军。但当时他的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都分典禁兵，在禁军中颇有潜势力。建隆二年（961）七月，太祖于酒宴间婉劝他们辞职，诸人从命，均改授节度使。至此禁军中的可虑分子，完全肃清。其后太祖更积极整饬禁军军纪，严惩其中的不法之徒，禁止组结义社。并大加简校，淘汰冗弱；招集全国各地的精兵，以为补充。此外更定禁兵分番戍守郡县，以防士卒骄惰。禁军自经这番整顿后，成为一支精强而可靠的队伍，不再是野心军人倡乱的资本。

与整顿禁军并行的，是削夺藩镇的权力。太祖最初的办法，是凡遇节度使来朝，即把他迁移别处，使其脱离原有的地盘凭藉。五代时，藩镇处理军务的文官，多以武人充任，至此也改用文人。税收方面，则由中央派官至镇，分主其事，以杜过去重敛人民的弊端。此外对藩镇军人的滥用刑罚，也力加纠正。到禁军彻底整顿后，对藩镇的管制，益趋积极。五代时，节度使多枉法杀人，中央置而不问，刑部几乎无事可办。建隆三年（962），太祖命诸州对死刑案件，行刑之前，必须将案由奏闻中央，交刑部详覆。财赋方面，太祖于乾德二年（964），命诸州所收的赋税，除供给本州的用度外，其余钱帛，均须辇送京师。吏治方面，太祖严禁诸州首长以私人典掌要职，每州并置通判，以监察州政，而旧有节度使出缺时，更渐以文人代之。于是各项大权，悉归中央。开宝二年（969），宋室把若干五代残余的藩镇，加以撤销，“强干弱枝”的国策，至此完全实现。［参看蒋复璁《宋代一个国策的检讨》（载《大陆杂志》九卷七期）］

太祖的这套办法，在当时的确不失为救时良药，它把五代的扰攘之局，一变而为太平之世，自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但太祖以后的皇帝们，只知墨守成法，不能因时制宜，因此末流所及，生出许多弊端。太祖虽以加强禁军为“强干”的要务，但当时藩镇的武力犹强，节度使大多数仍为武人，地方的武力虽不足与中央抗衡，但保境御敌，尚不必全赖禁军。到太宗即位，继续削弱藩镇，太祖时所建的藩镇，大都于太宗初年撤销。太宗并下诏规定节度使所辖的土地，只限一州，余土均直隶中央。从此中央益强，地方益弱，渐至失去平衡。其后太宗以禁军伐辽，两度失败，全国遂无可用之兵，乃至国势骤弱，外患益深，最后不得不屈膝求和。太宗以后诸帝，仍然坚守这个政策，一味扩充禁军，但只着重数目的增加，而不重素质的改进，渐至中央与地方并弱。神宗虽然变法，但已积习难改，徒自造成政治上的党争，而国事益不可为。

“强干弱枝”的国策造成的另一病象是重文轻武，这病象自太宗时起日益显著。由于宋室信用文人，科举为世所重，成为士人竞趋的对象；相反的，军人遭受卑视，其素质及社会地位，也因而日益低落。宋代的兵多而弱，与此大有关系。此外宋室对统兵将帅的猜防，也始终不懈，对于具有勇略的将领，疑忌尤深。所信用者大都才调平庸，不足制敌。而统兵大员，也多用文官，以没有战阵经验的文人主持军事，自然败事者居多。北宋以文人统兵的，最著名的要推韩琦、范仲淹，但韩、范主持对西夏用兵，事实上并无功效。有时宋室更用近臣及宦官领兵作战，结果自然更糟。

总之，“强干弱枝”的国策，对宋初的国情是适合的，但因宋室墨守旧规，一成不变，渐至发生重内轻外、重文轻武的流弊，终致无法应付强邻环伺的局面，造成偏安亡国的悲剧。

（二）宋辽的战和

宋太祖时，因致力内部的统一工作，对辽采取守势，听任辽人与中国自由贸易，辽人之来华者，也甚受优待。当时辽穆宗在位，他为人荒乱嗜杀，政治不修。开宝二年（969），穆宗为近侍所杀。景宗（名贤，世宗次子，969～982）继位，国力一时尚难恢复，因此颇能与宋相安。七年（974），辽要求与宋修好，太祖许之。次年，双方互遣使节，但太祖对燕云失地，并未忘怀。这块土地对宋的国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它的丧失，使宋的东北国防线，露出一个大的漏洞。敌人可以随时自这个漏洞，冲入宋的内地，直接威胁宋的首都。太祖曾致力于积贮财帛，以为来日收复失地之用。不过终太祖之世，宋辽并无大规模的冲突，直到太宗时，双方才展开大战。

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亲征北汉，辽遣师援之，为宋所败，两国之好遂绝。五月宋灭北汉。太宗欲乘胜恢复燕云，乃于北汉灭亡后，立即率军伐辽。宋出师后，连下东易州（约在今河北徐水、定兴二县界内）及涿州（今河北涿州市），直至幽州（今北京大兴区）城下，围攻踰旬。辽以大将耶律休哥赴接，大败宋师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太宗乘驴车逃遁，为流矢所中，仅以身免。十八年后，太宗便因箭创发作而死。

宋辽第一次幽州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北宋灭北汉后，宋辽直接对峙。灭北汉时，宋军数十万屯兵太原，宋太宗决定乘胜收复燕云十六州，主攻重镇幽州，企图一下幽州，其余各州震动，然后再行全部收复。赵光义亲率大军于五月越太行山东进，六月进占金台，辽岐沟关、涿州守将投降。六月二十一日宋军进抵幽州城南，一部北进到得胜口，初战歼敌千余，但遭辽军袭后背，宋军失利南辙。六月二十五日，宋军四面围攻幽州城。七月初，辽军两路进援，第一路援军与宋军在高粱河激战，辽军失利；第二路援军继至，城内辽军亦出城列阵，宋军不能支持，军溃南还，辽军追至涿州，不能及，返回。宋辽第一次幽州之战以宋的失败告终。此役，宋军出兵方向单一，未能出兵幽州北面配合牵制辽军；二对幽州坚城估计不足，未能控制一部预备兵力，没有完备的打援准备，只顾全力攻城，终遭辽军拊击，全军溃败。

高粱河之役后，宋辽在边境上的冲突，仍不止息，但双方都无多大进展。雍熙三年（986），太宗再度伐辽。这时辽景宗已死，圣宗（名隆绪，景宗长子，983～1031）幼弱，宋因而伐之。宋师分三路挺进，东路曹彬、米信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中路田重进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县），西路潘美、杨业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最初三路均获克捷，得地甚多，计东路克新城（今河北徐水县西南）、固安（今河北固安县）、涿州，中路克飞狐、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克寰（今山西朔州市东）、朔（今山西朔州市）、云（今山西大同市）、应（今山西应县）四州。继而东路自涿州直捣幽州，又为耶律休哥大败于岐沟关（今河北易县拒马河北）。东路既败，中西两路也被迫退师，所得之地，复陷于辽。而宋的名将杨业，也于此役阵亡。宋的国势大挫，从此无力再作大规模的北伐。

辽宋第二次幽州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雍煕三年（986）正月，宋趁辽幼主在位，萧后执政，大起三路攻辽：东路曹彬、米信率主力趋涿州、新城；中路田重进自定州北上趋飞狐口；西路潘美自雁门趋云州。宋意图西路取云、应诸州，主力向幽州佯动，趁辽重兵备御，中、西路军全力发动，东进会师，再迂回至幽州之北，合攻幽州。辽方面，出一部西线牵制，主力寻宋军决战。部署如下：耶律休哥南下阻击东路曹彬；耶律斜轸一部出幽州西进援山后，阻击中、西路宋军；耶律勤德守备平州海岸，备宋水师。

宋三路初均顺利：中路自定州沿滱水（今河北唐河）北上，连克飞狐口、灵丘、蔚州；西路先在寰州破辽军，迫降朔州、应州守将，四月克云州；东路主力一部由米信率领，自雄州渡巨马河，破辽军于新城，一部曹彬率领，克固安、涿州。辽耶律休哥采取守势，消耗宋军，同时派兵至宋后方，断其粮道。曹彬军屯涿州十多天后，粮尽南辙，退回雄州，补充后，见西、中两路顺利，又北渡巨马河，向涿州进攻。到达后，闻萧后大军南进，害怕被辽钳击，向西南撤退，耶律休哥纵军追击。五月初大败宋军于岐沟关，再败宋军夜涉巨马河之时，宋残部退回高阳。辽军腾出兵力长驱西进，转攻宋西路军，收复被宋占领的诸州，全歼宋杨业一部。宋中路田重进部顺利返回。

此役宋军失利，原因有多个方面：战争在辽境内进行，宋以客犯主，且幽州又为辽土田丰饶、人口稠密地区，辽军既有坚城可资固守，又有地利可依，宋未能尽绝辽增援道路，导致遭敌夹击；宋主出于对武将的猜忌，未能尽予兵权，致使面对强敌，突将无前；东路主力初则轻敌冒进，退则举止失措，各路亦未能协同；宋军缺乏在大平原上和辽骑兵对决时的装备、训练与经验，虽有打援预备，但未能阻止敌骑兵突击。终导致第二次幽州决战失利。此后至宋灭亡，再未有北伐之师，终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五代宋期，辽因穆宗失政，国势稍弱。因此，周世宗得以克复三州，宋也得以整顿内部，致力于统一大业。及景帝立，留心庶政，任用贤臣，国运又趋隆盛。而宋因多年修养，势亦不弱，两强相遇，遂有高粱河的决战，结果宋败。太平兴国七年（982），辽景宗死，圣宗继位，时年十二，由帝母萧太后主政。萧太后颇有才识，内则选贤任能，修明法度，外则委任耶律休哥，主持南面军事，专意对宋。她又于汉地施行科举，简拔人才，并劝课农桑，表扬孝友；以推行汉化为手段，博取汉人的拥戴。其后岐沟关再败宋师，其势至于全盛。而宋则一蹶不振，主和之议渐盛，终致对辽订下屈辱的条约。

岐沟之役后，辽采取报复手段，时常遣兵寇宋，河北河东之地，屡被其祸，宋曾两次向辽乞和，均为所拒。至道三年（997），太宗死，子恒即位，是为真宗。真宗即位之初，主和之论益盛，真宗曾命疆臣为辽试探和议，未得要领。景德元年（1004），辽圣宗奉萧太后大举入侵，自瀛州（今河北河间市）南下，直抵澶渊（今河南濮阳市西南）。澶渊距开封仅三百里，因此朝野震动，纷议迁都，真宗为人怯懦，不能自决。当时惟宰相寇准、毕士安主张亲征，真宗采纳他们的建议，渡河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宋师士气大振。其实真宗并无作战的决心，仍随时相机求和。既而辽大将挞览，以轻骑略地，中伏而死，辽人气亦稍夺。萧太后乃听宋降将王继忠的劝告，与宋言和。继忠为真宗在藩邸时的亲信，于咸平六年（1003）为辽所俘，甚为萧太后所器重。他一心想使宋辽和好，因而力主罢兵。宋方则由毕士安（也是真宗藩邸旧人）主持一切，并派曹利用赴辽帐议和。结果宋许岁遗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辽主呼真宗为兄，其议始定，这就是所谓的“澶渊之盟”。寇准初即反对和议，继则主张提出有利的条件，均未为真宗采纳，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次盟约的主持人。这次和议，宋的损失虽不算大，却是有宋以来空前未有的对外屈辱。［参看蒋复璁《宋真宗与澶渊之盟》（载《大陆杂志》二十二卷八、九、十期）］

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保持和平达一百一十七年（1005～1211）。辽于订盟后，大举华化，内政进步甚远。而真宗听信谗言，罢斥寇准，对此次结盟，亦深感耻辱。但他的雪耻方法，只是自制符瑞，表示天命所归，用以博取辽人的恭敬。大中祥符元年（1008），有“天书”下降，书中略谓真宗至大至孝，能承祖先之业。同年，真宗到泰山行封禅礼，往返四十七日，费钱八百三十万缗。封禅后，又建玉清照应宫以安置天书，日役数万人，历时七年始成。这种自欺欺人的举动，结果并未博得辽人的尊重，却把太祖太宗两朝的积蓄，耗费净尽。

宋辽的和平时期，虽然维持甚久，其间也曾发生两次小的纠纷，每次纠纷的结果，总是宋方吃亏，不过还没有兵戎相见。第一次纠纷在仁宗（真宗子，名祯）时。仁宗于乾兴元年（1022）继真宗而立，他在位期间，西北的夏兴起，连年寇边。这时辽兴宗（圣宗子，1032～1055）在位，国内承平，因而时思南侵，希望夺回为周世宗所取去的瓦桥关以南之地。庆历二年（1042），辽遣使索地。宋以新败于夏，北边武备又废弛已久，势难用兵，因此举朝惶恐。宋遣富弼赴辽答聘，弼见兴宗后，力言败盟的非计，结果宋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盟约才得维持。

至神宗时，纠纷又起。煕宁七年（1074），辽道宗（兴宗子，1056～1101）遣使至宋，谓宋河东路沿边，增修戍垒，侵入蔚、应、朔三州界，请求重新划界。宋遣官会勘三州地界，议久不决。次年，辽又遣使催促，宋室让步，疆界始定。沿蔚、应、朔三州边境，东西数百里间，界限不明处，宋地均有损失。此后双方又保持了二十年的和平，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始再度掀起战争。

（三）西夏的兴起

夏是党项人所建的国家，因位于宋的西北，故通称西夏。西夏王室的远祖为拓跋赤辞，据黄河上源之地。唐贞观初，赤辞率部归唐，太宗赐姓李氏，从此职贡不绝。高宗时，因受吐蕃侵逼，请求内徙，唐居之北边。其后裔有居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者，号平夏部。唐末，平夏部酋拓跋思恭以讨黄巢有功，授定难节度使，镇夏州，所辖地区，有银、夏、宥、静、绥五州，约当今陕西省北部（延水以北）及内蒙古南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一带）。唐并赐思恭姓李氏，封夏国公。其后思恭子孙皆以李为姓，世有其地，历五代直至宋初，均受中国羁縻。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其国主李继捧立，因与宗族不协，无法抚辑，乃于七年（982）入朝，留居京师，并献五州之地。李氏族人不愿，继捧族弟继迁，率其族人窜至地斤泽（今伊金霍洛旗西南），屡次寇扰银夏，宋师讨之不克。雍熙三年（986），继迁降辽，辽封之为夏国王，并妻以宗女。其后数年，继迁挟辽人之势，时为宋患。宋于是复以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委以旧地，以招继迁。并赐继捧姓赵，更名保忠。

其后继迁诈降于宋，宋以之为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观察使，并赐姓名曰赵保吉。不久继迁复叛，继捧为其所诱，亦有叛意，但为宋师所擒。至道二年（996），宋遣李继隆等大举讨继迁，继迁败遁。次年，太宗死，真宗继位，继迁上表求银夏故地，愿为宋备边；宋复授继迁为定难节度使，但继迁寇掠如故。咸平五年（1002），继迁攻陷灵州（今宁夏灵武市）。次年，攻西番（即吐蕃），取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市）。同年，继迁为西番所败，中流矢而死。其子德明继立，于景德三年（1006）奉表归顺，宋封之为西平王。但德明仍与辽交通，受辽封为大夏国王。德明在位三十年（1003～1032），一意休息，事宋颇谨，以是宋西陲暂安。至其末年，因国力已足，乃西向发展。当时河西地区，大部为回鹘人所据，仁宗天圣六年（1028），德明子元昊击败回鹘，取甘州（今甘肃张掖市），于是西夏益强。

明道元年（1032），德明死，子元昊继立。元昊雄毅多略，曾劝德明勿臣事宋，德明不许。到他嗣立，乃大肆拓土。他西击回鹘，尽取河西之地，东则掩有河套地区的大部。其境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关，南临萧关（今宁夏固原市东南），北至沙漠，约有今宁夏的全部，甘肃、内蒙古二省的大部和陕西、青海二省的一小部。元昊深慕汉化，他即位后，模仿中国制度，改革政府的组织。命官则蕃汉并用，曾有不少汉族士人，因在国内不得意而投效于他。他命人创制夏国文字，并以夏文翻译汉文及佛教经典。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定都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此后，他竭全力以侵宋，终于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西夏武士，彩绘木板画，甘肃武威市西郊林场出土。

元昊称帝后，宋命夏竦、范雍经略西夏，并削除元昊的赐姓及官爵。康定元年（1040），元昊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宝塔区），大败宋军，宋改派韩琦、范仲淹等主持对夏军事。最初二人战略不同，韩主张深入直捣，速战速决，范则主张营田屯兵，作持久战。庆历元年（1041），韩琦遣大将任福讨元昊，至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宁夏隆德县东），陷入夏人包围，全军尽没，宋军死者万余人。此役之后，西夏气焰大盛，剽掠不已。韩范乃同心协力，专意拒守，边防始渐巩固。元昊虽屡胜宋师，但国土贫瘠，人财俱乏，也不堪久战，又贪宋的岁赐，因此于三年（1043）向宋乞和，宋许之。次年，元昊上表称臣，宋封其为夏国王，并岁赐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十月”］此后西夏虽名义上为宋的臣属，事实上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而宋于战争期间，大肆扩军，禁军从四十余万增至八十余万，兵费与战费，把宋室弄得府库空竭，造成财政上的严重危机。

宋、辽、西夏疆域图

西夏自李继迁降辽后，累世受辽册封，岁时贡献，臣事甚谨，夏的猖獗，与辽的支持大有关系。德明时，辽兴宗以公主下嫁元昊，及元昊嗣位，对辽渐不听命，待辽公主亦甚薄，因此积成嫌隙，渐至决裂。庆历四年（1044），辽兴宗亲征元昊，深入夏境，夏人坚壁清野，大败辽军。八年（1048），元昊为太子宁令哥所弑，宋复封元昊幼子谅祚为夏国王。皇祐元年（1049），辽兴宗又自将伐夏，仍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次年，辽夏讲和，夏仍向辽称臣。

谅祚虽受宋册封，仍侵扰宋境，但甚少收获。治平四年（1067），谅祚死，子秉常立，又复寇宋，亦无大功。当时神宗初立，颇思伐夏，因此加意储积，待机大举。元丰四年（1081），宋遣大军五路攻夏，夏人仍采坚壁清野的战略，宋军虽深入，终于无功而还。次年，宋又以徐禧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西），以困夏人。夏人来攻，数日城陷，徐禧败死。此役凡死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西边军备，损失殆尽，从此宋人无力再对夏用兵。

哲宗元祐元年（1086），秉常死，子乾顺立。夏仍以辽为援，屡寇宋边。徽宗政和五年（1115），宋遣刘法、刘仲武等大举伐夏，为夏所败。其后数年，宋夏连兵不解，互有胜负。及至宋室南渡，宋夏之间，因有金人的阻隔，从此不再有和战的关系。

二、宋室的图强

（一）变法的酝酿

宋代对外的战争，屡次失败，至于纳币饵敌，勉强维持一个暂安的局面。而其内部的经济危机，也日深一日，政府终年闹穷，渐至无法支持。这种危机的造成，并非由于皇室的穷奢极欲，最主要的原因，是财政的入不敷出。政府最庞大的支出，约有三项，即岁币、军费和官俸，尤以后两项浪费最大。换句话说，冗兵和冗吏，造成宋室财政上的严重危机；而冗兵和冗吏的产生，又与宋室“强干弱枝”的国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冗兵的情形，是兵的数目愈来愈多，而素质愈来愈差。太祖末年，全国有兵不过三十七万，到仁宗时，全国兵数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其中禁兵占八十二万。英宗时，兵数略减，但仍有一百一十六万，其中禁兵占六十六万。从太祖到仁英时代的百年间，兵额竟增加三倍以上。［见《宋史》卷一八七《兵志》“禁军上”］军队的来源，绝大部分来自召募，其分子多半是无业游民和负罪的亡命者，每遇荒年，朝廷更以招兵为救荒的手段。以这类分子组成的军队，又不勤加简校，其素质的低劣，自可想见。宋代军队之多，固然由于外患，而宋室为推行国策，一意扩充禁军，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据宋人的统计，英宗时的军费，约占中央政府全部岁入的六分之五。

冗官由于宋室的重文轻武而造成。宋代科举，以进士科为主，及第者立即任官，待遇远较唐代为优，录取名额也远较唐代为多。唐代进士科岁取不过数十人，宋代虽为三年一试，但录取多至数百人，其高第者，多仕至公辅。至于官吏的俸禄，宋初甚薄，真宗以后，逐渐增添，渐至异常优厚，此外更时有额外的恩赏。又有所谓恩荫，某人任大官，其子孙甚至异姓亲属及门客，均可获得官禄，因此官吏愈来愈多。真宗时，全国的官不过一万余员。到英宗，增至二万四千员；宗室吏员，也有一万五千人。官吏的俸禄既厚，员额又多，自然造成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宋室外困于敌国，内困于兵财，逼得它不得不寻求解决之道。

宋室的大举变法，在神宗时，新法的主持者是当时的宰相王安石。但在神宗以前，尚有一段酝酿时期。至迟在仁宗庆历时，就有人主张革新政治，但因士大夫积习已深，群起反对，转眼便烟消云散。到神宗时，由于神宗本人的决心，加上王安石的学识魄力，才展开大规模的改革。这里先说庆历变政的经过。

庆历变政的发动者，是当时的大臣范仲淹。仲淹，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少孤贫，读书于僧寺，每以天下为己任。他于真宗时举进士，仁宗初，任大理寺丞，即曾上书倡言改革，但未为朝廷所采纳。其后西夏叛乱，宋派他主持军事。庆历三年（1043），夏事稍缓。八月，他受任为参知政事（副相），与韩琦、富弼共同执政。仁宗屡次催促他们条陈革新政治的意见，仲淹因此提出十项改革原则，那就是有名的“十事疏”。他所说的十事，归纳起来，可分三项：一是澄清吏治，包括五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二是强兵富民，包括三事，即厚农桑，修戎备，减徭役。三是厉行法治，包括二事，即覃恩信，重命令。他认为欲求攘外，必先安内，安内的办法，必须从澄清吏治下手。

宋代的吏治，有两项极不合理的制度，即磨勘与任荫。磨勘是一种官吏升迁的办法，规定文资三年一迁，武资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均可循资晋级。这种办法的最大弊端，是贤与不肖并进，甚至贤者被排挤以去，不肖者坐至高官。至于任荫制度之滥，已在前面说过。仲淹所说的明黜陟，抑侥幸，便是指这两种制度而言。因此他主张严订考绩之法，无功不擢；各项恩荫，也主张大加减损。精贡举，主张于各地广兴学校，作育士人；应试者不仅须艺业及格，并须稽考其平日行谊；试进士者以试策论为主，其次始试诗赋。择官长，主张先后遴选各路的按察使入手，再以按察使甄别各路的官吏。均公田，主张对政府颁给州县的职田，平均分配，使地方官无论大小，均得以厚禄而尽职。厚农桑，主张由政府帮助农民兴利除害，如开河渠，筑堤堰等。修戎备，主张恢复府兵制，先于近畿实施，然后渐及于诸路。减徭役，主张省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省其地人民的徭役。

仁宗对仲淹的建议，甚表采纳，却引起士大夫的绝大反感。自宋兴到仁宗的百年间，士大夫受政府种种优待，变成特权阶级，大家都安于现状，以保持其既得权位。仲淹的革新计划，等于完全剥夺他们的特权，自然群起反对，因此仲淹在怨谤丛集的情势下，仓皇求去。他于庆历三年（1043）八月任参知政事，次年六月，即被迫离职，出巡西北边。五年（1045）初，罢参知政事，实际在职尚不到一年。他的改革方案，在他的任内所略能实行的，只有改善科举、选择官吏等一二项。其余或甫有端绪，或未及经办，即告搁置。到他罢职后，连他在任时所实现的，也一起恢复原状。他曾有两句传诵至今的名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他的抱负，可惜当时与他具有同样抱负的人太少了。他的不能尽用其才，固然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宋室的不幸。

（二）王安石变法

仁宗死于嘉祐八年（1063），侄曙继位，是为英宗。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英宗在位四年，在这四十五年间，宋帝国表面像是治世，其实内部的危机日深，财政的拮据，使中央政府简直无法支持。虽然仁宗英宗都不失为贤君，但因理财无力，又无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乃至“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到神宗时，宋的政治已至非变不可的地步。神宗的个性，远较仁宗为强毅，因此他能独排众议，任用王安石，对政治作全盘的改革。

宋神宗，佚名绘。

神宗名顼，英宗子，于治平四年（1067）继位。他在藩邸时，已对当时种种政治积弊，深感不满。他对王安石心仪已久，因此即位后便重用安石，商讨变法。安石，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临川区）人。仁宗时，举进士上第，曾知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屡迁至度支判官。他不独以诗文名世，德行政事也莫不为当时人所推服。他除了读书论政外，对一切嗜欲都非常淡薄，他曾上万言书于仁宗，痛陈时政之弊，但未被采纳。英宗时，安石屡辞美官不拜，行谊高于一世。神宗即位后不久，便以安石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江宁区），既而召为翰林学士。他与神宗论及政治，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当时的急务，神宗深为契许。熙宁二年（1069），神宗以安石参知政事，进行变法。次年，升任平章政事。他既居相位，推行新法益力，前后五年间，新法次第成立。新法的要点，可分三项：一是开辟财源，二是实行国民军事训练，三是推广教育。其理想则是造成一个公私俱赡，兵农合一，教育普及的社会。至于新法的重要项目，大致如下：

财政方面：（一）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全国一年用度的预算，颁布施行，以节省开支。（二）遣使考察全国的农田、水利和赋税，另订管理办法，以尽地利而增税收。（三）青苗法：把诸路救济贫民用的常平、广惠等仓的积谷，变钱借给贫困农民，秋收加息二分收回，以免其受豪富的盘剥。因于每年禾苗方青时施行，故号“青苗钱”。（四）免役法：以贫富为标准，分百姓为五等，按等输“免役钱”。本来没有差役的“单丁”、“女户”、“官户”等人家，则出“助役钱”。政府即以此钱募役，不再签差，使百姓免去徭役的痛苦。（五）均输法：旧制各路上供之物，均有定数，年丰不能超过，年歉不敢减少。至此政府以钱交发运使，令其在江浙荆淮地区，调查当地出产，对中央所需要的物品，便宜蓄买。上供之物，不是中央所需用的，发运使可用之经营商业，转运有无，以抑制商贾，救济生产者及消费者。（六）市易法：设置“市易务”于京师，凡货物可买而滞销的，由政府平价收购，或易以官物。其后诸州皆设市易务。又听任人民以田地或金帛为抵押，向县官贷款，取息十分之二。（七）方田均税法：令县官于每年九月遣吏丈量田地，按土质的高下而定赋税，以革除豪强隐税的积弊，平均百姓的负担。

王安石，佚名绘。

军政方面：（一）整顿军队，禁军之不胜任者，降为厢军（地方军）；不任厢军的，则取消兵籍。（二）保甲法：为逐渐实行征兵制而设。以十家为保，公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都保正及都保副，也都是公推的。百姓家有二丁的，以其一为保丁，每日练武习战，兼备盗贼。自熙宁二年（1069）起，八年之间，得民兵七百余万。（三）保马法：命人民畜养官马，政府以马一匹或二匹交百姓饲养，或给钱令其自行买马，用以逐盗驱寇。每年由政府派人阅视一次，死病者均须由人民补偿。（四）改良武器，置军器监于各地，设官领之，以制造武器，供其附近数州之用；并募良工为匠，务求精利。

教育方面：（一）更贡举法：宋代科举有进士、明经两科，至此发明经科，进士科免试诗赋，专试经义策论，以通经有文采者为合格。并颁安石所著的《三经新义》（“三经”指《诗》、《书》、《周礼》）于学官，以为经义考试的标准。又设明法科，试律令及刑统大义，以待不能业进士者。（二）太学三舍法：神宗以前，太学生仅三百人，有名无实，至此立三舍法，学生仍限官宦子弟。新生入外舍，名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额二百人；内舍升上舍，以一百人为限。各舍除月考外，年有总考。凡上舍生成绩列上等者，由政府授以官职；中等也可获得进士及第的同等资格。三舍法的主要目的，是逐渐以学校代替贡学。

安石的新法，大都切中时弊，亟应实行。但他推行新法的手段，则颇有失策之处。他具有浓厚的法家气质，例如财政方面，他着重开源，这与当时受儒家思想影响着重节流的士大夫，观点大不相同。他本人的个性又极执拗，无法接纳不同的意见，凡是反对新法的，都被他目为不读书的俗流。当时反对新法的士大夫有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他们的思想虽然比较保守，但大都负有时誉，朝野目为君子。他们有的是安石的好友，有的本来也赞成变法，但因安石的狷急少容，都不愿与之合作。这使安石的信誉，大受影响，新法的推行，也因之遭遇许多困难。反对新法的人，事实上对政治问题，并无若何卓见，他们的攻击安石，大都基于意气，对人而非对事。他们反对新法最主要的理由，是新法扰民，祖宗之法不可废，却没有其他改革政治的办法。较有时望的士大夫既不与安石合作，因此安石不得不起用新进。但他过分着重法制而忽略人事，他似乎只求新法的推行，而不注意这批新进者的品格，结果为群小如吕惠卿之流所包围，因而益失社会的同情，终致不得不引身而退。

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副相，次年任正相，至七年（1074）四月罢政。次年二月复相，因与吕惠卿交恶，惠卿讦其过，于九年（1076）十月又罢，前后为相将近七年。他去职后，寄居江宁，过着朴素的平民生活。他个人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但无可否认的，他对政治自有一套高远的理想。他的倡行新法，目的绝不是只在应付现实，或是为个人建立功名。他任事的勇敢，操守的廉洁和学识的渊博，都是难得的。安石罢政后，新法依然通行，其结果除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较前充裕外，并没有其他显著的功效，这自然与安石以后推行新法的人有关。最不幸的，是因新法而引起朝廷的朋党之争，反对新法的士大夫，联合一致，形成所谓“旧党”，与以安石为首的“新党”相抗衡。神宗以后，双方斗争益烈，而国事也益不可为。

（三）新法与党争

宋代的政治，是纯粹的士大夫政治。士大夫的荣誉既高，责任感也随之加重，他们之中，有些抱着经国济世的大志，如范仲淹、王安石等。次焉者也好论列时政，以博取高名。由于论政风气的盛行，朝臣往往为某一件事争辩不休，他们又各自寻求志同道合的人，以为声援。因此渐分派系，造成朋党的对峙。他们的争辩，最初也许都出于爱国热诚，但积嫌既久，不免流于倾轧报复。当时朝臣间冲突最甚的，无过于执政大臣与谏官之间的敌对。宋初，因防制大臣专擅，委御史台以重权，谏官可随时弹劾执政，并许以风闻言事。因此谏官往往放言无忌，恣意攻击，而致掀起政潮。但宋代党争与唐代党争，虽同是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却也有不同之处。宋代的党派，比较具有独立性，并没有幕后操纵者；而唐代的牛李党，只是宦官的工具而已。

真宗时，王钦若伪造天书，并谗毁寇准，为士大夫目为奸邪，这时朝廷已隐然有朋党之分。仁宗时，吕夷简执政。明道二年（1033），仁宗废郭皇后，吕夷简赞成其事，御史中丞孔道辅与谏官范仲淹等反对废后。结果夷简胜利，孔范诸人，均被贬黜。次年，仲淹被召回京任官，仍讥评夷简，于景祐三年（1036）再遭贬放。朝臣尹洙、欧阳修为仲淹不平，也均坐贬。至此双方仇隙益深，互相排挤。朝士如韩琦、富弼等，均党于范氏；党于吕氏者，则有夏竦、王拱辰等。他们的斗争，历时达十余年，史称“庆历党议”。到英宗时，又因所谓“濮议”，再度引起党争。仁宗无子，以从兄濮王允让之子曙入承大统，是为英宗。治平二年（1065），英宗诏议崇奉濮王典礼。当时朝臣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为司马光、吕诲、范纯仁（仲淹子）、吕大防等，主尊濮王为皇伯；一派为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皆当时的执政，主尊濮王为皇考。英宗从执政说，结果吕、范等人，纷纷引去，两派的成见日深。至神宗，又因变法掀起另一场烈而且久的党争。

神宗最初想以王安石为相，朝中大臣韩琦、吕诲等，都表反对。他们大都认为安石议论迂阔，不足以胜任宰辅，他们的评语，充满党同伐异的成分。到安石为相，当时的名流，都不与之合作，因此安石不得不任用新进，如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等，于是有新旧党之分。安石所接引的新党分子，学识能力，都有可取之处，但操守气度，均嫌不足。例如吕惠卿便是一个颇为反复的人，曾布则对异己者，竭力排斥。安石握政后，反对新法的旧党分子，如富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程颢、吕公著、刘挚、范纯仁、苏轼等，皆被贬斥，吕诲、司马光自行引去。但他们并不甘心，一遇时机，便起而攻击新党。他们之中，只有吕诲、司马光反对全部新法，其他大都反对新法中的某一部分。新旧党的冲突，其中也含有地域的因素，旧党分子大多为北方人，新党分子则多为南方人。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条件，已远超过北方；南方人的政治势力，也日益扩张；自然为北方人所忌视。同时由于双方地理环境和社会风习的不同，其思想言论，自然易生抵触。新党的作风，代表着南方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旧党的行事，则代表着北方知识分子的保守态度。［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四一四至四二〇］

安石新法，立意虽佳，但其办法自不可能绝对周密妥当，加以官吏奉行不善，难免有扰民的地方。又因对辽夏外交的失败，更贻旧党以口实。同时旧党分子多负时望，他们不但获得朝野的景仰，甚至连太后、皇后，也都同情他们。熙宁七年（1074），久旱不雨，饥民流离道路，旧党乘机攻击新法，太后也痛言“安石乱天下”。于是神宗罢免安石，以之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安石临去，乞召韩绛代己，又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二人对于新法，谨守不失，因此安石虽去，新法并未受影响。次年，安石复入相。九年（1076），又坚决求去，从此不再问政。但此后直至神宗去世，新法仍继续推行。

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子煦继立，是为哲宗。帝时年十岁，太皇太后高氏（英宗后）听政。她同情旧党，委司马光以要职，旧党连翩登用，开始废除一部分新法。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吕公著为相，新法遂被全部推翻。当时旧党分子如苏轼、范纯仁都反对尽废新法，认为其中一部分如免役法等，应予保留，但光不听。同年，王安石、司马光相继死。光死后，旧党分子苏轼、程颐等，互争意气，其门人朋友，各结党相攻，于是旧党又分为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梁焘等为首。三党之名，乃是由三党领袖的籍贯而来，其中朔党并无交哄的事实可考，洛蜀两党，则专在若干细节上寻觅瑕疵，相互攻击。

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元祐时，旧党得势，新党分子皆退休闲地，对旧党衔恨次骨。及至太皇太后死，旧党失去后援，又因旧党自行分化，新党乃再度得势。绍圣元年（1094），哲宗以章惇为相。章就任后，恢复一部新法，美其名曰“绍述”。新党重要分子如吕惠卿、曾布、蔡京、蔡卞等，都据要津，对旧党发动激烈的报复。当时司马光、吕公著已死，均追夺赠谥，其余贬逐殆尽。

元祐党籍碑，宋徽宗即位后，将司马光等人定为“元祐奸党”，刻石榜示天下，后徽宗感觉不妥，又下令全部销毁。南宋时，此碑石已难得一见，有人便据拓片重新刻碑，而列名碑上者均以此为荣。图中拓片原碑出自广西融水，刻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死，弟端王佶立，是为徽宗，太后向氏（神宗后）听政。同年七月，徽宗亲政。当时论者谓元祐绍圣之政，得失互见，因此徽宗主调停之说。次年，改元建中靖国，便是取“执两用中”之意。同时他用人也新旧并进，以韩忠彦、曾布为相，前者为旧党，后者为新党。崇宁元年（1102），韩忠彦因与曾布不协而罢相，曾布又为蔡京所排。同年，京继任宰相，他得志后，对于旧党恣意报复。他以徽宗的名义，立党人碑于开封的端礼门，把旧党重要分子一百二十人刻名其上，胪列罪状，谓之“奸党”。他除了竭力排斥旧党外，对于新法，并没有理解和实行的诚意。徽宗具有极高的艺术天才，是中国史上一流的书画家，但对政治既无能力，也无兴趣。蔡京投其所好，一味掊克聚敛，引导徽宗奢侈淫靡，用以持宠固位。所以到徽宗时，只有新党和旧党之争，已谈不到新法和旧法的异同了。

柳鸦芦雁，宋徽宗赵佶绘，上海博物馆藏。

由于蔡京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结果把累朝的积蓄，挥霍净尽。崇宁五年（1106），徽宗采纳言事者的建议，毁党人碑，恢复被谪贬者的仕籍，蔡京也因之罢相。但徽宗对蔡京异常宠眷。次年，复以之为相。此后十数年，蔡京三度罢政，均能起复，但其贪渎浪费的作风，始终不改，遂使政治败坏到不可救药的绝境。

三、宋室的偏安

（一）宋的联金灭辽

宋自徽宗信用蔡京，专务奢侈，内政日坏。蔡京为宦官童贯所进，贯也受徽宗亲任，掌握兵权。政和五年（1115），与西夏之战，宋师大败，童贯却以捷闻，可以想见他的骄恣。徽宗好花石，以朱勔主其事，至两浙采办。当时载运花石的船只，络绎不绝，号“花石纲”。这类花石，大都强取于民间，官吏乘机为奸，民不堪苦，因而盗贼蜂起。宣和二年（1120），摩尼教余孽方腊起兵于睦州（今浙江淳安县西），以讨朱勔为名，聚众数万，连陷州县。宋以童贯讨之，次年乱平，但地方的损害极大。总计此次叛乱，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杀义军十五万人，平民二百余万。徽宗虽罢除花石纲，但对当时的局势，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和惕励，政事一直败坏下去。这时的辽，也和宋一样，日趋衰落。

辽于兴宗和道宗时，国势渐弱。兴宗尚称有为，但始终不能克服西夏。道宗在位四十七年，他的才具平庸，信用奸幸，晚年尤为昏聩，以致诸部离心，渐至跋扈。同时兴道二宗，都崇信佛教，寺院遍布于全国。僧尼的数目极多，他们都是不耕不织的纯消费者，受着种种优待，甚至有官至三公的，因此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生产力。此事在兴宗时，已成为社会问题，而道宗推波助澜，更加深经济的危机。由于社会的崇佛，使契丹民族的强悍风气，也日趋消沉。建中靖国元年（1101），辽道宗死，孙延禧立，是为天祚帝。他为人昏乱荒淫，政治益不可为。就在辽日就衰微之时，东北的女真族乘时崛起，成为辽的大敌。

套马图，金人绘，辽宁博物馆藏。图中所绘金代女真骑士剽悍非常，胯下坐骑与所套骏马奔驰若风，画面极具张力。

据旧史说，女真的祖先，是隋唐时代居于今东北地区的靺鞨，其族原有七部，世居混同江（今松花江）以东、长白山及鸭绿江上源一带。唐初有黑水靺鞨及粟末靺鞨，其他五部无闻。粟末靺鞨初附高丽，武后以后，建渤海国，黑水靺鞨受其役属。五代时，契丹取渤海地，黑水靺鞨服属于契丹，分为二部。其居地在北者号生女真，不隶籍于契丹；其在南者号熟女真，隶籍于契丹。契丹对女真，本来控制极严，及辽天祚帝立，荒于畋猎，每年遣使至海上采办名鹰，道出生女真，使者贪纵征索，激起女真的反感。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生女真完颜部酋长阿骨打起兵，攻下宁江州（今吉林松原市北部），辽伐之，大败。次年，阿骨打称帝，国号曰金，是为金太祖。并取辽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辽伐之，又败。六年（1116），金取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市老城）诸州县，势力遂达于辽河一带，对辽的威胁日亟。次年，金遣使求封册于辽，辽许之。既而金主乞辽主以兄礼事之，辽人不愿，迁延久之，于是兵争又起。宣和二年（1120），阿骨打自将伐辽，取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人大震。

宋室听说金兵攻辽，每战辄胜，蔡京、童贯便怂恿徽宗，联金攻辽。徽宗从之，于宣和元年（1119）遣马政等自登莱浮海使金，相约合力攻辽。宣和二年（1120），又遣辽降人赵良嗣（原名马植）使金。良嗣至金后，与金人约定，金兵攻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县老哈河北岸），宋攻辽燕京（即辽南京，今北京西南），灭辽之后，宋只求收回五代时石晋赂辽的故地，而将输辽的岁币，转输给金。约议既定，金遂于次年出兵攻辽。四年（1122），金破辽中京，天祚帝逃至夹山（今内蒙古武川县、固阳县、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交界处），既而金又克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市）。辽臣耶律大石（辽太祖八世孙）拥立秦晋王耶律淳（天祚堂弟）于燕京，自称天锡皇帝。同年，宋遣童贯率兵十五万伐辽，大败而回。其后不久，耶律淳死，辽人遥奉秦王定（天祚次子）为帝，而由淳妻萧氏主政。于是童贯再度出兵，辽将郭药师以涿（今河北涿州市）、易（今河北易县，宋太宗时为辽所得）二州降。宋师继攻燕京，又为辽人所败，弃尸百余里，结果燕京反为金人攻下。

燕京既下，宋遣使至金，除索石晋赂辽故地外，并求增地。金人不许，并责宋出兵失期。经往返交涉，金人始于宣和五年（1123）以燕京及蓟、景（辽置，今河北遵化市）、檀、顺、涿、易六州二十四县地归宋。宋除给金岁币银绢四十万外，又以金兵克燕，租税应归金有，因而每岁再加钱一百万缗，谓之“代税钱”。但燕京及六州财富，尽被金人席卷而去，宋所得的，只是几座空城。同年，阿骨打死，弟吴乞买立，是为金太宗。

金人取燕京后，辽西燕东之地俱下。金人自阿骨打叛辽，前后不过十余年，尽有辽的故境，而与宋比邻。宣和七年（1125）二月，金人擒天祚帝于应州（今山西应县）以东的余睹谷，辽乃正式灭亡，历祚二百十九年。耶律大石于金兵取燕时，西依天祚帝。大石因曾立耶律淳，为天祚所责，内不自安，乃于宣和六年（1124）率铁骑二百宵遁，集各部精兵万余人，假道于回鹘（即宋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西向进军，准备先在西域觅一安身之地，然后再图复国。他率兵行经万里，沿途奋战，后至寻思干（即今中亚撒马尔罕samarkand），大败西域诸国联军，降花剌子模（即回回国，位于阿姆河 amu darya下游）。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大石称帝于起儿漫（kermaneh，在撒马尔罕与布哈尔bukhara之间），号葛儿汗（华言“普遍汗”），又称天祐皇帝，建都于虎思斡耳朵（在吹河chu之南，今tokmak附近），国号仍称辽，史称“西辽”。其国土东北至叶密河（今新疆额敏河），东有今天山南路之地，西至今咸海（aral sea），南至今阿姆河，为西域的最大强国。大石称帝时，宋帝国的北部已陷于金人，宋室正在南方建立起偏安政权。

（二）宋室的南渡

金人取燕后，益知宋的衰弱，亟谋南侵，但最初尚无借口。金归地后，迁燕京大家富室东去，燕人长途跋涉，不胜其苦，因而于过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时，劝守将张瑴（原辽将）据地抗金，援助他们重归故土，瑴乃以平州降宋。金攻平州，宋杀张瑴以谢，但金仍以背盟纳叛责宋。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发兵侵宋。金军分两路南下，东路斡离不（即宗望，金太祖子）由平州入燕京，西路粘罕（即宗翰）自云中（今山西大同市）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当时童贯驻兵太原，仓皇逃归，幸知府张孝纯力守，金兵不得逞。东路攻燕京的金兵，则因郭药师迎降，为金先导，而致金人长驱渡河。徽宗惶恐，传位于太子恒。太子即位，是为钦宗，并尊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人围攻开封，朝臣李纲率兵坚守。但四方援兵，遇敌辄败，宋室不得已与金议和。金人所提的议和条件，甚为苛刻，其要点为：（一）宋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表缎百万匹，牛马万头。（二）尊金主为伯父。（三）归燕云人之在宋者。（四）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市）、河间（今河北河间市）三镇。（五）宰相亲王为质。钦宗应允，搜括京城民间藏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与金人，遣张邦昌赴金营议和，斡离不乃解围北还，金兵凡围京城月余而退。既而粘罕也遣使求赂，宋执其使。粘罕遣兵攻陷城邑，宋人以为背盟，令三镇固守，且派兵往援，因此和议不成。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下，渡河围京师。十一月，京城失陷，钦宗亲赴金营请和，尽割河北河东之地与金。

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人复拘钦宗于金营，勒索金银。宋人大搜京师，又得金三十余万两，银七百余万两，衣缎一百余万匹，仍不能满足金人的贪欲。二月，徽宗及诸王后妃，也被掳入金营。三月，金人立宋臣张邦昌为楚帝。四月，金人劫徽钦二帝以及皇后、太子、亲王、妃嫔、宗戚及诸臣等三千余人北去。皇室的舆服礼器，秘阁藏书，州府图籍以及府库积蓄，都被金人洗劫一空。男女百姓被裹胁而北者，达十余万人。二帝至金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南），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所有帝子王孙，宦门士族，都充作奴婢，供应使役。这场悲剧，史书称之为“靖康之难”，真是千古的民族奇耻。北宋时代，虽然实际结束于靖康一年，但史书通常把这一年算作南宋开始的一年。这时的宋，虽然尚未至于亡国，但京都沦陷，二帝蒙尘，其惨状与亡国也差不多。

金人北去后，张邦昌自动退位，迎元祐皇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垂帘听政。五月，康王即位于南京（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是为高宗，并改元建炎。高宗名构，徽宗第九子，金人首次围京师，他随张邦昌赴金营为质，因举动镇定，金人怀疑他不是亲王，乃放他南归，以是得免北徙。京师沦陷后，他就任大元帅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虽曾遣师入援，但无济于事。张邦昌退位时，他在济州（今山东济宁市），元祐皇后遣使赴济州劝进，他听从部下的建议，赴南京即位。他即位后，以李纲为相，纲首论张邦昌僭逆之罪，乃贬邦昌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市），不久赐死。纲并积极筹备战守，以谋恢复。这时宗泽留守开封，屡出师挫敌，声势颇振。但朝臣黄潜善、汪伯彦又主和议，高宗信之，因而疏远李纲。八月，李纲罢相，所有措施，一时俱废。当时河北河东地区，仅一小部为金所陷，而各地盗贼蜂起，秩序混乱，但高宗并不乘时进攻，反于十月南幸扬州。不久，金人又大举南下。

金军第一、二次南下作战经过示意图。靖康二年（1127），金兵三路攻宋，中路粘罕自河阳渡黄河南下，攻河南；东路宗辅自沧州南渡河，攻山东；西路洛索渡河西向，攻陕西。金西路自慈州、隰州两地南下至河中府，由于宋军扼守，金兵北返，自上流西渡黄河，南下袭占韩城，再破同州，进围长安。次年，破长安，分兵袭扰延安、陕、华等州；中路渡河后，一部攻宋东京开封，一部南下，席卷汝、均、房、邓、唐、蔡诸州；东路渡河后，亦以一部指向东京，与中路夹攻开封，一部东向，下潍、青二州。宋老将宗泽多谋略，东京城未被攻下，金东西大军未能联成一气，又惧宋与各地义军联络，南北夹攻，至五月，三路返回河北。

建炎二年（1128）八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再次南下：西路洛索攻陕西，牵制西夏，掩护东路主力南下；东路主力由粘罕指挥，自黎阳津渡河南下。西路在磁州以北西渡黄河，破延安，再北上破晋宁，三年（1129）三月，又回师南下陷濮州；东路渡河后，东进连下濮州、澶渊，再南下破袭庆、彭城，并以轻骑五千自滕县进袭临淮，一部经泗州趋扬州，韩世忠部溃败。韩弃军自海路逃往盐城，宋高宗亦南逃至杭州，金兵破扬州后，无舟师，不能渡江，又受淮西军民袭扰，遂率兵北返。

金第一次南下，宋虽在黄河一线布防，但终无坚守黄河一线的决心，又无统一指挥与部署，致使宋诸多要点均为三路金兵占领。金第二次南下，宋对整个战局判断不明，又在防淮还是守江一线犹疑不决，致使金兵得以深入淮南，饱掠而去。

金人以高宗即位，并贬死张邦昌，因而遣军分道侵宋，东路讹鲁朵（即宗辅，太祖子）、兀术（即宗弼，太祖子）渡河攻山东，中路粘罕渡河攻河南，西路娄室渡河侵关中。建炎二年（1128），金人长驱直入，河南州镇多破，惟开封由宗泽坚守。此外黄河以北的重要州府，也多为金人略取。七月，宗泽死。泽志切恢复，招集两河群盗十余万人，图谋大举，但屡为黄潜善、汪伯彦所抑，忧愤成疾而死。他死后，主和派的势力益炽，而时局益危。次年初，金人连取淮南江北之地，扬州危急，高宗渡江至杭州（今浙江杭州市）。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以备建都。十月，金兀术率兵渡江，分兵两路，一支取江西地，一支陷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这时高宗已逃至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金人继进，高宗又逃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市）。金人遂陷临安，并遣兵渡浙追之，高宗逃入海。四年（1130），金人入海追击，高宗逃至温州（今浙江温州市）。二月，兀术率大军自临安回师北上，宋将韩世忠以八千人扼守焦山（在今江苏镇江市东长江中），阻其归路。双方激战于长江中，金人不得渡，遂相持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市东北），其后金人设计以火攻宋船舰，宋师大败，兀术始得渡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万之众，相持四十八日，虽终于失败，但金人自此不敢轻易渡江。金兵北去后，高宗也返回越州。江西地区的金兵，一度攻入湖南，闻兀术去，也继之北归。这时金兵虽退，而开封失陷，荆湖两淮地区，盗贼蜂起，形势益危。兀术北上后，引兵入陕，会娄室军，大败宋将张濬于富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绍兴元年（1131），兀术攻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市西南），欲长驱入蜀，为宋将吴玠、吴璘兄弟所败，蜀地始得保全。

金军第三次南下示意图。宋高宗逃至杭州后，升杭州为临安，放弃淮河一线，退守长江，设立江防。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趁南宋江防未备，两路南下：西路自黄州渡江南下，江州守将刘光世引兵逃向南康，金军自大冶直下洪州，南攻抚、吉、太和，又西攻潭州。东路主力陷寿春、庐州、和州，渡江后，向东北陷建康，韩世忠所守镇江形势孤危，退保江阴。金兵由溧水南下，进陷临安，高宗自定海逃往海上，漂泊于温、台海区。金兵深入以后，受长江南北军民打击，中原义军也纷纷出动。金兵被迫于次年，自临安，经吴江北返，韩世忠急率水军自江阴先期到达镇江，截击金军。金军只好沿长江南岸强行西上，又被韩军阻于黄天荡，金兵连夜挖掘水道，又火烧宋水师船舰，才得以渡江北撤。

金人于建炎四年（1130）南下，大军北返后，在北方又立了一个傀儡皇帝。那年九月，金立刘豫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国号大齐。刘豫曾任宋济南（今山东济南历城区）知府，于建炎二年（1128）降金，后以重宝赂金将，得立为帝，金以河南陕西之地予之。绍兴二年（1132），豫徙居开封。次年，刘豫遣李成率兵南侵，连陷邓（今河南邓州市）、随（今湖北随州市）、郢（今湖北钟祥市）等州及襄阳府。金人遣使欲与宋齐划江为界，为宋所拒。四年（1134），宋将岳飞克复郢州、襄阳等地。豫求援于金，金派兀术助之，与宋将韩世忠等相持于淮南，金人不得逞，因而退兵，宋的声势一振。六年（1136），刘豫以兵三十万，再度南寇，又为宋军所败。次年，金以刘豫屡次失败，决意废之，乃遣将以南伐为名，至开封，废豫为庶人。刘豫既废，岳飞、韩世忠均奏请北伐，恢复中原，高宗不纳。这时金人也颇想与宋议和，更增长高宗的苟安之心。八年（1138），宋正式定都临安，遂成偏安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