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狱赴黄

苏轼自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囚禁于御史台狱，直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获开释，历时一百余天。出狱之日，已经年尽岁除，迎头碰上了元丰三年的新岁。

虽说已经出狱，然而他所获得的自由，也极有限。贬谪黄州，诏令规定“本州安置”，恰如现行法上的限制居住，不得擅离州境。这且不说，即以出狱当时而言，按照规定，被贬谪的罪官，必须奉诏即行，不得逗留京城，而苏轼更被裁定：“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此身更不自由。然而人经苛酷的锻炼之后，但得生出狱门，不啻重见天日，像是在陷阱边缘，挣扎得了自己的性命，其他一切都可完全抛开，禁不住内心充满这一阵子的兴奋，一口气做了两首诗。其一曰：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苏轼此行，以谪官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尚书省六部内，郎中之下置员外郎，那是十九品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职名虽是黄州团练副使，应该是佐理该州兵役事务的小官，然而附有规定，“不得签书公事”，所以也只是一个空衔而已。虎口余生的苏轼，对于这些，满不在乎，自誓将来如有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气了。这时候，心里最大的疙瘩，一是如何安顿寄住在苏辙那里的家眷，二是苏辙为他赎罪，被贬江西筠州监酒的遗憾。所以次章诗说：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写完后，念了一遍，然后掷笔叹道：“怎还不改？”

出狱后忽忽过了一天，元丰三年（1080）的新正元旦，汴梁城中，家家都在欢度新年，繁华满眼，苏轼却必须检点行囊，只有长子迈陪从，被御史台的差役押着，匆匆忙离开京城，踏上了严寒的征途。

兄弟两家，同时面临播迁的动乱。发难当时，苏轼家小二十余口都送到南都老弟家去寄住了。小苏家庭负担一向很重，欠了很多债，现在又须贬官筠州，做老哥的是决不能再将眷口继续拖累他的了。第二件心事是他们的亲戚又是好友的文同，上年正月在陈州任所病故，至此已将周年，只因没有盘费，无法运柩回蜀，一家人流寓陈州，停灵在堂，束手无策，苏轼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

眼前这几桩心事，必须与他的弟弟当面商处。苏轼倩人通知，约他赶来陈州文家相会。陈州即今河南淮阳，距离京城约有三四天的路程，是去黄州的中途站。苏轼于正月初四到达文家，一进门，只见素帷穗帐，一片凄凉，苏轼拜祭了灵堂，对文同的遗孤——包括娶了苏辙女儿的文家老四务光（逸民）一一加以抚慰。虽然生死存亡的悲哀在咬啮着他的胸膛，但总不忍在痛苦的人前，轻易把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他和文逸民携手河堤，赠诗作别时说：“……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生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在这细微处，都可体会一个饱经忧患者的用心深处。

他在文家等了六天，初十日苏辙从南都赶两百里路来到，兄弟祸后重见，自然有说不尽的感慨。他们共同商量了家计的安排，筹定了文同归丧的办法……除了这些辛苦的计议外，做哥哥的很高兴看到老弟面色清润，两目炯炯有光，健康情形显然非常良好。夜间同卧一室，听见他在行气，腹间隆隆作雷声，知他养生有得，欣然道：“子由必先我得道！”

苏辙推究这场祸患的来由，不得不竭力劝说他的老哥，今后务须力戒口舌，慎重笔墨，以免再惹是非。赢得他老哥自责道：

至言难服久，放心不自收。

悟彼善知识，妙药应所投。

贬谪去处当然是个荒僻落后的地区，苏辙更为他老哥今后的生活起居担忧，但是苏轼却有他的奇想，以为“我们兄弟两人，一个住在长江的西头，一个住在长江的东头，同在一水之上，倒也没有什么不便”。他又安慰他的弟弟说：今后一定“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从此安分守己，做个黄州老百姓，并无不好。

他们兄弟叔侄在文家聚晤三日，各人身上有事，不能再耽延了，遂于正月十四日与苏辙等人别了，父子二人被解差押着，策马径向黄州进发。十八日到了蔡州（今河南汝南），碰上一场大雪，朔风怒号，道途泥泞，这一路上的辛苦，自不待言。过新息（今河南息县东），顺道往访曾任黄州通守的世交前辈任师中（伋），未遇，就一马来到分界豫鄂边境的淮水，渡过淮河，才进入湖北境内。

渡淮，至加禄镇，天色已经向晚，苏轼父子就到镇上的驿所去歇马投宿。

在这样雪后阴寒的天气里，残破昏暗的驿所，到处发散着霉蒸的臭味，纵使是最能随遇而安的苏轼，也禁不住脊梁上一阵阵凛冽的寒意，而更使他冷彻骨髓的，是淮河一水相隔，从此与他所熟悉的中原和在中原的一切人事完全隔绝了。“麏鼯号古戍，雾雨暗破驿。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一种千里投荒的悲哀，不禁油然而起。不过，偶一回顾随行的儿子，那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神情非常坚定，似乎有一副铁石心肠足以面对任何残酷的现实，使这做父亲的人，心里安顿不少。

次日，继续旅程，行至光山县，听说县南四十里，有座唐神龙年间建造的净居寺，为光黄之间有名的胜迹，苏轼不免芒鞋竹杖，登山一游。竹影溪声里，顿觉四肢百脉，一身都是轻快，回顾狱中恐怖，想不到此生还有重游名山的今日，心里还很轻松。然而一到进入净居寺的大殿，向世尊菩萨低头下拜时，他的两眼却又毫没来由地流出泪来。

二十日度关山，山上有座春风岭，清溪回绕，梅花夹岸，这时候花开正盛，但半被东风吹落溪水中，冉冉流去。苏轼在这凄凉的旅路中，从来不言寂寞，但作《春风岭梅花诗》却说：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当他们过麻城，转入岐亭以北二十五里地方时，远远望见山上有人骑匹白马，张着青盖，奔驰而下，待到近前，只见此人头戴方耸高帽，在马上频频招呼，却是他的老朋友陈慥季常。

陈慥是苏轼任凤翔签判时的老长官陈希亮的幼子。陈氏有四个儿子，唯陈慥生性豪迈，自少就只歆羡朱家、郭解的侠行，挥金如土，不愿读书出仕，他是父亲心目中的浪子，却和苏轼最好。苏轼与他订交于岐山，其时他正与朋友骑马射猎，出入长林丰草之间。马上慷慨谈兵，意气如虹，自谓是一世的豪士。苏轼还记得一桩他的故事：某年，陈慥从洛阳回到家乡眉州青神县，携来一双艳丽如花的侍姬，让她们穿上戎装，青巾玉带红靴，各跨骏马，招摇过市，青神县是个非常保守的小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惹得乡人啧啧称奇。阔别多年，岂料在此穷途中，会与他不期而遇，难怪要惊喜得大叫起来：“啊，这是我的老友陈季常，怎么会在此地呢？” 1

陈慥也是一脸的诧异之色，转问苏轼为何来此。苏轼把遭遇情形，简略地告诉了他。陈慥听了，低头不作一声，然后仰天一笑，就此不提这事，但只邀请苏氏父子到他家去盘桓几日——时间变更一个人，可以使他脱胎换骨，今日的陈慥，已经不复是当年饮酒击剑的游侠儿，更不是当年携伎浪游的花花公子。他就住在这岐亭山上，学道求长生，过着“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的隐士生涯。

陈家只是山上一栋简陋的木屋，自号静庵。室内环堵萧然，绝对不能相信这是陈四公子的家宅。陈家原很有钱，河北有田，年可收帛千匹，洛阳的园林邸第，富丽不亚于王侯所居，现在何以忽然一寒至此，苏轼实在不解。然而陈慥本是奇士，一切不能以常理推度，且不说它。

陈慥好客有名，何况今天的来客是落难中的苏轼，全家上下，忙着张罗酒食，“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房栊锵器声，蔬果照巾幂”。如此热情招待，苏轼永远记得。 2

苏轼好酒，然而酒量并不好，何况本是一个旅途劳顿的人，饱食薄醉后，就坐在椅子上沉沉睡去，连头上的巾帻跌落了都浑然未觉，一直睡到天已向晚，才蓦然惊醒，醒来第一个烦恼是：“黄州并不算远，可惜就是没有朋友！”

苏氏父子在陈家休息了五天，不得不别了陈慥，继续上路。

自岐亭至黄州城，计程二日，必须在中途过宿一晚，他们寻到一座荒庙——禅智寺里去投宿。这座庙里的和尚都不知到哪里去了，阒无人迹。夜半，空洞而昏暗的佛殿中，老鼠到处吱吱地叫，殿外又萧萧瑟瑟地下起雨来。苏轼脑子里胡思乱想，辗转不能成眠，记起少年时，曾在一家村院壁上，见过一联断句：“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 3 觉得深合此时此地的情景，便在铺上自作一绝：

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

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二　初到黄州

苏轼父子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一日到达目的地，走在路上的时间，足足有半个月。

黄州在大江之湄，北附黄冈，地形高高下下，颇不平坦，公府居民，极其萧条。不过既为贬谪之所，自然是“大不胜处”，所以也毫不诧异。 4

一路来时，看见黄州城外江浒群山上，连绵不断的尽是竹林，俯望绕郭长江，风平浪静，心里便在盘算：这地方竹林那么多，竹笋一定很香很嫩，长江里活活泼泼的鱼鲜，不愁吃不到。吃的既然有了，其他都好办。至于做官呢？既已身为“逐客”，但还拥有一个水部员外郎的虚衔，他想到梁朝的何逊，唐朝的张籍，这两位前代诗人都曾做过此官，我又何尝辱没，作《初到黄州》诗，感觉非常满足，只有开头两句，可以解释为他平生只为“口食”奔忙，但也不妨解读为一生皆因“口舌”遭殃。原诗：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妤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5

苏轼新来乍到，没有落脚处，只得仍求寺院暂住——黄州的定惠院。定惠院坐落城中，不像禅智寺那样破落荒凉，院中薄有花木修竹的栽植，住持和尚颙师也很看重这位住客，给予种种方便。因为住在庙里，苏氏父子即在寺内搭伙，跟着和尚们一同用斋。

被贬谪的罪官，到达贬所，有两件正事要做：一是立即去向当地的长官“谒告”，有如现在的所谓“报到”，当时的黄州知州是东海人徐大受，字君猷，对他非常礼遇，一点没有遭受奚落；第二件事是要进上谢表，苏轼写得小心翼翼，但能将他自己的立身本末，不亢不卑地说得一清二楚，毫不沮丧。如言：

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亲逢睿哲之兴，遂有功名之意。亦尝召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虽至仁屡赦而众议不容。……岂谓尚玷散员，更叨善地。投畀麋鼯之野，保全樗栎之生，臣虽至愚，岂不知幸。……

苏轼见过徐太守后，黄州无一熟人，没有地方要去，他在定惠院里，竟自实行陈州对苏辙说的那句话：“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关起门来，大睡其觉。人逢喜事精神爽，闷倒头来瞌睡多，大家都有过同样的经验，“昏昏觉还卧，辗转无由足” 6 。纵然勉强起来，出门走走，头脑还是昏沉沉的，醒不过来。

起初，他是白天睡觉，到了晚上，才一个人悄悄跑到寺外去散散步，有时也买杯淡而无味的村酿来润润喉咙。他竭力不使自己喝醉，只怕醉后乱说话。看似平静的生活，心里隐藏着恐怖的创伤，还在那里隐隐作痛。

“先生食饱无一事”，总不能整天整夜都睡在床上，就不免常到城中随处闲逛，但他的出入，不过如《与王定国书》所说：

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以自娱耳。

沐浴是苏轼日常生活中的癖好之一，此来黄州，常去城南安国寺洗澡，他在《安国寺浴》中别有感触：“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甚至像这样淡泊的感慨也不敢“多谈”，苏轼当时的精神生活，还一直在被禁制的状况中，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除此以外，他只得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不问是私家花园或是寺庙，他都“拄杖敲门”，要求进去看看。其中有两座私家园林，他最欣赏：一是尚氏园，园中竹林花木，修治得最好，藂枳花尤其出色，苏轼曾亲为此花图写；一为柯姓林园，倚山辟园，山上有一片老枳树林，开白花，香味清淡，颜色绝俗，常常使他徘徊树下，为之忘情。

更有一天，他漫步走到定惠院东的土山边，在某家杂花满开的篱落间，忽然发现花丛中竟有一株海棠，在春风中嫣然含笑，使他非常诧异。苏轼当年，海棠是西蜀濯锦江独有的名卉，成都燕王宫碧鸡坊的海棠尤为繁盛，范石湖词所谓“碧鸡坊里花如屋，只为海棠，也合来西蜀”，别地向无此花，像黄州这样偏僻的地方，土人又不知此花的名贵，怎么会有呢？这样想看，不知不觉就从海棠花的溷落黄州，移情到自己的身世上来了。他好像做梦一样，以为一定是天上的鸿鹄把海棠花的种子从西蜀衔到了黄州，遂使这空谷佳人，落入江城瘴地里，自苦幽独了。不轻易伤感的苏轼，“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海棠的艳影，一一化作自己的身形，对此不免流露了天涯流落的悲哀。据说，日后苏轼常常书写这首“海棠”诗来送人，先后不下数十本之多，可见这首诗中蕴藏着他深邃的感情。

从陈州回去后的苏辙，立即依照兄弟商定的办法，赶忙结束南都的工作，办完交代，然后携同两房眷口，自南都登舟，泛汴泗，出淮扬，过金陵，溯皖江，然后泊舟九江，叫自家眷口就在九江等待，他则亲自护送嫂氏、侄子以及哥哥家其他眷属人等，仍循水路前往黄州。

苏轼计算着他们的行程，也忙着准备接眷。虽说家眷来了，可以不再寄寓庙宇，但他却担心偌大一份家口的生活负担，所以心里实在也很怕他们到来，与章惇书中，坦白说道：

黄州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

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

转眼已是榴花照眼的季节，消息传来，苏辙率领的一家人都已到了磁湖（今湖北大冶），但为巨风大浪所阻，只得停船稍待。苏轼追怀陈州之别，几已半年，兄弟俩又将在黄州重见，一切恍恍惚惚，如在梦中，作诗代简，倩人往迎：

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丘。

又向邯郸枕中见，却来云梦泽南州。

暌离动作三年计，牵挽当为十日留。

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

苏辙答诗说：“黄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万重。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侬。”一番被命运播弄的感慨。两天后，听说风浪过去了，苏轼即于五月二十七日黎明，坐船到离黄州二十里地的市集巴河口去接他们。

坐在船上，细细欣赏晨光曦微中的江水，浩淼的水面上笼罩着蒙蒙烟雾，显出一片宁静，小舟轻盈前进，犹如划破千顷碧绿色的玻璃。置身在这样自由美好的天地里，禁不住想起去年在御史台狱囚房里的生活，“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他就在这井底，战战兢兢过了一百多天——“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他可以和家人团聚了，他几乎愿意在这江城终老了。 7

他曾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假使苏辙也愿意住到黄州来，他将设法筹点钱，把柯氏园买下来兄弟共居，这个构想虽然美好，但不是现在的能力所做得到的。家眷来了，他不得不弄个住处，遂于二十九日搬进临皋亭去住。

临皋亭在回车院中。回车院是公家建筑，为三司按临黄州时所居的官邸，本来不是一个被谴谪的罪官可以住得的。据苏轼于迁住临皋亭后与鄂守朱寿昌书：

已迁居江上临皋亭，酌江水饮之，皆公恩庇之余波。

似是寿昌向有关方面代他关说，才弄到手的。但这房屋并不宽大，他又家口众多，住得非常拥挤。如同年夏，陈慥要到黄州来看他，他就曾为招待客人住宿，大伤脑筋，写信告陈说：“临皋虽有一室可憩从者，但西日可畏。承天（寺）极相近，或门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后相度。”要借僧舍，甚至是门前停泊的旧船来接待宾客，苏家房屋的迫促，实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临皋亭住屋虽然狭小，但是门外的风景却非常美。亭在江边水驿上，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滔滔江水，自上游乱流西下，浪击江岸，涛声昼夜不绝。对岸就是樊口，景色幽美如画，苏轼闲常策杖江边，独自一人眺望天空渺渺的流云和江上起伏的浪涛，不能不使他感到天地何等寥廓，而人却这样的渺小与无助。

苏轼《与范子丰书》说：

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粗看他对于这种闲散的隐居生活，似已非常满足，其实那只是生活之艺术精神的一面。作为一个儒学者，淑世是其生命的本分，“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他可以毫不怨悔。但是“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满怀用世的热情又怎能轻易放下？所以当他的好友李常寄诗来慰问他的不幸时，他却大不以为然，复书直道儒者的责任时，又另是一副铁石心肠。如言：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身在冤诬谪废中，而犹有如此生气凛然的言语，这是苏轼道德勇气之所在，亦是其性格中坚忍不拔之一面。

苏辙将嫂氏一行送到黄州，顺从老兄的心愿，在黄州住了十天。在此短短十日中，兄弟俩去武昌游玩了寒溪西山寺，武昌县令招待了他们酒食。苏辙全家老小还在九江等他，不得不于六月初九，匆匆告别，苏轼相送至刘郎洑，饮别于王齐愈家。苏辙既行，空洞与寂寞又如浓雾一样，向苏轼重重包围过来，黄州又变成一片荒茫的沙漠了。

三　孤立于风雨沙洲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前举这阕《卜算子》，为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黄山谷论为：“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上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推美虽然绝至，但非真正知音，此作实是苏轼的“忧患之词”。当他寄居定惠院时，心理状态尚未恢复平静，每天必须等到夜晚，才独自溜出寺门，到附近走走，心如惊弓之鸟一样的惶惑和孤独。

人须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与一个过度世俗化的人不同，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他只坚持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自由。

忠于自己观念的人，不肯苟与人同，才能“拣尽寒枝不肯栖”，在一片诺诺声中，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遭遇排斥和放逐，几乎是必然的命运，这命运，就是“寂寞沙洲冷”。

残酷的政治迫害，使苏轼的心灵流血不止。这些时间里，他有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宁愿忍受孤寒与寂寞的惩罚。

初到黄州寄居寺院那段时间，他是如此，后来虽然全家团聚，安居临皋亭了，而他那劫后余生的紧张心理，并不能够马上有所改善，依然在惶惧的情绪压迫下，自愿孤立于一切人事之外。《答李端叔书》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亲友不与他通问，是因为他的罪名太大，怕惹是非。即使他自己，亦何尝不怕“文字为累”。如此信之尾，他还再三叮嘱端叔：“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不敢作文字，也是一种“孤立”的刑罚。如当时曾有某人请他写篇燕子楼记，徐州为苏轼旧游之地，燕子楼又是那么凄艳的名迹，若在平时，苏轼如何能不援笔而起？现在毕竟无可奈何，只得很诚恳地辞了他的朋友，向他诉苦道：只要出口落笔，便被憎恶他的人们，拿来做“笺注”的依据，所以不能不“牢闭口，莫把笔”了。充分显示了在这种张眼便是荆天棘地的处境里，一个被迫害者的战栗与惶恐。

苏轼庆幸自己能够混迹渔樵，不被别人认识，每于酒后，则独自一人，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到各处漫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旷然天真”之乐（《答言上人》）。有时，他会在袖筒里笼着许多石弹子，到江边与人比赛投击江水，看谁能使石弹滑出水面最远。 8 有时在路边凉亭里歇脚，也会要求别人讲个鬼故事听听，假使那人说，没有鬼故事可讲，苏轼就求他：“姑妄言之也好。”旁人听他此言，无不哄然大笑。 9

距黄州知州官邸数百步，少西山麓有一片壁立的断崖，传说是周瑜大破曹军的古战场——赤壁，断石堆云，惊涛裂岸，风景最是优胜。是年八月六日夜间，天朗气清，他兴致特别好，便带了苏迈，划只小船，第一次夜游赤壁，其时适有杭州的辩才、参寥两位僧人所派的使者来黄州向他问候。游罢归来，他即乘兴写了一篇非常美的短记，当作复书，寄与参寥：

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秦观）也。

自此，每遇风日晴和、江面浪静的日子，他就常常独自划船到那儿去捡沙滩的细石子。这地方的细石，往往温莹如玉，有深浅红黄各色，或有细纹如人指纹者，非常可爱。自己捡拾不足，又用饼饵换取这一带孩子们所拾来的，一共搜集了二百九十又八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用古铜盆盛起来，注入清水，色彩缤纷，苏轼称之为“怪石供”，赠予在庐山归宗寺的了元禅师，这了元即是后来的佛印和尚，他们间的缔交似即在此时期。

苏轼在黄州最爱这个地方，数游之后，曾作《赤壁记》一篇，此为后来名作前后赤壁二赋的滥觞。

当一个人在行为上或意识里，一点也没有罪过的自觉，而忽然遭逢横祸时，就无法拒绝“命运弄人”的观念。命运这个观念，可以做受难者的精神避难所，相信命运就能相信宇宙确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具体而微的表征，即是世俗所说的“鬼神”，苏轼此时此际，乐于谈狐说鬼，并非是不可理解的迷信。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正月望日，作豆糜以祀门户。先以柳枝插门，随枝所指，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其夕，迎子姑神以卜。

这不但是荆楚地方的迷信，而且已经成了当地的节令行事。苏轼有个黄州新识的朋友潘丙来告诉他：本地有家郭姓侨户，扶乩降神最称灵验，苏轼还在来黄途中的这年正月十五，神已透露消息说：“苏公将至。”到了次年正月十五，苏轼便约潘丙陪他同去郭家参观。降坛的乩神，名叫何媚，字丽卿，莱阳人，生为寿阳李景之妾，被大妇于正月十五夜暗杀于厕所，天帝悯怜她，命为厕神。有问必答，如响斯应。她居然知道苏轼已经在座，乩言：请苏公稍留，她将赋诗作舞娱公。一霎时作诗数十篇，不但敏捷立成，而且皆有妙思，杂以笑谑。苏轼问：“某欲做一黄州百姓，可乎？”

神在粉盘上写出一首绝句：“朝廷方欲强搜罗，肯使贤侯此地歌？只待修成云路稳，皇书一纸下天河。”

再问：“予欲置一庄子，不知如何？”

神答：“学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

子姑神也很好名，在应歌作舞后，再拜以请道：“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

苏轼果然为她作了《子姑神记》。

另有一次，他去汪若谷家，看箕帚穿上衣服的子姑，自称天神李全，以箸为笔，置笔口中，书写篆字。字虽不可识，但苏轼还是赞他“笔势奇妙”，为作《天篆记》。

郭家观乩后数日，苏轼到岐亭去看望陈慥，须在途中过夜，乃宿于团风镇，梦见一个和尚，破面流血而来，好像有话要讲，但又不说。醒来，不明何兆。到了岐亭，将这夜梦告诉了陈慥，次日与他相将入山，半路上见一庙宇，中有古塑阿罗汉一尊，仪状甚伟，但面目为人弄坏。苏轼还不曾联想到昨夜的梦兆，陈慥已先悟到：“这莫非就是你所梦见的和尚吗？”苏轼后来就将这尊罗汉运回黄州，嘱托安国寺的住持僧继莲雇工重新装修，左龙右虎，赫然是第五尊者的造像，就供奉在安国寺中，苏轼并出资“斋僧”，作《应梦罗汉记》。

此外如梦中采食古井上的石芝，还记得味如鸡酥，却比鸡酥甜；梦黑肥吏请他作《祭春牛文》；梦一美人给他雪水烹的团茶喝，为作回文诗；梦到西湖等，各各付诸吟咏，低徊不已。

梦和迷信，以现代人的理解，都是精神反射作用所产生的潜意识活动。梦是现实生活中缺憾的补偿，而迷信行为，则有填充心灵内部空虚的妙用。每个人暗中都有自己的梦，梦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人在游离现实内外的梦境中，获得一切意愿的满足。迷信神异，不但使彷徨无主的心神，得所寄托。人所遭遇的神异，往往只是自己痛苦的经验混合热烈的想象，在精神恍惚下所产生的情景。苏轼离群孤立，彷徨失措中，独多神异梦幻的奇遇，正是他心灵空虚，热情无所归着的反映。

然而，他到底受过严格的儒家训练，静定下来，反求诸己，检讨祸患所生，只归咎于自己的鲁莽与无知，不怨天，不尤人。《答李端叔书》云：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𫍢𫍢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此函最后一段，苏轼痛切指述：“才华外露”是做人的一种毛病。这是他从前虑所不及，而现在非常后悔的经验。他说：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卅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人须经历忧患，才能成熟。诗狱的锻炼，黄州的贬谪，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非常关键。

然而，孤立的生活，无法填补精神空虚的症状，一个人颠三倒四的反省功夫，也只能增加自咎的痛苦，无助于心理创伤的疗治。他只觉得胸腔里这颗心，空荡荡地没处安放，彷徨、恐惧，甚至怔忡，怎么样的譬解和排遣，都归无用时，他想到用禅门静坐的方法，来求取解脱。

黄州城南五里那座安国寺，就是他一到黄州就经常去洗澡的那个庙宇，前后茂林修竹，郁郁苍苍，院内陂池亭榭，也都错落有致，景物幽静。苏轼每隔一两天，就到这寺里去辟室焚香静坐。静坐是禅门中从达摩祖师面壁以来，一项传统的功夫，禅的意义本来就是“静虑”，是在沉思默想中，获取“出神静观”的方法。坐禅这种训练，并非单是造成一种自我催眠状态去忘记痛苦，而是训练你学会如何清楚而明确地界定对一切事物的观念，从完全不同寻常的观点来作性行的自省，来看待外在的事物。坐禅的方法，是先使心灵集中于所观想的对象，使头脑冷静，心灵休息，排除任何现实世界中情感的混杂，以精神上的直觉主宰意志和情意，使于静定澄澈中，获得心灵的平衡，获得较高层次的意志，获得佛家所言“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和“慧”。

苏轼自言他实行静坐，为了“收召魂魄”，“求所以自新之方”，正与禅门静坐的目的相符合。据他实行的经验，确然很有效验，可以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苏轼说过：人如真能一念清净，则世俗的污染就如身上沾染的尘埃一样，纷纷自落，使你“表里翛然”，得垢秽尽去之乐。

苏轼好与僧侣做朋友，也很喜欢佛家思想，自到黄州，别的事物容易导生痛苦的联想，不能不竭力规避，所以一意只看释典。既然只读佛书，偶尔动笔，就自然流露些不会惹祸的佛家言语。如《与程彝仲推官书》云：

某与幼累皆安，子由频得书无恙。元修（巢谷）去已久矣，今必还家。所要亭记，岂敢于吾兄有所惜。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话耳。千万体察，非推辞也。……

苏轼勤读佛书，目的只求实用，用佛家的道理来排除一些心灵上的障碍，超脱黑白混淆的现实世界，自求解脱而已。他这种态度，在《答毕仲举书》里，说得非常坦白：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襄）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是年八月间，哺养苏轼和他亡姊八娘，在苏家服务三十余年的乳母任氏，时已七十二的高龄，大约是舟行跋涉之后，水土不服，忽然一病身故，苏轼为她营办丧葬，着实忙了一阵；同时得讯，苏辙回到九江，转赴高安任所未久，也殇掉了一个女儿；十月间又接到他的堂兄（苏涣的长子）子正（不欺）于九月间病逝成都任上的讣告。这一连串死亡的变故，使他对于生命的无常感触甚深。因此这年冬至时，他又向黄州天庆观的道士借得道堂三间，谢客燕坐四十九日，致王巩书说：“虽不能如张（方平）公之不语，然亦常阖户反视，想当有深益处。”仍是希望用静坐的方法来澄澈心里激荡起伏的痛苦。

像这样忽从佛寺，忽入道观，营营不倦的行动里，充分表示劫后余生的苏轼精神耗弱的痛苦。

四　朋友

苏轼未到黄州前，最大的心事是“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幸而他有泛爱世人的性分，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10 无贤不肖，都能欢然相处。所以到黄州未久，他就逐渐有了新交，有了重逢的故友。在他寄住定惠院之初，首与著作佐郎、新任监黄州酒税的乐京相识，吟诗饮酒，这是苏轼在黄州的第二个游伴。乐京于熙宁初年，为了反对助役法被撤了县令职，潦倒十年，这次到黄州来也还不久，两人都是因政治观念遭逢时忌的失意人，很快产生了友谊。

不久，有侨寓武昌车湖的同乡犍为王齐愈（文甫）、齐万（子辩）兄弟来访，危难中得见乡人，苏轼非常感动，后来自记其会晤情形，却是一篇绝妙的小品 11 ：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在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

居十余日，有长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东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步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

王家原是蜀中大地主，富有且慷慨，先世不知何故，远戍黄州，于是齐愈兄弟便落籍于此，把家中部分藏书都带了出来。苏轼每次过江去，都以王家为居停，他们杀鸡置酒地款待他，谈得迟了，不便过江，就在他家寄宿。

第一个从外地到黄州来看望他的老朋友是杜沂（道源），杜的儿子孟坚在武昌做官，他来探亲，不避时忌，带了特产酴醾花菩萨泉来黄求见，苏轼有如身在空谷而闻跫音，心里感到分外温暖。《致道源秘校书》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如言：

谪寄穷陋，首见故人，释然无复有流落之叹。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独见，不以进退为意者，谁肯辱与往还？每惟此意，何时可忘。

最重要的是他结识了三个本地朋友，虽说是市井中人，但比一般士大夫更讲义气，肯为朋友卖力，苏轼在黄州五年，得到他们的照顾不少。三人中最先认识的是潘丙，字彦明，在对江樊口开个酒坊，虽然本是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但已绝意功名，卖酒为业，几乎无日不和苏轼相见，他哥哥潘鲠、弟弟潘原也都与苏轼成了朋友。鲠子大临（邠老）、大观，都是后来江西诗派的大将。

由潘丙介绍，所结识的另两个市井朋友：一个古耕道，新平人，苏轼虽然说他椎鲁无文，但却真诚纯朴，喜欢揽些地方公益事情来跑跑腿儿，人头很熟；还有一个叫郭遘，字兴宗，原籍汾阳，自称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现在西市卖药。酒和药草都是苏轼平生喜欢的东西，很自然地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苏轼后来开辟东坡时，得到这几位本地朋友的帮助很大，有诗记之（《东坡八首之一》）曰：

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

家有十亩竹，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

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餐。

可怜杜拾遗，事与朱阮论。

吾师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在士大夫中，苏轼最敬爱的那位刺血写经、毕生寻母的大孝子朱寿昌，当时恰在大江对面的武昌任鄂州太守，苏轼得住临皋亭，就是寿昌的帮助，尔后他更时致包馈遗，信使不绝。苏轼闲居无事，乘船到武昌去玩，访王齐愈兄弟外，经常做这位鄂守的座上嘉宾。

苏轼因寿昌联想起那个杂治诗狱的李定来，《东坡志林》有一则云：

蔡延庆所生母亡，不为服久矣。闻李定不服所生母，为台所弹，乃乞追服，乃知蟹匡蝉緌，不独成人之弟也。是时有朱寿昌，其所生母三岁舍去，长大刺血写经，誓毕生寻访，凡五十年乃得之，奉养三年而母亡，寿昌至毁焉。善人恶人，相去尔远耶！余谪居于黄，而寿昌为鄂守，与余往还甚熟，余为撰梁武忏引者也。

苏轼来时，寿昌托岐亭监酒胡定之送来羊面酒果一大堆，因此就与这位藏书甚丰的胡掾结识了。那个时代，借书很难，逐客求读不易。这也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苏轼是个好动的人，朋友往还，在他生活中居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又不大喜欢和家里的妇人们说话。还有一个与苏轼同时代人的记录说，自古功名之士，大都好动，不但勤于事业活动，就是平居无事，也一样静不下来。举例说，王安石、苏轼都是如此：安石平生，不喜欢坐，不是睡觉，就往外跑；苏轼也是这样，每天早晨起来，假使没有朋友来看他，就自己出门去寻访别人，倘或这一天没有客人来，自己亦无人可访时，就整日恹恹如病，毫无精神了。 12

苏轼住定临皋后，很希望岐亭邂逅的陈慥能够到黄州来看看他的新居，致书说：“何日决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陈慥隐居岐亭，距离黄州不远，但他以前似乎从未来过。但自苏轼谪居的四年里面，却遄程到黄州来七次之多，每次盘桓十日左右。苏轼从黄州往岐亭陈家做客，四年之内也有三次，如《岐亭五首》诗引言：“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二人往还的密切可见。

陈慥第一次到黄州来，引起当地的游侠儿们一番意想不到的轰动。陈季常曾是江湖人物，在地方豪侠心目中，是个偶像，虽然他已入山隐居，不问世事久矣，但是英名仍在江湖，不能磨灭。他到黄州的消息一传出去，那些地方豪侠便纷纷前来邀请，有的要邀他饮宴，有的要招待他住宿，而陈慥则一概婉言辞谢，宁愿挤在临皋亭的西晒房间里，与老友相盘桓，这使原本豪情万丈的苏轼大为得意，作诗把陈慥比作汉朝投辖留客的陈遵（孟公），大言道：

“汝家安得客孟公，从来只识陈惊坐。” 13

且说谪官与当地首长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照宋朝的制度，谪所当地的首长对于罪官的言行活动，具有监管的责任与权力，罪官有定期谒告的义务。最仁厚的长官，视罪官如部属，也有不知深浅、俨然作态的人，便故施折辱，你也奈何他不得。据此，则苏轼遭遇黄州知州东海徐大受（君猷），却是非常的幸运。君猷，是个进士出身、个性非常通达的人，对待这位文名满天下的谪官知道如何敬重，一见之下，礼遇周至，自后交往亲睦，完全摆脱长官与谪官之间任何形式的隔阂，使他毫无身在迁谪的感觉。诚如后来与其弟徐得之（大正）书言：

某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

宋人在一年节令中，最重寒食和重九。每年重阳，徐知州必在黄州名胜涵辉楼或栖霞楼设宴，邀约这位失意的朋友来共度佳节。

徐大受是位风雅人物，非常好客，自己虽然不会喝酒，却以传杯递盏为乐，家里蓄养着五六个美丽的侍姬，檀板金樽，常有盛会，所谓“秀惠列屋，杯觞流行”，是这位太守的乐事。苏轼不久就成了知州邸中的常客。徐家侍儿中，有妩卿、胜之、庆姬、阎姬等人，歌姬度曲，需要新词，苏轼与徐交往，为赋乐府特多，即是此故。对于他的侍姬，苏轼也各有题赠，其中特别喜欢胜之。

胜之是个香扇坠型的美人，娇小玲珑，且又聪明绝顶。苏轼陪她掷过骰子，也送过她建溪双井茶和谷帘泉，认为只有她才配享用这两样清高的饮料，作《减字木兰花》词，描写她舞后的娇姿：

双鬟绿坠，娇眼横波眉黛翠。妙舞蹁跹，掌上身轻意态妍。

曲穷力困，笑倚人旁香喘喷。老大逢欢，昏眼犹能仔细看。

想当时胜之姑娘舞罢一曲，向这位贵宾身旁娇慵一靠时，这落寞中年人的胸中，总也不免有些绮念。人在患难中，对于物质世界的美好，反而会特敏感，失意者追逐醇酒美人，用官能的享受来弥补心灵的空虚，本是人情之常，苏轼固亦不免。

徐大受时常听他抱怨黄州市上所酤酒味的恶劣，所以后来每得好酒，不但招他来喝，且更“携酒见过”。如元丰四年十二月二日，雨后微雪，徐大受便带了酒到临皋亭来看他，天寒酒热，人情更加温暖，苏轼喝了个酩酊大醉。座上作《浣溪纱》三阕。次日酒醒，雪已下得更大，再和前词作两阕。今录其一：

醉梦昏昏晓未苏，门前辘辘使君车。扶头一盏怎生无？

废圃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滴真珠。清香细细嚼梅须。

一年垂尽，苏轼对于黄州的生活，渐能适应，自少养成寒士生活的习惯，使他毫无不足的感觉。试看他三年十一月间《答秦观（少游）书》所言：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指齐愚、齐万）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丙）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是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五　东坡

苏轼自二十六岁任官凤翔府签判起，至元丰二年（1079）在湖州任所被逮为止，扬历中外一十九年，但因不善居积，依然书生故我，和王巩诗自谓：

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然而，做官的人一经谪放，便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正常的俸禄都没有了。苏轼初来黄州时，曾就手上仅有的一点现款，照最节俭的生活估计，约可支撑一年。预算得一点不错，只恨日子过得太快，忽已到了元丰四年，手头就渐渐感到拮据起来。大江风月，岂可疗饥？何况贬谪这种惩罚，是没有期限的，茫茫前途，真不知如何是好。

苏轼面对生活压迫，希望能够自有一块土地，不辞劳作，就在黄州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好。

心里这个计划，幸得二十年前在京城熟识的穷朋友——杞人马梦得，到黄州来看他时帮忙实现了。

梦得原来在太学里做“太学正”的官，只因苏轼在他书斋壁上题了一首杜甫的《秋雨叹》诗，深受冲击，决心辞官 14 ，跟着苏轼到凤翔去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以后浪迹江淮，却仍一无遇合，白首穷饿，而骨气依然铮铮如昔。

这次遄程到黄州来探望失意中的老朋友，却为他做了一件大事，向当地政府请领到一片废弃的营地，可以辟作农场。

苏轼说马髯之穷，有曰：

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东坡志林》）

对马髯这个朋友，苏轼总觉抱愧，因他跟从苏轼二十年，日夜盼望轼能显贵，就可分点钱给他去“买山终老”，而今，苏轼反要借重他请领的土地来耕作谋生。

这块土地，坐落于州治之东一百余步的山麓，先前做过营地，面积约有五十余亩。范成大《吴船录》记其亲访该地，所见形势：

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陆游《入蜀记》所见东坡，更为详细，如云：

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gui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是为雪堂。……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

从这两家实地观察所记，地在黄冈东城门外，是个四周冈峦起伏中间一方五十亩大的平地。久是茨棘瓦砾之场，何况山地本来贫瘠，少有农作价值，除了自认为无所逃于天罚的苏轼，谁还愿意花那么大的开垦工夫，做十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傻事。这年夏天又逢干旱成灾，苏轼面对这一片颓垣草棘、满目瓦砾的荒地，不禁释耒而叹。

苏轼周览全境，先按地势高下，在心里画好了一个蓝图。较低的湿地，种植粳稻；东面平地上种枣树和栗树。住在对江的同乡，已经应允送他桑树和果苗。本来还想种片竹林，但恐竹鞭在地下横生漫长，会妨碍别的作物，只好作罢。

他要预留一角眼界最佳的空地，等有余力时造幢安家的宅子。目前，第一件事是叫家僮先将地上的枯草烧掉，才能垦地。

不料枯草烧尽处，发现有口暗井。水在农作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资源，这真是喜从天降，苏轼兴奋得嚷道：“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苏轼在那块荒地上亲拾瓦砾，自种黄桑，虽然辛苦，但他心里则甚为满足，“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他要独立生活，果然老天也帮他。久旱之后，一夜忽尔大雨，次日早晨便发现岭背有道微泉，穿城直达柯氏坡，循着旧渎流经苏轼那块园地，到柯氏林园附近，汇为十亩方圆的池塘，池里盛产鱼虾。他寻视水路，发现沿着沟边长满水芹菜的宿根，大为高兴，因为他已想起一道家乡风味的菜式来了——芹芽脍斑鸠，不禁食指大动，朗吟道：“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这种辛苦的垦殖工作，能够帮苏轼忙的，除了马梦得外，也只不过潘丙、郭遘和古耕道这三个黄州新知。等到垦成田地，可以开始种植，则时入深秋，种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先种麦子。却喜不到一个月工夫，地上已经长出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当地的老农忠告他道：“麦子的苗叶，不能发得太茂盛，你要收获好，必须时常放放牛羊。”他回答说：“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麦子种成功了，于是他便从记忆里搜索从家乡得来的农家知识，想象明年春天如何插秧种稻，以及秋收冬藏的快乐，“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其后，于稻麦之外，并种黄桑三百棵，枣栗树各若干棵。他的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闻说苏轼在黄州经营农场，特地送他一批柑橘树苗，他便遐想《橘颂》中“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美景，要将它种在屋畔篱落。又作诗向大冶长老乞讨桃花茶的种子来种，茶能消食，所以自嘲道：“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一般的士大夫如欲学作老农，问题实在太多。幸而苏轼夫妇都是农家出身，除了因是南人，不大懂得种麦之外，其他田地上的常识，还是很丰富的。牛是农家主要的劳动力，也是最贵重的财产，但有一次，苏家的耕牛害了重病，几乎要死了，幸而苏轼的夫人倒识得这种病，且有一味单方，居然治好了牛病，苏轼大喜，作书告诉章惇：

……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田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

这块荒地所在，本无地名，因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白乐天做忠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向来爱好乐天，忠州、黄州，都是谪地，更巧的是皆在城东，因此，苏轼就给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亦自此始。 15

同年冬季，苏轼又在东坡附近，距州门南向四百三十步地方，寻得一块旧作养鹿场的高地，视野非常宽旷，极合他的造屋理想，就此张罗建材，鸠工构筑起来，自己也参加劳动，所以诗说：“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经过这场辛苦，陆游所见“亭下面南一堂颇雄”的五个房间的建筑，终于元丰五年二月，大雪纷飞中落成了。

苏轼于堂屋四壁，满画雪景，取名“雪堂”，自以为“起居偃仰，颇得其所”。后来凡是远道朋友来访，都招待他们住在此处。李元直（通叔）为作“雪堂”二篆字匾额，苏轼自书“东坡雪堂”四字，榜于门上。

雪堂南挹四望亭，西控北山那股微泉，游目纵览，江山如画，尽收眼底。苏轼认为风光之美，实不下于陶渊明所盛赞的“斜川”，作《江城子》词：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同年十月，与苏轼同榜及第的进士同年临川蔡承禧受任淮南转运副使，恰好黄州在他辖属境内，按临属邑，特地到临皋亭来看望苏轼，见他居处狭隘，所以发起在临皋亭附近水驿高坡上，为他造了三间新屋，于翌（六）年五月筑成，命名“南堂”。这三间屋子，面对大江，最宜消夏，苏轼有此，不啻贫儿暴富，虽然只是瓦屋三楹，却派了许多用场，如曰：“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更有南堂堪著客，不忧门外故人车。”“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这南堂，作了书斋、丹室、客室和卧房。他在无限感激中，作函给蔡承禧道：“某病咳，逾月不已，虽无可忧之状，而无聊甚矣。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 16

正当初辟东坡的这年冬天，苏轼堂兄不疑（子明）的儿子安节，赴京应举报罢，转道到黄州来探望他的叔父。人在失意的景况里，最怕遇见亲人，而且所面对的又是远从家乡来的亲属，免不掉激起一片沉落在心底的乡心，感念平生，怅触万端起来，作《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写他的萧条情境，读来令人忽有遍体寒栗之感：

南来不觉岁峥嵘，坐拨寒灰听雨声。

遮眼文书原不读，伴人灯火亦多情。

嗟余潦倒无归日，今汝蹉跎已半生。

免使韩公悲世事，白头还对短灯檠。（其一）

苏轼当时，每日都在田间劳作，日晒雨淋，既瘦且黑，怕久别的侄子认不得他了，但想一个人的面貌会改，声音总不变的，所以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平日，他已不大愿意说话了，问起乡中故旧，半已死亡，生命的短促，令人危疑失措：“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怀乡感旧的悲哀与眼前的萧瑟，织成一团浓重的寒雾，包围着失意中的叔侄二人。对着那盏半明不灭的油灯，门外则是临皋亭有名的风涛呼啸声，一阵一阵打断他们的夜谈，屋内老少二人，不觉完全沉浸到无话可说的凄然气氛里去了。

不过，苏轼毕竟还有克服颓唐的豪气，最后一诗的尾联，却很洒脱地歌道：“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

安节在叔婶家里住过了年，即将回乡。苏轼在眉州虽然已无近亲，但有祖先和王弗夫人的坟墓，堂房兄弟子侄和若干亲戚都在，面对这行将别去的风雪归人，乡思潮涌，不能自已。记起父亲（苏洵）从前下第还蜀时，伯父（苏涣）作诗送行，其中有两句是：“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便将这十四字，一字一韵，作了十四首小诗赠与安节，最后一首是想象这侄儿去后，孤寂老人的景况将是：

万里却来日，一庵仍独居。应笑谋生拙，团团如磨驴。

像牵磨驴子团团走的生活，已是可悲，何况还那么贫穷，那么寂寞，茫茫不知前路。

六　书斋生活

苏轼流放黄州，廪禄皆绝，生活非常艰苦，虽然躬耕东坡，一时也无多少实际帮助，所幸原是寒士出身，居家向来俭朴，倒还经受得了清贫的景况，心里唯一不能坦然的，是这废弃生涯，使珍贵的生命平白归于浪费。

初贬黄州，苏轼尚在盛年——四十五岁，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间，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的江城蛮瘴之地来，并无实际官守，每天三餐一宿，余无一事可为。而时间恰如大江之水，滔滔东流，不舍昼夜，不啻是对自己生命的存在，肆意无情的摧残。这种打击，落在热爱生命、满怀抱负的苏轼身上，必然构成最无救助的压迫和痛苦。

初到黄州时，即已感喟：“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

酒，不是取用不尽的江水，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一样禁不得白白流泻。然而，一自平白掉入这个茫茫的虚空，只能眼睁睁数着每天的日升日落，恍如看着自己的生命被一把无形的利剪，一节一节地剪落。他慨叹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时间观念的困扰，成为他最难解脱的悲哀。

第二年（元丰四年，1081）中秋之夜，苏轼对月独酌，节序带来时间消逝的警觉，使他深感胁迫，作《西江月》词：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前半阕哀时间过得太快；“月明多被云妨”，则是悲自己的遭遇。虽然注家说此词是怀念弟弟苏辙之作，然而苏辙在江西，从黄州来说，怎么会凄然北望呢？显然指的是可以发挥他的抱负，可以遂行他理想的“中原”。

唐宋人在一年节令中，最重寒食与重九，这与我们现在特重端午、中秋者不同。苏轼在元丰五年作《寒食雨》二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这首诗，全篇都是生命在时间压迫下的宛转沉吟，一个流落荒城的知识分子，面对节序所产生的无可奈何的伤感。但如我们还记得他曾将蜀卉海棠当作影子来隐喻自己的身世与遭遇，则第四联“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句，就是苏轼身世的穷途之哭了。

贬谪是没有一定期限的惩罚，有人终生不得起复。苏轼惶恐不安，用庄子语比作沉滞痼疾的少年，待到病愈，头都白了，莫非竟一样是如此无可奈何的宿命？

《寒食雨》的次章，更加萧索。如曰：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儒家的人生观，以奉事君父为最大的责任，然而苏轼的现况是被摒弃荒远，君主的宫门，深远九重，已经高不可攀，父母的坟墓则又远在万里以外的故乡。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非常讶异于苏轼身处这样困厄的境况，而所作《寒食雨》一诗，却表现得如此冲和平静，非常激赏，还引以证明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变唐诗之悲观色彩，创出淡泊自然的宋诗风格，应推苏轼为居此乐观思想之主流人物。苏轼乐天知命，心襟超脱，确然不错，然而此诗则十足是穷途的哀鸣，读之令人流泪。 17

话虽如此，苏轼并不完全沮丧，仍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现实，依从他的兴趣，把时间消磨在读书、著作、写字、作画和黄州近郊各处漫无目的的闲游上。

读书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不过好动的他，大抵只在一天中的晚间，才能静下心来，挑灯夜读。据说每夜必要读到鼓打三更方肯就寝，纵然从外面喝得醺醺大醉归家，也仍然要取书来读，读到倦极才睡。

初到黄州，照他自己所说，“专读佛书”，这很明显是为了纾解心理上的压迫，原是一时的现象。佛书不能满足一个淑世精神未死的人，所以后来则以读史为多。历史记述过去的人和事，读来不免印证眼前的现实；印证眼前的现实，就不免“有感”；有感则书生积习难除，他又不免悄悄写下了许多篇短俊的史论。

如王安石有《商鞅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而苏轼却持绝对相反的看法，反对一切用刑赏货利的权术来治理百姓。元丰三年九月读《战国策》，遂有《商君说》之作：

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

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

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吾为之惧矣。

这篇犀利的短文，是儒学者的苏轼对法家治术所投出的匕首，有人指为系针对王安石变法失败而发。

现代的历史学者，如陈寅恪、姚从吾等，都认为苏轼是个最具史识的历史哲学者，而最难得的是苏轼即使身陷患难，却仍坚持儒家的政治理想，决不妥协。

苏轼读史，确曾下过坚实的苦功。杨慎（升庵）说，昔人问苏公曰：“公之博学可学乎？”

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

古人读书，主要的方法是背诵和抄写。苏轼不但翻来覆去地诵读，且更两遍三遍地抄写。在黄州，他已是年将半百的少老人了，但仍手自抄书不倦。

有个本地朋友（疑是何圣可）介绍黄冈教官朱载上所作诗文，请苏阅评，苏轼对他所写“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这一联句子，非常称赏，于是这朱教官就常常来看他。

一天访苏，门上传帖进去，好久好久不见主人出来，朱载上等得不耐，几乎想要走了，才见苏轼一路走来，一路连声道歉，赧然道：“适才了些日课，失于探知驾到。”朱君就问：“先生适来所谓日课者是什么？”

“抄《汉书》。”

“以先生大才，开卷一览，自可终生不忘，何用手抄？”

“不然，”轼答，“我读《汉书》，至今已经抄过三遍。第一次每段事抄三字为题，第二次两字为题，现在只用一字。”

朱载上肃然离席，向主人请求道：“不知先生所抄的书，肯让我见识见识否？”

苏轼便命老兵去内室取来。朱君翻看，茫然不解其意。苏轼便说：“足下试举题上一字。”

朱载上如言举某段题上一字，苏轼即应声背诵数百言，无一字差误。朱君为之惊叹不已。 18

读书写作，既是自幼养成的习惯，一朝被迫非得焚笔弃砚不可，这所产生的痛苦，与不准音乐家演奏，禁止辩士讲话，一样难堪。苏轼在万不得已的自我约束之下，“封笔”了一段时期，渐渐觉得虽然人在闲废，也不能不做些有益于世的事情，拣现在能做的——“穷则著书”，是学人的通例，于是考虑到自己来写一部讲解《论语》的书，实现他父亲未完成的遗志，编写一部《易传》的集稿——超现实的解经工作，应是不会惹是非的，他定然这样着想。

宋人有解说《论语》的风气，见于《文献通考》的书目，即有三十余种之多。王安石也作过《论语解》，他的儿子王雱口义，苏轼似乎读过，一向不大佩服他们的释义。又记得苏辙少时，曾经写过一些疏解《论语》的摘记稿，便托人去向他取来，加以取舍，写成了《论语说》，自述为五卷（《上文潞公书》），但《宋志》作四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书已失传，不知孰是。《通考》将它与苏辙所著《颍滨论语拾遗》并列。颍滨书自序，记述他后作《拾遗》的始末缘由，有言：

余少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书十二三也。大观丁亥（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闲居颍川，为孙籀、简、筠讲《论语》，子瞻之说意有未安，时为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谓之《论语拾遗》，恨不得质之子瞻也。

据此，苏轼的《论语说》，采用苏辙少作者居十之二三，十之七八还是他自己的见解，但是兄弟所见，并不尽同，可惜此书今已失传，只能从苏辙的《颍滨论语拾遗》中，约略窥见一二。

《四库全书总目》说：眉山之学，杂出二氏，如说“思无邪”为“无思”，“不逾距”为“无心”，颇涉禅理；解释“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认为是“有爱而无恶”，亦即佛家冤亲平等之意；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解为“虽死而不乱”，去来自如之意。虽然这些解释均是苏辙《拾遗》书中所见，但我们如想到苏轼著《论语说》时，正在他寝馈佛书、欲穷禅理的热狂时期，则不难明白苏辙书中保留着苏轼所说的成分或兄弟共同见解的地方，一定很多。

《论语说》脱稿于元丰四年（1081）的冬季，真正写作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苏轼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而且有点自负，如见于其时《致滕达道书》中者可见：

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恐了得《论语》《书》《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

苏轼诗狱案内，元老文彦博也被牵累在内，遭到罚铜处分。苏轼于事平到达谪所后，曾经上书潞公致意，难得文潞公不避时忌，立刻回了信，对他劝慰有加，空谷跫音，使苏轼非常感激。《论语说》写成后，由于过去那场痛苦的经验，觉得此身漂泊，不见得能够善自保存这份原稿，特地装订成册，寄请潞公代为保藏，时在元丰五年（1082）四月：

……轼始得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分，六亲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不知今日所犯，为已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抑虽有罪不可赦，而犹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余，终莫能决，辄得强颜忍耻，饰鄙陋之词，道畴昔之眷，以卜于左右。遽辱还答，恩礼有加。岂非察其无他，而恕其不及，亦如圣天子所以贷而不杀之意乎？

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以自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祥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

苏轼续写的第二部书是《易传》九卷。《易》，是苏氏家学。老苏（洵）晚年专心治《易》，研究爻象，用力甚勤，对于爻象中刚柔远近、喜怒顺逆之情，其中互相牵连、影响的道理，颇有心得。苏轼早年赴官凤翔，苏辙因为制科考试中所作策论引起朝廷争论，留在京师侍父，苏轼寄诗中，已有“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那样的句子，其时老苏正要起手作《易传》，可惜没来得及成书，便已病重，遗命轼、辙二人继承遗志，续成这部著作。当年，两兄弟分在异地做官，无暇著述，直到苏轼贬谪黄州，有空来重理父亲的旧业时，苏辙才把早年所作的一些摘记资料送过来，由苏轼总其大成，重新编写，据苏籀的《栾城遗言》说，轼书中蒙卦部分，完全采用苏辙的解说。所以这部《易传》，名为苏轼所撰，实乃父子兄弟集体之作。

这部《易传》，在黄州未曾完稿，成书迟至十八年后谪迁海南时方始写定。苏轼说“易可忘忧”，但以他写《易传》的时地而论，却地地道道地是一部忧患之书。

此书《四库全书》据明焦竑本收入经部易类二，提要谓：

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辩，足资启发。

在任何方面，苏轼从不蹈袭窠臼，必欲突破前人，表现自己的创意，即使说经之作，与古来经生之言，也完全不同面目。苏轼决不道貌岸然，故作神秘，所作《易传》，遂能不拘泥于陈言，不假借于玄说，杂用禅理、诸子之意，加上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以绝顶的文字技巧和快如流水的辩才，如他诗文中常见的譬喻能力，作成这部文学的经传，清新明朗，别具一格。虽被坚守门户成见的朱熹讥为杂学，但如以现代眼光来看，打开易学研究境界，使易学丰富起来的是他；突破玄说，将易学切近人事的也是他。古人治学最不易见之创新的学术勇气，于苏轼此书，可以见得。他唯一遗憾的是“自恨不懂数学”，担心所言不免肤浅。 19

苏轼在黄州的书斋生活中，除了读书、写作外，对于写字、作画，更有浓厚的兴趣。谪居多暇，时寻临池之乐。这期间不但远近朋友求他法书的，比较容易得到，而且常常以自己得意的习作主动送给要好的朋友。现在留传于世的东坡书法，也以黄州所作为多。

苏轼喜欢作画绘画，以前苦于没有充裕的时间，所作不多。初写寒竹丛篠，如文同一样，题材局限于竹，现在，也许是受了当时寒林画风行的影响，他在单调的竹画里，参合怪石、枯木等等，独成竹木、竹石这个创新的画境，在中国画史上，别成一个门类。

黄州附近的朋友，“近水楼台先得月”，求取最易。第一个令人羡慕的，是王齐愈的儿子禹锡，苏轼称他为王十六秀才者，酷爱苏书，年轻人没有顾忌，可以随时乞取，三年间居然蓄藏苏书帙高“两牛腰”之多。他要到京师进太学读书时，重得无法带走。只好牢固锁藏在家，真是极大的幸运。 20

苏轼与王巩书说：“君数书，笔法渐逼近晋人，吾笔法亦少进耶！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然多为人持去，于君岂复有爱？但率急画不成也。今后当有醉笔嘉者，聚之，以须的信寄去。”苏轼偶有得意之作，自己也非常高兴，立即寄给他的好朋友。

如与章质夫（楶）书：“近者百事废懒，惟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又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又鄂州朱寿昌与苏轼交谊甚深，致书有“数日前饮醉后作顽石乱篠一纸，私甚惜之。念公笃好，故以奉献”，这又是一张创格的竹石图。

有一天，苏轼渡刘郎洑，在王齐愈家的达轩，喝醉了酒，画了几张竹，有人评说：“何以竹身都那么清瘦？”他作《定风波》词代答：“人画竹身肥拥肿。何用？先生落笔胜萧郎。记得小轩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东墙。”原来苏轼对着月下竹影写生，故得修竹挺拔的精神。

正当苏轼非常热衷于写字作画时，有一年轻的书画天才到黄州来专诚访他，那是襄阳米芾。

米芾，字元章，眉宇轩昂，英迈不群，当时还只三十二岁，但在翰墨场中，却已崭露头角。平生傲骨天成，不能随人俯仰，人格上也颇有“洁癖”。元丰五年他从湖南到金陵去见过王安石后，又经马梦得介绍，三月间到黄州来见苏轼。虽然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后辈，但他面对一个退职的宰相，一个名满天下的文宗，却“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自视之高，于此可见。

苏轼和他一见如故，不但晤言欢洽，尤其欣赏这位青年人不凡的才调，立即招待他在雪堂住了下来。

他们两个一老一少的同道，在雪堂热烈讨论书画艺术和诗道。苏轼将家藏吴道子画释迦佛真迹也拿出来给他的客人鉴赏。这幅画，苏轼初见于长安陈汉卿家，至出守徐州时，才得之于鲜于子骏，现在什袭珍藏，是他家少有的长物之一。元章晚年作《画史》，还从回忆中记述他的观后印象：

苏轼子瞻家收吴道子画佛及侍者、志公十余人，破碎甚，而当面一手，精彩动人，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

行家读画，精鉴独到，值得一记。

苏轼和他喝酒，酒酣，特地检出一张“观音纸”来叫米芾贴在壁上，自己则濡笔弄墨，然后面壁而立，悬肘作画。画了两枝竹，一株枯树，一块怪石，赠与元章，是为订交之始。

米芾看苏轼画竹，一笔从地起直至竹杪，似与常法自顶至地，先竿后节的画法不同，忍不住，便问道：“何不逐节分？”

“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轼答。

米芾钦佩他“运思清拔”，实也就是“外师造化，内发心源”的具体说明。元章更欣赏苏轼的枯木、怪石。认为“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重叠两个“无端”，点出苏轼胸中纵横磅礴的郁勃之气，真是极顶聪明人的好眼光、好言语。 21

七　饮食生活

苏轼一向讲究饮馔，甚至不辞以老饕自居。黄州生活空虚，独多闲暇，因此于饮食之道，就更有兴趣起来。

自元丰三年正月，策马来黄州城的途中，俯瞰浩浩江水，仰视群山上的竹林，他所算计的就是将来的口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后来果然常常运用这两种最便宜的材料来做菜，不但自吃，还自己下厨，亲执枪匕，煮出鱼羹来请客。他这鱼羹，自己写下很详细的做法，以新鲜鲫鱼或鲤鱼活斫，冷水下，入盐，以菘菜心芼之。扔入荤葱白数茎，不能搅动，俟半熟时，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橘皮线或即橘皮切丝。此菜极似现在江浙菜中的奶汁鲫鱼汤，却是苏轼的拿手杰作，至元祐间已在京师做了大官，他还邀集好友来品尝鱼羹，一显手段。

黄州土产的食物，据他给秦观的信上说：“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鱼蟹不论钱。”然而，苏轼，西南人也，似乎不很欣赏牛羊肉，却盛赞黄州的猪肉最美。作《猪肉颂》曰：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这红烧猪肉，后来也成为一道名菜，至今餐馆里还有一个菜式曰“东坡肉”。

苏轼虽然不能没有肉食，但他从小受母亲程太夫人的影响，自己决不在家里宰杀生物，以前只能做到不杀猪羊这类大动物，现在则连鸡鸭蟹蛤，也都在禁杀之列。

自言作此禁制的缘由，因为在御史台狱里，亲身经验过，如“待宰之鸡”一样的恐怖和痛苦。《狱中寄子由》诗：“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所以，出狱之后，立即下定决心，不杀生物，甚至有人送他螃蟹蛤蜊之类，他也拿来投还江中，自己说：虽然明知蛤在江中，没有再活的可能，但总希望万一能活；即使不活，也总比放在锅子里煎烹为好。自述其由曰：

……非有所求觊，但以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耳。

苏轼居黄，将已一年，元丰四年新正，决定去岐亭看望陈慥。当地的新朋友潘丙、古耕道和郭遘一直伴送他走到城外十五里的女王城东禅庄院。

路上想起去年陈家杀鸡捉鸭，盛罗酒食来招待他的情形，不禁感到为口腹之欲而杀戮生命的残忍，所以一见面便先声明，千万不要为他“杀生”，后来又作了一首《我哀篮中蛤》的泣字韵诗，寄往岐亭，劝说季常戒杀。

自此以后，苏轼每年作诗一首寄赠季常，均用“泣”字作韵，汇为岐亭五首。那首戒杀诗是这样写的：

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

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

刳肠彼交病，过分我何得。

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

不见卢怀慎，蒸壸似蒸鸭。

坐客皆忍笑，髠然发其幂。

不见王武子，每食刀几赤。

琉璃载蒸豚，中有人乳白。

卢公信寒陋，衰发得满帻。

武子虽豪华，未死神已泣。

先生万金璧，护此一蚁缺。

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

君无废此篇，严诗编杜集。

不但陈慥接受了他的劝告，二人相聚，再不杀生，甚至岐亭陈家的邻里，读了这首诗，都说“未死神已泣”太可悲了，受此感化，有人不再吃肉，而苏轼自己是有名的老饕，“犹恨未能忘味”，不能完全素食，不过他只吃“自死物”，不为口腹杀害生命。

他还写过一篇《书王翊救鹿》的短文，今载集中，也是将鹿“拟人化”了，劝人不要杀生的故事。

苏轼讲究饮馔，却努力提倡“戒杀”，此因苏轼一生，苦难深重，使他真切体验生命的意义，对生命存在的这个事实，抱着执着的感情，认为宇宙间一切有生之伦，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命，人类无权杀害别的生物，何况只为口腹之奉。

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形成苏轼“民胞物与”的精神，表现于政治作为上，则为忘却一切利害，反对病民的新法，不顾任何打击，要替哀哀无告的老百姓说话，兴水利，救灾荒，恤病赈饥，孜孜不倦；表现于个人生活上，遇事同情弱者，几乎成了他的基本观念，饮食生活中“戒杀生物”，只是最最微末的一端而已。

至于黄州的酒，却实在差劲，一直叫他抱怨不休。诗曰：“酸酒如齑汤，甜酒如蜜汁。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酒味虽然如此，但是别无他途，所以说：“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又作《饮酒说》，态度却超脱得多，如言：

予虽饮酒不多，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自酝则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叹，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尔，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

话虽如此，他在樽边席上，仍然禁不住要抱怨，知道的朋友，都会送酒给他，徐太守会送他最佳的州酿，黄州邻近四五个郡县送来的酒，一时喝不完的，将它混合置在一个酒器中，有如现在不经调配的鸡尾酒，苏轼称之为“雪堂义樽”。

后来他从道士杨世昌处求得一个秘方，自己来私酿蜜酒。每次用蜜四斤，炼熟，入热汤搅成一斗，加好面曲二两，南方白酒饼仔米曲一两半，捣细，用生绢袋子盛了，与蜜水共置一器内密封，等它发酵，三数日沸定，酒即清澄可饮。酒成，苏轼大为快活，作《蜜酒歌》曰：“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苏轼虽然非常感谢蜜蜂，得蜜酿酒，但真会喝酒的人，却认为味道太甜，并不像酒。叶梦得说，如遇蜜水腐败时，喝了就会泻肚子。所以苏轼似乎也只酿造了一次，后不复做。

苏轼好酒复爱茶。黄州并不产茶，不过安国寺的竹间亭下，种有几株茶树，却是名物。每年春天，徐太守必邀苏轼同游安国寺，饮酒亭上。酒后，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甘芳沁于心脾。大受病殁，郡人请苏轼改此亭名为“遗爱”，用以纪念这个好官。 22

饮茶以促进健康，苏轼有个秘诀，《漱茶说》曰：

除烦去腻，世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复病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益不偿损也。……

他的方法是食后用粗叶浓茶漱口，使油腻不入肠胃，牙齿也得坚密而虫病不生。上品茶不能常有，只能隔几日喝一盏，也就不足为害了。

他在黄州，是个生活都成问题的罪官，自顾不遑，一朝听到岳鄂民间流行“溺婴”的恶俗，想到无知的人们竟在亲手扼杀自己的骨肉，不禁芒刺在背，寝食难安。虽然他既无官守，又无财力，但他还是要奋力以赴，呼吁有力量的朋友，循法律的、经济的两个途径，双管齐下，来共同消弭这公然杀人的恶俗。

事情发生在元丰五年（1082）的正月，同乡王天麟从武昌过江来看他，闲话间，说起岳鄂一带民间，有桩沿袭已久的恶俗，即是“溺婴”。

一般平家小户，限于经济能力，最多只能抚养二男一女，当时没有节育方法，超过能力限度而再有生养时，只好等到生下地时，立即将这新生儿，揿入冷水盆里，杀害了事。中国古代社会，重男轻女，所以迟来的女婴，几乎无一幸免。因此造成人口上男多女少的偏差，使社会上娶不着老婆的鳏夫激增，已可看出“溺婴”的普遍。

苏轼听了这话，为之食不下咽，写了一封千字长函给笃重人伦的朱鄂州（寿昌），求他挺身出来改革这桩太不人道的恶俗。他形容溺杀当时的残忍：“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他说这种行为的法律责任是：“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指的是刑统（斗讼、殴詈父母祖父母）条：“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故杀者加一等。”律疏说：“非违犯教令而故杀者，徒二年。”

苏轼引用的律条即此，而且特别说明：“此长吏所得按举。”即指此非告诉乃论的罪行，不必要有原告，地方长官可以依法检举的公诉罪。他要求朱知州：“明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除了法律禁止之外，追究形成这种恶俗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贫穷”。苏轼举述王天麟的经验说：“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

苏轼说：“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随后举述自己援救荒年弃儿的经验：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

刚刚落地的婴儿，父母对他还没来得及产生感情，才施展得出这样残酷的手段。要度过这一关，“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

苏轼一面建议朱寿昌以知州的权力，根据法律禁止杀婴；一面则在黄州，怂恿古耕道出面，组织一个私人慈善事业的“育儿会”，向本地富户劝募钱米，每年每户定出钱十千，买米、布、绢、絮，访问贫家力不足以自养者，分别予以实物济助，劝令留养自己的骨肉。

古耕道在本地，人头很熟，访问劝捐，都需要他，而以安国寺的住持继莲管理财务，以昭众信。苏轼是幕后的发起人，不论其时手头已很拮据，但他慨然道：

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

朱寿昌是孝子，必是仁人，本来，他是一定会接受苏轼的建议而认真去做的，无奈为时不久，朱即罢职他调。后任鄂州太守陈君瀚，与苏并不相识，这件官方不急之事，似乎也就被搁置下来了。

饮馔，是苏轼最大的嗜好，而黄州食物，价钱也不昂贵，但是在黄州住了一两年后，眼看手上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苏轼便只得硬了头皮，束紧裤带，提倡“节食”。

先是撰就一篇短文——《节饮食说》，写成帖子，粘在壁上，约束自己，昭告朋友，还想出许多好处来为自己譬解。那帖子是这样写的：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

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这个办法，可以省钱，但却不能止馋，见于《答毕仲举书》里，则他还另有一种心理疗馋的办法。如言：

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

美恶在我，何与于物？

果然，至元丰四五年后，他虽然对于食道一样兴致勃勃，不过做菜的素材却已十分节约了。如他做的东坡羹很有名，甚至有人求他传授做法，因此撰《东坡羹颂》，其实只是一式菜羹，不用鱼肉五味，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等杂煮而已，自谓“有自然之甘”。

元丰六年正月，同乡巢谷（元修）自蜀来，谈起眉州有一种巢菜，味甚香美。两人都有同嗜，惜乎别处不产，这使离蜀十五年的苏轼追思乡味，怀念不已。巢谷说，孔融戏杨修，指杨梅曰：“此是君家果。”依其例，此该称“吾家菜”。两人“话”饼充饥，苏轼作了《巢菜》诗（一作《元修菜》）。

巢谷也是烹调好手，他住在雪堂，常常亲自下厨煮猪头灌血睛，做姜豉菜羹，与苏家父子共餐，苏轼赞道：“宛有太安滋味。”

不过苏轼除了家厨之外，还是别有解馋的去处。对江刘郎洑王齐愈非常好客，他每至武昌，必主其家，“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而“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大约即系现代人所说的聚餐会，他也是参与的常客（皆见《答秦观书》）。

监仓刘唐年主簿家里，煎米粉作饼，味甚酥美，苏轼吃得好，便问：“此饼何名？”

主人也不知道，苏轼便道：“就叫‘为甚酥’好了。”

潘大临，即以写过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而知名千载的诗人，他家酿造一种逡巡酒，苏轼尝了一口，觉得很酸，便说：“莫作醋错著水来否？”

过不多天，苏轼带了家人去郊游，想吃刘家的煎饼，便写了一首短诗代柬，向刘唐年讨：“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23

正因为他对饮食有那么深切的嗜好，才会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如此无穷的风趣。

八　黄泥坂和赤壁

苏轼是个好动的人，无事便要到各处走动，家里是坐不住的。惜乎黄州附近，够得上称名胜者，只有武昌西山的寒溪一处，余如东门外的青草亭、韩家圃这几个地方，去多了也就没甚意思。

唯有门前那一片浩淼的江流和沿江陡立的那一道绛赤色的崖壁，风光明媚，时时吸引苏轼，如遇风平浪静而又没有别处可走时，就弄只小船，沿着江边划水，常常不自觉地划到赤壁那一带江面上去。倦了，就停桨闲眺，让这小舟随波自去，他只在船上欣赏天上的流云、江中的白浪和沿江的山容石色。

自从垦辟东坡后，苏轼每天进出东门，城门的守卒常常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苏轼在心里回答他们道：“你们不要笑我，自来贤达之士，谁不走过贬谪这条患难的道路？百年以后，黄州人还会常常说起我哩！” 24

元丰五年（1082）二月雪堂落成后，苏轼留在那里的时间更多了。白天忙着灌溉耕耘那些农事，晚上则常留在雪堂读书。远道的朋友来时，就以雪堂为客馆，他以与朋友饮酒剧谈为乐，每每要到夜深人静，才曳着手杖回去。走在路上，静听他那响簧铁杖 25 ，敲击着粗石路面，发出铿锵的声音，清脆悦耳，心里有种万虑皆澄的喜悦。作《东坡》诗：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从东坡到临皋亭，不到一里路，正好让他从容步行，舒松筋骨。说到道路，黄州城瞰江跨谷，到处都是黄泥的田坂路，苏轼朝出暮归，每日都在坂路上走，常人也许会抱怨遇雨泥泞，晴天飞尘之苦，但是苏轼不然，一日大醉，作《黄泥坂词》，却将这条山边村路，说得那么幽美动人：

出临皋而东骛兮，并丛祠而北转。

走雪堂之陂陀兮，历黄泥之长坂。

大江汹以左缭兮，渺云涛之舒卷。

草木层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

余旦往而夕还兮，步徙倚而盘桓。

虽信美而不可居兮，苟娱余于一眄。

…………

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

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

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

上苍所造的一丘一壑，一溪一水，无不有它各自的妍美，但须慧眼灵心，随时体味，遇之于目，会之于心，则天地间几乎无处不是美境，如苏轼记黄泥坂词，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又如他于元丰五年三月间，去麻桥看病，病愈后，就和医生庞安常同游蕲水郭门外二里许的清泉寺和王羲之的洗笔池，徜徉于兰溪之上。入夜，到一酒家喝醉了酒，在蕲水道中的溪桥上休息了一会，桥本身只是一座乡野的溪桥，但苏轼眼下，感受却不凡，作《西江月》词，叙（序）曰：“春夜蕲水道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词云：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五年九月间的夜晚，他与几个朋友在江上饮酒，薄醉归家，一路欣赏江水接天、风露浩然的秋色，忽然兴起“身非己有”的痛苦，生出挣脱尘网、追寻自由的欲望，独自面对着江水幻想起来：“倘使趁这好风好水，将这自己作不得主的躯壳，乘上小舟，听凭江上秋风，随便吹到哪里都好。”他把这份渴求解脱的幻想，写成一阕《临江仙》词，与客大歌数过而散。这阕词是这样的：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每有所作，即为人传诵，此词一出，立即化为谣言。盛传那天晚上，苏轼写此词后，便将冠服脱下，挂在江边树上，拏舟长啸而去。这谣言传到太守徐大受耳中，则是“州失罪人”，他有监管的责任，如何得了，立即传车往访，到了临皋亭苏家，苏轼还在高卧，鼾息如雷，不觉大笑。 26

元丰六年开春后，苏轼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正二月间，大约受了寒，感冒了，引起咳嗽，拖了个把月还未痊愈。又碰上牢城失火，延烧市廛，火自西北来，一直烧到雪堂，总算扑灭了。《招巢谷归来书》说：

东坡荒废，春笋渐老，饼餤已入末限，闻此当俟驾耶？某五七日，苦壅嗽殊甚，饮食语言殆废，矧有乐事？……

时入初夏，接着又害起疮疖来，原定要到岐亭去看望陈慥的，也因疮痛作罢。此病拖延甚久，不但没能治愈，至五六月间，这疮疖的风火之毒，忽然上升，侵及右目，炎赤肿痛，几至失明。《与蔡景繁书》云：

某卧病半年，终未清快。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失明。信是罪重责轻，召灾未已。杜门僧斋，百想灰灭。

就因这个眼病，苏轼困在家里，约有一两个月没有出门。恰巧同年四月，临川曾南丰（巩）在江宁病故。于是，谣言再度发生，说苏轼已与曾巩同日病死，附会其辞地说如李长吉一样，被上帝召往玉楼修文去了。

不多几时，这谣言就传到了京师，甚至传入禁廷，神宗皇帝也听说了这则传闻，立刻召问尚书左丞蒲宗孟，因为宗孟与苏轼不但是小同乡，而且还是姻戚——宗孟的胞姊嫁与苏轼的堂兄，是堂侄千乘的母舅。不料宗孟并不知晓，只是含糊对曰：“日来外间似有此语，但亦不知翔实。”其时神宗正在传膳，信其为真，叹息再三，连声惋惜：“才难，才难。”辍饭而起。 27

有人把这谣言告诉了在许昌的范镇，景仁是个至性人，绝不怀疑，举袂大恸起来，即命他家子弟，立刻带笔款项，到黄州去赙唁苏家遗属。子弟们劝慰他道：“这个传闻，真假还不知道，不如派人先去黄州看一下，如果确实，再去吊唁不迟。”

于是，就派范家门客李成伯去黄州一探。成伯见到苏轼好好活在那里，不免道出此行缘由，苏轼大笑起来，心里却充满了感激。《答范蜀公书》说：

李成伯长官至，辱书，承起居佳胜，甚慰驰仰。……某凡百粗遣，春夏间多疮患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闻李长官说，以为一笑。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何时获奉几杖？临书惘惘。

苏轼居黄未久，第一次与儿子迈一同漫游江岸，过知州官邸不过百步，就看见一片绛赤色的崖壁，矗立在深碧色的江水中，别有一番挺拔杰出的气象，从此常常划船到这崖下江边来玩，或者捡拾江边彩色的石子，或者攀登崖上的徐公洞，寻视鹘鸟的窝巢。闲看两条大蛇在崖上缓缓蠕行。

苏轼初听人说，这地方即是三国时代吴蜀联军大破曹魏的古战场。凡是怀着满腔淑世的热情而横被现实压制的人，每好追想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弥补心理的空虚。苏轼亦然，初游赤壁，就写下一阕有名的《念奴娇》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大江东去”（《赤壁怀古》）词，是《东坡乐府》中，家喻户晓，最负盛名的杰作。读来，便觉有万里江涛，奔赴眼底，千年感慨，齐上心头的叹喟。其实是苏轼目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不论是羽扇纶巾的周瑜，还是狼狈战败的曹操，他们都已发挥了生命的光辉，照亮了时代，丰盈了历史，谁复像他这样的处境，将有限的生命平白浪费？“故国神游”，哪里还能够不自伤流落，哪里能够不自笑头上早生的白发。

苏轼自始就怀疑这地方并非真是火烧曹营的古战场，因此他下笔即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表明存疑的态度。据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苏轼作《赤壁赋》后的次年，还在赋后题一跋语：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当时曹公败归由华容路……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矣。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

可见这一疑问存在他心里，历时一年，还未能解。这种一言不苟的态度，足令人叹赏。事实上湖北境内，江汉之间，名叫赤壁的地方，共有三处：一在今嘉鱼县东北江滨，《荆州记》作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与乌林相对之处，这才是周瑜大破曹操的地方，真正历史上的赤壁；二在武昌县东南七十里，又名赤矶；三即苏轼所游之处，在黄冈县城外，土名“赤鼻矶”，亦即沈复《浮生六记》所云：“赤鼻矶在黄州汉川门外，屹立江滨，截然如壁，石皆绛色，故名。《水经》所谓赤鼻山是也。”

苏轼《前赤壁赋》所记之游，时在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即篇首所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那一次。

这次游伴中有一远客，即四川绵竹武都山的道士杨世昌。这年夏天，他云游庐山，转道到黄州来看苏轼。杨世昌，字子京，是个多才多艺的道士，苏轼曾书一帖，盛称他善画山水，能鼓琴，通晓星象、历法与骨色（相），能作轨革卦影，还会黄白药术，赞他：“可谓艺参矣。” 28

元丰五年，黄州正闹水灾，大旱之后，霖雨不歇，人人面临“室家之忧”。唯这杨道士，孤身一人，恰如闲云野鹤一样，来去自由，更难得的是他身体强健，即使“泥行露宿”，都不在乎。苏轼非常羡慕。

杨道士善吹洞箫，诗言：“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赤壁赋》中说：“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下面着力描写水上箫声之美，这吹箫之客，当然就是这个道人杨世昌了。

苏轼少年得意，一夕之间，名满天下。自入仕途，逞着一腔淑世的热情，追求理想。然而，任何时代的现实，总难符合天才的抱负，则又不免乘其迈往的豪气，痛快淋漓地评骘政事，发泄感情。不料这份热忱，这份豪气，为他带来了几乎是杀身之祸。自从贬谪黄州，物质生活当然大不如前，但这并不重要，苏轼的痛苦，是时间对他的压迫。

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仓促即逝”的特质。苏轼在黄州，正是人生的盛年，发挥抱负、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怎经得起在此荒瘴江城里平白浪掷？再就个人的生活范围而言，人的活动空间，受着许多现实世界的牵制，本就不大，现在则被法律限制居住于一州境内，这个六尺之躯，宛如被绳索紧紧捆缚，辗转偷生，岂能容忍？

苏轼每常感慨生命短暂，时有“人生如寄”的喟叹，而现在则被投诸荒城，浪费日月。苏轼是个天性豪放，喜欢活动的人，现在却被拘限于黄州这么一个偏鄙的小天地里，动弹不得，积郁之下，不免有突破空间的冲动，如前举《临江仙》这阕词，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即是这种苦闷化生的幻想。

然而天下事没有绝对的得失，失之东隅者，未始不能收诸桑榆。苏轼原是生长在农村的一个青年，入仕以来，世俗的繁忙，吏事的压迫，焦劳愁苦，日不暇给，使他久违了素所亲近的大自然，使天赋的一腔艺术气质，几乎全被扼杀了。现在却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体会大自然里各种不同的情趣，使他尘封的灵性，渐渐觉醒。

临皋亭外呼啸不停的涛声，赤鼻矶畔郁郁苍苍的山容林相，原来看似没有生命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只因有时间与他接近，日夕相见，不觉产生了意想不及的感情。有了感情才蓦然发现宇宙所孕育的万物，适其自适，各得其所，不但都具有内在的生命，而且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一个在人生旅途中漂泊的灵魂，被大自然慈祥的母性容纳了，则与朝阳夜雨，春花秋月，同为有情天地里的一分子，就如庄子《齐物论》所说的“三籁相应”。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如此就可以达到“丧我”（去除偏执的我）的境界，则人与自然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即与天地精神合一，使本是局促的生命，即能无限扩大，无限超升，脱出现实世界时空的限制，获得“游于万化”的自由。

在海阔天空的环境里，大自然无穷的生意，与自己的灵感互相呼应时，这世界竟是那么多姿多彩，美不胜收，《赤壁赋》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轼不禁欢喜赞叹道：“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大江滔滔东流，然而千年不竭；明月缺而复圆，万古不改。天地间一切现象，看似都在不断变化，但如以永恒的观点来看这宇宙间的万物万化，则此江水何尝流去，月圆月缺，到底也无所谓消长。所以苏轼与客夜游赤壁时，指着这片江水，这轮明月，慨然道：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人生若不被某些短浅的人，强将表里贯通的一个整体，分割成过去、现在与将来等若干片段，造成狭义的时间观念，就不至于被局限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框框里，辗转沉吟，无力抗拒。

苏轼在黄州住了三年后，思想境界，便是不同。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之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从而肯定“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道理。倘若宇宙间的江水无尽，明月无尽，草木之春荣秋落无尽，则我们的生命亦岂有尽时？巨眼的苏轼于是下了庄严的结论：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庄子《大宗师》篇论宇宙与人生的关系，正可作苏轼“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这句话的最佳批注。 29

庄子说，把船藏在山壑里，将山藏在大水里，自以为总已非常牢固了，如果半夜里来个大力士将它背起来跑掉，愚昧的人还不曾知道哩！物，按其大小作适当的储藏，仍然不免失落，要是“将天下藏于天下”，就根本无从发生“失落”这么回事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分别，物我两忘地融合在道的境界，这便是“化”。人到了“化”境，便如郭象注言：“圣人游于变化之途，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谁得遁之哉！”如此，将自己藏于天下，参与大化之流行，则我与天地为一，游心自然，无得无丧，物与我都一样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中的一分子。

为物所不及的人的生存，应该有其尊严的存在。大千世界、宇宙人生间，不能单看一刹那中的形象变化，而要以巨眼观彻物我心灵交辉中所妙悟的大道，即是“永恒”。

苏轼在黄州这几年的陶养，使他体会人生，得到妙悟，终能说出这段非道家玄理、佛门禅机所能争执的智者之言。就因为七月这次赤壁之游，玩得很痛快，三个月后，即同年十月十五日之夜，苏轼与客二人 30 ，从东坡雪堂回临皋亭去，走在黄泥坂路上，仰见明月在天，俯视人影在地，情景清逸，他们三人，一面走路，一面行歌互答，非常高兴。这样走了一段，有人说：今天傍晚，江边举网，得了一条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的鲜鱼 31 ，只可惜没有酒。这样便把大家的酒兴提了起来，苏轼兴冲冲回家去跟他夫人打个商量，带了酒来。既已有酒有肴，便又想起曾游的赤壁，于是一伙三人，乘上小船，往赤鼻山下去了。

苏轼游山玩水的兴致一向很高，船到山下，他虽年将半百，依然以腰脚矫健自豪，独自摄衣上山，夜登崖顶，仰天长啸，一吐胸中的浊气。

他在《后赤壁赋》中说，时将半夜，忽有一只翅如车轮、玄裳缟衣的孤鹤，横江东来，嘎然长鸣，掠过船边向西飞去。后来又梦见一个羽衣蹁跹的道士，问他：“赤壁之游乐乎？”其实说鹤说梦，都是影射杨世昌一人，不过把一个具象，化作“鹤掠舟西”，化作梦中的羽士，便平添扑朔迷离、疑真疑幻的气氛，造成绝美的层次。 32 苏轼笔下，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给，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忽又回到平凡的人世。他的弟弟苏辙尝说：“子瞻诸文，皆有奇气。至《赤壁赋》，仿佛屈原、宋玉之作，汉唐诸公皆莫及也。”确然不是阿其所亲的谀词。

元丰五年的七月和十月，前后两次赤壁之游后，其实同年苏轼生日，与他接近的几个朋友如郭遘、古耕道诸人，还曾置酒赤鼻矶下，为他庆生，这是同年第三次的漫游。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矶下，……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足矣。’坡笑而从之。”

这个故事，写得甚美，但有数处不实。

苏集确有以《李委吹笛》为题的一首七绝：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李委亦确有其人，但是秀才而非进士，是苏轼邀与同游而非赤鼻矶邂逅的献曲者。苏轼《与范子丰书》提到这件事：

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坐念孟德公谨如昨日耳。

这第三次赤壁庆生之游，杨道士应该还在黄州，然而没再提起他的箫声，却换了吹笛的李秀才，不知何故。

九　临皋·东坡·雪堂

苏轼垦辟东坡的当年（元丰四年辛酉，1081），即遭逢天旱，幸而所种的麦子，不需要很多的水，到了冬天，已在地面上长出一层春意盎然的新绿来，苏轼高兴他不会挨饿了，作《陈季常见过三首》，有言：“东坡有奇事，已种十亩麦。但得君眼青，不辞奴饭白。”

不料第二年（五年壬戌）夏季，竟又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禾稻枯槁。幸而盼到天降甘霖，却是大雨成潦，田间根叶烂死，损失惨重。苏轼面对连续的灾荒，不能没有饥饿的恐惧。《次韵孔毅父（平仲）》诗中，写这种无助的景况道：

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

去年太岁空在酉，傍舍壶浆不容乞。

今年旱势复如此，岁晚何以黔吾突。

…………

形容虽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

倒冠落帻谢朋友，独与蚊雷共圭荜。

故人嗔我不开门，君视我门谁肯屈。

可怜明月如泼水，夜半清光翻我室。

大约孔平仲原诗，有怪他过分耿介，不求人助的意思，所以他说：“我即使洞开大门，你看有谁会来照顾我呢？”人情势利，自古皆然。苏轼的感慨，别见《答陈季常书》：

先生笃于风义，至身割瘦胫以啖我，可谓至矣。……彼不相知者，视仆之饥饱如观越人之肥瘠耳，虽象亦未易化也。乡谚有云缺口镊子者，公识之乎？想当拊掌绝倒！（缺口镊子，一毛不拔。）

然而，苏轼到底是个硬汉，他相信自己，“力耕不受众目怜”。记大雨成潦，自力筑塘拒水的经过道：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苇枯荷恣漂溺。

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

会当作塘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

谁能伴我田间饮，醉倒惟有支头砖。

苏轼虽然贫困，但他生活安闲，一家和睦，正如他作《方山子传》所称道的陈慥家一样：“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他躬耕东坡，王夫人能医牛病，从无诟谇。三个儿子又都聪明好学。苏轼、苏辙两兄弟都非常关爱子女，对孩子们从无疾言厉色的责备，只要稍微有点表现，便赞不绝口，自言是“誉儿有癖”。元丰四年作《次韵和王巩（宾州）六首》中说到他的家庭，心满意足：“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前则因陶潜有责子诗，他很自喜孩子们都能好学；后句说的是后汉冯衍（敬通），有个悍妒出名的夫人，严禁冯衍蓄妾，苏轼自幸王夫人却比冯敬通的夫人贤慧得多，允许他纳朝云。

他写杜甫《屏迹》诗，如“……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山影漾江流。废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自道：“此乃东坡居士之诗。”

朋友说：“这明明是杜甫《屏迹》诗，居士何得窃据？”

苏轼道：“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现在家有仓廪，不告而取，便成盗贼。其实从初说起，都是神农后稷之物。今考杜甫此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诗也。子美安能禁吾有哉！” 33

苏轼从不严格督促孩子们读书，所以说：“废学从儿懒。”但是孩子们的诗文习作，他都要看的，认为用字必须经济，凡是辞多而意寡的，或者滥用的虚字，一定勾出来，要他们改写——这是苏轼作文的一个要诀，不但这样训练自己的孩子，对他的侄子们也一样用心教导，如赵德麟在苏辙家亲见苏轼寄他侄子的旧札，有曰：

二郎侄：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进。文字亦若无难处，止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 34

夜坐无事，尝与长子苏迈联句为乐。苏迈似是一个木讷老实的青年，才华不及他的两个弟弟，少年时作《林檎诗》，有句云：

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鲜红。

老父认是“颇有思致”。联句中，儿子说：“乐哉今夕游，获此陪杖履。”做父亲的也鼓励他道：“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欣见自己的儿子比杜甫的宗武强。

元丰五年（1082）岁将暮时，有个多年未见的乡友突来黄州投奔苏轼，他是巢三。巢三，本名穀，后改为谷，字元修，读书不成，虽曾中过举，却未能通过礼部的进士试，浪迹京师，又想改从武举求个出身，但是武功都须自幼锻炼，所以退而习剑，更无成就。失意之下，他便萧然一身，浪游秦、凤、泾、原之间，后来投身于熙河名将韩存宝军中，做了几年幕僚。四年七月，存宝以逗留不进之罪伏诛，巢谷受存宝生前嘱托，送数百两蓄积银两与他的妻子后，在江淮一带，变更姓名，逃亡了一年多，转到黄州来避祸。苏轼立即留他在家，教迨、过二子读书。与从兄子安信上说：“巢三见在东坡安下，依旧似虎，风节愈坚，师授某两小儿极严。……” 35

苏轼陪这亡命的朋友到雪堂去住，那个景况，真是凄凉。照他自己的描写，床上只有一条破棉被，破灶里散发着湿柴的潮气，架子上只剩得一樽残酒，自己喝了不够脸红，只好请客人姑且润润喉咙。

巢三也不嫌清苦，除了教书外，他还煮猪头灌血睛，做姜豉菜羹，宾主共享。

苏轼说过：“妻却差贤胜敬通。”一点不假。苏轼谪居黄州，家中还留着两三个愿同清苦的侍儿，其中有个朝云，本姓王，字子霞，钱塘人，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投入苏家，当时她还只有十二岁。

朝云长大起来，出落得秀外慧中，冠绝侪辈，天生雪白的肤色，不必借重膏沐，小小两片嘴唇，永远鲜红欲滴，风姿绰约，体态轻盈，到三十余岁，苏轼还要赞她：“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不但天生丽质，而且举止活泼，富有热情，完全是个外向型聪明乐观的女孩子，她这气质，这性格，就最投合苏轼的喜爱。

黄州以前，苏轼似乎先有一妾曰凌翠，没有同来，答朱康叔（寿昌）问，复书说：“所问凌翠，至今虚位，云乃权发遣耳。何足挂齿牙，呵呵！”权发遣者，宋代官制名词，意为“暂代”，可见当时，朝云还没有妾的身份，只是侍儿而已。

初到黄州，朝云年才十九，苏轼多时闲暇，苦于寂寞，他俩接近的机会较多，感情自然亲密起来，苏轼的熟朋友们，也都认识了他身边的这个丽人。

元丰六年（1083）九月二十七日，朝云为苏轼生了一个稚子，其时这父亲已经四十八岁了，也可算是暮年得子，非常高兴，写信告诉蔡承禧（景繁）道：

凡百如常，至后杜门壁观，虽妻子无几见，况他人也。然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

定然是承禧见过朝云，不晓得她的名字，所以照她那天所穿的衣服，称她为“云蓝小袖者”。苏轼不大喜欢与妇人厮混，虽妻子亦不常见，但他乐与朝云为伴，他俩的欢好，可以想见，而王夫人传统的不妒美德，尤其难得，难怪苏轼满意称道。

苏轼为这庶出的稚子，取名遯，乳名幹儿。遯者，遁也，苏轼此时甘心避世之意，已很显然。

这孩子的相貌，很像父亲，尤其额角那一部分最像，苏轼钟爱这患难中所得的少子，也是人之常情。朝云生了儿子，在苏家中也就有了她的地位。从“权发遣”正式擢升为妾，不再是普通的侍儿了。

遯儿生后第三日，俗为“三朝”，苏轼作《洗儿》诗，语意悲愤，如云：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雪堂落成后，苏轼有了招待客人的住处。元丰五六年间，雪堂寓客不断，五年五月绵竹道士杨世昌来，住到六年五月方才离去；而五年年底，同乡巢谷又来了，也住在雪堂；六年二月琴师崔闲自庐山来，幸而雪堂有屋五间，三位客人不妨同住；至六年三月间，与苏轼交契最深的於潜天目山诗僧参寥，又从杭州不远千里到黄州来看他，寓居雪堂整整一年，直至次年（元丰七年，1084）四月，才随苏轼一同离开黄州。

经验显示，一个人有些怎么样的朋友，可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黄州雪堂所招待的宾客，尽是道士（杨世昌）、和尚（参寥）、画家（米芾）、琴师（崔闲）和亡命者（巢谷）等，虽然因是罪官，士大夫们避嫌不敢来，但也足可看出苏轼血管里流着豪侠的热血，本来喜欢那些流浪江湖的朋友，一时都在黄州聚首。

参寥来了，他有了互相唱和的对手，作《再和潜师》诗：“吴山道人心似水，眼净尘空无可扫。故将妙语寄多情，横机欲试东坡老。……”竭尽僧俗两诗人穷居斗韵之乐。

参寥的诗境，风流蕴藉，几年来更多进步了，黄州所作，如《秋江》：“赤叶枫林落酒旗，白沙洲渚夕阳微。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如“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句，更是直追渊明风格，苏轼称其清绝，谓不下于林和靖。

他们两人在东坡雪堂拥鼻吟哦，坐忘人世，却使在京师软红尘中的朋友大为涎羡。有人写信给苏轼问道：“闻公与诗僧相从，岂非‘隔林仿佛闻机杼’者乎？真东山胜游也。”即将此函出示参寥，笑道：“此吾师七字法号。” 36

有一晚，苏轼梦见参寥拿了一卷诗轴来看他，醒后记得饮茶诗两句：“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觉得此语甚美。槐火换新，是宋代风俗，每年清明节，例须将家中“火种”调换新火，可以理解，但不明白泉何故新？

参寥解释道：“俗以清明淘井，也许因此说泉水也一时新了。”这种说梦的事，虚无缥渺，说过也就算了。不料七年后，居然在杭州西湖智果精舍里，有了“泉新”的事实应验，使人顿生“知命无求”的感悟。 37

十　老农忧国

知识分子为实现理想而生活，他们可以不在乎现实世界中的得失荣辱，不在乎物质生活的贫乏，但却无法忍受被现实社会排斥、废弃的命运。知识分子怀着一片对国家和生民奉献的热情，具有不可压制的观察与批评的精神，一旦遭逢政治势力的压抑和阻截，无异彻底冲毁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道”，这种摧残生命意义的打击，使士君子者人生庄严的使命感完全丧失，残存这个苍白的生命，不能不落入自我迷失的彷徨，而造成无可奈何的忧戚。

朋友赵昶（晦之）来信劝苏轼：“处患难，不戚戚。”苏轼大不为然，凛然复书道：

示谕“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耳，与鹿豕木石何异！所谓道者，何曾梦见？……

知识分子的淑世精神，是生命中的长明灯，不论发生何等残酷的遭遇，生命存在，此火不灭。苏轼《与李公择（常）书》，正可以作前函的正面注解：

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所以，那几年间，好大喜功的当权者，以国家的命运做赌注，贸然发动对西夏的战争时，苏轼不免忧心忡忡，付与异常的关切。战争失败所造成的耻辱，使苏轼满怀悲愤，无可发泄，只得借用吊唁朋友的形式，作诗写记，隐约吐露这黄州老农的忧国之心。

事起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政变，西夏王秉常被臣下幽禁了。边臣劝帝乘此机会兴师问罪。神宗便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五路兵马，大举西征。高遵裕以环庆之师节制泾原刘昌祚的兵马，种谊以鄜延之师分道行兵。李宪只是一个宦官，不懂军事，虽然派驻边疆，也并不深知疆务。军行距灵州百里，虏骑骤至，幸有高遵裕出精骑接仗，未被所乘，斩首千余级，又会合泾原兵马，径围灵州。

围城久久未下，刘昌祚请分兵攻打东关，不许。西夏人决黄河之水灌营，又抄绝大军赖以供给的饷道，士卒冻溺而死者无算，余军断炮为梁逃生，与追兵厮杀，转战累日，终于全军败覆。时在元丰四年（1081）九月，为第一次的灵武兵败。

苏轼身负罪谴，虽然关心国事，却无议论的自由，有如骨鲠在喉，非常痛苦。五年夏日，原在高遵裕帅府中掌管机要文书的张舜民（芸叟），因作诗述及宋兵久屯失利的情形，谪官监郴州酒税，路过黄州，为他详述灵武兵败的经过。使他从这亲身参与者口中，亲闻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军民大量的伤亡，边疆地方彻底破坏的惨状，不禁痛彻心扉。但他现在的处境，再也不能触碰“现实政治”这个怪兽，心里憋着这份受辱的痛楚，无处发泄，作《书张芸叟诗》，记舜民诗曰：

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

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青冈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骨，将军休上望乡台。

又记舜民的话一条：“官军围灵武不下，粮尽而退，西人从城上呼官军：汉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谓惭为兀攃也。”——此外不敢再著一字。

同年九月西夏来救米脂寨，鄜延经略使种谔率领七军，方阵而进，攻围敌寨。西夏兵八万余人，自无定河出，种谔挥兵前后夹击，夏兵死伤六万余人，尸横数十里，银水尽赤。掳获马匹五千，孳蓄铠甲万计。

这一胜利的消息，于同月二十二日，苏轼在武昌王齐愈家中得见陈慥书报才知道。当时大家高兴唱乐，各饮一巨觥，互相庆祝。苏轼也作诗志庆：

闻说官军取乞訚（即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

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后来又闻洮西捷报，苏轼亦有诗曰：

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

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

这洮西之役，由宦官王正中所主持，而此诗篇首曰“汉家将军一丈佛”，有人认为苏轼不会用这样的话来称颂一个宦官，所以断为伪作，而陆放翁以为此诗气格那么高，也不是别人假得出来的，所谓“一丈佛”者，不是赞誉，而是讽刺。其实这些都是书生狭隘之见，如果能够扬民族声威而有大贡献于国家者，正不必论其出身，以苏轼胸襟的阔大，宦官果能克敌致果，何尝不能给予赞美。

边臣为报灵州兵败之耻，防备西夏得寸进尺，鄜延大帅沈括，请在永乐（今陕西米脂）筑城，围阻西夏。神宗诏派给事中徐禧（德占）去实地考察。

不久之前，徐禧曾来蕲水，与苏轼见过，给他的印象是粗有胆气，实甚疏狂，不足以担当军国重事；而沈括又是那么一个好大喜功的投机分子，苏轼私下不免忧心忡忡。苏轼怕见这些官场人物，说话容易惹祸，但又不能放开他的关切，只得作书向滕达道探问消息：

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

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书不能尽区区。

徐禧以诏使身份至边，不顾种谔等资深边将的反对，力赞沈括的计划，筑城永乐，上报天子，赐名银川寨。

讵知永乐为夏人必争之地，岂容占领？九月，西夏以三十万大军来攻。

永乐城被西夏兵团团围困，而地则依山无水，军士饥渴欲死。不久，城破，李舜举、徐禧、李稷均陷夏人之手。神宗以手诏给西夏，他们如能保全该城官兵，当尽还已侵之地。诏书未到，李、徐等已告死难，苏轼作《书永洛事》，曰：“圣主可谓重一士而轻千里矣。”

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人死者约六十万，丧弃银钱绢谷，不可胜计。神宗得到永乐败讯时，当廷痛哭，自此不饮不食，绕室彷徨，悔恨不已！因此得病，遂尔崩逝，可以说是赍恨而殁。

徐禧由吕惠卿保荐，上《平戎策》投机成功。以一布衣而致大用，苏轼与他一面之交而已，于其死难后，作《吊徐德占》诗，比之为映门的松柏，背面的意思是当非栋梁之材，如不大用，定可终老岩壑，抱子生孙，政府“小才大用”成此恶果。至作吕惠卿责词时，所谓：“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狂生者，即此徐禧。

苏轼遭难以来，朝廷政局，每下愈况。

国家的老成们，依然退出在政治的权力圈外，默默无闻。如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里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绝口不谈国事；张方平以太子少师致仕后，健康状况很坏，息影南都，无限寂寞；以司徒致仕的韩国公富弼，家居洛阳，悠游泉石，至元丰六年即已薨逝；文彦博虽然拜太尉，判河南，也只能邀同一辈耆老，举行耆年会，流连诗酒，消磨时日而已。 38 即使当年那么勇于自用，最有魄力、最有抱负的王安石，现在金陵，也只每日在钟山道上，驴背寻诗。

这些年来，朝廷的实际政事，尽在蔡确、章惇、冯京、王珪、张璪、蒲宗孟这班政客手上，作走马灯式的流转。至元丰五年（1082）四月，实行新官制，以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神宗诏自今以后，事无大小，统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执行。辅臣中有人以为如此做法，中书省的权力未免太重，然而神宗不以为然。于是蔡确、王珪、章惇三人结合的权力中心中，又以蔡确为最高权力者了。完全到了“君子缩手，小人鸱张”的局面。

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于景灵宫，大赦天下，各处都有起废的恩例。六年之春，陈襄的弟弟陈章（朝请）来信，劝苏轼活动一下，颇有希望。复书说：“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切望怜察。”

苏轼非不热望起复，只是目前的政治环境，蔡确当权，怎能包容苏轼？王珪又怎能让苏轼出头，遮掩他的文章光华？更重要的是苏轼虽在谪籍，但是帝眷仍深，他是当权人物嫉忌的目标，岂能让他东山再起？苏轼是个死里逃生的人，不能弄巧成拙，“多难畏人”，早已打消仕进的念头，只想做个黄州农。但是，躬耕东坡并不足以赡养偌大一份家口，所以还须在黄州附近再置一点田地，才能够得全家二十余口的温饱，这才是个“衣食重事”。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那一天，他到距黄州三十里地的沙湖，土名螺蛳店的地方去看田。田在山谷间，当地人告诉他，这里的田地上，播种一斗种子，可以产稻十斛。苏轼问：“何以如此有力？”据解释，此地连山都是野草，可以散水，又向来未曾种过五谷，地气不耗，所以一发便能如此有力——苏轼记住这一段宝贵的经验之谈，特别记下来。 39

看完田，归家路上，天气突变，忽然下了大雨。他们一行，本来带有雨具，看看无用，先已叫人带回去了，这时候，除了挨淋，没有别的办法。同行的人，个个淋得非常狼狈，独有苏轼似乎不觉有雨，照样安步徐行。不久，雨止天晴，他很为自己保有这份坦荡的心怀而得意。作《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阕词，是《东坡乐府》里的名作之一，音调铿锵，节奏恰如潺潺春雨，平和、洒脱而又宁静。

人生，有追求就必有失落，人如不能忘情得失，他的心便永远平衡不了，心理不能平衡，痛苦便如风雨一样，四面八方地包围了你。惟有这饱经世患的诗人，在雨中举步轻行时，他心中根本没有晴明，所以也就无所谓风雨。人间一切变幻无常，唯有超脱物外，才能一尘不染；唯有安步徐行于大雨中的人，才能“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地坦然归去；有这样任天而动的襟怀，才令人望之如神仙。

苏轼的意气固然轩昂洒脱，不过到底是春寒未尽时节，淋了冷雨，终于害了左臂肿痛的毛病，很可能是风湿，但也有人说是食物中毒，即服食丹砂的副作用。

麻桥人庞安常，虽是聋子，却是有名于当地的针灸医生，苏轼病臂便去向他求治。因庞医重听得厉害，两人只能笔谈，写不了几个字，他已完全了解病因。苏轼惊异于此人的绝顶聪明，便和他开玩笑道：“我以手为口，君以眼作耳，都该算是一代异人。” 40

两人相与大笑，自此订交。庞医的针灸术确实效应如神，一针便已治愈苏轼的肿痛。疾愈后，他还在庞家住了数日。安常治病，不要诊金，独喜书画文物，因是同好，相谈甚欢，他们还同游了蕲水郭门外的清泉寺，饮王羲之洗笔泉的水，徜徉于兰溪之上，作前揭之《西江月》词，确是一阕明净无尘之作，足见苏轼之善于享受生活。

沙湖的田，没有买成。不久，同是天涯沦落的朋友杨绘派他的弟弟庆基到黄州来与他商议同买一座庄院，以后可以合住，又介绍定襄胡家田，先佃后买，可以少付一些现款。再过若干日子，陈慥来说，郎中任其孚的儿子要卖掉荆南头湖庄子，这庄子去府城五六十里，有田五百来石，时值六百千，只要先付二百来千即可……但都只是空忙一阵，没有买成。

苏辙在筠州，本与太守三衢毛国镇相处甚得，国镇主政宽和，又好吟咏，两人之间，颇得唱酬之乐。这年夏天，毛国镇罢官归隐，新任筠守贾蕃，彼此均无渊源，同僚的筠州通判（倅），早先与苏辙在公事上意见不洽，心存芥蒂，至此便处处与他公开作对，要排挤他。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平。其时老友李常还在淮南西路提刑任上，驻舒州，筠州是其辖属，所以写信给他道：

舍弟得信，无恙，但因议公事，为一倅所怒，日夜欲倾之，念脱去未能耳。

子由拙直之性，想深知之，非公孰能见容者，然实无他耳。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为一农夫而不可得，岂复有意与人争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为了免与人争，他又作了《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诗（这诗题显然是后来加写的），劝苏辙不必徘徊瞻顾，到黄州来同耕东坡的好。

这首诗回溯生平，有很多感慨。他说，我们少小为学，自有远大的志趣，天如给我们机会，应该早已发迹，创出宏大的事业来了。谁知事实大谬不然，我们两人举步尽是荆天棘地，狼狈不堪。我如堕地跌得粉碎的瓦罐，不必再说了，你又何必恋此鸡肋，战战兢兢，只怕得罪，任劳任怨，别人还不谅解，“时哉归去来，共抱东坡耒”。

然而苏辙没有来，他当然了解苏轼在黄州的经济情形，一点收入也没有。而他自己呢，人口众多，生活负担比他老哥还要沉重，单靠东坡五十亩地，怎能养活两家人丁呢？这是一个被生活限制、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只能忍着继续啃这块食之无味的鸡肋。

但是，官僚社会中势力倾轧与人身攻击，是残酷无情的，苏辙本来除监盐酒税的本职外，还兼了筠州州学的教授，不过为多点收入而已，以一个制科出身的人兼任州学教授，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不料毛国镇一走，他们便指责苏辙于州学所撰策题三道，乖违经旨，一状告到礼部。

京中的国子司业朱服，跟着落井下石，上奏道：

诸州学或不置教授，乞委长吏选现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礼部，从本监体验，可委教授，即依所乞。其余旧补差教授，悉乞放罢。

苏辙权筠州教授，所撰策题三道，以乖戾经旨，礼部言现为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罢。其苏辙乞令本路别差官兼管勾。

诏可，苏辙便落了兼差。 41

苏轼没有办法，只好背出廿二年前，兄弟同在怀远驿预备应考制科，埋头苦读时的宿约，希望凭此能够打动老弟的心意。作《初秋寄子由》诗：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

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

忆在怀远驿，闭门秋暑中。

藜羹对书史，挥汗与子同。

西风忽凄厉，落叶穿户牖。

子起寻裌衣，感叹执我手。

朱颜不可恃，此语君莫疑。

别离恐不免，功名定难期。

当时已凄断，况此两衰老。

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

买田秋已议，筑室春当成。

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

苏轼向来有“蔑视金钱”的豪气，而苏辙则非常谨慎，仍然不敢造次，依然晨出暮归，两渡江水，忙他的盐和酒。

十一　神宗的救赎

放逐苏轼，不是神宗皇帝的本意，神宗渐悟苏轼并没有“讥讪君上”的意思，不过是执政们给异己者扣上去的一顶高帽子而已。然而宋朝传统的台谏制度，皇帝有必须接纳谏言的义务，而新政是国家的既定政策，也不容反对议论肆行流布，基于这两个政治之现实的情势，神宗不得不暂时牺牲苏轼。

苏轼得于百日内从御史台狱释出，完全出自神宗的宸断，责降处分又将他放在黄州，距离中原，并不甚远。从整个事件的发展看，应该不会很久就有逐步起复的后命，然而这个阶段，却一拖四年有余，这中间就必然有许多周折存在。

神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文采，并且记得祖父仁宗皇帝得此英才时的喜悦；祖母光献曹太后病榻上的遗言，更常常在他耳边回荡。苏轼在黄州，神宗没有遗忘过他，要等到一个适当的起复机会，才能按照程序，重新起用这位皇家重视的大臣。他的母亲宣仁太后，于元祐间特地面谕苏轼，将他从谪籍中重新起用，不次升擢的人，不是她，而是先帝（神宗）的遗意。又说：“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宋史》本传）

苏轼在知徐州任时，有一件“失察妖贼”的旧案，不曾了结，到他已贬黄州，才得圣旨“放罪”（免罪），苏轼照例上《谢失察妖贼放罪表》。本来这种例行公事，日理万机的皇帝可以不必看，大约因是苏轼所写，故亦取来一读，当读到“……况兹沟渎之中，重遇雷霆之谴。无官可削，抚已知危。……”这几句时，不禁笑道：“畏吃棒耶？” 42

虽是戏言，但也见得苏轼虽被放逐，但是他的文字，仍被皇上所喜爱。

神宗是个英明有为的君王，为增进行政效率，几年来反复研讨，计划改定官制。

宋朝的行政组织，一直沿用五代旧制，以平章事为真宰相，大多是两个席位，别设参知政事，称执政官，则为宰相的副手。

现在，神宗决意改用唐朝的三省制。三省本置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分别统率群僚。但元丰当时，元老耆旧多因反对新法而去，而新政的首领王安石也已退休，剩着一批挂新政招牌，而以招揽政权为实的政客，实在不配当“真相”。所以新定官制，将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这三个相位说是官高暂不除人，而以尚书令之副——左右仆射行宰相之事。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废参知政事，置门下、中书二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代其位。

改定官制这桩大事，于元丰三年九月间定议。神宗自安石去位后，深感继起无人，事事都不成功，非常烦恼，踌躇再三，决意起用司马光，附带起复苏轼。

一日，神宗召集宰辅，举行御前会议。皇帝取出一幅先已准备好的“图子”，交给时在相位的蔡确和王珪。

这“图子”中，御史中丞执政位牌上，贴上“司马光”名；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位牌上，贴名“苏轼”。另有几个因议新政不合而离开中枢的旧臣，各有安置。

神宗皇帝随即论曰：“这几个人，前此立朝，议论虽有不同，然而都是各本所学，忠于朝廷的人，不可永远废弃。现在新官制将付实施，应该新旧人两用。”

并且手指御史中丞衔位上，以坚决的口气说：“这个位置，非司马光不可。”

王珪、蔡确相顾失色，一时无辞可解，只得高声应道：“领德音！”

蔡确退下殿来，兀自喃喃自语道：“这事如何使得。总要想个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才好。” 43

蔡确的诡计是，“皇上久欲收复灵武，倘然有办法使西边的军事扩大，深入敌人巢穴，假使这事情成功，则皇上转移注意西事，必不再召君实，君实也不会应诏”。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阴谋，却是误国的诡计。神宗久苦西夏诛求无厌，不断的骚扰和掠夺，使宋朝民穷财尽，国力日弱，久欲一振天威，以解救沉重的财政负担，确保国家的疆圉。司马光老成持重，决不会赞成发动边衅，进行冒险的战争。所以说，只要迎合上意，挑起这场大火，神宗便不会召司马光，司马光也不会来了。

后来果然如此，蔡确授意知庆州俞充上了一个“平西夏策”，加上西夏内乱有机可乘的借口，第二年四月，神宗就诏熙河经制李宪等各路军马进讨西夏了。司马光未召，苏轼等人也都被搁下来了。

苏辙《龙川别志》记述此事甚详，所下的结论则是：“自是西师入讨，夷夏被害，死者无算，新州之命（蔡确流放新州），则此报也。” 44

至元丰四年（1081）十月间，改定官制即将颁布施行，神宗召集执政重臣至天章阁，商议“官制除目”的大事。先由执政进呈三省印，神宗说：“从前是由金铸的，现在御宝金铸，这可用镀金的。”继由执政进呈预先拟好的“除目”（任官名单），请求核定。

这次会议中书检正官王震（王巩的六侄）和吴雍均被召与会，担任纪录。神宗看了执政所拟的“除目”，谕曰：

“三省密院官，暂时搁一下。”

于是从吏部以下讨论起，议到太常少卿，帝曰：

“这一职位，必须慎择妥人。”以前执政屡有推荐，都不合上意，所以帝谕如此。续议礼部郎中，神宗说：

“此南宫舍人，非其他曹官可比，可除刘挚。”

论到著作郎，神宗说：“此非苏轼不可。”

众人无言，过了一会儿，神宗打破沉默道：

“想到了，太常少卿可除范纯仁。”

议毕，皇帝面色严重地宣谕道：

“朕与高遵裕约定，当于某日下灵武，等他捷报到来，必须大事庆赏，其时官制可行，除目可下。”

同时告诫在场诸人，绝对保密：“外人如有知此消息，定是卿等几人所泄漏，都须负责。”又命执政严戒王震、吴雍守秘。 45

高遵裕是环庆经略，他在庆州打败了西夏，又与刘昌祚合兵在距灵州百里之地，对来袭的虏军，打过一次胜仗，一路所向无敌，直薄灵州，报称指日可下，所以神宗有此期待。

不料高遵裕灵武之师，久围不下，反被西夏人决黄河之水直灌营地，十几万大军生还者不到万人，几乎是全军覆灭，高遵裕与神宗相约的捷报和神宗预备的庆赏，皆成虚愿。

元丰五年（1082），议修国史，神宗谕示：“国史大事，可命苏轼主编。”王珪面有难色，神宗只得说：“如苏轼不恰当，姑且用曾巩一试。”

曾巩编成《太祖总论》，进呈，不合上意。六年，曾南丰丁忧返籍，不久也去世了。 46

派苏轼修国史，既被王珪阻拦了，神宗又降旨要起复苏轼以本官知江州。蔡确和中书侍郎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公事送到门下省，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王珪奏以为不可。明日改承议郎，知江州太平观。官僚要反对一件事，先是推，推不掉就拖，一拖再拖，“命格不下”了。

有人很愤慨地说，这都是王禹玉（珪字）出的力。 47 这样推诿拖托，时间过得很快，苏轼被谪黄州，已经四年了。至元丰七年（1084）春，神宗不再与执政的宰辅商量，径以“皇帝手札”，量移苏轼汝州。

用“皇帝手札”是万不得已。这种特殊文件，一曰手诏，常为非常的恩典，如特赦；一曰御札，则为皇帝决意要办的事，一种率直的指示，故不用四六句。这两种特别的文件，一经颁下，臣下只能奉行，不得再议。神宗若不深恶执政的恶意阻挠，也决不轻易打破常制，动用“皇帝手札”。

“量移”为该恩原赦，量移近里州军之意，算不得是起复，这也是神宗顾虑苏轼为当前的执政大臣们所力拒，复官反而容易滋生事端，不如留待到了河南，看情形再说。

起复的第一步，以“皇帝手札”那样特殊的措施，才告成功。元丰七年（1084）四月，告下黄州，特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一切都无改变，不过从偏远的黄州移到京畿附近的汝州而已。告词有曰：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48

这几句话使苏轼低徊雒诵，顿生知遇非常的感激，作《谢量移汝州表》，也竭尽哀慕之意。如曰：

旋从册府，出领郡符。既无片善可纪于丝毫，而以重罪当膏于斧钺。虽蒙恩贷，有愧平生。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

这份谢表，呈达皇帝御前，神宗读后，顾谓侍臣道：“苏轼堪称奇才！”

但还有人在帝前媒孽道：“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如说兄弟并列于贤科，以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等语，自以为因诗词被谴，实非其罪，毫无悔悟之意。”

神宗愣了一下，径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言者语塞。 49

上述皇帝告词中有“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这一句话，使苏轼非常感动，后来知道此文出于给事中王震（子发）的手笔，而震是好友王巩的六侄。 50 元祐初，苏轼为翰林学士，与子发做了翰林院里的同僚，次韵赠诗，有“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句，即是指此告词，喻为黑漆寒霜之夜里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脸上顿时透露了生气，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十二　别黄州

拜发谢表后，全家忙着收拾行李，准备离黄。苏轼把辛苦经营的东坡农场和雪堂的房屋、乳媪的坟墓，托给了近邻潘丙（彦明）照看。因为苏迈正要到江西德兴去当县尉，所以决定叫他带了全家，稍后至湖口相会，他自己则要先往筠州去探望苏辙和三个多年不见的侄子，诗僧参寥、丐者赵吉 51 从行。

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至七年四月离去，在此整整住了四年三个月。离黄之日，他的疮病似乎没有痊愈，所以作《别黄州》诗，用杜甫瘦马行的典故：“病疮老马不任𩉜，犹向君王得敝帏。”黄州虽是这么穷僻的地方，但是住久了，即使一草一木，看来也不免有情，故诗续曰：“桑下岂无三宿恋，樽前聊与一身归。”黄州邻里、朋友，纷纷设馔话别，一个流落天涯的人，对于温暖的人情，更易流连，作《满庭芳》一阕，以当告别：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黄州郡将也设宴欢送苏轼，循例征召官伎侑酒。苏轼名满天下，照当时风气，常被那些女孩子们求诗乞字，当此酒酣耳热之际，他一向兴致很好，醉墨淋漓，来者不拒。于是有一故事，这次侑酒官伎中，有一李琪，长得娇小明艳，而且知书识字，不过胆小腼腆，所以，只有她从未得过苏公的翰墨。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也不能错过，但等酒喝得差不多时，她从身上取下一条白绢领巾，跑到苏轼座前，求赐墨宝。

苏轼仔细瞧了她半响，叫她先去把墨磨好。墨浓了，他便拈起笔来在那幅白绢上大书道：

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琪？

下面没写下去，他老把笔一搁，又去和别人谈天说地起来，似已完全忘了这事。同席的人，看开头这两句，语意凡易，认为以苏轼的捷才，也决不至于接不落下文，大家不解何故。李琪自然最为焦急，但也不敢催问，只憋得粉面通红，无所措手。苏轼佯若没事，谈笑不绝，直到宴席将散，李琪忍不住只得去他面前，再拜续请，苏轼这才哈哈大笑道：“几乎忘了出场。”提笔续写道：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

写毕，大家传观，都为李琪庆贺。苏轼黄州赠伎诸作，以李琪所得的褒扬为最甚。 52

苏轼于三月上旬闻移汝之命，随即作书邀王齐愈过江来一叙。这封信写出他此际惶惶不安的心事：

……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旧黄州住，细思罪大责轻，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数日念之，行计决矣。见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发，沿流入淮，溯汴，至雍丘、陈留间，出陆至汝，劳费百端，势不得已。本意终老江湖，与公扁舟往来，而事与心违，何胜慨叹。计公闻之，亦凄然也。甚有事欲面话，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两三日间，特一见访乎？至望，至望。

苏轼行前，武昌的王齐愈、齐万兄弟，岐亭的陈慥都于苏宅会集，伴送离黄。时已四月中旬了，他们一行渡江过武昌，夜行吴王岘时，忽然听到隔江传来黄州鼓角的声音，一声声撩拨起行人苍茫的悲凉，苏轼默诵杜甫的诗：

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

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

一时感情激动，不能自制，两眼都忽然湿润起来。但他立刻凛一凛精神，以为鼓角本身是无悲亦无喜的，一切随着听鼓者本身的哀乐而变化，今日多情送我，固然免不掉有点感伤，但望有生之年，还能再来黄州，这江边的枯柳总还认识我，这黄州鼓角还当吹奏此曲，欢迎东坡居士重来。作《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诗：

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渡吴王岘。

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

江南又闻出塞曲，半杂江声作悲健。

谁言万方声一概，鼍愤龙愁为余变。

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

他年一叶溯江来，还吹此曲相迎饯。

绝意仕路的苏轼，如果不能归乡，他只愿重回黄州来做他的东坡老农。这心意，即使后来元祐时期，他还常常那么怀想，《致潘丙（彦明）书》说：“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愿遍致此意。”

一行同至车湖王齐愈家，因为刮风，留住两日，至四月十四日，坐船到磁湖。 53

到磁湖来送行的黄州朋友一大堆：潘氏全家祖孙三代——潘革和他的三个儿子潘鲠、潘丙、潘原，潘鲠的两个儿子，即是后来江西诗派的大将潘大临、大观；古耕道、郭遘，何氏竹园的何胜可也带了他的孙子何颉（斯举）同来；还有武昌的王齐愈、齐万兄弟带了侄子天常以及韩毅甫、宗公颐等。这一大批送客远来磁湖，使苏轼深为感动，和他们一一热烈话别。

唯有陈慥，交情更是不同。苏轼住在黄州，季常每次往返四五百里路来看他，前后达七次之多，这回更是坚欲送他直到九江。苏轼途中作诗赠别，回顾他们五年来的交往，感慨道：“枯松强钻膏，槁竹欲沥汁。两穷相值遇，相哀莫相湿。”这几乎就是《庄子·大宗师》中“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意思。最后，更历忧患的苏轼很坦白地劝季常道：

吾非固多矣，君岂无一缺。

各念别时言，闭户谢众客。

苏轼又将五年间往来岐亭所作泣字韵诗，通为《岐亭五首》，前加长叙，留为与陈季常患难交情的纪念。

苏轼从此就再也没能到黄州来，也再没看过他亲手垦辟的东坡。

1 本集：《方山子传》。

2 本集：《岐亭五首之一》。

3 据明都穆《南濠诗话》，此是唐人潘阆《夏日宿西禅院》诗，全文为：“此地绝炎蒸，深疑到不能。夜凉如有雨，院静若无僧。枕润连云石，窗明照佛灯。浮生多贱骨，时日恐难胜。”苏轼记忆中，略有一二字不同。

4 〔宋〕张舜民：《画墁录》。作者曾于元丰五年往访黄州，见知州杨寀、通判孟震及苏轼，所见黄州，荒凉如此。

5 宋官吏俸禄，有一部分是以实物折价抵算，称折支。此诗作者自注：“折支多得退酒袋。”“退酒袋”者，朝廷造酒后废弃的酒袋。末二句诗自讽贬官至此，无补于朝廷，反而浪费俸禄。

6 本集：《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诗》。

7 本集《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诗》：“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

8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

9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10 〔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

11 〔宋〕苏轼：《东坡志林》。

12 〔宋〕郑景望：《蒙斋笔谈》。据考，景望，名伯熊，永嘉人，官宗正少卿。所作《蒙斋笔谈》，实即叶梦得《岩下放言》，景望仅颠倒其次序而窃为己有者。

13 《汉书·游侠传》：“陈遵所到，衣冠怀之，惟恐在后。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坐。”

14 〔宋〕苏轼：《东坡志林》。

15 〔宋〕周必大：《益公杂志》。

16 蔡承禧，字景繁，临川人，欧阳修门生，与轼进士同年。灵州战役前，因反对以太监李宪主兵柄，被出为淮南转运副使，置司楚州。黄州适属承禧辖区，苏轼得其照顾者甚多。元丰七年十二月，轼在泗州得承禧在任病逝的噩耗，祭文曰：“我迁于黄，众所远摈。惟子之故，不我籍辚。孰云此来，乃拊其榇。……”皆实录也。

17 〔日〕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

18 〔宋〕陈鹄：《耆旧续闻》。

19 邵博《闻见后录》：“晁以道为余言。尝亲问东坡曰：‘先生《易传》，当传万世。’曰：‘尚恨某不知数学耳。’”

20 本集：《书赠王十六秀才》。

21 〔宋〕米芾：《画史》。

22 本集：《代巢谷作遗爱亭记》。

23 〔宋〕洪迈：《夷坚志》。

24 本集：《日日出东门》。

25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东坡响簧铁杖，长七尺，重三十两，四十五节，嵇康造。”

26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并见何薳《春渚纪闻》。

28 《施注苏诗》引东坡手帖二则。

29 庄子《大宗师》篇“藏舟于壑”那一段。

30 后赤壁之游，与客二人，一为道士杨世昌，固无疑矣。其另一人，则当时能从东坡夜游者，不外郭、古、潘三人中的一个，潘丙自营酒肆，不至于有鱼无酒，郭遘采药为业，亦非江畔网鱼者，所以推想为古耕道。

31 朱翌《猗觉寮杂记》载：“《后赤壁赋》：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多不知为何等鱼，考之，乃鳜也。《唐韵》注：鳜，巨口细鳞。《山海经》云：鳜，巨口细鳞有斑彩。以是知东坡一言一句，无所苟也。”

32 赵翼《陔余丛考》记吴匏庵诗：“西飞一鹤去何祥，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即据《施注苏诗》引东坡手帖二则所言石刻拓本，揭破东坡此一玄虚。

33 本集：《书子美屏迹诗》。

34 〔宋〕赵令畤：《侯鲭录》。

35 〔宋〕苏轼撰，〔清〕施元之注《施注苏诗》。

36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37 本集：《西湖智果精舍参寥泉铭》。

38 〔宋〕沈括：《梦溪笔谈》。

39 〔宋〕苏轼：《东坡志林》。

40 本集：《书清泉寺词》。事亦见于《东坡志林》。

4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42 〔宋〕徐度：《却扫编》。

43 〔宋〕朱弁：《曲洧旧闻》。

44 〔宋〕苏辙：《龙川别志》。

45 王巩《闻见近录》引用其侄王震口述，震参与当日御前会议，职司记录之人。

46 事见《宋史》本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邵博《闻见后录》。

47 同上。

48 王巩《闻见近录》引王安礼（和甫）语。《厚德录》亦载其事。

4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50 〔宋〕陈鹄：《耆旧续闻》。

51 丐者赵吉，因苏辙的介绍，从东坡于黄州。《栾城集》有《丐者赵生传》，东坡诗中屡称为赵贫子。

52 〔宋〕何薳：《春渚纪闻》。又陈岩肖《庚溪诗话》作“李宜”。

53 本集《再书赠王文甫》云：“昨日大风欲去而不可，今无风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不欲我去者，当使风水与我意会，如此便当作留客过岁准备也。”可见其欲别还难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