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威尼斯（1867年2月）1
没有比威尼斯更华丽更不可思议的了。在不可能建造城市的地方建造城市，这本身便是不合常情的，何况建造的是最优雅、最宏伟的城市之一，这更是天才的狂想。水流和海洋，它们的波光水影必然赋予它以独特的绚丽色彩。软体动物得用珠母和珍珠装饰自己的居室。
只要对威尼斯作一次表面的巡礼，便能看到，这是一个意志坚强、文化发达的城市，一个共和主义的、商业繁荣的、寡头统治的城市，它由河水隔开的一个个地方连结而成，是在一面军旗下建立的货物集散地，这里既热闹又安静，既有嘈杂的市民大会，又有秘密的聚会和活动；它的广场上从早到晚攒聚着人群，而代替街道的河流在默默地奔向海洋。圣马可广场每天喧声不断，吵吵闹闹，小船则无声无息地从它旁边驶过，没人注意。谁也不会知道，在它的黑色天幕下隐藏着什么，在幽会的情人附近又有什么人正被淹死。
凡是在总督宫2中觉得逍遥自在的人，一定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他们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没有土地，没有树木，这算得什么，只要多一些雕刻的石块，多一些装饰品，金饰物，镶嵌工艺品，雕塑艺术品，图画和壁画。这里有一个空角落，便放一尊带湿漉漉的长胡须的干瘦的海神像！那儿出现一个空台阶，便放上张开双翼的石狮子和手拿《福音书》的圣马可像3！这儿光秃秃的，空无一物，便铺一层大理石，镶成图案花纹！那儿又铺一层斑岩镶制的花边！不论是对土耳其人或热那亚人的胜利，还是教皇的友好访问，都在大理石上留下了踪迹，所有的墙壁都蒙上了一层雕刻的帷幕，绘画更多。保罗·韦罗内塞4，丁托列托，提香，都曾手执画笔，站在脚手架上，在这儿作画；“大海的新娘”5的每一个历史步伐，都应该通过画笔和雕刻刀留给后人。
在这些石块中间蕴藏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6发现的新航线和新海港，都不足以影响威尼斯的生存。要扼杀它，必须在法兰西王朝的废墟上崛起了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在这共和国的废墟上又出现了一个大兵，按照科西嘉的方式，把蘸有奥地利毒汁的三棱匕首投在这狮子身上才成。7但是威尼斯清除了这毒汁，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复活了。
但是它活了吗？除了雄伟的躯壳，很难说它还一切完好，也很难说，它已有了新的前途……何况整个意大利的前途又如何呢？也许，对威尼斯说来，它的前途在于君士坦丁堡，在于斯拉夫-希腊民族的振兴，在于正从东方的迷雾中逐渐显露曙光的自由联盟的形成。
那么意大利呢？……这以后再谈。现在威尼斯正在举行狂欢节，这是七十年亡国之后的第一个狂欢节8。广场变成了巴黎歌剧院的舞厅。老圣马可以他金光闪闪的形象和艺术圣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和异教的马匹中9，兴高采烈地欢度着节日。只有每天在两点钟飞到广场觅食的鸽子感到有些困惑，不断从一个屋檐飞到另一个屋檐，希望证实它们的餐厅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群众还在增加，人们欢天喜地，不顾一切地尽情玩笑取乐，在朗诵的声调中，在谈话和姿态中充分表现自己的喜剧天才，只是不像巴黎的小丑那么尖酸刻薄，不像德国人那么庸俗无聊，也不像我们祖国同胞那么下流肮脏。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有伤大雅的表现，人们为此惊讶，尽管它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这是全体人民的游戏、休息和娱乐，不是酒楼妓院和它们的派生机构中的争奇斗妍、寻欢作乐，那些地方的女人撕下了一切遮羞布，却偏要戴上面具，以便让它像俾斯麦的撞针一样10，更有力地、更准确地射出不可抗拒的子弹。但这里没有那些女人的容身之处，在这里人民是自己娱乐自己，他们的姊妹、妻子和女儿们也是自己娱乐自己，谁要是侮辱戴面具的人，只能自己遭殃。在狂欢节中，面具对妇女的作用，与驿站长纽扣洞上的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相同。11
起先我只是作为旁观者看看热闹，但是它那天然具有的魅力必然把一切卷入这股洪流。
全体人民像患了舞蹈病，穿着奇装异服在广场上拼命跳舞，这时任何无聊的玩笑都可能出现。餐馆的大厅里坐着几百个人，也许还更多，他们都是戴了紫白色的面具，坐在镀金的海船上由水牛拉着进入广场的（所有陆上的交通工具和四足的动物，在威尼斯都是非常稀罕和珍贵的）。现在他们便坐在那儿大吃大喝。一个客人突然提出，要给大家看一件宝物，保证大家一定满意，这件宝物便是我。
这位先生与我仅有一面之交，他蓦地跑进阿尔贝戈·但尼尔饭店，要求我与他一起去参加假面舞会。去不合适，拒绝也不合适，我去了。迎接我的是欢呼声和斟满的酒杯。我向大家鞠躬答礼，讲了些废话，欢呼声更响了，有的人大喊：“加里波第的朋友万岁！”另一些人大喊：“欢迎俄国诗人！”我担心这些戴紫白色面罩的人会举起酒杯高呼：“为斯拉夫诗人，斯拉夫艺术家、雕塑家和艺术大师干杯”，赶紧溜回了圣马可广场。
广场上人山人海，我靠在一根柱子上，正为自己的诗人雅号得意。我的向导为戴紫白色面罩的人执行了传见的使命后，这时站在我旁边。我突然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从人群中穿过，不禁脱口而出，喊道：“我的天，她多么美！”我的向导12没说一句多余的话，立即抓住我，把我推到了她面前。我的波兰伯爵开始道：“这就是那个俄国人……”我打断了他的话：“您听到我是俄国人以后，还愿意与我握手吗？”她笑了笑，伸出了手，用俄语说她早已希望见到我，并用同情的目光望着我。我又与她握了握手，然后目送着她，直到她的背影消失为止。
我想：“这是一朵带血的花，给暴风雨从立陶宛的土地上吹到了这儿。现在你的美貌不再是为祖国的人民放射光彩了……”
我离开广场，去迎接加里波第13。在水上，一切静悄悄的……狂欢节的喧闹声时断时续地传来。森严的房屋簇聚在一起，仿佛在向小船靠拢，用自己的点点灯火窥视着它；台阶旁边的河水拍打着舵，铁钩在闪闪发光，船夫大声喊着：“劳驾，让开一点！”河水静静地把船带进了小胡同，鳞次栉比的房屋蓦地让开了，我们进入了大运河中14……“火车站到了，先生。”船夫嚷道，口齿不清，正如全城的人一样。但是加里波第在波伦亚下了车，还没到达。开往佛罗伦萨的火车喘着气，在等待鸣笛。我真想跳上火车，免得明天再看到那些面具，但明天我不会再见到那位斯拉夫姑娘……
……威尼斯欢欣鼓舞地接待加里波第。大运河上帆樯林立，几乎形成了一座桥，为了走上我们的小船，必须跨过几十只其他的小船。政府和它的随从们尽一切努力，要表示他们对加里波第不满。如果阿马戴乌斯王子15傲慢不逊和鄙俗无礼的表现是出于他父亲的指示，那么这个意大利孩子为什么不能扪心自问，不能在威尼斯和国王之间，在国王的儿子和良心之间，调和一下矛盾呢？要知道，加里波第给了他们两个王国呢！16
我发现，从1864年在伦敦见面后，加里波第没有老，也没有病。但是他显得忧郁，心事重重；第二天他要会见威尼斯人民，但是他觉得没什么好讲的。他真正的合唱队——人民群众是在基奥贾17，他在那儿才充满活力，那里的船夫和渔民在等待着他；他站在群众中间，对这些普通的穷人是这么说的：
“我跟你们在一起才觉得像在家里一样！我深深感到，我生来就是一个工人，也一向是工人，祖国的不幸才使我不得不放弃了和平的劳动。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我熟悉你们的每一种工作……”
老船长的话淹没在一片欢乐的呐喊声中，人们向他拥去。
“给我刚出生的儿子取个名字吧！”一个女人喊道。
“给我的孩子祝福……”
“也给我的祝福！”别的女人喊道。
勇敢的将军拉马尔莫拉和无人安慰的鳏夫里卡索利，以及你们所有的希阿洛亚和德普雷蒂斯们，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破坏这条纽带吧，它是由农民和工人的手织成的，它这么坚韧，不论你们和你们所有的托斯坎尼和撒丁的走卒们，你们那些分文不值的马基雅弗利们如何用力，也无法把它拉断。18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等待着意大利的是什么，新生的、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那是马志尼所鼓吹的前途，加里波第带领大家争取的前途……还是加富尔所要实现的前途呢？19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们抛到了可怕的远处，面对了一切最令人痛心的、争论最多的难题。它直接涉及我们内在的信念，那些构成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基础的信念，而这个斗争往往使我们与朋友分道扬镳，有时也会使我们与敌人站在一边。
我怀疑拉丁民族的未来，怀疑它们未来的发展能力：它们欢迎革命的过程，却对取得的进步感到无法承担。它们没有得到它时向往它，得到以后又厌弃它。
意大利解放的理想是可怜的，它一方面忽视必不可少的、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幸地保留了旧的、腐朽的、死亡的和导致死亡的因素。意大利的革命直至目前仍是争取独立的斗争。
当然，只要地球没有破裂，彗星不太靠近地面，以致使我们的空气变成火海，意大利在未来依然是意大利，一个屹立在蔚蓝的天空下和蔚蓝的海洋中的国家，既有秀丽的外貌，又有美好的、富于同情心的人民，那些天生喜爱音乐和美术的人民。当然，军事和政治上的一切风波，荣誉和耻辱，边境的陷落和议会的兴起，都会在它的生活中得到反映，它会从教士的、专制的国家变成（而且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的国家，从贫穷的国家变成富足的国家，从简陋的国家变成舒服的国家等等等等。但是这还不够，光是这样是走不远的。在比利牛斯山的那边也有一个国家，周围也是蔚蓝的海洋，也居住着英勇的、历尽忧患的人民，它是美好的，没有外来的敌人，又有议会，还有表面的统一……然而具备了这一切，西班牙又怎样呢？
民族是具有生命力的，它们可以历经几个世纪的停顿之后，在有利的环境下重又萌发生机，充满力量和朝气。但是它们的崛起是否意味着恢复原来的面貌呢？
希腊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已从地面上消失了多少世纪（我几乎得说已有千年之久），然而它依然活着，当全欧洲沉湎在复辟的噩梦中的时候，希腊却觉醒了，震动了整个世界。但是卡波季斯蒂亚斯20的希腊人，难道与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或者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一样吗？他们只是保留了同一个名称和遥远的回忆而已。意大利也可能脱胎换骨，但那时它就得开始另一部历史了。它的解放只是取得了生存的权利。
希腊的例子是非常恰当的；它离我们这么遥远，与我们的好恶关系不大。希腊经历了雅典时代，马其顿时代，在罗马的压力下失去了独立，到了拜占庭时期重又作为自主的国家出现。但这时它有什么作为呢？什么也没有，甚至更坏，有的只是神学的论争，妻妾制度改革的先兆。土耳其人帮助了停滞的大自然，在熊熊的烈火中迫使它走上了灭亡之路。当罗马的统治降临时，古希腊已经奄奄一息，它保存了它，正如熔岩和灰烬保存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21。拜占庭时期揭开了棺材盖，但死人还是死人，它像一切坟墓一样，属于神父和修士的世界，这些人在那里代表了丧失繁育能力的太监。谁不知道十字军远征拜占庭的故事？从教养，从文明的程度而言，十字军低得多，但是这些野蛮的勇士、粗鲁的武夫却充满力量，英勇善战，意志坚强，他们一往无前，历史的上帝与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人之所以美好不在于他们的温和慈祥，而在于他们具有雄健的膂力，他们的要求又适合时宜。正因为这样，我们读枯燥的编年史时，看到瓦兰吉亚人22从北方的冰雪中疾驰而下，或者斯拉夫人驾着小船顺流而下，举着盾牌攻打拜占庭睥睨一切的城墙时，便理所当然地感到十分兴奋。我做学生时，读到那个穿衬衫的野人23戴着金耳环，独自摇着树皮船，前去会见温文尔雅、知书识礼、服饰华丽的皈依了上帝的皇帝齐米斯西斯，真是喜不自禁。
不妨想想拜占庭；在我们的斯拉夫主义者还没把绘圣像的新编年史送到世上，得到政府的推广以前，拜占庭可以向我们说明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
拜占庭能够生存，但是不能有什么作为；可是一般说来，只有当民族活跃在舞台上，也就是当它们有所作为的时候，它们才能在历史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记得我已讲过，当我向托马斯·卡莱尔24谈到巴黎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时他给我的回答。
“您为什么要对它这么生气呢？”他向我指出，“拿破仑迫使法国人闭上嘴巴，这是他对他们的极大恩惠，因为他们本来没什么要讲，可是又不得不讲……现在拿破仑给了他们一个表面的理由……”
我不想说，我是否完全同意卡莱尔的话，但是我问自己：到了占领罗马以后，意大利有什么要讲和要做的吗？有时我找不到答案，我只得希望，还是让罗马永远作他们鼓舞人心的目标吧。
在取得罗马以前，一切都很好，大家精神振奋，充满力量，只是缺少一些钱……在罗马面前，意大利可以忍受一切——捐税，皮埃蒙特的本位主义，掠夺成性的政府机构争争吵吵、令人厌恶的大批官僚；在等待罗马解放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为了取得它，人们可以克制自己，也必须和衷共济。罗马是分界线，是旗帜，它始终闪现在眼前，不让人安心睡觉，安心做买卖，它使人心神不定。到了罗马，一切便变了，一切都结束了……在那里似乎已万事大吉，取得了桂冠；其实根本不对，那里还只是开端。
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从来不明白（这是很好的）独立本身什么也不能给予，除了成年权，除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除了自由行动的公民权获得承认以外，没有其他。
从皮卡托利尼和奎里纳尔山顶25上宣布的法令将是什么？从罗马广场上，从那个阳台26（历来教皇向“世界和城市”祝福的地方）上，将向世界宣告的又是什么？
简单地宣布“独立”，这是不够的。但是我总觉得，到了加里波第丢下自己不再需要的剑，给意大利披上成年服的一天，他所能做的只是站在台伯河边，与自己的导师马志尼当众拥抱，一起宣布：“现在让你们的仆人离开吧！”27
我这是为他们讲的，不是反对他们。
他们的未来是有保证的，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将彪炳史册，永远照耀在从阜姆到墨西拿的整个意大利上空，而且在整个悲惨的欧洲，随着人们在历史上日益变得卑下和渺小，他们的名字将越升越高。
但是意大利不见得会按照伟大的烧炭党人和伟大的战士的纲领发展；他们的教义完成了奇迹，它唤醒了思想，举起了剑，这是惊醒沉睡者的号音，意大利解放自己的旗帜……马志尼的半个理想实现了，但正因为这样，那另一半远远越出了可能的范围。马志尼现在之所以变得软弱，原因便在于他的成功和伟大，正是他的理想的这一半，那成为现实的一半，使他变得贫乏了，这是分娩之后的虚弱。看到陆地以后，哥伦布只要把船驶向那儿，那桀骜不驯的全部精神力量已没有用武之地。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形……反对农奴制度，反对不经任何审判定罪和争取一切公开的斗争，曾赋予我们的每一句话以巨大的力量，可是现在呢？
罗马是马志尼的美洲……在他的纲领中，缺少更远大的、更富有生命力的胚胎，它的斗争目标只是意大利的统一和罗马。
“那么民主共和制度呢？”
这是坟墓那边的巨大奖励，因为人们正是在这憧憬下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宣讲者和殉难者也正是对它怀着真诚而热烈的信念……
直至今天，一部分坚定的老人，马志尼久经考验的同志们，依然在朝着这目标前进，他们是不屈不挠、不可收买、不知疲倦的石工，为新意大利奠定基础的人，如果缺少水泥，他们不惜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但是这些人有多少呢？他们之后还有谁呢？
当德国人、波旁王朝和教皇的三重桎梏压在意大利脖子上的时候，圣马志尼教团这些奋不顾身的战斗的教士们，到处赢得了同情。王公贵族和大学生，珠宝商人和医生，演员和教士，画家和律师，市民中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工人、官员和士兵中一切觉醒了的人，都秘密地或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工作。要求共和的人不多，要求独立和统一却是共同的。他们获得了独立，他们厌恶法国式的统一，他们不希望共和。当前的社会秩序基本上适合意大利人的需要，他们正是指望以这样一个“强大而雄伟”的形象跻身在欧洲各国中，他们在维克多·厄马努埃尔身上找到了这“美好而伟大的体现”，因此他们拥护他。28
从欧洲大陆的发展看，在头脑中没有明确的观念，行动上没有可能采取的方针时，代议制确实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是伟大的缓冲装置，它可以磨光棱角，消除冲突双方的锐气，赢得时间。一部分欧洲已通过了这磨盘，另一部分正在通过，我们这些凡人自然也难逃此劫。埃及发生了什么？它也只是骑着骆驼，在鞭子的驱赶下，走进代议制的磨坊而已。29
我不想责备多数派，它准备不足，已精疲力竭，有些气馁，我更不想责备群众，他们长期处在教士的教诲下，我甚至不想指责政府，因为说实话，怎么能指责它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热情、诗意和智谋呢？它来自卡里尼亚诺宫30，是在生锈的哥特式宝剑、扑粉的老式假发和自命不凡的小朝廷的僵化礼节中长大的。
它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恰恰相反，但是它并不因此变得软弱无力。1863年，我曾为那不勒斯对政府的普遍不满感到奇怪。1867年，我看到威尼斯刚解放三个月，便对政府无法容忍，已一点不觉得奇怪。但同时，我更清楚地看到，它根本不用怕什么，只要它自己干的事不致太荒谬，太令人不满，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在它是轻而易举的。
我有个现成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两方面的情况，我在这里把它讲几句。
政府有时喜欢运用各种语义含糊的俏皮话愚弄人民，如路易-菲力普的“和平的俘虏”，路易·拿破仑的“帝国就是和平”之类。里卡索利也不甘落后，他把保障教会大部分财产权的法案，称之为“自由国家内教会的自由权（或自主权）”31。自由派中的一切未成年人，一切只看标题的人，都欢欣鼓舞。政府掩饰着笑容，庆贺自己的胜利。这法案显然对教士有利；于是比利时的一个“税吏和罪人”来了32，耶稣会的长老们则躲在他的背后。他带来了大量黄金，那金光闪闪的颜色在意大利已好久没看到了，他提议付给政府巨额现款，政府则必须保障教士对他们在忏悔仪式中骗取到的，从临死的和一切灵魂堕落的罪人中搜刮到的田地房产的合法所有权。
政府看到的只是金钱，傻瓜们却看到了另一种东西：在自由国家内教会的美国式自由权。现在用美国的砝码来衡量欧洲的一切设施，已成了时髦的玩意儿。佩尔西尼公爵33便在第二帝国和当今的第一共和国之间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点。
然而不论里卡索利和希阿洛亚如何狡猾，议会（尽管它的成员极其庞杂，又大多庸碌无能）终于发觉，这局牌有舞弊行为，而且舞弊是背着它干的。34银行家充当了导演，企图收买意大利议员，但这是在2月，议会休会了。那不勒斯出现了流言蜚语，威尼斯人在马利布兰剧场集会，要提出抗议。里卡索利下令封闭剧场，派了门岗。毫无疑问，一切可能出现的失策中，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威尼斯刚得到解放，它想行使自己的反对权，却遭到了警察的阻挠。为国王举行庆祝会，给伟大的司令拉马尔莫拉献花，这都没什么。甚至威尼斯人如果想为奥地利大公开会祝福，也会获得批准。但是马利布兰剧场的集会其实毫无危险可言。
议会惊醒了，要求解释。里卡索利回答得傲慢不逊，那口气完全像蓝胡子拉乌尔的末代子孙，中世纪的伯爵和领主。议会本来“相信内阁并不想限制集会权”，因此希望按程序进行讨论。但拉乌尔对他的“教会自由权”法案，那个他自己毫不怀疑的法案，竟在议会委员会中遭到怀疑，已十分恼火，于是宣称，他不能接受提出的议事日程。生气的议会否决了他的意见。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使他在第二天把会议延期，第三天又解散了议会，第四天他还想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是据说，恰尔第尼35对国王说，恐怕不能依靠军队。
有不少例子说明，政府犯了错误，总想为它所做的错事寻找有效的借口，或者掩盖这种错误，但是这些先生找到的只是最愚蠢的借口，它们只能证明他们的失败。如果政府沿着这条路一意孤行，它便可能垮台。可以指望和依靠的只是多少符合理性的东西；不顾理性可以造成漫无止境的灾难，尽管不论在任何场合，几乎总有恰尔第尼这样的人，在危险的时刻，给忘乎所以的头脑浇上一桶冷水。
如果意大利习惯于这种统治方式，心安理得，不以为意，那么它必然受到惩罚。对于阅历不如法国人的民族，这种谎言、假话和没有内容的空话组成的幻觉世界，是难以接受的。在法国，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但从表面和外形上看，一切又无不具备；它像回到了童年时代的老人，陶醉在玩具中，有时虽也发现，它的马是木制的，但仍宁可沉迷在幻觉中。意大利不能容忍这种中国皮影戏，这种月光似的独立（它的光线四分之三来自杜伊勒里宫的太阳），这种被鄙视和被憎恨的教会（人们把它当作昏聩的老太婆一般侍奉着，但愿它快点死去）。代议制的土豆泥和议会的夸夸其谈，不能给意大利人带来健康的体魄。这些骗人的食物和不真实的斗争只能使他们营养不良，头脑不清。可是别的又什么也没有。怎么办？出路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许只能是在罗马宣布意大利的统一之后，接着又宣布它分裂为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彼此不相为谋的各个部分。如果它蕴藏着活力，那么化整为零，形成十来个富有生机的中心，说不定能使它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也是完全符合意大利的精神的。
……我正沉浸在这种遐想中，忽然看到了基内36的小册子《法国和德国》，我高兴极了，这倒不是我特别信仰这位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尽管我非常敬重他本人，但我之高兴不是为了自己。
从前在彼得堡的时候，一个以幽默著称的朋友在我的桌上看到了柏林人米什莱的一本“谈灵魂不灭”的书37，给我留了下面这么一张便条：“亲爱的朋友，请你在读完这本书以后，务必扼要地告诉我，灵魂究竟是不是不灭的。我无所谓，但是为了安慰我的亲属们，我想知道这一点。”我现在也是这样，我看到基内的书之所以高兴是为了我的亲属们。尽管直到现在，我们的朋友中还有许多人对欧洲的权威采取傲慢的态度，但对他们的话还是比对我们自己人的话更相信。因此我总是尽可能把自己的思想置于欧洲保姆的庇护下。我借重蒲鲁东的话说，等在法国门外的不是喀提利纳，而是死亡；我拉住斯图亚特·穆勒的衣裾，反复申说英国的中国化问题。现在我也很满意，我可以拉住基内的手说：“这是我尊敬的朋友基内在1867年关于拉丁欧洲讲的话，也是我就整个1847年及以后各年的它所讲的话。”
基内怀着恐惧和忧郁看到法国的没落，它的头脑的衰老，它的逐步退化。他不了解原因，只得在法国背离1789年的原则和失去政治自由中寻找根源，因此在他的字里行间，从忧郁中流露出一种内心的希望：依靠实现真正的议会制度和伟大的革命原则恢复健康。
基内没有发觉，他所说的伟大原则，以及拉丁世界的一般政治思想，已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它们的发条不起作用了，快要断了。1789年的原则38不是空话，但现在变成了空话，与圣餐仪式和祈祷文一样了。它们的功绩是巨大的：法国依靠它们，通过它们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它把未来的帷幕拉起了一角，又在惊慌失措中溜走了。
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或者自由的制度重新把神圣的帷幕拉开，或者一切处在政府的监督下，外表安定，内部是奴役。
如果欧洲的民族生活、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追求，那么这一或另一方面早已会取得优势。但由于西欧历史形成的局面，它导致了永恒的斗争。它的文化具有双重性质，这个基本事实中包含了妨碍持续不断发展的内在因素。人们生活在两种文化中，两个层次中，两个世界和两个发展阶段中；生活不是以统一的整体，而是以它的一个部分在进行，同时又得利用另一部分提供燃料和食物，这样，继续侈谈自由和平等，就越来越困难了。
为建立更和谐、更平衡的社会所作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它们在某一地区不能成功，这主要是证明这个地区还不具备条件，不是这些原则错了。
事情的整个实质便在这里。
北美合众国凭自己统一的文化，可以轻易走到欧洲前面，它的处境比较单纯。它的文化水准低于西欧，但它是统一的，一切都达到了这个水准，这便是它的巨大力量所在。
二十年前，法国以巨人的步伐冲向另一生活，在黑暗中盲目奋战，没有计划，除了无法忍受的苦难，不知道别的一切；它被“秩序和文明”39打败了，而胜利者离开了它的轨道。资产阶级不得不为自己悲剧性的胜利付出代价：它在许多世纪的努力、牺牲、战争和革命中赢得的一切，即整个文化的优秀成果。
力量的中心，发展的道路——一切都改变了；隐蔽的活动，受压制的改造社会的工作，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法国国境以外。
德国人一旦相信，法国的海岸下沉了，它那骇人的革命思想衰老了，不再可怕了，于是戴上普鲁士钢盔，从莱茵河边的堡垒中出来了。
法国不断后退，钢盔不断前进。俾斯麦从来不把自己人放在眼里，但他向法国竖起两只耳朵，嗅着那儿的空气，终于相信那个国家已无能为力，于是明白，普鲁士的时代到了。40明白以后，他立即命令莫尔特凯41制订计划，命令军械员制造撞针，露出日耳曼人毫不留情的狰狞面目，有条不紊地摘取一只只成熟的德国梨子，丢进可笑的腓特烈·威廉42的网兜里，让他相信，他是路德派上帝特别宠爱的英雄。
我不相信，世界的命运会长期掌握在德国人和霍亨索伦王朝43手中。这不可能，这违反人类的理性，违反历史的美学。我要说的话与肯特对李尔说的正好相反：“普鲁士，我在你身上看不到必须称你为国王的东西。”44但不管怎么说，普鲁士把法国挤到了后面，自己坐到了首位。在把日耳曼祖国色彩斑驳的碎块涂上同一颜色以后，它便得给欧洲颁布法律——只要它可以用刺刀制定法律，用霰弹执行法律，它便会这么做，理由非常简单，它拥有比别国更多的刺刀和更多的霰弹。
在普鲁士的浪潮后面，已兴起了另一个浪潮，不论那些传统的老人是否欢迎，它还是会到来。
英国很狡猾，它保持着强大的外表，却躲在一旁，仿佛为自己虚假的不介入感到自豪……1848年，它曾靠警棍轻易医治了它的社会阵痛，现在它在内心深处又感到了同样的痛楚……它比以前更强烈了……于是它只得把探索的触须深深伸进国内的斗争中。
法国为自己地位的改变感到惊讶，困惑，它不敢用战争威胁普鲁士，却威胁意大利，如果它敢于触犯“永恒之父”的人间领地，就得冒战争的危险；并且募款建造伏尔泰的铜像。45
普鲁士吹响了震耳欲聋的号音，要开始最后的军事审判，这能唤醒拉丁欧洲，告别它文明的野蛮人正在到来吗？
谁知道呢？
……我在热那亚遇到了一些刚渡过大洋的美国人。热那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书本上读到的关于旧世界的一切，他们都亲眼看到了；那起伏不定的狭小而阴暗的中世纪街道，那异常高大的房屋，那半坍毁的走廊、城堡等等，使他们惊叹不已。
我们走进了一个宫殿的大厅。一个美国人不禁兴奋得大叫道：“啊，这些人生活得多么好，多么好呀！这么宽敞，这么幽雅！不，在我们那里这样的东西简直想象不到。”他准备为自己的美国脸红呢。我们在宽敞的大厅里参观。从前那些主人的画像，挂在墙上的一幅幅图画，褪色的墙壁，古色古香的家具，废弃的纹章，荒凉的气氛，空空荡荡的屋子，还有那个戴着黑绒线帽子，穿着破旧的黑上衣，拿着一串钥匙的老看守人……一切都清楚地说明，这不是住人的房子，只是一件古董，一个石椁，过去的生活留下的华丽的痕迹。
“是的，”走出屋子时我对美国人说，“您说得完全对，这些人从前生活得很好。”
（1867年3月）
1 1860年，意大利获得了独立和统一，建立了意大利王国，但威尼斯地区仍处在奥地利统治下，罗马则由法国军队所控制。1866年底，由于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被打败，意大利收回了威尼斯地区。赫尔岑便是在这时来到威尼斯游览，这时意大利最大的问题便是解放罗马和实行共和制。
2 总督宫在圣马可广场旁边，是威尼斯的著名建筑。
3 圣马可即《马可福音》的作者，他的雕像常是右手拿笔，左手拿书，脚边有一头狮子。
4 韦罗内塞（1528—1588），16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
5 据传说，古代威尼斯的一个总督把一枚戒指投入亚得里亚海，说道：“大海啊，我们用这枚戒指表示与你的永久结合。”从此，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威尼斯也被称为“大海的新娘”。
6 伽马（约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由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道的开拓者。
7 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指法国，法国宣布共和后，1793年的共和国宪法规定法国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大兵”指拿破仑，拿破仑为科西嘉人。1796至1797年在意大利战役中，拿破仑占领了威尼斯共和国，然后在与奥地利签订的“坎波福尔米奥和约”中，把它让给奥地利，换取比利时诸省和莱茵河左岸地区。从此威尼斯共和国消失了，成了奥地利的属地。“狮子”是威尼斯的城市标志。
8 基督教的主要节日之一，在大斋节前三天，为“封斋”作准备的狂欢活动在2月份。威尼斯从1797年割让给奥地利，至1866年底解放共约七十年。
9 圣马可广场上有四匹铜马，系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雕刻家利西波斯所作，因此称为异教的马匹。
10 指当时的新式武器击针枪，俾斯麦曾让普鲁士军队普遍使用这种武器。
11 一年前，我在尼斯参加过一次狂欢节。那差别多么大，那里不仅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宪兵，不仅有戴武装带的警官……群众本身（不是旅游者）令我吃惊。戴面具的人喝醉了酒互相咒骂，跟站在酒店门口的人打架，还把涂白脸的小丑推倒在污泥中拳打脚踢。——作者注
12 即后面提到的波兰伯爵，一个流亡者，名霍托姆斯基。那个年轻女子也是波兰流亡者。
13 1867年初，加里波第从卡普雷拉岛到达佛罗伦萨（当时意大利王国的首都），又应威尼斯人的邀请，于2月间访问了该市。加里波第此行的目的是支持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的竞选活动，并宣传解放罗马的重要性，让大家明白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还没有最终完成。
14 大运河是贯穿威尼斯市的主要通道。
15 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的儿子，当时正在威尼斯，他根据父亲的指示，把对加里波第的欢迎变成了对意大利王国的歌颂。
16 指两西西里王国。
17 威尼斯附近海岛上的小城，居民大多为渔民和船工。加里波第这次访问了该地。
18 拉马尔莫拉（1804—1878）是意大利的将军及政治家，在1866年与奥地利军队的战斗中连连败北，这里称他“勇敢的将军”是反话。里卡索利（1809—1880）是意大利政治家，1861年后继加富尔为意大利王国的首相。他中年丧偶，没有再娶，因此这里称他“无人安慰的鳏夫”。希阿洛亚（1817—1878），意大利王国财政大臣，君主主义者。德普雷蒂斯（1813—1887），意大利王国内阁大臣。所有这些人当时都竭力破坏加里波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给加里波第解放罗马的活动制造种种障碍。
19 马志尼鼓吹的是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加里波第争取的是包括罗马在内的彻底统一的意大利，而加富尔要实现的是君主制国家。
20 卡波季斯蒂亚斯（1776—1831），希腊爱国志士，一向在俄国外交界工作，曾在维也纳会议中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1827年希腊独立后当选为临时总统，执行亲俄政策，不久即被政敌暗杀。
21 意大利南部的两个古城，于公元79年由于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被埋入地下，直至18世纪发掘出土，保存完整。
22 古代俄罗斯人对北欧诺尔曼人的称呼。
23 指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当时俄罗斯还没有接受基督教文化，据说他常穿白布衬衫，戴耳环，但作战骁勇。在公元968至971年与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的战斗中，虽然由于众寡悬殊，最后被围困在一个城市中，仍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971年，他与齐米斯西斯会见，签订了和约。
24 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赫尔岑在185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卡莱尔的这些话。
25 罗马系建立在七个山丘上，这是其中的两个，罗马市政厅即在这里。
26 指梵蒂冈宫的阳台，教皇在此向基督教世界及罗马祝福。
27 原为《圣经》中的话，见《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九节。
28 一个可爱的匈牙利人，山陀尔·泰莱基伯爵，后来曾在意大利当过骑兵团长，有一次跟我谈到佛罗伦萨人庸俗华丽的装饰时，笑道：“您记得莫斯科的赛马和游园会吗？……那是愚昧的，但很有性格：车夫灌饱了酒，歪戴着帽子，马值几千卢布，老爷怡然自得，裹在貂皮大衣里打磕睡。可这儿呢，形容枯槁的伯爵，驾车的马又瘦又小，脚抽搐，鬣毛乱蓬蓬的，那个笨手笨脚的瘦弱的贾可莫（他也是主人的园丁和厨子）坐在驾车座上，拉着缰绳，穿的号衣也不合身，伯爵只得一再求他：‘贾可莫，贾可莫，请你务必保持美好而轩昂的仪表。’”我要求泰莱基伯爵把这些话借给我用一下。——作者注
29 指19世纪初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实行的改革。穆竿默德·阿里本为奥斯曼帝国远征军的军官，后被任命为总督，他在埃及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在原有的封建关系中增加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后来他企图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但在英法等国的干预下，仍未摆脱殖民地的地位。
30 意大利独立后的第一个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出生在都灵（当时皮埃蒙特王国的首都）的卡里尼亚诺宫，1849年起为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1861年当选为意大利国王。
31 意大利王国首相里卡索利于1867年1月向议会提出的这项法案，目的在于保障教会的特权，却用自由做招牌。
32 指比利时的银行家拉格兰德-第蒙索，他是教皇的代理人，企图利用里卡索利的那个法案向意大利政府提供一大笔钱，以保障教会的财产权，这使教会可以大肆掠夺人民，银行家也可获得高额利润，政府又可得到大笔收入。“税吏和罪人”，指富翁，语出《圣经》，因在罗马帝国时期包税商均为富人，又为富不仁，因而与“罪人”并列，见《马太福音》第九章。
33 佩尔西尼（1808—1872），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认为拿破仑三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实质上是一致的。
34 里卡索利的法案在意大利议会遭到了反对，全国各地纷纷提出抗议。里卡索利于1867年2月命令威尼斯地区警察局禁止一切集会，于是议会提出质询，表示对政府不信任。里卡索利于2月13日下令解散了议会。
35 恰尔第尼（1811—1892），意大利将军，撒丁王国军队的总司令。
36 基内（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诗人和哲学家。
37 米什莱（1801—1893），德国哲学家，这里指他的《谈上帝的个性及灵魂不灭》一书。
38 即自由、平等、博爱。
39 指拿破仑三世的政变。
40 指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活动。这时法国国内矛盾重重，无暇他顾，而法国保持中立是普鲁士顺利实现自己的计划的必要条件。
41 莫尔特凯（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1866年制定了对奥地利的作战计划。
42 腓特烈·威廉四世是一个低能的国王，但这时他已死去，由他的兄弟威廉一世任国王。
43 德国一个主要家族，它的各支为德国许多公国的统治者，普鲁士王室即属于勃兰登堡霍亨索伦一支。
44 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第一幕第四场，肯特伯爵对李尔王说：“你的脸上有一种东西，使我必须称你为我的主人。”
45 拿破仑三世为防止意大利的强大，竭力阻挠意大利解放罗马的斗争，并尽量扩大法国的影响。
