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颍水之鱼

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八月廿二日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任。

四十三年前的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曾知是州，现在是白头门生，接踵而至，所以到任谢上表里很兴奋地说：

……文献相续，有晏殊、欧阳修之遗风。顾臣何人，亦与兹选。

欧阳文忠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欢喜颍州这个地方的风土，他就居家于此，明年闰七月就逝世了。他的遗孀薛太夫人于元祐四年病逝，欧阳一家都在颍州守丧，尚未终制。苏轼莅任数日，即往会老堂拜祭文忠夫人的灵堂，祭文中也说：

白发苍颜，复见颍人。颍人思公，曰此门生。虽无以报，不辱其门。

颍州和杭州一样有个西湖，十里长，两里阔，因湖址位于州西二里之地，所以亦称西湖。湖边林木翳茂，水色清明，算是此地一大胜迹。苏轼到任之初，有一颍州人告他道：“内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足见该地政务清闲。苏轼大为快慰，秦少章因作一绝曰：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

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

苏轼初游西湖，听湖上歌手在唱一阕《木兰花令》词 1 ，分明还是欧阳修的遗作。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不仅欧阳早已做了古人，这地方，连亲炙过文忠笑貌的人，也几乎没有了。唯有这老门生，面对寂寞的湖光，将那人生朝露的悲哀，步韵谱成同调的小令：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

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

与予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当时，西湖夏后秋涸，东池水浅，湖鱼在浅水里窘迫跳跃，非常痛苦。苏轼接受同僚的建议，招了网鱼师来，将困在东池的鱼，迁到水深的西池去。

苏轼在湖边会客饮酒，看网师迁鱼，心里有很多感慨。人有辽阔的天地可养，何苦再被困在这个狭窄的政治天地里，争相杀戮；必须如网中活蹦乱跳的湖鱼，挣扎着，挣扎着，早日脱网，回归江海，还我自由。苏轼这一晚被酒夜归，睡在床上，心潮起落，一夜无眠。

失眠的心事，化成一首小诗，如言：

…………

但愁数罟损鳞鬣，未信长堤隔涛濑。

濊濊发发须臾间，圉圉洋洋寻丈外。

…………

明年春水涨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颍州地平无山，只有一条贯穿州城的颍水，西入于淮。苏轼常去泛舟，诗言：“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

当地有个传说：“世乱颍水浊，世治颍水清。”这时候，河水清澄如镜，苏轼为排遣心底的彷徨，每次湖上泛舟，都喜欢倚在船舷上，欣赏水中自己的面影。风吹水动，他的面影随着水面波纹发生种种变化，看得他入了神，喃喃自言：“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苏轼一离开汴京，肩上抖落一身尘污，马上情绪轻松，苏醒了诗人的性灵；今日面对“颠倒眩小儿”的河中幻影，他心境平和，也就乐于与水相嬉起来。

颍州政务清简，而重要的僚友又多旧识，苏轼自诩“宾客之美”不减欧阳当年。因此，他在这段短时间里，个人生活非常恬适、愉快。

最重要的人物，首先要数地位仅次于知州的通判，恰是苏轼在杭州时的旧识，赵令畤，字景贶，宗室燕懿王德昭的玄孙，其时正以承议郎为颍州的签书判官。苏轼非常欣赏他的干练和才华，“吏事通敏，志节端亮”，为他作《秋阳赋》《洞庭春色赋》，替他改字“景贶”为“德麟”，并作《赵德麟字说》；后来又两次状奏朝廷（《荐宗室令畤状》），特别推荐，认为政府应该打破“理国治民不及宗子”的老规矩，使宗室中的人才，也有平等的机会出头，使他终于得除光禄丞。苏轼喜欢替朋辈改名字，前有昙潜之改参寥，李豸之改李廌；后有景贶之改德麟。虽说是他的癖好，但也只限于他所非常欣赏的朋友。

现任颍州州学教授的是陈师道，元祐初，由于苏轼的推荐，以布衣出任徐州教授，后除太学博士，来京为苏门中人，与共游宴论学，不料被言官们摭拾了他在徐州任内，私自越境谒苏于南都的差错，改降颍州教授，恰恰成全他们此时重聚一堂的愉悦。

欧阳家的两位公子，此时也还在家守制。

欧阳修有四个儿子：长子发，字伯和，进士，官至少府中丞；次子奕，字仲纯，此时皆已去世；现在颍州守薛太夫人丧的是三子棐（叔弼）和四子辩（季默）。

叔弼中过乙科，只因文忠年迈，在家侍父。元祐初，曾膺实录院检讨的任命，却被刘安世劾为谄佞浅薄，追改集贤校理，宦途甚不得意。季默官止承议郎。兄弟都是洁身自守的大家子弟，叔弼且是苏轼的亲家，苏迨的岳丈。

颍州少有山林名胜可玩，公余暇日，只能诗酒为娱。苏轼这一时期，政事清闲，心情平静，既自下了决心，明年一定求去，心理上有了这个退步，就觉得浑身舒坦，经常邀客饮酒，作诗不倦。周益公（必大）题跋（《跋赵德麟饯饮湖上舟中对月诗》）说：“……集中自放鱼长韵而下，凡六十余诗，历考东坡所至岁月，惟颍为少，而留诗反多。”即是此故。

煞风景的是陈师道持律不饮，两欧阳又不肯作诗，苏轼是个喜欢热闹、乐与人同的人，禁不住这份寂寞，变出许多花样来，劝师道开酒戒，催二欧阳作诗。

到颍不久的十月间，苏轼臂痛旧病复发，索性向朝廷告了假，在家偷懒。病中作三绝句，觉得眼前的清闲欢适，也和致仕还乡一样，心里非常满足，如言：

公退清闲如致仕，酒余欢适似还乡。

不妨更有安心病，卧看萦帘一炷香。

其实这时候，苏轼也并非完全没有烦恼。他烦恼的是颍州的公使库钱太少，同是一州，要比杭州少三分之一的光景，使他“到颍未几，公帑已竭，斋厨索然”，无法接待朋友。所幸的是不论斋厨如何索然，供馈如何寒碜，要来的好朋友还是会来的。九月初，苏轼接到刘季孙从杭州寄诗来：

倦压鳌头请左鱼，笑寻颍尾为西湖。

二三贤守去非远，六一清风今不孤。

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插菊花无？

聚星堂上谁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壶。

不久，季孙因苏轼的推荐，得换文官资历，除知隰州，他便有机会到颍州来访苏了。

一听说刘景文来了，苏轼欣喜欲狂。不但是诗酒好友到了，恍如杭州的西湖也藏在他的袖筒里给带来了，作《喜刘景文至》诗，充分表现这位老人不甘寂寞、热爱朋友的性格以及他和杭州的感情：

天明小儿更传呼，髯刘已到城南隅。

尺书真是髯手迹，起坐熨眼知有无。

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

我闻其来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

江淮旱久尘土恶，朝来清雨濯鬓须。

相看握手了无事，千里一笑毋乃迂。

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

过江西来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吴姝。

新堤旧井各无恙，参寥六一岂念吾？ 2

别后新诗巧摹写，袖中知有钱塘湖。

苏轼如此耽于宾朋诗酒之乐，使体贴他的王夫人也几乎变成了诗人。刚过了年，正月十五夜，聚星堂前，梅花盛开，月色鲜明，王夫人看他独坐无聊，便说：

“春月胜于秋月，秋月令人有凄惨的感觉，春月却令人和悦。何不召赵德麟这些人来，饮酒花下？”

苏轼大喜，却道：

“我不知道你也能做诗，这真是诗家说的话哩！”

于是，邀了赵令畤来，饮酒花下。 3

苏轼就用王夫人的语意，作《减字木兰花》词：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烟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张方平在南都病逝，享寿八十五岁。初八日讣告到颍，突然打破了苏轼生活的宁静。即日在荐福禅院举哀奠祭，与僚友商议，用唐人服座主丧、缌麻三月之礼成服。 4

张方平识拔苏氏兄弟最早，那时候，他们还只是生长于西南偏鄙之地的眉州少年，依靠方平的推介才得受知于欧阳修，得欧阳的揄扬，才被中朝其他大老所注意。这种知遇和识拔的恩感，苏氏兄弟刻骨铭心，无时或忘。但看张方平退休后，隐居南都的十五年间，苏轼只要一有机会，必往乐全堂谒候这位寂寞而又多病的老人，前后去过六次，得相晤言者五回，最后一次是今年五月间赴京途中，绕道相见，方平自知不久人世，临别时有后会难期的感怆。苏轼祭张太保文说：“……我晚闻道，困于垢尘。每从公谈，弃故服新。顷独怪公，倒廪倾囷。尽发其秘，有怀毕陈。曰再见子，恐无复辰。出户迟迟，默焉衔辛。”原来这次就是他们的永诀。

三日后，再祭，苏轼书方平别子由诗，留存荐福禅院，以志永念。方平写这诗，时当苏轼甫脱台狱，谴谪黄州之初，而苏辙被贬筠州监酒，遄程往谒方平，临别所赠，字字皆为患难中所见的真情。苏轼回念平生，独记此诗，是有他非常深沉的感念的。张安道原诗云：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叹匏瓜老病身。

一榻从兹还倚壁，不知重扫待何人。

轼题后曰：

元丰三年，家弟子由谪官筠州，张安道口占此诗为别，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尝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于南都，将属纩，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举哀荐福禅院，录此诗留院中。 5

翌年八月，苏轼在扬州，撰张方平墓志铭，方平的儿子张恕，是个浑人，希望将他父亲一生事迹，统统写进去，越长越好。张方平是国之元老，许多事迹必与政治上的人事有关，岂能全部“实录”。苏轼不理他的要求，文成，才七千余字，苏轼郑重地设位祭告后，才交张恕上石。

二　颍扬之治

颍州的政事虽说清闲，但也并非完全无须作为。苏轼在任，不过短短半年，可也着实做了几件大事。

当时，开封各县常闹水患，官吏不究本末，将原有坡塘凿破，决水于惠民河；惠民河涨了，使陈州也闹大水。这样一路推下来，最后又计划要开凿邓艾（八丈）沟与颍河，凿黄堆注水于淮，认为这样可以疏导积水，消灭水患，其实这是“以邻为壑”的办法。幸而尚书省行文各有关地方勘会，苏轼通晓水学，适至其任，马上派人用水平实地测量，查得淮河的涨水线，高于新沟几一丈，假使凿破黄堆，注水于淮，则低于淮河的颍州各县，尽成鱼鳖之乡了。

而且，与八丈沟相关联的万寿、汝阴、颍上三县，旧有坡塘，久已化为民田，或由政府永租与佃户使用，为时都在五六十年以上，几与自产无异。假如一旦强制收回，则那三县的农民失业者必众，人情骚动，为害不小。

苏轼以《论八丈沟利害不可开状》申复尚书省，打消了这个为害地方的计划。

颍州农田收成，经常不好，这年又苦干旱，苏轼虽也遣官向张龙公庙祈雨，但认为根本的工作应该是办好水利工程。为此他奏请朝廷将原来派修黄河的夫役，留一万人开掘辖境内的沟洫，顺便构筑清河三闸，通焦陂水，浚治西湖。经诏许施行，直到他离任以后，才次第完成。

这年秋天，与颍州相邻的庐州、濠州、寿州都大闹饥荒，老百姓吃树皮草根为活，盗贼蜂起。逃荒的难民，扶老挈幼，络绎于途，万一北来，颍州首当其冲。苏轼说：“若流民至颍，而官无以济之，则横尸布路，盗贼群起，必然之势也。”抚辑难民，政府必须先有准备。所以，他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论淮南盗贼，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打算卖了度牒，购储小麦、粟米、菉豆（绿豆）、豌豆四色，封桩斛斗，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给赈济。

这时候，腊月严寒，久雪不霁，苏轼与通判赵令畤登女郎台远眺，只见白茫茫一片银色世界。晚上耽念着，如此冰封雪冻的日子，那些无衣无食的饥民怎么得了？兀是睡不着觉，心想先拨出百余石粮食来，做炊饼救济他们。将这主意和王夫人商量时，夫人说：

“你从前曾听傅钦之（尧俞）说过，赵签判在陈州时，办赈济有功，何不与他商量办法？”

天还未亮，苏轼便派人折柬相邀。令畤到后，便说：

“这问题，我心里早已有了腹案。目前小民的困乏，不过是粮食和燃料两项，义仓有积谷数千石，便可支散，以救贫民。作院有酒炭数万称，酒务有柴数十万称，可以照原价出卖。贫民得此两项，困难就解决了。”

苏轼大喜道：“吾事济矣！”立刻草放积谷赈济奏，一面便叫赵令畤去办。 6 教授陈师道卧病在床，听到这事，非常感动，寄了诗来，题名“雪中”：

掠地冲风敌万人，蔽天密雪几微尘。

漫山塞壑疑无地，投隙穿帷巧致身。

映积读书今已老，闭门高卧不缘贫。

遥知更上湖边寺，一笑潜回万室春。

苏轼和作，但说：“忍寒吟咏君堪笑，得暖欢呼我未贫。”充满了民胞物与的热情。

灾荒是盗贼的温床，百姓的饥寒固然需要救济，而盗贼的缉捕，确保治安，更其不容疏忽。

本州旧有管三、陈钦、尹遇等一帮剧盗，打家劫舍，为民大害，虽经前任剿灭大半，但头目尹遇始终在逃，依然结伙为盗，自称大王，白昼骑马于镇市中劫人，凶悍无比。

苏轼访闻汝阴县尉李直方，素有干才，忠勇负责，就将此事责成于他，对他说道：“君能擒此贼，当向朝廷力言，给予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

直方惶恐受命，他有老母，已经九十岁了，母子泣别而行。

直方先在就近处缉获尹遇的党羽，侦得尹遇已经远逃到寿州霍邱县的成家寨去了。他就亲率弓手追缉，化装为贩牛小客，到尹遇匿处掩捕。尹遇持械抵抗，直方亲手将他刺倒，遂一举成擒。

苏轼认为直方儒者，却能捐躯奋命，忠义可嘉，应该给予奖励。但是宋朝的法律，官员躬亲获盗，须在半数以上，才合恩例，是只论人数，不讲首从的，所以官吏捕盗者少，而大盗漏网者特多。苏轼没有办法变更法律，无以酬直方。

直到自己积资应该迁升朝散郎一官时，他便请求朝廷将此一恩例，移给直方充赏，“亦使臣今后使人，不为空言”。不料仍为吏部所格。人谓苏轼不欲参加磨勘，是他不在乎爵禄的高处，其实他只是对李直方负责实现他的诺言而已。

匆匆过了新春，元祐七年二月，朝廷告下，调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晏知止来代。

苏轼决心俟机求退，不料还有这次调职的新命。不过心想到扬州去转一转也好，希望从扬州一直回家乡去，等候子由回来，就这样独自做着非常朴素的还乡之梦：

今年吾当请广陵（扬州），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泝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东坡志林》）

但是，每一想到独在朝中孤军奋斗的老弟，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迷惘，寄一阕《满江红·怀子由》词给他，重坚旧约：

清颍东流，愁来送、征鸿去翮。情乱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

一尊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喜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

然而，苏辙在热烘烘的政场中，并不那样想。距今三个月前，他们兄弟俩的第一号政敌刘挚已经罢官离京，那些台谏官们失掉靠山，也不会再想兴风作浪了。此时倒真希望苏轼能回到朝中来，一同施展他们的政治抱负，上报太皇太后的恩宠，尽一份从政士人应尽的责任。

因此特派专差送信到颍州来，约请苏轼趁此交接之间，先往京城一行，见过太后，再赴新任。苏辙的用意非常明显，因为依照宋朝定制，大臣移守，例可奏请过阙上殿，本意固如现代的回京述职，但过阙上殿的大臣，十九会被留京供职，得除二府六卿不等。

殊不知苏轼不但无意于此，对于汴梁这紫陌红尘，避之唯恐不远。他立即决定，取道下淮，径赴扬州。给范祖禹信说：

到颍半年，始此上问，懒慢之罪，踧踖无地。中间辱书，及承拜命贰卿，亦深庆慰。然公议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春暖起居如何？某移广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见，而行路既稍迂，而老病务省事，且自颍入淮矣。不克一别，临书惘惘。

三月初三，苏轼已经离开颍州，到了安徽的怀远县，与迨、过二子游了涂山和荆山，过濠州、寿州和楚泗之间，沿途屏去吏卒，亲自深入村落，访民疾苦。当时新麦初熟，政府催收人民的积欠，十分紧迫，农民还不出钱的，宁愿流走道途，不敢归乡。一路上看见很多很多这样的游民，苏轼不禁感叹道：“苛政猛于虎这句话，向来不敢太相信。现在亲眼见到的事实，则是水旱之灾，杀人百倍于虎；而民畏催欠，又更甚于水旱灾荒！”

十二日到泗州，因为淮东淮西，连年闹旱荒，祷于大圣普照王灵塔，求雨。

途中，得晁补之以诗来迎。

晁无咎是苏门四学士中受知于苏轼最早的一人。元祐初，在京为秘阁校理，现正通判扬州，得到老师移守本州的消息，只因限于职守，不能出境往迎，所以呈诗为代。他已听到了老师在泗州维舟祷雨的事，所以说：“麦如栉发稻立锥，使君忧民如己饥。”又说：“世上谗夫乱红紫，天教仁政满东南。”苏轼读了，不禁拂髯大笑，心中充溢着快慰的感情，次韵诗说：“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

三月十六日，到扬州任。大家料想不到这诗人太守办的第一件公事，竟是停止举行正在轰轰烈烈筹备中的万花会。

当时，洛阳牡丹，扬州芍药，名冠天下。每年春，洛阳举行花会，万人空巷，赏花作乐，这风气传到东南来，扬州也跟着以芍药为主，作万花会，一次用花十余万枝，既使花圃凋残，而胥吏缘此为奸，借这名义剥削老百姓，苏轼说“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不该再办，毅然禁止。虽然他心里也知道这是大杀风景的事情。 7

苏轼沿途访见地方官吏催缴民欠的凶暴，与农民多年灾歉之后，无力归偿，流离道路的悲惨，心里一直不平。这件事情，他在杭州时，朝廷曾因灾殄诏求直言，他即应诏论列四事，其中即有宽免民欠一项。不料事为执政所格，初则诿称未见此状；经苏轼别录再奏，朝廷准赐缗钱百万，籴米备赈；而发运使王觌又坚称米贵不籴，致使次年水灾，无粮可救。宽免民欠一项，也未曾实施。

这次亲历颍州、扬州，虽然麻麦如云，收成很好，但是淮东西诸郡，累岁灾伤，近者十年，远者十五六年了，一岁之熟，不过是百死小民的一线生机而已，并无能力归还陈年积欠；而监司高呼催收，“胥徒在门，枷棒在身”，人户求死不得，纷纷逃亡，尽成流民。这旧欠中十之六七，早经朝廷恩赦了，而官吏刻薄，照样催收，皆因可以从中渔利之故。国家收益无多，而老百姓却被逼得走投无路。因此，他上奏朝廷，乞降内诏“权住催理”，仍下诸路安抚钤辖司，类推讲求，与天下疲民一洗疮痏。

这奏状，迅速得到朝廷明诏：“淮南东、西、两浙路诸逋负，不问新旧，有无官本，并权住催理一年。”正是听从苏轼的请求而发。扬州得此讯时，苏轼时作《和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因此，有“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的诗句，即系咏此。

苏轼一生有三大目标：一是艺术的创造冲动，二是善善恶恶的道德勇气，三是关心人类的苦难。这三者，构成他的生命热情。做地方长官，不仅可以避免小人的围攻，脱逃个人的祸患，最大的好处是亲民之官，至少有机会为老百姓做些事情，清弊除害，直接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人命。

譬如说，七月下旬，苏轼毅然上《论纲梢欠折利害并劾仓部金部发运转运官吏情罪状》，即是他在扬州兴利除弊的一大政事；士大夫中，也只有他这样刚直不屈的人，才有那种一举参劾内外大吏，取怨一身而不悔的勇气。

宋以开封为首都，而开封则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无险可守，所以必须驻扎重兵于京师，以拱卫国家根本之地。兵需食粮，粮食都赖漕运。嘉祐以前，每年运输总额六百万石，欠折（短缺）不过百分之一。苏轼查得去岁全年载运量只有四百五十万石，而欠折总数却高到三十余万石，几达百分之八。苏轼不禁大叫：“运法之坏，一至于此！”

研究这弊端的由来，因为从前的发运司，听任纲运的船夫们搭载部分私货，征商（包税的人）不得留难，所以船上都很富厚，视官舟为家，自行弥补缺漏，货皆速达而欠折绝少。但自熙宁以后，执掌库藏、金宝、货物权衡、度量等事，隶属户部的金部官吏与转运使却要点检私载，因为从中可以“留难需索”，把纲运梢夫敲诈得穷困骨立；富商大贾既不肯冒险交漕船载货，船夫们只好专门偷盗官米。因此漕运欠折，年年增加，纲本漕法，两皆败坏。

苏轼到任不久，审判粮纲欠折人犯，徒流者不可胜数，那些人“衣粮罄于折会，船车尽于拆卖，质妻鬻子，饥瘦伶俜，聚为乞丐，散为盗贼。窃计京师及缘河诸郡，例皆如此”。苏轼认为，这是朝廷的大计，生民的大病，我辈岂可坐视不救？

火上加油的是户部执掌仓廪的仓部，不问情由，认定纲运欠折皆因仓司头子向纲梢要钱要物的缘故，遽然立一仓法，命令真、扬、楚、泗转般仓依该仓法行事，将各处斗子（仓库出纳）裁汰一半。命下之日，扬州转般仓的斗子四十人全部陈请归农；虽然暂时留住了，如此法必行，现任的斗子必致星散。这种倒果为因、因噎废食的办法，只使纲运更加紊乱而已。

苏轼状请朝廷撤销仓法，追问金部官吏不取圣旨、擅自立法、刻剥兵梢的罪行，并查发运转运司吏的责任和情弊。

苏轼续又听得泗州也和扬州一样，转般仓的斗子逃掉了十二人，他认为这仓法不废，听任各州斗子们纷纷逃散，则纲运前途不堪设想。八月一日续上《乞罢转般仓斗子仓法状》。

八月初五，苏轼又上《乞罢税务岁终赏格状》，他的观点非常有趣。

状言：“臣至淮南，体访得诸处税务，数年来刻虐日甚，商旅为之不行，其间课利虽已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为少衰。”认为这原因并不完全由于国家财用窘急，转运司督迫所致，显然是税务官吏希望年终奖金，借关市法来敛百姓，饱私囊；还有一个怪现象是盐酒税务监官，虽是卑职，但缙绅士人、公卿冑子，也未尝没有由此晋升的，现在他们却与专栏秤匠一处分钱。这位最重士人气节的老臣实在看不顺眼，不禁大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要求朝廷悯救风俗，全养士节，废除这个“税务岁终奖格”。

税务官以“超收”为功勋，官与役一处分钱，为现代人所习见的常事，但是宋代的苏轼却大为诧异。

三　广陵生活

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欧阳文忠是从知扬州移守颍州的，所以他作颍州西湖诗说：“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苏轼则是先知颍州，后移扬州，序次虽有不同，而两地皆为欧阳旧治则一。

欧阳修在扬州筑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高踞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几乎隐约可见。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堂后有竹千余竿，粗大如椽，绿荫匝地，不复见有日色。 8 这年初夏，苏轼身体仍然不太好，谢毛正仲惠茶诗题说：“到官病倦，未尝会客。”诗言：“尔来又衰病，过午食辄噎。”则他不但容易倦怠，而且食欲不振。加以扬州的公使库钱与颍州一样少，扬州是东南一大都会，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沓，招待、馈赠、迎送的费用都很大，每年只有五千贯钱，实在不够用，很伤脑筋。

苏轼在扬州，也着意整顿寺院，将持戒不律的几个讲僧赶出庙去。石塔寺的戒长老为之不安，一日派遣侍者前来投牒，请求“解宅”，苏轼问来人：“长老将欲何往？”对曰：“欲归西湖旧庐。”苏轼命他先回去，另候指挥。

略作准备，亲自带了僚佐同往石塔寺。至则先命击鼓，大众聚观。苏轼看看人已到得差不多了，便从袖中摸出一纸预先拟好的疏文，叫晁补之高声朗诵。这篇疏文，虽然有点近乎游戏之作，但却是上乘的禅喜文字。苏轼的意思很明白，劣僧要逐，高僧要留：

大士未曾说法，谁作金毛之声？众生各自开堂，何关石塔之事？去无作相，住亦随缘。长老戒公，开不二门，施无尽藏，念西湖之久别，本是偶然，为东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时作礼，重听白槌。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秋来雨过，一新钟鼓之音。谨疏。 9

这段时期里，汴京城中，宫门内外，大伙儿都在大忙特忙，热闹非凡。

哲宗皇帝十岁登基以来，至今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上年十月举行过初幸太学的大典，今年是应该大婚的适龄了。

太皇太后为皇帝选后，非常慎重，初选世家女百余人入宫，仔细观察拣择，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中意孟家那个女孩。孟女，雒州人，眉州防御使孟元的孙女，太皇太后亲自督教，令习女仪和宫中事务。到了本年（元祐七年，1092），面谕宰执：

“孟氏子能执妇礼，宜正位中宫。”

即命学士草制，又特别议定册后六礼。皇帝于四月十六日御文德殿，册封孟氏为后。太皇太后对皇帝郑重叮咛：

“得贤内助，非细事也。”

皇帝大婚，自有一套繁文缛节，吕大防、苏颂、苏辙等大臣都被派为六礼之使，依照仪注，一一进行。等到忙完了大婚典礼，六月，政府改组，左相吕大防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不动，余则以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和郑雍分别为尚书左右丞；只有王岩叟罢了官。

门下侍郎即是元丰改定官制前的参知政事，其官自秦汉以来，给事禁中，故称黄门，后改门下省。苏辙至此，已经官拜副相了。

皇帝既已大婚，继须筹办今年冬季亲行郊祀之礼，迈向亲政前的程序，一步一步做去。

八月中，诏下扬州，召苏轼还京为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并且因有郊祀的差遣，所以屡诏催促，不得迁延。

苏轼匆匆办了交代，九月初离去扬州。

扈从青年皇帝第一次亲行郊祀大礼的差遣，是不能辞免的；然而苏轼对于还朝，心理上结成一团阴霾，有杯弓蛇影的恐惧。所以即在途中，就已上了《乞过郊礼仍除一郡状》。

这时候，使他有真正兴趣的是山间种树，使他感慨无穷的是触目河山，尽是劳生的行迹，不免回念平生的忧乐出处——苏轼到底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心理上已渐步入老境。

最显著的不同，是他已经倦于行旅，对于奔走四方的游宦生涯，常常产生自怜的感伤。如赴扬州任，作《淮上早发》曰：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 10

又如《送芝上人游庐山》诗，开头即说：“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皆是苏轼垂老的心情。赴京途中，于宿州、泗州间，邂逅徐州道士云龙山人张天骥，对于自己已似白头倦鸟，但却不得归休，不知道将来还要几渡淮河，发生无穷的忧戚。诗言：“二年三蹑过淮舟，款段还逢马少游。……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鸟虽还岂是休。更欲河边几来往，只今霜雪已蒙头。”

只有路过都梁山，遇见杜舆秀才，杜秀才向他请教种植松树的方法时，苏轼这才精神陡旺，说道：

“我少年时，就很懂得种松之法，曾手植数万株，现在都已是梁柱之材了。”

不但教了杜秀才植松之法，而且还戏赠二诗，大言：“如今尺五城南杜，欲问东坡学种松。”

九月初九重阳，苏轼行抵南都，径登乐全堂，上距张方平的逝世已经八个多月了，他才有这躬亲奠祭灵帏的机会。

好友王巩，是张方平的女婿，自被安鼎从知宿州事的任上攻罢以来，一直就在南都闲住，意兴阑珊。这两个同经政治迫害的患难朋友，执手相见，未免百感交集。苏轼想起十五年前，即元丰元年的重阳节，在徐州与王巩为黄楼之会的旧事以及这十五年来的人事沧桑，感喟无穷，写了一首怀旧诗，题曰：

在彭城日，与定国为九日黄楼之会。今复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忧乐出处，有不可胜言者。而定国学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颜益壮。顾余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诗。

苏轼慨叹人世的荣华，本是南柯一梦，所不幸的是梦已该尽时，却还不能回头。所以诗说：“我观去来今，未始一念留。奔驰竟何得，而起无穷羞。”虽然为王巩抱屈：“王郎误涉世，屡献久不酬。……”但劝他说：人间的得失，实在非常虚浮，世事变乱无常，咸阳道上的英雄，也许是从前在你家养马的厮役，忽然拜将封侯，造起大宅第来了；负贩的买卖人，竟成了社会上第一流的人物；所以我辈中人，就不得不安于寂寞了。苏轼自嘲醉梦未醒，年力已经这样衰疲，却还在玩沐猴而冠的把戏；技穷的优伶，还要被强迫登台。此诗意境非常苍凉，不是对王巩这样的患难之交，苏轼也不敢倾吐这一份身世的沉哀。

四　初和陶诗

苏轼在颍州日，与欧阳叔弼闲谈，说到陶渊明隐居栗里柴桑间时，非常贫困，饭也不一定能够吃得饱。有个在附近做大官的朋友颜延年，常来与他对酌，知道他的家境，特意留钱二万相赠，他却不存一文，全部送去酒店，留待日后慢慢取酒。

又一日，苏轼偶读《唐书》，看到代宗朝的宰相元载，酷好积聚，贪得无厌；至大历十二年获罪赐死时，籍没他的家财，单是所藏胡椒一项，多达八百石之巨。胡椒只是一种用得极少的调味料，何用囤积那么多！人性的愚昧，有时简直不能理解。苏轼感慨之余，作了一首以元载与陶潜比论的长诗：

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

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

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

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

云何元相国，万钟不满欲。

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

以此杀其身，何啻抵鹊玉。

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烛。

这是苏轼以陶渊明的廉介淡泊，印证人以宝贵的生命殉于物欲的可悲，致其衷诚的感叹。

渊明是个孤独而又贫困的隐士，他的诗作，不但生前无人重视，即使身后，自晋末至南朝，都还未曾受到应有的评价。如钟嵘《诗品》虽称其诗，但却将它列为“中品”。

陶诗受到普遍的重视，须至唐代开始。大诗人李白、杜甫对于陶渊明诗的风格，予以最早的揄扬；白居易特别重视渊明高洁的人品，寄以无限的敬慕；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都曾摹拟过陶诗，但他们只是欣赏他，没有研究他。

到了宋朝，陶渊明研究突然出现了高潮。据文献记载，赵宋一代，编刻陶集达十七种以上，论及陶渊明作品的诗话和笔记，有七十余种之多，此与宋朝文风崇尚平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苏轼以一代文宗的地位，晚年尽和陶诗的努力，对于这个研究风气的开创具有很大的影响。如苏轼《和归去来辞》，传至京师，大家争相和作，人言：“一夕之间，陶渊明满人目前矣。”即是一例。从此，后来文学天地，形成了历久不衰的陶诗研究热潮。

苏轼于诗，自视颇高，向不专主一家，也不特别欢喜哪一个人的诗作。但至步入中年，贬谪黄州后，开始偏爱陶诗起来，如言：“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则是非常恳挚的自白。

当时，一般印行的俗本陶集，妄改错简，甚不可靠，如“东坡题跋”一则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因此他多方访求较好的版本，终于得到了江州东林寺印本，珍惜得不敢把它一口气读完，怕读完了便没得读了。故又一则题跋说：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余，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然而，在此时期，苏轼虽然甚好陶诗，却仍以欣赏渊明文字的艺术和风格为主，尚未深入陶的思想境界，所以只有感性上的认同，谈不到理性上的肯定。如元丰五年三月与客饮酒，《书渊明饮酒诗后》说：

此渊明《饮酒》诗也。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

渊明《饮酒二十首》，是他后期诗作中最伟大的杰作。而苏轼当时的读后感，只有如此；但至作《和陶饮酒》诗时，所持态度，深浅便完全不同了，如后一则题跋云：

《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

苏轼读陶渊明《归去来辞》，其中有一句“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的话，苏轼只觉得此翁非常好笑，由此联想到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的笑话，怪其钱不在纸裹中，所以不识；马后宫人见大练，反而以为是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认为其理相同，盖嘲渊明不脱是个文人，未亲庄稼之故。他说：

……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

后至元祐时期，苏轼在翰林院日，爱写陶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句与人，到这时候他已知道渊明有过农田经验，并非是个瓶中见粟的诗人，所以说：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读陶诗“秋菊有佳色”篇：“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则记其强烈的感应曰：

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

苏轼读陶，必须到了这个年纪，才能跳出文字欣赏的范围，开始会得陶意，把握到了陶的精神，断言曰：“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

换句话说，渊明只是用诗的形式来表达他的人生观，表达他面对人生的理念，语语平淡，却尽是对人生经过透彻的观照后，出为知“道”之言，不能以寻常诗人之擒章绘句来比。

黄山谷跋渊明诗卷，点出读陶的重要关键：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

苏黄这一方面的解悟，是非常重要的。苏黄之后，才打开对陶渊明思想、人格、生活种种方面研究的热潮，其源自此。

陶渊明并不是饶有深度的哲学家，他只是用朴素的文字歌咏人、自然和人生，描画卑微的乡村生活，老老实实写出他自己强硬的性格。他的诗，皆以经验和感情做基础，而非基于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平民的言语。所以他尽管作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作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 11 。

读陶者，若不了解他对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若不明了他这一生的经历背景，从情感深处探索他精神生活的源头，便不能完全领略他的诗意；不能了解诗中之意，当然读来“如嚼枯木”了。

所以，人须阅历较深，且能咀嚼精勤，才能领会陶诗非但不“枯”，且不尽平淡。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述：“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

后来，又有“评陶柳诗”的一条题跋，以食物为喻，以为读陶柳诗，必须辨别中边，始得诗中真味：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自杭州被召还朝，席不暇暖，即被宰相刘挚支使打手贾易，利用赵君锡，横加诬陷。苏轼看透了现实政治圈子里，除了权势利禄以外，别他无物，只怪自己一向屈于感情的牵缠，不够果断，不能依照自己所想望者率直做去，徒然遭受小人百般虐侮，对国家、对自己，都一无好处。幸从乌烟瘴气的汴京，逃到颍州来了，但这并非了局，块然一身，他将何处归宿呢？

在这个样子的心理压力之下，适又与作诗“颇有渊明风致” 12 的欧阳斐在一起，时常谈陶，遂使他豁然与渊明神会，觉得在个人出处上，陶的刚健精神，比他果决，深为心服。

渊明也是为了救穷，才求用于彭泽小县的，谁知一坐上官位，便发觉自己的脾气，绝对容忍不了这种痛苦。《归去来辞》前序里，说他弃官的原因道：“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渊明这“违己交病”四字，于此时此际的苏轼读来，必然有一挝一条痕的切肤之痛。

渊明在《饮酒》之十九里，复追述出仕的始末，有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一感觉到做官这事，伤害他的人格尊严与志意时，立刻拂衣而去。这种丝毫不肯牵就现实的果断精神，使强项的苏轼不得不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

渊明《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稍早时期，苏轼题跋此诗曰：“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仅哀其穷，尚属皮相。

后来，他才体会到这是渊明个性中最可贵的一种独立不惧、旁若无人的率真精神。饥者受人一饭之惠，心里真有图报下世的感激，他就率直写出，不怕别人笑他。事实上，王维就笑过他，但苏轼现在却已完全领会。他说：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一个率性而行的“真”人，不能见容于现实社会；一个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是非心，而又忍不住要说真话的人，尤其不适于参与现实政治。否则，遭逢祸患，几乎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命运。

渊明自述其性情：“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所以他只好退隐。苏轼认为他与渊明同病，尤其在遇事直言这一点上。渊明《饮酒》之九“清晨闻扣门”这首诗，说有个好心的田父，带了“壶浆”远来看他，劝他复出做官，稍为和光同尘一点，就可改善褴褛茅屋的穷困。渊明很感激这位父老的关怀，但是他天生的脾气和别人不大合得来，也不愿追随世俗，背弃自己，他虽邀请这位田父“且共欢此饮”，但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他的建议：“吾驾不可回。”

苏轼读此诗，深觉渊明刚直的性格，说话率直而不支吾的脾气，和他一样，题此诗跋语云：

此诗叔弼（欧阳斐之字）爱之，余亦爱之。余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

苏轼发现这位任情任性，胸怀坦荡的“硬汉”，是这个充满虚伪、巧取豪夺人间里，异代的知己。翌年，他从颍州转任扬州，就在扬州官阁里，陆续写《和陶饮酒二十首》。

苏轼尽和陶诗一百数十首，而其始作，则在此时。和诗与摹拟之作不同，拟陶者袭其貌似，文字技艺的游戏而已；和作则为以我自有之意，与古人作精神上异代同调的唱和，并不在乎文字上的像与不像。苏轼对于这一创作，也很自负，与弟书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

苏轼和陶巧于用意，本与渊明朴质的风格不同，两者实是不能比较的；而世之论东坡和陶诗者，议论纷纭，却尽在似与不似之间打滚，实在并不了解苏轼意不在与陶潜较量长短，更不肯邯郸学步，以摹拟为能。只有金朝的滹南遗老王若虚的一段话，说得最为中肯：

东坡和陶诗，或谓其终不近，或以为实过之，是皆非所当论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见吾意云耳，曷尝心竞而较其胜劣耶！故但观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则可矣。 13

苏轼在扬州始作《和陶饮酒二十首》，诗叙（序）寥寥八十九字，竟是最上乘的饮酒哲学，如曰：

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槃礡，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苏轼引陶潜为异代知己，自有其性情中共鸣之处。渊明自少是一个感情热烈、赋性豪迈，带着游侠儿气质的人，诗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即使到了晚年，这种烈士襟怀也并不衰减。朱熹论陶：“诗健而意闲，隐者多是有个性、带负气之人。”虽是短短一言，却能直抉人性。苏轼虽非隐者，但在他的血管中却流着祖父仗义任侠的血液，独立刚强的个性并不输于渊明。自入中年以后，黄州和岭外，两次谪放，也真正经验了隐者的生活。所不同的是，渊明弃官早，患贫而不受辱；苏轼则为世情牵缠，备受现实政治的迫害与侮辱，现在方力求解脱之中，所以一心要于精神上师事渊明。

苏轼所生的时代，虽比陶潜之处身东晋乱世，要幸运得多；但士大夫阶级利禄奔竞、廉耻扫地的情形，几乎没有两样。因此，他特别钦佩在这种“道丧士失己”的时代里，只有陶渊明随遇而安、进退自如的生活方式，最能保持个人皎然的志慨、独立的精神。和诗曰：“……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苏轼自知与渊明一样，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一个热情而兼有豪气的人，只适宜于做诗人，做艺术家，袍笏登扬，终是不类。年轻时在杭州做通判，宋朝的庶民有拥立街头，聚观大官开锣喝道、威风过路的习俗。苏轼当时，未感骄傲，他只作诗自嘲：“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獐。”不料错落红尘，一晃就是三十年，到现在快六十岁了，还在自欺：“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和陶饮酒之八》）只望早日摆脱吏事的纠缠，回到田里去做个老老实实的农夫。

苏轼很乐观地认为：“这日子已快近了。”现在虽然还在仕途，只是个迷迷糊糊的醉太守，坐在摇摇晃晃的轿子里赶路。酒力渐消，梦亦将残，前面的山已经无多，后骑的人不必赶我，我有我的去处，不挡你们的路。“我缘在东南，往寄白发余。遥知万松岭，下有三亩居。”苏轼当时的理想，是回到杭州万松岭去力田。

苏轼梦到坐在小学里，咿咿唔唔读《论语》，竟日忘记满头的白发。醒来觉得好笑，认为“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颠倒的人生，产生丧失本真的悲剧。苏轼二十五岁时，服母丧终制，自蜀还京，途遇大雪，既寒且饿，身边只有一瓶冷酒，虽尚不能暖得身体，却可稍平雷鸣的饥肠。当年这种孤寒跋涉、求为世用的辛苦感受，及今已老，每逢醉酒，时常还要念到，觉得非常空虚。

少年时代，那么辛勤地苦读；学成之后，又那么忍寒挨饿，奔波道路。当初以为政治这东西，具有无比的力量，可以拯救人类的疾苦，铲除人间的不平。所以纵然吃足苦头，也抱着极大的信心，要将一腔热血，自己的理想，化作人类千年的福祉。不料官是做了，但所参与的现实政治却是那么丑恶，不但抱负成空，而且并不容他。这眉州的农家子弟做了官，恰如菜虫之化蝴蝶，添了两条翼翅，适足被网胶黏；又如雀入大水化为蛤，再也不能远走高飞，回不了老巢。这一切全是可哀的人生谬误。《和陶饮酒之四》曰：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

一朝传两翅，乃得黏网悲。

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

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

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苏轼将自己的生平，比作暗浪汹涌里的一叶小舟，醉中夜发，到处充满危机与险巇，但是一觉天明，竟也平安度过千山万水了。过去的不必再说，未来的日子，却要好好安排一下。（《和陶饮酒之五·小舟真一叶》）

虚浮的人世，不过是华丽变幻的万花筒，而生命本身，亦是有限度的存在。活到六十岁，回首前尘，仍然今是昨非，而所剩的时间，却已非常有限了。只要认得“是身如虚空”，毁誉就都无从沾染。最理想的境界是庄子所说的：婴儿从大车上掉下来，不会受伤，因为他不知自有此身，没有恐惧，也就没有伤害。

苏轼认为醉中求乐，不免还有酒醒的时候，正如生命之有生必有灭；人的智、愚、贤、不肖，一样无助于生命的存续。所以，他拈出“不醉亦不醒，无痴亦无黠”的境界，才能返璞归真，完全自我。

苏轼于思想哲学，不宗一说，以实用为主。一方面本于庄子的齐物思想，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的处境，便会发觉一切尘俗价值的虚无，而忘情荣辱；另一方面略参禅意，为人不论智、愚、贤、不肖，都逃不过有生必灭的命运，所以不必妄弄心机。

苏轼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元祐七年写于扬州。陶渊明那种委时任运的精神，支持苏轼度过后来严重的危难。渊明是个轩昂硬汉，建立了“避世”生活的好榜样。

五　二次还朝

元祐七年（1092）九月，苏轼以兵部尚书兼侍读，再度还朝。将至都门，为门下侍郎的老弟苏辙已经奏请得旨，准备出省来迎，苏轼先寄以诗——《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

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

荒鸡号月未三更，客梦还家时一顷。

归老江湖无岁月，未填沟壑犹朝请。

黄门殿中奏事罢，诏许来迎先出省。

已飞青盖在河梁，定饷黄封兼赐茗。

远来无物可相赠，一味丰年说淮颍。

三十多年前，兄弟俩长途跋涉，初至京师，接连忙着举人试、进士试的那份热望，那份兴奋，如今早已消失净尽。几十年的仕历，只是一场春梦。最可哀的是病倦老马，重来汴河堤边，却还回不得家乡。即使梦里还乡，但梦境却又那么短促，那么遥远而且苍白。

苏轼和上次一样，仍然寄寓兴国院东堂，表示伺候过皇上郊祀典礼的差使后，纵使不能言辞，亦将坚决要求外放。另一方面，苏辙是当今执政的副相，他是外臣，必须远避嫌疑，不便住到他的东府官邸去。

十一月十二日，皇帝驾幸景灵宫，苏轼为卤簿使，导驾前行。他的朋友蒋之奇、钱勰都是从驾的官员。

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在汴京端礼街之东，供奉宋太祖以次历代帝后的御容。皇帝亲祀郊庙，先至景灵宫行礼，谓之“朝献”。十三日宿斋太庙，行礼毕，启驾往开封府城南熏门外的南郊坛去，这是宋朝祭天的斋宫。

帝驾将至青城，仪卫森严肃穆，南郊大礼五使——宰相为大礼使、学士为礼仪使和卤簿使、御使中丞为仪仗使、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的乘车刚到景灵宫东棂星门外时，忽然有赭伞覆盖的犊车和青盖犊车十余辆，争道不避仪仗，冲突而来。

苏轼大惊，马上叫御营巡检使去挡在车前，喝问：“西来者是谁？敢尔乱行！”车上人答道：“皇后、某国太夫人和大长公主。”

所谓某国太夫人者，通称国婆婆，是皇帝的乳母。

苏轼要他们补个状来。

驾抵郊坛，礼毕，苏轼对担任仪仗使的御史中丞李之纯说：“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闻。”意思是要他出面纠举。李端伯因为这是皇后，表示不敢。苏轼便道：“某自奏之！”

他就在当日当地（青城），出疏上奏皇帝。先引汉成帝郊祀，赵昭仪从在属车间，扬雄献赋谏诤的故事，申明自古妇女不当参与斋祠的原则，继言今日之事，则是：

……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已非典礼。况当祀事未毕，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臣愚，窃恐于观望有损，不敢不奏，乞赐约束。

皇帝看了，交给使者，那苏奏原疏驰送宣仁太后，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

照往例，次日法驾回宫，皇后在朱雀门下迎接。这一天，宫中后妃也都未出宫门。 14

苏轼来京，沿途章奏不绝，初则请辞新命，但朝廷的指挥是“为已差充卤簿使，大礼日迫，不许迁延”。继在南都再奏：“乞候过南郊，依前除臣一郡。”而今，南郊祀典已过，苏轼便立即奏乞越州。

越州即是浙东绍兴一带，与杭州为邻郡，相隔一条钱塘江而已。苏轼还很乐观，以为太皇太后会接受他的请求，遇到前在杭州、助其开治西湖的苏坚（伯固），便和他说笑道：“伯固可以再来同开会稽（绍兴）的镜湖！”

不料朝廷告下，非但不允外放越州的请求，且是诏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的重任。

一身兼两学士职，在当时也是久未得见的“异数”。苏轼大出意外，惶恐力辞，札言：“闻命悸恐，不知所措。……岂徒内愧，必致人言。”然而，降诏依然不允。

苏轼在如此难以违拗的情势之下，逼不得已，只好收起这几年来无时无刻不在心中盘旋的乡心。一切退休生活的热望，恍如滚汤浇雪，霎时间消融得不见踪影。即此块然一身，绕室彷徨，不知如何自措起来。

从政以来，历经患难，数被污蔑，现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怎还可以再住京师，受狂热猎官的后辈任意糟蹋。于此，不能不使他记起老师欧阳修来。他们师徒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宋史》说“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又曰：“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以至于在议论如何追崇皇帝生父濮王这件事上，被台谏御史们结伙围剿，焦头烂额；后来又被小人勾结罪犯，诬告他与己所抚养的甥女不干不净，制造帷薄不修的谣言来中伤他，摧辱他。欧阳修痛心之余，未及引年，请告老致仕。

盛德如欧阳修尚且如此下场，苏轼焉能不怕政治上全不讲理的机阱，他如再稍恋栈，则前途的吉凶祸福不卜可知，放逐流离，还是细事。

朝廷不可留，外放不获准。苏轼再三思量，只剩下一条路可行，请求给予一个重难边郡的任务。

治边的主要任务在于边防军务，而宋朝的传统，重文轻武，《宋史·余玠传》说：

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

所以，守边之吏，如用文人，也大抵都是政治上很不得意的人才去边郡。这条路，志在猎取功名富贵的人，是不屑一顾的。苏轼决心“人弃我取”，以避祸患。

何况，这些年来，边疆政治和边防军务，久被中朝忽视，两皆败坏不堪。苏轼认为，与其让宝贵的生命在如此混沌的政治社会里平白浪费，不如效力于需人做事的边疆，比较有点意义。

谈兵是苏轼的家学，轼辙兄弟，议兵议财，皆有特见。苏轼肯定自己能够做好这份工作。

这状子呈递上去后，朝廷仍然不肯接纳，而且诏令“断来章”，使他不能再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于十二月初到两学士守礼部尚书任上去了。

苏轼既已就任侍读学士，就以全副心力来继续担任辅弼圣学的工作。

依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为防止绝对的君权发生权力泛滥的弊害，儒家只能从两个方向来约束它：一是抬出比君主更高的力量来作精神上的限制，这就是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另一更具体的努力是用教育方式来把皇帝塑造于一定的理想模式中，即是“辅弼圣学”。这些努力虽然并不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但多少能够驯化权势，尤其对皇帝所施文化教育，所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常常大于儒家在政治方面其他直接的成就。

基于此一认识，苏轼愿意倾力于此。

然而成长中的哲宗皇帝，相别虽仅四五年，面目却已完全不同。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对任何权威和成规心怀敌视的反抗时期。况自正位以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朝廷大臣都当他是个不足论事的孩子，实际政务非但没有让他插手，甚至并不向他关白；即使指事垂询，大臣也不具对，自司马光开始，就是如此。皇帝渐渐长大了，宣仁太皇太后曾在宫中问他说：“彼大臣奏事，乃胸间且谓何，奈无一语耶？”皇上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后来蔡京传说：“皇上说，垂帘时期，朕只见臀背。” 15 内心蕴藏不平，已非一日，终于造成心理上一道敌视的壁垒，一副偏激的成见，不愿听取太皇太后所用大臣们的任何言语，他只冷冷地等待“亲政”那一天的到来。

苏轼是看他从小到大的近臣，从眼前这青年皇帝的态度上，不会感觉不到那种乖异的不合作的态度，不愿听言的淡漠的神情。他抱着甚深的忧虑。

但他认为，皇帝总还年轻，假以时日，他会慢慢成熟起来的，身为保傅的人，目前只有加倍努力来开导这个青年的基本观念，指引正确的趋向，其重要等于抢救未来的国运。

苏轼迩英进读，第一次就讲汉武帝和唐太宗的不同，说武帝厌闻汲黯的忠言，太宗思念虞世南的耿直，所以，贞观大治，而武帝之世，盗贼半天下云云。从这个讲题推想，也许正为矫治这位青年官家不肯接纳他人意见的反抗态度而发，亦未可知。

苏轼这次呈递的到任谢表，内容简直就是一封谏书。他向这位皇帝学生掬诚进言道：

……乃知为国安危之本，只在听言得失之间。陛下即位以来，学如不及。问道八年，寒暑不废。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八年之间，指陈至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述，老生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饮膳，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譬之药石，则为蓍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膳，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禄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王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若陛下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闻春禽之声，秋虫之鸣，过耳而已。则臣等虽三尺之喙，日诵五车之书，反不如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其为尸素，死有余诛。伏望陛下一览臣言，少留圣意，天下幸甚。

不幸这位皇上，现已不似从前那样听话，对于师保的进言，马耳东风，竟然毫不在意了。苏轼想尽诱导的办法，过了新年欢乐时期，正月二十六日重开讲筵时，他又从容向皇上说道：

人君为学，与臣庶不同。臣等幼时，父兄强迫读书，起初很苦，渐能自知好学，摸得一点趣向出来。要经历很久时间，才能培养出对读书发生“中心乐之”的爱好。必须有乐好之意，才能自求进步。古人所谓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即是此意。陛下上圣，固然与中等资质的人不一样，然欲进学，亦须从好乐中悟入。

停顿一下，苏轼续言道：

陛下之学，不在求名，不求人知，也不必为章句科举作计。但是要能周知天下章疏，观察臣下的人品、文章，辨析事理，此乃万几之政，非有学问，无所折衷尽理。

这次，皇上听他讲得很有道理，有颇以为然的样子，苏轼就非常高兴。退后，对宰辅们讲述经过，很兴奋地说：“皇上天性好学，某将自汉至唐，择其君臣大节、政事之要，编为一书，以备进读。” 16

当时，皇帝所读的教材，原是林希编的《五朝宝训》，也许范围太狭窄，也许教训口吻太多，容易使青年人发生厌倦的感觉；若以前代正史进读，则又嫌太庞杂，其中有很多不足上烦圣览的史事，所以苏轼有了这个主意。

于是他和读讲官顾临、赵彦若共同就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的事迹，写了一个节本，于八年八月间编写成书，送由尚书省进呈，核定开讲。

就讲读的内容而论，苏轼认为教育皇帝“圣学”的方针，应与普通人不同，一般的政治理论——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固然需要知道，但用人行政和听言之法，这种实用的统治技术，对于一个即将亲政的君主，更是重要。

凡事讲求实用的苏轼，根据这个理念，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唐德宗时代的宰相陆贽，以及他的著作《陆宣公奏议》。

《陆宣公奏议》，在浩瀚如海的著作林中，算不上是一部学术性的经典之作，但却流传于广大的士人手中，是一部从仕前必读的书。此书，曾被少年时期的苏轼所热烈喜爱，他不仅喜欢陆贽行文，气势蓬勃，更深切佩服的是陆宣公那种平实尽理的政治见解，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方法。苏轼当年，反复熟读，一唱三叹。这本书，对苏轼的文章气谊都有影响，甚至对他的政治人格的形成——那份竭尽谏言的忠诚，也有极大的作用。

《唐书·陆贽传》：贽自被德宗召为翰林学士，以其“秉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这岂不就是苏轼主要的行谊吗？又说：“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及出居难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

陆贽得君之专如此，但最后还是不免于凶终隙末者，毛病就是出在“极言尽谏，巨细不遗”。一方面使绝对权力的人主听得多了，由厌倦渐生拂逆的恶感；一方面造成奸人裴延龄、卢杞辈谗慝的机会。俗言：“伴君如伴虎。”一旦触怒了他，陆贽几乎不能保全首领，虽经同僚救助，卒被贬谪忠州别驾，死于谪所。

回想《陆宣公奏议》里面，许许多多恳切的言论，几乎尽是苏轼今日想对这位青年皇帝倾诉的意见。但他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尽情陈说。陆贽奏议中指陈德宗的短处，未始不是哲宗所已有或可能发生的缺点。然而哲宗尚未亲政，苏轼没有事实依据，不能乱说。于是，他想：假使皇上能够先把这本书熟读深思，则不啻借了陆贽的文字，传达他自己一片忠心的讽谏，希望哲宗能从此书获得解悟，建立起辨别邪正的观念、听言纳谏的态度。苏轼自己深受陆贽思想的影响，相信它也有同样的力量，对哲宗皇帝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

因此，他续于八年五月七日，会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等侍读官，上了《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

札中一段说陆贽遇非其君的话，非常尖锐。德宗的离心离德，老臣的一腔愤懑，都从字里行间，跳跃而出。

那段话是这样的：

……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则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座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

苏轼进呈《陆宣公奏议》一书的动机，明言是“心欲言而口不逮”。显然是哲宗皇帝的反抗心理，与太皇太后任用的旧臣间，已经筑起了一座隔阂的高墙，任何一个元祐大臣，在他心理上都发生排斥，苏轼也不例外。

挽救不了的时代错误，岂仅是元祐诸臣共同的不幸！

六　再被围攻

时光过得真快，忽尔新春，又进入了元祐朝的第八个新年。

苏轼离开家乡，初履汴京之地时，才逾弱冠，恍惚之间，则已五十八岁，垂垂老矣。于此三四十年间，他在这十丈红尘的京城里，度过好多次繁华而又热闹的新年，但以今年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次京华新岁，惜乎也是最后一次。

宣仁太皇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经历七八年间的努力，幸得边疆平靖无事，国内安和，政府给人民以休息生复的机会，使原已凋敝的民生，疮痍满目的边境，都逐渐恢复了生气。

更幸运的是元祐七年，江南各地丰收，像这样大有的年成，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了。苏轼这次还朝，《至都门先寄子由》诗即曰：“远来无物可相赠，一味丰年说淮颍。”宋朝定都于汴，而财用的根本则在江淮；江淮丰熟，即是国家经济最大的收获，人人都要额手称庆的。

唐宋时代，京城新年，最热闹的高潮是上元观灯。从十四至十六日，开放禁区三天，自天子以至庶人，及时行乐，共庆升平，据《宋史·礼志》：

唐以后，正月望后，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宣德）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后增至十七、十八夜。 17

《东京梦华录》：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绞缚山棚，游人集御街两廊下，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又曰：

诸幕次中，家伎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华灯宝炬，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

又曰：

元宵，宣德楼上垂黄彩帘，中为御座，两垛楼各挂灯球一枚，方圆丈余，内燃椽烛。

这山棚里面的景色，据《梦粱录》，是这样的：

汴京大内前缚山棚，对宣德楼，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群仙故事，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内五道出水（是谓水灯）。其水用辘轳绞上灯棚高处，以木柜盛贮，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上御宣德楼观灯，令百姓同乐。

这年灯夕，苏轼以近臣陪侍皇上在宣德楼上观灯，作《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记述他所参与的安和康乐时代的欢欣和鼓舞：

澹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卖薪买酒看升平。

吾君勤俭倡优拙，自是丰年有笑声。

老病行穿万马群，九衢人散月纷纷。

归来一盏残灯在，犹有传柑遗细君。

其时，高丽使者在京，求购宋刊的一部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和历代史，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移牒国子监印造，国子监知有不便，申禀都省下礼部看详，礼部尚书的苏轼立即表示反对。

他说，高丽入贡，目的在贪图厚赐，而且名为通好，实则替北辽做间谍，画山川险要的地图，窥测虚实。此番又欲求书，这些书必将流入北辽，是使敌人周知我国的地理险要，危害边防甚大。

关于北辽利用宋人印刷书物的情形，苏轼几次三番提过警告。前三年，苏辙使辽归来，进《论北朝事宜札子》（《栾城集》）亦言：

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在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其中章疏策令，言朝廷得失，若令尽得流付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

苏轼未因他的文集流传外邦而沾沾自喜，而政府也确已定了“禁出文书”的法律。苏轼现在坚持朝廷必须遵守法律。当时法律规定，河北榷场（宋与辽、金、西夏接境处之互易市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目的即在防范契丹（辽），现如给书高丽，则与给书契丹无异。“若高丽可与，即榷场之法亦可废。”然而，执政们举《国朝会要》说：淳化、祥符年间，已曾赐过，现在再许收买，并不妨事。

会要者，不过是历朝的政事记录，仅备检阅之用，它不是法。若说援例，苏轼说：“这不是有例无例的问题，例亦不能推翻法律。”

不论苏轼争得如何声嘶力竭，执政官眼明手快，议论未定，书已发给高丽使臣，出国去矣。苏轼只有嘿然。

上年（元祐七年，1092）九月，朝廷曾经下诏说：等郊礼完毕，将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

关于南北郊祀，即分祀天地或天地合祭的问题。依三代礼法，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祀地于北郊，原是分别举行的。自王莽于元始年间，改为天地合祭以来，历代相因，从无变革。

宋元丰间，神宗下诏要恢复北郊的祀典，未及实现，现在旧事重提，众议遂起。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等一班儒臣，各持一说，聚讼纷纭起来。 18

即如苏氏兄弟，在这天地之祭分合一议上，意见亦有不同。苏辙是主张行周礼的“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泽”；而苏轼则根据《诗经·周颂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他认为这是经有明文，合祭天地的证据。事事尊重实际的苏轼，认为祀典应由天子躬亲主持，而天子日理万机，不宜于一年之中两举大礼，太过费时费力。所以，为了上符典则，下合时宜起见，应天地合祭。于是，上《圜丘合祭六议札子》，旁征博引，都三千言，请求朝廷，将原札付群臣看详。

不料朝廷下令众官集议，苏轼认为“集议”这个方法，辩白不出一个真正的是非和结论来的，再上《请诘难圜丘六议札子》。

苏轼所提“诘难”的方法，要反对者来公开诘难他的六议，倘如他失败了，即从众议。基于“真理愈辩愈明”的道理，是议论一件国之大事的认真态度。避免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最后不是依从说话者的政治地位，俯首推让；即是混沌一片，草草决议，都非追求真理之道。

最后，虽然并未举行“诘难”的论辩，而诏从天地合祭之议，苏轼终于获得了胜利。

在此热烈议礼之时，朝中另生一股暗流，秘密酝酿成熟，于同年三月间，爆发出来。由御史董敦逸出面，连续四状攻击苏轼；御史黄庆基连续三状弹劾苏轼。大帽子是“洛党稍衰，川党复盛”，指苏轼援引四川人和他的亲戚入朝为官，培养个人权势。对付苏轼，除了摭拾一些琐碎无根的事故外，大体上沿袭熙宁、元丰间李定、舒亶这辈人的谗言和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的诽谤，以为诬陷之具而已。

所述琐碎之事，如妄用颍州官钱；失入尹真配罪；在杭州时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以反对赐书高丽为违旨等皆是。其他两大支柱，则是援引党与和指斥先朝。

援引党与，系指王巩、林豫、张耒、晁补之、秦观等，都是苏轼所推荐入朝为官的，指责因此“奔竞之士，趋走其门如市”；苏轼荐吕陶为起居舍人是因为吕陶与轼交厚之故；苏轼推荐宗室赵令畤，则因轼在颍州时，与令畤往还甚密，“每赴赵令畤筵会，则坐于堂上，入于卧内，惟两分而已，其家妇女，列侍左右，士论极以为丑”；文勋以篆字游于苏轼之门，辙遂荐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夔州路转运使冯如晦，因是川人，遂除馆职；夔州路转运判官程之邵，是轼、辙的表弟，所以除为都大提举茶事的肥缺。

关于指斥先朝，谤诋先帝者，则都是从苏轼当中书舍人日所作制诰中，断章取义，罗织成言。如行李之纯诰词，说以厉王之乱比拟先帝之政，行苏颂诰词以武帝之暴，比拟先政，行刘谊诰内，有“安知有今日之报”语，认为“此语尤不忍闻”，指贬吕惠卿诰，谓“实诋先帝”等等。

苏轼宜兴买田，被曹姓业主诈赖，拒不交产，一拖八年，反被指为“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指其“秽污之迹，未敢上渎圣聪”。凡此肆无忌惮、颠倒黑白的话，也只有在是非不明、凡事不愿追根究底的政治社会里，才敢那么胡言乱语的。黄庆基综论苏轼，言辞凶悍，他说：“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董敦逸和黄庆基两人，自三至五月的两个月时间里，连上七个这个样子的弹章。五月十二日，宰臣奏对延和殿，三省联名进呈。

左相吕大防奏曰：“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西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所以事或失当”；等到太皇太后和皇帝临御，顺着老百姓的需要，随事补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譬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宽免老百姓的逋欠，以厚民财；仁宗皇帝即位，罢修宫观，休息民力，都是因时施宜，用以弥补前朝的缺失，从来没有听闻当时的士大夫说过这是谤毁先帝的。只有元祐以来的言事官，才这么用来中伤士人，兼欲动摇朝政，意极不善。

苏辙跟着面奏：

臣兄轼所撰吕惠卿诰，其中说及先帝的是“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以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岂是谤毁先帝的话？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只是来不及改变。元祐更化，不过追述先帝美意而已。

这段话触及元祐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从前有过的“以母改子”的议论。因此，太皇太后凛然言道：“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吕大防接口对曰：“先帝一时过举，非其本意者，固多如此。”太皇太后回顾一旁侍坐的哲宗皇帝说：“此事官家宜深知！” 19

于是，决定罢董敦逸为荆湖北路判官，罢黄庆基为福建路判官。

发表之后，御史中丞李之纯认为董黄二人，诬陷忠良，责降太轻。因此董敦逸改知临江军，黄庆基改知南康军。

苏轼闻讯以后，十九日上札自辩，他说：为中书舍人日所行告词，都是原降词头，所述罪状，不是私意所可增减，如吕惠卿责词中的“躁轻矫诬”，系根据神宗的御批。说到永乐之祸，曰：“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是神宗闻败垂泪，朝臣共见的事实。苏轼明白指出，这种罗织附会的讦告风气，萌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黄庆基不过宗师此辈而已。

至于滥用颍州官钱，已经尚书省勘会；强买宜兴田地，一切经过，均循法律程序论断；申尚书省牒本路施行，户部可以取案复验；颍州失入尹真死罪一事，是提刑蒋之翰妄举，已经刑部定夺，可以覆按等等。

但是，太皇太后吩咐苏辙道：“近来众人正相捃拾，叫苏轼且须省事。”

在此三至五月间，苏轼横遭董、黄二人七章围攻，求去不得的苦痛期中，因王巩的介绍，认识了道士姚丹元。

元祐初，苏轼弟兄曾被道士乔仝所骗，但这次到京师来的姚丹元，本领却比乔仝要好得多。第一，他能作得一手好诗，谓是李白的仙作。苏轼传世书法中，有《李太白仙诗》一幅，即系传自姚丹元者。诗共两首，当时酒酣放浪，神游八表，恍然已与太白游于仙境，笔参造化，独出神韵，为苏书的名迹之一。其次，此人天资聪慧，本是京师富人王家的儿子，因为行为放荡，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才在建隆观拜师，做了道士。数年之间，遍读道藏，重要的经典都能背诵，对于方术丹药，尤其熟悉。加以学问有点根柢，口才又好，其时苏轼方在绝端的精神苦闷之中，病急求神，穷极问卜，原是人情之常，使苏轼又很轻易地信从了他，与他唱和起来。

其实，苏轼又上了一次当，这位丹元子后来改名王绎，崇宁间做了医官，出入蔡京门下，神仙道术云何哉，只是个标准的江湖骗徒而已。 20

一场风暴过去以后，苏轼赶忙上章，再度请求外放越州（浙江绍兴一带），满以为太皇太后这回一定会准予所请的了，因此抱着热烈的期望。这时候，兴国寺浴室院的慧汶和尚来乞诗，遂用前韵，续作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庙堂传笑眼昏花。

上人问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

梦绕吴山却月廊，白梅卢橘觉犹香。

会稽且作须臾意，从此归田策最良。

东南此去几时归，倦鸟孤飞岂有期。

断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诗。

苏轼写下这三首小诗，不禁为一阵空虚的感觉所袭击。最近这三年来，两召还朝，他做了什么？除了做靶子挨打以外，一点成就也没有，只留得兴国浴室先后所写小诗各三首而已，这徒然的政治生活，这虚妄的人生。

七　丧偶

一场政治风波，虽然暂告平息，而在苏轼多灾多难的生命历程中，另一沉重的打击，却又俄然袭来，那是谁都承受不了的老年丧偶的悲恸。

他的继室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于元祐八年（1093）八月初一病逝京师，得年四十六岁。

王夫人名闰之，字季章，生于庆历八年戊子（1048），比她丈夫小十二岁，出生于眉州青神县的农家，王介（君锡）的幼女。《祭王君锡丈人文》说：“某始婚姻，公之犹子。允有令德，夭阏莫遂。惟公幼女，嗣执罍篚。”据此推断，闰之夫人原是苏轼亡妻王弗夫人的堂妹，苏轼丁父忧扶柩回籍，居乡守制，熙宁元年七月除服后，就续娶了这位继室。当时，新娘还只二十一岁。

闰之夫人嫁后一两个月，就跟从丈夫离开了家乡，从此随他宦游四方，从来没能安居一地。何况政治生涯，升沉无定，她也必须跟着过惊涛骇浪里的日子。她只谨守着农家妇女朴实勤劳的传统，以最坚强的毅力，为丈夫支撑门户。

嫁后第三年，生了苏轼的次子苏迨。不料这孩子，生来就患着小儿麻痹那样的毛病，养到四岁，还不会走路，不断地求医问药，并无应效。夫妻俩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将他舍于天竺佛寺，祈求佛法的保佑，后又请来道士李若之为他布气，但是身体还是很弱，生出各种各样的病来。十几年间，这做母亲的为医护这个病儿，受尽了折磨。

接着则是苏轼发生了“御史台狱”那一场滔天大祸，这是婚后的第十二年。她很坚强地面对任何灾难，拖着一家数十口，从湖州投奔在南都的夫弟。苏轼幸未杀身，却已是破家的噩运。

随后又跟着苏轼度过黄州五年贫困的贬谪生涯，她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使丈夫感到有何生活上的短缺。苏轼虽然颇能安贫，但也需要得力内助，即如《后赤壁赋》所说：“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这妇人，即是闰之夫人。

苏轼在黄州垦辟东坡，闰之夫人出身农家，有实际操作经验，她的帮助，一定不少。如能医牛病，苏轼更是津津乐道。

她便是这么一个能干又体贴的主妇。

也许因为教育程度有差距，婚姻初期，苏轼对她的感情似乎有点淡漠，不如对前妻那么敬爱兼至；然而，真金不经锻炼，不见光彩，真感情须从患难中培养出来，因此，苏轼在黄州时，便兴高采烈地说过：“子还可责同元亮（陶潜），妻却差贤胜敬通（冯衍）。”

时入元祐，苏轼上膺太皇太后的知遇，政治地位扶摇直上，“出为方面，入为侍从”。可以说是非常显达的了。而闰之夫人勤俭治家，不改常度，最难能可贵的是对人朴实诚恳，一点不见骄矜自喜的颜色。长子苏迈是苏轼前妻所生，后娘本不易做，但是苏轼亲撰祭文中说：

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

她的夫弟苏辙有《祭亡嫂王氏文》，对于她那农家朴实的本性，更是赞仰备至，如言黄州起复以后，亲眼看见这位嫂子处富贵的生活态度：

……赐环而来，岁未及期。飞集西垣（轼官中书舍人），遂入北扉（官翰林学士）。贫富戚忻，观者尽惊。嫂居其间，不改色声。冠服肴蔬，率从其先。性固有之，非学而然。

汴梁城中，富骄穷谄的读书人多如过江之鲫，闰之夫人虽然缺乏书物的教养，但就凭借这份天赋，使同样流着农民血液的苏轼，对她生出人品上的敬爱，得到精神上统一的愉快和夫妇协同的幸福。尤其近几年来，苏轼邯郸梦醒，深切感到驰骋名场，声华过眼，心里只有一片空虚，正在努力寻取如何走下这座政治台阶，以便偕同老妻平安归去，收回失落已久的乡园旧梦时，不料造物弄人，却又夺去了这个忧患余生里的老伴，恢复田园生活唯一的助手，使他好似突然被孤立于空空洞洞的原野里，回顾苍茫，无言泪下。原想做回一个眉县的老农，但现在这个孤独的农人，如从田间踽踽归家，再也没有人在家门口等他了；日间在田地上劳作，再也没有人给他送饭了。他在祭文里，沉痛自誓：

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

闰之夫人虽然不曾读过多少书，然而做了二十几年的诗人之妇，气质大有变化。殁前一年正月在颍州，堂前梅花盛开，月色澄明，她看苏轼闲着无聊，便劝他邀他的朋友来花下饮酒。

她便是那么一个以丈夫的喜爱为自己的快乐的妇人，与苏轼之“己无病而好合药，不善饮而好酿酒”出于同一心肠。

闰之夫人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苏轼曾在她过生日时，取《金光明经》的故事，买鱼放生为寿，并作《蝶恋花》词一阙：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词中所说“三个明珠”，是指迈、迨、过三个儿子，闰之夫人二十五岁上生了苏过，以后就不再有生养了。苏过非常孝顺父母，后来侍父南迁，一直以远离暂厝京师的母柩为恨。免丧前，他在惠州亲自书写《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潢，送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中，为亡母祈求冥福。

闰之夫人临终这天晚上，对她的儿子们留下遗言，将她仅有的一点私蓄，要请个有名的画师绘制佛像，供奉丛林，受十方礼拜。后来就由苏轼的好友、当代人物画的第一高手李龙眠（公麟）画了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京师。苏轼亲撰《释迦文佛颂》。

闰之夫人寿虽仅及中年，但她所生两个儿子都已长成，迨二十四岁，过亦二十二岁，且先后因荫得官，都做了承务郎。夫人临终时，除了长子苏迈在外当河间令不在身边外，其他的亲人都在病榻前送终，比她婆婆福气好多了。

灵柩暂厝京师城西惠济院里，不料一搁十年，直至苏轼殁后，徽宗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迈等扶丧葬父于郏城，才由苏辙先于四月间，告迁同安郡君闰之夫人的灵柩于郏城坟地附近的东南佛院，遵照苏轼的遗命，夫妇同穴合葬。

夫人新丧期内，苏轼已奉出帅定州的新命。在答眉州乡邻杨济甫书中，略道自己老境的凄怆：

衰年咎责，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帅定武，累辞不获，须至勉强北行。家事廖落，怀抱可知。因见青神王十六秀才，亦为道此。会合何时，临书凄断。

书中所说“王十六秀才”，即王箴，字符直者，乃闰之夫人的胞弟，苏轼知杭州时，曾远道来访，住过他家“高斋”的髯舅。

苏轼既丧其妻，而年来热烈想望的归乡之计，眼看又已成空，顿觉此身飘飘荡荡，不知何所归着，兀自在心中默默沉吟自作《和陶饮酒二十首》中的一首诗：

去乡三十年，风雨荒旧宅。

惟存一束书，寄食无定迹。

…………

在闰之夫人逝后第十天的凌晨，苏轼将赴早朝。盥漱毕，看看时候尚早，依照他的习惯，在净榻上假寐片刻，不料却已回到了眉县纱縠行的老宅。在宅后蔬菜园里转了一圈，回头坐在南轩，看见几个庄客在搬运泥土，填塞小池。掘得的土中发现有两支芦菔根，庄客们很高兴地在大嚼。苏轼拿起笔来，想作一篇文章，写了几句：“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

陡然醒来，才知原来是梦，惘然想到，那南轩，就是父亲名之曰“来风”的那间厢房。 21

他已没有别的什么可想——这空虚的老人。

八　太后崩逝

苏轼丧偶未久，忽传太皇太后病了。

那时，外间流播一个非常荒谬的谣言，说太皇太后有意废帝，改立己子。太皇太后听到了，精神上大受刺激，不久就病倒了。

历史上，皇家传承之间，原是政客们翻云覆雨的好机会，蔡确辈不会轻易放过。神宗病重时，邢恕替蔡确划策，阴谋勾结太皇太后娘家侄子，内外合力拥立太皇太后亲生儿子歧王赵颢或嘉王赵頵，不料宣仁太皇太后立心公正，她说：“神宗自有子，子继父业，分所当然！”即时立了哲宗。

蔡确罢官遣外，邢恕代他散布谣言，说太皇太后本意，要立己子，全赖他们协力谏阻，所以对哲宗不无策立之功，意在讨好皇帝，图谋起复。事为梁焘上奏，太皇太后一气之下，将蔡确、邢恕都贬往岭外。

现在则是章惇辈再度掀起谣言，说皇帝已经成人，怎么还不让他亲政，是因为“祖孙不协，太后有意废帝”之故。

假使这班失意政客的离间阴谋成功，则宣仁太后担当天下之重，一生的苦心岂不尽付东流？

何况，哲宗早已不是孩子了，对于做这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若再经人挑拨，后果如何，不堪设想。

太皇太后寝疾之初，单独召见右相范纯仁，论曰：

“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太后垂帘时，惟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惟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

太皇太后的苦心，被奸小诬害，被皇帝误会；她相信纯仁能够为她见证。

纯仁泣对：“敢不尽忠。”

八月下旬，太皇太后病重，左相吕大防、右相范纯仁、御史中丞郑雍、枢密院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阁，问太皇太后安，哲宗侍立榻前，太皇太后在病榻上说：“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

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卿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

太皇太后说：“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说完这话，忍奈不住悲戚，哭出声来。

大防等太皇太后情绪略平，才说：“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

太皇太后顾视哲宗，毅然道：“不然，正欲对官家说破。”停顿一下，接着道，“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

她回头对宰执们凄然说道：“老身病势有加，与公等必不相见；公等亦宜及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22

大臣们聆谕悚然，只听太皇太后吩咐左右赐社饭 23 ，说：“明年社饭，要思量老身。”

每年春二月及秋八月，为春秋二社，家家过社节，煮社饭，祀土神。大臣问疾，时在八月，此社饭当指秋社。

至九月初二，太皇太后病危，左右相吕大防、范纯仁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再度请求入宫问安，诏许。三公至御榻前，但见榻前障以黄幔，哲宗黄袍幞头，立于榻左，三臣立于榻右。大防进前问安，太皇太后说：

“老婆待死也。累年保佑圣躬，粗究心力，区区之心，只欲不坠先烈，措世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辞气积郁而微弱。

大防还来不及答对，皇帝的面色已很难看，叱道：

“大防等出！”

三公趋出，相顾曰：“吾等不知死所矣。” 24

明日，九月初三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于寿康殿，群臣上尊号曰“宣仁圣烈太皇太后”。明年二月葬永厚陵，以吕大防为山陵使。

山颓木坏，整个国家突然落入危疑震撼之中，大家都有国将大变的预感，谣诼纷纭，人心浮动。在位的朝臣们，心怀顾忌，抱着懔惧观望的态度，钳口结舌，不敢说一句话。

苏轼认为，一个负责的人，必须有勇气面对任何现实。眼前的局势，一股汹涌的逆流，即将排山倒海而来，而现在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如何还能缄默？要乘太皇太后新丧，对皇帝解说太皇太后对天下、对皇帝的恩德，希望哲宗能够觉悟，能够感动，才不会被小人的谗言所蛊惑，才不会被那批失意在外的政客乘机离间。万一他们重揽政权，则上承仁宗治道，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元祐之治，就将全被破坏无余了。

辨别邪正，严君子小人之防，是旧党从司马光以来筑成的第一道政治高墙。现在最重要的事，莫如唤醒情绪很不稳定，但却即将拥有绝对权力的哲宗，不要轻启栅门，自坏长城，墙外月黑风高，一片黑流汹涌，随时会淹进汴京来的。

苏轼有意发难建言，盱衡全朝，只有范祖禹可以商量此事。他写好奏稿，持访祖禹。不料范祖禹已经写成《听政札子》，先取出来给苏轼看，这札子首言太皇太后的恩德，则曰：

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陛下年始十岁，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拥立陛下，储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于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尝有毫发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亲子也，以朝之故，疏远隔绝。……临朝九年，未尝少自娱乐，焦劳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岂有他求哉！凡皆为赵氏社禝宗室宗庙，专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

其次，揭破新党政客的阴谋，言曰：

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为不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间，不可不察。……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刑典，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等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

苏轼一面听，一面不断赞叹：“公文，真经世之作也。”

晁说之《晁氏客语》载：“纯夫元祐末，与东坡数上疏论事，尝约各草上一疏。东坡访纯夫求所作疏先观，读尽，遂书名于末云：‘某不敢复为疏矣。’纯夫再三求观，竟不肯出，云：‘无以易公者。’”东坡别有一首《和纯夫月研》诗：“上书挂名岂待我，独立自可当雷霆。”盖纪实也。

纯夫（一作淳甫），祖禹字。所说苏轼附名同奏的章疏，即是此状。

苏轼对范祖禹文字的倾倒，是大家都知道的。朱熹也说：“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一个字，东坡所以伏他。” 25

祖禹此奏，不但从颂述太皇太后的功德来感动哲宗，并且阐明太皇太后的心志，只是回复祖宗的旧政，措生民于安居乐业，为皇帝奠太平之基而已。其中一情一节，与太皇太后病榻上所说的话，丝丝入扣。哲宗若是心无所蔽，读了这个章疏，是应该有所感悟的。

不料皇帝亲政的第二天，就下旨召内侍刘瑷、乐士宣等十人复职，这十人中就有熙丰间神宗重用的内侍李宪、王中正二人的儿子在内。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拒不草诏。皇上说：“宫中缺人使令，且是有近例可援之事，为何封驳？”

左相吕大防奏曰：“虽有此，众论颇有未妥。”

苏辙对曰：“此事非为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而所召乃先内侍，众心惊疑，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不可。”

哲宗不得已道：“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但是心里非常恚恨，怀疑是苏辙指使出来的。

侍讲丰稷也站出来讲话，便被出知颍州。

范祖禹请对殿上，引述古今史实，极论小人宦官不可用，吕惠卿、蔡确、章惇这班政客尤其用不得，用则覆国。又陈宦官李宪、王中正过去种种罪状，“上负先帝，下负万民”。现在李宪虽已身亡，而王中正、宋用臣犹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希望皇帝“守之以静，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则群臣邪正，万事是非，皆了然于圣心矣”。

祖禹只是一个读书君子，立论纯从道义着眼；要预防新党谗慝，钻营起复，却忽略了哲宗不健全的仇恨心理。所以纵然沥血尽谏，却一点用处也没有。皇帝只是淡淡地敷衍了一句：“朕岂有意任用，止欲各与差遣尔。”将他打发掉了。

宣仁太皇太后大行前后，朝廷告下，苏轼罢礼部尚书任，以两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出知定州军州事 26 。这也许是太皇太后为保全苏轼所预作的安排，也许是哲宗早已听从了新党分子的唆使，先把这位将成障碍的师傅差出，省得将来啰嗦。不过无论如何，际此政事大变前夕，能够脱身是非之场，对苏轼个人来说，总是好事。

苏轼奉告命后，遵例殿赞既毕，请求入朝面辞。

不料诏促速行，竟然不得入见。苏轼很不满意，只得留一书面的《朝辞赴定州论事状》，给皇帝尽最后的忠告。略曰：

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其中以自己不得入见为例，铮铮力谏道：“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于此矣。”

苏轼谏说哲宗，不要轻举妄动，殊不知这位被人冷落多年的皇帝，正抖擞精神，要一显与前不同的身手。他抱怨皇帝不让他有面辞的机会，殊不知皇帝心里，对于元祐旧臣一例厌恶，完全应验了宣仁太皇太后的预言：“官家要别用一番人了。”

苏轼将行，九月十四日往别苏辙于东府。时值深秋，冷雨萧瑟，气氛固然索寞，心情尤其沉重，他默默凝望着院子里淋在雨中的那一树梧桐，一个人发着愣。细数近三年来，每次看到这株梧桐树时，似乎都在雨中，不免有点神秘的感觉。所谓三年三见，那是指元祐六年自京出知颍州，七年自扬州召还，以及八年今日之出守定州。

政局变化的趋势，征兆已见。苏轼心里明白，他们的失败，几乎无可避免。心潮起伏，无限惶惑。默念着年纪已经那么老了，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卸掉这副担子，全身还乡。今是东府主人的老弟，其实也不过是逆旅过客而已，他也居住不久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迷惘的是不知茫茫前路，将走到哪里去。“对床夜雨”之约，恐怕终是一场梦，即使闯得过这一阵弥天的风浪，老兄弟俩还能像现在这样健朗吗？苏轼这样痴痴地想着、想着，不觉掀起了无限感慨，作《东府雨中别子由》诗：

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

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

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

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

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

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

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

归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

苏轼将有远行，遣散京中家臣，却发生一件无心插柳的故事。

苏家用一小吏高俅，颇工笔札，本来打算送给曾布用的，曾以他家办文书的人已经多了，辞谢不受，苏轼便将他托付了驸马都尉王诜。

元符末年，王诜为枢密都承旨，其时，神宗第十子端王赵佶与诜甚为交好。一日，同在殿庐待班，邂逅间，率然对王诜说道：“今日偶忘带篦刀子出来。”王诜便从腰袋里取出一枚来借他用。

“这篦刀子样子很新。”端王说。

“新近创造两副，还有一副不曾用过。回头就当派人送到王府里去。”王诜答。

当晚，王诜就派高俅送去。高俅到了府里，恰值端王在花园里蹴鞠。高俅一边等待，一边看蹴鞠，好像十分内行的样子。端王注意到他，便叫他过来，问道：“你也会蹴鞠吗？”高俅说：“我会。”

于是，就叫他来对蹴，甚合王意，随即吩咐仆人说：“可往传语都尉，一则谢他赠我篦刀，二则连送篦刀来的这个人，我也留下了。”

由此，日见亲信。几个月后，哲宗疾殁，无子，向太后与诸大臣议立端王继承大宝，是为徽宗。徽宗对高俅宠眷更甚，不次迁拜，外官节度使而至使相，内历三衙者二十年，上至父兄，下逮子侄，莫不高官厚禄，富贵无比。 27 这却应了苏轼在南都作《九日次定国韵》诗所说：“轩裳陈道路，往往儿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驺。似闻负贩人，中有第一流。……”生当淑世，知识分子进身不如厮役，落寞可悲。

高俅得意之秋，苏轼早已下世，然而他却富贵不忘旧主。苏家子弟入都，据说他给养问恤甚勤。有说徽宗后期对苏轼身后各种禁约的宽容，高俅与有力焉。可见小人有时也会做一两件小善之事。

九　守边定州

定州，即今河北省保定市的定州市。后魏初置，属中山郡；隋改博陵郡；唐仍定州之名；宋升为中山府。

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石敬瑭臣服契丹，割燕云十六州，即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地区。契丹得此未久，即建国曰辽。自此，定州这个地方，便成了与敌国接境的边防重镇。

宋真宗时，在定州筑造定州塔，实系瞭望敌人动静的瞭望台，所以俗称“料敌”。塔高十三层，最底层也有五丈高，广袤占地五亩，各层为六角形，每角塑有佛像，用以掩饰军用的目的。此塔，为定州现存的古迹之一。

苏轼于元祐八年（1093）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此来向朝廷奏辟了两个朋友同行：一是工诗的李之仪，保荐他来当签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主任；一是同乡孙敏行，参赞幕僚业务。

李之仪，字端叔，原籍景城，后居当涂。苏轼与之仪的从兄李之纯（端伯）于元祐初同官京师，十分交好。苏轼在翰林日，值夜，读李之仪诗，题句有“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之仪受知于苏轼，大约始于此时。

之仪登进士第几三十年，才从苏轼于定州幕，可见他于仕途甚不得意，但却是个文采风流的诗人，又工于书牍，苏轼称之为“得发遣三昧”。他的短诗，绵丽清新，逸韵横流。如《赠人》（《与当涂歌者》）：

通中玉冷梦偏长，花影笼阶月浸凉。

挽断罗巾留不住，觉来犹有去时香。

情随榆荚不胜飘，心似杨花暖欲消。

拟借琼林大盈库，约君孤注赌妖娆。

定州是韩魏公（琦）的旧治，魏公与范文正公（仲淹）同负军事重责，躬亲指挥，却敌致果，史称“韩范”。苏氏兄弟初至京师，即韩魏公提携奖誉，知遇之感，终身不忘。所以，他下车伊始，即躬往祭告韩忠献公于阅古堂，祭文中很感慨地说：公网罗我时，“若获麟凤”，岂知无用于世！

苏轼在定州的公务生活，虽然那么繁重，但幸幕客李之仪、孙敏行既极得力，而定州的通判海陵人滕希靖（兴公）、温陵人曾仲锡又都相处得很好。所以，公余之暇，尚不寂寞，端叔《姑溪集题跋》有段回忆说：

中山控北虏，为天下重镇，选寄皆一时人物，轻裘缓带，折冲尊俎。元祐末，东坡老人自礼部尚书为定州安抚使，之仪以门生从辟……每辨色会于公厅，领所事，穷日力而罢。或夜，则以晓角动为期，方从容醉笑间，多令官伎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 28

工作似乎相当顺手，但是老年丧妻的痛苦，整顿军务的费力，也着实使他有无穷的感叹，如《与钱济明（世雄）书》说：

别后至今，遂不上问，想察其家私忧患也。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岂复以此自缠。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烦慰谕，铭佩至意。……出守中山，谓有缓带之乐，而边政颓坏，不堪开眼，颇费锄治。近日逃军衰止，盗贼皆出疆矣。

老伴虽已去世，但是三房子媳和孙儿等，都随任同在，一家团叙。长子苏迈本来外任河间县令，但因河间县辖属河北西路，依法应该回避，辞官来定，所以也很热闹。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准备过年，家家都要舂米做糕，苏家妇女也忙着做糕饼之类的点心。苏轼醉睡醒来，看到一种馏饭蒸气做饼的工具，叫“馏合刷瓶”，觉得很新鲜，特为拣选一具，寄与苏辙，附以小诗《寄馏合刷瓶与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颓，宿火通红手自焙。

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

寄君东阁闲蒸栗，知我空堂坐画灰。

约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枣待归来。

二月二十，是苏辙生日，再寄檀香木雕刻的观音像和新合印香银篆盘两项礼物，为卯君（辙乳名）寿。附诗，则曰：“尔来白发不可耘，问君何时返乡枌？”开口落笔，尽见一片归心。

溯自真宗澶渊议和，契丹不折一矢，年得岁币三十万，从此悉心经营内部，停止游牧民族式的对外侵略，自建国号，志不在小。宋亦因此暂弭北方的边患，乐于苟安，战垒不修，战兵不练。昔年范仲淹即曾说过：“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已是很可怕的疏忽，降至苏轼这个时期，边疆军政的败坏，几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宋采佣兵制，兵分四种：一禁兵，为天子亲掌的卫兵，数量最多，轮戍四方，为宋之主要战力；次为厢兵，为诸州之镇兵，然因缺乏教练，类多给役而已；三曰乡兵，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而来，就地训练，保乡卫土；四曰蕃兵，籍属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

禁军为国防的主要战力，苏轼到定州后考察所见，不但疲堕不可复用，并且为避免刺激契丹之故，甚至也不能公开训练，竟成了极大的累赘。苏轼说：

……窃谓沿边禁军，终不可用，何也？骄惰既久，胆力耗疲，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臣若严加训练，昼夜勤习驰骤坐作，使耐辛苦，则此声先驰，北虏疑畏，或致生事。……

禁军既不堪用，则守边重任，不得不仍仰赖于沿边的土人，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苏辙于熙宁二年（1069）上皇帝书中，即已剀切陈述：“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栾城集》）

所以，苏轼到任后，特别注意“弓箭社”这个本地乡兵的武力组织。

弓箭社人户，都是当地的乡民，自幼与强虏为邻，熟悉地方动静，自力保卫身家骨肉，祖宗坟墓，日夜巡逻探问不息。因此，地方衙门的巡检县尉，皆依弓箭社人为耳目，为臂肘。他们娴熟武艺，起居不释弓马，出入守望，常带器械。不但平日保境安良需要他们；遇有寇警，人自为战，契丹人也很怕他们。

仁宗朝，庞籍守定州，因俗立法，将他们组织为弓箭社，置社长、社副加以统率，定赏罚条款，奏得旨准，遇有缓急需人的时候，便用他们自为守卫，甚是得用。

但至熙宁年间，王安石行保甲法，便将弓箭手编进保甲里去，弓箭社这个地方组织也同时被废了。从此这批弓箭手就都化为农民，照保甲法的规定，秋收事毕，官方集训一月，名为“冬教”，保甲人户必须远出到政府指定地点去受训，不但食用路费，官方津贴每不够用，而两丁抽一，按户勒充，甚受干扰。最糟的是从前吃过弓箭手亏的盗贼辈，乘他们受训远出的机会，便向他们的家属报复，破家仇杀之事，经常发生。迫不得已，他们只好重新私自恢复弓箭社的组织，形成官虽废而民自存的状况。但是，弓箭手既已编入保甲，就不得不兼顾保甲规定的公事，所以一身二役，疲于奔走。

苏轼说：本路所辖战兵，只有二万五千九百余人，分屯八个州军，倘有警急，不足守御，何况又大都是堕落弛废的老兵，根本打不来仗；至于保甲，本是农民，每年集训短短一个月，并无用处。

基上理由，他建议朝廷，恢复弓箭社的建制，估计可增民兵三万人，豁免他们保甲的任务和两税折变科配的负担，同时规定奖励条款，“时加拊循，以为边备”。

十一月十一日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近年来，辽国内部，经常发生动乱，小国叛变，破军杀将，饥民落草为盗，打家劫舍，辽不能制，势将窜入内地，延及我境。苏轼顾虑若派官吏带兵捕盗，则“贼未必获，而居民先受其扰”。捕盗的官兵，对人民的侵害，居常甚于盗贼，所以唯有赶快恢复弓箭社这个人民自卫武力的组织，才能拦截横行辽境的盗贼。

因此，连上第二疏，希望早获朝旨，准照施行。

但这时候，朝廷内外，乱成一片，宋的政治，又将发生一场剧烈的变动，谁还注意这些边远问题！

这是苏轼到定州任后，第一个擘划。两上章疏，但其结果如所意料：“奏上，皆不报。”

苏轼又着手整顿败坏到“不堪开眼”的军队风纪。

负定州军务实际统率责任的，是副总管王光祖，因是老将，倚老卖老，一向骄横。武卫军里面，公开吃空额，公然克扣粮饷，弄得兵丁食不果腹，妻子冻馁。于是强者逃亡，聚为盗贼；弱者游惰成习，以欺凌百姓为事，根本谈不上教练和风纪。

军人盗用公物、公帑的，长官不敢查；军区城寨里的军眷人户，公然斫伐禁山，犁为田地，再放租给老百姓，政府不敢问；城里还有一百多家柜坊（赌场），公开招贴，兜揽军民赌博。

因为军人公然饮博，所以禁军的官校还有另一个生财之道，就是放高利贷。

如此严重的糜烂，由来已久。前任知军州的长官，因为王光祖是老将，不敢过问。但是苏轼认为既做了马步军都总管，便决然要管，查到贪污情节重大者，立即判令充军远恶地区。有个云翼指挥使孙贵，到营不过四个月，前后触犯敛财、掠夺之罪，竟达十一次之多，得赃九十八贯余文。苏轼立断逮送司理院（法院），枷项根勘（彻查）。

于是，敛掠顿绝，饮博亦止。

那些军校们在这新定帅的铁腕下，栗栗不能自安，于是有人出面来举发他的长官贪赃。苏轼说：“这种事，我自己会查办。假使准了你的告发，军队的纪律就乱了。”立即将他决配，浮动的军心渐次安定。

苏轼在定州不欲骤行峻治，只是因事行法，无所贷舍，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和盗贼都渐渐稀少了。

军队积弊重重，犯法的人固然要严办，而那些被剥削的小兵，也必须受到照顾。苏轼派李之仪、孙敏行遍往诸营点检，但见他们的营房年久失修，早已大段损坏，不庇风雨。兵士们没有办法，只有窃占民地，自盖小屋居住。这些屋子，不但椽柱腐烂，大半无瓦，其狭小则除一床一灶之外，简直转动不得身体。宋朝准许军人携带家眷随营居住，而诸营军号中，妻子冻馁者，则十有五六。

苏轼在《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中说：“臣既目睹偷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即须恤其有无，同其苦乐。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因此，差了将官李巽、钱春卿、刘世、孙将带领工匠，遍往各营逐一检查应修之处，估计工料费用确数，请求朝廷支赐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以便委由本司召人出卖，得款买建材，烧造砖瓦，雇工修盖。

军重风纪，而纪律基于阶级之分。定武军礼久废，已经到了不识上下的地步。平时没有纪律，一遇动乱，立刻都成了穿制服的强盗。苏轼决定于元祐九年春，举行检阅。

大检阅礼，一切查考旧典，遵照礼制进行。苏轼是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严肃而又隆重。

不料那位一向骄横惯了的副总管王光祖，自以为他是老将，不愿屈居人下，卖起俏来，称病不出。苏轼不能听任他一个人来破坏整个军纪，立刻叫书吏来，要出奏朝廷，专案弹劾。王光祖到底怕了，震恐而出。于是，阅兵大礼顺利进行，圆满完成，没有一人敢于怠慢。

定州人说：“自从韩忠献公去任后，不见此礼，直至今日。”重见代表朝廷的威仪。

苏轼于治军外，在那“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做地方官，必须注意老百姓的食粮。在他到任以前，河北各路，都曾有过灾荒。定州一路，因为雨水太多，为害庄稼，收成不到一半。苏轼预料春夏之交，地方上一定缺粮。宋朝的法律，规定地方官有权“倚阁散贷”，到时发放贷款便可了事。但是苏轼认为“愚民每有借贷，不肯及时还纳，既烦鞭挞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留下许多后患。他不愿这么做，宁愿上《乞减价籴常平米赈济状》，以低价出籴常平米数万石来压平粮价，奉旨准办。续又访见民间仍有部分穷苦的佃农，虽有廉价官米，还是无钱去买，而仓中陈米，却因存储过久，即将腐烂。所以他又上章请求朝廷，将现在仓存陈米二万余石，交由上户保借，转贷佃农，等丰熟年岁，可以收回新米入官。

苏轼在定州这段时间，中枢政变这一股强烈的气流，弥漫六合，使任何人都能感到闪电已亮，轰雷即至。朝廷内外，阴霾密布，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

失意多年的新政派，包围了青年皇帝，个个摩拳擦掌，只待重登政坛；元祐旧臣，只能泣血谏宣仁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诣，希望意气用事的皇帝，万一能够感悟。

这场政治上的败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已难望挽救。从来历史上的变革，被变革这一方面的政治人物，必须承受任何残酷的后果。苏轼只能默然，坐待命运支配。

大家都心绪惶惶，相与反复谈论，希望出现一个奇迹，“天佑皇宋”，苏轼对之仪道：

“自今以后，要如现在这样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恐怕很难期望的了。不如与你们尽情游戏于文词翰墨之间，以寓其乐的好。”

于是，他和之仪、敏行、滕希靖、曾仲锡，五人朝夕酬唱不倦，如《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诗道：

白发已十载，青春无一堪。

不惊新岁换，聊与故人谈。

…………

衰坏久枯槁，习气尚馋贪。

他们谈河朔的熊白，四川的花红肉、青韮和腊酒等美食，最后他还要求端叔讲讲他所爱悦的营伎董九。

十　再遭谪逐

宣仁太皇太后驾崩寿康殿，十八岁的哲宗皇帝忽然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君权，而且怀抱着激烈的报复心理，急欲彻底变革元祐的故常，显示他的独立精神，但是不知如何措手。

吕大防为山陵使，主持宣仁太皇太后的陵寝工程。甫出国门，一向依附他的礼部侍郎杨畏便首揭叛旗，公开创言“绍述”，具万言书密奏：

神宗更定法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

皇帝立即召见，垂询熙丰旧臣中，谁可召用？并且坦白表示：“朕皆不能尽知。”杨畏开上一张名单，上列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的行谊，各加品题。并且在皇帝面前，竭力褒扬王安石学术之美，乞召章惇为相。见虑不足的皇帝全盘接受了。

杨畏这人，出身寒微，幼孤好学，且有孝亲的美名，但在官场上的表现，却是小人之尤。最初，受知于王安石和吕惠卿，力赞新法；司马光在洛阳，见将起复，他又奔走于这位元老之门，面进谄言；光薨，他就打死老虎，说他坏话；元祐期间，归附吕大防攻击刘挚，后又背叛大防；始附苏辙攻击范纯仁，后又背弃苏辙，反复成性。所以他有个绰号，叫“杨三变”。

政局发生变动，是一切失意政客的重要机会，无不万头攒动，力求表现。邓润甫首先向皇上开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皆是子承父志，所以能成伟大的帝业。皇帝默喻于心。至元祐九年（1094）二月，右相范纯仁乞辞执政，皇帝即以中旨除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润甫为尚书右丞。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博学有盛名，韩忠献公（琦）很赏识他，以其兄之女妻之；欧阳修称赏他的文章，比之苏轼，声望藉甚。曾从韩绛使陕，还朝为国史编修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追随元丰年间当权的王玨、蔡确，得拜吏部尚书，擢尚书左丞。元祐初，就因他染有王、蔡的政治色彩，被外放出守三郡。

苏轼知密州时，清臣以京东提刑行部至密，他们饮酒唱和，相叙为乐。苏作《答李邦直》诗，有“放怀语不择，抚掌笑脱颐”的交情。不料今日，第一个向苏轼开刀的，就是此公。

吕大防、刘挚主张调停政策时，三省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被范祖禹、姚勔反对掉了，直到太皇太后已经病在床上，清臣才补上了户部尚书，还京途中，又除中书侍郎。他与邓润甫二人，久不得志，际此变局，又蒙皇上亲擢高位，所以甘为戎首，创言“绍述”，显然是逢迎皇上的意思，而且说话带着非常强烈的煽动性，目的在于激怒皇帝。果然，青年皇帝上了圈套，他们的胆子也就愈来愈大了。

三月，策试进士于集英殿，李清臣发策题，曰：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心焉。

这道策题，简直把元祐朝重要的国策，全面否定了。考试结果，录取了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当时的考官，一时改不过观念来，所取进士，仍然以拥护现行政策者为多；但至杨畏覆试，却全部翻了案，以主熙丰新法者置前列。当时，社会缺乏大众传播媒介，但无人不注意科场的动向。经此御试策题的宣扬，以及录取标准的实际表现，大家知道未来国家政策的趋势，“绍述”之论，不胫而走。

杨畏和侍御史来之邵合力攻罢吕大防，空出了这个最动人的相位，使李清臣的欲望像火上加油一样，烈焰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但从中书侍郎要跳上宰相的位置，中间却还碍着一个门下侍郎的苏辙。所以，有一天，李清臣在殿上公开攻击：

“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

其时，苏辙同在朝列中，不得不反诘：

“陛下即位，兄轼方起自谪籍，臣亦被召。清臣时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之法，是欺也。”

清臣语塞。

李清臣肆无忌惮，竟以诋毁国策的话做御试进士的策题，荒谬达于极点；不过小人之敢于如此，自然有其背景。苏辙明知皇帝心病很深，已经很容易地中了小人的蛊惑，朝局的翻覆在旦夕之间。只为仰体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诣，缔造元祐之治的前辈们的心血流注，在这九年间，他以一个秘书省校书郎洊升到副相的地位，因此不能不以最大的道德勇气，宁冒杀身的凶险，奋起上奏：

伏以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无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

这篇奏文，劈头说破政治变革的症结在于小人的媒孽。接着阐述神宗在位近二十年中有利无害的“睿算”，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改变的事实。续言熙丰间也有措置失当的地方，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的事情，“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他举汉武帝讨伐四夷，大兴宫室，使财政破产，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幸赖昭帝委任霍光整理财税，汉室乃定；光武显宗察察为明，迷信谶语，天下恐惧，章帝接位，代以宽仁之政，后世称焉，这是历史上以子改父的事实。继言本朝的故事：真宗迷信天书，章献后藏书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嗣位，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位，为了本生父濮王尊称的问题，盈廷议论，纷纭不休，闹了几年，神宗即位，再也不谈此事。苏辙遂下结论说：

……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臣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

奏入，皇帝看了，怒道：“安得以汉武比先帝！”李清臣和邓润甫又从中挑拨，皇帝心里更是不悦。

苏辙等得没有消息，再上札子，请求面论。札言：

圣意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固当宣谕臣等，令商议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

皇帝看了这份札子，更加愤怒。次日殿上面论，即先降谕诘责曰：“人臣言事，并无所害。但卿昨日以札子奏谓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日乃对众陈之。且引汉武帝以上比先帝，引喻甚失当。”

哲宗亲政后，临朝的态度威重严肃，睥睨朝士，说话非常激烈，使群臣不敢仰视，无不凛惧。苏辙不知道这个引喻会有问题，所以坦然答奏：

“汉武帝，明主也。”

“卿所奏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实则止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是明主！”

皇帝说这段话时，声色俱厉，苏辙被皇上严厉责斥得只好下殿待罪，众莫敢救。

右仆射范纯仁从容向帝解释道：

“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

邓润甫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

纯仁说：“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

帝曰：“人谓秦皇汉武。”

纯仁对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

皇帝的火气被范纯仁这番话略略化解，天颜稍霁。

苏辙平日与范纯仁不合，至此，乃大为感服。纯仁退下殿来，苏辙举笏长揖，谢曰：“公，佛地位人也。”

归家，亟亟具奏，乞赐屏退。

诏以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中有“文学风节，天下所闻”“原诚终是爱君，薄责尚期改过”的话，皇帝看了，非常生气，手批道：

苏辙引用汉武帝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着事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

吴安诗便因这篇诰词，被侍御史虞策、殿中御史来之邵、监察御史郭知章等指摘为“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罢起居郎。

三月，以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他是因为反对司马光修改役法而出知太原府的，现在迁官江宁府，过京，留拜承旨。四月，以张商英为右正言。他于元祐初为开封推官，首先反对变废新法，后来曾写信与苏轼，要为他往乌寺做“呵佛骂祖”的打手者，即是此人。这次还朝，夙愿得偿，他便奏请朝廷“检索元祐一朝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蓄意要将元祐九年来的当政人物一网打尽。

四月十二日诏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1094），于是天下晓然，明白新皇帝决然要绍述神宗时代的新政了。

以人治为骨干的政治体制里，国家政策变更，必须从调整人事、汰旧换新入手，以司马光开创“元祐更化”之治，也是一样。不过，绍圣朝的政变，于人事更迭之外，另又挟着报复仇恨心理，皇帝要报复被太皇太后压制，被大臣漠视的仇恨；卷土重来的新政派官僚们，则要报复这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

仇恨与政治权力一旦相结合，则其将发展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几乎可以认定为未来的必然。苏轼对于京朝近事洞若观火，新冒出头来的李清臣、邓润甫、杨畏、虞策、张商英以至传闻将登相位的章惇，都是他多年来的旧识，岂有不明白他们将要施展的手段？苏辙既罢，他将是第二个枪靶，也同样是无可逋逃的命运。

因为是无可逋逃的命运，所以他很沉着镇静，不愿把有限的时日，虚靡于无用的忧虑，他更日以继夜地与定州几个交好的同僚饮酒、作诗、听歌、言笑，欣赏蜜渍荔枝的美味和中山松醪的香醇。

形势比人强，势有所至，事乃必然。

诏告天下，改元“绍圣”不久，四月下旬，御史虞策就上言弹劾苏轼，说他从前所作诰诏文字，语涉讥讪，望朝廷给他一个清算。殿中侍御史来之邵疏曰：“轼凡所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愤之私。”他举述行“吕惠卿制词”中的“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有蠧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麻制”中的“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中的“其退居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等为例，综结起来说：“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

这种攻讦毫不新鲜，经历熙宁、元丰、元祐三朝，十余年间，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杨康国、赵挺之、王觌、贾易、赵君锡、安鼎、董敦逸、黄庆基那么多人，寻瑕摘疵的结果，都只能在文字里断章取义，曲解诬解，一脉相承地指为“讪谤君上”“讥议先朝”而已。虞策、来之邵更是低能，他两人所劾责的，竟是董敦逸、黄庆基、贾易曾经说过，且经朝议断为诬妄的旧说，现再重新搬弄，诚如上年（元祐八年）五月苏轼自辩札中所说：

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见疾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

所谓“专用此术”，从另一方面足以证见苏轼虽在语言文字上受尽挑剔，吃足苦头，但其立身行事，光明正大，实在无懈可击，否则那么众多的耳目，寻瑕摘疵，何以都只能在咬文嚼字上做工夫？实在苦于没有材料也。

苏轼在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任上多年，撰作内外制，当年日以继夜，忙迫异常，档案中的存稿很多。在这么庞大的存稿中，要找影响附会的数据，应该甚易，但是虞、来等人却还只得拣别人说过的来说。可见黄州以后的苏轼，到底与少壮时期不同，语言文字上谨慎多了。

然而，政治这东西，讲求的是现实作用，有时候是并不讲理的。

当时的右相范纯仁，因皇帝每以中旨发表大臣的任命，侍从台谏的任用，也不经过宰相进拟，显已侵害了相权，违背典制。早于二月间任命李清臣、邓润甫时，他即向哲宗谏言道：

“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

帝不纳。纯仁辞相，帝又不许。

攻击苏轼，自虞策、来之邵发难后，张商英也插了一手，訾议苏轼论合祭天地为非是。继则全台御史由赵挺之领头，会劾苏轼草麻有“民亦劳止”语，以为诽谤先帝。

挺之曾被苏轼骂过“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因这一层私怨，这回甫从秘阁校理升任御史，他就约同全体台谏官会劾苏轼。于是，议谪苏轼知英州。只有范纯仁谏曰：

“熙宁法度，皆吕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至垂帘之际，始用言者。持行贬窜，今已八年矣。言者多当时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纳忠。今日乃有是奏，岂非观望耶？”

纯仁的诘斥非常尖锐，直揭小人因势利乘的丑态。奈何皇帝不听。

来之邵又说，高士敦任官成都时，有不法之事。又论苏辙谪放太近。范纯仁诘问道：

“高士敦如有犯法的事，来之邵当时为成都路监司，应该立即按发。苏辙与政多年，之邵已做御史，何不早加纠正？到现在才有此二奏，其情可知。”

皇帝心中，怀有强烈的成见，凡是不合他的成见的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范纯仁奋不顾身的谏诤，和小人对抗，亦丝毫无补于事。

至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初三日，朝廷告下定州，苏轼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仍然降到黄州起复时的原官——以左朝奉郎责知英州军州事。

苏轼作《进上谢表》，语极感怆，如曰：

……臣草芥贱儒，岷峨冷族，袭先人之素业，借一第以窃名。幼岁勤劳，实学圣人之大道；终身穷薄，常为天下之罪人。……恩深报蔑，每忧天地之难欺；福眇祸多，是亦古今之罕有。

说到诏诰文字，他只笼统地申明一个原则，别无一字自辩：

……凡一时黜陟进退之众，皆两宫威祸赏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责。……固当昭陈功罚，直喻正邪。岂臣愚敢有私心？盖王言不可匿旨。

对于被谪英州，他的话，于非常恳切中透着十分洒脱，真是绝少得见的文字。如言：

罪虽骇于听闻，怒终归于宽宥。不独再生于东市，犹令尸禄于南州。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

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苍颜素发，谁怜衰暮之年。……

一个人，面临身家性命倾危的祸患，甚少有人能不失态。即如韩文公贬潮州，谢表曰“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维天地父母，哀而怜之”；白乐天谪江州，与元稹诗又是何等凄酸。苏轼都不那样，他只坦然道：“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也不再辩白一言，把一切罪过揽在自己肩上，一担挑回，这种临难不苟免的精神，竟与宗教上的殉道者一样伟大。

时势如此，没有人能挡得了这一股滔天的逆流。苏轼已将一片用世的热肠，勇决放下，而今而后，天悠地阔，何处不可去得。他已看透人生，不再希冀什么。

1 欧阳修《六一词·木兰花令》：“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幺花十八。明朝车马各东西，惆怅画桥风与月。”

2 新堤指西湖苏公堤，旧井为杭州六井；参寥、六一均西湖智果寺及孤山泉名。

3 〔宋〕赵令畤：《侯鲭录》。

4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5 〔宋〕苏轼：《东坡题跋》。

6 〔宋〕赵令畤：《侯鲭录》。

7 《东坡志林》“以乐害民”条。又《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诗：“……羡君湖上斋摇碧，笑我花时甑有尘。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即咏此事。

8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9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10 苏轼回溯平生往来十渡淮河，应是：一、熙宁四年辛亥赴杭州签判任；二、熙宁七年甲寅移守密州；三、元丰二年己未四月自徐州经南都赴湖州任；四、元丰二年己未八月远赴台狱；五、元丰七年甲子乞常至南都；六、元丰八年乙丑四月自南都归常；七、元丰八年九月赴登州任；八、元祐四年己巳出帅杭州；九、元祐六年辛未召还京师；十、元祐七年壬申三月自颍赴扬州任（治平三年丙午载丧归蜀，自淮溯江，不在其数）。

11 胡适：《白话文学史》。

12 诗目：“新渡寺席上，次赵景贶、陈履常韵，送欧阳叔弼。比来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临别忽出一篇，颇有渊明风致，坐皆惊叹。”叔弼，欧阳斐字，时以礼部员外郎被召还京。

13 〔金〕王若虚：《滹南诗话》。

14 〔宋〕李廌：《师友谈记》。

15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

16 〔宋〕李廌：《师友谈记》。

17 太平兴国中，钱吴越王来朝京师，值上元节，献金钱百万，乞更买灯两夜。后遂沿为五夜灯。

18 〔宋〕岳珂：《愧郯录》。

19 〔宋〕王称：《东都事略》。

20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1 〔宋〕苏轼：《东坡志林》。

22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23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饼、瓜酱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社饭。……春社、重九、重午亦如此。”

24 范公称《过庭录》记入宫问疾三人，为吕汲公（大防）、范忠宣及枢密安厚卿（焘）。查安于元祐四年已因母丧去位，五年三月以韩忠彦任同知枢密院事。据以改正。

25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

26 苏轼定州之命，王宗稷《年谱》定为是年八月，翁方纲《苏诗补注》引《实录》则为“元祐八年九月，礼部苏公以侍读学士知定州”。任命如在八月，可能为宣仁太皇太后所作之安排；如在九月，宣仁已崩，则必出于帝意。

27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28 李端叔题跋续言：“东坡在中山宴集间，有歌戚氏调者，坐客言调美而词不典，以请于公。公方观《山海经》，即叙其事为题，使伎再歌之，随其声填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而已。”《老学庵笔记》云：“东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乐府词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余字，叙述甚备，欲刻石传后，为定武盛事。会谪去不果，今乃不载集中，至有立论排诋，以为非公作者，识真之难如此哉。”此词今见毛氏汲古阁本、疆村朱氏重编元延祐本《东坡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